凡不吸香烟者，得以其他等价的物品代替。此项款物由华东、中原两军区按所属范围分担。”华野、中野后勤部门立即落实，决定中野所需由豫皖苏分区负责，华野所需由山东购买两批。第一批39万斤猪肉很快在1949年新年时运到，发给各部队。油盐和纸烟也陆续送到，让前线战士在战壕里过了一个愉快的新年。华东局负责调运猪肉80万斤。支前委员会决定分两批收购调运。当鲁中南分区接到第二批征调猪肉40万斤的通知，已是1949年1月中旬。为了完成任务，鲁中南分区决定动员干部统一收购，以免猪肉涨价。他们一面从老百姓家里直接收购，一面到集市上以4斤麦子换1斤猪肉。那些天从城镇到乡村，到处屠宰生猪，收购猪肉。群众宁愿自己春节不吃肉，也要慰劳前线将士。仅用八天时间，鲁中南就完成征购40万斤猪肉的任务，用火车、马车运送到前线。新安镇和徐州的铁路职工看到堆积如山的猪肉，都感叹老区人民的革命热情。[1]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促使解放军的后勤保障水平在短时期内有了明显的提高。淮海战役前期粮食、弹药供应上出现的紧急和混乱状态，使支前干部感到原来的一套已经不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必须学会用先进的交通工具和管理手段完成繁重的运输任务。以铁路运输为例，华野支前干部总结说：“火车、汽车、船只运粮，在战役第二第三阶段，成为运粮之主要工具。以前没有使用过，无经验少常识。干部往往把我们农村习惯了的一套办法经验机械地搬去应用。如韩庄粮站主要是收卸河运粮与装粮上火车，搬运完全是使用三百余民工，有码头车站工人，也不知使用。后使用工人的效率比民工大三倍，还不误事。黄口车站收卸粮食使用工人，最初实行日工制，效率非常低；后改按件计薪的包工制，效率马上增加数倍。”
高克亭：《鲁中南支援淮海战役回忆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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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轮滚滚的支前大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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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高效率必须实行科学管理。“首先是装粮工具于火车运粮之不相称，用小车、小挑运粮，大部是民工自带工具(口袋、席包、篓子等)，后来虽购置不少面袋、麻袋，但都是大小不一、重量不一，每次装卸都得逐袋过秤和除皮，浪费时间，减低效率。如韩庄向徐州运粮时，五天时间还没有卸完一列车，粮食数目最后也没有查清。后改为适应火车运粮的科学办法，即粮食加工之后，按等量定量装袋子，划上斤数，转运起来，按袋折算，免去过秤，不管转运多少回，一劳永逸。在开始装卸火车时，一片混乱，粮食常被人偷走。用了很多干部指挥不了卸车工人，结果影响了工人的装卸速度，彼此埋怨。在不断地向工人学习后改为包装包卸、按件提成后，在效率上大为提高，装卸才有了秩序。”掌握了火车运粮的运输、管理之后，效果是明显的。“济南至徐州750里，一列车即可运200万斤，一晚时间即到。如用小车运输则须6666辆小车(每车300斤)，13332人至少需半个月(每天50里)才能到达。两相比较，其经济节约是明显而惊人的。在战役第二阶段时我们以全力突击抢修铁路，因而增强支前力量，是非常正确的措施。”[1]
5淮海战役支前工作最动人的场面，是几百万推着小车运送粮食的民工大军。从后方到前方，从乡村到城镇，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户户都为支前作贡献。据战后统计：华东、中原、冀鲁豫、华中四个解放区前后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转运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征集担架20万副，
华东支前总结委员会：《关于淮海战役中运河、汽车、火车运粮的总结》。
大小车88万辆，挑子30万副，牲口76万头。总共筹运粮食96000万斤，前方实际用粮43400万斤。战役第三阶段，参战兵力与后方支前民工的比例为1∶9，大大超过战役初期1∶3的概算。民工支前负担最重的是鲁中南地区。根据鲁中南六分区的统计：该区人力动员为49万人(常备民工17万人，临时民工32万人，许多临时勤务尚未计算在内)，占该区总人口300万的16％多。按照以往的战争统计，人民的负担能力一般不超过总人口的12％，即八个人里抽一个民工。去掉年龄和性别差距(老幼、妇女)实际上大多数青壮年的男性都参加了民工队伍。淮海战役对民力的动员，山东已经超过负担能力的最高点。解放战争期间，山东一直是华野的主战场，经历多次战役。每一次都需要老百姓付出巨大的代价。莱芜战役时，贫困的沂蒙山群众就提出“破家支前”的口号。淮海战役是空前大规模的动员，要完成出人出粮出车的任务，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以莒县为例，有自1947年以来常年出民工的，一年负担二三百个工，自己家里土地荒芜，春天挨饿。一个叫杨家圈的穷村子，出了36头驴，支前时死7头，病6头。受到这些损失，上级再动员支前时就出现叫谁去谁不去的现象。出工多的嫌吃亏，出工少的耍滑头。有的家确有困难，有人无车。有的家是有车没粮食。针对这些情况，华东局认真制定政策，既要保证战争需求，又要照顾民工的切身利益。这些政策归纳起来有三条：1.人工合理负担；2.工具合理顶工；3.照顾民工家属和生产。所谓合理负担，就是根据各家实际情况，合理摊派任务。积极分子要带头，但是不能让他们老出工。对有条件出工的，要防止他们找借口不出工。只要公平合理，干部带头轮流去，群众也会跟上出工。对于群众出的车和牲口，要折工计算，损坏要折价赔偿或给
予维修，总之不让出工具牲口的群众吃亏。对出工的家庭，由村里的变工队代替耕田，由耕作到收割一包到底。如果耕作不认真，由村里评议降低工值。这样出工的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实行这三项政策，群众支前的积极性大为提高。莒县一个区原来计划出900辆小车，估计已经到顶。县里让再出200辆，区里召开动员会后，群众又出了500辆车、700条麻袋，超额完成任务。[1]随着战线不断南移，民工也随着部队越走越远。华东支前英雄唐和恩的小车队是模范的典型。他用的一根竹棍，上面刻着他们支前五个月内经过的路线：从家乡山东胶东区的莱东县(今莱阳万第镇)出发，经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直到濉溪口。跨越三省88个城镇和乡村，行程上千里。他们跋山涉水，日夜奔走，自己吃的是高粱米、萝卜干，车上的白面、小米一点不动，留给前线战士们吃。这支小竹棍，拉车时拄着它走路，过河时用它探路，它不仅为支前作出了贡献，还作为历史的见证被收藏在博物馆里。苏北地区小车队支前，正是寒冬腊月。白天有国民党飞机轰炸，民工都是夜里运输。每天太阳落山，一队队的小车就行进在条条公路上。小车上的油灯在漆黑的原野上星星点点，一望无际，非常壮观。华中五区的民工运送一批大米到前方，原来规定的终点是宿迁。到宿迁时部队已经西进，要他们运到睢宁。到睢宁还是没赶上部队，他们又跟到符离集。最后一直到达濉溪口，才将这批大米交到部队手中。这次运粮行程长达700里，民工出来时没想到走那么远，有的没带棉衣，有的鞋走烂了。[2]民工支前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三纵炮兵团与渤海民工团并肩战斗，互相关照。部队和民工住在一个村里，战士们总是让出房子给民工住，自己在露天搭棚子睡。前方作战很难找到饭锅，部
[1][2]华东局支前办事处调研室：《淮海战役人力支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总结》。
陈国栋：《华中人民支援淮海战役》。
队总是让民工先做饭。他们派人给民工讲防空防炮知识，指导民工挖防空壕，避免伤亡。民工没有棉衣穿，部队就将缴获的棉衣送给民工。[1]人民的支援是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中野司令部在《淮海战役中双堆集歼灭战初步总结》中指出：“这次作战中的物质供应，是达到较完满之要求的，无论在粮食弹药的接济与医术救济诸方面，都未感受到意外的特殊困难，这是此次作战胜利的有力保障。没有这种保障，要想取得这次的完满胜利，是不能设想的。”1951年2月陈毅在南京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起淮海战役的胜利时说:“支前民工达500万，遍地是运粮食、运弹药、抬伤员的群众，这是我们真正的优势。人民群众用小车、扁担保证了部队作战。”正如毛泽东所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淮海战役证实了这个真理。
华东局支前办事处调研室：《淮海战役支前民工政治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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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野战军入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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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辽沈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写了《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他指出：“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1]在东北野战军进行辽沈战役期间，华北解放军对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和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集团也发起了攻势。徐向前指挥第1兵团围攻太原。第3兵团举行察绥战役，攻占包头，包围归绥；这些作战配合了东北战场的决战，进一步削弱了华北国民党军的实力。傅作义和阎锡山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在国民党军的几大集团中，华北“剿总”傅作义的情况算是最稳定的。因为华北解放军的力量相对薄弱一些，难以组织大规模的战役。傅作义则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也不轻易出战。当东北、华东、中原各战场打得热火朝天之时，华北则战事不多。傅作义集团60万之众，分布在以北平、天津为中心，北到承德、西到张家口、南到保定、东到唐山的区域内，绥远是他的老基地，由董其武分兵把守。原来傅作义依靠北有卫立煌，西有阎锡山，可以相互呼应支援。现在东北国民党军全军覆没，阎锡山困守孤城，傅作义顿时变得孤立无援，而且形势越来越严峻。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
北平是文化古都，属消费型大城市。城里两百万居民、几十万军人和公教人员、大学生，生存就是一大问题。国统区报纸称华北是个“偏枯”地区，粮食物产都不丰富，而且远离江南国民党统治中心地区。国民党经济危机也影响到华北，百姓生活每况愈下。像清华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朱自清教授因贫病交加去世，陈寅恪教授出卖自己的藏书来换取冬季的取暖
傅作义
煤。学生的伙食团，主食一律改吃混合面。大家都知道日子会越来越苦，学生也学会了囤积粮食。学生自治会发起了“储粮运动”，短时期内就吸收了600个户头，存了两千袋面。家长汇来的金圆券，学生们到黑市换成美元，放在身边，以防不测。享受公费的大学生尚且如此，平民百姓就更不行了。最困难的是那些从东北逃到北平的流亡学生，在临时居所度日如年。由于得不到妥善安置，北平市政府要将他们“集中军训”，实际就是要抓壮丁。东北学生激愤之下，1948年7月5日到市参议会游行请愿，砸了参议会的牌子。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下令208师到场镇压，开枪打死打伤学生三十余人，酿成“七·五”惨案。东北士绅对傅作义大加讨伐，傅作义又赔钱，又赔罪，把陈继承调离，将208师调往唐山，才将众怒平息下去。各地学潮和抗议活动一浪高过一浪，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8月中旬，国民党特别刑事法庭向各大学发出传票，并出动宪兵到各学校抓人，再次激起民愤。8月21日下午，当北平军警来到燕京大学，校方表示不与搜查者合作后，开了大门。陆志韦校长对在场
的学生、教职员和军警们发表了沉痛的讲话：
这样的聚集，在燕大的历史上还是头一回。从前有一回，跟今天的情形有点相像的，那是民国卅年十二月八日上午的聚集。所不同的，那一天来的是仇敌，是日本人，今天来的是我们的同胞。是同胞，将来共患难的日子多着呐!
下午两点多钟的时候，林团长来校，跟我商量搜查的手续。他的态度十分客气，他说是为执行公事来的。各位，我的处境的困难，就不说，你们也能明白了。拘票上传票上的学生，早已不在这儿了。受搜查的全都是跟这件事毫无关系的人。我当然可以用种种推辞把这件事情拖些时候，可是我不愿意借外势，也不愿意求人情，打官话。我并不怕事，我出生入死，是为中华民族经过患难的。我为你们选择了对于你们最少损失的一种方式，就是说开了条件，让宪警进学校来搜查。我要是做错了，我个人负责。我对我的同事负责，特别是对西籍的教职员。因为用民主的眼光来看，今天你们会看见看不惯的事情。我做中国人，只有惭愧。[1]警察虽然进校搜查，但在全校同学和教职员的保护下，他们一无所获。在地下党安排下，一些进步学生脱离学校，投奔了解放区。《观察》有篇报道描述清华的课堂：
教室里的座位愈来愈空了，教授拿着名册叫着：“×××!”“……”“哪里去了?几堂不见上课?”堂下默不作声，相互而笑，仿佛有什么秘密，心照不宣似的。“跑啦!”一句流行的口语，真的不少的人跑啦!这现象其实早在七月大逮捕时便已开始，不过今日更厉害罢了。有的固然由于逼迫，但大半都是为着实现他们的憧憬，他
们的理想，暂时搁下书本而出走的。其中包括不少成绩优异，服务热心的高才生，一位只差几个学分便登“学士”宝座的，也忍耐不住最后五分钟了![1]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10月，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长春和平解放，整个辽沈战役已近尾声。为了摆脱不利的局面，蒋介石、傅作义在北平制定了偷袭石家庄的计划，企图扭转战局。石家庄是1947年11月解放的。从此，石家庄即成为华北解放区的中心城市。1948年5月，中共中央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移驻石家庄西北平山县西柏坡。周恩来说过：“西柏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蒋介石打算像1947年进攻延安那样袭击西柏坡。因为当时人民解放军在石家庄地区的兵力不多，就命令傅作义实施偷袭计划，企图打掉解放军的中枢指挥机构，借以缓和东北和华东的局势。10月23日上午，傅作义在北平的华北“剿总”司令部召集军事会议，调集94军三个师的兵力，外加百余辆汽车，大批炸药，由94军军长郑挺锋指挥，准备27日在保定集结，分三路向石家庄进攻。当这项秘密的军事行动即将实施时，北平地下党得到了情报。《益世报》采访主任刘时平借着职业的便利，经常接触国民党将领。23日晚，他与绥远同乡、骑兵第12旅旅长鄂友三吃饭。酒过三巡后，鄂友三说：“委座下令要老傅明天去端共产党的老窝，这次为兄的要大显身手了，老弟等着瞧吧。”刘时平为之一惊，摸清情况后，当夜赶到《平明日报》社，与采编部主任李炳泉(中共党员)紧急前往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犁那里汇报。崔月犁和地下电台工作人员冒着被特务监听的危险，破例在上午开机，将这份加急情报报告了中共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2]
[1][2]《烽火边沿的清华园》，《观察》第5卷第16期。
张新吾：《傅作义一生》，群众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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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野战军入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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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华北军区安插在傅作义总部里的一个刻蜡板的文书甘霖也看到了偷袭石家庄的书面命令。看完这份文件，他当天秘密搭车到了徐水，从徐水县政府给华北军区打了电话：接电话的华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唐永健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向聂荣臻报告。10月24日晚上，西柏坡大院正在放映露天电影。任弼时和周恩来坐下不久，机要人员送来一份急电，任和周当即回到办公室。这份电报是北平地下党城工部发来的，具体报告了傅作义部队的偷袭计划和北平西直门火车站匆忙运输的情况。周恩来和任弼时立即报告毛泽东，并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联系，核实情况，作出紧急部署。[1]当时的情况确实危急。保定以西只有华北军区第七纵队，这是冀中军区部队组建的，武器装备都不强。主力部队距离最近的是郑维山的第三纵队，正在涿鹿一带作战。保定以南直到石家庄，就只有地方部队和民兵了。这形势真像“空城计”，如果国民党军行动迅速，后果不堪设想。聂荣臻命令三纵向满城方向急行军，五百里山路限三天赶到。命令七纵司令员孙毅、政委林铁在保定以南进行阻击，坚持到三纵到达。如果七纵堵不住，就在正定以北的滹沱河放水抬高水位，还命令各分区、县区领导组织民兵在公路上布雷、破路，组织村村联防，用一切办法迟滞国民党军。这时，毛泽东显示出大智慧。他给傅作义唱了一出《空城计》。自10月25日至31日，他为新华社写了三篇新闻稿，让秘书胡乔木送到广播电台公开播送。第一篇名为《蒋傅匪军妄图突击石家庄》，26日播出。全文如下：
新华社华北二十五日电：确息：当我解放军在华北和全国各战场连获巨大胜利之际，在北平的蒋匪介石和傅匪作义，妄想以突击
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01页。
石家庄，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据前线消息：蒋傅匪首决定集中九十四军三个师及新二军两个师经保定向石家庄进袭，其中九十四军已在涿县定兴间地区开始出动。消息又称：该匪部配有汽车，并带炸药，准备进行破坏。但是蒋傅匪首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敢于冒险的匪军。[1]这是要告诉蒋介石、傅作义，他们突袭石家庄的计划中共中央已经知道了，并已作好了一切准备。第二天早晨傅作义看到秘书为他抄录的新华社电讯，大吃一惊。兵力尚未集结，人家就全都知道了。军事机密不保，偷袭又岂能成功?!傅作义拿起电话找秘书长王克俊：“德明，昨天夜里中共方面广播了我们的‘援晋’行动，你听到了吗?看来不妙，人家既然了如指掌，就会有所准备，我们的行动，将难以成功。你要通知郑挺锋，一切行动要谨慎小心，不要中了共军的埋伏……”这天郑挺锋正在保定集结部队，部下看到从石家庄乘火车过来的商人手里拿着《号外》，知道他们的计划已经泄密，郑挺锋等大骂司令部里共产党太多，估计此行成功的可能性已不大了。[2]虽然毛泽东公开表示不怕国民党军偷袭，但必要的防范措施还得抓紧。在周恩来、任弼时的指挥下，中央机关作好了疏散准备。同时命令驻石家庄的华北局机关和所属单位，紧急撤离到安全地带。在正定城里的华北大学接到通知，高级知识分子和科研人员要撤退到邢台的华北大学原驻地。用解放区的习惯用语，叫“逃情况”。通知说：大家的日常生活用具和书籍，暂留原地不动，由留守人员保管。大家都轻装转移。历史学家赵俪生教授夫妇和成仿吾副校长、何干之夫妇同乘一辆大马车，经元氏、高邑、赞皇，走了几天，才
[1][2]袁德金：《华北解放战争纪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35页。
由竹生：《偷袭石家庄经过》，《平津战役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
到达邢台。在那里安顿下来。日子过得轻松悠闲，感觉不到什么战争气氛。两个月后再返回正定时，北平都快解放了。[1]转移最艰难的是石家庄国际和平医院。这是华北军区建设的第一个现代化医院，10月24日举行开院典礼。大家高兴地一起会餐、看电影。电影刚演完，华北军区滕代远副司令员突然到来，马上召集党委会说，驻保定的敌人准备奔袭石家庄。医院明天就要往衡水备战转移，已与铁路局联系好，明天中午医院全体伤病员必须上车运走。这真是意外而又紧迫的任务。事关重大，院长李新农立即召集干部，连夜布置。派人到附近农村要大车，装运伤病员。各科的技术装备，能够携带的重要装备装箱运走，笨重的分别坚壁清野。简单布置之后就开始行动了。幸亏大家都有战争经验，不用多说，都懂得任务的严重性和时间的紧迫性，于是彻夜奋战，赶快收拾，很多医疗设备刚刚搬来，还未完全装好，现在又突然拆下装箱搬运，真是忙上加忙、乱上加乱。派出去找大车的人，大部分空手而归，因为当时石家庄全市各机关都要搬家，各村的大车都被征用了，只好自己再想办法。医院原有两辆大车和10副正规担架，远不够使用，于是自己动手，拆门板，绑担架，用以抬重伤员，轻伤员则或是自己走，或是各病房的医护人员背、扶而行。铁路局在极困难的条件下，设法为医院腾出几节车皮，使伤员乘火车安全转移。行动仓促，重伤员只能躺在稻草上。但是经过战争考验的人有极强的适应能力，没有人叫苦发牢骚，全院在互相帮助和体谅中完成了转移。[2]10月28日，在保定集结的国民党军开始南进。因为知道走漏了消息，解放区已有准备，郑挺锋等指挥部队小心翼翼地前进，行动缓慢。29日左翼鄂友三的骑兵进到正定以北的唐河，刚要进村宿营，突然遭到七纵和地方部队的猛烈袭击。经过一番激战，国民党军骑兵被迫北撤。步兵在行军途中几次踩上地雷，迫使他们边探雷
[1][2]赵俪生：《蓠槿堂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
李新农：《书生革命》，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边前进，行动更加迟缓。从10月26日下午，郑维山率领三纵开始急行军。他们翻山越岭，日行百里，途中不顾疲劳，一再轻装，向望都急进。当他们按时赶到望都时，聂荣臻司令员告诉他们国民党军已经南进，要三纵赶到沙河与七纵会合。三纵没有休息，连夜上路，终于在31日凌晨赶到沙河的指定地域。傅作义得知解放军主力已经赶到，怕部队遭到夹击，连忙下令郑挺锋等撤回保定。偷袭石家庄的计划就这样失败了。
2经历这一场有惊无险的较量，毛泽东决心尽快解决傅作义集团。在年初，毛泽东提出先东北后华北的战略构想。东北解放后，华北就成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考虑的中心问题。主要目标是消灭傅作义和阎锡山集团，解放北平、天津和太原等大城市。毛泽东原来的方案是先阎后傅。先取归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继取太原。绥远、山西解放后，集中华北和东北野战军主力，解决傅作义集团。辽沈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休整一个月，再入关攻击平津地区。10月31日毛泽东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中指出：
东北主力除四纵、十一纵等部即行南下外，其余在沈营线战斗结束后，应休整一个月左右，约于十二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准备于战争第三年的下半年即明年一月至六月期间，协同华北力量歼灭傅作义主力，夺取平津及北宁、平绥、平承、平
保各线，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以便于战争第四年的第一季即明年秋季，即有可能以主力向长江流域出动，并使政治协商会议能于明年夏季在北平开会。[1]毛泽东的计划本来是比较从容的，但形势的发展比毛的预料还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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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野战军入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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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东北野战军开始休整时，华野和中野打响了淮海战役。蒋介石鉴于东北国民党军灭亡的教训，与傅作义加紧商讨华北是撤还是守的问题。辽沈战役后，蒋介石一方面承认东北的失败，另一方面又认为，“东北军事虽然失利，但在关内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基础丝毫没有动摇。与共匪实力比较，仍然居于优势”。“东北战事虽告失利，但共匪主力尚难遽予华北局势直接威胁。”傅作义虽然意识到，“东北不保，华北亦难独存”。但他自恃还有相当强的实力，解放军一时对他还无可奈何。他说：“日前局势严重，但其严重程度还不至于威胁华北的生存。”由于蒋介石与傅作义对华北战局的估计尚存有幻想，加上蒋、傅之间的矛盾，在华北作战方针问题上，又陷于或撤或守的两难之中。傅作义对平津退守问题是早就有考虑的。他就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不久，即去太原与阎锡山商量。阎作为傅作义的老上司，纵论华北形势后，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筑坚强碉堡1万个至2万个，密布于唐山至塘沽及天津一线，以阻止东北林彪部进关；中策是退守北平，守张家口至包头一线，与山西形成犄角之势；下策才是坚守北平。在东北局面未逆转之前，傅作义基于华北的兵力优势，采取了“以机动战术保北平”的方针。即以北平为中心，以平津保三角地区为作战重点，在北宁、平绥、平保各线往返机动作战。辽沈战役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56页。
开始后，傅作义感到华北面临危机了，平津退守问题务必尽快定夺，即指示参谋部速拟行动方案。参谋部提出三个方案：一、适时放弃热、察、冀，将全军转至绥远省境附近，以便控制西北，休养生息，便于尔后作战；二、适时放弃承德、张家口、保定各大城市，以一部兵力暂时控制北平，将主力集中于天津、塘沽而坚守之，确保华北的滩头阵地，以便尔后行动自如；三、必要时将原来察、绥军转退绥远，将中央军集中于天津、塘沽，分别守备该地区，以便尔后运动。傅作义征求各兵团司令官和军长们的意见，他们比较倾向于第二案。傅作义不愿意撤往江南，因为傅作义的根据地在绥远，其嫡系部队绝大部分是绥远人，故土难离。傅作义深知蒋的为人与秉性，也不愿退到江南依附于他。所以，傅作义采取了坚守平津张的决策。从11月中旬起，他调整部署，主动放弃承德、保定，将部队沿唐山、张家口、天津一线展开。利用铁路、公路的便利交通，形成呼应之势，确保平津安全。在部队分布上，傅系部队摆在北平以西，国民党中央军摆在北平以东。其目的是：先让蒋的嫡系部队去抵挡林彪，挡不住就让他们从塘沽南逃。自己的部队保存实力，不行就西撤绥远。[1]就在蒋、傅研究对策，调整部署时，徐向前、周士第正指挥华北第1兵团围攻太原。太原是阎锡山的老巢，城防坚固，一时攻不下来。徐向前向中央建议增兵，以打破僵局。中央军委认真地分析了华北形势，认为应该同意徐向前的要求。这样，“可助徐、周攻下太原，并使徐、周早日南下接替刘、邓在中原的任务，以利刘、邓明年渡江”。毛泽东还估计，在解放军攻太原时，傅作义“可能按兵不动”，也有可能乘我华北兵力较空虚之际，“再度进扰石家庄”。果真如此，对我攻克太原并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张、保地区是有利的。
王道平等：《震撼世界的大决战》，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70页。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1月15日致电中央军委，建议“暂不攻太原”。他们认为，淮海战役发起后，徐州国民党军已处于一片混乱状态。“在我刘(伯承)陈(毅)大军的进攻下，该处敌人已有迅速被歼和瓦解的可能。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必更加企图将傅作义及其所属之中央军调至南方增防和避免在平津地域遭受歼灭。而傅作义则为了保存自己，可能企图向西逃回绥远，使东北我军入关将会扑空，不能发挥歼敌作用。”为避免这种可能情况的发生，建议除华北第3兵团暂不攻归绥外，华北第1、第2兵团目前“亦可暂不攻太原，而集中力量迅速包围保定或张家口(除留一部监视太原外)，在这两处中何处敌人较多可能达到包围的目的，则包围何处，切断其与北平的联络。对所包围之敌，采取围而不攻的办法，以达到拖住敌人的目的。使傅作义及其所属之中央军，既不能撒手南下，亦不能撤退绥远，亦不能集中兵力守天津或守北平”。等到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与华北部队会合，全歼傅作义集团。至于太原，“在我军歼灭傅作义及其所属之中央军后，届时可随时轻易拿下。故太原之敌横直可歼灭的，并可有意留在打了平津之后作为无仗可打时的目标”。[1]林罗刘的建议立即为毛泽东采纳。16日，毛泽东致电太原前线的徐向前、周士第，建议推迟攻击太原。但是毛泽东认为，撤围归绥、缓攻太原，这一系列欲擒故纵，以退求进的做法，只能在心理上起减轻傅作义迅速决定逃跑的作用，如果傅作义主动放弃平津，华北部队难以阻止其逃跑，这是毛泽东最不放心的。毛泽东认为，华北的第2、第3兵团集结在一起，可以阻止傅作义嫡系部队向绥远撤退，但不能阻止蒋、傅两系部队向海上撤退。淮海战役打响后，对华北国民党军震动极大。他们很可能迅速作出决策，如果向江南撤退，将会给以后的解放战争造成重大困难。因此，东北野战军主力需要尽快入关，切断国民党军从海上南撤的道路，与傅作义决战。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平津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页。
3原来毛泽东计划让东北野战军休整到1949年1月再入关，没想到战争进程是如此之快，只能让林彪结束休整，提前入关了。11月6日，毛泽东致电林罗刘，提出“傅部主力均在北平附近。我们曾考虑你们主力早日入关，包围津沽、唐山，在包围姿态下进行休整，则敌无从从海上逃跑。请你们考虑，你们究以早日入关为好，还是在东北完成休整计划然后入关为好。”[1]林罗刘次日复电，表示“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困难”。一是东北解放后部队思想发生很大波动，东北籍战士怕离开家乡，怕走路太远，某些干部已开始滋长享受情绪;二是新兵与俘虏战士的补充还未就绪，争取工作也要相当时间，否则逃亡减员会更为严重；三是部队冬装(大衣、棉帽、棉鞋)尚未发下。他们认为要解决部队思想问题，解决实际困难，都需要时间，而且各纵队的指挥员“均提出要求延长休整时间”。对于东北野战军大战后的实际困难，毛泽东、周恩来是完全理解的。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淮海战役已进入紧张时刻，华北国民党军有迅速撤退可能，必须予以阻止。否则就会丧失时机，犯最大的错误。基于战略上的需要，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18日电令林罗刘：“望你们立即令各纵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望你们在发出出发命令后，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19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报告中央：“我们决遵来电于22日出发。”傅作义当然会预见到林彪大军入关这步棋。为了争取主动，他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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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野战军入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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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与中共中央对等谈判，用和平方式解决华北问题。11月下旬，他通过关系，委托毛泽东的同乡符定一去石家庄，试探中共的口气。傅来谈判，毛泽东表示欢迎。但在没有分出胜负之前，共产党是不会与傅作义进行和平谈判的。谈判不过是稳住他的一个策略。11月26日毛泽东在给林罗刘的电报中说：
所谓傅作义反正问题是傅之策士侯某与李济深代表彭泽湘谈的，彭有信托符定一带来给毛，据符面谈，在大势上看，傅无出路，有与中共谈和保存实力可能。惟傅本人尚未与彭泽湘见面，据说傅称一见面就要行动，我们已用聂荣臻名义致信彭泽湘表示欢迎傅派代表来石家庄谈判，同时由聂找一傅部俘虏军官，数日内派往北平见傅谈此问题。这些做法都是为了稳定傅不走，以便解决傅蒋两系夺取平津，不是真想与傅谈和。因为不解决傅部，即使占领平津也是不稳固的。但在尚未解决蒋系以前，假如傅真愿谈判我们应当和他谈判，以便分化傅蒋，首先解决蒋系，但不给傅以任何政治上的借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计划。同时我们也准备第二个计划，即在有某种确定需要时真正允许傅作义反正，但现时不作此项实际决定。[1]从23日开始，东北野战军开始了进关的大进军。10个步兵纵队和特种兵纵队70余万人，火炮1000门，坦克100辆，装甲车130辆，随军民工15万人告别战斗过的东北，踏上了新的征程。浩浩荡荡、绵延不断的炮车人马，在黄尘滚滚中一路开进。三纵副政委刘西元回忆：“夕阳西下，晚霞如火。我和纵队几位领导同志站在大路旁，深情地注视着眼前那动人的场面。只见通往关内的一条条山路上，到处是满载物资的汽车、马车，威风凛凛的火炮，全副武装、步伐矫健的战士，赶着大车、挑着担子的民工，一眼望不到头。那
《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页。
川流不息的行军队伍，似滚滚铁流向前奔腾。”当东北野战军的先头部队已在平古线上打响的时候，它的后尾还在沈阳。为了不使蒋介石、傅作义过早发现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行动，达到出其不意的目的，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伪装措施。他要求部队夜行晓宿，不走山海关，而走热河境内经冷口、喜峰口出冀东。他还要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电台在今后两星期内，多发沈阳、锦州各地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他指示林罗刘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于走后一星期左右在沈阳报纸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彪还在沈阳的新闻，由新华社广播。他还命令沈阳附近的部队推迟出发时间。这一系列的伪装措施，还真的迷惑了国民党。30日，林罗刘乘火车由沈阳出发，到锦州后改乘汽车，经义县、朝阳、建平、平泉、宽城，从喜峰口入关，12月7日到达了蓟县南的孟家楼村。这时，国民党空军终于发现了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的行动，已无密可保。林彪当机立断，命令各部队改为白天急行军，日夜兼程。由沈阳出发的三个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取捷径，由山海关向冀东猛进。事后他向中央军委报告：“由于山海关以北地区及平泉至遵化这条路上人烟稀少，所过部队太多，同时，我们大量部队已经长途行军南下，每日每夜均有敌机侦察轰炸，已无秘密可言。昨已令我最后三个纵队经山海关入关。”东北野战军像洪流一样涌进了山海关，极大地震动了傅作义。华北国统区惊呼：“东北虎”入关了！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拉开了平津战役的序幕。这个战役怎么打，中央军委与东北野战军领导人电报往来，认真磋商。傅作义集团的部署是个长蛇阵，蛇头在唐山、天津，蛇腹是北平，蛇尾在张家口。11月18日，中央军委给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命令中规定，第一步目标是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国民党军，重点是防止津、
塘、唐地区的国民党5个军从海上逃跑。只要抓住了这一地区的敌人，就达成了抑留傅作义集团在华北的主要目的。俗话说，打蛇先打头。林彪主张先打唐山，但毛泽东认为不够妥当。因为在没有将傅作义集团的退路尤其是海上退路切断，在东北野战军主力距离唐山、天津尚远的情况下，先以一部兵力去打唐山，无异于打草惊蛇，会促使“敌以中央系在北平附近各军甚至加傅军一部或大部或全部进至津、塘、唐线，而以主力位于塘沽，则可以接出唐山之敌，并完成从海路撤退的准备，我军入关很难歼灭该敌”。所以，毛泽东
认为平津战役应首先从西线开始，即歼灭北平、张家口一线之敌，包围张家口。因为绥远是傅作义的根据地，平绥路是他从平、津地区退守绥远的惟一交通线，张家口是其军事基地，它西连绥远，东接平、津，在东北野战军尚未到达平、津、唐地区之前，从这一线开刀，傅作义势必由平、津地区增援张家口，确保该线畅通。这就是先揪蛇尾，迫蛇回头的打法。傅作义要保护与绥远老巢的联系，就来不及从海上逃跑。西线的攻击可以掩护东北野战军主力在平津地区的展开和分割包围行动，到时候傅作义部队既不能东逃，也不能西窜，就达到了解放军的战略目标。后来的战役进程表明，从西线打起，是一着绝妙的好棋！[1]为了稳住傅作义集团，完成战役的部署，毛泽东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加速向平津地区推进。在两个星期内，对张家口、新保安之敌围而不打。以便吸引平津国民党军，不好下从海上逃走的决心。对平津、通县等地之敌则是隔而不围，隔断傅作义诸部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以待部署完成后各个歼灭。遵照上述指示，东北野战军于12日开始行动，第三、第四、第五、第十一纵队和华北军区第七纵队分别由顺义、怀来和涿县地区出发，至17日先后占领海淀、门头沟、南口、通县、南苑等地，完成对北平的包围。第一、第六、第十纵队由蓟县地区南下，至20日先后进抵宝坻附近和廊坊等地，隔断了平津之间的联系。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则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并隔断了津塘联系。至此，华北和东北人民解放军在东起乐亭，西至张家口的600公里战线上，完全封闭了傅作义集团西逃和南逃的道路，将其分割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五个地区，傅作义集团从“惊弓之鸟”变成了“笼中之鸟”。战役第一阶段的目的顺利达到。[2]12月16日左右，北平国民党军总部得到惊人的情报，已在颐
[1][2]王道平等：《震撼世界的大决战》，第216页。
胡哲峰、于化民：《毛泽东与林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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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野战军入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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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园附近发现东北野战军的前锋部队。傅作义怕解放军从西山插过来袭击他的司令部，便紧急决定总部立即撤入北平城内。这次是轮到傅作义的部队“逃情况”了，北平城里城外所有能动用的汽车，都开到了公主坟。大家你争我夺抢着上车，乱成一团。大官的家属住城里，不用着急；狼狈的是那些小官的家属。她们住集体宿舍，突然通知搬家，车子一来，大人喊小孩哭，好像大难临头。由于仓皇撤离，笨重东西几乎全扔了。就是警卫部队，除了武器弹药随身带，所有粮秣被服全丢了。当晚，解放军就进占了公主坟。傅作义总部撤入北平城里，在中南海原国民党北平行辕办公。但是几百家属却无法安置。大杂院里人满为患，深宅大院虽然空房很多，但多是阔人的府第，不让住。军官们拖儿带女到处乱碰，大街小巷行李乱堆，吵吵嚷嚷，一片混乱。傅作义军队进入北平城内以后，首先要加强城防工事。北平城郊没有坚固的永久性工事，除了古老的城墙外，可以说无险可守。为了扫清射界，总部勒令将紧靠城墙附近的房屋全部拆除，引起城外居民的强烈反对。起初答应折价赔偿损失，或战事结束重新修盖，均遭居民拒绝；后来干脆施用武力，强制拆除，引起百姓的极大愤慨。西直门外居民自动组织起来把守家门，坚决抵抗，引起冲突，还有死伤的。最难解决的是给养问题。此时北平内外隔绝，二百多万军民，每天要吃要喝。百姓买不到粮食、蔬菜、煤炭，贫苦市民眼看处于绝境。每天各城门拥挤着大批市民，要求出城。当局最初一律不准出城，后来看到如不让出城，不仅粮、菜、煤的问题不能解决，城内治安亦成严重问题。最后确定只许出不许进。部分居民固然可以用这个办法解决，军队补给就成了大问题。几十万军队只好靠空运解决。起初南苑机场可以使用，自解放军合围后，南苑机场已被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