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的蒋夫人，她跑去医院找马歇尔，作了两次长谈。内容还没有发表，ABC广播电台报告说：马歇尔态度之傲慢，如若接见德国和日本的人民代表。WBC电台幽默地报告说：杜鲁门这几天正忙于重新安排美国的宝藏，让勇敢的蒋夫人找不着美国的金银何在。
宋美龄访美的失败传达了一个信息，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不再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内议论纷纷，司徒雷登感到应该表明立场了。蒋介石12月13日派张群约见司徒雷登，想打听一下美国政府的态度。司徒雷登直言不讳地告诉张群，大多数美国人确实认为，“广大人民群众感到蒋委员长是结束战争的主要障碍，应该削除他的权位。而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要求是美国制定政策的主要因素”。12月17日，司徒雷登又对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表示：“如果劝告总统放弃他的紧急权力，并将更多权力委托给行政院，那对于总统是有好处的。要是这样过于难堪的话，则将权力委托给一个他所信任的而能真正地代表或至少是表达人民的意志的一小群人。”[1]美国政府摊牌了，要蒋介石下台。没有美国的援助，国民党的战争也打不下去了。12月31日晚，蒋介石召集李宗仁、白崇禧、孙科等开会，多数人认为蒋应当下野，把权力移交给李宗仁。在国民党内反对派和美国政府的双重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在1949年1月宣布下野。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承认“戡乱”的失败，转而呼吁和平。他表示：“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中正毕生革命，只知为国效忠，为民服务，实行三民主义，从而履行一革命者之神圣任务。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2]为了表示“诚意”，1月4日，蒋介石来到李宗仁的官邸，宣称自己要引退，请李出面与共产党谈判。李宗仁坚决推辞说：“现在
的局面，你尚且干不了，我如何能顶得起?!”蒋说：“共产党绝不同我讲和。你出来，最低限度可以变一变。”李说：“我出来，共产党一定要我无条件投降!”蒋说：“你谈谈看，我做你后盾!我做你后盾!”第二天，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就找到李宗仁，说:“美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巴大维将军闻悉蒋总统有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的计划，巴大维为此事曾与司徒大使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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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革命进行到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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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大使愿知道李将军的意思。”傅氏的话使李大为吃惊，美国大使馆的情报远比他灵通。原来蒋介石要李宗仁在前台当替死鬼，自己已经在安排后路了。[1]那些天，南京政府的“和谈”之声高唱入云，一些“第三方人士”也随声附和。继张申府的《呼吁和平》之后，1949年2月12日，梁漱溟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表示：“好战者今天既不存在，内战不应该再有。任何问题要用政治方式解决，不要用武力。”他“郑重请求中国共产党，你们必须容许一切异己者之存在”。他“承认今日国内腐恶势力仍然遍处都是，终须加以铲除。但武力却用到今天这样恰好，不可再用”。他表示：“我对于中共之滥用武力，却一直是不赞成。”他援引1938年1月在延安对毛泽东讲过的话，指出中共“过去最大错误”：
一是(民国)十六七年北伐时，革命军的武力不知小过那时全国军阀的武力多少倍，而北伐卒能成功。这成功全是在政治上适合当时大势需要，并非成功于军事。对照来看，过去十年间(1927—1937)共产党革命之无成，甚且党命几乎不保，即证之其在政治上失败了——政治路线错误。若在政治上是适合时势需要的话，那配合你们的军事早当成功了。
又一是自抗战前夕到现在(指谈话时)，共产党博得国内大多数
的同情拥护和期待，声光出于各党之上。试问这何尝靠武力得来，只为倡导团结抗日，放弃了对内斗争，适合人心要求，政治路线上走对了，所以就成功。对照来看，则过去十年之劳而无功，仅恃军事维持一条党命者，显然是政治路线不对可知。
2面对这些言论，共产党人如何应对?毛泽东胸有成竹，于1949年1月1日发表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开门见山地宣告：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毛泽东回顾了人民解放战争走过的曲折路程，总结了1948年战争的特点：
战争在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已经消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军的人民解放军，在南线和北线都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国民党方面则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人民解放军不但在东北、山东和陕北都恢复了绝大部分的失地，而且把战线伸到了长江和渭水以北的国民党统治区。同时，在攻克石家庄、运城、四平、洛阳、宜川、宝鸡、潍县、临汾、开封等城市的作战中学会了攻坚战术。人民解放军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军是没有飞机和坦克的，但是自从人民解放军形成了超过国民党军的炮兵和工兵以后，国民党的防御体系，连同他的飞机和坦克就
显得渺小了。人民解放军已经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战争第三年的头半年(一九四八年七月至十二月)发生了另一个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人民解放军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成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的强大精锐兵团。
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同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
毛泽东笔锋一转，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和平”阴谋，表示了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信心。他写道：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
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为了说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必要性，毛泽东生动地引用了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
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毛泽东豪迈地宣布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的任务：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
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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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革命进行到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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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
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1]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揭露了南京政府和美国方面的“和谈”阴谋，澄清了民主人士的模糊观念，鼓舞了战斗中的中共党员、解放军官兵和广大群众。在另一个意义上，也是说给斯大林听的。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由于过高估计美国直接卷入中国内战的可能和危险，过低估计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主张在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下实现中国的统一，不赞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推翻国民党的武装斗争。斯大林直接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要中共不要反对蒋介石，不要打内战，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这种立场当然给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带来了困难。在得不到苏联任何援助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领导解放区军民粉碎了蒋介石的进攻。1947年中共中央撤离延安之前，毛泽东曾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谈话，要她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战争的真实情况介绍给各国共产党。斯特朗到了苏联后，却发现苏联人都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斯特朗一有机会，就向苏联人宣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但是很少有人相信她的话。她丈夫前妻的女儿也说中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2—1379页。
共“已经失败了”。并且说，“他们不会战胜的。他们没有工业，没有无产阶级”。[1]毛泽东一直希望有机会向斯大林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求得苏联的支持。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几次提出访问苏联，都被斯大林拒绝。1948年4月，毛泽东到达河北阜平县城南庄，打算亲自访问苏联，就解放战争胜利后的一些重大问题同斯大林商量。他对秘书叶子龙说：“太阳出来了。我要与斯大林同志谈谈东方日出的问题。”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当电询斯大林的意见时，斯大林认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处在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作战的岗位。同时也考虑到安全问题，再次谢绝了毛泽东的要求。毛泽东把电报扔在桌上，说：“随他去吧。”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12月，毛泽东才踏上了访问苏联的路程。在火车上他看到一轮初升的红日，若有所思地说：“这个太阳在延安没看到，在西柏坡也没看到呢。”[2]毛泽东憋了一口气，他要让斯大林看看，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凭着自己的力量，凭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信念，打败了美式飞机大炮武装的国民党军队，建立了一个新中国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是战斗的号令。几天之后，淮海战役发起最后的总攻，彻底消灭了杜聿明集团。傅作义还打算固守天津。他指示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你们打好仗，就好办，要能打才能和。”1月13日他派邓宝珊与林、罗、聂谈判，再次提出解放军让出南苑机场和成立联合政府等条件，遭到林彪、聂荣臻的严词拒绝。邓宝珊问：“你们要打天津了?”林彪说：“是，我们已经下达命令了。”邓宝珊问：“你们打天津准备打几天?”
[1][2]《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录》，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4页。
《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页。
林彪说：“三天。”邓宝珊笑着说：“恐怕30天你们也打不下来。”傅作义、邓宝珊根本不会想到，林彪给部队下达的命令是30个小时拿下天津。1月14日，东北野战军主力以排山倒海之势总攻天津，陈长捷还没来得及组织有效的抵抗，就当了俘虏。天津战役仅用了29个小时。在解放军强大威力震慑下，傅作义终于接受了和平改编的方案。人民解放军整齐列队，从前门大街进入北平，群众夹道欢呼，古都北平和平解放了。[1]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2]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了。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把红旗插在“总统府”上。南京政府如鸟兽散，李宗仁逃到广州，蒋介石则乘军舰逃往台湾。毛泽东兴奋地写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再次表达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1949年10月1日早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喷薄而出，照耀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人们欢呼万岁之时，人民解放军各部队还在紧张地向西北、西南和东南沿海进军，为扫荡国民党在中国大陆最后的残余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而奋勇作战。
[1][2]苏静：《回忆北平和平谈判》，《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平津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632页。
《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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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引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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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新华通讯社编：《新华社评论集(1945—1950)》，新华通讯社1980年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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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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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卜广恩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金盾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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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茂日记——解放战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9月版。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三联书店1987年版。
叶圣陶：《旅途日记五种》，三联书店2002年版。
二、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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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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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引文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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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纸、刊物
《解放日报》(延安)
《东北日报》(哈尔滨)
《大公报》(天津、上海、香港)
《申报》(上海)
《中央日报》(南京)
《民主》(上海)
《观察》(上海)
《时与文》(上海)
《群众》(香港)
《群众》(中共中央东北局编)
《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香港生活书店1948年版。
四、回忆录、口述历史
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师哲著：《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陈再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
《秦基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
《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
《王世泰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伍修权著：《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陈士榘著：《天翻地覆三年间——解放战争回忆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郑维山著：《从华北到西北》，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薛暮桥著：《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
《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录》，三联书店1982年版。
《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1998年版。
《顾维钧回忆录》第6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
谭云鹤著：《见证历史》，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
李新著：《回望流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
赵俪生著：《蓠槿堂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李新农著：《书生革命》，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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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引文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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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思远著：《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赵荣声著：《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冯友兰著：《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董竹君著：《我的一个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版。
《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谢泳主编：《追寻储安平》，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
(美)舒衡哲著：《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
(美)司徒雷登著：《在华五十年》，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五、综合资料
红旗飘飘编辑部编：《解放战争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战争战略防御·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山东重要战役资料丛书——济南战役》，山东人民出版1988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合编：《辽沈决战》，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辽沈战役纪念馆、《辽沈决战》编审小组合编：《辽沈决战》续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淮海战役》，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平津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辽沈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平津战役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百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解放战争时期北平第二条战线的文化斗争》，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
《文史资料选辑》上海解放三十周年专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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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革命斗争史画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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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传记、年谱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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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李烈主编：《贺龙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朱德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任弼时传》，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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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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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原著：《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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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
杨者圣著：《胡宗南这个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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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德贵著：《季羡林传》，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廖静文著：《徐悲鸿一生》，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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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成斌主编：《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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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引文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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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著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王道平等著：《震撼世界的大决战》，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第2卷，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
袁德金：《西北解放战争纪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袁德金：《华北解放战争纪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胡哲峰、于化民：《毛泽东与林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何晓环等著：《淮海战役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美)邹谠著王宁、周先进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周雨：《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王芝琛、刘自立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
王芝琛：《百年沧桑》，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
韩丁：《翻身》，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0年版。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八、工具书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星火燎原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军事科学院图书馆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姚夫等编：《解放战争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转折年代
——中国的1947年
金冲及著定价：36.00元
本书引用丰富的资料和图片，清晰地描述了1947年在中国大地上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变化的过程，这一巨大变化直接影响并支配着此后中国的走向，成为历史性的转折。作者不仅使用了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资料，更大量采用国民党方面当事人的说法和回忆，并广泛征引当时媒体报道和评论，真实地复原了当年的历史场景。
中国的1948年
——两种命运的决战
刘统著定价：38.00元
1948年是国共决战之年，也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本书以主要篇幅叙述了1948年政治和战争的重大事件，但与以往党史和近代史著作不同的是，作者还通过对当年经济资源、金融体制、政治教育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探讨，透视国共双方实力转换中潜移默化的细节。书中使用了相当分量的历史档案，既有助于揭示问题的复杂性，更使本书增添了史料价值。
三联新刊
咸丰皇帝奕
苦命天子茅海建著定价：24.00元
鸦片战争再研究
天朝的崩溃茅海建著定价：32.00元
晚清的政局与人物
天公不语对枯棋姜鸣著定价：29.80元
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
龙旗飘扬的舰队姜鸣著定价：38.00元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全八卷）
王芸生编著定价：158.00元
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
唤醒中国费约翰著李恭忠李里峰等译
刘平校定价：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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