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84师
（起义）
千佛山
回龙岭
9纵
马鞍山
府
陵沟桥
东
山
西
国161旅
郭庄
国213旅
10纵
长清
河
集
3纵
大涧沟
东泉卢村
王府庄
崔马庄
13纵
国57旅
团
图例
两广纵队三个团
野司警卫团
仲宫镇
解放军行动方向
解放军攻城行动方向
解放军歼敌地区
解放军围困敌军地区
国民党军集结地域
国民党军行动方向
国民党军退却方向
国民党军阻击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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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豫东之战到济南战役（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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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战役
河
渭
1948年9月16日－24日
小
卧牛山
国211旅
国84师
（起义）
千佛山
回龙岭
9纵
马鞍山
府
山
郭庄
国213旅
10纵
长清
集
13纵
国57旅
团
图例
两广纵队三个团
野司警卫团
鲁中南纵队四个团
济南战役地图
9月1日，华野发布《攻济打援政治动员令》，提出响亮的口号：“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华东局在曲阜成立支前委员会，调集冀鲁豫、鲁中、胶东、渤海根据地的五十多万民工，出动数万辆小车、担架，为部队运送维持三个月作战的五千多万斤粮食以及弹药、柴草、蔬菜、麻袋等物资。这样大规模的支前工作，在山东解放区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战役开始前，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王耀武以飞机场为防御重点，集结了五个旅的兵力。华野以原来的兵力部署攻占机场有一定困难。是以西集团为主攻，还是改变计划以东集团为主攻，指挥员意见不一。9月11日，毛泽东指示许世友：“攻城部署应分两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优势兵力攻占西面飞机场，东面不要使用主力，此点甚为重要，并应迅即部署。第二阶段则依战况发展，将主力使用于最利发展之方向，如果东面利于发展，则应使用于东面。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1]
8月下旬，南京国防部判断共军有攻打济南的迹象，命令王耀武加强济南防务，并指示徐州“剿总”在共军攻打济南时，派邱清泉、黄百韬、李弥三个兵团北上增援，与华东野战军决战。遵照南京方面指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飞到济南，与王耀武等商量协同作战的问题。王耀武认为：共军力量强大，要想守住济南，必须调74师或83师来增援，否则没有把握。杜聿明不以为然，说：“如若打起来，只要你们能守住十五天，我指挥的部队一定可以到达济南，为你们解围。”王耀武不相信，说：“增援部队必定受到共军截击，我看十五天绝对到不了济南，所以必须增加防守部队。否则济南守不住，增援部队再多，也无济于事。”王耀武的部下七嘴八舌，都要求增加守城部队，杜聿明遭到众人反对，感到大丢面子，很不高兴地离开济南。因为意见不合，徐州对向济南空运部队一直很不积极。
王耀武见援军迟迟不到，非常着急，15日亲自到南京向蒋介石告急。蒋介石答应王耀武的要求，调74师增援济南，同时指示王耀武：共军的战法是猛打猛冲，只要头几天稳得住，他们的攻势就会受到挫折。已经准备了强大的部队增援济南，如果共军一旦攻济，援军会迅速前进；待援军到达兖州时，济南方面要抽出两个师出击，以南北夹击打败共军。王耀武得了指示，稍觉定心，匆匆飞回济南。就在他回到济南的当天夜里，华野部队就在外围打响了。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1948年9月16日，正值阴历中秋节。月明星稀，秋高气爽。根据攻城指挥部的命令，进攻济南的战斗从午夜时分开始。华野西集团的主攻方向是济南机场，力求尽快切断济南与徐州的联系。王耀武接到郊外守军的告急电话，17日紧急命令总预备队第19旅向机场增援。这时，华野东集团也发起了猛烈进攻。指挥东集团的九纵司令员聂凤智虽然担负的是助攻任务，但他决心积极进攻，打开局面。在向师团下达作战命令时，他把“助攻”改成了“主攻”。师团指挥员纷纷打电话问是不是写错了？聂凤智坚定地说：“不错！”他向大家解释说：助攻不是佯攻，是真攻而不是假打。你能先攻进济南不是更好吗?东面攻得紧，对西线部队的攻击就更有利。[1]九纵25师经过一夜激烈战斗，连续攻克了东郊的茂岭山(今五顶茂岭山)、燕翅山两个国民党军重点守备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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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豫东之战到济南战役（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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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耀武得知倚为屏障的茂岭山、燕翅山失守，大为震惊。一怒之下，命令将丢失茂岭山的朱营长枪毙。17日白天，他一面指挥向茂岭山、燕翅山反扑，又判断解放军主攻方向在东面，紧急调遣守卫机场的预备队增援城东，并将守卫机场的部队收缩至城西的商埠区。两天之内，王耀武把预备队调得东奔西跑，表现出兵力不足和捉襟见肘的窘迫。部下也是怨气十足，参谋长罗辛理被俘后说：“在外围作战上，我们处处都在顾虑机场的得失。假如我们根本没有援兵与粮弹来，把机场作为一个独立守备点也就算了，然而我们在部署上却要坚守这个不能守的地方，因此我们深感飞机场是个累赘，守它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成了我们的包袱。”他还说：“我们原来预计在济南外围至少能坚持七、八天，不料解放军战斗发展太快，茂岭山与燕翅山未怎样打，很快的被占领了。使得预备队过早投入战斗，从而牵制了整个兵力的布置，这是影响战局的主要关键。”[1]
占领飞机场后，华野西集团迅速推进，使防守济南西区的国民党整编第96军吴化文部的阵地，完全孤立和暴露在解放军面前。在此之前，中共地下工作者早已打入吴化文内部，对其进行争取。吴一直犹豫不决，脚踏两只船。当解放军的炮火打到他的阵地上，他才感到已经没有退路。面对强大的军事压力，在解放军联络员的争取之下，吴化文于19日晚率部起义。
争取吴化文部起义，为济南战役打开了一个突破口。谭震林1948年10月9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吴部起义，我即攻入商埠，十纵机动攻入车站，迅速攻至普利门以北，造成了提早攻击外城的有利条件。使整个战役中各个阶段形成连续作战，陷敌无喘息机会，迫敌处在由吴部起义所引起的部署缺陷无法调整的恶劣条件下作战，这也是迅速解决济南的重要条件之一。”
当吴化文部起义的消息传到城里王耀武的司令部时，国民党军内部陷入慌乱之中。王耀武紧急向蒋介石和刘峙发报，请求突围。南京方面很快回电，要王耀武退守旧城，仿照去年陈明仁守四平的办法，死守济南。19日夜里吴化文部移交阵地后，华野三纵、十三纵迅速接近商埠。与国民党军争夺一座又一座大楼。三纵8师师长王吉文身先士卒，督促部队迅速前进，不幸被炮弹击中牺牲。22日拂晓，三纵9师突击“绥靖区”司令部以西的银行大楼。国民党军居高临下猛烈扫射，解放军不顾伤亡，以爆破开路，前赴后继，终于占领了银行大楼。随后，突击部队从两面包围了王耀武的“绥靖区”司令部大楼(原德国领事馆)，国民党军六百多人在这座混凝土三层楼房内拼死顽抗。不断从楼里往外扔手榴弹，战斗中有人伤亡，活着的士兵就把死尸从窗子扔出来。9师把大炮推到楼前抵近射击，
[1]
许世友：《攻克济南》，《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山东重要战役资料丛书——济南战役》，第443页。
突击队在炮火掩护下连续爆破。将大楼里面炸开一个个缺口，后续部队冲进大楼，与国民党军展开逐屋争夺，战斗到黄昏结束。当晚，商埠被解放军完全占领。[1]
20日，济南东郊国民党军放弃黄台山、全福庄、洪家楼等外围阵地，向城里收缩。我军步步紧逼。这时，东郊还有两大据点：一个是历城，一个是千佛山。历城据点位于王舍人庄北，守卫的是保安部队一千五百多人。这些人原来都是伪军和土匪，凭借外壕、碉堡、鹿砦构成的坚固工事，死命顽抗。聂风智得知历城战斗的情况后，指示留下两个团围困历城，主力绕过历城，直接向济南城推进。这时，千佛山还有国民党军一个营把守。是先攻城，还是先攻千佛山?有人担心绕过千佛山直接攻城，可能腹背受敌。聂凤智认为千佛山国民党守军孤立无援，不敢贸然出击。决心置千佛山于不顾，抓紧时机攻击外城。许世友完全同意东兵团的部署。[2]
商埠被解放军占领后，王耀武还有四个旅集结于外城和内城。他判断解放军可能要休整三天才能攻城。为了不给济南城内国民党军调整部署和加强工事的空隙，许世友、谭震林决心连续进攻。22日黄昏，东、西集团同时向济南外城发起攻击。九纵25师进攻东面的永固门。聂凤智调来4辆坦克协同作战。这些坦克是15吨重的美式轻型坦克，鲁南战役中从国民党军快速纵队缴获的，性能良好。王耀武只有12辆日式坦克，还不如解放军的坦克好。当坦克怒吼着向国民党军阵地冲去时，对方目瞪口呆，有的高喊：“别误会!”有的从工事里爬出，调头往城里跑。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战斗，永固门外国民党军工事基本被摧毁，跟进的战士一拥而上冲进城内。西兵团的十纵占领火车站和天桥后，也突破了普利门。十三纵攻占外城西南最坚固的建筑群——红万字会(今山东省博物馆)，盘踞在齐鲁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军解放战争战史》，1952年初稿。
聂凤智：《充满活力的人民军队必胜——回忆解放济南战役》，《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山东重要战役资料丛书——济南战役》，第487页。[1][2]
大学的国民党军被十三纵包围缴械。22日夜，九纵与十三纵会师，攻击外城的战斗仅用了一天。[1]
这时，王耀武只剩下最后一道防线——济南内城。他不断向南京和徐州方面呼救，蒋介石焦急万分，一面严厉督促杜聿明率邱清泉、黄百韬兵团北上，一面命令空军司令周至柔出动空军轰炸。23日白天，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对济南商埠、外城狂轰滥炸，许多民房建筑被炸塌起火，无辜百姓惨遭杀害。这天上午，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在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陪同下飞临济南上空，与王耀武通话。刘峙说：“你们的困难我知道，援军进展很快，几天就可以到济南。你们必须坚守待援。需要什么可以空投。”
国民党的援军在哪里呢？按照杜聿明的计划，他打算在济南作战开始五天后——当共军强攻济南不下，受到重大伤亡，攻势减弱之后再率军北上解围。并以声东击西的办法，扬言从津浦路北上，实际从微山湖以西北上，以邱清泉兵团为先锋，冲开共军防线。但是济南战役刚开始，蒋介石就发觉形势不妙，严令杜聿明迅速北上增援。杜聿明匆忙集结部队，命令邱清泉兵团自商丘北上，黄百韬、李弥兵团自徐州北上。偏偏又赶上阴雨天气，部队前进缓慢，一天只走2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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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豫东之战到济南战役（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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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粟裕指挥下，华野主力在兖州、邹县地区严阵以待，准备打援。邱清泉等得知华野主力集结的消息，深知北上凶多吉少，有意拖延，济南战役结束时，邱清泉兵团才到达城武、曹县一带，未与解放军接触即迅速后撤。有人认为粟裕把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预定的阻援计划实际上没有实施，济南就解放了。粟裕认为：“虽然，在豫东战役中，我军一度攻克当时河南省会开封，但是，济南守城的兵力和构筑的工事，都比开封为强，打这样坚固设防的省会，我们还是第一次。毛泽东同志以攻打临汾费去72天的事实，告诫我们谨慎从事，这是正确的、必要的。尤其是战略决战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攻济能否成功，与战略决战关系很大。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次是战略决战阶段的序幕，必须谨慎从事。在以往攻城失败战例中，有些是正当守敌已经精疲力竭，再经受不住最后一击之际，可是各路援敌已蜂拥而至，我军背后受敌，以致只得被迫撤围，这种‘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事情，决不允许在战略决战即将到来的时刻重演。必须谨慎从事，以最坏情况作根本的出发点。徐州地区的敌人正是慑于我军打援集团兵力强大，才不敢贸然进犯。敌人增援部队不敢前来，正说明军委、毛泽东同志攻济打援方针的正确。”[1]
解放军攻占外城后，连日作战已十分疲劳。许世友决定不给王耀武以喘息之机，连续作战。指示九纵由东南角攻击，十三纵由西南角攻击。九纵担任主攻的是73团，济南内城城墙有14米高，城墙上有三层火力网，东南角城墙上有一坚固建筑物——气象台，是全城的制高点。护城河宽5米，水深2米。大家看了地形，都感觉从这里突破十分困难。可是这里护城河比较窄，便于架桥。一旦登上城墙，占领气象台，就可以控制全城。
23日18时开始炮火准备。一小时后，突击队开始行动。王耀武的主力部队以密集火力封锁和反突击顽强抵抗。前两次攻城都失利了，而且造成73团重大伤亡。聂凤智调整了部署。24日凌晨1时30分，九纵的全部炮火向内城东南角猛轰。73团7连突击队迅速登城。第一突击组刚登上梯子，就受到城上侧面火力的射击，大部伤亡。这时，2班长李永江奋不顾身，率领全班再次登城。云梯比城墙矮了一截，李永江扒住墙砖，飞身跃上城头。占领了气象台，控制了制高点。当7连全部上去后，国民党军开始反击。伤亡过半的7连与数倍的国民党军殊死搏斗。在这千钧一发之际，8连、9连也登上城墙，投入战斗。73团经过三小时的战斗，终于巩固了东南角突破口。[2]
与此同时，十三纵攻击济南内城西南角的坤顺门。37师109团于19时10分登城，首先突破。国民党军实行猛烈的反击，企图封闭突破口。109团大部分牺牲在城墙上。面对不利形势，110团在炮火支援下奋力登城，城墙突破口处到处是牺牲的我军战士和敌军的尸体，他们来不及搬运，踩着尸体向上冲。经过四个小时的战斗，到24日拂晓，37师控制了坤顺门近100米长的城墙，实现了突破。九纵、十三纵像两把尖刀，冲开了王耀武的最后防线，插入了济南内城。[1]
九纵73团和十三纵109团的英勇战斗，为济南战役的最后胜利开辟了道路。战役结束后，73团打得仅剩三个连，109团也是“建制破坏甚大”，十三纵37师师长高锐也在战斗中负伤。为了表彰九纵73团和十三纵109团的功绩，山东兵团首长于1948年10月10日颁布嘉奖令，授予73团“济南第一团”，109团“济南第二团”的光荣称号。建国后济南进行城市改造，拆除了旧城墙。惟独保留了73团战斗过的内城东南角，并在气象台的旧址上建起一座雄伟的建筑。陈毅元帅亲笔题名“解放阁”，以纪念济南战役中的英雄们。
9月24日晨，济南城内的国民党军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王耀武在大明湖的北极阁指挥部里，和各旅的通讯联络都已中断。解放军四个纵队与国民党军展开巷战，向大明湖畔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逼近。眼看大势已去，王耀武把指挥权交代给参谋长罗辛理，自己带领卫兵于11时由北极阁通往城外的坑道向北突围逃跑。
在内城最后的战斗中，面对丧失斗志、慌乱逃窜的国民党军，解放军的政治攻势发挥巨大作用。在战前兵团政治部就指示各纵队，对战斗中俘虏的国民党士兵，要实行“边打边补充”的政策，动员他们就地调转枪口。把俘虏立刻补充进部队，省去了看俘虏的人员，解放军越打人越多，越打士气越旺盛。一个指导员说：“当时补充了一个小伙子，经过简单的教育后，他便告诉我们敌人的警备司令部在哪里，从哪里打合适，里面的兵力布置等，给我们的指挥以很大的便利。”渤海纵队攻入东关后，在围墙外壕捉到一个班的俘虏。这些人原是挖战壕的，战斗打响后国民党军关闭了围墙出口，把这一班人扔在外边不管了。他们只好在散兵坑里躲避两边的炮火，渤海纵队攻上来，他们就缴了枪。解放军马上把这些俘虏补充到各班参加战斗。24日攻进内城后，国民党败兵满街道乱逃。这些刚解放的战士到处喊话，宣传政策。这对瓦解国民党军斗志，迅速解决战斗起到了极大作用。[1]
24日14时，解放军四面包围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在省府地下室的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参谋长罗辛理等绝望之下，派人出来接洽投降。黄昏时，内城战斗结束。城外马鞍山、千佛山的守军也于26日放下武器。历时八天的济南战役结束。
9月22日战斗尚未结束，毛泽东就指示华野首长：“为预先准备在我军攻入城内王耀武率其死党突围而出分路逃窜时全歼该敌勿使漏网起见，你们应在其主要逃路及次要逃路，近距离及远距离布置多层堵击力量。”[2]23日，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命令鲁中、渤海各分区的地方部队、干部、民兵在济南外围的各交通要道布置警戒，搜捕王耀武和外逃的国民党残兵。9月28日早晨，寿光县委机关驻地屯田村民兵刘金光等三人正在值勤，从西边公路上来了两辆大车，车上坐着五男二女。民兵查问他们的来历，说是济南逃难出来的。化名乔坤的王耀武躺在车上装病，用白毛巾盖头，棉被遮身。民兵见他们说话不是济南口音，形迹可疑，便将他们扣留，送到县公安
王耀武被俘局。审讯干事王洪涛挨个盘问，见王耀武脸的上部皮肤很白，很像戴军帽的痕迹，于是认真盘问起来。王耀武自称开饭馆，却说不出饭馆的字号。与其他人的关系，口径也不一致。到下午提审时，王耀武表情恐惧，态度失常，刚问了几句，他就说：“我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干脆就说了实话吧。我是王耀武呀！我要找县长谈谈。”听说捉住了王耀武，张县长马上赶来。王耀武交代：24日中午他从济南北门出城后，在外围的一道工事里隐蔽到天黑。当夜下雨，他们在村子里化装成商人，25日走到周村。在周村雇了大车，27日到益都，当夜赶路想逃往青岛，没想到28日一早就被抓住。此后，王耀武被送到华东局驻地，又转至华东军区高级军官教导团。[1]
济南战役，华野全歼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共84000人，俘虏王耀武等将级军官23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并策动吴化文部20000多人起义。华东野战军在济南战役中伤亡26991人。济南战役后，驻烟台、临沂、菏泽的国民党军先后弃城逃跑，至此，山东境内除青岛外，均获得解放。
济南战役是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第一次攻克有国民党军重兵防守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济南战役的胜利，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动摇了国民党军企图依托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济南战役中，解放军连续作战，在城市攻坚、步炮协同的战术和技术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粟裕在1948年10月4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中指出：济南战役的胜利“证明蒋介石的任何防御，皆挡不住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人民解放军能够攻占任何坚固设防的大城市。人民解放军不仅能够在运动战中，于很短的时间内歼灭大量敌人，而且在攻坚战中，于很短时间内亦能歼灭大量敌人。仅就此次济南战役来说，歼灭敌人的数量就比战争初期全国各战场一个月歼敌的总数还要多”。
[1]
寿光县公安局：《捕获王耀武经过情形》，1948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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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决战前的运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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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到1948年7月底，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重大转折。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的运动战中大量歼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并继续在内线作战，收复失地。经过洛阳、襄樊、晋中、豫东等一系列战役，国民党军由战争初期的430万人下降为365万人，其中用于一线作战的正规军只有174万人，分布于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五个战场，在战略上已处于被动地位。解放军从战争初期的120万人发展到280万人，在正规化建设和技术装备方面也有很大提高，具备了进行大规模运动战、阵地战和城市攻坚的能力。同时，收复与解放土地面积15万平方公里，使解放区面积达到235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700余万，使解放区总人口达1.6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37％。解放和收复县以上城市182座，其中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17座，使解放区的城市达604座。从当时的版图看，华北、华东解放区已连成一片，东北除少数大城市外，绝大部分地区已获得解放。东北解放区的巩固与扩大不仅摆脱了国民党军南北夹击的不利战略态势，并使东北野战军获得了巩固的后方。中原解放区在大别山、皖西、豫西、陕南、桐柏、江汉、江淮(即皖东一带)，创立了七个军区，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使中原地区由原来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西北解放区也在巩固逐渐扩展。这些变化，为解放军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1]1948年9月8日到13日，毛泽东在河北平山西柏坡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历史上称之为“九月会议”。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01页。[1]
“九月会议”是为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而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的动员会。毛泽东在会议上作报告。他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如何消灭国民党军主力?毛泽东算了算账:“第二年的好处是把临汾打开了，徐(向前)兵团变成有战斗力的兵团，许谭兵团加强了，陈粟的情况变了，刘邓已开始壮了，东北虽少打一个仗，但现在壮得厉害。今年还有四个月，再搞三十六个旅是有可能的。”毛泽东在报告中还提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加强经济工作，加强训练干部，准备接管新解放区和大城市，学习工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新中国的雏形，已经在毛泽东的胸中勾画出来了。[1]会议结束不久，华东野战军就发起了济南战役。而东北战场的大会战，则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为什么战略决战首先在东北进行呢?1948年3月，东北野战军攻克四平，结束了冬季攻势后，东北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86％以上的人口获得解放。东北野战军由战争开始时的11万人，发展到100多万人，装备改善，士气旺盛，牢牢地掌握了东北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东北国民党军虽然还有50余万人，但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内，陷于十分孤立的境地。长春与沈阳的铁路交通被切断后，全靠空运补给。卫立煌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后，采取了“固点——连线——扩面”的方针，即第一步收缩兵力固守大据点，第二步在时机成熟后再打通各点之间的联系，第三步扩大占领区，但在解放军的打击下，做到第一步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本谈不上第二步第三步了。这时，摆在东北国民党军面前有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继续固守长春、沈阳、锦州几个据
[1]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4页。
点，一是撤出东北，将数十万“精锐之师”撤入关内。早在这年3月，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即向蒋介石提出撤退东北军队的建议。他分析东北形势后认为，“继续据守被孤立的满洲城市是徒劳无益的”，沈阳和长春两座孤城，“不能永无止境地由空运供给”。因此他坚决敦促蒋介石，利用解放军冬季攻势后休整的机会，“渐进的撤出满洲”。巴大维的建议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案。当东北解放军的冬季攻势正猛的时候，蒋介石心中十分焦虑，他有过作“破釜沉舟”打算，即以积极的行动，从东北撤退，保全东北50万官兵不致成为瓮中之鳖。但当时正要召开“国民大会”的背景和国统区舆论反对放弃东北的压力，使蒋介石不敢作出这样重大的战略退却决定。4月9日，他在国民大会上作施政报告时，还说今天东北的战略，“不必要求作全面的控制，但必须守住几个重要的据点如长春、沈阳和锦州——以象征我们国家力量的存在”。为了空洞的“国家力量的存在”，蒋介石不惜几十万大军困守孤城，陷于被歼的境地。东北将领的态度也制约了蒋介石。4月初他将卫立煌等召到南京商议。蒋介石提出：长春、沈阳交通断绝，单凭空运无法维持，
卫立煌
还是将主力部队撤到锦州，沈阳、长春只留少量部队防守。卫立煌坚决不同意，说部队尚未整训完毕，不可能打到锦州，有中途被消灭的危险。其实卫立煌心里明白，他手里只要有实力，就有地位。大军撤入关内，谁知道结果会怎样？老蒋惯会嫁祸于人，丢了东北，追究起责任来，他卫立煌还不是要当替罪羊?所以卫立煌力陈坚守沈阳、长春的必要性，并向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要了四个师的装备。卫立煌用这些装备补足了四个师，编成两个军。[1]既然卫立煌坚持守东北，蒋也不能不让他守。6月间，他电令锦州守将范汉杰死守锦州至山海关一线，声称：“东北之战略要求在于固守目前态势，使不再失一城一兵，即有利于关内作战。”7月19日，蒋介石在总统官邸召开作战会议，参加者有国防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等人，对东北作出如下决策：“暂取守势，待秋收后作以大吃小之远程奔袭，长春仍固守，北宁路暂不打通。”8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卫立煌提出：维持东北至10月底，以观时局变化，原则上不放弃沈阳。这次会议决定：集中兵力，确保辽东、热河，以巩固华北。半年来在东北弃守上，国民党内部争论不休，迁延时日，而占上风的始终是固守东北。这个错误的战略方针为解放军将国民党军封闭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2]与国民党蒋介石在东北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样，在毛泽东和林彪的面前也有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予以各个歼灭，一是将国民党军赶出东北。关键是将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定在哪个方向，如是前者，就要将作战方向定在北宁线，重点是锦州；如是后者，就要从长春打起，步步推进，迫使国民党军主力向关内撤退。在这两个不同的方案中，毛泽东和作为东北主帅的林彪之间，既有一致，也有分歧。将帅协谋，各抒己见，经过反复交换意见，终于达成共识，在此基础上创造了震撼世界的辽沈决战。1948年2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电报中明确提出了“对我军的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的设想。如何实现这个战略目标，有许多具体的问题要商量。先来看一下当时双方的态势。东北国民党军的情况是: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副总司令廖耀湘率两个兵团、八个军、二十四个师又三个旅约30万人防守沈阳、铁岭、抚顺、本溪、新民。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两个军、六个师又三个旅约10万人防守长春。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一个兵团、四个军、十四个师约15万人防守锦州、山海关、葫芦岛，维持着与关内的铁路和海上交通。林彪、罗荣桓指挥的东北野战军此时已发展到十二个纵队，加上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兵纵队和十七个独立师，共五十三个师，7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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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决战前的运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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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地方部队，总数已过百万。经过冬季攻势后的大练兵运动，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思想觉悟都提高到新的水平。东北野战军从数量到质量都已形成优势，具备了彻底消灭东北国民党军事力量，解放全东北的实力。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局和野战军领导就在考虑何时、何地与国民党军展开战略决战的问题。当时东北已经没有小仗可打，只能在长春、沈阳和锦州这三个地区中选择一个。偏偏卫立煌又采取保存实力，坚守不出的策略，在运动战中歼敌的机会很难找到。这就需要解放军主动出击，打大城市攻坚战。东北局领导人经过反复研究，1948年4月18日联名致电中央，提出先打长春的战略部署。为什么要打长春，而不是锦州或其他地方？林、罗、刘的电报强调了决策的理由和多方面的考虑：
如我军攻锦州，则所遇敌人更较长春强大。如我军等候敌人打通锦、沈线，则不知要等到何时。且即令敌人出来打通，但我主力一向锦、沈线前进时，该敌必自动收缩，使我军扑空。如我军向锦州、唐山之线或冀东、平绥前进时，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到四、五个师兵力守备的城市。且大军进到那些小地区，衣服、弹药、军费皆无法解决。同时东北战士入关，经长途跋涉，士气必降，逃跑必发生。在我主力南下情况下，长春之敌必能乘机撤至沈阳，打通锦、沈线。如我军以小部兵力(如三个纵队)入关，沿途仍不易求小仗打；遇大的战斗(又攻城又打援)则又吃不消。而留在东北的部队既不能打大仗，又无小仗可打，陷于无用武之地。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较好。[1]虽然这个决策与毛泽东2月7日电报的意图不合，但4月22日毛泽东复电东北局领导人，同意先打长春，并准备派华北的杨得志等三个纵队到承德以东地区配合东北的行动。但毛泽东以批评的口气告诉东北局领导人：“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锦榆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有些是实际的困难，在你们打开长春南下作战时会要遇着的。特别在长春万一不能攻克的情况之下要遇着的。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2]1948年5月，东北野战军开始了攻击长春的作战。防守长春的郑洞国为保证飞机场的安全，并尽可能多抢些粮食运回城内。21日派新7军新38师主力和暂61师出西门，由大房身机场向西北方向进攻，占领了小合隆镇。林彪得知长春城内国民党军出动，认为机会来了，立即下令一纵、六纵出发，夺取大房身机场，并切断新7军的退路。5月24日一、六纵队赶到长春西北郊区，干脆利索地全歼守卫机场的国民党军，占领了大房身机场。[1]郑洞国听说大房身机场失守，极为震惊。下令新38师反击，夺回机场。25日中午，新38师师长史说指挥两个团向机场发起进攻。双方酣战之际，一纵主力突然从侧翼杀来，在右翼担任掩护的暂61师当即被冲垮。国民党军招架不住，师部官员都劝史说下令后撤。史说考虑如果自己跑了，前方进攻机场的两个团必遭歼灭。只有硬着头皮顶住，或许还有希望。他喝令炮兵还击，让后卫团跑步前来增援。部下还是想跑，史说又气又急，命令卫士就地打开铺盖，躺在上面怒吼：“我就睡在这里了，看你们哪个要退?!”这才把部下镇住，大家返身抵抗。待后卫部队赶到，史说才收拢部队，匆匆撤回城内。这场恶战，国民党军暂56师约两个团被歼，暂61师也损失了两个营，只有新38师基本保全。粮食没抢着，反而把机场丢了。从此，长春与沈阳之间的空中交通彻底断绝，只能靠空投接济。[2]林彪听取了一纵、六纵关于长春外围战斗的汇报，眉头紧锁。看来长春的国民党军队并非想像的不堪一击，还有相当的战斗力。如果硬攻长春，目前没有绝对把握。他与东北局领导人商量研究，于5月29日给中央军委写了一个报告，建议“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改为对长春以一部分兵力久困长围。准备乘其撤退时在途中追歼该敌，而使我主力转至热南承德、古北口一带作战的方针”。毛泽东看了这份报告，感到林彪反映困难太多，对进攻长春的信心不足。6月1日早晨他给林彪发出一封电报，一口气提了十个问题：对长春是否已展开全力攻击，外围工事是否均已夺取，是否实行了军事民主，你们指挥所在何处等等。最后列举徐向前指挥攻克临汾的战例，说明敌军顽强的防御也不是坚不可摧。6月3日，毛泽东又提出三个问题要林彪回答，中心内容还是能不能攻坚。林彪与罗荣桓、刘亚楼等经过认真的研究，6月5日复电军委，提出了东北野战军行动的三个方案:一是目前即正式进攻长春，但无把握，成功的可能性较小。二是目前以少数兵力围困长春，封锁粮食，主力到北宁线、热河、冀东一带作战，但南下作战可能到处扑空，粮食极为困难，同时长春之敌又可能乘机逃回沈阳，可能造成两头都无战果的结局。三是用二到四个月时间，对长春实行较长期的围城打援，然后攻城的办法。他们的意见认为“目前以采取第三个方案为好”。“估计敌人被困饿到极点时，沈阳敌也有可能被迫增援，因而我们以长春为钓钩就可能求得打运动战的机会。”毛泽东6月7日复电同意了围困长春的方案。但他只是“基本上同意”，并要林彪“主要应从攻城方法方面与打援的兵力配备及作战方法方面着眼”。也就是要他们立足于打，而不是围而不攻。经过一番争论，围困长春的决策算是定了下来。[1]
2光阴如流水，一个多月很快过去了。关内的华东、中原战场打得热火朝天，东北战场静悄悄的没有战事。围困长春两个月了，一时还看不到大的变化，卫立煌守在沈阳死不动窝。这样僵持下去不是办法，7月中旬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常委会，决定放弃先打长春的计划，大军南下作战。7月20日，林、罗、刘向军委报告：“最近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了行动问题，大家均认为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长春。”这符合毛泽东的战略意图，7月22日毛泽东复电林、罗、刘：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亦为你们的作战所证明。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前向南作战的计划。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告知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现在你们已经将注意力移到向南作战方面，研究南面的敌情、地形、粮食等项情况，看出其种种有利的条件，这是很好的和很必要的。并且应向全军指战员首先是干部充分说明这些条件，以鼓励和坚定他们向南进取的意志和坚定他们的决心。[1]虽然林彪同意南下作战，但在总的战略意图上与毛泽东仍有相当的差距。林彪的意图是打辽西走廊北宁线上的几个小城市，但是长春、沈阳、锦州这三大据点怎么打，林彪没有说。1947年四平攻坚战失利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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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决战前的运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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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城市攻坚战斗对部队的损伤太大，林彪打仗一向算计很精，战役打起来他会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去夺取胜利，但在战前的筹划时他总是算计怎样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毛泽东认为，林彪现在有百万之众，武器装备又是最好的，在这关键时刻，必须要给林彪压担子，要他敢于去同东北国民党军决战。毛泽东把南下作战的目标，定在了锦州。7月30日他指示林、罗、刘：
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如果你们不打范汉杰先打傅作义，则卫立煌将以大力集中锦唐线，卫、范协力向西援傅，那时你们可能处于很困难地位。毛泽东的指示使林彪感到为难，他没有理由拒绝毛的指示，但也不愿意直接打锦州。那些天的往来电报，林彪一会儿要求华北兵团先出动，他们才能决定行动时间。一会儿又说华北敌情有变化。8月11日的电报中又说南下大军的粮食没准备好，铁路桥梁又被洪水冲坏，总之一句话：“目前对出动时间，仍是无法肯定。”这下可把毛泽东惹火了，8月12日他起草一封电报，严厉批评林彪：
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而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的原因，最近数日你们一连几次来电均放在敌情上面。你们六日十九时电，虽曾提到粮食问题，但是你们说“如杨成武部出动时间能提早，则我们出动时间亦能提早”。你们八日十七时电，则全未提到粮食问题，但说敌情严重，并作出结论说：“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当着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当将南面敌情看得过于严重，尤其不应当以杨成武部之行动作为你们行动的标准，并且同时即确定了杨成武的行动时间以后，你们却说(相距不到三天)“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而归结到了粮食问题。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该部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使用大力援绥，将杨成武赶走，又回到东边来对付杨罗及你们，如像今年四月那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你们对于杨成武部采取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很不对的。对于北宁线上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你们几次电报看来，亦显得甚为轻率。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1]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很少用这样严厉的口气批评一个野战军的高级指挥员。他与林彪密切的关系，说话可以无所顾忌。但也反映出毛泽东对东北野战军寄予极大的期望。林、罗、刘研究了毛泽东的电报，感到事情严重。为了向毛解释清楚，他们于8月13日给毛泽东发了一份长电，委婉地说明了情况。主要的原因是洪水冲垮了铁路和桥梁，使大军不能按时出动。但他们表示：“只要雨势不继续上涨能逐渐下降，则仍可能做到按时出动。”毛泽东看到林、罗、刘态度明确，心情才平静下来。考虑到这是一场大战，林、罗、刘认为必须亲临前线指挥。8月7日请求中央军委将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机关正式分开，各司其职。14日军委批准他们的报告，林彪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刘亚楼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后方军区机关工作交给高岗、陈云、李富春、伍修权等负责。8月29日，林、罗、刘、谭向各纵队、各师首长下达了战斗动员令：“以部分兵力围困长春，而以最大主力南下，向北宁线前进，以奔袭的动作，坚决歼灭分散于北宁线上守备的各处敌人，切断与摧毁东北敌人与华北的联系，使两处敌人彼此完全陷于绝望的孤立中，并求引出长春之敌突围，而在突围中歼灭该敌，由此求得加速全东北解放之早日到来。”这个仗怎么打，林彪有自己的考虑。他预测解放军进攻北宁线和锦州之后，沈阳的国民党军一定会出来增援。那时候就可以在广阔的辽西平原上与国民党军决战。9月3日他向军委报告了预定的作战计划：以十一纵和热河三个独立师进攻北宁线的昌黎、绥中等地，切断卫立煌集团与傅作义集团的联系，防止华北国民党军北上增援。以三、四、九纵攻打义县，二纵也到北宁线作战。以一、七、八、十四个纵队在新民以西地区，监视和准备打击沈阳西进的国民党军。以五、六纵在长春、沈阳之间，防止长春守军突围。以十二纵和六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从以上部署可以看出，林彪的重点是摆在锦州与沈阳之间的地区，准备消灭沈阳出动的国民党军，而锦州方向反而成了配合作战，反映出林彪不愿倾其全力去打锦州。这与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不一致。9月7日毛泽东给林、罗发出指示，明确提出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他指出：“你们应当使用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一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于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因为锦、榆、唐三点及其附近之敌，互相孤立，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攻锦打援亦较有希望。”毛泽东要林、罗确立两个决心：“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1]经过几个月的反复商讨，毛泽东终于一锤定音，确定先打锦州，与东北国民党军队展开前所未有的大决战。历史实践证明：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在大战之前下这样大的决心，是需要非凡的胆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