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使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了种种变化。他们一面同国民党作斗争，一面在思想上接近共产党。他们自己也经常争论，在作不同的政治选择。
21947年是转折的一年。国民党由强大走向衰败，国统区经济的恶化，迫使人民为自己的生存起来斗争。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就连平日最温和的学者，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奋起抗争了。朱自清教授在《观察》上发表文章说：“狗急跳墙，何况是人！到了现状坏到怎样吃苦还是活不下去的时候，人心浮动，也就是情绪高涨，老百姓本能地不顾一切地起来了，他们要打破现状。他们不知道怎样改变现状，可是一股子劲先打破了它再说，想着打破了总有些希望，这种局势，规模小的叫‘民变’，大的就是‘造反’”。[1]但是知识分子温和的本性，使得他们不会去参与“造反”。吴晗教授这样描述朱自清：“整饬、谨慎、周到、温和、宽容、高度正义感，加上随时随地追求进步，这些德性的综合，构成了佩弦先生的人格。不过，在有的场合，他会告诉你：‘请原谅我，也许是年岁太大的关系，太刺激的文字于我不适宜。你们要斗争是可敬的，不过，我得慢慢的来。’事实上，几年来他确实是在向青年学习，他出席每一次学生主持的文艺座谈会，讨论《李有才板话》、《赵家庄的变迁》、《王贵和李香香》，提出极精到的意见。”[2]从幽雅的《荷塘月色》到山药蛋味的解放区文艺，这位走出象牙塔的学者以自己的方式接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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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三条道路”转向革命的知识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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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朱自清：《论不满现状》，《观察》第3卷第18期，1947年12月27日。
吴晗：《悼朱佩弦先生》，《观察》第5卷第1期，1948年8月28日。
一向以“民间”、“中立”自诩的《大公报》，为了维持生存，从蒋介石宣布“戡乱”起，《大公报》就慎言慎行，社评的语调尽量温和，报道的消息尽量不与《中央日报》差距过大，副刊尽量登一些闲适的散文。惟一可取的，就是还报道一些人民群众在通货膨胀、战争动乱中饥寒交迫、饱受煎熬的见闻，以期使当局看到民众的呼声。《大公报》的这种骑墙态度，受到了激烈的抨击。首先是1947年5月20日南京学生的大规模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游行，遭到军警的镇压。《大公报》轻描淡写的态度引起了储安平的愤慨。他在《观察》的评论中写道：
在这次学潮中，大公报所表现的态度，实在不孚众望。5月20日南京发生了这样壮烈的惨案，这样震动全国而有了强烈政治意义的新闻，大公报还不肯编在第二版要闻中，这是什么编辑态度？同时，像南京5·20惨案这样一个严重的新闻，大公报竟用“首都一不幸事件”这样一个轻描淡写的标题，这是什么编辑技术？至于说到评论，该报5月21日的短评论南京惨案说：“不幸执行禁令者在方法上未能充分体会在上者爱护青年的本心，率至演出惨剧。”全国青年听着：你们同意大公报的话，承认今日在上者还有一点爱护你们这批青年的意思吗？你们承认，当有人用木棍铁棍在你们头上劈打下来，这就是爱护你们的表现吗?在8月19日的社评中，认为学生的请愿为暴力的革命？认为“学生近来的行动”太天真幼稚了，认为“青年人太简单了”，认为学生在请愿中“充分表现其行动的儿戏性”，并且甚至认为今日之学潮，直为“小孩玩火”。我读大公报前后几十年，实在从来没有看到大公报有过这样违反民心的评论。
紧接着的一件事是1947年5月24日，上海警备司令部下令查封《文汇》、《新民》、《联合》三报。查封的罪名是“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1947年2月20日《新民报》上海版副刊“夜光杯”上，刊登了一首《冥国国歌》歌词，作者采用了国民党党歌的词调，借以讽刺国民党政府。这件事令当局暴跳如雷，指令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追究《新民报》的政治责任。这个事件刚刚平息，《新民报》重庆版在3月16日又登出一篇题为《无题》的杂文，说一个国民党军人买了一大篮青菜，不但不照市价给钱，反而肆意辱骂毒打菜贩。于是，文章结论说：“枪就是强权，也就是公理，就能够一意孤行。有枪阶级是何等令人羡慕呀！我要大声疾呼：枪是伟大的！武力至上！强权至上！”结果，文章登出当晚，几卡车全副武装的“士兵代表”就开到报社，割断电话线，包围编辑部，冲入印刷厂，对报社员工进行武力威胁。《新民报》、《文汇报》、《联合晚报》经常发表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言论和新闻报道，被当局查封是早晚的事。三家报纸被封后，激起了舆论界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强烈抗议。而《大公报》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它对三报的被封，没有表示明确的抗议和同情。当年《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回忆：
据解放后所见档案，从那年(1947年)3月以后，新闻界党(国民党)团(三青团)联席会议即讨论和决定，相机查封这三家报纸。拖延到5月，国内局势日益紧张，作为国民党经济、文化的心脏——上海，由于政治上的白色恐怖，经济上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腾，一日数变，激起工潮、学潮之不断发生，此起彼伏，如申九罢工、交大学潮，最后发生复旦大学学生被军警、特务搜捕事件。前去采访的我报记者麦少媚被特务围殴。翌日——5月25日《文汇报》、《联
合晚报》、《新民报》三进步报纸被反动政府封闭。被封前一天的《编者的话》，对市当局提出抗议和质询，是我和宦乡等商酌后执笔的。
过了一天，《大公报》刊出了一个短评，题为《请保障正当舆论》。大意说：“三家报纸已被封闭了。今后希望政府切实保障正当舆论。”这是一支冷箭，射向手脚已被缚住的对手。很明显，它是影射这三家报纸是不正当的舆论。明白说，是“为匪张目”的报纸。这是《大公报》历史上罕见的卑鄙评论。我看了真是又伤心，又痛心。
第一个站出来抗议的是《密勒氏评论报》。它提出“中国今天只有两张真正的民间报，一张是中间偏左的《文汇报》，一张是中间偏右的《大公报》。应彼此扶持、支援，而不应冷眼旁观，更不应投井下石！”第二个起来严正抗议的是《观察》的储安平先生。他以个人署名撰文说：“《大公报》的短评，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太违犯起码的新闻道德了!”[1]《大公报》何以会如此？国民党政府要控制舆论，就要消灭一切不听命于它的报刊。《大公报》为了生存，不得不保持低调。另外还有原因。抗战胜利前夕，《大公报》老板胡政之从国民党中央银行以官价兑换了20万美元，购买设备发展事业。在当时外汇极为困难的时候，这是一笔优惠的巨款。蒋介石是不会白扔钱的，他认为这是政府对《大公报》的“津贴”。[2]吃人家东西嘴软，受人之惠，当然不好意思再骂人家。《大公报》在政治问题上就不敢那么尖锐了，胡政之还参加了南京的“国大”，替蒋介石捧场。但是他心里明白，《大公报》这样下去是自毁招牌。他一生做的最后一件大事，是将20万美元大部分投到香港创办港版《大公报》，在一个言论相对自由的环境开辟新的阵地。
[1][2]《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5页。
王芝琛：《百年沧桑》，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
所以，1948年初，《大公报》在上海学潮、舞潮、工潮的风暴中，表现得相当软弱，不但不支持人民群众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反而高唱“社会需要祥和空气”，这是典型的“小骂大帮忙”。与此同时，又连续发表社论，倡导“自由主义”，对内战要做“填土工作”。这些行为招致了左派的严厉批评。也为进步的知识分子所不满。1948年3月出版的《时与文》杂志发表《近年来的〈大公报〉》一文指出：
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的起码条件，当是明辨是非。可惜的很，大公报在这一方面是非常欠缺的。统观它的言论，除了对日本问题尚能严守立场以外，其他问题，尤其是国际及国内政治问题，有时看来看去，简直不知它说些什么。看惯大公报的人，有两个公式可以概括它，其一我名之曰“糊涂县官”式：糊涂县官问案，上堂不问青红皂白，原告被告各打四十大板。大公报谈问题也是这样，甲方这样这样不对，乙方那样那样不该，支吾一通，结果不知所云。其二我名之曰“允执厥中”式：诸如“命固不可以不革，而亦不可以太革”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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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三条道路”转向革命的知识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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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辨是非，不愿辨，不肯辨，不敢辨，这样的自由主义者，真令人怀疑。[1]“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的言论，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1月14日他电告香港、上海地下党和文化机构：“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与揭露，文章要有分析，要有说服性，要入情入理。”“对一切应当争取的中间派的错误观点，在报纸刊物上批评时，尤其要注
意文章的说服性。”[1]在香港，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界首先对《大公报》的言论发起了猛烈的批评。胡绳的文章《为谁“填土”？为谁工作?——斥大公报关于所谓“自由主义”的言论》写道：
公然为旧势力歌颂，诋毁和侮辱新势力，这是一种说法；以较含蓄的语句说，旧的纵然不好，新的也何尝合于理想，真正的“理想”还远得很呢，这是又一种说法。后一种议论虽装出是超然独立的姿态，但其实际企图仍走在损害新势力和新中国在人民中的信心，而给旧中国统治者寻觅苟存的罅隙。大公报近一月来先后发表过两篇社论，提出什么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又论什么“自由主义者的时代使命”，就是这类议论的代表。[2]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直接点出萧乾、朱光潜、沈从文的名字。在这篇充满了大批判语言的文章里，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以红、黄、蓝、白、黑等颜色，将萧乾等人定性为反动文艺的代表。这是萧乾完全没有想到的。他不理解左派们为什么要把自己与自己所憎恶的国民党政权划等号。当时萧乾主持文艺副刊，发表了沈从文的散文《芷江的熊公馆》。今天来看，这是一篇文字优雅、闲适的作品。他描述了前国民政府元老熊希龄在家乡的老宅，湘西的田园风光和安贫乐道的当地百姓。但是这篇文章遭到了左派严厉的批判：
作者描写熊公馆仓库里面储藏的东西，可以开出一张无穷尽的清单来。在作者看来这些都是值得津津乐道的宝贝，但是翻身农民打开了地主的这些仓库，发现了那么多见所未见的东西，又看见“坏掉的自然也不少”的时候，他们只有感觉愤怒的。人世间的幸与不
[1][2]《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李辉：《萧乾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80页。
幸，在作者看来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地主收租，农民纳贡也是天经地义，这里没有什么剥削可言。整个作品所要说的就是一句话，地主是慈悲的，他们不剥削。拿这种写法来遮掩地主剥削农民的生活现实，粉饰地主阶级恶贯满盈的血腥统治，这就是沈从文写“熊公馆”的主题。沈从文之所以写这作品，并且安置这样的主题，显然并不是无意义的。土地改革运动的狂潮卷遍了半个中国，地主阶级的丧钟已经敲响了。地主阶级的弄臣沈从文，为了慰娱他没落的主子，也为了以缅怀过去来欺慰自己，才写出这样的作品来；然而这正是今天中国典型地主阶级的文艺，也是最反动的文艺。[1]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了。你可以写田园风光，但要看时间和场合。当时解放区农村正是土改的暴风骤雨，《熊公馆》这样的文章可谓不合时宜。今天看来，对沈从文先生的批判过于苛刻，近乎于“左”，那么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中提出的一个原则就很能说明问题：
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衡定是非善恶的标准非常鲜明。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是，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我们今天来衡论文艺也就是立在这个标准上的，所谓反动文艺，就是不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那种作品、倾向和提倡。大别地说，是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封建性的，另一种是买办性的。[2]在国共双方决战的时候，在旧中国与新中国交替的历史时期，阵线是分明的，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不仅共产党方面是这样划分，国民党当局也不能容忍。主持国民党宣传工作的陈布雷认为，《大公报》的言论在王芸生的主持下，一变张季鸾时期的“公允”态度，
[1][2]冯乃超：《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香港生活书店1948年版。
《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香港生活书店1948年版。
言论偏激，对政府的批评恶意多于善意。陈布雷曾对王芸生提出警告，但王不听。陈布雷怒不可遏地对陶希圣说：“王芸生不是评论政治，他要指挥政府，甚至于指挥最高统帅。”在两大壁垒的夹击下，《大公报》的活动空间是越来越狭小了。1948年5月30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论宣传休战》的社评中说：
说来可怜，《大公报》一非“国特”，二不“尾巴”，在这天下滔滔，不归于杨则归于墨的情形之下，《大公报》实在落于一条极狭的夹缝当中。我们咒骂内战，愤恨内战，要安定，要进步。这同一立场，两面受攻。一面飞来红帽子，使我们苦笑；另一面又骂你是“帮闲”，骂你是“法西斯帮凶”，更使我们莫名其妙。
《大公报》的中间路线，明摆着走不通了。王芸生心里明白，跟着国民党走是没有前途的。《大公报》开始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明确反对美国扶持日本军国主义。1948年7月10日，《新民报》在短期复刊后，再次被国民党当局“永久停刊”。这次《大公报》不再沉默，王芸生撰写一篇社评《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抗议查封《新民报》，批判国民党当局制定的“出版法”。社评说：“中国
王芸生
新闻界立言纪事，向来有一种极其畸形的现象，就是对政府大官极不自由，动辄受到停刊封门等处分；而对社会个人则极度自由，造谣中伤，恶意诽谤，受害者无可奈何。这种欺软怕硬的情形，是极丑陋无光的。”他大声疾呼：中国应该进步了!
《大公报》这一吼，马上招来了国民党的围攻。7月16日南京《中央日报》在社论《在野党的特权》中先说：“王芸生是新华广播的应声虫。”7月19日又在题为《王芸生的第三查》的社论中说：“我们大可发起三查运动来检讨王芸生君。我们第一查，查出1946年7月至1947年3月，王芸生君致力于国际干涉运动，为莫斯科会议作准备。我们的第二查，查出自1947年2月以后至今日，王芸生君以大公报贡献于反美扶日运动。今天我们等待着第三查，本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响应共产国际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我们等待着王芸生君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特别是狄(铁)托元帅的论文和通讯，在大公报发表，作为他效忠共产国际的证明。”社论最后说:“王芸生向主张反对党有颠覆政府的特权，指摘我政府是袁世凯政府，可谓已尽其响应新华社之能事。上面所举国际干涉运动与反美扶日运动，更是王芸生君‘查思想’‘查作风’良好的资料。只这两查，已足证明他是双料的新华社应声虫。”此文一出，立即引起公愤。《观察》发表署名文章反击《中央日报》，称这篇“阴辣”的社论是“一竹篙打翻一船人”。文章揭露国民党当局“不仅是向王芸生君，抑是向整个文化界和知识分子挑战、示威。它采取‘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的方策，向一人以外的众人恫吓，从迫害一人开始迫害众人”。[1]国民党的大棒挥下来，王芸生知道自己在《大公报》的日子也不长了。那些日子，王芸生的心情十分苦闷，不知何去何从。这时，共产党向他伸出了手。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要做好团结中间派的统一战线工作。他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但原则上还是‘国共合作’。现在不是同蒋介石合作，是
方秋苇：《评南京中央社对王芸生的攻击》，《观察》第4卷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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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三条道路”转向革命的知识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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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冯玉祥、李济深合作，同民主同盟、平津学生合作，同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合作。‘中间路线’、‘第三方面’的主张行不通，但是我们要同有这种主张的分子合作。”[1]中共中央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共地下党员、《大公报》驻美记者杨刚被调回国内。杨刚此次归国负有的重要使命，是促成《大公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作出留在内地，并把中立立场改为拥护共产党的重大转折。当时王芸生主持日常社务，杨刚直接住进了王芸生公馆。一连几天，王与杨刚作竟夜长谈。早在重庆时期，杨刚就在周恩来领导下做统战工作，她性格豪爽，待人真诚，王芸生把杨刚当作共产党派来的“使者”，详细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王芸生最关心的是《大公报》的前途和命运，杨刚代表党组织表示：《大公报》现有四馆，即沪、津、渝、港四馆不易名、不换人，照原样出版。王芸生得到了这个承诺，决心摆脱国民党的束缚，投向共产党。《大公报》另一位地下党员李纯青又转达了毛泽东邀请王芸生赴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口信。王芸生得知此消息，并经过印证后，才最后定下决心。1948年11月5日王芸生取道台湾，11月8日到达香港。11月10日香港版《大公报》发表王芸生撰写的社评《和平无望》，标志他本人和《大公报》立场的转变。[2]
3《大公报》的转变绝不仅仅是一张报纸的事，它反映出国统区内相当大的一部分“中间派”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选择。这些“中间派”有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国共双方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两极。在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就是中间势力。
[1][2]《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5页。
王芝琛、刘自立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
“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就是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政见也多种多样，并不一致。但他们共同的希望就是寻求结束动乱，使中国走上安定发展的轨道。在政治立场的选择上，他们不可能一开始都自动跟共产党走。像北京大学教授、心理学家朱光潜，曾当过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国大代表，左派认为他是亲国民党的学者，但他本人说：“我的政治态度，像每个望中国好的国民一样，我对于国民党政府是极端不满意的；不过它是一个我所接触到的政府。我幻想要中国好，必须要这个政府好；它不好，我们总还要希望它好。我所发表的言论大半是采取这个态度，就当时的毛病加以指责。由于过去的教育，我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当然没有革命的意识。”[1]国民党的黑暗和腐败，使中间派人士对其丧失了信心，但是要让他们选择跟共产党走，还要有一个转变过程。中国革命能胜利，解放战争能在1948年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因为共产党把中间势力争取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依然站在国民党一边，共产党就不可能夺取全国的胜利。中间势力的特点就是动摇、不断分化。这个分化的过程既有国民党的压迫，也有共产党的争取。分化的结果，大多数站到共产党一边，只有极少数人跟国民党去了台湾。1948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大动荡、大分化的写照。《大公报》的转变是历史潮流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王芸生出走香港，使《大公报》得以继续维持下去。而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则是在劫难逃，储安平是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曾留学英国。他崇尚英国的民主政治，希望以超脱党派的独立身份来参与政治，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代表民意，影响政府的决策。《观察》自1946年9月1日创刊以来，每周一期，主要内容是对时局的评论和分析，风格以文笔犀利，敢于揭露黑暗著称。在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观察》在全国发行，不仅在北平、天津、南京、上
朱光潜：《自我检讨》，《人民日报》1949年12月27日。
海四个大城市打开了局面，影响还在持续扩大。到1948年底的时候被封杀前，发行量已达到10万份。据一位老北京说，这份杂志非常流行，就连一些在他们家门口胡同里停车待客的人力车夫也经常阅读。据《观察》自己的统计，它的读者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知识界，学生和教师；政府雇员，包括中下级职员和军官；工商业和金融界人士。储安平曾自豪地提到一件事，以证明杂志的成功：1948年夏天，清华、南开和北大的入学考试中，有一道时事政治题目，让考生写一篇关于他们经常阅读的报纸或杂志的评论，当时绝大部分考生写的都是《观察》。[1]1948年的《观察》最吸引读者之处是它的军事报道。每一期都有“特约记者”写的军事述评，内容和观点都是国统区报纸上看不到的。如导致陕北战局转折的宜川战役，当时正是南京“国大”开会期间，国民党政府为了粉饰太平，严格保密。《观察》发表《宜川之役的检讨》，把胡宗南战败、刘戡阵亡的消息透露出来。此后，随着战局的发展，《观察》即时跟踪热点，无论是东北、华北、中原，哪里打了大仗，必有军事评论为读者道出来龙去脉。在分析国民党高层战略部署和人事动态上，这些评论写得相当准确，一看就是熟悉高层内幕的人透露的消息。早已不相信国民党报刊上吹嘘“胜利”、“前进”消息的公众，将《观察》作为获知战争进程惟一准确的消息来源。当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相继展开时，《观察》的军事报道更为频繁。11月27日出版的第5卷第14期上，连发《徐淮战局的变幻》和《徐蚌会战的分析》两篇评论，将国民党的消极防御部署和没有后备兵团的弱点一一点出。蒋介石读后，大发雷霆，严厉训斥国防部将领：“我们的军事秘密都被人在杂志上泄漏了，还打什么仗!”他悬赏30万金元券，搜捕这个神秘的“观察特约记者”。[2]
[1][2]［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59页。
《观察社被国民党反动政府迫害经过追记》，《观察》第6卷第1期，1949年11月1日。
1948年7月，当《新民报》被永久停刊，王芸生遭到《中央日报》攻击后，很多人预料《观察》将与《新民报》遭到同样的命运。储安平做好了被查封的准备。他写了《政府利刃指向〈观察〉》的“告别辞”，表明自己不妥协、不低头的立场。他写道：
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政府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儿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我们愿意在此告诉一切关心我们的朋友们，封也罢，不封也罢，我们早已置之度外了。假如封了，请大家也不必惋惜，在这样一个血腥遍地的时代，被牺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烧毁了的房屋财产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幻灭了，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的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奋不顾身，为国效忠，要是今天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方式尽管不同，但我们对于国家的忠贞是永远不变的!虽然思想上有随时被封门的准备，《观察》的同仁们还是抓紧最后的时间，保证每周按时出刊。眼见上海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储安平也采取了自我保护的措施，他很少到社里露面，行踪飘忽不定，有事打电话与助手林元、雷柏龄联系。这时进步人士纷纷离沪去了香港。在大家劝说下，储安平决定到北平去避避风头，顺便为刊物
约稿。12月21日，他乘飞机离开上海前，对助手作了最后的交代。12月23日，上海一家夜报以《观察封门》为标题刊登了当局的“永久停刊的勒令”。社内同仁都知道，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24日是《观察》发行第5卷第18期的日子，编辑部一片忙乱。为了作者的安全和读者的利益不受损，《观察》的员工们一面焚烧往来信件与名册，一面紧张地办理本埠和外埠的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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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三条道路”转向革命的知识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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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号召、没人约束，也没有中共地下党员暗中领导，却没有一个人离开岗位。下午四时，林元、雷柏龄等人正忙着打最后一包《观察》，准备托运南京，三名特务闯进来，自称受警备司令部派遣，宣读了对《观察》的“勒令永久停刊”命令。雷柏龄签字后，请求允许出一期休刊号，以便对社会和读者有个交代。因为前些日子《时与文》杂志被封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特务哼了一声：“休刊号?别做梦了，现在是追查编者和南京那个特约军事记者的问题。原稿呢?账簿呢?拿出来!”大家都推说不知道，特务们把准备发行的5000本杂志当“战利品”抢走，向上司交差去了。特务走后，林元、雷柏龄紧张地处理文稿和账目，不给特务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他们最担心的是那位“南京特约记者”，听说他就在上海，很可能会到编辑部来。当初储安平为了确保新闻来源的秘密，对于《观察》在南京、北平、天津、西安、汉口、成都、昆明、迪化、兰州等地的特约记者，其真实身份和联络方式只有他一个人掌握。为了工作上的机密，林元等人也从来不问储安平。但警备司令部一定要找到这个神秘的“特约记者”，事情后来的发展很像一部惊险小说。特务们从林元身上搜到了《徐淮战局的变幻》一文的部分原稿，又找到一个南京国防部史政局的信封，这使他们摸到了一点“特约记者”的线索。于是特务在观察社布下了个“口袋”，把凡是去联络工作的人都捕了进去，大约捕了一百多人。笪
移今先生刚进门，见势不妙想逃，特务们喊着：“你总算中彩了。”扑上去把他抓住。在北平，储安平也不得不躲起来，他与编辑部约定的北京联络点——大公报驻平办事处被包围，特务照老规矩也作了“口袋”，联络人徐盈被软禁。特务还不放心，因为北平的户籍记录共有3个叫徐盈的，于是那两处也布下网。碰巧第二个徐盈有一位身材高大如储安平的朋友来访，马上抓起来，还动了刑。多亏北平外围很快解放，储安平躲过了这场劫难。上海编辑部的林元、雷柏龄被打入大牢，从提篮桥解到南京，他们从押差那里看到公文，才知道是蒋介石亲自给顾祝同下的手令，交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执行的。他们算是“重犯”了。直到1949年4月25日南京解放，管监狱的国民党官员逃跑，他们才获得解放。至于那位“南京特约记者”，他的真名叫张今(金)铎。张是山东东平人，早年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大革命时期到了广州，在黄埔军校任教，与周恩来相识。北伐时到冯玉祥军中任职。1935年他在北平被国民党宪兵逮捕，后来转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与著名的学者范文澜、台静农、黄药眠关在一间牢房里。他生性耿直，经常痛骂蒋介石。黄药眠的印象：张虽然不是共产党，却是坚定的反蒋人士。不久张今铎被保释出狱，抗战中曾到过延安，后来在新四军工作，“皖南事变”前离开。[1]后来到昆明的盟军机构中任职。张本人阅历丰富，对军事很有研究，在国民党将领中有很多关系，也与中共地下党保持着联系。这样一个游离于国共两方之间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被储安平看中，向他约稿后，张今铎积蓄多年的能量终于释放出来，发表了一系列分量很重的文章。他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上，以老到锋利的文笔，揭开了国民党军连连战败的内幕[2]。当国民党特务追捕时，他正好在上海，但没有露面。因为林、雷二位
[1][2]《黄药眠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483页。
唐宝璋：《民主杂志〈观察〉封闭前后》，谢泳主编《追寻储安平》，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拒不招供，给他提供了时间逃出上海。在朋友帮助下，他化装一路经杭州、南昌、衡阳、广州，最后逃到香港才获得安全。上海解放后，张今铎任山东省政协委员，在“晴朗的天空下”，他可以向林元当面道谢。这也是林元第一次认识这位神交已久的老朋友。[1]
4《大公报》与《观察》的政见并不相同，它们之间还经常发生争论。但是最后却走上了同一条道路。还有一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例如北平一批教授创办的《新路》杂志，曾提出23条纲领，幻想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建国之路。《新路》对国民党的批评要比《观察》温和得多，有人猜测这个杂志背后有司徒雷登的支持。但是《新路》也没有避免遭到国民党当局查封的下场。在国民党的高压和恐怖手段之下，这些“自由主义”的舆论显得如此无奈。海外历史学家汪荣祖以“夹心饼干”来形容他们的处境，这样评论：
回顾历史，战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固有其严重的弱点，但对情势的发展，看得很清楚，并无幻想，只是他们的命运并未操在自己手中，万分无奈。自由与民主为极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所欢迎，反对内战更是极大多数国人的共识。但自由主义者无法将此一共识，转化为有效的政治力量，更起不了领导作用。所以如此，除了自由主义本身的问题外，外在的恶劣环境，更不可忽视。国民党的专政固不利于自由主义的发展，美国对华政策亦属不利。至于内战爆发之后，日渐恶劣的社会与经济危机，更迫使自由主义者放弃许多自由民主的原则。最后在内战中成为“夹心饼干”被迫放弃中立。他们
之中的大部分选择左倾，其实，他们对共产主义，并不曾一厢情愿地接受，只是觉得战乱中的中国，自由主义已不相干。与社会主义妥协，不仅可行而且是正确的。就储安平本人而言，当国民党政府通缉他时，已别无选择。1949年以后，储安平及其自由主义伙伴，大部分留在内地。他们的命运，很可以说明自由主义在战后的命运。
张申府
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从“第三条道路”投向了革命。然而却有个别人在这个历史重要关头栽了跟头。值得一提的是张申府。这位当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因为不赞成暴力革命、武装斗争而中断了他的革命路程。此后他作为民主人士，在国共之间周旋。他一贯主张民主，反对内战，这个立场在1947年以前，被视为是进步的。1948年10
月23日，张申府在《观察》杂志的头版发表了《呼吁和平》，引起轩然大波：
我们现在最要紧的事，消极地说，就是打破现状；积极地说，就是恢复和平。假使战事还不设法结束，和平还不速谋恢复，必致全国人，至少东北人与华北人，或至少在东北华北大城市住的人，都不得活，国家更将丧尽了元气，丢尽了脸。
事实上，这些年来，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已犯了一个极大的毛病，就是把是非成败利害混在一起，且常常是只管眼前成败利害，而不管是非。其实为国家打算，只应辨是非，而不应计较个人的成
败利害。可惜就在抗战之前，有些号称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已是左了怕得罪现在，右了怕得罪将来，畏首畏尾，真是身其余己。接着，张申府陈述他个人对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看法，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公式：
前几年，我曾鼓吹过一个全国公认的口号，那就是“民主”、“和平”、“统一”。这个次序是有意的。意思就在：必须先民主了，然后才能和平；必须先和平了，然后才能统一。今日实际，我相信也还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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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三条道路”转向革命的知识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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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张申府说了一段最不合时宜的话：
也许有人以为，现在有一方正打得顺手，正打得起劲，正要一劳永逸，一举而成功。在此时呼吁和平，也许会转移他们的战志，必为他们所不快，必为他们所不睬。戡乱不能止于乱，革命不能止于革。如果双方都完全标明只为和平而战，也许会出师更有名，也许会打得更起劲。如此，作战的双方既都要和平，而且只要和平，这岂不更可证明：呼吁和平，要求恢复和平，有百是而无一非？可是当其双方都要和平，那就应该立即停下来，而不该再打！[1]如果这篇文章在一年半前发表，正是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的时候，是可以被大家接受的。但是1948年10月底正是国共双方大决战的时刻。辽沈战役已经以解放军的胜利而结束，淮海战役即将展开。在国民党土崩瓦解的时候，张申府呼吁停战，只能对国民党有利。结果此文两面不讨好，国民党方面说他“扰乱民心”，民
《观察》第5卷第9期。
盟同人则谴责他“有违民盟的政治主张”。11月15日，民盟在香港开会，作出了开除张申府盟籍的决定。理由是：“张申府最近于《观察》杂志第五卷第九期更复发表《呼吁和平》的荒谬言论，公开承认蒋府的‘宪政’，拥护蒋介石的‘戡乱政策’，污蔑人民解放军为匪。”[1]12月16日，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民盟发表时局声明，重申为民主奋斗决心”的报道，副题为“痛斥叛徒张申府等卖身投靠”。12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夫人刘清扬的离婚启事，标题为“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此时，刘清扬带着子女和北平的一批民主人士到达石家庄，奔向解放区。孤单的张申府依然留在北平。在历史大转折的时刻，他却被排除在外。晚年的张申府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一方面归咎于他对解放战争进程缺乏了解，另一方面，他说：“我写这篇文章，赚了3000元。当时这是一笔不少的收入。教授们那时都断粮断饷，吃饭是一个问题。储安平向我索稿，我怎能拒绝？他的杂志是当时民主刊物中销路最广的，同时一交稿就有稿费。我大概是他稿酬最高的作者之一。”[2]真令人啼笑皆非，张申府搞了30年政治，居然还没摆脱他的书生气。建国后他为此背了40年的政治包袱，这代价未免太沉重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芸生到达香港，有如脱出樊笼的感觉。他恢复了犀利的文风，在11月10日香港《大公报》写了《和平无望》的社评：
人类历史虽已进步到20世纪的现代，而中国尚迟留在剥削重重的农村经济中；世界政治虽已演进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最后较量短长之时，而中国的政治形态尚迟留在家长封主的时代。康梁维新
[1][2]《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484页。
［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220页。
未曾损其毫毛，辛亥革命未曾挫其根株，北伐只完成一瞬的统一，抗战仅于挣脱了一具近侧的帝国主义的枷锁，政协未曾解消内在的矛盾，三年战乱又扯开了一切疮疤，到现在，石走悬崖，箭已脱弦，其势已无法挽转，再难得简易的和平了。那么，难道就这样乱下去了吗?人类虽然不免战乱，毕竟是需要和平生活的。而且战乱是变，和平是常。我们所付战乱的代价已甚高，希望历史的轮子是向前进，在战乱纷纷痛苦重重中，让我们获得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什么是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一句话，是人民大众的合理生存。和平既已不可遽得，且也不能廉价取得，那么我们便惟有忍痛挣扎，以争取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了。大局板荡，生民涂炭，身在水火，忧心曷极。但要知道，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并不是稀世的英雄，而是亿万生民。亿万生民的求生力量，才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动力。违逆了人民大众的生存轨道，必无治，摧折人民大众的求生欲望，必乱；明白了这基本的道理，则如何拨乱返治，自可不言而喻。看目前中国的乱局，人民真是痛苦极了，目前纵然和平无望，人民大众终会走上合理生存之路。我国挥泪跋涉，总希望这条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之路已不再远!王芸生期待的和平之路，就是迎接新中国的诞生。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一条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一天，毛泽东委托潘汉年转交了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主持民盟工作的沈钧儒先生的一封信，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希望与民主党派合作，筹备政治协商会议的愿望。中共中央的号召很快得到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8个民主党派和其他无党派民主
人士的拥护，并于5月5日在香港通电表示支持。但是，这些支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大多数还在国统区。中共中央决定，将这一大批民主党派负责人、工商业家、文化界人士，先从西南、西北、华中、上海等地集中到香港，再由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等租船把他们秘密送往烟台、大连，然后到河北平山西柏坡汇合。护送民主人士去解放区的秘密行动历时半年多(从1948年底到1949年3月)，从香港乘船到解放区的知名人士有：何香凝、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叶圣陶、邓初民……总共有350人左右，王芸生也在其中。他们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奔向解放，奔向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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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一）徐东大血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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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48年9月8日到13日，毛泽东在河北平山西柏坡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历史上称之为“九月会议”。这是为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而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号召“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并就加强经济工作，准备接管新解放的大城市，学习工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做了部署。会议结束后，各战区的中央委员们迅速返回。随后济南、辽沈战役相继举行，既是对中共中央指示最坚决的贯彻，也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的步伐。济南战役结束后，粟裕于9月24日向中央军委建议：立即进行淮海战役。电报中说：“该战役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攻占两淮，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以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援之敌。如敌不援或被阻，而改经浦口、长江，自扬州北援，则我于两淮作战结束前后，即进行战役第二步，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1]9月25日，毛泽东复电华野和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陈毅等(邓小平出席中央九月会议正在返回途中——作者注)，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并筹划了战役的三个阶段：1.歼灭黄百韬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2.歼灭两淮、高邮、宝安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3.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毛泽东指出：“进行这三个作战是一个大战役。打得好，你们可以歼敌十几个旅，可以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可以迫使敌人分散一部兵力去保卫长江，而利于你们下一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上之作战。”[2]在粟裕和毛泽东的往返电报中，首次提出了“淮海战役”的设想。这个设想把战役范围定在徐州以东的苏北地区，打击对象主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