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培伦和林时塽走来向他说，还有很多人留在广州，而巡警早就奉令搜查户口，他与其一人单独行动，不如仍旧在三月二十九日起义。黄兴答应他们，放弃独刺李准的计划，到时候和大家合力进攻总督衙门，杀张鸣岐。
到了二十八日，陈炯明与姚雨平也来找黄兴，说：“又有顺德三营被调来广州，已到天字码头。所好这顺德三营之中的十个哨长倒有八个是同志，很热心，愿意乘机反正。”黄兴很高兴，决计仍在三月二十九日大规模起义，时间定在夜间十二点（据刘揆一《黄兴传记》）不仅攻总督署，而且同时另分三路，一路由姚雨平统率，攻小北门，占飞来庙，迎接巡防营与新军，一路由陈炯明统率，攻巡警教练所，迎接所中同情革命的二百多学生。一路由胡毅生统率，守大南门。
这样子决定了以后，黄兴又打一个电报给香港统筹局，说“母病稍痊，须购通草来”。意思是说：“局面好转，你们大家通通都来。”
统筹部赵声与胡汉民二人在三月二十八日的夜间接到电报之时，由香港驶往广州夜船已开。大批的同志，决不是二十九日的早船所能完全装载的。因为，早船只有一条，而搭客甚多，船上的票位不是同志们所可以包得下来的。最快只能以一部分搭二十九日的早船走，其余的在二十九日的夜船走。夜船有好几条，在夜晚开行，次晨到达广州。
统筹部赵、胡二人于无可奈何之下，只得一面打电报给黄兴，请他改在三月三十日起义，一面派谭人凤随着一部分同志搭早船走，到广州就立刻找黄兴向他说明。赵、胡二人自己与其余的多数同志在二十九日晚上分乘两艘夜船去广州。他们之所以不搭早船走。因为赵在广州当过标统，胡是广州本地人，中过举，教过书，广州各界认识他们的人太多，也都知道他们是革命的首领。
谭人凤在二十九日的下午到达小东营黄兴的机关，看见机关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束装待发，黄兴坐在中央，在忙着分配枪枝、子弹、炸弹、大刀。
谭人凤向黄兴说：“清你休息一下。我有话和你谈。”黄兴不理，仍旧办他的事。谭人凤只得当大众的面向他报告，香港方面收到电报太晚，来不及搭昨天的夜船，而今天早船只有一条，大部分的同志只能搭今天的夜船来，明天早上才能够到。
黄兴听得不耐烦，顿脚，向谭人凤说：“老先生，请你不要乱我的军心!”
谭人凤不敢再坚持，便也把长衫脱了，捆扎一番，要求加入。黄兴说：“你年纪大了，以后的事还要人办。这个是决死队。请你不要去。”谭很生气，说：“你们敢死，我就怕死么?”黄兴只得也给他两枝手枪。没有一会儿，大家忽听到砰的一声，原来谭人凤不内行，手指碰了扳机。所好，枪弹飞向屋顶而去，不曾伤人。也没有警察来盘问。黄兴走下坐位，从谭的手中把两枝手枪抢回，说：“先生不行!先生不行!”
按理，黄兴这时候应该早巳接到了香港的电报，为什么不肯把起义的日期改在三十日呢?
原来，在二十九日的早晨，又出了事!有两个机关被警察于挨户搜查之时查破。这两个机关，一个是谢恩里的，一个是二牌楼的。谢恩里的机关是“革命军总粮台”；被查破之时，饶辅廷在内被捕。其后就义。二牌楼的机关是赵声的预定寓所，已经有了宋玉树等苏、皖两省的同志住在那里，侥幸他们恰好不在家，不曾被捕。
到了下午，邻街的一个机关也被查破，捕去了八人。因此之故，黄兴又临时再把起义的时间由夜里十二点钟提前到下午五点半。不等到五点半，在五点二十五分他就领了同志出发!
黄、胡二人在报告书中没有把二个机关被破的事说出来。黄兴自己在民国元年黄花岗先烈追悼会的演说辞中，也根本没有提起。曹亚伯在他的《武昌革命真史》之中“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一章，轻描淡写地带了一笔于“乙”节，“枪械之购运及分派”。笔者谨藉此机会，把黄兴的苦衷表明。
革命的行动，在本质上是九死一生，拼命的事。事前，不妨小心筹划，期其必成；到了时急迫，也只得以生命为赌注，成败在所不计，顾不得了许多。起义的日期，已经从十五日改到二十八日，从二十八日又改到二十九日，一改再改以后，又一度宣布了暂停举行，把三百多人遣回香港，在这三百多人去了香港以后，却又决定仍旧在三月二十九日起义，叫留在香港的都来。改的次数，的确已经够多的了，况且在二十九日的上午，有两个机关于警察挨户搜查之时被查破。
黄兴当机立断，与其为了等待香港的同志而坐视其他机关之一一被查破，不如索性在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点半钟痛快地干一干。
倘若在四路之中，除了黄兴的进攻总督署的一路以外，姚雨平、陈炯明与胡毅生所分别率领的三路能够一齐动作，则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可能不会失败。然而这三路都不曾动作。因此，事后黄兴、胡汉民在报告书中，对于姚雨平、陈炯明、胡毅生便颇有责备之词。姚在三月三十日因无辫被捕，于若干天以后由吴雨苍以“平远公会”的名义保释出来，到了新加坡，才看到黄、胡二人的报告书，便分别写信给黄兴、胡汉民、陈炯明、胡毅生，要求他们都来新加坡，约集各方同志，开一个评判大会。这时候，黄兴、胡汉民二人已经多多少少知道了姚、陈、胡三人的委屈，而各方同志也主张化除误会，于是这评判大会便始终没有召开。
他们三人的委屈是什么呢?笔者从曹亚伯及别人的记载中，略为集得了一些间接的史料，在此代为说明。（陈炯明晚节不终，可惜而不足惜。但是，他在三月二十九日的未曾行动，是另一件事，我们也应该交代个清楚，不可与他的晚节混为一谈。）
原来，香港方面在二十七日打来的电报，叫改在三十日起义，不仅黄兴看到了，陈炯明也是知道的。陈炯明跑去告诉胡毅生，说“改期了，改在三十。”
胡毅生在二十九日的下午三时，也听到有人告诉他，说：“黄兴已经决定，倘若官兵不进到（小东园）屋于里来搜捕，他可以相机等待（香港）来的大众。”胡毅生轻信人言，就跑到自己在城外大川圳的机关，叫自己所率领的选锋不要进城。
姚雨平似乎并不曾看到香港方面的电报，或是虽则看到了而知道黄兴不想把起义改在三十日。姚在二十九日的上午，已经在他的机关“嘉属会馆”，集合了新军与巡防营的“选锋主要人”，面授发难方略，同时派了吴雨苍去了始平书院，拿了黄兴的条子领枪枝炸弹。吴雨苍领不到，回来嘉属会馆，向姚雨平报告。姚雨平又派郭典三去，仍旧领不到，空手回来了。姚雨平十分着急，就亲自偕同郭典三与另外两位同志（黄嵩南和邱锦芳），到小东园找黄兴。黄兴派了陈其尤，陪姚等三人又去始平书院一次，姚这才领到枪枝炸弹，装好，雇了四乘轿子，抬向嘉属会馆，走到城边，归德门已经关闭。姚等进不了城，只得又把枪枝炸弹抬回始平书院，交还。姚等三人每人取一枝手枪，步行到双门底，想迎接巡防营的大批同志而见不到他们，而且这时候已经是下午黄昏时候，革命军已经起义而败散了。
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点二十五分钟，黄兴率领革命军选锋一百三十人，从小东营机关部出发，向两广总督衙门前进。
吹螺角的有四位同志，其中一位姓名今已无考，其余的三位是林时塽、何克夫、刘梅卿。他们四人左手拿着螺角，吹出呜呜然的悲壮声调，右手拿着手枪，身上挂了刀，背了炸弹，臂膀上缠有白布。跟随他们的，都是一样地短装打扮，扎了裤脚，有手枪，有炸弹，有刀。朱执信本不是选锋，他穿着长衫来到了小东营，自动加入，一时没有短装，便剪去了长衫的下半截，夹在队伍中走。
迎面来了三个巡警，意图盘问，被革命军打死一个，赶走了两个。
革命军到达总督衙门的门口，有几十名卫队守住。革命军向他们喊话：“我们为中国人吐气。你们也是中国人，如果赞成，就请举手。”卫队不答话。林时塽与两三位同志冲锋，先用炸弹，后用手枪。打死了卫队管带金振邦与几名卫兵，攻进二门，多数的卫兵退入卫兵室，少数的卫队在二门还击。被革命军打散。黄兴本人与朱执信、李文甫、严骥，由侧门冲进，转入大堂、花厅、内室，不见一人。总督张鸣岐已经和眷属、仆从由后面溜走（溜去了水师行台）。黄兴等人见里面起火，回到大堂。遇见卫兵一排，对他们放枪，黄兴藏身在柱子后边还击，双手各持一枪齐放，杀死了几个卫兵，冲出。出了东辕门，李准的卫队已到，以“跪倒”的姿势对他们迎击。林时塽向他们喊话。话投有喊完。脑部已经中弹，仆地阵亡。除他以外，在总督衙门内外阵亡而姓名可考的，另有杜凤书等九人。
黄兴右手断了两指，脚上也有轻伤，黄所率领的选锋，据黄自己回忆，本已留有一队交喻培伦率领，守住总督衙门门口，此刻已无踪影。事实上，喻的任务，是攻打总督衙门的后边。莫纪彭在《广州血战笔记》里说，喻带了熊克武、但懋辛等人炸破了衙门的后墙进去，衙门里已无一人，找黄兴也找不到，在衙门旁屋找到了十几个同志，带去大石街。
黄兴的大队，与李准的卫队交锋以后，分散为若干小队。其中，除了这十几个被喻培伦带走的以外，黄兴自己已经带了十几个人，包括朱执信、方声洞、华金元、阮德三、徐国泰、罗仲霍、何克夫、李子奎、郑坤，想走出大南门，去迎接巡防营。他们走到双门底，遇到几百名巡防营的兵迎面而来。在距离只有一丈左右之时，对面的军官用广东话说了几句，方声洞扳动手枪，将他打死，双方互射了一阵，打死了巡防营的兵十余名，方声洞与华金元、阮德三阵亡，徐国泰、朱执信二人负伤。徐国泰被俘，其后就义；朱执信逃到附近的一个学生家中，出险。
被方声洞打死的军官，是温带雄。他是最热心的革命同志之一。他所率领的兵属于顺德三营的先行一营。他与另一同志、哨长陈辅臣，在三月二十九日的下午，亲自到城内买了白手巾三张，回到营里，分发给兵士。他命令大家提前吃晚饭，准备在饭后五点半钟的时候出发。
这时候，刚好李准派了传令兵来，叫他进城打革命党。他说：“这是天授的机缘，让吾党成功。”他把传令兵扣留，下令全营整队进城。
他计划出其不意，把部队开到水师行台（水师提督的行营），活捉李准。因此之故，他暂时不叫大家把白布缠在臂膀，以便顺利地进入大南门，进入水师行台。
走到双门底，他的这一营与臂缠白布的十几个革命党人相遇。他用广东话向他们说：“兄弟，兄弟!”他的兵，也有十几位同时在喊：“兄弟，兄弟!不要走开。”可叹的是，方声洞不懂广东话，又见到他们臂无白布，举起手枪就打。打死了他，同时也消灭了这次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的成功机会。
双方互射了一阵，黄兴的十几人，死了三个，被俘了一个，其余的被冲散，只剩下黄兴一人，藏身在附近的一家洋货店里，以门板为掩蔽，继续向外射击。
十几分钟以后，温的兵士群龙无首，散走。陈辅臣在行军的行列之中担任殿后，听到枪声，伏在地上，因此而不曾被打死。他无法走到前面，向黄兴等人解释。他和温带雄均不认识黄兴，而只是久仰其名。
温的兵士散走以后，黄兴被洋货店里的一个小伙计送到五仙门直街（出大南门），雇了一个小艇，渡了珠江，到了“河南”的东头，上岸步行，在九点钟左右经由漱珠桥到了溪峡，摸索到贴了红对联、伪装办喜事的一个革命机关“胡宅”。住在这个机关之中的，有女同志徐宗汉。一会儿，徐宗汉从外边回来，替他洗了、裹了创口。第二天早上，徐宗汉出去买药，刚好遇到赵声。赵声此时从香港乘船来到广州，听说革命军已经在昨天起义失败，正在到处找机关，找同志，一时迷了路。走到溪峡，和徐宗汉碰上了。徐宗汉把赵声带回“胡宅”。赵、黄二人相见，抱头大哭。两人谈了许多有关善后的事。到晚上，赵声先搭夜船去香港，黄兴在四月初一的晚上搭船。由徐宗汉陪着他走。
何克夫、李子奎、郑坤三位同志，在双门底与巡防营交锋，被冲散以后，走到观莲街，与清兵的“中协”何品璋相遇，李子奎一枪打死何品璋。他们继续走，走到寺前街，又遇到一百多名的巡防营的兵，打了一阵，李子奎中弹，走到高第街，仆地而死。郑坤也负了伤，出了大南门，进入一家店铺，店主人不仅赶他走，而且大声嚷叫，说他是贼。他一时情急，夺了这店主人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从容不迫地走到戏院去看戏，看完了戏，安然脱险。何克夫也出了大南门，附近有他的一家亲戚，他便走进这亲戚家，住了三天，脱险。
徐维扬率领花县的会党同志四五十人，于追随黄兴攻到总督衙门之时，奉命去小北门，迎接新军的同志。他们走不了多久，有大队敌兵分两路杀来。徐维扬也把同志分为两路去迎敌。第一路由他自己率领，迎战水师行台之敌；第二路由徐满凌率领，迎战观音山之敌。
徐维扬自己所率领的第一路，走到司后街，与水师行台来的敌人交锋。打了一会儿，敌人退保水师行台。徐维扬留下若干人，自己带了其余的人由小东营、都府街、舒荣街、二牌楼，绕到敌人的后边，对水师行台夹攻。不幸，敌人的援兵已到，徐部攻不下水师行台，转战到附近一处地方，遇见李文甫等几个人。李文甫是首先攻进总督衙门的数人之一，极其勇敢，不知何时与黄兴的大队相走失，此时便加入徐维扬的队伍，共同走向飞来庙，企图夺军械库，终因寡不敌众，败退下来，徐维扬带了七个人走到三元里，回到城西，只剩下他自己与徐怀渡二人。徐佩旒等六人奉徐维扬之命回乡养伤，他们到了高塘车站便被俘，其后就义。在徐维扬的花县同志之中，除了徐佩旒等六人就义以外，另有徐广滔等四人在总督衙门阵亡，四人于水师行台之战被俘（其后被人保释了出来），两人在军械库之战负伤，而徐满凌所分统的各人尚未计算在内。李文甫于散后，带了几位同志由北校场向东南走去。李本人被俘，其后就义。
徐维扬部，由徐满凌所率领的第二路走到德宣街口与敌人交锋；退到莲塘街，和敌人巷战。有一位同志江继复阵亡。徐满凌带了一位同志走进大石街的机关部，遇到莫纪彭。莫纪彭是在下午四点钟左右，回到大石街机关部，劝宋铭与庄汉翘两位女同志和两个童子赶紧离开的。她们两人不肯走，莫纪彭向她们说了很多话，又写了一封绝命书托她们转交一个朋友，同时又把照料老母亲的事付托她们，她们这才依依不舍而去。因此之故，莫纪彭花费了很久的时间，正想回小东营，追随大队出发，而大队早已打过了总督衙门，分成若干零星小队，其中之一的徐满凌队已经走到莲塘街与大石街来了。
徐满凌与另一位花县同志，进入大石街机关部，见到莫纪彭。莫纪彭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在《广州血战笔记》中说：“俄而有二花县人色如灰土，抢入室内。”莫纪彭和他们谈了一阵，才知道黄兴的大队已经打过督署。这时候，外边的枪声、炸弹声轰成一片。
一会儿，听到外边有号筒声，又有宋玉琳和别人的辩论声，喻培伦在大声喊叫：“凡是同志，快些出来助战。”莫纪彭与徐满凌及另一位花县同志，走出来，看见宋喻二人。
喻把号筒交给莫纪彭，请他带路（因为莫是广东人，而喻是四川人）。他们一行四人，莫、喻、徐及另一位花县同志，在快要走出大石街之时，听到观音山上的敌兵正向着莲塘街用排枪密射，莲塘街传来“呼痛声”、“绝命声”、与“倒地声”。这些正在牺牲中的同志，便是徐满凌带来的“第二路”的人，和喻培伦从总督衙门旁屋带来的，籍贯也是属于花县。（事实也许是：喻所带来的，与徐满凌所带来的，不是两批，而是同一批。待考。）
莫纪彭等四人，听到屋顶上有人抽拔炸弹引线的声音，也听到有枪弹打在瓦片上的声音。喻培伦说，“屋顶上已经有同志在用炸弹和敌人交战了，我们快点上去。”莫纪彭便和徐及另一位花县同志，回到大石街机关，取出两张梯子，走到街中，然后四个人都从街边爬上了屋顶。
到了屋顶之上，于敌弹密集之中，见到前面屋上有一个“穿雪白罗衣之美男子。正在用炸弹向敌人摔掷”。一会儿，美男子招呼他们向前，他们便奋勇跳到美男子的身边，以短铳（手枪）助战。美男子说：“镜子的枪弹打不到敌人阵地，你们该留起来，以后用”。莫纪彭问他的姓名，他说：“姓刘，名梅卿。”
刘梅卿的身旁，有一个竹筐子，筐子中还剩下有半筐的炸弹。刘梅卿说：“我在这里摔炸弹，无非是壮壮声势。倘若炸弹摔完，敌人就要下山来了。请你们下去，再多拿一些炸弹来。”莫等四人，只得向这间屋子底下的老百姓要梯子。老百姓很踌躇。莫纪彭用铳子逼着他，他才拿出梯子来。（机关部的两张梯子，已经丢弃在大石街边。）
他们四人从梯子上爬了下来，恰好成了敌兵射击的目标。因为，这条街不是大石街，而是莲塘街。莲塘街与观音山成垂直线，他们四人被敌兵看得清清楚楚。
莫纪彭、喻培伦等四人挨着墙边走，一面走，一面高呼：“快拿炸弹来!快拿炸弹来!”却听不见有人答应，过了一会儿，又喊：“快拿炸弹来!快拿炸弹来!”仍旧没有人答应。
天色已经由黄昏而进入黑夜，山上来的枪声渐渐稀疏，屋顶上的炸弹声也入于沉寂。刘梅卿在把炸弹摔完以后，也爬了下来。
他们回到了大石街，宋玉琳还站在那地方。但懋辛坐在石阶上，左手提了大刀，右手鲜血直流。莫纪彭问他是否中弹。他说：“老喻用刀砍我。”莫再问喻，喻不说话。（事后，莫纪彭才知道，当天但懋辛认为准备不够，主张延期起义，而且把喻培伦装好的炸弹推了几十枚到井里去。喻培伦恨他，以为他有二心，因此就砍他一刀。）究竟，同志仍旧是同志。但懋辛仍旧和熊克武等人跟了喻培伦去攻总督衙门的后边，也跟喻培伦来到了这大 石街机关部。
莫纪彭点了一点在场的人数，一共有二十四五位：莫、喻、宋、但、刘梅卿、徐满凌、十五六位花县同志、几位外省的同志（可能包括有熊克武、宋教仁）。大家集合在一起，公推喻培伦为领队。
大家尚未出发，有两位顺德县的同志从横巷走出来，会合在一起。喻培伦吩咐莫纪彭到莲花街陈炯明的分机关，倘若里面有人，不妨请他们出来参加。
莫纪彭进入莲花街，找到了陈炯明的分机关。（陈炯明的总机关在司后街。）分机关里仅有何步卿与胡佩元两位女同志。她们请他喝茶，谈了几句话。莫纪彭劝她们尽快在明天早上搬走。
莫纪彭走出来，向逃难的老百姓借了一个灯笼，再回到大石街。这时，喻培伦已经找到了一大箩的炸弹，叫两个人抬着，跟在他的后边。喻培伦说，“姚雨平专任新军部分，到现在还不曾见到新军响应。”莫纪彭说，“新军的人我也很认识。我们现在就去燕塘，好不好?”喻培伦与宋玉琳听了，大为赞成。喻立刻用四川话大声颁发命令，“我们这一队向东门进发!”莫纪彭也用了广东话，把喻的命令翻译给花县的同志们听。
大家走出了大石街口，进入华宁里。华宁里有一个巡警小衙门。莫纪彭见到有一个侦探匆匆忙忙地跑进去，一会儿便有一排枪从里面射了出来。莫纪彭靠在墙边用手枪还击，打了足有半个小时，因此，便和喻培伦等几十个人走失了，剩下自己一人，转而北向，想绕过这小衙门去追寻喻培伦等同志，但他的灯笼早已不在手中，于黑夜之中摸索，竟然走到小北门，被卫兵喝阻，才知道自己是走错了路。他想起巡警教练所所长夏寿华曾经对革命表示赞成；自己不认识他，有一个姓陈的认识他。能找到这姓陈的，去把夏寿华及其学生策动出来，再向燕塘的路上走，岂不甚妙?
莫纪彭走到那姓陈的旅馆，见到了袁沛之。他问袁沛之，陈某人住在几号房间?袁说：“就是隔壁的一间。”莫纪彭隔着板壁叫陈，陈装做不曾听见的一样。莫纪彭知道这样的人，决不可能肯在这个时候陪他去巡警教练所，只得算了。
宋玉琳在华宁里和清兵激战到枪弹用光，被俘，其后就义。
喻培伦与徐满凌等人，在和莫纪彭相失以后，不认识路，走不出东门。却被路人引到仓边街，遇到巡防营，又打了一阵，且战且走，碰到了李德山，一齐糊里糊涂地走到大北门高阳里口，又遇清兵四百余人。他们只得闯进一家“源盛米店”，用米包作沙包，抵抗清兵，直到第二天下午，打死了清兵一百多。清兵的指挥者，是李准的得力部将吴宗禹。两广总督张鸣岐听说清兵攻米店攻丁一昼一夜，攻不下来，亲自下命令烧街。
在米店被烧到之时，革命同志突围而出，徐满凌与李德山二人被俘，其后就义。徐熠成、徐培添、徐日培当场阵亡，徐容九负伤，回到家，伤重而死。徐茂振、徐茂均、徐茂燎、徐金炉四个人，于突围以后走到二牌楼华庆里，被清兵包围，又抵抗了一天一夜，徐茂燎阵亡，徐茂振等三人爬上屋顶，由屋顶退出，脱险。
徐茂振等三人，是三月二十九日一役之中，作战到最后的三个人。当他们脱险之时，已经是四月初一日了。
喻培伦是怎样就义的?有两种不同的传说。第一种传说，说他被俘就义。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中说：“喻培伦讯时，自认为王光明。‘王光明’者，四川语‘无是公’也。述其制炸弹之精及革命宗旨，对问官曰：‘学术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第二种传说，说他在米店被烧之时，用炸弹自杀。莫纪彭在《广州血战笔记》里说：“后闻诸花县某君云，‘喻队自失落后，左冲右突，不能越城墙出。天明后，吴宗禹率兵来攻，喻乃入元盛米店，聚米包为垒，恶战三时，全队几覆。喻到急时，以炸弹自焚。’世所传高阳里元盛米店之剧战，即喻最终之奋斗处也。”
关于其他几位四川同志的情形，我们现在所能确知的也极少。饶国梁是走到大北门，才与别人相失；由于不认识路，而走进了清兵的营盘被捕遇难。熊克武与但懋辛均于受了重伤之后脱险。另一位四川同志秦炳，是广安县人，在大石街阵亡。
福建同志在这一役牺牲的，就胡汉民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九月所列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碑上的而言，共有十九位，其中有十位是连江县人：陈清畴、罗乃琳、卓秋元、胡应升、黄忠炳、王燦登、林西惠、陈发炎、刘六符、魏金龙。有四位是闽县人：林觉民、林尹民、陈与粲、刘元栋；五位是侯官县人：林时塽（文）、方声洞、陈更新、冯超骧、陈可钧，这九位，除了冯超骧被胡汉民写作籍贯“福建南平”以外，其余八位，都写作籍贯“福建闽侯”，原因是：闽县与侯官县于民国成立以后，已合并为“闽侯县”。
四川三位，福建十九位，加起来，已有二十二位。碑上其余的五十位，是三位安徽人：怀远县的程良、宋玉琳、寿州（毒县）的石德宽；六位广西人：平南县的林盛初、韦树模、韦荣初、韦统铃、韦统淮与罗城县的李德山；四十一位广东人。
在四十一位就义的广东同志之中，花县的最多，有十八位之多，而且除了曾日全与江继复二人以外，都姓徐：徐佩旒、徐礼明、徐日培、徐广滔、徐临端、徐茂燎、徐松根、徐满凌、徐昭良、徐培添、徐应安、徐熠成、徐保生、徐廉辉、徐容九、徐进 。
其次是南海，有七位：游寿、周华、陈春、杜凤书、余东雄、罗坤、黄鹤鸣。
再其次，是开平与梅县，各有两位：开平的劳培、李雁南；梅县的饶辅廷与周增。
其余的，一人属于一县，共有十二位：肇庆的李炳辉、东安的李晚、增城的郭继梅、清远的李文楷、吴川的庞雄、大埔的陈文褒、东莞的李文甫、番禹的马侣、海丰的陈潮、惠州的罗仲霍、蕉岭的林修明、兴宁的张学龄。
在碎上列有姓名的七十二烈士以外，尚有若干烈士，他们的姓名被遗漏了。原因是，截至民国十二年九月胡汉民写碑文之时，这几位被漏列的烈士，姓名事迹尚未被胡汉民及邹鲁等查证清楚。其中，有五位其姓名已见于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之中：在双门底阵亡的华金元、阮德三，负伤而被俘牺牲的徐国泰，在澳头因运械被捕的陈甫仁及同案株连的严确廷。
在碑上的七十二烈士之中，有三人显然不曾于四月初四日葬在黄花岗：一是四月初五六左右才被捕的陈春，二是四月初八才就义的饶辅廷，三是回到家中才因伤重而去世的徐容九。
七十二烈士的名称，是专指潘达微同志经手葬在黄花岗的烈士的数目而言。潘达微于此役刚刚结束，清吏仍在多方搜捕革命党人之时，不避危险，挺身而出，向几个善堂一再接洽，要求他们准他自己筹款买地买棺，感动了这些善堂的董事。董事们划出“红花岗”的一片好坟地，不收他的钱，也买了比较好的棺材，交给他。他自己并不是有钱的人，用借来的几十元送给工人，把各位烈士身上的锁铐枷镣一一打开，也监督了这些工人。
将棺材深深地埋葬。坟地是微斜的山坡，潘达微把烈士的棺材分成四排埋葬。他认为“红花岗”三个字不足以显出诸烈士的悲壮志节，改称它为“黄花岗”。从此，中国的史书与地图上有了这“黄花岗”三字。
就义于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姓名不见于胡碑而事实上可能是葬在黄花岗的，笔者于上文之中已提起了华金元、阮德三、徐国泰。姓名见于胡碑而事实上不可能是葬在黄花岗的，为陈春、饶辅廷、徐容九。
陈春、饶辅廷、徐容九，虽不曾葬在黄花岗，其为烈士正与葬在黄花岗的七十二位相同。
参加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的，仅就随同黄兴从小东营出发的而论，已有七十余人；没有从小东营出发，而就近直接从各处机关出来参加的也有若干。事后，生还的寥寥可数。可见就义的决不止七十二或七十五之数。
例如韦云卿，在供词之中自称是广西南宁人，年三十八岁，在安南入党，约了十几位同志于三月初十日启程，二十七日到香港，在二十九日随黄兴攻入总督衙门，最后守状元桥（高阳里口）的（源盛）米店。
与韦云卿同样，从安南回来参加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力竭被俘而慷慨就义的，尚有罗进、罗联、罗遇申、陈才、陈福，一共五位。从新加坡回来而就义的华侨，也有一位：罗干。
到了民国二十年（1931年）十月，胡汉民在黄花岗立了一块“第二碑”，把韦云卿等六位从安南回来的烈士，连同罗干与笔者上文所述的徐国泰、华金元、阮德三、陈甫仁、严确廷；再加上一位在佛山之南乐从镇起义阵亡的张潮——一共十三位，都刻了姓名、籍贯于这第二碑之上。
然而，在第二碑刻好与立好以后，大家又发现了一位烈士的姓名：李祖恩。李是广东翁源人，于进攻总督衙门以后，在龙川口被俘就义。于是邹鲁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三月，加立一碑，碑的正面刻一篇文章：《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记》，碑阴刻上八十六位烈士（包括李祖恩）的姓名、别号、籍贯、年岁、职业、如何就义、地点、日期。
周天固《黄花岗革命史话》转录了睦云章先生的说法，除了上述的八十六位烈士以外，增列出三十八位。这三十八位是：
（一）郭大旺，福建连江。阵亡。佐证：郑烈《林文将军传》。
（二）郭某某，福建连江。阵亡。佐证：同上。附注：郑烈想不起这位的名字。
（三）郭增兴，福建连江。被俘就义。佐证：黄、胡报告书，郑烈《林文将军传》。附注：“审查会”以为“须一询闽中旧同志与于是役者”，而郑烈正是与于是役之闽中旧同志。
（四）郭炎利，福建连江。被俘就义。佐证：同上。附注：同上。
（五）郭天才，福建连江。被俘就义。佐证：同上。附注：同上。
（六）郭钿官，福建连江。被俘就义。佐证：同上。附注：同上。
（七）陈汝环，四川广安。被俘就义。佐证：饶国梁供词、谭人凤“烈士名册”及当时报纸。附注：“审查会”以为“须另多询当时与事之人”。
（八）梁纬，广东南海。佐证：谭人凤“烈士名册”、梁被捕时照片、当时报纸。
（九）叶树棠，江苏六合。佐证：赵声之弟赵光写给中央党史会的信。
（十）李庆孙，广东南海。被俘就义。佐证：本人供词。附注：“审查会”以为供词中“李生”二字系李文甫假托。其实李庆孙这时候年纪仅有十八岁，所以被称为李生。他自己说姓李名庆孙，系李庆春之孙。他是南海县的河南区人，而李文甫是东莞人，年纪也比他大得多。
（十一）陈大发，福建。“殉国而死”。佐证：黄胡报告书、《黄花丛录》。
（十二）陈孝文，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附注：《黄花丛录》写作陈老文。
（十三）翁长祥，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附注：《黄花丛录》写作翁天祥。
（十四）王文达，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
（十五）林民增，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附注：《黄花丛录》写作林茂增。
（十六）曾显，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
（十七）刘文藩，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
（十八）虞金泉，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附注黄、胡报告书作“虞全鼎”。
（十九）周团生，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
（二十）吴顺利，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
（二十一）吴炎妹，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
（二十二）吴七妹，福建。殉国而死。佐证：黄、胡报告书，《黄花丛录》。附注：周天固《黄花岗革命史话》作“林七妹”。
（二十三）黎开，广东。佐证：谭人凤“烈士名册”、《黄花丛录》。
（二十四）王英。佐证：罗仲衡“烈士姓名表”。
（二十五）陈志。佐证：谭人凤“烈士名册”、当时报纸。
（二十六）李海书，湖南宜章。佐证：同上。
（二十七）赵耀珊，江苏。佐证：罗仲衡“烈士姓名表”、谭人凤“烈士名册”。
（二十八）何天华，广东。
（二十九）窦鸿书。佐证：黄兴在“黄花岗周年纪念会”演讲词。
（三十）李君荣。佐证：同上。
（三十一）李全，广东南海。佐证：《黄花丛录》。附注：攻总督衙门中弹，回家自杀。
（三十二）朱荃，广东茂名。佐证：同上。附注：攻军械所后被捕，自沉于白鹅潭。
（三十三）赵宗贤。被俘牺牲。佐证：当时出版的《南风报》。附注：《南风报》说他是在师范学堂前牺牲的。
（三十四）黄森。被俘就义。佐证：同上。附注：同上。
（三十五）黄顺基，被俘就义。佐证，同上。附注：同上。
（三十六）廖六。被俘就义。佐证：同上。附注：同上。
（三十七）李祺远。被俘就义。佐证洞上。附注：同上。
（三十八）陈顺。被俘就义。佐证：同上。
总结起来，牺牲于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的烈士，共有一百零四位，或是更多。（胡国梁在《辛亥广州起义别记》里面说，还有一个姓于的，原在香港统筹部管煮茶饭，来了广州，临时参加，“后来也就殉难了”。）
生还的人，除了黄兴、何克夫、朱执信、莫纪彭、徐维扬、郑坤、李应生（沛基），郑烈、熊克武、但懋辛、刘梅卿、黄轶欧、胡国梁、柳聘农，我们所已知的十几位以外，其余的人便不太容易查考了。为了崇德报功，我们实在也应该努力于这一项查考的工作。我曾在白云山沙河镇遇到一位，当时记下了他的姓名、籍贯、经历在一本小簿子上。可惜，这一本小簿子，已在变乱之中失去。
《细说民国创立》四八、四川保路风潮
在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后，四川发生了波澜壮阔的保路风潮。
引起这个风潮的，是清廷的所谓“铁路国有政策”。这政策的制定人，是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他藉口全国铁路的干线必须由政府官办，只有支线才能让老百姓自己筹款兴筑，就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怂恿摄政王载沣，以粤汉铁路北段（从湖南宜章到湖北武昌）及川汉铁路广水、宜昌段与宜昌夔州府段交给英、美、德、法四国修建管理，换取六百万镑的借款。公，可以苟延清廷典当度日的残喘；私。可以抽取回扣。
盛宣怀未尝不知道，这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早已在光绪二十八九年（1902年、1903年）间由清廷准许老百姓成立公司，集款自筑，官督商办。单就四川一省而论，老百姓所缴的款子已有一千二百四十万两以上。
摄政王依照他的奏章。于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1911年5月9日）颁了一道上谕，说“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至应如何收回之详细办法，着度支部、邮传部，凛遵此次谕旨，悉心筹划，迅速请旨办理。”
度支部与邮传部才定出了所谓“收回”的办法：（一）湖南、湖北两省人民所缴的股金，十足发还。（二）广东人民移到了五月二十一日所缴的股金，只发六成。（三）四川人民所缴的股金，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已经在宜昌被用作川汉铁路工钱与材料钱的，换给“保利股票”；第二部分，现存七百余万两，“或仍入股，或兴实业，悉听其便。”
如此的办法，对于业已激动的四川人心，等于是火上加油。在成都的川汉铁路股东已经约集了各团体代表，于五月初一日在川汉铁路公司开会，议决由翰林院编修伍肇龄领衔，向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递上一件呈文，请王人文代奏清廷，说：“川汉铁路纯依国家法律而成立，既无收回国有之理由，恐致酿成外有之惨祸。应即合恳督部堂据情电奏，请旨收回成命。且按照公司律，非开股东大会不能决议。似此朝旨迫切，少数股东谁敢承认接收?并应速恳督部堂迅子电奏，请旨饬下邮传部督办大臣，暂勿派员接收，免致激乱人心，别生枝节。”
参加此次大会的，有四川咨议局的代表在内。王人文不便替股东大会代奏，便在他的奏文中说是替“四川咨议局代奏”。结果，遭到清廷申斥。
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碰了清廷钉子以后，又在五月十五日替四川铁路公司代奏了一次，而且于五月二十三日，亦即“保路同志会”成立以后的第二天，奏请清廷治盛宣怀以欺君误国之罪。
保路同志会的成立经过，见于王人文在这一件奏折之中的是：“本月二十一日，成都各团体集铁路公司大会，到者二千余人，讨论合同，及于国家与铁路存亡之关系，一时哭声震天，坐次在后者多伏案私泣。臣饬巡警道派兵弹压，巡兵听者亦相顾挥泪。”
“三余书社主人”在他的《四川血》一书之中，叙述得较为详细：“路公司以川路收回国有，事机危迫……因于五月二十一日招集在省股东及各团体筹商，到会者数千人，皆以收路国有，川人可从，收路为他国所有，川人死不能从。此次铁路借款合同，名非抵押，实则拱（手）奉（人）。况因此借债，路权、政权两受干涉。埃及覆辙，危机在即。佥谓吾辈今日之集会，实亡国民之集会也。死中求生，惟先决死。能舍一部分之死，或可得全部人之生。会时人人号恸，人人决死，组织保路同志会，拼一死以破约保路。四座痛号，哭声干霄。”
这一次开大会的地方，是杨遇春的宫保府。四川铁路公司本就设在这宫保府。先由邓孝可报告了盛宣怀所签的借款合同。合同是在四月二十二日签的，共有二十五款。借款金额是六百万镑，按九五折实付，实际上借了五百七十万镑，而还本付利按照六百万镑计算。利率是年利五厘，每半年付利一次。开工前后，由四国银行团先在借款内垫出六十万镑，作为备用款，年息六厘。分期还本，从满了十年以后开始。未满十年，中国政府即使有钱，也不许还本（企图省掉利息）。十年以后，未满十七年，中国政府可以随时自备款项，还清本利，但利息须照债票票面加付百分之二点五（也就是多付半年利息）。满了十七年，中国才能够随时自由还清本利。
作为此次借款的抵押品的，是（甲）湖北厘金，每年约关平二百万两；（乙）湖北盐税每年附加江防经费与新加二文捐，每年约七十万两；（丙）湖北赈籴捐，每年约二十五万两；（丁）湖南厘金每年约二百万两；（戊）湖南盐道库正厘，每年约二十五万两。以上，总计约五百二十万两。这几种税收。倘若中国政府不按期交付此次借款的本息，便必须连同“他项合宜之内地捐”，“即行交与海关管理”。
借款的另一条件，是筑路的总工程师，武昌宜章段必须用英国人，广水、宜昌段必须用德国人，宜昌、夔州段必须用美国人。
筑路的器材，除铁轨由汉阳铁厂供应外，都必须由英、法、德、美的人优先供应，都必须由中英公司及德华银行经手，加给佣金百分之五。
这借款合同的种种条件，都带有浓厚的“势力范围”色彩，而势力范围在历史上每每是瓜分的前奏。不仅四川的爱国同胞，预感到亡省亡国之痛，湖南、湖北、广东的爱国同胞也是如此。湖南巡抚杨文鼎曾经奏告清廷，说：“湘省自闻铁路于路收归国有，群情汹惧，哗噪异常，遍发传单，恐滋煽动。”湖南省咨议局而且呈请杨文鼎代奏：“湘路力能自办，不甘借债。”湖北的人民，在表面上虽不如四川、湖南两省之激动，然而其后武昌起义之所以一举成功，却与保路运动很有关系。广东境内的粤汉铁路，原已由清廷给美国的合兴公司建筑，因此而触英国之怒，于是在这一次的借款合同中，清廷不得不答应立刻从六百万镑的借款之中，扣去美金二百二十万二干元，还给合兴公司，外加利息，把美国人的势力，从英国的势力范围之中排挤出去。广东老百姓，对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
邓孝可在五月二十一日的大会所报告的，只能是借款合同的简单内容。不过，合同的全文，当时已传遍成都。在邓孝可报告了以后，提议组织“保路同志会”的是罗纶。罗纶在当时是四川咨议局副议长。他的提议被热烈通过。他被举为副会长，咨议局的议长蒲殿俊被举为会长。
依照保路同志会简章，该会的宗旨是“拒借洋款，废约保路”。该会的会员，不限于四川本省人。会员每十人公推评议员一人，评议员每五人公推评议长一人。会议分为大会、评议员会、评议长会，皆无一定的会期。会中事务，由会员自由担任，分为四部：总务、演讲、文牍、交涉。各部每星期必须开会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