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路同志会成立的一天，大众于开会以后全体走到布政使衙门，向布政使兼护理总督王人文请愿，进了衙门，站在大堂门前。王人文亲自出来，对他们讲话，表示同情，答应他们对朝廷力争，说他在任一天，决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结果是，他自己出面，参了盛宣怀一本。过了若干天，摄政王叫人通知他：“贵护督具奏折一件，奉旨留中钦此”。所谓“留中”，便是留在宫中，不予答复。
王人文在六月初二日，又上了一道折子，代奏罗纶等二干四百余人联名的呈文。呈文的主要内容，是请求“谕旨敕下内阁，会同各部妥议具奏，速将邮传部所订借款合同，即行废弃，嗣后关于外债事项，请敕下资政院照院章十四条第三款议决施行。其川路公司办理及款项事件，请敕下四川总督，令该公司照钦定股东公司律召集股东会解决，呈请查核施行。至盛宣怀蔑法媚外，误国殃民，尤恳严治其罪，以重国典。”
王人文在这篇奏折的末尾，替保路同志会的人士说了很多句的好话：“讲演虽甚痛切，然从无扰乱治安及不守秩序之言论行动，未便辄加干涉，致激他变。”
清廷给王人文的答复是：“铁路国有政策，早经宣示；借款合同，系有旨谕令签押，决无反汗之理。该护督一再禀奏，殊属不合，著仍凛遵迭次谕旨办理。倘或别滋事端，定惟该护督是闻。”
不久，王人文便丢掉了“护理四川总督”的职务，奉召以“督办川滇边务大臣”的职衔到京“候讯”。他遵旨离开成都北上，于八月十一日走到西安。被护理陕西巡抚钱能训留住。钱能训把军机处寄来的一道命令交给他看，这命令是叫他留在西安“听候查办”。查办他什么?原来，四川保路风潮已经在七月初一以后一再扩大，清廷要他负责，治他的罪。（所好，八天以后就有了武昌起义的事；清廷不再将他查办，而仅仅撤去他的侍郎衔，开去川滇边务大臣差使，“交部议处”。部议，将他革职了事。九月初一（10月22日），陕西独立；王人文折回四川，由四川转赴上海，由上海去天津。其后，在天津隐居了几十年，与世无争。）
赵尔丰在闰六月初九日接任四川总督。他是汉军正蓝旗人，历任知县、同知、道员、川滇边务大臣、驻藏大臣。在永宁道任上，捕杀了一百多名会党的领袖，博得了“赵屠户”绰号；在边务大臣与驻藏大臣任上，屡屡对藏胞作战，厉行改土归流政策。
赵尔丰有办法对付会党与藏胞，却没有办法对付保路同志会的人士。保路同志会不仅在成都有广大的群众，在多数的各府州县也都设了分会。在重庆的领袖，有朱之洪；在自流井的，有曹笃（叔实）；在井研的，有方潮珍；在青神与荣县一带的，有萧参与张颐；在威远与富顺一带的，有刘裕光。这些人，连同成都的蒲殿俊、罗纶、张澜、邓孝可等等，并非都是革命党人，其中蒲殿俊而且是著名的反对革命、主张君主立宪的分子。清廷坚持收铁路干路为“国有”，弄得立宪党人情愿与革命党合流，区区赵尔丰怎能挽回这个局面呢?
在保路风潮之中推波助澜，给清廷帮倒忙的，又有端方、瑞瀓。端方是满洲正白旗人，姓托忒克氏，考中举人，捐得了员外郎，历官郎中、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宣统元年（1909年），他在直隶总督任上，于慈禧太后梓宫奉安之时，因“横冲神路”而丢官。宣统三年，他花了几十万两银子，买得了“督办川汉粤汉铁路”的肥缺，一心向盛宣怀讨好，希望挤走赵尔丰，取得四川总督的地位。瑞瀓是满洲正黄旗人，姓博尔济吉特氏，贡生出身，当过笔帖式（录事）、主事、员外郎、道员、接察使、布政使，因端方之荐而升为江苏巡抚，最后作了署理湖广总督。此人最怕端方抢他的湖广总督，便竭力怂恿端方挤赵尔丰。而且不惜以湖北的兵交给端方带到四川去。
赵尔丰对于保路同志会，起初也不想采取强硬手段。他替四川铁路公司股东会颜楷等人，代奏了一篇弹劾盛宣怀的呈文，于闰六月二十一日寄到清廷，清廷给他一个置之不理。七月初七，清廷又收到他一道电报，里面说：“此时如纯用压力，反抗必藉此而起。”清廷在这一天，早已知道，成都及若干外县已经从七月初一日开始，相率罢市罢课了。
成都及外县的罢市罢课，可说是端方与盛宣怀引起来的。端方派了一个李稷勋，充任所谓“川汉铁路驻宜（昌）总理”。这李稷勋不与股东们商量，便把公司存在宜昌的现款数百万元交邮传部。股东会要求撤换李稷勋，盛宣怀反而请旨，以“钦命”的方式提高李稷勋的地位。“钦命李稷勋为川汉铁路驻宜总理”的电文。在七月初一目到达成都；当天下午，成都便开始罢市、罢课。
罢市罢课的另一导火线，是瑞瀓与端方两人的一篇联名会奏，奏文中有这么几句话：“自铁路国有命下，反抗者尽少年喜事之人。公正绅董，多不谓然。询之蜀人，众口佥同。……请饬川督严重对待，以遏乱萌，而靖地方。”赵尔丰把这篇奏文交给保路同志会会长蒲殿俊看，蒲殿俊在初一日的上午的股东大会中报告给大家听。“报告甫毕，会场一片哭声、喊声、骂声、捶胸跌足声、演说声、纠察整饬秩序声，会长静众声，轰动会场。时有拍案大哭，致推翻几案者数起，又茶碗破裂声、几案倒声，满场热焰欲烧。于是会场有喊须罢市者，有喊须停课者……”
七月初一日这一天，成都的空气真够紧张。上午，开了股东会大会，蒲殿俊报告了端方与瑞瀓的会奏，引起公愤；中午，钦命李稷勋为川汉铁路驻宜总理的电文到达成都，立刻，全城便飞满了传单，传单上说：“自明日起，全川一律罢市罢课，一切厘税杂捐，概行不纳，邀求收回成命。四川七千万人同白。”差不多同时候，赵尔丰出了一张告示，告示上说：“谕尔商民，莫听浮言。如有误犯，拿办可怜。妥议路事，必须文明。何若妄举，自害安宁。苦言相劝，大众敬听，贸易照常，各谋营生。”下午两点钟，保路同志会举行会员大会，到会的传说有数万人之多，情况的悲壮热烈，更甚于上午的股东大会，公推罗纶与邓孝可到督署见赵尔丰。散会的时候，全城的过半数商店已经关门。赵尔丰向罗、邓二人表示：“为邮传部而罢市，则风马牛不相及。为川督而罢市，自问无对不起川人之事。……欲得日后的事好办，须得本日仍照旧开市。”罗、邓二人说：“我们自当设法向商民劝解。但是，罢市与暴动不同。倘若仅仅罢市而不暴动，川人的秩序仍在，望大帅始终维持。”赵尔丰与罗、邓等人邀集了公司重要股东与若干绅士，在夜间二更时候（十一点钟左右），开会研究维持秩序、防止暴动的办法。王人文此时还不曾离开成都（官职是川滇边务大臣），也到了会场，发表演说。和他一齐来演说的，有署理提法司周善培。“圜而观听者约数千人。”开会的结果，是议决了“由各街公举三四公正明白人，朝夕与区官接洽。街中有暴动者，街众见之，则一面劝阻，立即报知举出人，与巡警劝阻之。不听，则请区官处理之。巡警见之，亦先报知举出人劝阻之。不听，则处理如法。”
大家于是便用了保路同志会的名义，写了很多张布告，叫市民（一）勿在街市群聚；（二）勿暴动；（三）不得打教堂；（四）不得侮辱官府；（五）油盐柴米，一切饮食，照常发卖。
第二天七月初二，全城人于罢市罢课的状态（除了杂货饮食店以外）。家家门口贴了光绪皇帝的神位，有些是用红纸写的，有些是用红纸印刷的。多数牌位上，所写的是“光绪德宗景皇帝之神位”，左右两旁，各写六个小宇，右边是“庶政公诸舆论”，左边是“川路准归商办”。这两句话，是从光绪一次诏书中摘下来的。（神位上的“光绪”二字，应该写作“大清”才对。但是，倘若没有光绪二字，老百姓很少知道德宗景皇帝是谁。主持保路运动的人，用心良苦。）
有些老百姓，头上顶了一张光绪皇帝神位的纸条子，在街上走。
也有人在重要的街道的中心搭了席棚亭子，里面供了光绪皇帝的神位，弄得大小官员皆不能骑马、乘轿而过，必须步行，绕过亭子的旁边走。
单就成都一城而论，秩序一直很好，没有所谓“暴动”的事，一直到七月十五日（9月7日）的上午为止。赵尔丰却在七月十五日的上午，诱捕了保路同志会的九个领袖：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胡嵘、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
赵尔丰为什么要如此?自从罢市、罢课开始以来，他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清廷电陈不能采取强硬手段：“似此本应惩治，然人民皆未滋扰暴动，碍难拿究”（初三日电）；“故此次罢市、罢课，人心坚固，谓国家如俯恤民情，川路暂归商办；并请将借款修路一事，交资政院议决，院议通过，不敢再有异辞，否则举凡一切赋税杂捐，概不完纳，政府若不转圜，人民亦将坚持以待，官吏保持治安，人民亦不暴动，如用强迫手段，即以全省之力对待之云云。……尔丰受事之初，已窥其隐患，故思潜移默运，收拾人心。……惟有仰恳王爷（内阁总理庆亲王）、中堂（内阁协理那桐），密为代奏转圜，拯救危局，倘能准交院议，即可转危为安，若始终坚持，则祸乱不知所届”（初四日电）。“尤恳中堂（那桐）顾念全川，维持大局，倘蒙谕交（资政）院（咨议）局分议，拯救眉急，可事从容布置，不胜感祷。日昨英领来函，议及路事，拟将宜归已用之款，暨现存之款，仍还公司，令川自修川境之路，名为枝路，一以符先朝商办谕旨，一以符干路国有，枝路准民自办之旨，亦不相背，如与公司议妥后，伊即电达驻京各国领袖公使及英使云云。所言是否可行及能否办到。尚不可知”（初七日电）。“总之，此事非和平即激烈。如朝廷准归商办，大局或不致十分破坏。如不准所请，则变生顷刻，势不得不用兵力剿办，成败利钝，实不可臆计。”（初十日电）。
赵尔丰为什么突然在七月十五日变更主张，诱捕了保路同志会的九个领袖?次要的原因，是清廷有命令给他，叫他“严拿首要”。主要的原因是：清廷在七月初九日命令端方进四川，“按查路事”，又在七月十二日命令端方赶紧起程，“许带兵队”。而且，湖广总督瑞瀓，与端方沆瀣一气，拨了不少兵队给端方。端方的气焰，灼灼逼人，分明是要来四川抢赵尔丰的总督。
至于，在荣县与彭县，先后发生了人民接收稽征局与捣毁稽征局的事，虽则也影响了赵尔丰的决策，其重要性却不如“严拿首要”的圣旨与端方之带兵人川。
荣县人民之接收稽征局，是在七月初四日（领导人是革命同志王天杰）；彭县人民之捣毁稽征局，是在七月初七日。而赵尔丰在初十日致电清廷（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对这两县的事竟然一字不提，仍在说“如朝廷准归商办，大局或不致十分破坏”。可见他并未怎样重视这两县的事。
甚至，他在七月十五日上午柬邀了蒲殿俊等九人，加以扣留之时，可能仍不过是一种做作，藉以敷衍清廷，保全禄位。（事实上，被捕者不止九人；另有三人也被逮捕：彭芬、蒙裁成、阎一士。）
赵尔丰不曾料到，扣留九人的消息一经传出，不到正午，便有几千个老百姓手捧光绪神位，于各街公举的“街正”领导之下，走到总督衙门，一排一排地跪在地下，替九人求情。他一时仓皇失措，一面自己派人在衙门附近放火，藉便事后栽诬，一面让小人之尤、营务处田徵葵，下令对跪着的老百姓开枪，当场就打死了三十二人，而且又纵容兵士在各街追杀了若干人。
事情闹到如此地步，如何收拾得了?
全城的人民动了公愤，宁死也要和他一拼。同盟会同志曹笃“跳走南门，与朱国琛就农事试验场，裁木板大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二十一字，于夜分投（锦）江中。乘秋涨顺流，不一日，几传遍川西南。”
成都郊外及附近各县的人民，在保路同志会的号召之下，当天晚上便有成万的人来到成都，虽则赵尔丰已经关了城门，虽则赵尔丰的兵又从城墙上开枪，他们却留在城墙周围不走。于是，成都在事实上入于被围的状态。城外的电报杆子被砍断。不久，城东五十里的龙泉驿，也入于义民的掌握。
新津县的县城，被义民占领，县知事被杀。双流县的县城，也被义民占了一个短时间。武装的义民，称为“同志军”。在七月十七日这一天，赵尔丰的军队与同志军，在“红牌楼”地方有了一次大战。七月二十一日，同志军的武字营在周鸿勋的指挥之下，连胜赵军，又打到红牌楼。
赵尔丰在七月二十三日向清廷电奏说，“官军自十六日迄今，连战七日，防内攻外，东驰西击，刻无暇晷。”
龙泉驿与双流县城，虽则不久便被赵军“收复”；新津县城却一直被周鸿勋守得很好，守到八月二十二日（10月13日），武昌起义以后的第三天，才因弹尽粮绝，重新人于赵军之手。
四川保路会派来北京的代表刘声元，向摄政王递呈文，两次均被门房挡住。他跪在地安门路上，等到摄政王经过，拦舆告状，被捕，交步军统领乌珍审问。乌珍对他很同情，派人护送他回会馆。七月十九日，他又递了一封呈文到庆亲王的府里。庆亲王叫乌珍将他押解回藉。
旅京的四川同乡，包括官吏、商人、学生，在四川会馆开了几天的会，上了好几次的呈文与奏折，替四川的老百姓诉冤。其中，只有以法部左丞曾鉴领衔的京官联名呈文，被都察院转奏，在七月二十三日奉旨抄给端方，“按照所陈各节，查明实在情形，秉公分别核办。”
清廷在七月二十三日也加派了岑春煊去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岑春煊是广西西林人，当过四川总督与两广总督。赵尔丰接到消息，十分不安。端方来，已经构成对他总督地位的威胁。岑春煊来，更叫他心焦。
清廷不久又授权岑春煊统率川省新旧各军及各路援军。岑春煊兴高采烈，从上海的寓所乘轮西上，到了武昌。他在离开上海以前，打电报给四川文武官吏“不许贪功生事，不得擅行杀戮，即倡乱之人情节最重者亦暂行羁留”，等候他到川以后再行查讯。同时，他打电报给四川的父老子弟，说：“春煊衰病侵寻，久无用世之志。然念及蜀事糜烂，吾父老子弟，已在颠连困苦之中，不能不投袂而起。……春煊一至，即当进吾父老子弟于庭，开诚布公，共筹所以挽救之策。父老子弟果有不能自白于朝廷之苦衷，但属事理可行，无论若何艰巨，皆当委曲上陈，必得当而后已。倘有已往冤抑，亦必力任申雪，不复有所瞻徇。”
岑春煊到了武昌以后，在八月初八日也打了一个电报给邮传部，再度建议“将收回路股，均照十成，现款发还。”（他第一度作此项建议，是在上海启程以前，打电报给清廷，奏请“敕部”如此如此。）他在这再度建议的电报中，加强语气，说“股款全还，实为要义，若未能照允，则事终难定。自愧病躯，仍必极力请退，免误事机。”
第二天，湖广总督瑞瀓打了一个电报给盛宣怀，说“今午与西林（岑春煊）论川事，其意仍坚持：一，不主办首要；一，商股非还给十足现银不可。……果西林挟此宗旨，则平乱不足，反以长川人之骄。……瀓窃为西林危之。……闻西林既视大部复奏为进止，则将所请各节量为议驳，西林势必力辞，趁此降旨照准。则于川事、西林两方面均可顾到。”瑞瀓的动机，实际上完全替端方谋四川总督的位置，何尝是替“川事”或岑春煊本人着想。
端方在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活动到“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的差事，奉旨在武昌设立“公所”，于六月间到任，又奉旨去四川查办保路风潮。他在七月十六日离开武昌，八月初九到达夔州府，八月二十二日到达重庆，九月二十二日到达资州（资阳）。随他而来的，有步兵第十六协的三十一标三个营，与三十二标的一个营。
步兵第十六协原驻湖北，被瑞瀓拨交端方，带来四川。协统姓邓，名承拔。三十一标的标统，姓曾，名广大。三十二标的标统，姓孙，名安国。这两标里面的革命党人很多，不过，两标的领袖（文学社的标代表）江国光与单道康二人，由于必须留在武昌，积极准备起义工作，向上峰取得了“留守”的职务，不曾入川。
端方在中途接到武昌起义的消息，便扣留一切提及此事的信件，不让军官与兵士知道风声。因此之故，大家到了资州，仍旧如同睡在鼓中。有一位梁瀛州，从成都托人带来密函给杨毓林，杨毓林告诉管带（营长）陈镇藩，陈镇藩在端方命令官兵准备开拨、移军陕西之时，首先表示反对，而且在训话以后公然剪了辫子，向端方挑战。（陈镇藩是湖北安陆人，同盟会会员，一度被东京本部派充湖北支部长，当时因事未能回鄂就职。）
端方没有正当理由将部队开往陕西。清廷已经在他未离重庆之时，任命他署理四川总督。他应该赶紧到成都去上任，不该放弃职守，企图带兵北去陕西逃难。
事实上，他不但已经知道武昌起义，武汉三镇入于革命军之手，也知道了重庆在十月初二日（11月22日）独立。当时有一种谣言，说天津已为“孙文”占领，京师已经失守，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去了山西。这谣言，端方也听到了，便动了移军北上、到陕西去迎驾的念头。
成都，他不敢去，怕吃赵尔丰的亏。他对赵尔丰结了深仇，而赵尔丰的武力非他的四个营可比。赵尔丰有第七镇（师）的两个标（第六十六标与第六十八标），又有防军六个营。
他和赵尔丰结仇，除了意图争夺总督位置以外，是他在八月二十八日电致内阁，说七月十五日事件，责任在赵尔丰及其营务处总办田徵葵。“川中罢市、罢课，不戕官吏，不劫仓库，绝非逆党勾结为乱。其十五日居民失火，仅系南打金街民人自行失慎。人民赴辕请释蒲、罗诸人，统领（总办）田徽葵开枪击毙者数十人。逾日城都附近居民闻知，人人首裹白巾，冒雨奔城下求情，又为官兵开枪击毙者约数十人。众情乃大愤。至‘自保商榷书’，并无‘独立’字样，并无保路同志会及股东会图记。其中且有“皇基万世”语，况其书并非蒲、罗等手作。”
端方的这一封电报，等于是参了赵尔丰一本。赵尔丰于七月十五日事件发生以后的当天，曾经电请那桐代奏，说“川人此次以路事鼓动人民，……遂图独立。……始则抗粮、抗捐，继则刊散‘四川自保’传单（四川自保商榷书），俨然共和政府之势。……旋于昨夜探悉，逆谋益亟，已聚匪徒近万，即于十五日意乘不备，前来督署烧杀。尔丰……面凛遵严拿首要前旨，将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胡嵘、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设法诱擒；一面出示解散，安抚居民。不意午刻猝有匪徒数干，先使人在督署附近放火，以图扰乱，旋即凶扑督署。……”
清廷在九月初五日（10月26日），根据端方的八月二十八日电报，降旨：王人文与赵尔丰交部议处；田徵葵与提法司周善培、候补道王掞革职；蒲殿俊等九人释放。
赵尔丰在九月十八日向清廷反告端方一状，说端方“主张释放倡乱首要各犯，未奉朝旨，已先将奏稿传示绅民，一面大张晓谕，风声所播，已定之人心又复骚动。”又说，端方“始则徜徉鄂省，惟日电迫尔丰严压川民，又电劝骈诛首要。及至督兵入蜀，是时省城附近各州县匪徒蜂起，亟盼援兵，迭奉谕旨饬其迅速来省，与尔丰和衷商办，尔丰亦复一再电催。乃端方不肯由四川北路进省筹商，迂道改赴重庆，逗留月余。……川事为之一误再误，不可收拾。端方到省之日，即将为川人独立之时”。
事实的演变是：端方到不了省，在十月初七日的黎明便死在三十一标内部的革命党人之手。促成四川独立的，不是端方，而是赵尔丰本人。赵尔丰在十月初六日（11月26日）把印信交出给蒲殿俊；次日成都各界宣布四川独立，举蒲殿俊为“大汉四川军政府正都督”，朱庆澜为副都督。
端方在死前的几天。一再向部队声明，自己不是满洲人，而是“投旗”才有四代的汉军旗人，原姓陶，不姓托忒克。他特地印了名片，名片上的姓名是“陶方”二字。（他生平喜用“訇斋”二宇作为别号，然而他确是满洲正白旗人，托忒克氏。）
杀他的革命党人，多数属于武昌的文学社。被大家公推来执行他的死刑的，有五位同志：任伯雄（永森）、卢保汉（原名保清）、姚鸿圣、丁鹤本、孙世栋。他的弟弟端锦，同时死在另一革命同志贾志刚之手。当天晚上，大家公举陈镇藩为步兵第十六协统领，代替曾广大的位置，通电响应武汉的中华国民军鄂军，议决全部开拨回鄂，帮助鄂军对清军作战。他们到达武昌，是在十二月初一（1912年1月19日），那时候，鄂军与清军已入于停战状态。
以上，只是四川保路风潮的一个轮廓。
历史的事实。从不单独存在。此一事，必有彼一事为因。甲事，也常常与乙事、丙事、丁事等等同时并发，或略有参差。叙述历史的人，只能把事实一件一件地叙述；因此之故，就免不了有所先后，也不得不就若干事实之中有所选择，有所取舍。
本书虽则是名为“细说”，实际上只能就主要的事实，细说一个经过而已。
例如，被保路同志会派往京师去的代表，不只是刘声元一人，另有阮 、李孔阳、黎绍芬三位。然而，这三位并未被逮捕押解回籍。关于这三位的活动，我因此只得从略。在京师的几位四川籍御史，包括赵熙，曾经上奏章替家乡的老百姓说话，我也只得略去。
在七月十五日的屠杀事件之中，黄学典（季陆）是幸免于难的若干人之一。当时，他仅有十二岁，是小学生保路同志会的会长。以我所知，他藏有很丰富的有关四川保路风潮的材料，而且花了不少工夫加以整理。我希望他把这些材料早日发表出来。
有若干极有趣味的小故事，夹在可歌可泣的大故事里面，我也只得为了顾及行文的线索与脉络，而不得不加以割舍。关于保路风潮，如此；关于其他的大事，也如此。
不应该割舍，而值得另写一章的，是武昌起义以前四川革命同志前仆后继的各次起义。尚秉和在他的《辛壬春秋》里，有这么几句话：“川僻在西南，交通阻绝，紊无同盟会党踪迹，徒以激于冤忿，揭竿而起。故乱数月而省城不陷。及武昌兵起，大江南北踵迹独立。川人始实行革命矣。”
尚秉和似乎不知道，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因写了《革命军》而在上海租界入狱的邹容，是四川人。
同盟会自从筹备大会的时候起，便有很多的四川人参加。在现存的东京本部乙巳、丙午两年名册之中，属于四川籍贯的同志，共有一百三十四人之多。其中，有七十六位是由黄树中（复生）主盟，大多数不曾去日本，而是在四川本省入盟的。至于由日本先后回川，从事种种革命活动的，以有资料可考的而论，便有黄金鳌。黄树中（复生）、熊克武、但懋辛、谢奉琦、邓絮、董修武等等。
四川革命同志最早一次的起义，是在乙巳年（1905年）十一月，地点是彭县石堰洞后山，领导人是余切。第二次起义。是在丙午年（1906年）八月，地点是江油，领导人是李实。第三次起义，是在己酉年（1909年）二月，地点是广安，领导人是余英。第四次，是在同年十二月，地点是嘉定童家场，领导人是熊克武。第五次，是在庚戌年（1910年）十一月，地点是彭水凤凰山，领导人是温朝钟。第六次，是在辛亥年七月初四（1911年8月27日），地点是荣县，领导人是王天杰。这几次起义，皆在武昌起义以前。
《细说民国创立》四九、武昌起义（一）
在各省革命同志难以数计的屡次起义之中，惟有湖北同志在辛亥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所发动的武昌起义，一举成功。然而，这成功并非偶然。
在叙述武昌起义之前，我必须先交代一个细节：虽则在事前事后参加武昌起义的同志，极大多数是湖北人，却也有若干外省人在内。其中，姓名可考的，以湖南人为最多，河南人次之，直隶（河北）、山西、四川、贵州、浙江，这几省的人也有：
湖南——刘尧瀓（厚名复基），蒋翊武，黄兴，龚霞初（咏簪），何海鸣，单道康，章裕昆，李抱良，李达武，罗定维，沈岳。
河南——李亚东，孟发成、钱芸生、徐万年，王鹤年，张富国，陈献斌，汪鹤年。
直隶——张廷辅。
山西——霍殿臣。
四川——熊克武。
贵州——王宪章。
安徽——章盛恺。
浙江——胡瑛。
武昌起义与四川保路风潮，有极密切的关系，与湖南的历次革命运动，与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都是连带着的。然而，它是彻头彻尾由于湖北同志自发自主的努力而生的结果，源远流长，波澜壮阔，创千古未有之局。
远在咸丰同治之时，便有兴国州（阳新县）一带的义民，对太平天国热烈支持。孙中山在日本及比、德、法等国鼓吹革命，湖北的留学生踊跃接受革命的洗礼。在兴中会于戊戌以后，入于低潮之时，始终坚持革命信心，拥护孙中山的，在日本除了冯自由、郑贯一、秦力山等几位广东与湖南的青年以外，便是湖北的吴禄贞与戢元丞（翼翠）、傅慈祥（良弼）了。到了孙中山开始新的革命组织之时，率先在比利时、柏林、巴黎参加“同盟会以前的同盟会”的，又什九是湖北人：贺子才、朱和中、胡秉柯、喻毓西、魏宸组、史青等。
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先后在乙巳、丙午两年参加的湖北同志，姓名列在本部的名册之上的共有一百○六人。其中在六月二十八日（7月30日）筹备大会的一天加盟的，有田桐、曹亚伯、但焘、时功玖、匡一、余诚（仲勉）、蒋作宾、范熙绩等二十人左右。参加七月二十日（8月20日）成立大会的，姓名不详。在成立大会被选出的职员，属于湖北籍贯的，有评议员田桐、曹亚伯。其后，于马君武赴德、陈天华自杀以后，田桐与广东籍的胡衍鸿（汉民）继任执行部书记科的“职员”。匡一也在朱炳麟调充庶务科以后，继朱炳麟之任。
同盟会的湖北分会会长，第一任是时功玖，第二任是张昉，第三任是陈镇藩。这三人，皆未能回鄂就职。真正的第一任分会会长，是余诚。余诚在丙午年（1906年）某月回鄂，与刘静庵密切合作，在刘静庵所办的江汉公学与游学预备所主持教务。
刘静庵之加入同盟会，是在丙午年二月十四日，由曹亚伯主盟。（实际经手介绍的人，可能是余诚，但名册上不曾写明。）他参加革命，比入盟的时候早。在甲辰年（1904年）五月科学补习所成立之时，已经是该所的一分子。不久，为了准备响应黄兴所计划的十月初十长沙起义，他被推负责运动马队。他正在马队中当书记（司书）。这马队，是所谓湖北新军马队，为张之洞所创。马队的管带（营长）是黎元洪。科学补习所被封若干天以后，刘静庵被黎元洪开革。
刘静庵搬到圣公会去住，以照料圣公会附设的日知会（书报阅览室）为生。他慢慢地把日知会变成了一个宣传革命的机关，藉以团结科学补习所的老同志，进一步吸收新同志。他在丙午年正月把日知会组织成一个正式的团体。余诚回湖北以后，这日知会便在事实上作了同盟会的湖北分会。
日知会于萍浏醴之役发动了十天以后，在丙午年十月二十九日被查封。次月二十三日，朱子龙被捕于汉阳；二十四日，胡瑛与梁钟汉被捕于汉口。接着，刘静庵被捕于黄陂，张难先被捕于仙桃，季雨霖与李亚东被捕于武昌，吴贡三与殷子恒被捕于黄冈。——一共是九位。
朱子龙、胡瑛、梁钟汉，这三位是孙中山从日本特地遣派回鄂，策动湖北方面对萍浏醴的响应工作的。朱子龙原名家梃，字松坪，江陵县人，曾经投军入湖北新军工程营，改名元成，职居书记，先后参加了科学补习所与日知会，也和刘静庵、冯特民加入了同盟会，其后去了日本。胡瑛原籍浙江绍兴，寄籍湖南桃源，是科学补习所的总干事，也在工程营当过兵，因刺铁良未成而到了日本，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梁钟汉是汉川人，在日本留学，加入了同盟会。
刘静庵。是潜江人，原名贞一，字敬庵，亦作敬安、静庵。张难先是沔阳人，先参加科学补习所，其后投军到工程营当兵士，科学补习所被封，他退出军队，回家乡仙桃镇创办集城学校，和刘静庵往来如故，参加日知会。
季雨霖是荆门人，毕业于将弁学堂，官至三十一标三营督队官（副营长）。毕业以前，便参加了日知会。李亚东是河南信阳人，与季雨霖同学，毕业后官至二十九标一营左队队官（连长），因革命嫌疑被开革，于开革以后先后当工业传习所与支那师范学校体操教员，参加了日知会，被选为该会的评议员。
吴贡三，名之铨，是黄冈人，秀才，设馆教书，办了一个日新学社鼓吹革命，写了一本《孔孟心肝》，又写了《作新民》、《破梦雷》，翻印了《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等，和武昌的日知会颇有往来，可能也正式参加了日知会为会员。殷子恒是吴贡三的外甥，也是吴贡三的学生，往来于黄冈、武昌之间，是日知会的重要会员。
季雨霖与张难先获得保释，朱子龙于次年三月病死在牢里。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其余的六人才被判罪；胡瑛与刘静庵被判无期徒刑，吴贡三被判十五年监禁，殷子恒十年，李亚东五年，粱钟汉三年。（见李廉方著《辛亥武昌首义记》。）
刘静庵不幸于辛亥年五月病死在牢里，未能目睹武昌起义成功。
胡瑛于起义的当晚，被迎出武昌府监狱，不久便就任军政府外交部长，促成各国领事中立，其后被孙中山派赴烟台，担任山东都督。（他晚节不终，帮助袁世凯作皇帝，当了筹安会的所谓“六君子”之一。）
吴贡三于武昌起义以后，被黄冈县知事潘诵捷释放出狱。把政权交给他，向他请罪。他指派谢琦为县知事，自己奔走于黄州府八县，策动反正。殷子恒于八月二十三日夏口厅同知既已逃走以后，率领全部的狱囚，大大方方地走了出来，吩咐狱囚们重新做人，自己到汉阳，协助李亚东。
李亚东原关在汉阳，于八月二十日被四十二标的同志胡玉珍等迎接出狱，作汉阳知府。粱钟汉关在汉川，于八月二十日被胞弟粱恢汉与王守愚迎接出狱，就任汉川革命军总司令，其后受黄兴加委，改为“游击总司令”。
季雨霖于保被释以后，到东北找吴禄贞，于武昌起义以后回鄂，受黎元洪委为团长，参加汉口战役，负伤；不久，受委为“安襄郧荆招讨使”，光复了荆州(江陵)与襄阳。张难先于保释以后无甚活动，于起义以后充当季雨霖的幕僚。
日知会自从九人被捕以后，会务停顿，全靠彭养光与赵鹏飞所主持的“安郡公益社”作为救助与秘密联络的机关。这安郡公益社，本只是安陆府各县旅省人士的一个慈善团体。彭养光为了使得胡瑛、刘静庵等人免判死刑，亲自拿了李廉方的信去北京，找程家柽等人，向肃亲王善耆活动，也向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W.W.Rockhill)活动，终于达到了目的。其后，彭养光去吉林找吴禄贞，赵鹏飞被调到海军楚同军舰上任职，安郡公益社的社长由李长龄继任。李长龄在1910年冬天办了一个工厂在草湖门外，收容群治学社的亡命同志。
严格说来，安郡公益社不是一个革命团体，而是被用来帮助革命同志的一个现成机构，却也吸收了若干新同志，这些新同志其后在讨袁护法诸役牺牲的不少：祝制六、张学济、侯静庵、李立凡、胡钟泗、雷百里。
《细说民国创立》五○、湖北军队同盟会
继承日知会的革命传统的，是“湖北军队同盟会”，发起人是李长龄与任重远，两人均是日知会的会员。李长龄是天门人，任重远是潜江人，李的学生。李在另一学生、新军管带曹进（文思）之处担任书记，把任重远介绍到四十一标三营当士兵。这是戊申年（1908年）春天的事。李的年龄已经是四十七岁了。
李、任二人，想重新组织一个革命团体，便约集了黄绍香（申芗）、郭抚宸、覃炳堃，到汉阳监狱里，和李亚东商量，李亚东不仅赞成，而且答应在监狱里遥为主持会务。（以前，科学补习所的所长是吕大森，日知会的会长在名义上是胡兰亭，而实际上是“司理”刘静庵。胡兰亭在日知会被封以前的几个月去了日本。）结果，在戊中年六月二十八日（1908年7月26日）成立了“湖北军队同盟会”。开成立会的地点是武昌洪山罗公祠，主席是秦炳钧。大会决议：不立章程，亦不宣称会名为“湖北军队同盟会。”
李亚东派了陈绍武办一个《通俗白话报》，自己也写了不少稿子。到牢里来看他的武装同志，可谓络绎不绝。一时，武汉的革命空气又渐渐入于高潮。清吏于是禁止李亚东见客；《通俗白话报》不久也停了刊。到了同年十一月，同志们感觉到“湖北军队同盟会”的名称太引人注意，决定予以结束，把它改组为“群治学社”。
这“湖北军队同盟会”虽则仅仅有五个月的历史，而且不曾有轰轰烈烈的行动，却也达成了承前启后的任务，团结了若干老同志，吸收了若干新同志，“表同情的”竟然有四百多人。最热心的，莫过于任重远。在新同志之中，其后铮铮然露头角的莫过于万奇（耀煌）。
《细说民国创立》五一、“群治学社”
万奇是群治学社的十个发起人之一。其他九个是：杨王鹏、钟畸、郭抚宸、邹毓琳、唐牺支、邹任猷、莫定国、章裕昆。（杨王鹏，复姓杨王，湖南湘乡人，先在湖南新军第五十标当兵，因革命嫌疑被开革，来到武昌，在四十一标三营当兵，参加过湖北军队同盟会。）
成立大会在戊申年十一月二十日（1908午12月13日）举行于武昌小东门外三里多路的沙子岭金台旅馆。当场通过了社章，确定了社名，选出钟畸为庶务。社章中所规定的社长、文书、会计、评议员等等，一概虚悬待贤。
大会议决，社员每月缴纳薪饷的十分之一作为月捐，每月必须介绍新同志二人，以士兵为限，不得介绍官佐。新社员入社，必须有三个社员介绍。
于是，群治学社的发展，比起以往的几个团体来，大不相同。经费充足，人数迅速增加，成为很坚强的革命结合。对外，社员们只承认本社是一个“研究学问、提倡自治”的团体。对内，他们以运动军队，准备起义，互相勉励。
群治学社的工作，在黎元洪的二十一混成协里面的第四十一标做得最有成绩。扬王鹏在该标第一营的左队担任书记，和左队队官潘康时交谊很好，于己酉年（1909年）三月破格介绍潘康时入社，获得通过。这一队，有队官与书记同志，便成了群治学社的核心力量。同营的前队，有社员何海鸣担任助理书记，也很便于发展。
二十一混成协的另一标第四十二标，也有同志祝制六与黄依僧分别在第一营与第二营之内发生作用。
张彪的第八镇里面的第三十一标，有李鑫等同志，第三十二标有黄申芗等同志，炮队第八标有黄驾白等同志。
除此以外，群治学社又有宛思演与詹大悲所先后主办的《商务报》，作为喉舌。在《大江报》写文章的，除了詹大悲与何海鸣以外，有刘尧瀓、梅宝玑、查光佛等人。
钟畸随军调离武昌，他留下的群治学社庶务位置，由李抱良（六如）接任。
群治学社自从成立的时候起。一直在等待起义的机会，等待到庚戌（1910年）四月，听说湖南闹水荒，饥民不但烧了巡抚衙门（三月初五的事），而且“湘中已全为革命军占领”（这是谣传），于是社员们开了一次全体大会，积极动员，而且派了同志孙昌福负责运炸弹到四十一标。
当天，李长龄在黎元洪那里看到一封电报，是楚同兵舰从长沙打来的（那时候，黎元洪兼管在胡北的海军）。李长龄跑去，告诉黄申芗，认为长沙的民变已平，武昌不宜发动。黄申芗觉得很对。于是，大家决定了起义的事作为罢论。
不料消息已经走漏。官方宣布戒严，派宪兵来三十二标捉拿黄申芗。黄申芗翻墙逃走。官方而且封了《商务报》。群治学社经此打击，只得暂停一切活动。
《细说民国创立》五二、振武学社
三个月左右以后，同志们重新活跃起来。李抱良（六如）、黄驾白等在四十一标一营左队潘康时的队部开会，议决改组群治学社为振武学社，加强组织的秘密性，公推杨王鹏起草社章。结果，成立大会在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举行于黄土坡“开一天”酒馆，通过社章，选举职员。社章在大体上与群治学社相同，所不同的是：宗旨改为“联络军界同袍，讲求武学”；职员除了社长、文书、会计、庶务、评议员以外，增加“标代表”、“营代表”、“队代表”。杨王鹏被选为社长，李抱良被选为文书兼庶务。
大会议决，本社的“干部会议”只有标代表可以参加，以免消息泄漏。标代表因故不能出席之时，得指定一位营代表代他出席。社的月捐（薪饷的十分之一）由队代表收齐，交给营代表。营代表交给标代表，标代表在发饷日子的五天以内，汇送本社的会计。
各标的代表，事后推定为：
三十一标，江光国。
三十二标，单道康。
四十一标，廖湘芸。
四十二标，祝制六。
炮队八标，李慕尧。
九月九日重九节，振武学社举行干部会议于黄鹤楼的风度楼，各位标代表分别报告每标的社员人数，合起来一共有二百四十余人。
次月，黎元洪接到密告，一怒而开革潘康时的四十一标一营左队队官之职。不久，杨王鹏、李抱良、钟倬宾、郑士杰也被开革。杨、李二人出营，在东厂口文昌阁住了些时。杨去湖南，其后帮助焦达峰起义，李去广东，下落不详。
扬、李走后，振武学社改选蒋翊武为社长，邹毓琳为庶务。
十一月，詹大悲筹得了三千元，创办《大江报》，每天两张，约了梅宝玑、黄侃（季刚）、田桐、居正、何海鸣、谢楚珩经常撰文。武汉的革命空气，又弥漫起来。振武学社的各标代表，认为“振武”两个字太惹清吏注意，主张改组。社务也该多选若干职员，共同负责。
《细说民国创立》五三、文学社
于是，大家决定了把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推詹大悲起草章程，詹大悲是蕲春人，曾经在黄州府中学读书，得罪了学监，被开除，加入宛思演所办的“证人学会”，接受革命思想，跟着宛思演到汉口，在宛所办的《商务报》担任总主笔，其后接办了《商务报》，先后参加群治学社、振武学社。
文学社的成立大会，举行于辛亥年元旦（1911年1月30日），地点是黄鹤楼的风度楼。所通过的社章，以“研究文学”为宗旨。所选出的职员，是正社长蒋翊武，副社长暂缺，文书部长詹大悲，文书员蔡大辅、王守愚，会计兼庶务邹毓琳，评议部长刘尧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