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被捕的，共有二十余人，包括彭楚藩、龚霞初、梅宝玑、陈宏诰、牟鸿勋、张廷辅的太太和岳父、巡警学校的若干学生同志。陈宏诰和来捕的巡警认识，他的父亲是巡警署的科长，因此之故，他在中途便被放走。蒋翊武身穿枣红马褂，拖着辫子，打扮得很土气，到了巡警局，嘴里叽哩咕噜着说：“我是看热闹的，叫我来作什么？”巡警把他关在后花园里，并不留人看守，他跳出围墙，逃走。
不久，刘尧瀓、彭楚藩等人，都被押解到总督衙门。杨宏胜也随即被押解了来。瑞瀓叫武昌知府陈树屏、督练公所总办铁忠与提法司双涛，将他们审问。第一个被审问的，是彭楚藩。铁忠见他是宪兵，想给彭楚藩一个机会（原因是，铁忠和宪兵营管带寀清阿是好朋友，怕寀清阿蒙受督察不严的罪）。铁忠向彭楚藩说：“你是去奉命抓革命党的宪兵吗?什么人把你也错抓了来？”彭楚藩笑着回答：“我自己是革命党，怎么会去抓革命党呢?”说了以后，他要求自写供词，就洋洋洒洒地写了：
“自鞑虏人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文字兴狱，蓄发罹罪，残暴数百年，实我汉族不共戴天之仇。最近亲贵用事，卖官鬻爵，失地丧权，犹持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之呓语，断送我大汉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我黄帝子孙不忍见民族之沦亡，申革命大义，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尔辈若非冥顽不灵，亦当从而反正，共享共和之幸福。余当在革命军前，为尔等请命。否则噬脐无及，唯尔等图之。余既从事革命，个人生死早置度外，请速余死。”
这时候，已经是10月10日上午四点半钟。铁忠吩咐刽子手，将彭楚藩推出，在总督衙门前面斩首。彭楚藩站着受刑；头砍下了以后，身体仍旧站着。
彭楚藩就义时，年纪才有二十五岁。他原名泽藩，是湖北鄂城人，少年读了很多古书，包括王夫之、黄宗羲的著作，很会写文章、写诗。他念了日本历史，很佩服西乡隆盛，于是投笔从戎，在第二十一混成协炮队第十一营左队当兵士。他听说刘静庵深通宋明理学，便拜了刘静庵为师，不久加入日知会，被选为评议员。刘静庵被捕，他因嫌疑而离开炮队第二十一营，改名楚藩，进宪兵学校，于毕业以后充任宪兵营班长。日知会以后一线相承的革命团体，军队同盟会与群治学社他未及参加，振武学社与文学社均有他努力其间。（他为了促进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而特地参加了共进会。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他在革命同志之中，是任务最吃重的一个。他负责调查的工作，藉宪兵的身份而来往于各部队之间，探听消息。同时，他还要主持宪兵营内部的革命组织，因为他兼为文学社与共进会的宪兵营营代表。
继彭而被判斩首的，是刘尧瀓。刘是湖南常德人，原名复基，也读过若干古书与王夫之、黄宗羲的著作，和宋教仁是朋友，于甲辰年（1904年）一同在湘西筹划革命，次年又在湘西帮马福益图谋再举，失败，到日本留学，见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丙午
年（1906年）回国，在长沙创立“中外各报代派所”，运销《民报》与各种革命刊物，和禹之谟从事学生运动，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于岳麓山。己酉年（1909年）偕同蒋翊武到上海，创办《竞业旬报》；不久，到汉口，帮詹大悲办《商务报》。他本来已经加入过日知会，其后便连续参加了群治学社、振武学社与文学社。在群治学社尚未改组为振武学社之时，他和蒋翊武一齐投笔从戎，到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一标第三营左队充当兵士。文学社成立以后，他被选为评议部长。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失败消息传来，他离开军队，搬进小朝街八十五号的机关里住，以全力主持社务。大部分的起义计划与军事地图，皆是他一手准备的。他在受审时骂不绝口，就义时高呼“同胞速起，还我河山!”论年纪，才有二十八岁。
第三位就义的，是杨宏胜。（邓玉麟与熊秉坤称他为杨洪胜，龚霞秋称他为杨鸿盛。）他是襄阳的农家子弟，先后在绿营与新军当兵，升至第八镇第三十标某营某队的正目，先后加入了共进会与文学社，十分热心，丢掉了军中职位，扎了一间茅屋在右旗（第二十九标与三十标所在地）后营门之外，藉口经营小酒店而积极从事革命，负责“交通”。在八月十八日的下午，他运送经手购买的二百颗子弹到小朝街八十五号，又陪同邓玉麟送两排子弹（二十五颗）到第八工程营，单独到第二十九标与第三十标传达当夜起义的命令，再和邓玉麟到胭脂巷十一号机关运炸弹回家，转送各部队，于到达工程营门口以后回家，出了事。他在被审之时，受刑极苦，不说出一个同志的姓名。判刑之时，他说：“好!要杀便杀!快杀!你们奴才不久便要跟随老子来了。”就义之时，他高呼“孙中山万岁!未死同志万岁!”他的年纪，也只不过是二十六岁而已。
蒋翊武从巡警局后花园跳墙出来，躲到蔡大辅与王守愚的住所，静候起义的消息，侯到天亮。天亮以后他遣派胡培才等人去各部队传令给革命同志，改在当天十九日夜间，大家依照十八日的原令起义。（胡培才等人，有没有顺利地把此项命令送到，大成问题。）然后，他便化装出了平湖门，乘小船逃走，逃至天门县，找刘英。原因是：武昌到处张贴有悬赏捉拿他的告示与他的像片。
邓玉麟在十九日的黎明，与徐万年离开南湖，向武昌城里走，走到中和门外十字街，听说中和门已经关闭，还不曾开，不能进城，便留下徐万年等侯开城，和徐约好，在小朝街八十五号会面。邓玉麟自己渡江到汉口，在“文艺俱乐部”找到李次生，又和李次生去共和里十一号找到李作栋。
邓玉麟与李作栋到了汉口江边，想渡江到武昌，遇到陈子龙，才知道小朝街的机关已破，彭、刘、杨三人被杀，武昌的城门贴有李作栋与他自己（邓玉麟）的照片。他改变方针，不经过武昌城而绕道鹦鹉洲与白沙洲去南湖。他到达南湖之时，已是十九日下午五点。这时候，城内的同志派来一人，恰好也到，问他在不在南湖，同时传下命令说：“城内各军队定今夜八时起事，要炮队响应。”（八时，可能为七时之误，是传令的人传错的。）
这一位从城内来的传令人，可能是蔡济民所派。据吴醒汉在《武昌起义三日记》里说，蔡济民于正午换班以后告诉吴醒汉：“今夜趁点头道名时干起来，……工程营、炮队我派人去通知，同时发难。”
熊秉坤在《工程第八营首先发难暨事前布置》里面说，他（熊秉坤）在十九日上午该营用餐完毕以后，召集各队代表，“谎谓众曰，‘今早奉总机关命令，责我工程营首先发难。’……如是，众韪其言，约定下午三时下晚操发动。”十二点钟以后，他和李泽乾冒雨潜入右旗，访得三十标同志方维、谢涌泉与标代表王文锦，又见到二十九标标代表蔡济民，向蔡济民说：“我营决计于下午三时晚操发难，汝标可否响应?”蔡说：“现只有望汝老哥干一干，吾绝对带领吾队响应兄营。”
到了下午三点，长官并不吩咐吹号下晚操，方维与谢涌泉来到工程营探听消息，秉坤这才和李泽乾与方维、谢涌泉商量好，把时间改为“点头道名后、二道名前，七时”，方、谢二人回右旗，告诉蔡济民。
在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这一天，有心于在当天晚上起义的，不只熊秉坤一人。蒋翊武派了胡培才到各处去传令；孙武也派了人到各处去传令，邓玉麟之所以再去南湖，也正是奉了孙武的意旨而行。胡祖舜在十八日的夜里住在沔阳学社，在十九日的早晨，遇到来自塘角的杜昌年同志。胡祖舜嘱咐杜昌年，“利用（武胜门）开城取水时间，设计出城还营，转达其总代表李鹏升等，务于本晚遵照（八月初三）大会所付予之使命，先行纵火为号，其他各营队均有联络，准可响应。”
杜昌年在下午两点离开沔阳学社，出城，回塘角，向李鹏升等人报告。杜在十九日早晨进城，本是李鹏升派去探听消息的。李在十八日原已派了王允中进城领子弹、炸弹、旗帜，王在当天不曾回来。（在杜回来以后，王也乘开城机会回到了塘角。）扎在武胜门外塘角的，是第二十一混成协所属的第十一辎重队、第十一工程队与炮队第二十一营。三个单位的共进会总代表是李鹏升，文学社总代表是余凤斋。
胡祖舜在《六十谈往》里说：“于是李鹏升、黄恢亚等集合各队分代表再三密议，一致决定即晚十时由辎重队发难，炮工响应。……起事之后，即进攻武胜门，以炮队占领凤凰山、黄鹤楼、高观山等处，工程队担任掩护。辎重队分编二支队，一支队由察院坡攻藩署前门，一支队由司湖袭攻藩署后园。议定，即派人通信城内各营，届时以塘角火起为号。
“至六时许，各队队官以上在炮队营署开秘密会议（对付革命党）。各同志以机不可失（乘着官长不在部队），均主提前发动。
“其时适当辎重队第三排接班查街。各同志恐兵分力薄，遂一致赞成乘机先发。即由李鹏升派人通知炮工各队准备动作。一面密令同志罗全玉首向排长郭某发击一枪为号，时午后六时零五分钟也。
“全队同志闻声奋起，入军装库抢子弹一箱，当场分发，并往马号（马房）以马草举火。
“工程队黄恢亚……胡亚民……等立即响应。……遂集合编为两（?）支队，以李鹏升为正队长，李树芬、王允中、杨少芬为参谋，罗全玉、钟继武、张瑞廷、冷文梅、晏柏青等为支队长，率队向炮队进攻……该营管带张正基知势不可敌，乘机逃避。……惟该营下级官杜瑞镕及守卫司令官王季鹏等各执手枪抵抗，伤辎重同志都全福一人。经李鹏升率队进攻，一面冲入该营中队排长室内，将棉被堆集一处，淋以洋油，取号内挂灯以燃之，烟火蔽空。……张正基乃率队走避于青山附近。”
胡祖舜关于塘角辎重队发难经过的记载，是极重要的文献。他把罗全玉同志枪击郭排长的时间，毫不含糊地写作“午后六时零五分钟”。在时间上比起金兆龙、程定国、熊秉坤等同志在城内黄土坡第八镇工程营之中发难略早。
大家都是为了革命，发难谁先谁后，毫无关系。最好是，同时在约定的时间发难。可惜总机关在十八日的夜里被破，首脑人物已先后或伤或死或逃。十九日的各方行动，虽则也有热心同志奔走联络，在大体上都是自动地各自为战。而且，每一单位的可乘之机迥不相同。
胡祖舜所记载的塘角辎重队发难的时间，是不是有错误的可能?依现存的史料而论，这种错误的可能性很小。李廉方在《辛亥首义史迹》里面，有下列一句话：“晚，九点多钟，遥见塘角火起，炮队发难。”但是，当时身在南湖炮队第八标的邓玉麟，却在《辛亥武昌起义经过》里说：“至七时，城内工程营发动。……即时，草湖门（武胜门）外塘角混成协炮队、辎重工程各队，亦即响应，将营房烧毁。八时，闻城内发动，玉麟即在炮队（第八镇的炮队第八标）开枪集合。”由此看来，在南湖的人决不是到了九点多钟，才看见塘角火起的。
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的“武昌首义之发动”一章里面说：在阙龙、杜武库、李鹏升等人所率领的各批同志，先后到达了楚望台军械所以后，“时三十标代表张鹏程，奉命率士兵二十余人守通湘门，见塘角火起，亦整队至（楚望台军械所）。”张难先的话，颇为费解。既然塘角辎重队的领袖李鹏升已经于放了火，率队在武昌城外绕了一个大圈子，来到了楚望台军械所，怎么张鹏程于刚刚遥见塘角火起，从很近的通湘门赶到楚望台军械所，反而到达该处在李鹏升之后?
事实上，李鹏升在塘角攻了混成协炮队第十一营以后，集合了一百多人，先到武胜门，进不去，转而向东，绕过城墙的北面与东面，经过忠孝门、宾阳门到了通湘门，看见通湘门大开，没有清兵守卫。这证明了张鹏程早就撇下了通湘门，去楚望台军械所参加革命了。张鹏程到达楚望台军械所，应在李鹏升之前。李鹏升和他所率领的一百多同志，不愿意走进通湘门（怀疑清方对他们使用空城计），仍旧向南走，走到中和门，又不进去。最后，到了十字街长虹桥，听到南湖炮声，才转而向北，由中和门进城，到楚望台军械所。
熊秉坤在他的著作里面，一向强调第八镇工程营是首先发难的。但是，他自己在《湖北新军革命质量暨其经过并驻扎地》一篇文章的附注之中，也承认：“其实该两队（混成协辎重队与工程队）（发难）最早，恐怕与工程营同时发难，亦未可知。”
工程营究竟在几点几分钟发难?熊秉坤只记得是点头道名之时。吴醒亚在“武昌起义三日记”却说得很明白：“……幸至七点半钟点名时，闻工程营枪声。……”
熊秉坤是湖北江夏（今武昌）人，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二十一岁时入伍，参加了日知会。日知会失败以后，他销声匿迹七年，被选拔入讲武堂，毕业，任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后队班长。（当时清军的编制，是每营四队：左队、右队、前队、后队。一个队相当于今天的一个连。队下有排，排下有班。）辛亥年三月，经友人介绍，与孙武会面，“适觉生（居正）在座，倾谈甚快，因亦加入共进会。”
他在共进会中十分努力，被公推为工程营总代表，后队的队代表由他兼任，其后改为金兆龙。前队的代表是徐少斌，左队的代表是罗炳顺，右队的代表是杨金龙。全营的同志，在辛亥年六七月间，有了一百余人；到了八月，竟然有了六百四十名左右，足以编成四个“正队”。所谓“正队”，是共进会在湖北的秘密编制，每一正队，分成三个“支队”，每个“支队”的人数是二十人。原有的四个队代表，作了“正队队长”，下设正队副队长。他自己以总代表的资格，兼为“大队队长”，统辖四个正队，下设参议、参谋、副官、书记、交通员、密探。
他在八月十八日的下午，从杨宏胜手中接得若干子弹。他在《武昌起义谈》里说：“旋扬宏胜运子弹五排来，乃择以最勇者人给两枚，尚余三枚，自备”；在《工程营首先发难暨事前布置》里说：“杨宏胜……将怀中两盒子弹取出交坤。……坤再将子弹两盒分作四份，按交各队代表分发，并嘱以胆大、平时与官长有仇者，人发两粒，其余各队代表，人得三粒。坤亦自得六粒，盖以三粒充响应时向小操场发三响为信号，余三粒备作带队出营时，恐生阻碍，不能不早有预备耳。”
这一天，八月十八日，在晚上九点半的时候，工程营的官长奉上峰命令，特别戒严，把住各排的路口。士兵们一概不许走出棚室，连厕所也不准去，大小便概用痰盂。有一位士兵同志任振纲，是共进会的一个支队长，把熊秉坤分给他的子弹两颗装进枪内，也提前把白布缠在右臂（这是革命军的标识），被排长发现，捉了。禁闭起来。
熊秉坤一夜不曾合限，于天亮以后、起床号以前，睡着了一刹那。
八月十九日的上午，情势更加紧张。他幸好是值班守卫，以正目的身份当“卫舍长”，掌管巡查哨，便利用职权叫李泽乾出外探听消息。李回来告诉他，彭、刘、杨三人遇害，各处革命机关都已封闭，各处城门也都关了，巡防营的兵放哨，放到了十五协（二十九标及三十标营地，一称“右旗”），放到了工程营的左右各街。
十点早餐以后，他召集各队代表开会，决定在下午三点钟起义。大家告诉他，有些同志已经把子弹摔到了毛厕里，有些同志已经把子弹摔出了墙外，原因是怕子弹被官长搜出。他命令大家，没有子弹，也要起义，可以改用刺刀。
有一位同志吕功超，回家中向嫂嫂要来两盒子弹；这是他的哥哥留交嫂嫂保管的。哥哥在清将吴元恺身边当过马弁，现已去了四川。另有两位同志章盛恺和于郁文，向熊秉坤告奋勇，偷得排长的子弹两盒。熊秉坤有了这四盒子弹，感觉到起义有了把握。
三点钟的时候，官长不叫人吹号下操。熊秉坤与李泽乾及来自三十标的方维、谢涌泉商量的结果，改在下午七点，点了头遭名以后发难。
下午七点，各排各棚点了头道名。熊秉坤巡视各棚，走到后队第一排第三棚熊秉坤自己的棚子，忽然听见有吆喝的声音，喊捆的声音。走去一看，迎面来了第二排排长陶启胜，“其行如飞”。
原来，这陶启胜是十分反对革命的一个排长。他带了两个护兵走到金兆龙同志等人的棚子的门，笑着向金兆龙招手说：“你过来，我有话同你讲。”金兆龙还以为他是好意，甚至企图转向革命这一边来，于是便走了过去，走到棚门口，被陶启胜一把扭住双腕，大叫：“你胆顶大，敢造反!”又叫护兵：“把金兆龙捆起来!”护兵不敢动手。金兆龙一面挣扎，一面向同棚的同志们说：“你们这时候不动手，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程定国取下枪来，想对着陶启胜放，又怕伤了金兆龙。金兆龙顺势夺了枪。倒转来，用枪托子向陶启胜的头一打，打得“血花四进。陶呀然一声，即释金，捧头向外楼梯口逃，与（熊秉）坤遇。”
熊秉坤对陶启胜放了一枪，不曾打中。
以上，是熊秉坤在《工程营首先发难暨事前布置》里所说。熊秉坤在他自己的另一篇文章，《武昌起义谈》里面，说法与此稍有不同：第一枪不是他放的，而是程定国放的。而且，用枪托子打陶启胜的头的，不是金兆龙，也是程定国。
关于这城内的第一枪究竟是谁所放，胡祖舜在《武昌开国实录》里也说，“金兆龙以时不可失，遂执枪与（陶启胜）格斗。……程正瀛（定国）适居邻舍，即开枪助击。陶负伤逃，熊秉坤复抢击之。”
陶启胜奔下了楼，与代理管带（营长）阮荣发相遇。阮荣发错认陶启胜参加了革命，对准陶启胜连发两抢，均中了要害。
跟随阮荣发一齐来弹压的，有右队队官黄坤荣与司务长张文涛。他们想上楼，上不了，熊秉坤与章盛恺、程风林、程定国、金兆龙等与他们对抗。章与程风林负伤（其后程风林因伤而死）。程定国枪法很准，一连打死黄坤荣与张文涛二人。另一位同志，右队的吕中秋，打中阮荣发。阮荣发转身，向前队的穿堂乱放，打死一位姓冯的同志，他本人随即也被徐步斌打死。其他的若干官长，纷纷逃走。
熊秉坤于是吹了警笛，叫大家集合。来集合的寥寥无几。这是因为一则由于吵杂的声音太大，二则生死关头，敢于附和的不多。
熊秉坤率领若干同志，到本营的军械库（不是楚王台的军械所）找子弹。子弹早被上峰提走，只剩下十二把（二十把?）开了口的军刀。熊秉坤自己取了一把，其余的分给各分队的队长同志，也交了两把给方兴。方兴本是工程营的学兵。被挑选进了陆军测绘学堂当学生，是共进会在该校的总代表。这一天，他回到工程营来，帮助熊秉坤发难，他在陶启胜抱头鼠窜之时，摔丁一颗炸弹助威。
熊秉坤带同志到军需房，房内有一个铁箱，箱中有几百块银元。有些人走上前去想拿：韩似信把煤油灯摔进去，点起了火，不准大家见财心动。
熊秉坤与杨金龙领队，金兆龙和几个同志在后面押队，出营。出营以后，向左转了一个弯，遇见左队队官李子魁。李子魁对大家放了三枪，未中。扬金龙还他一枪，李子魁溜走。
大家走到右旗十五协二十九标与三十标的所在地，熊秉坤向内放了三枪。这是原来约定的起义信号。
再走到千家口，大家不愿意再走。熊秉坤回头一看，只剩下四十人，中途逃走的不少。
所好，马荣与罗炳顺旅人送了信来，说他们已经占领了楚望台军械所。熊秉坤、杨金龙等接到这个消息，“一个呼哨，已到目的地矣。”
马荣是文学社社员，也是共进会会员。他在文学社里面，是工程营的总代表。熊秉坤于文学社、共进会决议联合以后，把工程营的同志编为四个正队，马荣便受任为左队正队的副正队长。罗炳顺是该正队的正队长。
在武昌起义的历史上，有待考证的问题极多。其中之一便是：在每一部队之中，以文学社的总代表为负责人，抑以共进会的总代表为负责人?史料中，简直找不出答案。以常理来揣测，可能各部队重新推举一番，或由两位总代表互推一人。另一可能是：两个团体在某一部队的同志谁多?多的以其总代表为负责人。
就工程营而论，这个问题不成问题。马荣本人兼为共进会的会员，而共进会的领袖是熊秉坤。共进会的会员人数，在工程营之中，似乎也比文学社的社员人数多。
马荣与罗炳顺所隶属的左队，这时候奉上级命令，负有守卫楚望台军械所的任务。“监视官是前任工程营管带李克果、马祖荃等五人。（现任管带是王永泉，去了直隶永平参加秋操。代理管带是阮荣发，阮荣发不能分身。阮荣发曾经在八月十一日拿了本营“革命党名册”向张彪报告。张彪本想调三十标的兵换守楚望台军械所。黎元洪说，三十标的革命党或许更多，不如加派该工程营前任管带李克果，与督练公所工兵课课员马祖荃等一共五人，到楚望台军械所当“监视官”。）
李克果在楚望台军械所于熊秉坤等发难之时，听到枪声与吆喝声，召集所中的官兵训话，吩咐他们：如果有徒手的“匪人”来，你们应该开枪抵抗；如果有持枪的“军队”来，你们人少，“要避一避，再看情形。”
马荣向李克果说：“我们都没有子弹，怎么能抵抗‘匪人’？”李克果叫人搬出两箱子弹，发给大家。同志们得到子弹，立刻向空发了一排抢，把李克果与其他监视官及左队队长吴兆麟等官长吓走。楚望台军械所于是入于革命党的掌握。
熊秉坤率领四十多人来到，与马荣等人会合，召集全体在场的兵演讲。
熊秉坤演说已罢，在九点三十分钟下令：“本军应冠以革命二字，称之曰‘湖北革命军’，其兵种队号仍袭用原有旧制。”“暂以楚王台为本军大本营驻在地。”“金兆龙带（工程营）后队（第）二排出中和门，经十字街去南湖，威胁八标炮队响应后，并掩护该标进城。”林振邦带后队第三排，占领千家街口，向十五协、铁佛寺、伏龙庵方面警戒。徐少斌带前队第三排，占领楚望台与中和门高地，向津水闸方面警戒。
金兆龙率领后队第二排，到了中和门。中和门的守兵已逃，金兆龙用双手拉开一尺多长的铁锁，出城。走到长虹桥，与三十二标队官楚瑛的一队兵相遇，打了几分钟，将楚瑛的兵打退。然后，到了南湖阅兵亭。再以后，与马标（第八镇马队第八标）的哨兵打了几分钟。最后，到达第八镇炮队第八标的后营门，与守兵交锋。交锋了一阵，炮标（炮队第八标）的同志已在内部响应。
以上，是熊秉坤的记载。张难先说，金兆龙走到马标，已和炮标的同志相遇。
邓玉麟写炮标响应，写得极简单。“八时闻知城内发动，玉麟即在炮团开枪，集合炮队全标，率领进城，到达楚望台，即占领蛇山，用炮攻击制台衙门。”
胡祖舜在《武昌开国实录》中，记载得相当详细：邓玉麟和李作栋在十九日午后，在汉口“一码头”乘小船，经鹦鹉洲到白沙洲登陆，向南湖走，中途遇到孟发成，一齐回炮标。恰好，门口的守卫是同志王鹤年。进去以后，邓、李、孟三人和徐万年、蔡汉卿、艾良臣等会议，（徐万年曾经在上午偕邓玉麟进城，进不了城，被邓玉麟留在十字街，等候中和门开城。大概是，等候了一阵，中和门仍旧未开，便回了炮标。）邓玉麟与李作栋、孟发成，把城内消息与新的起义计划告诉徐万年、蔡汉卿等，研究如何准备。“同时，黄驾白、王华国，得刘复基（尧瀓）等被捕消息，亦与李翊寰、童启栩、涂吉祥、彭正卿、王蕙芳等集议发难。”“众乃准备一切，邓亦易军服，荷马枪。”“时至九时许（邓玉麟说是“八时”），见塘角火起，城内亦有枪声，蔡汉卿、孟华臣（发成）等即拖炮至操场。其队官柳柏顺出而阻止，蔡以足仆之。”
张难先说：“及睹塘角火起，邓玉麟在南营门开枪。蔡汉卿乃赤膊椎胸起，奔呼同志集合。队官柳百顺出而阻止，汉卿腿击之，辟易丈许!其他官佐皆望风靡。”
为什么蔡汉卿用腿而不用枪?他投有枪，更没有子弹!
张难先说，蔡汉卿集合了二十几位同志，到本标（炮队第八标）军械库取出炮弹，向天发炮。“应者仅范鸿先等数十人。玉麟曰，殆矣。蔡汉卿、王鹤年乃炮击右队，右队同志始脱官长之压迫而出。复击（第）一营三炮，（第）一营亦来会。”于是邓玉麟、李作栋、徐万年、蔡汉卿、孟华臣（发成）、陈国桢等率全标同志，炮十二尊，整队向中和门出发。
出发以前，他们派金明山到同驻南湖的第八镇第三十二标第二营左右队，请该两队同志响应，一同出发，予以掩护。结果，单道康、夏斗寅、戴鸿炳、祝倪周等带了若干人出来，陪同炮标进城。
“路经马标，见马标无动态，亦击三炮。马标同志马骥云、徐国钧（祁国钧?）、黄冠群等随起应。（但是马标的大部分，其后却被标统喻化龙带去了五里界，溃散。）迎炮队之马明熙、金兆龙、邝汉卿、张鹏程等适至。”
来迎炮队第八标的同志，可见除了金兆龙的一支以外，又有（一）马明熙的一支，（二）张鹏程的一支。（邝汉卿是工程营的同志，属于金兆龙的一支。）
马明熙是第八镇第三十标第三营的一个排长，于望见塘角火起以后和方维、谢涌泉等一百余人起而响应。他们走到楚望台，与工程营同志会合。在他们之后，又来了第二十九标蔡济民等同志一百多。再其后，有方兴、李翊东所率领的一批测绘学堂学生，约有八十人左右。方兴于熊秉坤等发难之时，已经进入工程营内，向熊秉坤领得军刀两柄，回到测绘学堂，恰好李翊东正集合同学站队。方兴分给李翊东军刀一柄，于是两人便率领同学，整队到了楚望台，成为第二批前来会师的同志。
吴兆麟给他们抢枝、子弹，派他们当总预备队，负责守卫楚望台。
吴兆麟是工程营的左队队长（连长），略有军事学识，参加过日知会，其后便与革命同志没有什么来往。工程营起义之时，他溜了出去，被汪长林遇到，连拉带劝的引至回军械所，受熊秉坤及一般同志的推戴，当了“临时总指挥”。熊秉坤的这种让贤的风度，确是了不起。
吴兆麟以临时总指挥的身份，颁发第一道命令之时，是十点三十分。据熊秉坤说，当时“各标营尚无动静”。熊秉坤的话，我们可以解释为：当时各标营（及学堂）尚未有人来到楚望台军械所。
吴兆麟的第一道命令是：派工程营前队排长伍正林，带前队的兵两排，经津水闸、保安门正街，攻督署之前方；派工程营右队排长邝名功（杰），带右队的兵两排，经紫阳桥、王府口，攻督署的后方。
熊秉坤说，吴兆麟于方维、蔡济民、方兴这三批人先后来到以后，再派方维与马明熙等第三十标的一批，出城迎接南湖炮队第八标，以加强金兆龙等一支队伍的力量；派蔡济民第二十九标的一批，助攻督署后方，以加强邝名功等一支队伍的力量；留方兴、李翊东等测绘学堂的一批，作为总预备队，以加强楚望台与军械所的基本力量。
方维与马明熙等一批，走到马标（第八镇马队第八标）营房附近，追上了金兆龙，也迎得了炮标（第八镇炮队第八标）的同志。这时候，张鹏程的一排人也来了，于是会合在一起。
张鹏程是第八镇第三十标的一个排长，文学社在第三十标的标代表。他在八月十九日的晚上，奉上峰命令，带了二十几名兵士守卫通湘门。看见塘角火起（或是听到军械所的排枪），便撇下通湘门不管，带他的兵来到楚望台。他的这一批，可说是第六批。（第一批，方维等；第二批，蔡济民等；第三批，方兴等。第四批，是混成协第四十一标第三营的阙龙、郑继周、王世龙，一共三个人；他们是翻了营墙出来的。第五批，是第八镇第三十标第一营的吴醒汉与第二营的徐达明等若干人；他们是抢了子弹，推倒营墙出来的。）
张鹏程的一批到了楚望台，便转而前往津水闸，保安门正街，进攻总督衙门。他们到了保安门正街的东头，便被把守保安门的清军消防队截住，死伤了好几位，退回楚望台。张鹏程与吴醒汉等人商量了一下，拨得若干同志，凑上一百多人，仍由张鹏程率领，出中和门，迎接第八镇炮队第八标。这便是张鹏程何以能在马标营地附近与炮标同志相遇的缘由。
炮标同志进了城，把十二尊炮分别架在中和门、楚望台与蛇山的几处高地，使得革命的形势顿然改观。这时候，虽则是李鹏升已经带来了混成协辎工二队的同志七十余人，经通湘门城外绕到中和门外十字街长虹桥，转向东北，进中和门，到了楚望台。余凤斋也带来了第八镇辎重营的祁占鳌、刘德贵等四十几位同志，劈开武胜门进城，占领了凤凰山，分兵派胡廷佐率领，攻布政使衙门。（李鹏升的一批，可算是第七批，余凤斋的一批虽不曾来到楚望台，却是第八批的响应之师。炮队第八标，是第九批的响应之师。）
这时候，吴兆麟派往进攻总督衙门的部队，业已先后受到挫折。
吴兆麟曾经在十点半钟，派伍正林带两排兵，经津水闸与保安门正街，攻督署之前，派邝名功（杰）带两排兵，经紫阳桥与王府口，攻督署之后。其后不久，又派蔡济民等一批同志，接在邝名功一路之后，为后劲。
伍正林的一路，走到津水闸，便被保安门城墙上的清军武装消防队截住；其后续进，到了恤孤巷口，被巷内的清兵冲出，截为两段，又只得退回律水闸。邝名功的一路，走到紫阳桥，遇到清军，伤亡极重，邝名功率队退回了工程营，架抢休息。吴兆麟接到报告，便要执行军法，将邝名功捉来枪毙。同志们替他讲情，于是邝和他的队伍，又来到了楚望台。
蔡济民虽同样遇到阻碍，而并不撤退。
炮队第八标的同志，在中和门城墙、楚望台与蛇山的中峰与其他几处高地，对着总督衙门轰将起来。
熊秉坤说，吴兆麟这时候派了周定原、黄楚楠、杨金龙三位同志，各带兵士三五人，分往三路放火：一路由王府口至小都司巷（北路），一路由水陆街进大金龙巷，至小菜场（中路）；一路由保安门正街经望山门正街，至总督衙门的东辕门（南路）。不到半个钟点，三处的火都起了，使得炮标的同志易于瞄准。（同时，吴兆麟也派了吕中秋与张靖川二人，带了兵士十余名，割断各标营的军用电话线。）
熊秉坤继续说，吴兆麟在夜半以后，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凌晨两点钟，发出第二次进攻督署的命令：（甲）派熊秉坤带领工程营后队全队（三个排），经津水闸与保安门正街，攻督署之前；派伍正林带领工程营前队全队，走上保安门城墙向望山门前进，以协助熊秉坤的一路兵：令陈国桢拨过山炮二尊，架在保安门城墙之上，对督署猛轰；派曹飞龙带领工程营右队士兵一个排，走上保安门城墙，作为炮手的掩护。（乙）派黄楚楠带领工程营左队全队，经王府口与小都司巷，攻督署之后；派姚金镛带领第二十九标第三营右队全队，作为黄楚楠的预备队。（丙）派方兴带领测绘学堂的一百多名学生，作为“总预备队”，“并巩固楚望台及军械所后防。”
甲路，熊秉坤与伍正林带了工程营的后队与前队出发。第三十标的马明熙与徐达明，也带领他的两排兵，加上吴醒汉、彭纪麟所带来的若干同志，自愿参加熊秉坤的一路。同时，第二十九标的杜武库、杨选青、夏一青三位同志也领了他们所带来的人，参加伍正林的一路；还有，第四十一标的阙龙、李宗（忠义）、岳少武，也并入伍正林的一路。于是，甲路的熊伍两路，浩浩荡荡，向着督署的前方冲来。
熊秉坤与马明熙、徐达明等人约定：（一）把同志分为三组，轮流向前冲进；（二）每到一个巷口，在驱走敌人以后，就留下几个同志把守。果然，同志们得到轮流的机会，愈战愈勇。若干与保安门正街成为垂直线的巷子，如恤孤巷、崔家院巷及望山门正街，暂时都被肃清。熊的主力，到达望山门正街的陈宏发酱园门口，离开督署东辕门仅有一百公尺左右。
忽然，后面的同志纷纷溃退，谣传望山门城墙上的清军已经走上城墙，将革命军拦腰冲断。事实是：清军并未如此，而是第八镇司令张彪本人带了机关枪手与辎重营的兵两队，与几十名武装消防队，走上了望山门一段的城墙，一面对熊路的三个组射击，一面在城墙上向东伸展，与革命军的墙上部队接触。墙上部队，受到武装消防队的两次冲锋，死伤颇众。“督队”阙龙受了重伤。若干同志因而气馁，颇有退后与跳下城墙的，把保安门城墙上的两尊过山炮丢了。领队的伍正林愤而拔刀自刎，被左右的同志救护住，其余的同志看了，十分感动，陡然之间士气百倍，扎稳了阵，清军不能再进。革命军的保安门阵地与两尊过山炮安然无恙。
当城上部队扎稳了阵之时，熊秉坤城下部队已经败退到了津水闸。熊和马荣、伍正林等人商定：挑选四十名敢死队。这敢死队顷刻之间便已组成。参加的人包括：
熊秉坤、胡效骞、马荣、伍正林、马明熙、吴醒汉、杜武库、扬选青、徐少斌、彭纪麟、纪鸿钧、徐绍儒、陈振武、饶春棠、林振邦、陈连升、杨正全、张得发、孙松轩、赵道兴、宋厚德、张斗熙、李自新、夏一青。
这是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中所记下的名单，尚缺十六人的姓名。李廉方在《辛亥武昌首义记》所写下的名单，与此相同，但缺少熊秉坤，把“陈连升”写作“陈连魁”，称这二十四人为“前锋”。李廉方的说法可能是根据胡祖舜的《六十谈往》。（敢死队尚有一人：胡春阳，见于李廉方的书，页一00，说他“被扫射而伤腿”。）
熊秉坤说，胡效骞是敢死队的领队，他自己是押队。
敢死队的作战方法是：不再留人在每一个巷口，以防免埋伏与拦腰袭击。他们带了武器与煤油及引火物，破釜沉舟，一口气从津水闸冲过保安门正街，直达督署的东辕门放火。
清军这时候方集中注意力于革命军的城上部队，没提防敢死队如猛虎一般地冲上前来，竟然连东辕门也守不住，退到了西辕门去。敢死队的胡效骞、徐少斌、马明熙等十几位乘势追到西辕门。
不料，督署内大堂之中的清兵，突然用机关枪扫射。马明熙等腹背受敌，陷入重围。这时候，纪鸿钧奋不顾身，手提一箱煤油，冲进督署的门房，在门房内放火，门房顿然烧了，烧及了大堂，机枪手作鸟兽散。胡效骞等十几位同志转危为安。纪鸿钧本人被烧死在门房里面。
在纪鸿钧以外，敢死队中牺牲的同志，仅张斗熙、宋厚德、赵道兴、李自新等四位姓名可考。
张彪在保安门与望山门之间的城墙之上，见到督署起了大火，便慌慌忙忙地走下了城墙，经吴家巷出平湖门，带了第八镇辎重营的兵去汉口，扎在刘家庙。
瑞瀓呢?早就溜出了督署。他在“签押房”中了一颗炮弹之时，便自行拆毁督暑的后墙一段，走出望山门，登上楚豫兵舰，开去汉口江面，躲在外国兵舰的后面。
黎元洪於工程营起义以后，仍旧坐镇在第二十一混成协司令部（左旗第四十一标附近）。他亲自动手。杀了来自第三十一标的周荣发同志，也杀了第四十一标的企图冲出营门去响应革命军的邹玉溪。他叫标内的“第三营”兵士站到营墙上去，命令他们：“如果有人来攻，便开枪打。”（这时候，该标仅有第三营一个营，第一营已开往宜昌，第二营已开往岳州。）过了一会儿，他听见外面枪声很大，就再下一令：“如果有人来攻，不可还枪，只可用好话劝他们走。”再过了一会，他大概是听见了炮声。又下一令：“如果有人来攻，你们便从营墙上走下来，退守营房。”最后，炮声越来越猛，他就换上了便装，与参谋刘文吉、执事官王安澜溜出营门，逃到黄土坡刘文吉的家中，躲藏。
在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上午五点钟左右，武昌全城除了少数据点以外，入于革命军之手。
应该补叙的，是蔡济民等若干英勇同志的活动。
蔡济民在第二十九标响应，带了一百多名同志到楚望台。那时候，吴兆麟已经派了伍正林与邝名功二人分南北两路出发。蔡济民自愿继邝名功之后，走北路，去攻督署之后。邝名功在紫阳桥之西受阻，折回工程营，再由工程营回楚望台。蔡济民绕过紫阳桥之北，一直杀到王府口的西口“大街”交叉之处。敌军受到这个威胁，便放弃紫阳桥之西的阵地，退至王府口西口较南之处，以机关枪扼守。蔡部以步枪对机关枪作战，十分艰苦。
张鹏程以第三十标的排长身份，带了二十几个人守通湘门，于起义以后自动离开通湘门，到楚望台，参加南路作战。在津水闸受阻，退回楚望台，经吴醒汉等拨给若干同志士兵，凑上一百多人，出中和门，帮助金兆龙一支兵，迎接炮（队第八）标，在马标营地迎到了炮标，一齐进城。进城以后，炮标分别架炮于中和门、楚望台及蛇山之上。张鹏程带了他所率领的一百多人，转而向北，与蔡部并合。这时候，据李廉方的记载，似乎蔡济民还不曾冲到王府口西口。其后，首先冲到王府口西口的，正是张鹏程。“张鹏程直冲至西口，与敌军鏖战，几至不支，马云卿受伤倒地。鹏程遂在西口觅民房纵火。当放火时，住户助之燃烧，且面有喜色。”为什么要放火?为了照亮总督衙门的目标，让炮标的同志易于瞄准。
李廉方说：“时炮队目标不易命中，因有主张火攻者，（吴兆麟）遂令在王府口放火。移时，长街乾记衣庄一带火起，炮队目标明显，轰击督署，辄命中之。”熊秉坤也说，吴兆麟派周定原、黄楚楠、杨金龙等三人，分别带兵士三五名到三处放火：（甲）王府口至小都司巷之间，（乙）水陆街至小菜场之间，（丙）保安门正街至东辕门之间。“如是，不到半时，三处火发，烈焰难当，我炮兵乘势极力炮击。”
但是，吴兆麟下令放火之时，正是第一次两路进攻失败以后、第二次两路进攻尚未开始以前，熊秉坤所说的三处地方大都仍在清军掌握之中。周定原等三人把放火的任务，能够执行到什么程度，很成疑问。
彰彰可考的放火事实，只有三件：（一）是张鹏程在王府口西口所放，（二）是敢死队队员纪鸿钧在督署门房所放，（三）是王世龙在督署门前钟鼓楼所放。
王世龙是第四十一标第三营的同志，和阙龙、郑继周是该营最先响应的三个人。他们跳了营墙出来，到楚望台参加革命军。张难先说他们三人跟随蔡济民，“直冲督署前门”，遇到敌军的机枪手，“相持许久，终不下。阙龙、郑继周等从东辕门左侧进攻。龙身先士卒，为保安队袭击，一弹洞喉管，晕倒于地，舁入医院。王世龙、杨选青纵火烧门前钟鼓楼，墙高，火不及，世龙死焉。”
张难先的这一番话，错误很多。第一，蔡济民从头到尾不曾负有进攻督署“前门”的任务。他的任务，是攻“督署之后”，亦即北路。第二，阙龙受伤，不在督署之前的“东辕门”，而是于伍正林一队“沿保安门城墙，向望山门前进”之时，在城墙上面为“武装消防队”所击中。熊秉坤说，“督队阙龙负伤，致使退下纷纷而不能遏止，失炮两门。而保安门上阵地，几为敌人所占领。”第三，杨选青是熊秉坤敢死队的一分子，与杜武库及夏一青二人共负“守保安门城上”的责任，怎么能够走下城墙，到钟鼓门，帮助王世龙放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