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在己亥年十二月出版。社址设在中环士丹利街二十四号。十月间，毕永年已经邀约了两湖的哥老会首领，金龙山的山主杨鸿钧，腾龙山的山主李云彪、辜天佑、李堃、张尧卿等七人来到香港，会同三合会的首领黄福等二人，与代表兴中会的陈少白等三人，合组兴汉会，选举孙中山为总会长，公推这时候也在香港的宫崎寅藏把刻好的总会长印章带到日本，交给孙中山。
兴中会的总办一席，孙中山原已于乙未广州之役发动的前夕，让给了杨衢云。事败以后，杨衢云经由西贡、新加坡、印度某地，去了南非，成立了几个分会。丙申年(1896年)的冬天，杨衢云来日本，与孙中山会面，承认自己不该于九月初十把人员与枪械送上轮船，不该仓猝离开香港等等。孙中山对他完全原谅。他就留在日本，以教英文为生。到了己亥年(1899年)秋冬之交。他辞了兴中会总办之职，请孙中山继任。不久，便回香港，与陈少白、谢缵泰共同筹划再度起义，甚为努力。
杨衢云是福建海澄人，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历充湾仔“国家书院”教员，招商局驻港总书记，新沙室洋行副经理。谢缵泰是广东开平人，生长于澳大利亚的悉尼(Sydney)，与杨衢云在皇仁书院同学，成为好友。两人在壬辰年(1892年)便已集合周超岳等十几人买了不少书报，组织成一个“辅仁文社”，设在百子里一号二搂。两年以后，该社社友全体加入了香港兴中会。
谢缵泰在乙未广州之役失败以后，仍旧留在香港，因此在戊戌政变以前便与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相识，劝康氏兄弟与孙中山合作，未成。己亥年(1899年)秋冬之际，陈少白从日本回港，谢缵泰和他恢复了香港兴中会的活动，吸收了新会员李纪堂、史坚如、黄福、黄耀庭、邓子如等一百多人。
邓荫南在乙未年(1895年)毁家救国，卖了家产，把卖得的一万数千元完全捐出，随同孙中山来港，进行广州的起义。事败以后，住在澳门。到了戊戌年(1898年)的夏天，听说广西有一位游勇李立亭起兵反清，便偕同“四大寇”之一的尢列与檀香山回来的宋居仁，同去广西找李立亭，走到藤县之时，李立亭已经兵败身逃，邓只得和尢、宋二人折回香港，在己亥年(1899年)陈少白归来之时，也积极参加了重振香港兴中会，筹备再度起义的工作。
作为一个插曲的是：谢缵泰与兴中会另一会友徐喜亭在庚子年春天救出关在澳门监狱的经元善。经元善原为上海电报局局长。曾经在庚子年(1900年)正月领衔与蔡元培等一千二百三十一人联名通电，反对慈禧太后立溥儁为太子，企图废掉光绪，事后逃到澳门，被禁。谢徐二人与经元善素昧平生，却辗转托了英国香港总督，向葡国澳门总督说项，获准。
邓荫南不顾生命危硷，和史坚如去广州，重组兴中会广州分会，设机关于荣华东街，抚署后楼房，及水上的一艘紫洞艇。所吸收的新同志计有苏焯南、练达成、吴羲如、张硕臣、黎俊民、毛文敏、胡心澄、胡心泉、宋少东、黎礼，等等，数十人。
尢列于广西之行以后，在庚子年去长江一带联络会党。他是否与宫崎寅藏及史坚如同去的，待考。似乎颇有可能。因为，宫崎与史二人均与会党，尤其是长江流域的会党素无渊源。真正有密切关系的，是毕永年，然而和毕永年同去的，是平山周，不是宫崎与史二人。(其后毕带了长江会党领袖来香港，与三合会、兴中会合组兴汉会，奉孙中山为总会长，而尢列亦并未与毕同来。尢列大概是留在上海，等到惠州之役失败以后才去了日本，和孙中山同住在横滨前田桥一百二十一番。)
在“四大寇”之中，仅仅杨鹤龄一人于乙未广州之役以后便销声匿迹，隐居在澳门，不再有积极的革命活动。
在所有的孙中山老朋友之中，最重要的莫如郑士良。他是庚子惠州之役的主干。前文已经说过，他在乙未事败以后，随孙中山到了日本。不久孙在组成横滨分会以后，留下陈少白在日本，自己去檀香山，叫他仍回香港，团结同志，再接再厉。他十分努力，因此，当己亥年陈少白奉孙中山之命卷土重来之时，惟有他贡献得出一支随时可以武装的力量，而且已经聚集在惠州三洲田及其附近。
本来，孙中山的计划是规模很大的：要两粤与长江上下游一齐发动。兴汉会的作用在此。在汉会成立以后，孙中山而且叫毕永年把长江会党的几位领袖杨鸿钧等人带到日本，面授机宜；事毕，由毕永年带他们去上海，静候命令。
不料，康梁在己亥、庚子两年活动也十分频繁，分散了革命的力量。梁在檀香山，作了极对不起孙中山的事，把该地的多数会友都哄进了保皇会，而且捐去了很多钱，使得孙中山失掉了一个革命饷源。更大的一个打击是：留在上海的长江会党首领，被唐才常等用重金吸收了去，参加自立会与自立军，使得兴汉会无形中瓦解。毕永年劝唐与康粱断绝来往，匆再用“勤王”的名义，作革命之事，唐不听，毕永年愤而削发为僧。云游无踪。
兴汉会的大联合虽告解体，兴中会却已复兴，有不少新的血液，又有孙中山的坚强意志，作为全体会友的推动力。孙中山在四月二十一日(1900年5月19日)由日本到达香港，在所乘的法国轮船因狄斯号与杨衢云、陈少白、谢缵泰、郑士良、史坚如、邓荫南、宫崎寅藏、平山周，举行起义前第一次军事会议，议决：(一)郑士良率领黄福、黄耀庭、黄江喜等向惠州发动；(二)邓荫南与史坚如去广州，准备响应；(三)扬衢云与陈少白、李纪堂，留在香港负责接济饷械。
会后，在五月初十这一天，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派了一艘兵船安澜号靠近因狄斯号法国轮船，请孙中山与杨衢云“过船”商量。孙中山为了慎重起见，叫宫崎寅藏“过船”。于是，官崎寅藏便被这安澜号兵船带到广州，在刘学询家住了一晚。刘学询告诉他：李鸿章以为，在八国联军不曾攻下北京以前，不便有所表示。
原来，香港总督卜力受了陈少白与何启的嘱托，写过信给李鸿章，劝李鸿章脱离清朝而独立，与孙中山合作，成立中国的新政府。
官崎寅藏从广州回到香港，带了孙中山交给他的三万元港币，去新加坡找康有为，劝康有为与孙中山合作。到了新加坡，康有为不但不肯见面，反而控告他为李鸿章派来的刺客。这件事，我在前几节已经叙过。
孙中山由西贡到新加坡，救出宫崎寅藏，和宫崎寅藏乘日本轮船佐渡丸再到香港，于六月二十一日举行起义前的第二次会议，所议决的大致仍与第一次的会议相同。
孙中山先由香港去日本，向菲律宾独立党领袖之一彭西借得了该党托日本众议员中村弥六所买的军械；在各项准备工作就绪以后，就搭船南下，于八月初七日航经上海，未能登陆。两天以后，孙中山抵达台北。
日本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派遣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与孙中山接洽，计议援助革命军的步骤。儿玉在原则上早已答应帮忙。台北的同志虽不多，却有一个兴中会的分会，是陈少白在丁酉年(1897年)从日本来台北，访问杨鹤龄的本家弟弟杨心如时所组织的。会友除了杨心如以外，有容祺年、吴文秀、赵满潮等几位。
一方面，孙中山在台北积极筹划；一方面，郑士良、史坚如、杨衢云等人也在惠州、广州、香港，三个地方加紧进行。
起义的时间，是闰八月十五日(10月8日)的夜晚，较原定的日子业已提前，郑士良此时去了香港，向孙中山用电报请示。留在惠州归善县(惠阳)三洲田的武装同志，因清军的前锋已至黄冈，向三洲田进逼，决定先发制人，由黄福统率了八十位同志，袭击清军陈良杰部于所驻扎的新安县(宝安)沙湾。这是孙中山鼓吹革命以来，革命军与清军的第一次交战。
结果是，革命军获胜，斩杀了四十人，俘虏了三十几人，夺得洋枪四十杆，弹药数箱。被俘虏的清兵自愿剪辫子，加入革命军。
当时，在三洲田的革命军，全部仅有六百位同志，三百枝洋枪，九千发子弹。司令部的所在地，是三洲田的马栏头，罗生同志的房屋。作战时所用的旗帜，是先烈陆皓东所拟定的青天白日旗。
聚集在新安之北的虎门及其附近，另有黄江喜所率领的若干同志静候三洲田的部队前来，夹攻新安县城。
但是，三洲田的部队在攻下沙湾以后，转向东北，放弃了夹攻新安县城的计划。这是因为，郑士良由香港回来，赶到沙湾，传达孙中山的最近命令，叫大家改向厦门的方向前进。
在二十一、二十二日两天，革命军分三路向清军进攻，一路攻惠州府城，一路攻博罗县城，一路攻镇隆镇。惠州与博罗未能攻下，却在镇隆获得又一次的胜利，斩杀了姓严的一个守备与几十名清兵，俘虏了归善县丞兼管带杜凤梧，夺获洋枪七百多杆，子弹五万发，马十二头。
两天以后。闰八月二十四日，革命军又打了一次胜仗，地点是在永湖镇附近，俘虏了清兵数百，洋枪五百余杆，子弹数万发，马三十余头。在这一役中，清军的人数有五六千。革命军仅有荷枪之士一千，徒手的同志与民众两三千人而已。
两天以后，革命军推进至崩冈墟，击走清军。又过了两天，革命军推进至三多祝(在惠阳之东南，海丰之正西)，沿途，人民对革命军放爆竹，送东西，表示欢迎，并且有日益愈多的人，请求参加。总计前后来参加的，已在两万人以上。
当天(闰八月二十八日)的晚上，革命军在三多祝之东的白沙镇宿舍，准备用五天的工夫，走到五华县南边的梅林墟。
不料，突然来了日本的一位志士内田良政，传达孙中山给郑士良的命令。孙中山告诉郑士良：日本的内阁改组，新总理伊藤博文对中国革命仇视，不许儿玉总督从台湾输送军械，也不许任何军械从日本本岛出口，而且禁止任何日本人在中国革命军中服务。同时，菲律宾志士所允借的军械，全是废品，不能用。他们当初买的时候，受了中村弥六之骗。孙中山告诉郑士良，不必再向厦门的方向进军，是否应将革命军解散，或另作计划，由郑士良全权决定。
郑士良举行军事会议。会议的结果是：解散徒手的同志，只留一千多武装齐全的，向三洲田回军，再设法从香港方面取得接济。重行联络在新安县与虎门的同志，合攻广州。
一般而论，军队打胜仗容易，打败仗难；进攻容易，撤退难。革命军在回军途中。被清将截击于横冈，颇受损失。郑士良见到一时势无可为，便把这一千多人也解散了，自己和黄福、黄耀庭等人先后从间道回了香港。
山田良政和郑士良等人走失。他不认识路。语言不通，再加上形貌究竟与中国人不同，不久便被清军捉住，杀了。他是日本志士为中国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
中国人之中，在这庚子惠州之役贡献了生命的，包括：蔡阿牛、陈阿福、黄杨、刘运荣、何崇飘、杨发。这些同志，是有姓名可稽的。姓名不传的，估计约在一两百人左右；清方的官报是六七百人；此外，曾金养于二十七日率领若干同志进攻河源县城，失败，曾本人阵亡，其他同志阵亡的也有一百人左右。
《细说民国创立》一四、史坚如
在郑士良率领义军，转战于惠州一带之时，史坚如和郑荫南等人积极图谋在广州响应。人，是有的，已经有了不少的同志在城内城郊，又有成千的绿林兵可以从北江、西江来会合。所缺的，是钱。没有钱，买不了枪枝弹药，动员不了那些绿林。
孙中山所筹得的起义经费，为数不多，差不多是全部用在郑士良那支义军身上了。在香港负责管钱的是李纪堂。李纪堂收到孙中山面交两万元，自己又贴了两万元的好几倍。然而，以他个人的力量，兼顾惠州与广州两方面的事，委实不易。
史坚如因此也想仿照李纪堂的榜样，变卖自己的财产。可惜，卖了很久，卖不出去。卖到闰八月底，惠州之役将近失败之时，才卖掉了一座房子，获得现金三千元。这时候，再作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经来不及了。他便决定炸死两广总督德寿，挽救惠州方面的军事情势，同时也是借以唤醒民众，用事实作革命的宣传。
两广总督德寿，是满洲人，原为广东巡抚，在署理了总督以后仍旧住在巡抚衙门。巡抚衙门的后面，有一条巷子，叫做“后楼房”。巷子的南边是衙门最后一进，亦即德寿的卧房所在；巷子的北边，有一排老百姓的房子。
在这些老百姓房子之中。史坚如选到了一所，叫同志宋少东和宋的夫人出面，租了下来，搬了进去。然后，邀了同志练达成、苏焯南，和胞兄史古愚，从这房子掘了一条地道，直至距离德寿的卧房只有十几丈之处。
练达成不仅帮助他掘地遭，也负担了一部分的转运炸药的任务，炸药有二百磅，是邓荫南与黎礼两位同志，在香港买到，运来广州。交给练达成的。练达成把炸药从西关荣华东街的革命机关，运到五仙门福音堂，交给同志黄守南保管了一些时候。等到后楼房的房子租成，便由同志温玉山乘了轿子，又把炸药陆续从福音堂运进来。
掘地道的工作，是在九月初五日的夜间进行的。史坚如叫宋少东夫妇出去，住到另外一处地方，自己与练、苏二人及胞兄古愚掘了一夜，在天快黎明之时，才算掘成。他们把二百磅炸药装在巨大的铁桶之中，塞到地道的尽头，点着了放在引线之上的香，便离开这房子，反锁了大门，分途出西门、南门。约好在香港会面。
不曾到得香港，他们四人已经在船上相见了。船上，码头上，街道上，熙来攘往，一切如常，全是升平气象。他们四人觉得有点奇怪，看样子似乎炸药不曾发生效力。
史坚如叫练达成、苏焯南、史古愚，仍照原定计划，先去香港，他自己一人，独留广州。
他大着胆，冒险回后楼房的那座房子，察看一个究竟。他开了门锁进去，走入地道，炸药桶子还在那里，引子也在那里，香是烧完了，引子却不曾点着。
这时候，不但是白天，而且是将近午时了。他料想德寿已经不在卧房。于是，他便在这空屋子静等到初六日的深夜，又由深夜静等到初七日的黎明。这一次，他不再用香，而直接用火柴把引子点着，轻轻走出，锁了门，向轮船码头的方向走，准备搭早船去香港。
走了不多远，他想：倘若这一次炸药依然不炸，势必又要从香港乘船回来，倒不如仍旧暂留广州。于是，他就改变方向，走到西关长老会第一支会礼拜堂，找同志毛文明。他在毛文明处躺下来休息，虽则疲倦已极，却怎么也睡不着。忽然，听到轰然一声。他很高兴。
过了一会，全城的人纷纷谈论。消息传来，说后楼房巷子的民房。好几家被炸塌了，老百姓有炸死炸伤的，抚台衙门的后边围墙，也炸塌了一大段，抚台本人被炸得从床上摔下来，跌出几尺以外，却不曾死。
史坚如颇不相信，立刻便要去后楼房看个究竟。二百磅的炸药的威力，足够把德寿的卧房炸得片瓦无存，怎么德寿仅仅是摔下床而已呢?
毛文明和其他几个同志劝他不要去。这真是太冒险了。他，一个二十二岁的革命青年，说做就做，雇了轿子就走。走到了后楼房，看见抚署的围墙果然塌了一段，房子却是好好的。原来，他所用的引线太小，或是太短，两百磅的炸药并未完全爆炸!
他离开后楼房，去到油栏门鸿兴客栈，找同志胡心泉和胡的哥哥胡心澄；在鸿兴客栈住了一晚，于初八日的早晨，又要去“老城”。胡氏兄弟说：“你应该去香港，老城的侦探多，不宜于去。”史坚如说，我要到老城去看看，找个地方躲起，想办法再炸德寿一次，不达目的不止。
他一进老城，便被侦探郭尧阶认出，叫清军介字营的兵士截住，押解到南海县衙门，在他身上搜出用德文写的炸药方子。
南海县知事裴景福，起初对他假装客气，叫他供出同党，并且拿出一张四十几个人的名单来，叫他证明是革命同志。他对裴知事的“嬉笑玩弄”，不供，也不证明。裴知事于是就打他，夹他，烧他，用尽了种种残忍的酷刑，他依然不肯说出任何一个同志的名字。
终于，在九月十八日这一天，他被斩首。
他从容就义，与陆皓东在乙末年为革命而牺牲之时的风骨，后先辉映。他与陆皓东和其后的邹容、林觉民等人，都是中国革命史上令我们追怀、景仰的先烈。
他出身士族，是读书人家的子弟。祖籍浙江绍兴，生长广东番禺。七岁丧父，事母极孝，对胞兄古愚与胞妹憬然均十分友爱，待朋友全是一股热忱，对革命的忠贞始终如一。他多才多艺，工于书法，精于绘画，丰姿翩翩，原是所谓浊世之佳公子。但是，他感慨国难，薄八股而不为，一心物色英雄，共谋大举。他在美国人所办的格致书院读书，其后认识了在广州的东亚同文会会长日本人高桥谦，由高桥谦而结识了宫崎寅藏与陈少白、杨衢云，加入兴中会，瞒了母亲跟宫崎寅藏去上海(为了怕母亲忧虑而只说是去日本游历)，到了上海便偕同毕永年去两湖，访寻会党领袖，邀他们去香港与兴中会合作成立了兴汉会，其后又亲自去日本，拜见孙中山，颇受孙中山器重。
谁料到，他以这样的命世英才，竟不幸而在如此短促的时间以内，遭了清方官吏的毒手，这真是中国革命的一大损失。
孙中山在《孙文学说》里“有志竞成”一章中说：
“坚如聪明好学，真挚诚恳，与陆皓东相若。其才貌英姿，亦与皓东相若。而二人皆能诗能画，亦相若。皓东沉勇，坚如果毅，皆命世之英才，惜皆以事败而牺牲!元良沮丧，国士沦亡，诚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而二人死节之烈，浩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每一念及，仰止无穷。二公虽死，其精灵之萦绕吾怀者，无日或间也。”
他就义以后，李纪堂派了一位同志蔡尧，在夜间秘密移走尸体安葬，立了一个石头，石头上刻了“司马氏”三个字作为暗记，其后，陈少白写了一首碑铭，刻在一块碑上：
“雄心脉脉，寒碑三尺。后死须眉，尔茔尔宅。国人欲复，哲人不归，吾族所悲，异族所期。玉已含山，海难为水。蹇蹇此躬，悠悠知己，天苍兮地黄，春露兮秋霜，胡虏兮未灭，何以慰吾之国殇!”
《细说民国创立》一五、再接再厉
庚子惠州之役失败以后，孙中山于阴历九月二十五日(1900年11月16日)由台北回抵东京，写信给留在上海的平山周说：“兹改议着宫崎兄前去上海，因彼与前途相善，便于商量各件也。前交足下带去上海之信，望即由‘书留邮便’寄来横滨，交黎炳墀兄收入转交与弟可也。……”
信中所指的“前途”是谁呢?是李鸿章的幕僚、孙中山的小同乡，一个极有钱而野心颇大的人刘学询。他在庚子年是一位幕后很活跃的人物。陈少白曾经托了兴中会的一位重要会友何启，曾经在义和团起事于北方之时，说动了香港总督卜力，由卜力出面，劝李鸿章以两广脱离清廷，与孙中山合作，另建政府。李鸿章一时竟然接受，叫刘学询写信到东京，约孙中山南来晤谈。晤谈的地点，是香港。谁知，当孙中山践约南来，于阴历五月二十一日船抵香港海面之时，不仅李鸿章不曾来，刘学询也只是派了一艘军舰来，说要接孙中山去广州。孙中山看出了李氏缺乏诚意，便派了宫崎寅藏作为代表，到广州找刘学询探询一个究竟。果然，刘学询告诉宫崎寅藏，说李鸿章的意思，要等到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再说。此后，孙中山便去了西贡，而宫崎寅藏去新加坡找康有为商量合作。这些话，我在前面已经略为提到过。
孙中山由西贡至新加坡，由新加坡回香港。因宫崎寅藏在新加坡被捕被驱逐的事，而连带地不能在香港上岸，于是只得改变亲自指挥革命军的原定计划，把革命军交给郑士良全权指挥，本人去日本，再由日本去台湾。
孙中山到了台湾，一方面向儿玉总督洽取军械，一方面写了一封致刘学询的信，寄给在上海的平山周，托平山周面交刘学询。这时候，刘学询已经随着李鸿章北上，李鸿章直去天津，刘学询中途留在上海。(李、刘船经香港之时，陈少白上船与刘会谈了一次。陈叫刘劝李打消北上之意，刘说不可能。)
这封信的日期，是“明治三十三年九月”，不曾注明何日。看来这“九月”二字似乎是指的阳历。阳历9月的最后一天，是阴历闰八月初七日，惠州的革命军尚未向清军开火，信上面却已有了“今惠军已起”五字。原因是：孙中山并不曾等待开火以后才写这封信，而是预料着此信写达上海，由平山周交到刘学询之时，在惠州的革命军业已发难。
那时候，孙中山并不准备由台北渡海到厦门，而是“弟已与镜海当道密商，已蒙许借其道地为进取之途矣。今拟日间乘邮下南洋荷属，另雇轮直至镜海也。”
当时的作战计划是：“先占外府，以分省城兵力，并令城内外正军，一俟(敌方)兵力稍单则乘机袭(省)城，以为基本。”
这一封信的主要内容是：请刘学询“及杨(衢云)、李(纪堂)同志等速代筹资百万，交周君(平山周)汇带弟处，以便即行设法挽回大局。”政治上的安排，是“先立一暂时政府，以权理政务。政府之格式，先以五人足矣。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其余内政一人，外政一人，财政一人。此三人由足下择人当之。弟意以杨君文(杨衢云)优当财政，李君伯(李纪堂)优当外政，(未知此人与公同气否)，盛宣君(盛宣怀)足当内政，兵政一人弟自当之，先行攻取土地，然后请公等来会也。”
可惜，这一封信到了民国成立以后，仍存在平山周之手，平山周始终不曾能够交给刘学询。原因可能是，平山周无法见到刘学询的面。因此之故，孙中山才在阴历九月二十九日到了东京之后，改派“与前途相善”的宫崎寅藏去上海，继续接洽。
改派宫崎之时，惠州之役已经失败了近一个月，而孙中山对刘学询尚未死心。宫崎去了上海以后，似乎也不曾获得什么结果。
到了冬天，噩耗传来，留在香港的杨衢云，于十一月二十日被清吏所雇用的凶手陈林，刺杀在结志街五十二号十二楼他设馆教书的地方。孙中山在十二月初七于横滨永乐楼为他举行追悼会，请尢列报告杨衢云生平；尢列报告完毕以后，孙中山又请到会的同志捐款抚恤杨衢云的家属，当场捐得了一千二百余元。
孙中山把这一千二百余元寄到香港《中国日报》陈少白处，托他与谢缵泰转给杨衢云的家属，同时写了一封信给谢缵泰，信里附了二百份讣文托谢缵泰转寄给港澳以及南非等地杨的友好。
其后，谢缵泰不仅又替杨捐了不少恤金，而且本人更加努力于革命，约了李纪堂和硕果仅存的洪秀全的一位本家侄儿洪全福，筹划大举。尢列去了马来亚，用“中和堂”的招牌发展革命组织。陈少白在香港苦撑《中国日报》，终于把革命的潮流不仅推进到广州，而且推进到上海，使得上海也成了革命运动的一个中心。孙中山在日本，也把东京造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大的策源地。不幸的是：郑士良于辛丑年七月中风而死。
《细说民国创立》一六、大明天顺国
谢缵泰与李纪堂、洪全福等人，一直到了壬寅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阴历十二月，一切准备近乎完成之时，才把他们的计划写信告诉孙中山。那时，孙中山已经到了越南的河内。
而且，他们在筹备的期间，也把陈少白瞒得紧紧的。为什么?可能是谢缵泰由于受杨衢云之死的刺激太深，不免趋向于一意孤行；也可能是他意在完全与洪门的人打成一片，在起事以前不想让兴中会的人知道。
谢缵泰本人是否属于洪门，待考。他的父亲谢日昌，属于洪门，是三合会的一个元老。谢日昌的好朋友之一，是洪全福。洪全福在太平天国期间转战湘鄂皖浙诸省，当到左天将，封为瑛王、“三千岁”。太平天国失败以后，他在洋船上当了几十年厨子，年纪大了，住在香港，挂起牌来行医。谢缵泰看中了他的资历，便和李纪堂常常研究，决定了请洪全福出山，作“大明天顺国”的“南粤兴汉大将军”。
这个国名。确是有点特别。“大明”两个字，具有浓厚的洪门色彩。“天顺国”三个字，显然是为了借重洪全福在太平天国的那一段历史。我们不能责备谢缵泰把国名起得不够理想，因为那时候兴中会本身也还不曾定出“中华民国”四个字的国名来。就清廷署理两广总督德寿的奏折，作一考证，似乎庚子嘉州之役期间，郑士良所用的国名是“大秦国”三个字。
值得我们钦佩的，是谢缵泰所拟定的国体，并非君主，而为民主。他在壬寅年八月十四日的“三人会议”上向洪全福与李纪堂提议：事成以后，举容闳博士为临时政府大总统。洪、李二人立即赞成。
没有李纪堂，便不会有这一次“大明天顺国”的运动。因为，绝大部分的钱，是李纪堂一人所出。纪堂是兴中会的会员，也是庚子惠州之役负责管钱的人。孙中山交给他两万元，他加了很多钱进去。惠州之役失败以后不久，他的父亲李升病死，遗留给他与两个哥哥每人一百万元。那两个哥哥对革命毫无兴趣。他呢，把这一百万元都直接间接、前前后后花在革命上。
这一次，他答应了出五十万元。事实上，由于起事未成，所花的不到此数，却也至少在十万以上；所准备的枪械，所动员的洪门弟兄，所设置的机关，其数量与规模，比起惠州之役，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中文的布告，英文的宣言，都已印好。由于要等到事成以后，才公举容闳出来，所以暂时在布告与宣言上都不用容闳的名字，而由洪全福以“南粤兴汉大将军”的衔头出面。
谢缵泰等人的总机关，设在香港德忌笠街二十号顶楼，称为“和记栈”。在广州的负责人是李植生。他住在下芳村德国教堂旁边、自己所经营的继业公司肥料厂。
李植生以外，最重要的两位同志，是梁慕光与宋居仁。梁慕光被内定为总司令(洪全福年老力衰，只是名义上的大将军)。宋居仁负责联络北江一带的民间武力。
由于有李纪堂大力支持，谢缵泰把抢械与弹药买得不少。军装、旗帜、饼干也买了不少，都分别堆藏在李植生的肥料厂，及广州城内城外二十几处“分机关”之中。
洪全福本人，由澳门去香山，纠合同志。
还有一些枪械，是向沙面的曹法洋行订买的。定洋已经付了十几万，却迟迟交不了货。眼看起义的日子(壬寅年除夕，1903年1月28日)快到，李纪堂不免着急。洋人经不起严催，便向清方的一个姓杨的军官、捷字营管带(营长)故意泄漏秘密。杨管带报告上峰，上峰派人到香港，通知香港政府。于是总机关和记栈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被搜查，捕去同志三人，仆人二名。广州河南下芳村的继业公司与若干分机关都在两天以后，十二月三十日被破，捉去了粱慕信等十位同志。粱慕义与李顺、邓桂华二人，于正月初三搭船逃往香港，在码头上被捕。
在预定起义日子以前的一两天，梁慕光从沙面的另一家洋行买到了快枪二百杆。用小船运往花埭的大通烟雨涌，在运到涌口之时，被杨管带的兵丁拦住。粱慕光拔枪抵抗，杀死一兵，泅水脱险。洪全福也从香山走到澳门，在澳门装了两个舢舨的抢械，向广州进发；航行到百口村，被该村的老百姓纠缠，只得撇下这些枪械逃走。
其后，洪全福住在新加坡，改名浮萍；在新加坡得病，回到香港，死在国家医院。粱慕光与李植生去了日本，住在横滨，继续于孙中山领导之下，参加革命工作。
在香港被捕的，因谢缵泰与《字林西报》记者英国人根宁竭力营救，全被释放。(清方要求引渡，被香港政府拒绝。)
在广州被捕的人，有七个人被杀：粱慕义、陈学灵、叶昌、刘玉歧、何萌、苏居、李秋帆。有三个人被判二十年监禁：李顺、苏子山、梁平。另有一位叶术容，病死在牢里。(这是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所说。依照陈春生在《建国月刊》第五卷第二期所发表的《壬寅洪全福广州举义记》，被清吏杀害的另有梁慕信、叶胜、洪达明、李棠等人。)
谢缵泰此后不再从事于实际的行动，仍在英文《南华早报》上写文章鼓吹改革。他的父亲谢日昌于癸卯年二月因积愤成疾而死。
《细说民国创立》一七、革命潮
在辛丑壬寅(1901与1902)两年，只有谢缵泰等人的“大明天顺国”事件算得上是一种军事性的革命行动。孙中山住在日本，致力于启发留日学生的革命思想。要等到乙巳年(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后，才跟着发生了 1906年的萍醴浏之役、孙中山所亲自指挥的丁未年(1907年)黄冈之役与同一年七女湖之役。
值得一提的，是癸卯年(1903年)四月周云祥在云南武装抗清。他是蒙自县一家锡矿的矿主。县知事杨某派三百多兵士来搜缴他的矿厂卫队的军械，被他迎头痛击，杀了二百多名。然后，他一不做，二不休，攻占了临安、石屏、阿迷、宁州。可惜的是，他僻在边陲，未能与邻省的志士会党联络，只想据滇自保，没有澄清中原的雄图，终于寡不敌众，丧失了所占领的州县，隐姓埋名以死。
传说，他之所以反清，一方面是激于清廷承认划云南为法国的“势力范围”，一方面也是因为从某一位来到云南的革命党人的手中，接到若干本宣传革命的书籍，读了以后才决心“揭独立旗，击自由钟”。
这个“某一位”来到云南的革命党人，很像是秦力山，然而并不是他。他是湖南长沙人，在庚子年起义于大通以后，到了新加坡，由新加坡去了日本，和戢元丞、沈云翔、雷奋、杨荫杭、王宠惠、冯自由等人共同创办了《国民报》。再其后，在壬寅年三月与章炳麟(太炎)、冯自由等一共十个人，发起了“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再其后，又到了上海，帮助戢元丞办《大陆报》。在癸卯这一年，他留在上海，未去云南。次年，他去香港，住在中国日报社，与陈少白等人策动广东省的防军，曾经冒险进入广州三次。又过了一年，他才到了缅甸仰光，在《光新报》上发表了“说革命”十六章。三月间，由缅甸进入云南，到腾越干岸，受土司刀安仁之聘，办理“军国民学堂”，办到十月，病故。死时，年纪才二十九岁。
从秦力山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保皇与革命两大势力的消长。他原是时务学堂的学生，梁启超与唐才常的高足。粱氏亡命日本，于已亥年(1899年)在东京创办“高等大同学校”，他和林圭、蔡锷、唐才质等几个同学都不辞跋涉之劳，从湖南赶来，继续受教，又在庚子年秉承师命，回国从事“自立军”的运动。是到了起义失败以后，到新加坡，请康有为拨款重行大举，遭了拒绝，然后于再度到了日本之时，断然与康、粱分途，一心一意走上革命的路。
《国民报》是一种月刊，一共出了四期，便由于经费困难而停版。它的生命虽短，作用却是很大。在此以前，只有香港的《中国日报》是革命党的喉舌。
秦力山是这《国民报》的总编辑。他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明明白白地提出革命救国的主张，使得当时聚集在日本的各省留日学生耳目一新。比起梁启超所主持的《清议报》与《新民丛报》来，称得上是别树一帜。
《清议报》是旬刊，在戊戌年(1898年)十月便已开始，一共发行了一百期，于辛丑年年底结束。它的影响不为不大，曾经是侨界文坛的独霸，把若干兴中会会员如冯自由的父亲冯镜如，与叔父冯紫珊，都裹进了保皇的圈子。
《新民丛报》是半月刊，在壬寅年(1902年)正月开始，办到丁未年(1907年)七月为止，前后有五个半年头。销路最广之时，超过了三万份，内地的盗印本有十几种。梁启超文章颇为锋利，笔端常带感情，立论又常常站在读者的立场，因此而每每能够转移读者的思想。所可惜的是，他自己处于矛盾之中，今日高唱民权，明日又歌颂“我朝”，心里边明知中国以反清“为最适宜之主义”，写起文章来却不敢不敷衍那自始至终反对革命的老师康有为。
倘若没有《国民报》及癸卯年(1903年)以后的《江苏》、《浙江潮》、《汉声》、《直言》、《游学译篇》、《鹃声》、《醒狮》、《二十世纪之支那》等风起云涌的革命刊物，留日学生以及国内一般读书人的思想，将一直为保皇的主流所支配。(所谓保皇，实际上是“君主立宪”；对“君主专制”而言，不失为一种进步的主张。但是它只能引向一条走不通的“死巷”。姑无论康有为所欲保的皇[光绪帝]，仍在紫禁城内的瀛台度着囚犯的生活，非有极庞大的革命性的武力不能救出；即使忽然发生奇迹，让他恢复自由，康有为也绝无具体办法来铲除顽固旧势力，用光绪帝的名义推行宪政。结果是，君主立宪这个幻想徒然耽误了革命的时机。)
康有为的一句得意口号，是“革命足以召瓜分”，也就是说：革命足以亡国。一些革命分子的答复是：中国早已在多尔衮入关之时亡了国，革命正所以复国，而不是亡国。为了用行动作一次宣传，章炳麟、秦力山、冯自由等十人，便决定在壬寅年阴历三月十九日(1902年4月26日)假座东京上野精养轩举行纪念会。事前，章炳麟起草好了一篇宣言书。
章炳麟在宣言书中写道：“维我皇祖，分北三苗，仍世四千九有九获。……明祚既移，则炎黄姬汉之邦族亦因以澌灭。……维兹元首，不知谁氏，……吾属孑遗，越在东海，念延平之所长，睹梨洲之所乞师，颓然不怡，永怀畴昔。……昔希腊陨宗，卒用光复，波兰分裂，民会未弛。以吾支那方幅之广，生齿之繁，文教之盛，曾不逮是偏国寡民乎?……愿吾滇人，毋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毋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毋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毋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毋忘何腾蚊；愿吾辽人，毋忘李成梁。……庶几陆沉之痛，不远而复，王道清夷，威及无外。然则休戚之薮，悲欣之府，其在是矣。……”
纪念会的日期之所以定在三月十九日，因为那是明朝崇祯皇帝自杀殉国的一天。
章炳麟等人把宣言书印成了若干份，分发给留日学生与华侨。报名参加的有数百人之多。他们请孙中山与梁启超为“赞成人”，获得同意。但是，梁氏其后通知章炳麟，说“此事只可心照，不必具名”。
会期的前一天，日本的警察局告诉章炳麟等十位发起人，说这件事“大伤(日本)帝国与清国之邦交”，不许举行。果然在三月十九日的上午，精养轩附近布满警察，使得到会的程定柽、汪荣宝等几百人无法开会。孙中山自己也来了，便邀请大家在晚间到横滨永乐楼聚餐。
聚餐之时，大家补行了纪念仪式。孙中山提议，大家向章炳麟轮流敬酒。结果，章炳麟喝了七十几杯，而并不怎样醉。香港的同志们，先已接得了宣言书，便在《中国日报》上登载出来，而且也在这三月十九日的一天于永乐街《中国日报》的报社举行了纪念仪式。
章炳麟其时并不是兴中会的会员，后来也不是。他是到了乙巳年(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后才参加同盟会的。他之认识孙中山，事实上还是由于梁启超的介绍。就关系来说，他和梁的历史久。他是浙江余杭人，生于同治七年(1869年)，比孙中山小两岁，作过俞樾(曲园)的学生，读书极多。甲午年他在浙江加入了强学会；两年以后，应夏曾佑与汪康年之聘，到上海担任《时务报》的撰述，与粱同事。戊戌年(1898年)，他一度去了湖北，作张之洞的幕友；回到上海，仍在《时务报》的后身《昌言报》担任撰述。
章炳麟于戊戌政变以后，姓名在通缉之列，逃难到台湾，作《台北日报》的记者。他在《台北日报》写了若干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忠告康、粱的。他说：“孙文稍通洋务，尚知辨别种类，高谈革命，君等身列士林，乃不辨顺逆，甘事虏朝。”
粱在1899年邀请章来日本。章来了以后，住在东京小石川粱的寓所。粱带了他去横滨，拜访孙中山，晤谈以后，颇为相得。
次年，章回上海，参加了唐才常在张园所举行的“国会”。他和毕永年劝唐才常不要把“自立”与“勤王”混为一谈，唐不接受，他一愤而与唐绝交。唐在汉口被捕，他又因曾经列名“国会”而再度被通缉，便托庇于教会，在东吴大学教了近一年的国文。有一次，他教学生写作文，出的题目是“李秀成胡林翼合论”。江苏巡抚恩铭，派人见东吴大学的美籍校长。要求捉拿他。于是，他又不得不再往日本，替梁启超所创设、冯镜如所经理的上海广智书局当驻日编辑。(他的工作是修改留日学生所翻译的书籍。)
他和秦力山、冯自由等人在壬寅年(1902年)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之时，生活全赖广智书局的编辑费维持。革命的潮流激动了他，使得他始则与唐才常绝交，继则写文章忠告康、粱，三则不惜与梁也断然分途，发起而贯彻了“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的行动。
这一年7月28日，多数留日学生因清廷公使蔡钧不许自费生钮锾、李显等九人进“成城学校”学军事，有十二个留日学生由保证人吴敬恒(稚晖)等率领。陪同这九人到公使馆请愿，到了夜深而不肯走，被蔡钧叫了日本警察来加以驱散。第二天，日本政府下令押解吴敬恒与一位姓孙名揆均的出境。吴在被押解到神户上船之时跳水自杀，被救。上海有若干人士，在张园开了一次大会，对留日学生表示同情。吴在回到上海以后不久，和蔡元培等人组成了“中国教育会”。章炳麟也回了上海参加。大家准备在上海租界上自办一所学校。
十月间，南洋公学发生风潮。有一部分学生，以何靡施、穆湘瑶、胡敦复等为首，为了争取谈政治的自由而自动退学，组织了一个社团化的学校，称为“爱国学社”，社务由学生自己管理，教习也由学生自己去聘请。他们获得中国教育会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支持。
南洋公学的风潮，对于上海以及全国各地的学生们所施的影响很大。这是“学潮”，而实际上也是“革命潮”。潮的力量，足以推动停滞在港湾之中的大小船只，足以唤醒酣睡着的人心，使得稍有了解的人更加坚决，稍有倾向的人顿增勇气。潮，而且会越卷越大，把成千成万，数不清的不知不觉的群众，卷入了革命的巨浪之中。
继南洋公学的学生而起的，有南京陆师学堂的学生林砺、章士钊等多人。林砺与章士钊其后也来了上海加入爱国学社。中国教育会用本身的力量，支持爱国学社，支持到了第二年春天，捉襟见肘，便写了一封通函，给海外各地的华侨，募捐。这一封通函，文字遒劲老练，很像是章炳麟的手笔，或经过他的润饰。里面有这么几句露骨的话：“专制之毒，痛于学界，递积递演，则国民之萌蘖者愈受摧残，一也。外人利我教育权者，将阴施其狡狯，益深我奴隶之资格，二也。循斯二者，已足以夷吾族姓矣。……比来各省官学多有由同胞资助以成者，此足以表爱国之盛心矣，然官学生之宗旨，不过造软骨派之奴隶。爱国学社之前途，虽不敢决其如何，而学生固多志趣不羁，向学甚笃，俨如昔日英民移居北美者。具此善因，或有胜果。可以慰我同胞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