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宋教仁未尝记下全部到会人的姓名。冯自由却能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写出了三十五个，包括孙中山与他自己的名字在内。他在《革命逸史》第二集里，写出了四十三个。
依照宋教仁的《我之历史》，这一天出席于筹备会的人，“皆签名于一纸”，“复由各人自书誓书”。在《革命文献》第二辑所载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之上，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记明了“加盟年月日”，足资查证。我现在先把“乙巳年六月二十八日”加盟的人，列表如下：
程家柽，安徽休宁（未注明加盟年月日，但见于冯氏二书）。
吴春阳，安徽合肥（同上，冯书写作“吴春旸”）。
康保忠，陕西城固（只注明乙巳六月，未写何日。冯书作“康宝忠”）。
张华飞，江西德化（冯书有“张我华”，无“张华飞”）。
卢汝翼，广西浔州。
谭鸾翰，广西桂平（未见于冯书）。
朱金钟，广西桂平（同上）。
蓝德中，广西浔州（同上）。
曾龙章，广西桂平（同上）。
时功玖，湖北枝江。
耿觐文，湖北安陆（未见于冯书）。
周 斌，湖北江夏（同上）。
陶凰集，湖北南漳（同上）。
王家驹，湖北随州（未注明加盟年月日，但见于《革命逸史》）。
蒋作宾，湖北应城（未见于冯书）。
陶德瑶，湖北襄县（只注明乙巳六月。未见于冯书）。
田桐，湖北蕲州（未注明加盟年月日。见于冯氏二书）。
王孝缜，福建闽县（未见于冯氏二书）。
徐镜心，山东黄县（加盟日期作“乙巳六月七日”，待考）。
汪兆铭，广东番禺。
在六月二十八日这一天，宣誓加盟的仅有这二十个人，真是奇怪的事。黄兴分明是写了宣誓书的，为什么没有他的名字?更奇怪的，是湖南人一个也没有。而且也没有冯自由的名字。难道是，连冯自由在当天也还要考虑?我研究了很久，才发现他们原来用了阳历，把日期填成了“乙巳七月三十日”，其实是乙巳年阳历7月30日，亦即阴历六月二十八日，而名册上也就阴阳混合，缠不清爽了。
名册上把加盟日期填作“乙巳七月三十日”的，有下列诸人：
陈荣恪，江西义宁（未见于冯氏二书）。
马君武，广西临桂。
邓家彦，广西临桂。
涂宗武，湖北罗县（未见于冯氏二书。姓名在名册上夹于耿觐文与余仲勉之问，此二人加盟日间作“乙巳六月二十八日”）。
曹亚伯，湖北兴国。
叶佩薰，湖北罗田（未见于冯氏二书）。
李仲揆，湖北黄阿（同上）。
刘 通，湖北黄州（同上）。
刘一清，湖北江夏（同上）（未注明加盟日期，但姓名夹在有日期的刘通与李叶乾二人之间）。
李叶乾，湖北黄梅（未见于冯氏二书）。
范熙绩，湖北黄陂（同上）。
许纬，湖北罗田（同上）。
匡 一，湖北罗田。
陈天华，湖南新化。
曾继梧，湖南新化（未见于冯氏二书）。
余范傅，湖南长沙（同上）。
郭先本，湖南长宁（同上）。
黄 兴，湖南善化。
姚 越，湖南部阳（未见于冯氏二书）。
张 夷，湖南南州（同上）。
刘道一，湖南衡山。
陶 铭，湖南巴陵（未见于冯氏二书）。
李 崆，湖南宁远（同上）。
宋教仁，湖南桃源。
周名曾，湖南新化（未见于冯氏二书）。
邹毓奇，湖南新化（同上）。
高兆奎，湖南新化（同上）。
柳扬谷，湖南长沙（同上）。
柳 刚，湖南长沙（同上）。
宋式善，湖南长沙（同上）。
张继，直隶沧州。
黎 勇，广东高要（冯书作“黎勇锡”）。
朱少穆，广东南海。
谢延誉，广东嘉应。
黄超如，广东嘉应（未见于冯氏二书）。
区金钧，广东南海（未注明加盟年月日，但姓名夹在黄超如与冯自由之间）。
冯自由，广东南海。
姚东若（冯书有姚礼修。东若二字似为“栗若”之误）。
金 章，广东番禺。
古应芬，广东番禺。
杜之杖，广东南海。
李文范，广东南海。
胡 毅，广东番禺（冯书作“胡毅生”）。
朱大符，广东番禹（即朱执信）。
张树埬，广东番禺。
何天炯，广东兴宁。
这四十六个人，加上前表所列的二十人，已经有了六十六位。连孙中山算在内，便是六十七位。再加上，冯氏二书所有而我不曾记入这两张表内的，又有十一位：
黄修武，四川巴州（名册有加盟日期作“乙巳八月二十日”，似指阳历）。
朱炳麟（名册无。或即名册上之“朱曜”，系乙巳十月十四日加盟。名册上樊翀之主盟人写作“朱炳麟”三字，樊系丙午三月初八日加盟。朱炳麟非章炳麟，章至丙午五月十六日始行加盟）。
孙 元（名册无）。
权道涵，安徽寿州（名册有。加盟日期作“乙巳十月初五日”，显指阴历）。
张我华（名册无）。
干德坤，责州贵筑（名册有。加盟日期作“乙巳八月二十一日”，似指阳历）。
鲁 鱼，湖南嘉兴（名册有。加盟日期作“乙巳八月七日”，似指阳历）。
谢良牧（名册无）。
伯 乔（名册及开国前革命史无。革命逸史漏掉其姓名）。
姚礼修（名册无）。
张树棠（名册上有“齐树棠”系乙巳九月初二加盟，山东潍县人）。
这就有了七十八位。如果，把到会的三位日本同志（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也算在内，那末，中国同盟会在乙巳年六月二十八日筹备会的到会人数，总共是八十一位。
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是在乙巳年阴历七月二十日，公元1905年8月20日。开成立大会的地点，是东京赤坂区霞关阪本金弥子爵的住宅。时间是下午一点到五点多。到会的人，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有三百多人。这三百多人的籍贯，在十八省之中，除了甘肃以外，其他各省都有。
由于名册的加盟日期，不曾注明阴历或阳历，我们很难查清楚那些会员确是在成立大会的一天及以前宣誓加盟的。我现在姑且把凡是写作“乙巳八月二十日”（实即阳历8月20日或其以前的日子加盟的，列表如左：
安徽 程家柽 朱成勋 高荫藻 斐豫祥 夏道沛
吴炎世 孙 棨 吴春生 王善达 吴春阳
浙江 蒋尊簋 秋竞雄 俞为民
陕西 康保忠
河南 曾昭文
江西 黄 铎 曾 贞 陈荣恪 张华飞
广西 谭鸾翰 马君武 卢汝翼 朱金钟 蓝德中
曾龙章 曾 彦 欧 冕 邓家彦
江苏 高剑公 汪 东 钱兆湘 朱 屏 龚树威
湖北 何炬新 卢保衡 汤伟强 李悍载 张炳彪
时功玖 耿觐文 涂宗武 余仲勉 刘 彝
王观海 王震东 鲁 鱼 何焜阁 毕惠康
但 焘 周 斌曹亚伯 陶凤集 叶佩薰
王家驹 蒋作宾 李仲揆 刘 通 刘一清
李叶乾 范熙绩 许 纬 陶德瑶 刘树湘
张仲文 周尚赤 吴 昆 吕嘉荣 邱晦奇
马伯援 姜飞龙 张光黄 张 轸 陈镇藩
田 桐 匡 一
湖南 陈天华 曾继梧 余范傅 郭先本 黄 兴
……
以上一共是一百九十九人，分属于十五省，云南、贵州两省（缺P115）
……
评议部——评议长：汪兆铭。评议员：田桐、曹亚伯、冯自由、梁慕光、胡衍鸿、董修武、范树焕、张树坍、熊克武、周来苏、但懋辛、朱大符、吴崐、胡瑛、康宝忠、吴鼎昌、于德坤、王琦。
这是冯自由所记下的名单。宋教仁在《我之历史》中说，司法部的职员有八个人，评议部的职员有二十人。所缺的五个名字，现今我们已经无法查考。
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里，说马君武因为在京都（西京）工科大学读书，不能常来东京，向孙中山表示不能就书记部干事之职，孙就改派了田桐担任，也加派了胡衍鸿、但焘、李肇甫。因此之故，书记部的职员共有四人。会计部的刘维焘，也因事未能就职，孙中山改派谢延誉。其后谢延誉离开东京，他的职务便由何天炯继任。
在邹鲁所列的评议员名单表，另有陈剑虹、吴永珊（玉章）、陈家鼎、秋瑾、孙毓筠、覃振（字理鸣）、王喜德、程克、黄复生（树中）。这几位，可能是后来添上的。
庶务的地位很重要，是总理外出之时的代理人。黄兴后来回国，他的职务由朱炳麟、张继、孙毓筠、刘揆一先后继任。
在成立大会所产生的职员名单之中，颇有几位在当时尚未宣誓加盟。可见当时的革命同志，并未拘拘于此。当然，这几位不久也都补行了手续。（在名册之上，却有不少被漏载了。）
每一省的同志，于成立大会以后，分别集会推定了本省的“主盟人”。例如，张继被推为直隶省的主盟人，秋瑾被推为浙江省的主盟人。秋瑾在名册上的姓名，是“秋竞雄”。
《细说民国创立》三○、《民报》
（缺P117）
间而成为政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善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
《民报》共发行二十六号，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按月定期出版。第二号原应在阴历十一月出版，却由于日本文务省颁布取缔中国留日学生的办法，引起他们八千多人的总罢课，陈天华烈士的投海自杀，以及回国派与不回国派的争论而迟至次年正月才能出版。第三号也不曾能够在二月间出版，是到了四月才出版的。四、五、六、七，这四号依次在五、六、七、九四个月之中问世，然而第八号的出版日期却印作“七月二十五日”，竞与第六号的出版日期完全相同，构成革命史上的一大疑问。笔者猜想：第六号的七月二十五日是用的阳历，而第八号的七月二十五日是用的阴历。（第七号的出版日期九月五日，倘若也是阳历，便是阴历的七月十六日。）
《民报》的编辑人，第一号至第五号为张继，第六号至第十八号为章炳麟，第十九号为张继，第二十号至第二十二号为陶成章，第二十三号与第二十四号又为章炳麟，末了两号为汪兆铭（精卫）。
《民报》的撰稿人很多，差不多全用笔名或是外号。其中撰稿最多的是章炳麟与胡衍鸿。章所用的是“太炎”二字。胡所用的是笔名“汉民”、“辨奸”、“去非”等等。其后他索性改名为“汉民”，而保存了原有的，因配台“衍鸿”的“鸿”而所起的“字”：“展堂”。文章之多，仅次于章、胡二人的是朱大符，字执信，所用的笔名是“蛰伸”、“县解”。县解的县字，也就是“悬”字，在古文中通用。县解，意思是“解民于倒悬”。后来，他把大符的原名废了，改以字行，同志们称他为朱执信。汪兆铭，原字季新，所用的笔名是“精卫”、“守约”。有时候，他也用“民意”；这两个字，却不是他一人所专用的笔名，有时候胡衍鸿的文章也用“民意”作为笔名。
陈天华写了四篇文章以上，所用的笔名是“思黄”、“过庭”。宋教仁所写的，至少有两篇，所用的笔名是“强力齐”。冯自由与马君武，均干脆用了“自由”和“君武”，他们的真名字。周作人也有两篇译作，一篇是克鲁泡特金的《西伯利亚纪行》，所用的笔名是“仲密”；另一篇是斯谛普尼克的《一文钱》，所用的笔名是“三叶”。此外，田桐、黄侃（季刚）、汪东、陈去病、苏元瑛（子榖、号曼殊）、叶夏声、吕复、汤增璧、易本羲、刘松衡、雷照崖、周仲良、刘光汉（申叔），都有文章在《民报》上发表。至于，姓名难考的，如“扑满”、“汉血”、“愁予”等等，所写的文章合起来也有二三十篇。其中，“孤鸿”可能是胡衍鸿，“石顽”可能是汪兆铭，“病己”可能是陈去病，皆在可考与不可考之间。
除了第一号之中，孙中山所写的发刊辞以外，最具体而有分量的一篇文章是第三号之中汉民所写的《民报之六大主义》。这六大主义是：（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四）维持世界之真正和平；（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六）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前三项，可说是三民主义的简单说明；后三项，可说是同盟会的对外政策。
保皇党抓住了“土地国有”这一点，在《新民丛报》上对《民报》展开笔战。其后《民报》也就保皇党所提出的“革命足以引起瓜分”，对《新民丛报》予以还击。两报的主要撰稿人，都是能文之士，彼此之间两三年的长期论战不仅使留日学生人人有先睹之快，而且也启发了国内各地一般读书人的思想。在有些禁令森严的地方，读不到《民报》的人，每每从《新民丛报》的文章之中读到《民报》的雪泥鸿爪，而生出对《民报》的同情，对革命主张的拥护。
同盟会在丙午年十月十七日（1906年12月2日）举行了一次公开的纪念会，请孙中山演讲，这是孙中山在日本作公开演讲的第二次。第一次是在乙巳年同盟会筹备大会以后，成立大会以前，1905年8月13日，讲题是《中国应建设共和国》，地点是东京富士见楼，对象是一千三百多留日学生。
第二次，孙中山的讲题是《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地点是东京神田锦辉馆，对象是出席《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的六七千位听众。庆祝大会的主席是黄廑午（兴）。开会以后，先由章炳麟宣读祝辞，随即由孙中山演讲，讲了两个钟头左右，讲辞充满了精辟的语句。例如：“我们并不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我们决无寻仇之理。”“至于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惟尚有一层最要紧的话，就是凡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如果革命家（为了皇帝地位）自己相争，四分五裂，岂不是自亡其国?一说到民生主义，……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确是欧美所不能及的。欧美为甚么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解决的法子，社会学者所见不一，兄弟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子，比方地主有地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元，或多至二千。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干，当归国家。……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
孙中山在这一次演讲中，也提出了五权宪法。正如《民报》发刊辞是三民主义的最早文献，这《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演讲辞便是五权宪法的最早文献。孙中山主张，在袭自英美宪法的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以外，增设“考选权”与“纠察权”。
孙中山的这一次演讲的记录，其后登载在《民报》第十号，于1906年12月20日出版。出版之时，民报社发行了一项增刊，题为“天讨”。“天讨”的内容丰富得很，有漫画，有插图，又有十四篇大文章：中华民国军政府讨满檄，四川、河南、安徽、山东、云南五省的讨满洲檄，四川革命书，江苏革命书，直隶宣告革命檄，广东人对于光复前途之责任，军政府谕保皇会文，“豕常之裔”的“普告汉人”，“楚元王”的谕立宪党人。最后一篇，是吴樾烈士的遗书。
《细说民国创立》三一、吴樾
吴樾为革命而死，是在乙巳年八月二十六日（1905年9月24日），离开同盟会正式成立的一天仅有一个月又六天。
吴樾是安徽桐城人，安徽公学的学生，光复会会员。光复会正如华兴会一样，由癸卯年的军国民教育会演变而成，原名“暗杀团”，主持人是浙江秀水籍的留日学生龚宝铨（国元），机关设在上海爱国女学。蔡元培加入以后，暗杀团改名为“光复会”，亦名“复古会”，蔡被推为会长。其后陆续加入的，有章炳麟、徐锡麟、陶成章、李燮和等等。秋瑾是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以后，回到绍兴，又加入了光复会。
同盟会筹备之时，华兴会的主要领袖都决定加入了同盟会，而一般会员之加入与否各听自由。不过，自从同盟会正式成立以后，华兴会便不再有独立于同盟会之外的团体行动。
光复会的情形，在这一方面与华兴会颇不相同。同盟会在日本举行成立大会之时，似乎并没有光复会的主要领袖参加。蔡元培之宣誓加入同盟会，在1905年10月27日；章炳麟之加盟，是在出狱、到了日本以后，日期是1906年7月7日。龚宝铨与陶成章之加盟更后，在1907年1月4日。
吴樾不曾来得及加入同盟会。同盟会在周年纪念的特刊《天讨》之中，将他的“遗书”全部发表，等于是追认他为盟友。
他的遗书，包括《暗杀时代》、《暗杀主义》、《复仇主义》、《革命主义》、《揭铁良之罪状》、《杀铁良之原因》、《杀铁良之效果》、《敬告我同志》、《敬告我同胞》、《复妻书》、《与妻书》、《与章太炎书》、《与同志某君书》，一共十三篇文章，篇篇精彩，有血有泪。
在《暗杀时代》的“自序”之中，他自述八岁丧母，父亲弃官为商，家境贫寒，本人从十三岁到二十岁年年考秀才，都考不上，二十三岁入京游历；二十四岁考进学堂（安徽公学），想获得一个“出身”，当教习；在二十五岁的时候，读到了邹容的《革命军》，读了三遍，但一时并未接受革命的洗礼；不久，读到了粱启超主编的《清议报》，“阅未终篇，而作者之主义即化为我之主义矣，……人有非康、梁者，则排斥之，即自问亦信梁氏之说之登我于彼岸也”；“又逾时，阅得《中国白话报》、《警钟报》、《自由血》、《新广东》、《新湖南》、《广长舌》、《攘书》、《警世钟》、《近世中国秘史》、《黄帝魂》等书，于是思想又一变，而主义随之，乃知前此梁氏之说，几误我矣。”
吴樾主张暗杀。他说：“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他认为：在满人之中，最重要的是慈禧太后与军机大臣铁良。铁良于乙巳年（1905年）七月受任为署理兵部尚书兼户部侍郎，“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会办练兵事宜”，兼“督办政务大臣”。在慈禧太后与铁良两人之间，慈禧太后是“奴汉族者”，铁良是“亡汉族者”。杀慈禧太后“其利在今日”，杀铁良“其利在将来”。
他恨铁良，因为铁良搜括了东南的财赋，在上海制造局提去了八十万，在江海关提去了七十八万，又在别的机关提去了百数十万不等，用作编练旗兵(京旗常备军），防备汉人；又因为铁良叫清廷与日本政府立约，只许满人学警察。不许汉人学警察。铁良而且通过德国领事，叫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封了《警钟日报》报馆，也叫清廷把江苏巡抚端方与仇视革命、屠杀学生的湖南巡抚陆元鼎对调。
志士王汉在彰德刺铁良。未成，投井而死。“王子之死，非勉他人，乃勉我耳。”
吴樾抱了必死的决心，进京以了王汉未了之事。不料，铁良警卫森严，吴樾一时下不了手。他挨到六月间，清廷派遣镇国公载泽、户部右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署理右侍郎绍英、湖南巡抚端方，一共五个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吴樾认为，倘若这五人考察归来，帮助清廷施行一种伪宪政，适足以麻醉人心，延长清廷的寿命。因此，他就改变暗杀的目标，对这五人下手。
八月二十六日(9月24日)，五大臣在北京东车站上了火车。吴樾与同志山东人张榕也化装为仆役，带了炸弹，混入车中。不料，车身因与火车头撞接而震动，使得吴樾怀中的炸弹的撞针，触发了火药，轰然一声，吴樾当时牺牲，而五大臣之中仅有载泽、绍英二人受了微伤。张榕事后脱险。另一个同志安徽桐城人汪炘于十月问在北京桐城会馆被捕。
汪炘被捕以后，清廷才知道了吴樾的姓名。吴铁城在《回忆录》中说，“吴樾先把自己弄哑了，伺机行事，真有豫让吞炭之风。”可见吴樾的用心，是很苦的。他之所以把自己弄哑，无非为了万一事后被捕，不致在严刑拷打之下供出了同谋者的姓名住址。
在革命的历史中，有过很多牺牲性命的人。像吴樾这样明知必死而勇跃以赴的，才真正是烈士。他的死，唤醒了华北的民心。也惊破了清廷君臣的胆，增加了革命同志的勇气。正如他自己在遗书中所说：“子愿予死后，化一我而为千万我，前者仆，后者起，不杀不休，不尽不止，则予之死为有济也。”
《细说民国创立》三二、陈天华
在吴樾烈士因暗杀五大臣而成仁以后不到三个月，乙巳年十一月十二日(1905年12月8日)，同盟会的重要会员之一陈天华在日本大森湾投海自杀。暗杀，原不是革命党人所该走的途径；自杀，更不是革命党人通常应有的行为。然而，在宣传的意义上，吴、陈之死均有收获。
陈天华是湖南新化县人，字星台，别号思黄，在癸卯年（1903年）留学日本，加入了“军国民教育会”，和黄兴二人被派回湖南，当“运动员”（亦称“实行员”），帮助了黄兴筹备甲辰年（1904年）十月初十长沙之役，也先后写了《警世钟》、《猛回头》等极有力量的革命文字。长沙事败以后，他和黄兴先后到了上海，在新闸路余庆里设了“青年学社”作为机关，续谋大事，不幸又因万福华行刺王之春一案而机关被破，黄兴被捕房拘禁了一些时候，陈逃到日本，和宋教仁、田桐等人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月刊，于同盟会开筹备大会的一天（1905年7月30日），宣誓入盟。
《民报》发刊，陈是撰稿人之一。《民报》第一号出版于乙巳年十月三十日（1905年11月26日）。几天以后，日本政府的文部省（教育部）颁布了“取缔支那留学生规则”，要比照对付朝鲜留学生的办法加以“取缔”（管束）。《朝日新闻》等报纸，公开指责中国留学生为“放纵卑劣”。这时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八干人以上，纷纷用罢课来表示抗议。其中最激烈的主张全体辍学回国。也有若干人认为不可因噎废食，应该忍辱负重，留在日本继续读书。前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秋瑾和田桐；后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胡汉民、汪精卫、朱大符（执信）。两派代表人物，都是同盟会的中坚分子。
陈天华在原则上是主张留在日本续学的。他在《绝命书》中写道：“夫此（放纵卑劣）四字，加诸我而不当也，斯亦不足与较。若或有万一之似焉，则真不可磨之玷也。 ……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诸君而念及鄙人也，则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勿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而死，而更有意外之举动。须知鄙人原重自修，不重尤人，鄙人死后，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惟须急讲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
这一篇《绝命书》语重心长，除了劝留学生用事实来维护名誉以外，并且说到“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政柄而卵育之。彼若果知天命者，则待之以德川氏可也（仿照日本政府于维新后优待德川幕府的后人的办法）。”
陈天华之自杀，完全不是为了个人有若何烦恼，而是想藉此策励同志，唤醒国人。普通的自杀者，是自经于沟壑的匹夫匹妇。他们的死，轻于鸿毛，陈天华的死，重于泰山。
他是一个热情人，见到不少同志空谈革命，而不务实行。决计以自己的一死作为尸谏。“夫空谈救国，人皆厌闻。能言如鄙人者不知凡几。以生而多言，或不如死而少言之有效乎”’
他的尸谏，牵涉到今后的革命方略。反清是民族革命，也是政治革命，而政治革命的成份，在他看来，多于民族革命。“故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
革命是一件大事业，基于责任心而出发的一种不求近功、不求速成的行为。“然鄙人之于革命，有与人异其趣者。则鄙人之于革命，必出之以极拙劣之手段，不可有一毫取巧之心。盖革命有出于功名心者，有出于责任心者。出于责任心，必事至万不得已而后为之，无所利焉。出于功名心者，己力不足，或至借他力，非内用会党，则外恃外资。会党可以偏用，而不可恃为本营。至于外资，则尤危险，菲律宾覆辙可为前鉴。”
不以会党为主力，又不恃外资，那么，用什么力量来革命呢?陈天华说：……举中国皆汉人也，使汉人皆认革命为必要，则或如瑞典、挪威之分离，以一纸书通过而无须流血焉可也。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级社会。斯时也，一夫发难，万众响应，其于事何难焉?若多数犹未明此义而即实行，恐未足以救中国而转足以乱中国也。”
陈天华和会党接近过。他的话，可谓有感而发。孙中山的所见与他相同，自从乙未广州之役之后，便已侧重于“思想战”工作了，而且在同盟会的“军政府宣言”之中，明白指出：“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
关于对日政策，陈天华认为亲日与排日都不好。“彼以日本为可亲，则请观朝鲜。……而吾谓其不可排者何也? ……自有可亡之道，岂能怨人亡我?吾无可亡之道，彼能亡我乎?吾不能禁彼之不亡我，彼亦不能禁我之自强。使吾亦如彼之治其国者，则彼将亲我之不暇，遑敢亡我乎?否则，即排之有何实力耶?……凡作一事，须远瞩百年，不可徒任一时感触，而一切不顾。一哄之政策，此后再不宜于中国矣。”
《细说民国创立》三三、丙午萍醴浏之役
陈天华死后，秋瑾、易本羲、姚洪业等人回国，准备在上海自办一所学校。其中，姚洪业因遭遇挫折，愤而投海自杀。（最后，学校终于办成，定名“中国公学”，由马君武、于右任、陈伯平等人任教。）
陈天华与姚洪业的棺柩，在丙午年（1906年）的夏天由友好运回湖南（姚洪业是胡南益阳人）。在长沙的志士禹之谟，在棺柩到达的一天率领全城的学生与市民一万多人列队迎接，选到岳麓山，举行公葬。当地的官吏曾在事前下令禁止，到时候却禁止不了；到了六月二十一日，便藉口禹之谟有鼓动湘乡县各界反对盐商浮收盐价，“率众塞署”的罪，把他逮捕，判了十年监禁，关在靖州的牢里。萍醴浏之役以后，靖州的知州金蓉镜迎合上峰的意旨，不时将禹之谟严刑拷打，逼他承认是“孙文之党”，逼到十一月二十一日，将他绞死在靖州东门外。
萍醴浏之役的最初发动人，是同盟会会员刘道一。他在1906年由日本回国，召集了三十八位别的革命同志，包括蔡绍南、龚春台、陈显龙、蒋翊武、覃振、易本羲、杨熙绩、彭邦栋，在长沙水陆洲旁的船里开会，决定纠合一万名会党，于年底清吏“封印”之时起事于浏阳、醴陵，攻取长沙；新军与队营方面，分别由蒋翊武及彭邦栋等策动，届时响应。
计划之中的所谓会党，包括蔡绍南与魏宗铨、龚春台所组织的新团体“洪江会”，与姜守旦所领导的哥老会的一个支派“洪福会”。
魏宗铨是江西萍乡上栗市人，在长沙明德学堂读书，认识了黄兴、禹之谟、宁调元，醉心革命。龚春台，原姓章，名年，有时自称为张章年，是湖南浏阳人，当过清军的小军官。他们二人与蔡绍南在萍乡蕉园村“开山”（创立帮会），取名“六龙山”，对外称“洪江会”，以龚春台为大哥。入会的誓辞是：“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人神共殛”。（“洪江”二字，是用来纪念马福益的。马福益是湖南会党的大首领，在甲辰（1904年）与黄兴合作，事败，逃至广西，次年春天回湖南，准备在黔阳东北的洪江镇起事，在三月初八日被捕，于不久后被杀。）
姜守旦是湖南洲阳人。他的“洪福会”，亦称“洪福齐天党”，以推倒清廷，另创朝代为目的，不主张建立民国，却也愿意与“誓遵中华民国宗旨”的“洪江会”合作。
水陆洲会议以后，刘道一留在湖南主持一切，蔡绍南偕同魏宗铨到上海，准备去香港，或甚至去日本，找孙中山。他们在上海遇到了同盟会会员李发根。李发根介绍他们入盟，并且写信向同盟会本部函询孙中山的行踪。
孙中山于乙巳年（1905年）七月同盟会正式成立以后，在九月初九日启程去西贡，于丙午年（1906年）正月二十日由西贡去新加坡，在三月间回到日本。其后，又在五月间离开日本，到“南洋”（马来亚）。在八月初九日以前到了西贡，于八月二十二日又回到了日本。
蔡绍南与魏宗铨在丙午年七月间从湖南来到上海之时，孙中山可能尚在马来亚各埠忙于吸收同志。捐募款项，购买军火。李发根无法知道其行踪，所以蔡、魏二人才有南赴香港，去就近打听的意思。但是，他们在八月间接到消息，同志李金奇在浏阳麻石镇失风，被清兵追捕，溺死在醴陵的白兔潭，便不得不折回湖南。
九月间，留在萍乡的同志“许学生”被清吏捕杀。
十月某日，设在萍乡慧历寺的机关被清吏查抄。十七日的夜里，重要同志在萍乡高家台开会，蔡绍南等人主张等候军械运到之时才起事，廖叔保等人主张立刻起事，双方辩论了一阵，没有结果。
次日，丙午年十月十八日，廖叔保单独行动，率领两三干人在浏阳麻石镇起事，竖起白色的革命旗帜。龚春台与其他的同志，因此也就不得不干十月十九日，也贴出檄文起事，占领浏阳金刚头与萍乡的高家台。
自从龚春台正式起义以后，萍乡、醴陵、浏阳三县的若干村镇，纷纷有会党响应，总数不在三万人以下。最难得的是：他们的纪律特别好。清廷的两江总督端方与代理江西巡抚瑞良在他们的“会奏”之中说“当匪踞各处之初，并未肆行劫掠；所至只索军械、粮食、白布等。”因此之故，他们到处都受老百姓欢迎。例如，在十月二十一日进入浏阳东南、萍乡西北的重镇上栗市的时候，老百姓放了爆竹接他们，使得驻防的清兵不敢恋战。清军的江西巡防营左军统领袁坦在打给江西巡抚兵备派办处李协统的电文中说：“此间乡民，兵到即民，兵去即匪。”
为了对付这三万左右的革命军，清廷前后所抽调的赣湘鄂苏四省的兵，计有（一）江西巡防营左军，（二）江西常备军第一标第二营，（三）湖南常备军六营之中的五个营，（四）湖北二十九标步兵三营，炮兵两队，及第四十二标（团）全标，（五）原驻江苏的第三十四标全标。
战事进行得相当猛烈，交锋了二十四次以上。
革命军目标，是浏阳县县城。俏若拿下了这并无城墙的县城，便可以取得大量的粮食，又可以顺着测渭河而下，西攻长沙。
浏阳的上东、张陈坊一带，原已聚集了不少的会党，其中多数是属于姜守旦的“洪福齐天党”的。姜守旦在十月上旬开始，便已为了会友王永求被捕、关在牢里，而想到县城里劫狱，在詹家岭和浏阳的清兵发生战斗，相持不下。龚春台在十月十九日竖起“中华国民军南军先锋队”的大旗，通知姜守旦，请他合作。他答应合作，而不愿意受节制，另行打出所谓“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的旗号，加紧向浏阳县城前进。
龚春台对姜守旦的如此小器，并不计较，而毅然决然于十月二十三日，只留下少数队伍住上栗市。亲率大军，会攻浏阳。不料，这一天，当龚军尚在中途之时，姜军已被清军击败，退到浏阳之西的枨冲市。龚军只得屯扎在浏阳的南市街。
三天以后，十月二十六日，龚军猛攻浏阳县城，没有攻下；同一天，姜军在枨冲市教清军击溃。二十七日，龚军失了南市街，退到牛石岭。二十八日，龚军在牛石岭被击溃。
留在上栗市的龚军，也已经在十月二十五日被清军消灭。其他各村镇的革命队伍，于姜军、龚军相继溃散于枨冲市及牛石岭以后，都渐渐地散去。龚春台、姜守旦、蔡绍南、刘道一不久皆被清吏捕获，慷慨成仁。其他的主要同志，如宁调元，被捕杀的在九十人以上，再加上阵亡在战场上的与事后被清吏滥杀的，合起来超过一万人。
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如此结束!
此役之所以失败，原因很多。第一是，蔡绍南与魏宗铨不曾能够在事前与同盟会总部取得联系。他们到了上海，又因李金奇之死而折回湖南。第二是，原定十二月底起事，而在十月十八、十九日仓猝提前，军械弹药与干部人选均无准备。第三是，姜守旦不应该另打旗号，赞成对清革命而反对建立民国，更不该于龚军未及会师以前，单独向浏阳城进攻。第四是，统率江苏派来的清军的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及其部属如赵声、倪映典等人，原为革命同志，却无法与龚春台等人联络，以致想帮助革命军而无从着手。第五是，已经被孙中山派赴广东的湘籍同志杨卓林（恢）、廖仲瑶、李发根于此役既已发动以后，自动留在上海不走，企图袭取南京，作为响应，然而一则是为时已迟（十一月），二则是为敌方间谍萧亮、刘炎所骗。被捕于扬州。杨卓林就义，廖、李二人被判监禁五年。第六是，孙中山与同盟会总部的同志从日本报纸上看到了此役的消息，就派了两批人回国援助。然而这两批人也都失败。甲批，是刘震、黎兆梅、滕元寿，他们侥幸脱险，被他们所策动的哥老会首领袁有升、江佑泉、龙见田、曾斌四个人被杀；傅义成等五人被判监禁。乙批，是胡瑛、朱子龙、梁钟汉。他们到了武昌，找日知会的负责人刘静庵，筹商响应的事，被变节的郭尧阶出卖，朱子龙因此而遇害，胡瑛、粱钟汉、刘静庵与五个别的同志被判监禁。这五个人是：季雨霖、李亚东、吴贡三、殷子恒、张难先。
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有志竞成”的一章里说：“当萍醴革命军与清兵苦战之时，东京之会员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亟思飞渡内地，身临前敌，与虏拼命。每日到机关部请命投军者甚众，稍有缓却，则多痛哭流泪，以为求死所而不可得，苦莫甚焉。其雄心义愤，良足嘉尚……由此而后，则革命风潮之鼓荡全国者，更为从前所未有。”
孙中山生平很少作诗，但为了追悼萍醴浏之役的发动人兼牺牲者刘道一，曾经特地写了一首：
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孽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细说民国创立》三四、日知会
孙中山为了支援萍醴浏的革命军，而派回湖北的三个人，胡瑛、朱子龙、梁钟汉，都是同盟会的会员。其中，胡、朱二人参加过当年的科学补习所，朱而且是继科学补习所而起的武昌日知会的会员。
日知会有两个，在武昌的一个设在武昌府街，其后移入高家巷圣公会；在长沙的一个，从开始就设在吉祥巷圣公会。这两个日知会，均为基督徒黄吉亭所先后创办，是用来帮助传播基督教、供人阅览书报的地方。黄吉亭先在武昌，其后到了长沙，便把武昌的日知会交给胡兰亭负责。甲辰年九月二十日，科学补习所被封。所员刘静庵不见容于黎元洪，辞去黎元洪军中的书记职务，在圣公会寄食了一些时，就任日知会的“司理”。他先把日知会的书报，整理得井井有条，然后取得胡兰亭的同意，添置了若干新书新报，对各界前来阅览的人殷勤招待，并且在每一个礼拜天讲演时事，宣传革命。这样。差不多过了一年，不仅科学补习所的一部分所员渐渐地重新聚合在一起，而且吸收了数以千计的新的革命同志，其中以士兵为最多。到了丙午年（1906年）正月，在他的领导之下，便有了一个新的革命团体正式成立，名称借用这“日知会”三个字，以避免清吏的注意。他选择会员也很严，只让一百多人参加。
这一百多会员，包括朱子龙，而不包括胡瑛，因为胡瑛在甲辰年冬天陪同王汉追踪铁良，于王汉在彰德刺铁良未中，投井自杀之际，逃去日本，一直留在日本，到了丙午年十一月才奉派与朱、梁二人回鄂。
武昌日知会的会员，除了科学补习所的老同志如朱子龙、曹亚伯、时功璧、冯特民、孙武、季雨霖、张难先等等以外，有在辛亥年（1911年）牺牲的刘尧瀓【剪文公：cheng，同“澄”】与彭楚藩两烈士，与发难起义的熊炳昆（秉坤）、吴兆麟、王宪章、蓝天蔚，又有粱耀汉、吴贡三、殷子恒、李亚东，与其后以佛学著称于世的熊子贞（十力），主持上海中华书局的陆费逵（伯鸿）。
在萍醴浏之役以前，孙中山便已派遣科学补习所的所员之一余诚（仲勉），从日本回到武昌，担任同盟会湖北分会的会长。余诚与刘静庵计议，舍名务实，不把日知会的名称更改为同盟会分会，而在事实上运用日知会的组织，进行革命工作。日知会会员之履行宣誓加盟的手续，正式成为同盟会的一分子的，仅为刘静庵、朱子龙与冯特民三人（宣誓书上的签名是刘贞一、来公勇与冯一，日期是丙午年二月十四日）。
孙中山在丙午年，也介绍了法国军官欧吉罗上尉到中国内地游历，经北京、天津、烟台，于五月初八到达武昌，乔义生与邓家彦和他一齐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