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静庵与日知会的同志，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到会的有几百人之多。欧吉罗即席演讲，畅谈法国革命的原因，世界革命的趋势，与中国革命的必要。替他翻译的人，是日知会会员朱作梅。
这一位欧吉罗上尉，隶属于法国在天津的驻屯军。他的直接上司是布加卑少校。布加卑奉了法国驻越南总督某氏之命，于乙巳年秋冬之际谒见孙中山于吴淞口外的船中，商定以欧吉罗上尉及其他军官六人交孙中山调遣，负责各地革命力量的调查与联络工作。
越南总督某氏之所以如此做，是因为当时的法国内阁总理克列孟梭吩咐过他；而克列盂梭之所以作了如此的吩咐，是因为其好友前任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总督杜美竭力主张。杜美为甚么要作如此的主张呢?是因为他早在壬寅年，便已久闻孙中山的革命抱负与道德学问，屡次托法国驻日大使邀请前往越南会面、孙中山在壬寅年十二月十五日（1903年1月13日）由日本到达越南，参观河内博览会，不巧杜美业已离任回国。杜美嘱托了他的秘书长哈德安代为招待，接洽一切。（同时，孙中山也结交了当地的侨胞黄龙生、甄吉亭、甄壁、杨寿彭、黄景南、曾克齐。这几位，不久以后都参加革命，后来在钦廉与河口各役，出了不少的力。）
孙中山终于在1905年春天由美赴欧，与留学生朱和中等组织革命团体之时。和杜美会了面。杜美介绍孙中山与克列盂梭相见。而杜美本人对孙中山的友谊，则继续不断，以迄于孙中山逝世以后。
笔者的业师。巴黎大学教授马迪厄先生（Albert Mathiez）说，埃米勒·包莱先生告诉过他：孙中山在巴黎极受“共济会”的欢迎，而且加入了共济会。这共济会，在法国大革命之时，正是幕后的推动者。孙中山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主张，与共济会的宗旨可谓志同道合。法国志士之所以热心于赞助中国革命，殊非偶然。
欧吉罗在日知会演讲，清吏张之洞等人派了若干暗探混在听众里面。传说，第八镇统制张彪，也化了装在座。事后，张之洞派了一个充任“海关洋员”的英国人，尾随欧吉罗，乘机攀谈，获得了若干秘密，把这些秘密报告清廷。清廷于是在欧吉罗畅游武昌、汉口、长沙、九江、南京、上海、福州、厦门，而回到天津以后，收买了欧吉罗的中国厨子，又偷去了欧吉罗的若干文件，包括各方友人写给他的信件，向法国驻华公使严重交涉。结果，法国政府不得不把欧吉罗调走，安置在越南。
一方面，张之洞、张彪，及巡警道冯启钧继续派遣暗探对日知会监视；一方面，日知会本身的革命工作日趋积极。刘道一在丙午年夏天，召集湘、赣两省同志开会于长沙的水陆洲，策动萍醴浏之役。在出席者之中，有其后在辛亥年武昌起义前夕担任过总司令的蒋翊武，蒋是湖南澧州人，这时候似乎还没有和湖北的同志发生直接关系。
换句话说，武昌日知会的同志似乎到了萍醴浏之役业已失败，进入尾声之时，胡瑛、朱子龙与粱钟汉三人从日本回到武昌，才开始对湖南、江西的同志筹划支援。事实却不是如此。在这一年的八月间，日知会的同志吴崑【剪文公：kun，崑崙，山名，中国最大的山脉，西从帕米尔高原起，分三支向东分布。现作“昆仑”。】已经到了香港，下榻于中国日报馆，等候黄兴；等了两个月，黄从新加坡回来。黄“乃授吴以方略，使回鄂积极筹备，候华侨款集，即可大举。鄂省同志闻吴回鄂，非常鼓舞。”（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卷，页九八。）
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里说：“萍乡醴陵革命军起，本日知会之秘谋。主持最力者，即易本羲，湘南湘乡人。……无如萍醴偏僻之地，军饷、器械无所取材。乌合之师，未经训练，其气虽壮，其力无援。加以江西、湖南两省之新军又无联络，数日无一响应……易本羲吐血数升而死。”
曹亚伯又说：“时醴睦事起，武昌党人咸欲响应。（刘）敬安急不暇择，张君（纯一）以准备未齐，力遏止之。且谓胡瑛不日由申至鄂，俟其莅止，如果有军饷接济，可操胜算，然后动作。未及数日，胡瑛果至。开会筹议，胡瑛亦以未可轻举为言。”
张纯一主张慎重，是有理由的。胡瑛也说出“未可轻举”的话，实在是辜负了孙中山的托付。
胡瑛原籍浙江绍兴，父亲在湖南候补知县，哥哥在长沙县衙门里面当职员。胡瑛本人在桃源住过（所以在同盟会的名册上，籍贯写作湖南桃源）。从十六岁起在黄兴所办的经正学堂读书，濡染了革命学说，几乎被捕。黄叫他逃去武昌，住在吴禄贞家里，其后加入了科学补习所，进了工程营当兵。他陪同王汉，图刺铁良于彰德。王汉一击不中，自杀；胡瑛去日本，参加同盟会，被选为评议员之一。
胡瑛与朱子龙、梁钟汉奉派回鄂，支援萍醴浏革命军，不曾带得有钱回来，说出气馁的话。日知会中的一个败类郭尧阶，藉此出卖同志，说有一个刘小霖，是湖南六合锑矿公司的经理，愿意贡献十万元。胡瑛约了刘小霖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汉口名利栈会面吃饭。饭不曾吃完，就被冯启钧的巡警抓去。在名利栈同时被捕的，有季雨霖与李亚东二人。朱子龙先一天在汉阳被捕。
郭尧阶还领了巡警，分别逮捕了刘静庵、梁钟汉、吴贡三、殷子衡与张难先。这郭尧阶领了相当数目的赏。（朱子龙的赏格，是五百元；“刘家运”的赏格也是五百元。刘静庵不是刘家运，但是郭尧阶诬指他为“刘家运”。）
刘静庵是逃到黄陂以后，才被抓的。他的原籍，是湖北潜江。在牢里，他受刑最酷，因为官方逼他的供，要他承认自己是刘家运，而他只肯承认自己是革命党。（刘家运是另一人，为会党领袖，其后在湖南被逮捕，押到武昌，处死。）
季雨霖是湖北荆门人，毕业于将弁学堂，这时候在三十一标三营当督队官。李亚东是河南信阳人，与季雨霖同学，曾任二十九标一营左队的督队官，因革命嫌疑撤职，这时候在师范学堂担任体操教员。吴贡三原名之铨，是黄冈的一个老秀才，醉心革命，著有《孔孟心肝》、《作新民》、《破梦雷》等书，在家里设帐授徒，又办了一个“日新学社”，吸收同志。殷子衡，一作子恒，黄冈人，是吴贡三的外甥，也是吴贡三的学生。张难先是沔阳人，在第八镇工程营当过兵，这时候在沔阳东北的仙桃镇办了一所集城学校。在校中被捕。
张难先与季雨霖被保释，胡瑛与刘静庵被判无期徒刑，朱子龙等五人被判有期徒刑。刘静庵与朱子龙死在狱中，其余各人于武昌起义后恢复自由。
日知会的会所，于胡瑛等人被捕以前，在十月二十九日便已被搜查、封闭。刘道一烈士在长沙就义的一天，是十一月十六日（12月31日）。
《细说民国创立》三五、丁未黄冈之役
丁未年四月十一日（1907年5月22日），革命军占领潮州府饶平县的黄冈镇。这是孙中山所直接领导的第三次起义。在前线的指挥官姓余名丑，而策动者是孙中山所委派的“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许雪秋。
前此两次的起义，是乙未年广州之役与庚子年惠州之役。后此七次的起义，是丁未年七女湖之役、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戊申年钦州之役、河口之役；庚成年广州新军之役、辛亥年广州三月二十九之役。每一役的重要负责同志，如下：
（一）乙未（广州）陆皓东。（二）庚子（惠州）郑士良。（三）丁未（黄冈）许雪秋、余丑、陈宏生。（四）（七女湖）邓子瑜。（五）（防城）王和顺。（六）（镇南关）黄明堂。（七）戊申（钦州）黄兴。（八）（河口）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黄兴。（九）庚戌（广州）倪映典。（十）辛亥（广州）黄兴、赵声、胡汉民。
许雪秋是潮州府潮安县人，幼年跟随父亲在新加坡居住，父亲经商致富，留给他不少遗产，使他得有力量结交官绅与江湖豪侠之士。福州人黄乃裳在壬寅、癸卯之际，鼓吹种族革命于南洋一带，许雪秋深受感动，决心献身于此。到了甲辰年（1904年）的秋天，他回到潮安县宏安乡的家里，和若干好友与当地的会党首领立坛拜盟，筹饷购械，准备在乙巳年三月十五日（1905年4月19日）起义。不料，负责接洽学界的李杏坡用人不慎，泄漏了机密，被清吏捕杀。藉团练为名、在潮安上七都祠聚集了四百名武装同志的吴金铭，同时被捕。起义的事因而搁浅。其后，吴金铭由绅士联名保释。许雪秋自己到了道台衙门投案，道台因为他也捐得有候补道的头衔，本着官官相护的原则，不愿对他追究。
许雪秋再去新加坡，企图筹款再举，于丙午年（1906年）见到孙中山，宣誓参加同盟会。孙中山委派他作“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冬天，他由新加坡回潮州，经过香港，与当时同盟会港粤分会会长冯自由取得联络。冯自由替他打电报到日本，向孙中山报告，孙中山就派了山西籍的同志乔义生（宜斋），安徽籍的同志方汉成，广东籍的同志方瑞麟、李思唐、张煊、方次石，与日本志士萱野长知、池亨吉等人，陆续来到香港。
许雪秋偕同乔义生、方汉成、李思唐、张煊、方次石，回到潮安县宏安乡，与会党首领余丑、余通、陈涌渡、薛金福、蔡德、吴焕偕、黄德胜、罗飞雁等人会议。决定以丁未年正月初七日（1907年2月19日）为起义的日期，目标是潮州府城（今天的潮安县城），根据地是府城正东边的饶平县黄冈镇，与黄冈之北偏西的浮山埠。黄冈方面，由余丑负责。方汉成与方次石协助；浮山埠方面由薛金福负责，乔义生与李思唐、张煊协助。此外，惠来的响应工作，由黄德胜担任；揭阳的响应工作，由罗飞雁担任。在潮安内城、潮汕车站、蔡家祠、敌山台，也都布置了同志，作为埋伏。揭阳炮台的清军弁兵，由陈芸生与萧竹荷二人前往说降。
如此周密的准备工作。到时候偏偏由于天气不好而一切成为泡影。集合在浮山埠的弟兄，由于大风大雨，而散走了不少。在黄冈的弟兄，甚至无法集合。许雪秋的为人，热情有余，毅力不足。他看见如此情形。便一时短气，下令解散，把善后的事交给陈宏生主持，自己跑去香港，托冯自由把经过报告孙中山。
由于始则密锣紧鼓，继则草草了事，起义未成而风声泄漏，薛金福与张顺、黄志因此而在三月下旬被清吏捕杀，白白牺牲。
孙中山这时候已在越南河内，回电报给许雪秋，叫他不可以再孟浪从事，静候惠州与钦廉的消息，与这两方面的同志同时发动。
但是，留在潮州的弟兄们，听说薛金福等人被捕，人人自危，而且清吏又在四月十一日这天捕去了邱保、张善两人，关在黄冈的“协署”。于是，大家为了救邱保、张善，便在余丑的领导之下，攻打黄冈，攻到四月十二日的辰时（下午七点多钟），将黄冈占领，杀了城守把总许登科、署拓林司巡检王绳武，俘虏了黄冈同知谢兰馨、署黄冈都司隆启、巡防营弁哨督标蔡河宗，贴出了安民布告，免除清廷的一切苛捐杂税。老百姓闻风而来投效的极多。
清廷的署潮州镇总兵黄金福，屯扎在距离黄冈三十里的井洲，不敢对革命军有所作为。革命军方面，由于事出仓猝，也期待着许雪秋与陈宏生的命令，才能作进一步的行动。期待到四月十四日，陈宏生才从汕头赶到，大家推戴陈宏生为“司令长”。当天夜里，陈宏生把弟兄分为五路，向井洲进攻，攻到十五日的黎明，将近胜利；突然，来了清军的援兵巡防营第九营，只得退守大澳山，在大澳山战到十五日的深夜（十一点钟左右），又遇到倾盆的大雨。次日，退回黄冈，解散。
许雪秋在十三日接到起义的消息，十四日偕同乔义生、李思唐、萱野长知等人到汕头，正想策动丰顺、揭阳、惠阳、潮安等地的响应，但是十八日一清早，方汉成等人便已从黄冈来到汕头，告诉他：在黄冈的弟兄已经解散!
《细说民国创立》三六、丁未七女湖之役
在黄冈革命军解散以后的第六天，惠州七女湖的革命军便起义了。倘若陈宏生等人能够在黄冈多撑持几天，可能不致失败。黄冈位于海边，面对南澳岛，中间有三个中型的小岛，东为拓林湾，西为“鸿门”，南为“大金门”。出了大金门，便是南澳岛，岛上有南澳县，为郑成功与鲁王先后经营之地。黄冈的东边，是闽粤分界的高地，有高达五百四十四公尺的大宝山作为屏障。就形势而论。黄冈并不是不可以坚守的据点。况且孙中山业已命令邓子瑜在惠州加紧发动响应的工作。
邓子瑜是惠州府归善（惠阳）县人，为人尚侠好义，曾经是郑士良的左右手，于庚子惠州之役失败以后在新加坡与香港经营旅馆。孙中山在丁未年（1907年）派他和黄耀汉、余绍卿二人负责惠州方面的工作。黄耀汉在庚子惠州之役作先锋官，其后也在新加坡开旅馆。余绍卿则纯粹是绿林豪杰，这时候亡命在南洋。黄是新安（宝安）县人，余的籍贯不详。
邓、黄、余三人从新加坡到了香港，黄由于当地警察对他注意而折回新加坡，余进入大陆而杳无消息，只剩下邓一人留港继续活动。他不负孙中山的托付，分遣同志陈纯、林旺、孙稳等回乡，在四月二十二日（6月2日）实现了起义的事。
陈、林、孙三人很有勇气。只纠合得二三百人，便一举而占领了归善北边二十几里的一个大镇“七女湖”，夺得该镇巡防营的械弹。三天以后，连克泰尾、杨村、三达。二十七日攻占扬村西南、博罗东北的柏塘。又转而向南，横行于归善之东的水口、横沥、三径、蔗浦。清吏调来了四个营，对革命军无可奈何。而且，其中洪兆麟的一营，在五月初二日大败于“八子爷”，洪本人中弹坠马。
最后，清吏把水师提督李准的部队从黄冈方面调来，在大亚湾的澳头登陆，才慢慢地占了优势。同时，陈、林、孙三人获得邓子瑜派人传来黄冈革命军失败的消息，眼看消耗了的弹药无法补充，只得把同志们带到梁化墟附近，于埋藏了枪械以后，下令解散。
事后，陈、林、孙三人回到香港，冯自由把他们安置在屯门青山李纪堂同志的农场；不久，又帮他们去新加坡。邓子瑜由于是这一次起义的主持人，被香港政府驱逐出境。也去了新加坡。孙稳在己酉年（宣统元年，1909年）经由香港，回惠州一次，被清吏发觉，向香港当局要求引渡。同盟会的同志请了律师替他抗辩。无效，终于被押解给清吏，被害。
在七女湖之役，阵亡于疆场上的同志，依照清廷的文献，有数十名之多，姓名皆已难考。被俘而遇害的同志，也只有石亚佛一人留下姓名，长供后世怀悼。
《细说民国创立》三七、丁未防城之役
在七女湖之役失败以后的两个多月，亦即丁未年七月下旬，革命军起义于广东的西南角，在二十七日（1907年9月4日）占领防城县的县城。
原来，早在这一年的三月中旬，钦州所辖的那黎、那彭、那思三个“墟”（统称“三那墟”）有了一个“万人会”的组织。起因是：三那墟的老百姓以种蔗制糖为生，而清吏一再加征糖捐，老百姓推了若干代表到“知州”的衙门请愿，知州却把所有的代表扣留，说他们鼓动人民抗捐。三那墟的一位读书人刘思裕深为不平，就顺从了老百姓的意思，成立这个“万人会”，受推为领袖，率领几百个勇敢分子入城，冲进衙门，把被扣的代表们都放了出来。廉钦道王秉恩派兵到三那墟，企图用武力解散万人会，开枪打死了几十个老百姓。然而老百姓更加团结。于是，王秉恩报告两广总督周馥，周馥如临大敌，派了巡防营三个营、新军一个营、炮兵一队、机关枪队一队，又调了驻扎广西的“衡军”两个营，绥远军一个营，对三那墟的老百姓进攻。老百姓抵抗到四月上旬，失败，刘思裕阵亡，三那墟的镇市都被毁于炮火。然而。仍有几百个老百姓，在刘思裕的侄儿刘显明领导之下，死守附近的那桑。
清军巡防营的统领，姓郭名人漳，是湖南人，与黄兴是朋友，曾经于甲辰年（1904年）十月在上海和黄兴同时被巡捕房抓去，关了几天。至于新军一营的管带赵声，则不仅是革命志士的朋友，而且已参加了革命组织。他们两人，由于身为清军军官，不得不执行上峰的命令，同时也还不曾知道刘思裕及其万人会在事实上已和孙中山取得联络。
孙中山这时候住在越南的河内，于万人会事件发生以后，就派了邝敬川同志到廉州良屋镇，与刘思裕会面，劝刘思裕索性革命，刘思裕完全同意。孙中山而且也派了胡毅生去找赵声，见到了赵声，命令赵声乘机反正，赵声也在原则上表示服从。可惜，当邝敬川运动刘思裕成功以后，孙中山再派一个姓陈名油的人，送信给胡毅生，叫胡毅生转达赵声、郭人漳不可摧残三那墟的“团民”，这陈油却到了要紧关头怕死，不敢把信送到，误了大事。
三那墟被毁以后，胡毅生来到河内见孙中山。孙中山加派黄兴与王和顺二人，偕同胡毅生取道北海，黄兴由北海去钦州，访郭人漳，王和顺与胡毅生去廉州（合浦）的陆屋。访赵声。
黄兴在郭人漳的营里住了很多天，不曾被别人识破。郭人漳答应黄兴，将来只要有“堂堂正正的革命军”起事，他一定反正。
王和顺与胡毅生也在赵声的营里住了十几天，赵声发给王和顺一张委任状，委他作“军事委员”。（委任状上，写王和顺的化名：张德兴。）王和顺因此而大大方方地走到钦州，在钦州住了一天，穿过步哨，到达那桑，与三那墟的新领袖刘显明及其几百名坚贞同志会合。王和顺出身游勇，自己也有几百名旧部带了枪枝，集合起来，成立革命军。
王和顺和赵声约好：王领了革命军进广西，攻南宁；赵声在后面佯作追赶之状，实际上替革命军断后。无奈，南宁方面的清军不肯接受革命志士的运动，以致王和顺不得不放弃进攻南宁的计划，而只能徘徊于钦州的外围。当他率军到达钦江西岸、钦州正北偏东、三那西北的“平吉”之时，刘显明不耐久等，带了他的几百人与王和顺分手。这是丁未年四月到五月初的事。黄冈与七女湖两处的革命军已经先后起义而失败了。
王和顺及其所统率的钦廉革命军，全靠军纪优良而获得各地的老百姓自动供应，才能一再等待，等待了好几个月。等待什么呢?等待孙中山委托日本志士萱野长知所购买的大批军火。孙中山而且指定了防城县西南角的“珍珠港”白龙镇，为起卸军火的地点。不幸，这时候东京同盟会本部发生了“风潮”：章炳麟等人与北辉次郎对萱野长知生了意见，公开地打了明文电报给香港《中国日报》。说萱野长知所买的枪械“全属废物，万不能用”。于是，秘密完全泄漏，不仅萱野长知无法如期装运，而且孙中山也不得不改变起卸的地点。
王和顺等到了七月下旬，不便再等，就从所驻的地点板城（在钦州正北），转而向南，绕过钦州，向防城县城前进。二十七日早晨，到达防城城下，城内的清军衡字营左哨哨长刘永德（辉庭）首先响应，对河（防城河南岸）的清军衡字营右哨哨弁李之焜（耀堂）也率众附和，于是王和顺兵不血刃，取得了防城县城。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革命军第一次占领了县城。
可惜，王和顺的助手粱少廷不肯接受防城知县宋渐元的投降，否则钦州可能也会攻下。
宋渐元是湖南人，在被俘以后供称：与黄兴认识，一向赞成革命而没有机会“入党”，愿意从此参加革命，请王和顺派若干兵士交给他，伪装押解犯人的模样，带去钦州，在进入钦州城东门之时。立刻占领东门，接应革命军入城。梁少廷呢，以前曾被宋渐元扣留过，认为宋渐元不可信任，主张把宋渐元及其幕僚与家属统统杀了。王和顺照办。
次一步骤，是进攻钦州，钦州的守将是郭人漳。
王和顺留下少数部队交给邝敬川，守住防城；自己带了原有的几百人，加上衡字营左哨右哨的兵，新加入的义民，一共一千多人，在当天中午开拔。不巧，遇到大雨，又迷了路，走到第二天将近黎明，才到达钦州城下；一看，城头上满是灯光，显然对方有了准备。王和顺只得下令退到城西（?）十里的涌口扎营。
这一天，七月二十八日，黄兴陪了郭人漳与六十名卫队，假装出城巡逻，一直走到王和顺的营里。郭向王说：“钦州你们用不着打，到晚上便是你们的。”刘永德暗暗地告诉王，“郭的话不可信。倒不如把郭留下，先用我自己的人换上郭的卫队的服装，混进城，占领东门，大队人马跟着进去。”王和顺不赞成，以为“郭已招待黄兴这么多天，未加伤害，我们不可以把郭扣了，以不肖之道待他。”于是放走郭与卫队。黄兴也陪着他们回去。
郭回到城里，就变了卦。原因是，他看见革命军的人数少，存了势利之心。他不仅不曾在当天晚上开城欢迎革命军，而且派人来说：“住在城内的廉钦道王瑚，戒备很严。革命军不如改变计划，去攻南宁，他可以送一些械弹。”革命军明知南宁的清军兵力更大于饮州，当然不肯接受郭的建议。
黄兴在城里着急，在二十八日的夜里，想独自策动郭的一部分官兵开城。结果，没有办到。
革命军转向西北，沿途又吸收了三四千义民，于八月初一到达灵山县城下，于城墙上的炮火及六风山炮台的炮火夹攻之下，奋勇爬上云梯攻城。云梯只有一具，却也爬上了二三十人，进城巷战。城外的主力无法对他们支援，这二三十人全数牺牲。为什么云梯只有一具呢?因为一个“反正”了的清军军官陈发初，出卖革命军：叫他准备五具云梯，他只作了三具。而其中两具一用便坏；叫他带五十人先占六风山炮台，他到了六风台，反而开炮向革命军放!
革命军攻灵山县城。攻到八月初二，攻不下来，退驻木头塘。
清军派了间谍来，诈说城内已经有人起义响应。革命军再度走向灵山，守城的清军宋安枢部已经开城迎战，又有郭人漳派来的一营兵跟踪在革命军后边夹击。革命军人多枪少，子弹更少，不得已而且战且退，经由廉州（合浦）所辖的伯通、花会山、五王山等处，到了狮子山，被宋、郭的两个营追及，大战一天一夜，失利；在初六、初七左右退到罗蒙小洞，分到附近各地屯扎，大部分的义民则各自回乡。
那郭人漳真坏。他不但派了一营跟踪，也派了若干兵攻击在防城留守的革命部队，加以消灭，替清廷夺回防城。黄兴在这时候，见到苗头不对，业已脱身而走，经由东兴镇，去了越南，见孙中山，报告一切。
东兴与越南的芒街，只隔了一条小河：北嵛河。当地的清兵，原已由钟金富与詹岐山两位同志运动成熟，如期在八月某日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革命旗帜起义。可惜。负责接济的关仁甫事先把款子花完，对反正的清兵失信。清吏又把革命旗帜取下，朝天放枪一排，事后向上伪报“克复”。
赵声与郭人漳不同，虽未能即时率部反正，却决不肯对革命军开火。郭人漳追击革命军于灵山之时，赵驻扎在灵山之南，属于廉州管辖的五利（武利）。郭叫他带领全营“会剿”，他无法抗令不去，于是故意把路走错，避免与革命军交锋。
王和顺在被挫于灵山以后，带了二十人进越南，见孙中山报告，续图大举。不久，刘永德也带了五个人去越南，不幸在平寮地方被法国当局扣留。
革命军的最精锐部分，由梁建葵率领，转进到十万大山，以俟后命。
清廷根据两广总督张人骏（周馥的继任者）的报告，下旨通缉刘永德与李之焜，把王瑚与广西提督丁槐“交部议处”；把左巡防队补用守备谭炳荣革职永不叙用，发往军台效力；把衡字营左哨哨弁杨国标、右哨哨长韦普香、江坪营千总赖廷华三人，“一并革职，拨去翎枝。”
关于这一次丁未防城之役的经过，以邓幕韩所写的一篇（载在《建国月刊》第三卷第三期）为最可靠。他所根据的，是亲与其事的两位同志（刘永德与邝敬川）的口述；写成以后，又交给胡毅生与黄隆生两人看过，加以修正。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四十四章，虽则是比较详尽，但在细节方面，颇多是得自传闻。
《细说民国创立》三八、丁未镇南关之役
中越交界的镇南关。有四个炮台。其中的三个，于丁未年十月二十七日（1907年12月2日）被革命军占领。
这一役的最早牺牲者，是广西边防统领之下的总教官易世龙，与龙州厅幕友陈晓峰。他们二人暗中参加革命。担任游说军内的任务。不幸而被广西巡抚张鸣岐派在越南的侦探所知，因此被捕就义。
和他们两人有联络的是关仁甫。关仁甫同时也约好了驻扎镇南关的军官黄瑞兴，相机反正。易、陈二人牺牲以后，关仁甫退到越南，孙中山命令他会同王和顺继续筹备攻取镇南关的工作。
王和顺在十月十五日到那模村，与凭祥的土司李佑卿商谈如何合作。李佑卿也是一位同志，统率有若干游勇。这些游勇，却不愿接受王和顺的指挥。因此，孙中山改派黄明堂负责镇南关方面的事，叫王和顺向水口关活动。
孙中山委派黄明堂为“中华国民军镇南关都督”。黄在十月二十七日的黎明，率领李佑卿及其游勇八十人，携带快抢四十二杆，突击镇南关右辅山的“镇南”、“镇中”、“镇北”三个炮台，清方的守军一百余人在略事抵抗以后，全体投降。守备某人（黄瑞兴?）却不肯反正，被革命军优待，放他去越南境内的同登，由同登折回他自己在谅山的住宅。
清军只剩下东边的一个炮台。黄明堂派了四十人左右续攻，为该台的炮火所阻。
当天下午，孙中山率领黄兴、胡汉民、胡毅生、卢仲琳、张翼枢、日本志士池亨吉、法国炮兵上尉狄氏，从河内出发，乘火车到最后一站同登，步行攀山，于晚间九时到达镇南关。
二十九日，孙中山亲自与狄氏发炮，虽则炮上已经没有表尺（由于清军一向腐败），而终于射达清军阵地。
清军的巡防统领陆荣廷，先以为革命军不过是乌合之众，看到了革命军竞能发炮中的，大为惊慌，叫一个砍柴的女人送来一封信，信里说：“荣廷现虽食清朝俸禄，但以前亦曾统率游勇，专与清兵为敌，此公等所知者。荣廷前以时运不佳，不得已暂时屈身异族，以俟机会。区区此心，尚祈谅之!荣廷初疑公等此次起事，近于轻举妄动，及观争晨炮火之猛烈，乃知有一代豪杰孙逸仙先生为公等画策，无任钦佩。”
陆荣廷在他的信里继续说：“荣廷现有众六百余人，随时可以投入麾下，以供驱使。倘荷录用，即请给一确证，俾得知所去就。若至明日，则有清军五百自凭祥开来，后日更有清军二千自龙州开来。事急万分，祈为自重。”
孙中山一面回信给陆荣廷，叫他等候革命军大举进攻之时作内应；一面命令黄明堂坚守五天，等他从越南运来大批饷械，然后进攻龙州。
孙中山在二十九日的傍晚，与黄兴、胡汉民等人下山，半夜到达“文烟”，住在同志玛邯的家里。十一月初一，乘车回河内，筹饷购械。有一位法国银行家答应孙中山，代募革命军债二千万元，但第一批的款项要等到革命军攻下龙州以后才能交付。孙中山和他继续商谈，希望能立刻交付若干万元，这银行家不肯。
清廷果如陆荣廷所说，从凭样与龙州调来了几千兵，对革命军猛烈进攻，革命军虽只有二百名左右，却抵抗到十月初四的夜里才突围而出，前后一共只伤亡了五人（伤了三人，亡了二人），而清军的死者超过二百，伤者更多。
陆荣廷与黄瑞兴在实际作战之中，对清廷均极卖力，可见他们当初之求降全是假话，或意存投机。陆荣廷下面的兵，倒真有不少是愿意“过来”的，到了革命军既经放弃了镇南关以后依然如此。不过。他们也只是为了钱!
他们推派代表到河内向孙中山接洽。孙中山叫他们带了枪弹来降，将来打下南宁以后每人赏银百元。他们却要求每人在来降之时，先赏三十元。这一个条件，孙中山也答应了，然而一时却没有现款。倘若陆部四千人完全投降，则必须发出现款十二万元之多。有了十二万元，也就不怕没有四千人来投降了。
孙中山于是写信给住在南洋（马来亚）的邓泽如，告诉他以如此的情形，准备亲自到南洋一趟，与他共同努力于募款的工作。
这时候，法国政府被清廷一再要求，制止孙中山在越南的活动。孙中山在河内的住址甘必达街六十一号，清廷也探听到了，写在外交文件之上。越南总督便不得不示意孙中山，劝他自动离境。孙中山把今后粤、桂、滇三省的工作交给黄兴与胡汉民，在戊申年（1908年）二月离开越南，去新加坡。
《细说民国创立》三九、徐锡麟
丁未年五月二十六日（1907年7月6日），徐锡麟与同志张伯平、马宗汉，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夺占军械库，事败，就义。
他是浙江绍兴府山阴县的“副贡生”，在十三岁时离家出走，当了一个很短时期和尚，回来读书，喜欢算术、天文、地理。到了二十九岁，便在绍兴中学当教员，由教员而副监督，前后四年。在这四年之中，他一度于癸卯年（1903年）去日本，看博览会，结交了陶成章；其后，于翌年十二月到上海，在爱国女学校见到蔡元培，便加入光复会。
乙巳年（1905年）三月，蔡元培本家弟弟蔡元康回到绍兴，向同志们建议：用抢劫钱庄的方法筹款，买军火。徐锡麟听了，不说什么话，却暗暗地向一位同志许仲卿借了五千块钱，去上海，买了五十支“后堂九响枪”，子弹两万颗。事前，他报告绍兴知府熊起蟠，说学校里教体操需要枪，请熊起蟠发一张公文给他。熊起蟠糊里糊涂地准如所请。于是，徐锡麟在买好枪弹以后，便大模大样地运回绍兴中学。
徐锡麟本想用这些抢交给各同志，作为抢劫钱庄之用。等到枪买来了以后，却没有一个同志懂得放枪的技术。他这才放弃抢劫钱庄的念头，计划办一所军事学校，向东浦镇大通寺的方丈和尚借了几间空房，取名“大通学堂”。陶成章叫他改为“大通师范学校”，附设一个“体育专修科”在里面。
陶成章替他向杭州的学务处请求转禀总督、巡抚、布政使，准予立案：“照我国目前情形，不能不行征兵之制。然市民村农罔识步伐。据生等意，以为欲行征兵，须先倡办团练，以为基础。今特设立大通体育专修科。凡有志者均可入学，六月毕业，即行各归本乡，倡办乡团，以为征兵预备。”结果，这大通师范学校，连同体育专修科，果然获得立案。
徐锡麟的父亲徐凤鸣，对于锡麟的举动十分怀疑，便告诉大通寺的方丈和尚，不许借房子。徐锡麟却有办法，叫陶成章与龚宝铨出面，从豫仓（存储粮食、预防饥荒的仓库）董事徐诒孙那里，借得了几间房子，在乙巳年八月二十五日照样开学。学校的名称仍旧叫做“大通”，没有改。
学生呢，并未公开招考，由徐锡麟本人先到嵊县，向“平阳党”首领竺绍康要来了二十名小头日，其后再由陶成章、龚宝铨与吕熊祥三人到诸暨、东阳、永康、缙云、金华、富阳等县跑了一趟，也邀来了不少大小头目，其中以“龙华会”的为多。
在大通师范学校开学的一天，锡麟以“总理”的身份，请了知府以下的官吏与绅士到场，拍照。这学校在起初几个月办得很好。
几个月以后，徐锡麟与陶成章、龚宝铨、陈志军、陈德毅一共五个人，动了“中央革命”与“袭取重镇”之念。计划是：先到日本学陆军。学成以后，回国取得清军之中的官位与实权，相机行事。徐锡麟先向许仲卿借了一些钱，“捐”得了一个候补道的头衔，与陶等四人乘船去日本，同行的另有馀锡麟的弟弟徐锡麒与马宗汉等二十人。到了日本以后，徐锡麟托了日本的通商局局长石井菊次郎说情，想入日本陆军的某一联队，未成；去考振武学校，因眼睛近视而不曾考取；想进陆军经理学校，没有成功；最后，要学警察，也达不到目的。在日本耽搁了几个月，回国。
回国以后，他一度去东北，与绿林豪侠冯麟阁会面，也到北京访袁世凯，袁世凯不肯见他，俞廉三介绍他给安徽巡抚恩铭，于是他就留在安徽候补。
俞廉三是浙江人，为徐锡麟的表伯父，当过湖南巡抚（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到二十八年十二月）；恩铭是他的门生。恩铭是满洲镶白旗人，姓于库里氏，考中了举人，捐得了候补知县，由候补知县而候补知府，权知兖州，保升道员。实授山西归绥道，升任山西按察使，调任直隶口北道、浙江盐运使、两淮盐运使，不久，兼江苏按察使，升江苏布政使，最后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二月作到了安徽巡抚。
恩铭这人办事相当能干，对徐锡麟的才干十分赏识，把徐锡麟一再提拔，提拔到“巡察处会办、巡警学堂堂长”，加“二品衔”。
这巡警学堂办到丁未年（1907年）五月，已是第一班学生毕业之时。徐锡麟早已与秋瑾约好在五月二十八日皖、浙两省同时起事，于是就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毕业典礼。请恩铭及安庆城的文武大官到场。
恩铭通知徐锡麟改期，改在五月二十六日去举行。徐锡麟却来不及通知秋瑾，也来不及通知安庆外围以及更远的各县的同志。只得孤注一掷。
到了五月二十六日的早晨，徐锡麟召集学生训话，训话的内容，叫大家“救国”。讲毕，恩铭及城内的大官皆到。徐锡麟请他们先吃预备好了的筵席，才行毕业典礼。恩铭说：“先行了礼，然后吃饭。”徐锡麟无可奈何，就召集学生，行起礼来。
大家在恩铭前面站定了，徐锡麟突然大声报告：“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恩铭大吃一惊，问：“徐会办哪里得来这个消息?”
恩铭的话还不曾说完，陈伯平走上前去，摔了炸弹一颗。这炸弹是陈伯平自己制造的，摔到地上，并不炸开。恩铭从坐位上站了起来。徐锡麟说：“大帅放心，这个革命党职道一定替大帅抓住。”说着，便弯了腰，从皮靴里掏出两枝手枪，左右两手一手拿了一枝。恩铭说：“这个革命党是什么人?”徐锡麟说：“就是我!”接着，他对着恩铭，双枪齐放。陈伯平与马宗汉也掏出枪来，放了一阵。
恩铭中了七枪，未死。临时起而掩护恩铭的“文巡捕、以知县用、试用府经历”陆永颐与“武巡捕、尽先补用守备”车德文也中了枪，陆永颐中丁五弹，当场身死；车德文也中了十一枪，未死。有一个仆人，姓祝名顺，在扶起恩铭准备带他上轿之时也中了一枪。另一个仆人姜桂却不曾中弹。巢道满洲人凤仪与安庆知府龚镇湘，也各吃子弹一颗，所中的地方均非要害，只是轻伤。
这时候，礼堂一阵慌乱，文武各官夺门而逃。恩铭也竟然被仆人背出了门，陈伯平追了去，补上一枪。（恩铭回到抚台衙门，请“洋医”英国人戴璜开刀，因出血过多而死。）
事先，徐锡麟本已吩咐巡警学堂的门房（看门的人），把门关好，这门房不曾办到。徐锡麟很气，赏他一枪，将他打死。
安庆府经历顾松，已经逃出门外，徐锡麟追到他，骂他是奸细，顾松叩头求饶，徐锡麟拔出指挥刀，连砍几下，砍不死他。于是，陈伯平也补给顾松一枪。
一会儿，文武官吏都已走光，徐锡麟与陈伯平、马宗汉回到礼堂。徐锡麟拍了讲堂上的桌子，向学生说：“抚台已经杀了，我们去捉奸细。你们快点跟我去革命!”说罢，他喊口令：“立正，向左转，开步——走!”若干学生便跟了他，走出巡警学堂，向军械所而去。
中途，有不少学生溜走。走到了军械所，只剩下三十人左右。军械所有几个卫兵，都被徐锡麟指挥大家杀了。陈伯平与马宗汉分守前后两门，徐锡麟领了学生在一个库房里找到子弹，但是这些子弹与学生们所背的巡警学堂的枪枝不能配合。别的库房里该有若干枪枝可用，但是，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这些枪枝也不能用（可能是零件不曾放在一起）。徐锡麟和学生们终于搬出了五门大炮与炮弹，然而这些大炮却没有扳机!他们白忙了一阵，大队清兵却已来到，把军械所围了。
徐锡麟于军械所既被清兵包围以后，命令陈伯平一人突围，到城外去找平日所联络的“练军”。陈伯平如令突围，在突围以后却走不出城门。所有的城门，皆已被清吏下令关闭。
陈再回到军械所，帮助徐锡麟、冯宗汉，率领那二三十名学生，对清兵抵抗。抵抗到下午四点钟模样，陈伯平战死。学生也战死了一人，伤了数人。
马宗汉建议：烧了军械所，引起火药爆炸，与清兵同归于尽。徐锡麟不肯。他说：“火药爆炸了，全城的老百姓都遭殃。”
起初，清兵虽则包围了军械所，却不敢爬墙进来。这时候，清吏把捕获徐锡麟的赏金，已由三千元加至七干元，又由七千元加至一万元，便有不少的兵一涌而上，爬了进来。
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说，他们在军械所的“第三重室”，找到了徐锡麟。章炳麟在《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里说：“徐锡麟爬上了屋顶，由屋顶上逃走，被清兵追到，捉住。”
马宗汉与九个学生，巡警学堂的三个队勇，也同时被捕。其余的学生。侥幸脱险。清兵一共死伤了八九个人。
清廷的安徽布政使冯煦、安徽接察使毓朗、安徽巡抚衙门的幕廉张次山，会同审问徐锡麟，毓朗叫徐锡麟跪下。徐锡麟说：“你还洋洋得意!你倘若跑慢了一点，已经被我杀了。”冯煦等人，叫他供出同党姓名，他一言不发；叫他自写口供，他提起笔来就写，写出了他之所以要排满兴汉的大道理。
冯煦等人在五月二十八日将徐锡麟剖心斩首。这一天，清廷任冯煦为安徽巡抚，补恩铭的缺。恩铭的家属，用徐锡麟的心祭恩铭。
马宗汉于受了若干天的“日夜熬审”以后，在七月十六日被害。马原名子畦，别号“宗汉子”，是余姚县的秀才，一度在杭州“浙江高等学堂”读书，回家乡办了一座“三山学堂”，也散布了不少份的《革命军》、《警世钟》之类的册子。他跟随了徐锡麟到日本，想学陆军；这时候，应陈伯平之邀，到了安庆，从事革命工作。死的时候，才有二十四岁。徐锡麟的年龄是三十五岁。
陈伯平原名陈渊，字墨峰，是绍兴府会稽县的秀才，在大通学校读书，也随了徐锡麟到日本，想学陆军不成，在日本的警察学校读了一个短时期，回国；在上海帮秋瑾办《中国女报》，同时研究制造炸弹，不甚成功，又再到日本，拜专家为师，学制造炸弹的方法。死的时候，也仅有二十六岁而已。
《细说民国创立》四○、秋瑾
陈伯平与马宗汉二人，第一次到达安庆是在丁未年（1907年）五月初三：到了以后不久，于五月十二日又去上海，表面上是买印刷机器，实际上是买手枪和子弹。他们第二次到达安庆，是在五月二十五日上午，亦即徐锡麟行刺恩铭的前一天。
当他们两人尚在上海的时候，秋瑾从绍兴来，把浙江同志准备在五月二十六日起事的消息告诉陈伯平，叫他通知像锡麟，在安徽同时发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