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总督袁树勋，在年初一的晚上，下令关闭城门。关闭到初二日的白天，仍不许开。
初二的上午，第一标标统刘雨沛下令全标士兵，取消例有的初一初二初三假期，改开运动会。第一标的第一营前队有几十个士兵不服，大声鼓噪，说：“闹事的并非我们第一标的人，为什么要惩罚我们?”于是，第二营与第三营的士兵也相率附和，渐渐聚集了几百人，冲到辎重营、工程营、协司令部，抬出不少枪炮与子弹。刘标统竭力制止，被打伤脸部，张协统（哲培）从后门溜走。然后，第一标的士兵，几乎是全标，从燕塘的营地整队而出，到了东明寺，进不了城，便徘徊于第二标与第三标的营地之间。（这两标的营地均在北校场。）
清吏在督练公所开会，推派了现任陆军小学总办，前任第一标标统黄士龙作为调解人，到东明寺，劝第一标的士兵回营。士兵们说。必须先到东门城内附近，找回几十个昨天不曾能够出城回营的弟兄。黄士龙于是带他们到东门，守城的是旗兵（包括满洲人与汉军旗人），旗兵不但不开城门，而且放枪打伤黄士龙与四个士兵，其中黄毓璜伤重不治而死。新军气愤已极，便向旗兵还击，正式打起仗来，一直打到晚上，才回营吃晚饭。
己酉年除夕及庚戌年元旦，广州新军因名片纠纷而与巡警一再冲突之时，倪映典匆匆去香港，向南方支部报告，建议提前发动。赵声、黄兴、胡汉民与他讨论了很久，决定把发动的日子提前，改在正月初六。倪在初二赶紧乘轮船回广州，在初三的上午进入第一标炮营，想劝阻同志，再等三天发动。
十点钟左右，炮营管带齐汝汉召集全营官兵训话，叫他们不要上革命党的当。倪映典一时忍不住气，拨出手枪，将齐汝汉打死，宣布起义。全营的官兵，除了队官宋殿魁不肯参加，也被当场打死以外，都跟随了倪映典，走到其他各营，号召了全标一千多人，向广州城进发，占领了茶亭、淑德书院与麻风院等处的山头；倪映典自领一队，到了牛王庙横枝冈，与清廷水师提督李准的吴宗禹部队对垒。
他一马当先，一手高擎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大旗，一手挥动指挥刀，领导大家前进。吴宗禹派出管带童长标走来劝降。他责备童长标：“你受过清廷几年的气，为什么也甘心作奴隶?”这童长标也是安徽人，而且加入过同盟会，却是一个恬不知耻，甘心作奴隶的小人!倪映典与童长标交言之时，两军枪炮齐放，倪映典中了一弹，满口流血，坠下马来，被童长标挟持，拖进清军阵地斩首。革命的新军第一标顿时群龙无首，一战而败，阵亡了一百多人，退回燕塘。这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候了。清军进驻在沙河的协司令部，不敢对一标继续攻击。一标却在九点钟左右，放火烧营，出营向沙河突袭，但是火力敌不过吴宗禹部，退到瘦狗岭。他们从开始，每人平均只有七颗子弹，这时候已经完全用光。
到了初四日的早晨，清军才敢开到一标营地，却扑了一个空。事后，清军在白云山、石牌、东圃以及城内各处，捕得了三十九人。这三十九人中，被判死刑的有三位：
王占魁 一标二营后队司务长
江运春 一标一营左队司务长
黄洪昆 炮二营右队正目
被判永远监禁的也有三位：尤龙标、苏美才、甘永宣。另有两位，古振华监禁八年，林开盛监禁五年。其余的三十一人，一概押解回籍或免罪留营。
完全脱险，逃到了香港的同志，有一百人左右，都由南方支部予以招待，安插。
在广州的几处机关，在初二、初三两日曾经放火响应，都被救火队把火灭了。城郊的民军本想参加，临时筹措不及。二标与三标在初三这一天，被大批清军监视，动弹不得，也只得忍耐下去，等待别的机会。
《细说民国创立》四六、刺摄政王
庚戌年三月初七日（1910年4月16日），同盟会会员黄复生与汪兆铭，因谋刺摄政王被捕。
摄政王的名字叫做载沣。他是宣统皇帝溥仪的父亲，光绪皇帝载湉的弟弟，醇贤亲王（老醇王）奕譞【剪文公：xuan，多言、聪明】的儿子，慈禧太后的姨侄。光绪十六年（1890年），醇贤亲王去世，他袭位为醇王（老百姓称他为小醇王）。
光绪与慈禧在戊申年十月（1908年11月）相继去世，溥仪入承大统，于是载沣便作了“监国摄政王”，大权独揽。他用宣统的名义宣称“军国政事，由监国摄政王裁定，为大行太皇太后懿旨，自朕以下一体服从。”
他把袁世凯的军机大臣免了，又在宣统元年正月把袁世凯的亲信、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内调为邮传部尚书。五月，叫他的弟弟载洵与萨镇冰作“筹办海军大臣”，叫他的另一个弟弟载涛“管理军咨事务”（等于是参谋总长）。宣统二年二月，他把自己所不喜欢的铁良换了，以荫昌为陆军部尚书。
他已经是事实上的皇帝。在黄复生与汪兆铭看来，杀了他便不难推翻清朝。
黄复生，原名树中，四川隆昌县人，于乙巳年七月十四日宣誓入盟，那时候同盟会才开过筹备大会，还不曾举行成立大会。丙午年（1906年），他继丁厚扶与张治祥之后，担任四川分会会长，奉孙中山之命，与熊克武回川，吸收同志，筹划起义。（关于在此前后，四川各地历次起义的经过。附在第四十九章补叙。）在戊申年（1908年）年底之时，他已回到日本，和另一位四川同志喻培伦（云纪），拜梁慕光为师，专心研究炸弹，极有心得，成为革命党人中有数的专家。
汪兆铭在戊申河口之役既已发动以后，奉孙中山之命，去荷属东印度（印尼）的帝波岛等处筹款，毫无所成，感觉到没有脸再见孙中山，便不回新加坡向孙中山复命，而直接乘法国邮船北上，准备暗杀一个清廷大员，为个人雪耻，同时也可以为革命除去一个障碍。
孙中山一向认为革命应该是堂堂正正的举动，而暗杀是下策。“敌之势力未破，其造恶者不过个人甲乙之更替，而我以党人之良搏之，其代价实不相当。惟与革命进行事机相应，及不至摇动我根本计划者，乃可行之。”有人把汪兆铭的心思透露给孙中山，孙中山立刻与黄兴联名打电报给冯自由（这时候黄兴已经由西贡到了新加坡），叫冯自由于汪所乘的法国邮船经过香港之时，对他“堵截”。
冯自由完成了这项堵截任务，把汪精卫留了在香港一些时候。但是，过不了多久，他却又偷偷地溜走，去日本找黄复生和喻培伦这两位炸弹专家了。
汪兆铭去日本，便和黄复生、喻培抡、黎仲实、曾醒、方君瑛、陈壁君、胡宁嫒等人组织了一个暗杀团。在日本住了相当时候，又回香港；回了香港，又去日本，其后仍回香港，在这一年之中，仆仆风尘，无非为了作暗杀清廷大员的准备。杀哪一个?在当时，却还没有决定。同盟会南方支部的书记一职，他似乎也就了，然而并无多大兴趣。
最先去北京的，是黄复生与但懋辛，但懋辛是四川荣县人，在乙巳年八月十九日加入同盟会。黄、但二位于己酉年（1909年）九月到北京，准备设一个“守真照相馆”在琉璃厂火神庙西夹道，于庚戌年（1910年）正月初一开张，作为他们革命活动的掩护体。另外，在“东北园”也租了一所房子，作为住所与机关。十二月间，汪兆铭与黎仲实、陈壁君、喻培伦来到，共同积极进行。他们带来的炸药，是杨守仁在苏格兰买了、寄到香港或日本的。
他们最先想杀的人，是载洵。那时候，载洵由欧洲考察海军完毕，乘火车归国，在某一天到达前门外东车站。黄复生等六人事先做好了炸弹，这炸弹的外貌是一个铁茶壶，由黄、汪二人带到东车站静候载洵下了火车，走出车站之时，向他摔去。（黄复生在《自述》之中，说是载涛与载洵同时考察完毕归国，可能为传闻之误。）不料，当载洵将要出站之时，站内站外的大官太多，都是戴了红顶子的。黄、汪二人认不出谁是载洵，怕炸错了别人，于心不忍。因此，他们不曾动手，仍旧带了铁茶壶回东北园。
杀不了载洵，他们便想杀庆亲王奕劻【剪文公：kuang，劻勷kuāngráng 急迫不安的样子】。奕劻的嗣父绵悌与生父绵性都是乾隆皇帝的孙子，庆亲王永璘的儿子。论血统，奕劻与摄政王载沣只是远房的叔侄。但是，奕劻自从慈禧专政之时，便已煊赫一时，是有名的大贪官。黄复生等几位以为杀了这奕劻，也未尝不是有助于革命的一件事。然而，奕劻戒备森严，他们下不了手。
最后，他们才决定了杀摄政王。铁茶壶，他们觉得太小。于是，又由黄复生走到骡马市大街，向鸿泰永铁匠店定做了一个铁罐，直径一尺一二寸，高一尺左右，足足放了四十磅的炸药在里面。
他们打听到摄政王每次上朝，要经过鼓楼大街，便准备把圆铁罐放在鼓楼前面的短墙之下，到时候往下一推。没料到，他们计议好了以后，鼓楼大街改修马路，摄政王不再由鼓楼大街走。
另一条街，为摄政王每次上朝所必走的，是烟袋斜街。于是黄复生等人又想在烟袋斜街租一所房子，以便到时候从房子里边或屋顶上把圆铁罐掉出来，或是埋它在大门内，靠街的地方。可惜，又租不到这么一所房子。烟袋斜街并没有空房子出租。
五个男女青年，为了革命，真是煞费心机。他们终于选择了什刹海旁的甘水桥，这甘水桥距离摄政王府很近，是摄政王每次出来与回去所必经之处。而且，桥北有一条大阴沟，可以容一个人埋伏在里面。将来圆铁罐装好在桥下，摄政王走到桥上之时，那末，埋伏在阴沟里面的人便可以远远地接通电流，引起爆炸。
黄复生与喻培伦担任埋圆铁罐的工作，汪兆铭担任临时接通电流的工作。黄、喻二人在庚戌年二月二十一日（1910年3月31日）的夜间，在桥下掘松了泥土。附近来了很多狗，大叫特叫，他们二人只得暂且停止。第二天的夜间，他们再去，却没有狗来，“异常清静”。他们埋好了圆铁罐，装上电线。他们不曾料到，电线需要很多，所带的电线不敷应用。第三天，他们买足了电线，在夜里再去，把电线接好。看样子，一切都妥当了。喻培伦从桥下抬头向上一看，看见桥上蹲着一个人。（这个人，其实不是侦探，而是一个赶大车的车夫，他因为老婆有三天不曾回家，以为老婆躲在桥底下和情人幽会，特地蹲在这桥上，准备捉奸。）
喻培伦在桥下用日本话告诉黄复生：“桥上面蹲着一个人，我们的秘密被他晓得了。”黄复生吃了一惊，叫喻培伦赶紧去附近的清虚观（道士庙）告诉汪兆铭，叫他离开。他们已经在清虚观租了一间房，作为“腾挪”之用，因为东北园的房子距离甘水桥太远。这时候黄、喻二人在桥下工作，汪兆铭留在清虚观等消息。
喻培伦走后，黄复生躲在一棵大树之后，注意桥上人的行动。果然，一会儿以后，他下了桥，用灯笼在桥下照了一遍，才走。这人走了，黄复生赶紧回到桥下，解下电线，圆铁罐太重了，他一人搬不动，想转开螺旋盖，先把炸药拿回去。他正在转螺旋盖，却又听到有人走近。便赶紧把电线扎成一捆，连同圆铁罐，用沙去掩盖，本人再退到大树之后偷看。
这一次，来的不止一人。除了那个提灯笼的人以外，增加了警察一人，宪兵一人。灯笼，也增加了一个。他们又到了桥底下，到处照了很久，才走。
黄复生跑回东北园，与汪兆铭、喻培伦、黎仲实、陈璧君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紧急会议的决议，是：喻培伦去日本，再买炸药；黎仲实与陈璧君去香港，筹款；黄复生与汪兆铭留在北京。
二月二十四日（4月3日），依照陈壁君的建议，黄复生与喻培伦又在清晨到甘水桥一次，看个究竟。黄复生由东向西，走到什刹海附件，远远地看见桥上站着三个扛枪的警察，只得停止前进。喻培伦乘了人力车，由西向东，像睡着了的一样，“偏偏倒倒通过”，黄复生见到那三个警察对喻很注意，却也并未拦车问话。黄复生在喻的车子走近之时，也装做不认识。
二月二十五日，喻培伦启程去日本，黎仲实与陈壁君去香港。
在二十五日的白天，便已有一位老同志到守真照相馆来找黄复生。这一位老同志姓白名逾桓，湖北天门县人，是在乙巳年十月十四日加入同盟会的，这时候已经化名为吴友石，在《帝国日报》当主笔。白逾桓说：“报上登载了什刹海的炸弹案子，你知道不知道?”黄复生说：“我因为照相馆的事忙，连看报的工夫都没有。报上说什么?”白逾桓说：“前天夜里，当地的警察发现地雷，不敢碰它，就报告了当局。当局请了日本技正去，才把罐子开了，取出炸药。据说炸药极多，倘若爆炸，北京城的一大半都没有了!有人说，这是庆亲王故意叫人埋的，藉以陷害肃亲王善耆。也有人说是载洵、载涛从外国带回来的。总而言之，谣言很多。各机关的侦探已经全数出动。——我看各位同志不妨避避风头，犯不着牵连在内。”黄复生说：“我开我的照相馆，与炸弹案有什么相干?”白逾桓说：“近来留学生到北京来的，谁不是想活动个把小京官，那有肯开照相馆来谋生的?你也不必骗人，反而骗了你自己!”
白逾桓说：“有一位程永生同志想和你谈谈，你肯不肯?”黄复生说：“他在哪里?”白逾桓说：“在姚蓉初家”。“姚蓉初是谁?”“有名的妓女。”“那么，就约他在晚上九点钟好了。倘若过时候找不到，就请他不必再等了。”
程永生，原名家柽，是安徽徽州府休宁县人，和孙中山在日本认识很早，是“青年会”、“拒俄义勇队”与“军国民教育会”的重要分子。他加入同盟会也极早，是现存乙巳、丙午两年会员名册之上安徽部分的第一名。同盟会成立以后，他曾经向大家报告，说：“肃亲王善耆派人来疏通，愿意拿出款子，我们不妨用这款子作为革命经费。”大家不仅不接受他的建议，而且从此对他开始怀疑。孙中山在暗中叫他不妨将计就计，索性去投奔肃亲王，混在清廷里面，等待机会。这一点，极大多数的同志皆不知道。于是不久以后，他果然成了肃亲王的幕友，而且很受亲信。同志们还以为他真地变了节。
黄复生在白逾桓离开照相馆以后，到东北园找汪兆铭商量。汪说：“程家柽是一个老同志，然而性格粗豪。万一你们在妓女家里说话稍不小心，漏出破绽，被侦探听到了。反而不好。倒不如不去和程家柽会面。”因此，这一天的晚上，黄复生便没有去妓女姚蓉初家里。程家柽白等了一阵。
过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白逾桓又来照相馆找黄复生，说：“警察已经在卢沟桥捉到一个人，枪毙。你知遭不知道?”黄说：“不知道。”黄复生起初以为，让清廷的几位亲王、郡王因炸弹案而互相怀疑，互相残杀，未尝不好。现在，有无辜的老百姓因此被杀，黄复生心里感到难过，不过在脸上仍旧没有表露出来。
同盟会的同志，在革命工作上照倒是各干各事，互守秘密，非共作一事之人则绝不将秘密公开。倘若不如此，秘密就很难保持。然而正因为如此，黄复生与汪兆铭白白地错过了获得白逾桓与程家柽的协助的机会。白、程二人极想帮他们的忙，至少是救护他们出险，由于黄复生讳莫如深，忙就无从帮起。
到了三月初七日（4月16日）的上午十一点钟左右，正当黄复生与汪兆铭在东北园的住所聊天之时，照相馆的小工友“达子”走来，向汪说：“四老爷，四老爷，照相馆有人请黄老爷去!”黄问：“有什么事?”达子说：“为了什么执照的事呢!”黄向汪说：“大概不会有什么事吧？”汪说：“该没有什么事吧!”
黄复生跟达子走，走到琉璃厂大街，迎面来了一人。一把抓住黄的胸部衣裳，说：“你假钞票用得好!”黄说：“我的事自己明白，你们不要不客气。”他话刚说完，又来了若干人，有两个分抓黄的两手，别的人把他衣服剥了，检查一遍，然后，雇一部骡车，把黄押解到总布胡同左一区警察局。
区长陆听秋坐堂，把惊堂木一拍，说：“你是黄复生?”黄说：“是。”陆说：“你干得好事!从速画供。”黄说：“我犯了什么罪?画什么供?证据在哪里?”陆说：“好。请你休息一下。”
下午两点钟左右，黄看见局里来了两部车子，一部装满了东北园的家具杂物，一部装了汪兆铭。这时候，黄晓得自己是死定了，心里反而十分平静，觉得很疲倦，告诉警察说想睡一会儿。警察搬来门板给他睡，他一睡就睡到半夜，被警察叫醒。
陆区长再度坐堂，态度比第一次温和，说：“复生，你的精卫先生我也请来了，而且画了供。”黄说：“我想和他见面。”陆说：“不可以”。黄说：“他的供词在那里?为什么不给我看看?”陆说：“这个，怎么可以?”
黄看见陆区长的公案之上，放满了电线、炸药、手枪。这些，都是所谓物证。一会儿，传来了鸿泰永铁匠店的老板。老板指着黄复生说：“前些时，到我店里定做铁罐子的，不是你么?”这位老板，便是所谓人证。黄见到物证人证俱全，就侃侃而言：“连你也来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黄向陆区长要求自写供词，陆给他纸笔，让他写。
黄奋笔直书，写到“此次之事，纯予一人之所为，精卫不过客于予处”，陆区长说：“这一句要改。”黄说：“事实是这样的，我怎可以攀诬我的好朋友呢?”陆说：“奇怪，精卫也说是他一人干的。你一定不肯改，就照你的意思写罢。”
的确，汪兆铭在他的供词中也写了下面几句话：“……继思于京师根本之地，为振奋天下人心之举，故来。又自以平日在东京之交游素广，京师各处熟人颇多，不易避匿，故闻黄君有映相馆之设，即以三百元入股，至京居其家。黄君等皆不知精卫目的所在。相处月余，后见精卫行止可异，颇有疑心，故映相馆有人辞去。”
汪兆铭在供辞之中借题发挥，痛驳“君主立宪”派的理论。“大抵各国之立宪，无论其为君主立宪，为民主立宪，皆必一度革命而后得之。所以然者，以专制之力积之既久，为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非摧去强权，无由收除旧布新之效故也。……今中国之言宪政者，或谓当以日本为法，或谓其君主大权过重，戾于法理，为不足学。吾以为前说固无足论，即后说亦徒为法理之空谈，非事实之论也。吾敢断言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未经变易，而贸贸然开国会以生息于君主大权之下者，基结果不出三种：一曰，国会为君主之傀儡。……二曰，国会为君主之鱼肉。……三曰，国会为君主之鹰犬。……由是观之，即如请愿（召开）国会者之所期，其结果不出此三者。请愿诸人，其果有乐于是乎?醉虚名而忘实祸，其罪通于天也。”
当时，清廷已一再宣布“预备立宪”。预备立宪的期限是九年，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算起。以康、粱为首的立宪党（政闻社）于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八日（1907年7月17日）在东京开成立大会，被同盟会员张继等人捣散。其后，政闻社的分子参加了清廷在各省所设的咨议局，以咨议局的名义派出代表，向清廷请愿“早开国会”。汪兆铭的供词，可算是避重就轻，不强调反清，而集中火力攻击这些请愿早开国会的人。
肃亲王善耆是民政部尚书，民政部统辖全国警察，因此这炸弹案归他主管。程家柽在他面前，替黄复生与汪兆铭说好话。他也亲自看了黄、汪二人的供词，忍不住对汪的洋洋大作，十分欣赏。
善耆向摄政王疏通，说“冤仇宜解不宜结”。摄政王本想置黄、汪两人于死，听了善耆的话，就答应从宽，判以“永远监禁”。善耆自己亲自到拘留所里分别看了黄复生与汪兆铭一次。不久，在三月二十日这一天，又叫人把他们二人带到他的王府，在客厅里闲谈，从上午八点谈到下午三点。他说，“我生平最爱读《民报》。出一期，我读一期。我当时曾说过，《民报》增刊‘天讨’所插的画很好（指苏曼殊所画的翼王夜啸图、射孤图等等）。我说，民党内有如此的人才，可以言革命矣。但是《民报》所标的三民主义，我犹稍嫌狭隘得一点。我想将来不但五族大同，即世界亦将有大同的时候。不悉我这种主张，你们二位以为如何?”汪兆铭说：“兆铭和复生的主张，已在《民报》上披露。今天王爷所说，我等向来尚无此种观念，不能作答。”善耆听了，便竖起大拇指，说：“到了这个生死关头，还能坚持自己的宗旨。真是令人佩服!”
这一天，黄、汪二人被起解到刑部，正式入狱。和他们同时入狱的，有一位罗伟章（召劝），是守真照相馆的“司事”。罗被判了十年。
他们三人在刑部监狱里住了十七个月，因辛亥年武昌起义成功，资政院议员刘鸿岷、易宗夔等向民政部及刑部提出质问，而于九月十六日（1911年11月16日）被释放。汪兆铭于释放以后，与袁世凯攀上交情（传说与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也拜了把子、结为兄弟），又和袁的清客杨度共同组织了一个什么“国事共济会”，劝孙中山下野，捧袁世凯当大总统。黄复生却在释放以后去了天津，与居住北方的革命同志彭家珍、吕超、田桐、杨禹昌、张先培、税绍圣等人，组织了“京津同盟会”，努力于支援革命军、策动京津响应的工作。罗伟章的下落，待考；他本来就不曾参加刺摄政王的事，白白地陪了黄、汪二人坐牢。
黎仲实与陈壁君在香港听到黄、汪被捕的消息，去了庇能（槟榔屿）一次，筹款营救。陈璧君生在庇能，她的母亲住在庇能。黎、陈二人回到香港，特地在九龙城外租了一座房子，住在一起，筹划营救的事。喻培伦也从日本赶来，共同进行。李佩书也搬进去住。胡汉民从新加坡回香港，也常去那里，秘密商谈。胡汉民一向与汪是最好的朋友（到了民国十五年[1926年]才绝交。汪在北上以前，写了血书给胡，写的是“弟今为薪，兄当为釜”。意思是，死容易，活着难，因为活着的人要继续奋斗，忍受煎熬。胡把这血书，一直藏在身边。到了辛亥年广州光复，才在“石锦泉部闯入水师公所”（索饷）之时，于仓猝之中失去。胡在新加坡与马来亚与黎仲实、陈璧君、赵声、邓泽如为救汪之事竭力募捐，只募得了少数款项，带来香港。其后，黎仲实与陈璧君再去北京，想设法保黄、汪出狱。胡留在香港，不久应孙中山之召，到庇能（槟榔屿）开会。开会的结果，产生了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
《细说民国创立》四七、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
辛亥年（宣统三年）阴历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领革命军四路“选锋”之一路，在广州城内起义。
黄兴在当时是同盟会在香港的革命军统筹部的部长。统筹部成立于辛亥年正月中旬，办事处设在跑马地三十五号，在事实上是南方支部的继承者。副部长是赵声，共分一处七课。
调度处 处长姚雨平
储备课 课长胡毅生
交通课 课长赵声
秘书课 课长胡汉民
编辑课 课长陈炯明
出纳课 课长李海云
调查课 课长罗炽扬
总务课 课长洪承点
决定组织这个革命军统筹部，并且在战略上确定以全部力量在广州起义，然后分军北上，由黄兴领一军经湖南向武汉，以赵声领一军经江西向南京的，——是庚戌年十月十二日（1910年11月13日）的庇能会议。主持庇能会议的，是孙中山；出席庇能会议的，是黄兴、赵声、胡汉民、孙眉（德彰）、谢逸桥、谢良牧，庇能同志黄金庆、吴世荣、熊玉珊、林世安，怡保代表李孝章，芙蓉代表邓泽如等人。
会议以后，孙中山被英属马来亚的当局限令出境，又被荷属东印度当局拒绝入境；同时，日本、越南、暹罗（泰国），对孙中山不许入境的禁令仍在。孙中山接到冯自由的电报，请他去加拿大，于是在十一月初五启程去欧洲，由欧洲到美国；在辛亥年正月初六日（1911年2月4日）由美国西部旧金山城乘火车赴加拿大。
冯自由偕同当地的洪门人士一千余人在温哥华城（Vancouver）火车站欢迎孙中山。冯自由本来是在香港担任同盟会分会会长兼中国日报社社长的，在庚戌年夏天辞去这两项职务，来到加拿大温哥华城，就任《大汉日报》主笔。创办《大汉日报》的人，是温哥华致公堂书记黄壁峰和几个对保皇会不满的洪门兄弟。在此以前，由于康有为、梁启田、梁启超先后来过加拿大，高唱“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口号，洪门兄弟的大多数都受了他们的宣传，不仅捐出了大批款项给他们，而且也设立了不少处的保皇会分会。
冯自由到达温哥华之时。《大汉日报》已经出版了半个月。前任主笔张泽黎虽则也是革命同志，在《檀香山新报》当过记者，却因为身兼清廷领事馆的书记，在言论上不便多所发挥。冯自由一就任，立刻对保皇会的《日新报》展开笔战，将它击溃，使得致公堂的一般洪门兄弟恍然于保皇革命之间的分野，也获得大佬（盟主）马延远、先锋（纠仪员）谢秋、先生（书记）张辉、与众叔父（老同志）的嘉许。冯自由本人是洪门的一分子，于甲辰年（1904年）在横摈（人闱），位居（草鞋）（将军），因此而在争取洪门兄弟的工作上获得极大的便利。结果，保皇会温哥华分会会长黄孔昭与《日新报》前任记者何卓竞，以及若干保皇会会员皆放弃了保皇主张，加入了革命队伍。
孙中山到达温哥华之时，在一千余位欢迎者之中，有加拿大各地致公堂的代表。孙中山在洪门之中地位甚高，被尊为“大哥”。这个称呼，只有曾经起兵反清的首领才配。在过去，当得起这“大哥”两字的，只有洪门前五祖与万云龙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
孙中山到达温哥华肚后的第二天晚上，当地的洪门就“开台演戏”（举行新同志入闱大会），当天便有三百多人入闱，都是由孙中山担任“老母”（主盟人），冯自由担任“舅父”（介绍人）。其后，致公堂租借华侨的大戏院，请孙中山一连演讲了几天，每天都有一千人以上听讲。冯自由见到人心可用，就提议创立“革命救国筹饷局”，获得大家赞成，举刘儒堃为该局会长，岑发琛为副会长兼司库，马延远等三人为监督。于是，温哥华致公堂就首先捐出了港币一万元，作为提倡。
不久，冯自由陪同孙中山，到了维多利亚城（Victoria）。该城的致公堂兄弟于听了孙中山的演讲，经过冯自由的分别洽谈以后，见义勇为，当仁不让，竟然议决了抵押该堂的堂产（会所），筹得港币三万元，完全捐出。
其后，多伦多城（Toronto）的致公堂不甘人后，也捐出港币一万元。
此外，加拿大零星的捐款与“革命金币债券”的收入，加起来也有不小的数目。
黄兴、胡汉民在事后的书面报告第三节之中，列出美洲各地寄来的捐款六项：（一）维多利亚致公堂，三万三千元。（二）温哥华致公堂，一万九千元。（三）满得科，一万一千元。（四）金山，一万元。（五）檀香山，二干元。（六）纽约，二千元。在这六项之中。没有多伦多，却有满得科。“满得科”三字可能为“满得埠”之误，而所指的是蒙特利尔（Montreal）：多伦多的同志可能把钱带到蒙特利尔，转汇香港。这一个假设，尚有待于证明。
总计这一役支出的款项，共有十八万七千六百三十元之多，而收入之列出项目的只有十五万七千二百一十三元有奇。原因是，暹罗与越南的捐款不曾列入，而美洲，尤其是加拿大，寄来的钱不止上开六项。
加拿大的捐款占第一位。“英属南洋”占第二位，计有四万七千六百六十三元有奇。“荷属南洋”占第三位，计有二万二千五百五十元。暹罗（泰国）、越南、香港及其他各地的数字不详。
在支出的一方面，用在购运军火上面的共计六万五千九百八十一元二毫三点，尚欠日本商人一千元。被“选锋课”用去的，有三万五千二百三十五元。被“调度处”用去的，有二万四千九百六十元。其他，是零星杂项，其中也有不少是与“购运军火”及“调度”有关的。
就经费及人才而论，这一役比以前任何一役均占优势。比起同年八月十九日的武昌一役，也是远过之而无不及。有了这许多的钱，买来运来的枪械与子弹，除了被胆小的周来苏在船上丢入海中的第一批日本七响无烟枪七十五枝、金山大六响四十枝、子弹四千粒以外，计有：（一）从日本买来的手枪五百一十三枝。（二）从西贡买来的手枪一百十六余枝。（三）从香港买来的手枪三十余枝。（四）姚雨平支去买枪费三千五百元，莫纪彭支去一千零八元，黄侠毅支去八百元，张六村支去五百元，郑平坡支去一千零五十元，共计六千八百一十三元，以平均每枝一百元而论，应该有手枪六十八枝。加起来，手枪的总数已有七百七十一枝以上，以前在各役失败以后留存在香港的尚未计算在内。这些枪，都配了足够的子弹。此外，又买了二千五百元的炸药，作为制造炸弹之用。（炸弹由喻培伦等亲手制造，三天三夜不曾合眼，制成了不少。）喻在起事的时候，叫了两个人，抬一篓子炸弹跟在他的后面。刘梅卿带了一筐子炸弹伏在屋檐之上，用一颗一颗的炸弹对抗敌人的排枪，也支持了相当长的时间。曹亚伯说：“一共制成了三百颗”。事实上，超过此数。莫纪彭说：“喻培伦告诉他，除了留在喻的机关（厂后街十一号）的若干颗以外，放在小东营的有五百颗。”
大刀，也在东莞订制了三百把，由黄侠毅运来广州。（报告书上的“打刀费”仅仅列了七百零六元，所指的可能不是这一批。）
这些武器，大部分均在起义的日期以前秘密运达广州城内外的各机关。
机关之多，也是革命史上空前的。单就曹亚伯一人记忆所及的而论，便已有了三十八处，而旗下街的九处仅有一处被列入这三十八处之内。最重要的一处机关，是黄兴、林时塽【剪文公：shuang，指高而明朗的地方。同“爽”】等人所住的小东营五号，也就是全军发号施令的所在。
原定的总司令，不是黄兴，而是赵声。黄兴是副司令。在统筹部，黄兴为正，赵声为副。在总司令部，赵声为正，黄兴为副。
原定的“选锋”，是五百人，其后增加为八百人。所谓“选锋”，是革命同志另成一个部队，作为发难的先“锋”。为什么要有选锋?是“鉴于历次军队民军发难，时生困难，苟非有一部义勇之士发难领导，实无以奏圆满之效”。选锋的来源，有广东人、福建人、安徽人、四川人、江苏人、南洋各地的华侨。选锋的教育程度，有留学生，有教员，有军官，有商人，有工人，有农人，有技击家，有传教士，也有一位消防会会长。就性格而论，选锋都是一些知有国而不知有家有身、以必死的决心争取革命胜利的志士。
原定的战略，是选锋十路并起，新军与巡防营响应。
这战略是黄兴所拟定的，于三月初十日（4月8日）经由统筹部会议通过。十路的负责人，任务与选锋的人数及成份如下：
路别 负责人 任务 选锋人数 成份
一 黄兴 攻两广总督衙门 一百 华侨与福建同志
二 赵声 攻水师行台 一百 江苏与安徽同志
三 莫纪彭、徐维扬 攻督练公所 一百 广东北江同志
四 胡毅生、陈炯明 防截旗界，占领 一百 广东东江同志与
归德门与大南门 民军
两城楼
五 黄侠毅、梁逸 攻警察署、广中 一百 广东东莞同志
协署，守大南门
六 姚雨平 占领飞来庙，攻 一百
小北门，迎新军
七 李文甫 攻旗界、石马槽 五十
军械局
八 张六村 占领龙王庙 五十
九 洪承点 破西槐二巷炮营 五十
十 罗仲霍 破坏电信局 五十
当时出席统筹部会议的，有数十人之多。都赞成这个战略计划，公推赵声为总司令，黄兴为副司令，也加推了若干“放火委员”，分别担任在旗界九处机关放火。
惟独谭人凤一人对这战略计划表示异议。他说：“十路并起，力量太分散。将军署（旗界）没有防备的必要，因为将军孚琦已被温生才刺死，新任的将军未到，旗兵军心涣散，领导无人。警察署与督练公所也不值得一攻：这两处均没有多大实力。实力大部分在李准手上，选锋不如集中力量，先攻水师行台，炸死李准，然后进攻总督衙门，加以占领。城外新军的事，可以交给赵声去办。”他尤其反对黄、赵二人均自领一路，使得全军缺乏一个“居中调度指挥”之人。
黄兴把他引到旁边一个房间，向他说：“全军的勇敢与否，全看我同赵勇敢不勇敢，请你不要坚持你的反对意见。”谭人凤于是不再说话。
原定的计划，并不是由选锋单独作战，而是由选锋发难，由新军、巡防营、警察训练所的师生、会党、民军、海军一齐响应。
新军方面的工作，早就有赵声与已故的倪映典奠定了基础。洪承点于安庆之役失败以后南来，也多少作了若干联络工夫。姚雨平与张六村（渌村）、刘古香都作过陆军中学及其后身陆军速成学堂的学生，于被开除以后继续留在广州积极活动，颇吸收了一些速成学堂的第一期与第二期的学生。这些学生在毕业以后都当了新军的军官。在朱执信、张伯乔、邹鲁、姚壁楼、吴雨苍等指导与协助之下，姚雨平等三人也联络了不少的学兵营与虎门讲武堂的分子。学兵营的人，被分发到新军充当正目、副目之流；而虎门讲武堂的人，毕了业，都成了巡防营的军官。尤其难得的是：有不少惠州嘉应州与北江各县的同志不惜投到所谓“模范学兵营”，屈身为普通的学兵，以取得新军棚长的资格。
巡防营除了有虎门讲武堂的毕业生作为革命的基干以外，邹鲁在戊申年（1908年）冬天及其以后也吸收了不少的同志，占全营的十之七八。这一役的前夕，清吏从顺德调了巡防三营进省，其中十个哨长便有八个是革命同志，其余二人，一人守中立，只有一人是绝对反对革命的。
巡警教练所的所长夏寿华，虽不是同盟会会员，却十分同情革命。在他五百名学生之中，虽则有百分之四十是旗人，而其余的百分之六十是汉人。赵声说：“我有许多部下在里面，这是我前次失败以后，他们一时没有出路，就投身进去的。”在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前不久，黄兴的儿子黄轶欧与胡国梁、柳聘农，也经由陈方度介绍。投进了这巡警教练所。
在会党与民军之中，孙中山自从庚子年第一次广州之役以来，便一向不曾失去联络。这一役，负这一方面的专责的是胡毅生（一名胡毅，胡汉民的堂弟）。
海军方面，由李海云负责。李海云准备届时冒充督署委员，带领伪装侍者袁玉云，到一个军舰上去，威胁管带（舰长）反正，发炮轰击水师公所。
女同志之多而热心，也是前此各役所没有的。同志们的妻与姊妹。能动员的差不多全都动员。陈壁君（此时已与汪兆铭订婚）、陈淑子、胡宁媛、徐宗汉（其后于黄兴进医院开刀之时，自认为黄兴之妻，对医生签字，不久便真地成了黄兴的妻）、卓觉华、杨光汉的嫂嫂吕氏、徐进坤之妻某氏、何少卿、胡佩元、宋铭、黄庄汉翘、徐佩瑶、梁绮川、梁梅玉、广妹、罗阿练、罗四妹等等，真是不胜枚举。她们的主要任务，一是运输军械弹药，二是伪装各处的机关主妇与女佣。
原定的起义日期是三月十五日（4月13日）。可惜，一则是因为美洲与荷属南洋的款子尚有一部分在途中，二则是日本与安南的军火也有一部分不曾运到，三则是在三月初十日（4月8日）发生了温生才刺杀满洲驻防将军孚琦的案子，同一天又发生了吴镜在广州轮船码头因携带炸弹被捕，以致引起了清吏的戒备。于是，已经到达广州的各同志便决定了改在三月二十八日（4月26日）。
温生才本想杀死水师提督李准而一时未能下手，到了三月初十，才错认孚琦为李准，用手枪打死孚琦于东门外咨议局的门口。这一件事，发生得太迟，反而妨碍了三月“十五日”之役的进行。本来，杀李准的任务，是统筹部在庚戌年十二月交给一个姓冯名忆汉的人去执行的。冯在辛亥年正月仍未“交卷”，黄兴催促他，杀炸李准的事不宜距离发难的日子太近。冯阳奉阴违，回家乡去休息，到了二月中旬，又到香港向统筹部要钱，说是因为“堕水染病”才回去休息的。赵声骂了他一顿，他似乎很发愤，于是赵声又给他钱，吩咐他：“最迟不要过二月二十日”。温生才是嘉应州（梅县）丙村人，在南洋怡保作工，听过孙中山一次演讲，便决心回国革命。他炸孚琦，完全是个人行动，不曾和别人商量过。黄兴、胡汉民在报告书中说：“冯巳大言误事，而温生才之勇侠，又未谋之党人，一击而杀孚琦，行事诚为卓绝。”邹鲁在《回顾录》里说，温生才曾经到了统筹部，见到黄兴，黄兴给了他“广东毫洋拾元”（一百枚一角“小洋”，等于“大洋”七八元左右），叫他尽快去炸李准。他没有下得手，又来统筹都见黄兴，“黄责之曰‘汝领广毫十元，负责杀李准。李准尚在，（汝）有何面目相见?’温返，无以自容，即用南洋携回之手枪，独自杀孚琦于广州咨议局门首。”在这两种说法之中，笔者以为黄、胡报告书较为可信。邹鲁那时候不在香港而在广州，关于冯忆汉或温生才与统筹部之同的交涉，只能得之传闻，因此而把冯忆汉的账写在温生才名下。冯忆汉向统筹部前后拿去的有几百元，不只广毫十元。
起义的日期既经改在三月二十八日，统筹部决定请黄兴在三月二十五日先去广州，布置一切，赵声、胡汉民以下的其余的人，全数在二十六、二十七两日前往。
黄兴如期到达，发现安南与日本方面的械弹在二十九日才能完全运到广州，分发给大家，便决定了延期一天，改在三月二十九日起义。他打了电报通知香港统筹部。
到了二十六日夜晚，他又打了一个电报给统筹部，说“省城疫发，儿女勿回家”。这电报的意思是说：“省城的情势不利于我，起义的事作罢，留在香港的若干人不可以北来。”情势是怎样的不好呢?两广总督张鸣岐调来了巡防营二营，扎在观音山与龙王庙，居高临下。很显然，有人把起义的消息泄漏给张鸣岐了。
泄漏秘密的人，可能是陈镜渡。胡毅生与黄兴均怀疑他是李准所雇用的侦探。胡毅生与宋玉琳都劝黄兴再度改期。
黄兴很灰心，认为一再改期，等于是把起义的事暂作罢论。于是，他一面打电报叫尚在香港的同志勿来，一面也命令已到广州的人陆续离开，于是“赵声部下”及其他单位先后乘船离开广州。去香港的有三百多，黄兴准备把械弹一概藏起，留作以后起义之用。他自己呢，感觉到一场大举功败垂成，非一死不足以报同志，于是决心独力担任刺杀李准的事。这样，虽未能如期起义，能够先杀李准，除去以后别的同志起义的障碍，也未尝不是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