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真的如此吗？很可惜的是，革命未必是济世良方，建设也不是打家劫舍。辛亥革命一声炮响，给多灾多难的中国送来了三民主义，但革命之后的中国，问题依旧是层出不穷，那些花样不断翻新的一个又一个主义，大都是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最终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章太炎从革命家到国学大师的回归，或许能说明一点问题。
张朋园先生曾在其著作《立宪派和辛亥革命》中引美国学者的观点说，“一个革命运动的发生，不在专制统治的败坏或者压迫到了极点的时候，而反是统治者措意改善，压迫已经减轻、政治趋向开明之后”，此所谓，“高压者不惜增加你的痛苦，但痛苦不能构成不满；痛苦愈是加深，愈无反抗的余地”。
这个判断形容晚清的最后十年可谓十分贴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并不是因为清廷专制腐败到了极点，而恰恰是因为其推行了新政和立宪的改良措施。这看起来是个悖论，却是近乎残酷的历史真实。
那清廷为什么要推行新政和立宪呢，难道是一时的头脑糊涂？
大多数人认为，慈禧太后推行新政和立宪，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愚弄百姓，正如她自己所说，“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候调查结局后，若果无妨碍，则必决意实行”。但是，孽种一旦诞生便自行滋长，新政和立宪措施施行后，民众的政治参与便如洪水般无法阻挡，其目标和结果决不是设计者所能一手掌控的。
这最终的结果便导致了一个两难困境。新政启动之后，清廷既无力阻止变革的运行和深化，又无法有效应对变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矛盾，但要试图回归到传统的统治秩序中去的话，那更是自寻死路，加速死亡。如此一来，清廷既没有勇气继续推行宪政，又无力重走老路，新政和立宪的结果反而是引火烧身后的双重煎熬，最终被由变革引发的各种合力所推翻。这种结果，不仅仅是清廷难以解开的死结，也是历史上所有既得利益者自我改革的噩梦。
马勇先生在其著作《超越革命与改良》中提出，“现代化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史过程，现代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已充分证明，如果没有一个稳定和谐的内部秩序，任何浮躁的空喊都无济于事。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稳定并不是单单是政府的责任，全体社会成员不仅应建立起社会的共识，而且要有一个为民族根本利益而自我牺牲的勇气。”
但是，在一百年前那个社会大转型的时代，国民素质的提升不是朝夕之事，共识更是无从谈起。与此相对应的是，反是四种“对立”格外醒目，这便是满与汉的对立、渐进与激进的对立、保守与进步的对立及革命与改良的对立。对立压倒共识，立宪和改良的艰难可想而知。
事实上，一百多年前的大多数国人未必反对皇帝，只是不能容忍满人做皇帝。按钱穆先生的说法，清代施行的完全是一种私心的政治，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但清朝建国两百多年后，作为统治集团的满族贵族，他们不但不是全体国人的利益代表，在很大程度上连普通旗人的利益都不能代表。但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他们总是自觉不自觉的将他们的利益泛化，把原本只是满族贵族的利益说成是全体满族人的利益，并把自己打扮成全体国民的利益代表。可惜的是，在一次又一次的丧权辱国面前，这种代表往往意味着国民的耻辱，更加激发了汉人的不满情绪－－－－这大概就是满人的原罪了。
也许由此可以推论，假如当时是汉人做皇帝，循序渐进的推行到英国虚君式的君主立宪制，或者还有成功的可能。可惜的是，历史是不容假设的。但是，假如我们抛开民族的特性问题来看晚清最后十年的改良措施的话，其实也不失为一种制度上的革命。事实上，革命并非是社会政治变迁的唯一方式，清廷若以其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为基础，充分运用其现有的行政组织手段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自我更新，并最终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话，整个国家、社会和国民都将付出更小的成本。
可叹的是，1908年11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相继去世，使得清廷的权威出现了致命的真空。年轻的摄政王载沣上台后，更是让当时的政治局势迅速走向两极化，而载沣本人又严重缺乏驾驭大局的能力和见识。本来前几年新政和立宪措施已经吊起了社会民众特别是士绅阶层的胃口，各种参政机构如谘议局、资政院等和地方自治机构也已经建立，而摄政王载沣为代表的皇族亲贵却在失去权力的恐慌中加速走向保守和偏执，其“皇族内阁”的杰作更是把立宪推向了死路，也把自己推向了绝路。正所谓“庸奴误国，荼毒苍生”，诚哉斯言。
被推上绝路的不仅仅是清廷和皇族亲贵，还包括那些为推进宪政而努力的立宪派。虽然立宪派曾在帝国崩溃前的的最后几年中占尽先机，风光一时，并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但最终也只是昙花一现。在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中，立宪派更是迅速被边缘化而沦为配角，甚至成为了时代所谓的“反动派”，这最终的结果便是“偏师战胜了主流，革命战胜立宪”，历史便是这样的残酷。
不可否认的是，革命在推翻皇权的同时，也破坏了传统的权威，而一旦权威被破，建立一个新的权威必须要付出相应的成本，而其中主要又以暴力为手段并需要付出千万国民头颅的代价。可叹的是，当革命成为社会共识的时候，这带来的往往是一种灾难－－－－－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学不会积极适当的妥协和有风度的对抗，那它只能在专制、暴力和血腥中沉沦。
固然，革命党人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推动社会的进步。严复曾称革命后的时期是“旧者已亡，新者未立”，这种制度的混乱和失范，给国家、社会和国民，带来的何尝不是一种更大的伤害，这在后来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在国人自古以来的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条件下（即小农经济转向工业社会未完成前），强行实行西方的民主政治，其结果不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而且极容易地破坏了民主的名声和信誉。任何企图以观念的变化和政治体制的改变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其用意虽然善良，但目的未必能够实现。这就象推翻了一个皇帝便以为革命成功一样，如果体制结构和国民的观念结构不变，那也只是赶走了王座上的皇帝，而没有赶走心中的皇帝；如果权力掌握者都想着独裁专制做皇帝，立宪主张再精致、共和制度再完美，也不过是徒具其表的空架子。
俱往矣！古老的帝国要脱去那沉积千年的厚重外壳，其痛苦的嬗变何尝不是一种死去活来的煎熬。客观的说，清末新政和立宪本已经打开了结束旧体制、开创新制度的通道，更重要的是，如果按照这种趋势走下去的话，中国沿袭了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将发生结构性变化。这种大转型，无疑是最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但历史终究是历史，它未必会符合人们的美好愿望。反对派的百般阻挠、清廷的矛盾犹豫和革命的风起云涌，终于让近三百年的清王朝轰然倒塌，随之殉葬的也包括了曾经带来无限希望的清末新政和宪政改革。
历史是容易被遗忘的，如今的人们早已忘记了那些曾经为这个古老国家的转型而努力奔波的先行者们，只因为他们没有成功的推行宪政，也未曾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色彩。这一切，和一百年前那个飘落的宪政梦一样，都最终湮灭在滚滚的历史浪潮之中。
是为《帝国的凋零：晚清的最后十年》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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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观点：1、暴力革命不能带来国民幸福：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2、一个民族如果学不会积极的妥协和有风度的对抗，那它只能在专制中沉沦。
3、当权者要善于积极的妥协，民众要学习有风度的对抗，这才是国民幸福的源泉。
参考书目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主要参考了以下着作，因为体例原因，未能在文中标注，特在此表示敬意和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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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西门送客：《历史的转弯处：晚清帝国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另：感谢中华文史网、国学数典等历史专业网站。
一、1900年后的晚清大事记
1900年
6月，义和团运动进入北京。
8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逃往西安。
10月，李鸿章到达北京谈判和约。
1901年
1月，慈禧太后在西安发布谕旨，宣布推行新政。
4月，清廷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新政的领导机构。
8月，清廷下诏永远停考武科，乡试和会试等均试策论，废八股。
9月，清廷与英、俄、德、法、美、日、意、西、荷、比、奥11国公使签订《辛丑条约》；清廷下旨将捐纳制度永远停止，令各省仿北洋、两江筹建武备学堂；谕令全国各省裁汰旧军，编练“常备军”。
11月，李鸿章在北京去世。
1902年
1月，慈禧太后携光绪回到北京；袁世凯编练北洋常备军。
4月，清廷与沙俄签订《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俄国将东三省归还中国。
5月，清廷任命沈家本和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开始修律活动。
10月，刘坤一去世。
1903年
4月，沙俄提出7项无理条件，拒绝按约从东北撤兵；荣禄去世。
6月，《苏报》被查封，章太炎和邹容等人被逮捕，史称“苏报案”。
9月，清廷设立商部（后改名为农工商部），以振兴工商。
12月，清廷设立练兵处，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
1904年
1月，清廷制定“癸卯学制”，确定了教育制度和体系的重大转型。
2月，日俄战争爆发。
9月，练兵处、兵部奏准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计划。
7月，英军入侵西藏。
1905年
5月，袁世凯编练的北洋六镇成军。
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9月，清廷下诏废除延续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五大臣出洋考察在正阳门火车站遇炸。
10月，北洋军举行“河间秋操”；清廷设立巡警部（后改名民政部，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
11月，清廷设立了考察政治馆。
12月，清廷再次派遣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清廷设立学部；陈天华在日本投海自尽，以死激励国人革命觉悟。
1906年
4月，《民报》与《新民丛报》展开大论战。
6月，袁世凯开办了保定军官学堂。
7月，宪政考察团相继回国。
9月，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
10月，清廷命各省兴办图书馆、博物院、动物园、公园；北洋军与湖北新军等举行“彰德秋操”。
11月，清廷发布新官制，内阁和军机处仍旧不变，新设立或改名称的有11个机构，即外务部、学部、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海军部、军咨府、资政院、审计院；同月，清廷下旨制订报律，颁行禁烟章程10条，定期10年禁绝。
1907年
5月，同盟会发动潮州黄冈起义。
6月，同盟会发动七女湖起义。
7月，徐锡麟刺死安徽巡抚恩铭，但起义很快失败，秋瑾随后遇害。
8月，清廷奖励振兴实业。
8月，清廷将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
9月，同盟会举行钦州起义。
12月，同盟会镇南关起义。
1908年
1月，清廷颁布大清报律。
2月，清廷授醇亲王载沣为军机大臣。
3月，同盟会举行钦廉上思起义。
4月，同盟会发动河口起义。
6月，全国掀起立宪请愿高潮。
7月，清廷颁布《各省谘议局章程》和《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
8月，清廷批准《宪法大纲》，定九年预备立宪期。
11月，光绪病逝，寿38岁；次日，慈禧太后病逝，寿74岁；熊成基在安庆发动起义。
12月，宣统（溥仪）即位，定次年为宣统元年。
1909年
1月，清廷颁布调查户口章程；袁世凯被开缺回籍；清廷命各省正式成立咨议局，筹办各州县地方自治，设立自治研究所。
10月，张之洞去世；各省咨议局召开首届常会；清廷颁布《资政院议员选举章程》。
12月，16省咨议局代表齐集上海，决定赴京请愿。
1910年
1月，16省代表赴京请愿速开国会遭拒。
2月，同盟会策动广州新军起义。
4月，汪精卫等人刺杀载沣未遂被捕。
5月，清廷公布《大清现行刑律》。
6月，孙洪伊等人发起第二次国会请愿高潮。
7月，清政府公布人口调查数字，全国人口为4.2亿。
10月，中央资政院正式成立；请愿代表发动第三次国会请愿活动。
11月，在国会请愿运动的压力下，清廷宣布将预备立宪期限缩短三年。
1911年
1月，首届资政院大会闭幕。
4月，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琦；广州黄花岗起义
5月，清廷裁撤旧内阁和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皇族内阁），次日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政策。
6月，四川省成立保路同志会。
9月，成都血案爆发，各路同志军围攻成都，随后荣县独立，为全国独立之先导。
10月，武昌起义爆发，随后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相继独立。
11月，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重组内阁；清廷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信条》）；上海、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广东相继独立；清廷命迅订议院法、选举法，准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孙中山归国，17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2月，摄政王载沣退位。
1912年
1月，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年为中华民国元年。
2月，清帝下诏退位，清朝统治结束。
后记
在辛亥革命的前夕，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曾这样描绘当时的北京：“到处都在铺石子路，街道也用电灯照明，电话畅通，邮局每天投递八次信件，巡警们简直叫人赞扬不尽。自来水供应良好，我敢断定不需要多久这里的人们即将能乘上电车。无论走到哪里，都有财富在增长的迹象映入眼帘。兴修铁路取得真正的进展，无论哪里修筑起一条铁路，那铁路穿过的省份就会得到难以置信的好处。”
而在革命后，《泰晤士报》又发表了一篇政治评论说：“革命的最后阶段是否达到目的，这是未来的秘密。一些最了解中国情况的人不能不怀疑，在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国家里，自从最遥远的历史早期以来，皇帝就象神一样统治着他们。在这样的国家里，是否能够突然用一个用东方概念和传统格格不入的共和国政府形式来取代君主政体呢？”
很奇怪的是，外国人对清末的观察和对革命的担忧似乎和我们的主流描述大不相同，而莫里循所描绘的景象很快便被革命打破了。在国人的印象中，晚清的最后岁月大都是极为的不堪和破败，至少在当年革命志士们留下的文字里，我们看到的多是痛苦、彷徨、恐惧和失望。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在国人的印象中，晚清的最后十年何以会如此的模糊和矛盾呢？
或许，这就是笔者要写这本小书的原因了。和以前的作品一样，本书也坚持用一种温和的、人性的平民化史观，尽可能客观的去理解和描述那个时代。笔者曾用“西门送客”的笔名出版了上一部作品《历史的转弯处：晚清帝国回忆录》，那本书的起点是鸦片战争，结尾是庚子年，而这本小书正好承接前一本，主要围绕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立宪和革命三个主要内容。限于笔者的学识有限，文中如有不当之处，还请读者多为担待。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江西教育出版社的编辑万哲老师，在笔者的上一部作品《历史的转弯处：晚清帝国回忆录》尚未出版时，万老师便向笔者约定此稿，足见对笔者写作风格的认同和厚爱。另外，我还要感谢天涯社区煮酒论史、凯迪社区猫眼看人、起点中文网、新浪读书、搜狐社区、和讯博客、天涯博客和新浪博客等网站社区，正因为网络世界的存在，笔者的作品才拥有了众多的读者。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特别是我的妻子，在我的写作时期，她给了我最大的支持。
金满楼于上海2008年3月
晚清政局主要出场人物简介
晚清政局主要出场人物简介
1、慈禧太后（1835－1908），叶赫那拉氏,满洲镶蓝旗人。咸丰二年(1852年)五月入宫,封兰贵人，咸丰四年晋封为懿嫔。咸丰六年生皇子载淳(即同治皇帝)，晋封懿妃。咸丰七年晋封为懿贵妃。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随咸丰逃往热河行宫。1861年咸丰病死热河,载淳即位，是为同治。是年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发动辛酉政变，独揽朝政大权，开始垂帘听政。1874年底,同治去世，慈禧立醇亲王奕譞之子（即慈禧胞妹之子）载湉为皇帝,再次垂帘听政。光绪亲政后于1898年进行变法,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软禁光绪。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等逃往西安，直到《辛丑条约》签订后回到北京，随后推行新政和立宪。1908年十月，在光绪帝去世的次日,七十四岁的慈禧太后亦死于西苑仪鸾殿，葬于河北遵化定东陵。
2、光绪皇帝（1871－1908），爱新觉罗.载湉，道光帝第七子醇亲王奕譞的长子，慈禧太后的外甥。1875年于同治皇帝病死后继位。光绪年幼时由慈禧专权。甲午战争后，光绪“不甘作亡国之君”，一心想有所作为。1898年，光绪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的意见，下诏变法，推行新政，但很快因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而失败。变法失败后，光绪被软禁于瀛台。光绪在其最后的十年中重病缠身，于1908年病死，终年三十八岁，光绪庙号“德宗”，葬于河北易县崇西陵。
3、隆裕皇后（1868年－1913年），叶赫那拉氏，都统桂祥之女，慈禧太后的侄女。光绪十五年（1888年）正月被立为皇后，但其与光绪的关系一向不好，且无子嗣。1909年光绪和慈禧相继病死后，因宣统帝溥仪年幼，以皇太后的名义垂帘听政。1912年，隆裕太后宣布退位诏书，大清灭亡，但仍与溥仪等居于紫禁城。1913年病死，年四十六岁，与光绪帝合葬河北易县崇西陵。
4、李鸿章（1823～1901），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人，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进士。1858年冬，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1862年，编成淮勇五营，是为淮军。后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从60年代起，李鸿章积极推行洋务运动，并于1870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25年之久，并参与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八国联军后赴北京谈判《辛丑条约》，后于1901年11月因病去世，谥“文忠”，晋封一等侯，著有《李文忠公全集》等。
5、康有为（1858－1927），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1895年发动公车上书。同年，得中进士后授工部主事。1898年于北京成立保国会，6月11日光绪帝下诏宣布变法，康有为深得倚重。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康有为逃亡海外。1899年在海外创设保皇会。1907年，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后正式定为帝国宪政会），成为推动清政府实施宪政的政治团体。辛亥革命成功后，康鼓吹“虚君共和”。1913年返国，发表反对共和、保存国粹的言论，并任孔教会会长。1917年和张勋策划溥仪复辟，迅告失败。晚年在上海办天游学院，讲授国学。康生平著作甚丰，有《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万木草堂遗稿》等139种。
6、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梁启超1889年中举，1890年投康有为门下。1895年协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政变发生后逃亡日本。在日期间，梁启超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影响很大。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后见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参与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
7、荣禄(1836－1903)，字仲华，号略园，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一向为慈禧太后所倚重。甲午战争后，授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督练北洋新建陆军。百日维新期间，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得力人物。随即内调中枢，授军机大臣，晋文渊阁大学士，管理兵部事务，节制北洋海陆各军，统近畿武卫五军。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主张保护各国驻京使馆，镇压义和团。1902年1月，随慈禧太后返京后，转文华殿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荣禄于1903年去世，编有《武毅公事略》，著有《荣文忠公集》、《荣禄存札》等。
8、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别号容庵，河南项城人。1881年到山东登州投淮军统领吴长庆，任营务处会办。次年随军赴朝鲜，为朝鲜国王编练“新建亲军”并镇压“开化党”而获清廷褒奖。1885年被李鸿章保荐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即驻朝鲜全权代表）。1895年被委派到天津小站练兵。戊戌变法期间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出卖维新派。1899年署理山东巡抚，积极镇压义和团。1901年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3年任会办大臣，掌握练兵处实权。1905年北洋6镇成军。1909年因满族亲贵忌嫉，勒令其回河南彰德“养病”。1911年武昌起义后获清廷授权组织内阁。1912年2月12日迫使清帝退位，15日被举为临时大总统。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1914年下令解散国会，炮制《中华民国约法》，准备复辟帝制。1915年12月12日发布接受帝制申令，改民国5年为“洪宪”元年，自称“中华帝国皇帝”，此举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讨袁。1916年3月22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在北京病死。
9、载漪(1856－1922)，爱新觉罗氏，嘉庆帝第三子惇恪亲王绵恺孙。1860年过继给瑞亲王绵忻为孙，袭贝勒爵位，1889年加郡王衔，其妻为慈禧太后之侄女。1893年，授御前大臣。1894年封瑞郡王。1900年初，慈禧太后欲废光绪帝，立其子溥儁为大阿哥。1900年利用义和团排外，力主慈禧对外宣战。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随慈禧太后逃往西安。1901年清政府与联军议和时，被指为“首祸”要求惩办，后被发配新疆。
10、岑春煊（1861年－1933年），原名春泽，字云阶，广西西林人。岑春煊出身官宦世家，其父岑毓英曾任云贵总督。岑春煊曾中举人，历任广东布政使、甘肃按察使。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岑春煊首先率部勤王，因此获得慈禧的好感，后授陕西巡抚、山西巡抚、四川总督、两广总督等职。1904年，岑春煊上书请求立宪。1905年，同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上疏请求废止科举。1906年，支持张謇等人在上海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并派幕僚郑孝胥出任会长。岑春煊在1907年的“丁末政潮”的党争中失败，退出清末政坛。
11、刘坤一（1824－1902），字岘庄，湖南新宁人。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以军功起身，历任广西布政史、江西巡抚、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试图废黜光绪帝，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首先通电反对。1901年，与张之洞联衔上“江楚三折”，提出兴学育才、整顿朝政、兼采西法等主张，实为清末新政之纲领。著有《刘坤一集》传世。
12、张之洞（1837—1909年），字香涛，晚年自号抱冰老人，直隶南皮人，同治二年进士，曾为朝廷清流派的重要成员。1881年后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等，大力从事洋务活动。1900年，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等策划“东南互保”。1901年，张之洞以湖广总督兼参预政务大臣，与刘坤一联衔上“江楚三折”，后仿照日本学制拟定“癸卯学制”，开创近代教育体制。1907年调京，任军机大臣，充体仁阁大学士，兼管学部。慈禧太后死后，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1909年病故，谥“文襄”，遗著辑为《张文襄公全集》。
13、奕劻（1838～1917），爱新觉罗氏，乾隆帝第十七子永璘之孙。1884年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主持外交。1894年封庆亲王。1900年随慈禧太后等逃往西安。次年，代表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1903年，荣禄病死，奕劻入军机处任领班军机大臣，兼管财政处、练兵处事务，集内外大权于一身。奕劻为人贪鄙，卖官鬻爵，被时人讥为“庆记”公司。新政时期，受袁世凯重金笼络，与之结为同盟。1911年，奕劻任“皇族内阁”总理大臣。清帝退位后，奕劻避居天津租界。
14、载沣（1883－1951），爱新觉罗氏，字伯涵，号静云。醇亲王奕譞第五子，光绪帝胞弟，末代皇帝溥仪的生父。载沣八岁袭醇亲王爵位，1901年代表清廷赴德道歉。回国后，由慈禧太后指婚配与荣禄之女瓜尔佳氏。1908年为军机大臣。同年，宣统帝继位，以摄政王监国，时年二十五岁。后将袁世凯开缺回籍，代皇帝任全国海陆军大元帅，以其弟载涛、载洵及皇族毓朗等分掌军权。武昌起义爆发后，载沣无法控制局势，被迫解散皇族内阁，并于12月6日辞去监国摄政王，退归藩邸。清帝退位后，载沣在京深居简出。
15、溥仪（1906～1967），爱新觉罗氏，醇亲王载沣之子。1908年11月，3岁的溥仪被立为嗣皇帝，年号“宣统”。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隆裕太后于2月12日代行颁布《退位诏书》。根据清室退位优待条件规定，不废帝号，仍居宫禁。1917年7月，张勋复辟帝制，恢复宣统年号，但12天后便告失败，溥仪再次退位。1924年，冯玉祥等将其驱逐出宫。1932年3月，溥仪当上伪“满洲国”执政，次年改称伪“满洲帝国”皇帝。1946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溥仪被苏军俘获，被关押五年后移交给中国政府。1959年12月溥仪被特赦，1967年10月病逝，著有《我的前半生》。
16、载泽(1876－1928)，爱新党罗氏，光绪三年为辅国公，二十年晋镇国公。1905年被派为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赴日本和欧美考察宪政。次年回国后奏请改行立宪政体。1909年任筹办海军事务大臣，督办盐政大臣。1910年充纂拟宪法大臣，1911年任皇族内阁度支部大臣。著有《考察政治日记》等。
17、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匋斋，满洲正白旗人。历任湖北、江苏、湖南巡抚，署理湖广、两江总督。1905年被派出洋考察，回国大力主张实行宪政。端方积极支持教育改革，成绩斐然。1909年在直隶总督任上被弹劾罢官，1911年9月受命督办川汉铁路，入川途中被革命党所杀。著有《端忠敏公奏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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