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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东方《细说元朝》内容
《细说元朝——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内容介绍：
本书是“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一种，由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撰写。它叙述了从成吉思汗统一全国至元朝灭亡期间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作者以“讲史”的形式，通俗而生动地讲述了成吉思汗伐西夏、灭金国，忽必烈火南宋、建立元朝等历史事件，以及窝阔台、蒙哥、阿合马、耶律楚材、马可·波罗等历史人物。全书既有生动的故事和真实的历史，又有颇具见只的评点。本丛书所采用的“细说体”既不像正史的艰深枯燥，又不似野史的胡编乱造，是别具风采的史学著作。
作者简介：
图书目录：
序一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序言
序二 黎东方先生讲史之学
原出版《自序》
《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中国大陆版自序
一 源远流长
二 寡妇孤儿
三 失妻，夺回
四 盟兄分手
五 义父信谗
六 吞并南部乃蛮
七 吞并北部乃蛮
八 受推为“成吉思可汗”
九 组织雏型的帝国政府
一○ 讨伐西夏
一一 受畏吾儿之降
一二 受斡亦剌惕等部之降
一三 囊括西辽旧壤
一四 消灭花剌子模
一五 击溃钦察人与俄罗斯人
一六 伐金
一七 灭金
一八 金宋之间
一九 宋与蒙古之间
二○ 蒙古汉军
二一 成吉思可汗的遗产
二二 窝阔台、贵由、蒙哥三个可汗得位的经过
二三 与忽必烈争夺可汗大位的四个人
二四 海都对铁木耳可汗也不承认
二五 硕德八剌以后八个可汗的继位纠纷
二六 蒙古可汗与元朝皇帝的名单
二七 耶律楚材
二八 耶律铸、察罕、孛鲁合
二九 王文统
三○ 姚枢
三一 阿合马
三二 卢世荣
三三 桑哥
三四 完泽
三五 脱虎脱
三六 六部
三七 中央的其他机构
三八 行省
三九 达鲁花赤
四○ 路、府、州、县
四一 其他的地方机构
四二 四大汗国
四三 马可·波罗
四四 经学
四五 史学
四六 文学
四七 成宗铁木耳
四八 武宗海山
四九 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
五○ 英宗硕德八剌
五一 泰定帝也孙铁木儿
五二 文宗图贴睦尔
五三 惠宗（顺帝）妥欢贴睦尔
出版说明
一、本书原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
二、由于两岸政治环境与史学观点的差异，经作者同意，在这次出版时，我们对书中某些观点、提法稍作修改。因受上下行文限制或其他原因而难以修改的部分，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
三、本书涉及少数民族人名，基本采用(蒙古秘史)译名；年代、日期则基本采用中国历史纪年与阴历。为便于读者阅读，现将部分主要人物名字改为(元史)中所用译名；对年代、日期择要加注公历(阴历日期以中文数字表示，公历日期以阿拉伯数字表示)。
编者
序言之一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序言之一
（邓广铭）
人们大概都知道，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载有“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大概也都知道，南宋诗人陆游有一首诗说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说蔡中郎”，当然就是说三国史当中的一个片段。
南宋晚年吴自牧的《梦粱录》则记有“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耐得翁《都城纪胜》所载略同)。这里所说的“通鉴”，绝不是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或朱熹的《通鉴纲目》而言，而是略似“通史”之意，与下文之“汉唐历代”是一样的意思。
举述以上三事，我是想用来说明，到了宋代，一般社会人群的文化水平，在当时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自然形势走向的推动下，也正企求逐步提高，故不论城市的市肆、涂巷，或是百姓聚居的村落，都有以讲说史事为专业的人(包括盲人)。但是，这些以讲说史书为业的人，全都是并不真正读过史书的人，他们只是在从某些读书人闻知某一阶段的历史(大都是战乱最多的时期)的粗略梗概之后，再加以演义和穿插，增加一些热闹的、传奇的场面，写成文本，口耳相传。有许多盲人也成为这类传承人物的一个组成部分，藉以用为谋生的一种技艺。这许多讲史的文本，经过长时期和千百人(包括一些真正读过史书的人)的充实修改，最后便结集为《三国志演义》、《五代史平话》、《水浒传》等书，成为现今多数人喜读的古典小说。
在《三国志演义》等书已经广为流行之后，在各大城市以及乡村市镇的市场或庙会上，一直还有人在继续讲说三国的群雄和梁山泊英雄好汉的故事，也仍然能吸引一些听众，这说明，由并不阅读史书的人向社会人群讲说历史故事的风习，在继续了千百年之久而并未改变。
可是，在抗日战争期内，在当时作为临时首都，并成为人文荟萃之地的重庆，却有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挺身而出，要向这个山城的社会人群，讲说真正的历史事实。他找定了一个可以容纳大量听众的会场，作为他演说的固定场地，按一定的日期和一定的时间，到那里进行演讲，听众则须买票入场。这真称得起是一支异军突起，然而这支突起的异军，一上阵却收到了横扫千军的效果。前一期的讲题是“说三国”，后一期的讲题是“说武则天”，听众与日俱增，在重庆这个山城，确实引起了一大阵轰动。我当时身居北碚的复旦大学，距重庆百多华里，竟也经常有为这番讲史的叫好声传来耳边，经常为这一轰动效应所震动。
若问：主讲人何以具有如此这般的魅力？何以能使他的讲史引起如此这般的轰动？我的答复是：因为他是洞晓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黎东方教授。那时他的正式职务，是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并在中央大学历史系兼任教职。
黎东方教授所讲说的三国史或武则天的历史，全都大异于从宋代以来，出现在城市或村镇中那些说书人和讲史人所讲说的内容，他既不虚构任何一个人物，也不虚构任何一桩事件，以增其传奇性质，藉以吸引听众；他只是广泛地从各种体裁的史册当中，取精用宏地加以搜集，加以贯串，然后做出他的讲词。照这样做，按常理而论，则他的讲说，较之那班职业的说书、讲史人，便应显得枯燥乏味，难以引发听众的兴趣，然而他竟能以突起的异军，横扫一切职业的说书、讲史人员，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他既已把所要说的史事熟蕴于胸中，按需而取，左右逢原，而通过他的逸趣横生的词锋加以表述，既显示出踏踏实实，决不浮泛；所表述的史事，又都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则其取得那样的成功，岂不正是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吗？
在重庆演说上述两段历史，引起了一大阵轰动之后，黎东方教授又飞往昆明，把这两段历史又全都重讲一番，其所引致的盛况，一如在重庆讲说时。他是否又到另外的地方讲述过，我却记不起来了。但单就渝、昆两地来说，只因黎教授的讲演而接受到真正的历史教育的，正不知已有若干千百人次了。
黎东方教授于1949年离开大陆之后，经常往返于台湾与美国。但不论何时何地，他一直还在操其旧业，或则是执教于某一大学或学院，担任某种历史课程，或则是在某个研究机构专心致志于某一历史课题的研究。总之，他是无往而不是以历史学科这一领域作为他的安身立命之地的。
在黎东方教授离开大陆，直到目前的这四十多年内，我虽然也曾接到过他的来信，当他于80年代末来北京探视朋友时，虽也曾有过短暂的晤谈，而对他在此四十多年的生活情况，除上面所概述的诸事而外，却并不详知，只是在进入90年代以来，我从台湾刊行的几种杂志上，特别是从《传记文学》所刊载的书刊报道上面，才得知悉，这四十多年，乃是黎东方教授在历史学的论著方面最为丰收的时期。他既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不计其数的史学论文，更先后出版了《细说先秦史》、《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一直细说到民国的肇造。
在知道这一系列的《细说》已经刊行之后，自然就以不得拜读而深感遗憾。却不料于今年4月内，忽然接得黎先生的来信，告知上海人民出版社已经决定，要把这几种《细说》，一律改作简体字横排本，在大陆发行。接着他把这几种《细说》全部寄来，嘱我写一篇序文，向对他必然感到陌生的大陆读者略作一番简要介绍。这使我得遂拜读多本《细说》之愿，极所快幸，撰作序文之嘱，也自当黾勉从事，以期不负老友的厚望。
经上海人民出版社告知，现决定先将《细说元朝》以下诸册在沪改版印行，而《细说先秦史》和《细说三国》二书，则因其前后不能互相衔接，暂不印行。我觉得这样做也很合适。黎东方教授在撰写这几本书时，由于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与制约，其观点，其议论，也必然有为大陆读者所不能认同和理解之处，出版社对此自亦须做一些适当的删改，想来黎先生对此必也同意。
对于要改版重印的这几本《细说》，我本来是要一一细读的，奈因已届风烛残年。精力衰惫，反应迟钝，事事力不从心，故只能采取诸葛亮读书的方法，“观其大略”，而做不到像徐庶、孟建那样的“务于精熟”。然而，就在这样地读过之后，我也觉察到这几本《细说》所共同具有的几种特色。
在这里，我要重点突出地指出，这几本《细说》确实都是深入浅出的，切合于大众阅读的通俗性历史读物。说“深入”，是我认定这四本《细说》，全都是在黎东方教授对各个朝代的历史事实与现象，透过其表面而洞察其底蕴，并探明其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有了融会贯通的理解，然后才笔之于书的。还必须说明，以上云云，乃全是出于他的素养，绝不是临阵磨枪，寻掇捃摭而得来的，所以才能那样地左右逢原，曲汇旁通。这样深厚的功底，如我在上文所说，在抗日战争期内，在重庆讲说三国和武则天的历史时，早已显示出来，无非，那时期是他用语言表述出来，而近今则是用文字表述出来而已。且让我在此举例为证：
作者的《细说元朝》的《自序》，开头便交代说：“元朝的历史最难读，也最难写，最难细说。”这几句话，简单明了，却是每一个研治中国通史的人所都体会到的真正甘苦。这本《细说》的第一节《源远流长》，共占用了二十来页的篇幅，成为不但在这一本，而是在各本《细说》中最长的一篇。每一个体会到上述的真正甘苦的人，在读过这一节之后，必然会感觉到，它绝非是等闲之辈，即一般编写《中国通史》的人所能写得出来的。它的写成，乃是作者为了考明蒙古族的族源，不但取证于正史中的《魏书》、《北史》、《旧五代史》、《辽史》、《宋史》、《金史》和《元史》、《新元史》，还取证于杂史中的《黑鞑事略》、明初所译《元朝秘史》和现代学者改译的《蒙古秘史》，以及波斯人所著《集史》，还参考了王国维和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诸人的论文，用宏而取精，最后则折衷于作者自己，而定其取舍从违。因此，作者对过去长久莫衷一是的问题所作出的判断，对读者都是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的。而作者把见于《辽史》中的“谟葛失”这一似是人名的三个字，断定为：“谟葛”是“蒙兀”与“萌古”的异写，“失”与《旧唐书·突厥传》的“设”相同，意思是“君长”。我认为这更是作者发前人之所未发的一个创见，而这个创见是极其正确的。
再从《细说清史》中摘取一事为例。
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是顺治，即位时年方六岁。他的父亲皇太极，是在1643年，年仅五十二岁的时候，无疾而终的。在顺治即位后，即由皇太极之弟多尔衮为摄政王。当时顺治的母亲年方三十一岁，比多尔衮小一岁。从此便流传了皇太后下嫁摄政王多尔衮之说，而且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多年内，这一传说一直非常盛行。我的一位老师孟森先生，是研究明清史的专家，他曾就此事写过长篇考证文章，认为此说在中国找不到史料根据，在朝鲜当时的国史中(因为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十分密切)也找不到史料根据，因而断言此事必非实有。黎教授在《细说清史》的多尔衮《自称皇父》节内，对此事却只作了如下的一段叙述：
他有没有在皇太极死后，与皇太极的寡妇，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文皇后，正式结婚？有关的官方材料，早已被乾隆一代的君臣销毁干净。今天我们仍能依据的蛛丝马迹，仅有张煌言的几句宫词：“上寿称为合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张煌言虽是清朝的敌人，但为人正派，非一般捕风捉影，恶意中伤的造谣专家可比。
另一件足以令人奇怪的事是：在多尔衮死后，皇太后被迁出皇宫，到多尔衮的睿亲王府去住。
要言不繁，却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富有说服力，再去翻看孟森先生的长篇考据文章，便觉得他是囿于伦理道德观念，文虽长却终于不得要领了。
以上所举两个例证，全都显示了作者的深厚学养和探索精神，再经他用干净利落、明白晓畅的文字加以表述，使得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都能够读懂，而且都能读得饶有兴趣，所以就使这几本《细说》成为标准的深入浅出的通俗历史读物了。
为了提高我们全体人民的文化素质，为了培养我们全民的爱国主义的情操，特别是对于当代的一般青少年来说，提供给他们一些通俗易懂的历史读物，不但是十分必要，而且是十分迫切的。然而令人非常痛惜的是，在我们的耳所闻、目所见的某些场合，却大都错把通俗与流俗、庸俗、鄙俗搅绕在一起而不加区分。这种误解所造成的误区，似乎还正在日益扩大。于是有人就用“戏说”二字做保护伞，在这一伞下肆无忌惮地胡编乱造。有人则索性连“戏说”二字也不要，却要以“气死历史学家”为目标，编造了一个“影视历史剧本”，说秦始皇和高渐离乃是由同一个女人的乳汁哺育成人的。尽管人们都知道，不能把搬上舞台的任何剧种中的所谓历史剧本作为历史课本看待，例如京剧中的《空城计》或昆曲中的《十五贯》等等，然而那些剧本的价值所在，原不是为了传授历史知识，而是要使观众和读者能从它感受到一种艺术的享受，审美情感的满足。另如相声中的《关公大战秦琼》的段子，是有意地把历史事实加以颠倒的，然而并没有一个听众，包括所有的历史学家，对此提出过批评，因为在听取这段相声之后，人们只满足于对其含有的幽默情趣的欣赏，倘把这一被颠倒的史实再颠倒过来，这番情趣便也将随之消失，那就不成其为一段艺术创作了。总之，我所提及的这种种，虽全不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一些艺术架构，却全不像出现在当前的那些胡编乱造的所谓作品那样，它们虽具有不同的形式，却似乎抱有同一个目的：“要气死历史学家”。而除此以外，便只能是使非“历史学家”的观众与读者感到恶心和无聊罢了，岂有它哉！当如上所说的，有不少人正在以极不负责的态度，以这样那样的花招，极力要把通俗的历史引入误区之际，上海人民出版社肯把黎东方教授所著《细说》诸书推出，使喜爱历史的的读者不至再为类似《戏说》等类的作品所误，而且能够读到较之《二十四史通俗演义》更贴近历史真实的、深入浅出的真正历史通俗读物，这的确是一件值得人们拍手称快的事。
既然已决定把这套丛书定名为《细说中国历史丛书》，而先把《细说元朝》等先行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广大读者(包括我)，当然就盼望黎教授能在登上九五之尊的高龄之前，再发挥余热，把先秦史以下的秦与两汉的历史，把三国史以下的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金史，也全都细说一番。我与黎公为同年好友，明年均为九十周岁，但据我所闻知，他之精力充沛，依稀当年，远非我之朽钝之所可比拟，以我之朽钝，尚在以“学不厌而教不倦”自勉，则以精力充沛之黎公，倚其长才而抒其素蕴，假以三至五年的时光，其能毕其全功当是可以断言的。
为了在另一个意义上的求全责备，也为了能使这套丛书“后出转精”，我以为，似乎应当在此先就这几本准备改版印行的《细说》中所存在的一些未能尽如人意之处，略陈一点鄙见。
如我在上文所说，从总体上看来，这几本《细说》，全都是黎东方教授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对各时期的历史的学术研究成果，加以融会贯通而撰作出来的，都足以证明他的学术根柢之深厚广博，然而就每一本《细说》的目次组织来看，则不分章节，不分层次，从始到终，每个题目全都平等排列，这就使读者很难分清主次关系，并且会觉得相邻诸目的连贯性也不甚分明了。如果把全部《细说》，都分为篇、卷、章、节等高低不同的层次，则读者单从目录上也可以先获得一个主次分明的印象，读过每一册，自然更会获得累累乎如贯珠的一系列真正历史知识了。
当今之世，地球虽已缩小，人类虽已进入信息时代，然而要想与客居美国的黎教授，商榷对即将印行的诸册《细说》的目次，全部进行改变，恐仍非短时期内之所能办。因此，我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朋友们，只希望在补写另外诸册时，能把篇卷章节的层次划分清楚，顺便也把已经印行的这几本区分章节，改从一律，使此全部《细说》丛书都以崭新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则其嘉惠后学，必更将深远而不可限量了。
1996年7月10日写于北京大学朗润园第十公宫
序言之二
黎东方先生讲史之学
(唐振常)
远在五十多年前，即已耳闻黎东方先生大名。时值抗日战争期间，黎先生执教重庆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和三台东北大学，常在四川各地讲演历史，高坛设座，讲古说今，以历史励人心而鼓抗战，名动一时。我虽未曾躬逢其盛，每于报端得读讲词，并听者受鼓舞之报道，未尝不深受感染而仰慕焉。想不到五十多年之后，忽得上海人民出版社崔君美明出示黎先生煌煌历史巨著五大册，曰《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上、下册)、《细说民国》，谓将为是书出大陆版，而命以序，并告：黎先生已是八十九岁的高龄了。余小子学不逮，年齿不及，何敢为前辈长者之书作序，辞谢再三，终感于黎先生为讲史之学迄老不衰的壮志与深情；黎先生与崔君书，复殷望我能承乏为序，此亦长者激励后生之意，何敢再辞焉。乃踵武邓广铭先生，一述黎先生的讲史之学。
读黎先生四史，确为史，为元之史，为明之史，为清之史，为民元前之史。每一史写法相同，取这一朝代的重要事件、主要人物以及职官、制度、地理、文化、学术等等，分列为若干题目，缕而述之，如治棼理丝，串置散钱，以成规模。其选择题目，自由度较大，而写作之际大小自如，不必过于拘束，然又须得其要领，书非通史之作，而合读一朝所有各节文字，实有可得此朝断代通史之貌的收获。各节分述，不同于史学论文专题的研究，无须如同写作专题论文的深入细致，详述尽证，只须讲明事实，论证得宜，读之亦如同读了关于这一朝代的许多专题文章。
黎先生采取这样的写作形式，得力于他的史学素养和多年讲史之功。黎先生早年就读清华大学，专攻史学，受教于梁启超先生，后又游学巴黎大学，从名师多人学习史学和哲学，得博士学位。一九三一年归国后，相继执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大学。抗战军兴，黎先生除了继续执教，时应各地之请，为各界人士讲演历史，通识古今，激励抗战。侧闻黎先生擅长讲演，有雄辩之才，每讲史，辄能鼓动全场，听者动容。又曾在重庆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工作，兼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务委员，有编辑教科书的经验。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台湾和美国，续任大学教职。一生的学识经验，积而为讲史之学。四史之成，有赖于此。
黎先生四史，自是做的历史通俗化的工作。难得的是，以黎先生这样有成就的史学家，甘心于教学之余，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乐为历史通俗化而终生不疲。黎先生的四史，严格按照历史去写，不造作，无虚饰，极为谨严，保持了一个史家应有的态度。随手翻检，如关于多尔衮和孝庄皇后是否结婚之谜，谓官方材料已被乾隆一代君臣销毁干净，现在所能依据的蛛丝马迹，只是张煌言的四句宫词：“上寿称为合●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此虽不足为据，然下文摆出了几件可疑的事，用词极为谨慎，但亦同下了结论。于康熙年间忽然有所谓朱三太子产生的事，书中是各说并存，不为一己之论。反之，对于史有明载的事件，书中则据以分析，断然作结。如对雍正，既述其狠，复叙其功，罗列事实，作结云：“当皇帝十三年，比起康熙当了六十一年的治绩，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说法，诚然可以讨论，但并非凭空而说，毕竟可称为一家言。雍正朝设立军机处，对于集中皇权统治，架空“内阁”，起了关键作用，是有清一代皇权政治演变的大事，对于此后清代政治关系甚大。书中对此，有较详的叙述，从军需房发展到军机房，再演变到军机处，均有考订，使我们明其原委，既知雍正的集权，又明白张廷玉把内阁票拟之权献给雍正的始末。读史明源流演变，方可据以为论，不落入空泛，甚或牛头不对马嘴。
读史，了解各代官制是极重要事，非如此不得称为入门。本书对于各代官制的变化很注意，各有详略不同的论述。最见功力的，是对于明代官制的论证，一共写了十二节，计近四十页文字，考订翔实，论述精确，于治史及读史皆有助。读之，既见明代官制的上承和变革，而对于了解清代官制的承袭变化更为重要。
凡此，皆见本书作者的精神。间有未尽如人意处，亦所难免。以我所见，如关于太平天国部分，编次稍涉散乱，详略未尽恰当。写洪秀全多至二十页，实为太平天国兴亡史，未必全然为说洪论洪，而于杨秀清只与半页篇幅，于李秀成共为三页，皆嫌其吝。仅举此例，以为作者参考。
这样一部五卷巨著，作者出之以对历史的忠诚，对文化的爱护，严肃从辜，不掺半点虚假，让读者学习历史，热爱历史，进而维护历史尊严，在今天，历史被搅得混乱不堪之际，更为需要。今目之历史热，往往表现为小说电影的描述历史，或出于对历史的无知，或出于以己意妄解历史，全不知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当然更不懂脱离开了历史真实便无艺术真实可言，于是历史变成了“戏说”，一位历史片导演甚至说“历史本来是假的”，便可任意伪造。历史云乎哉，令人浩然兴叹。望九高龄的老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出此通俗谨严的历史著作.当可一醒此辈随意描述甚至伪造历史者的头脑。在书中，作者于此写道：“关于乾隆的私生活，民国以来的演义家‘创作’很多，可惜多半是荒诞不经，信口乱扯。结果。所写的不是乾隆，倒是演义家自己。称这种演义家为历史小说家，实在是既侮辱了历史，也侮辱了小说。”“戏说乾隆”源自台湾，乱及大陆，黎东方先生发此议论，当亦深有所感焉。
与真实相一致，“在历史中」求史识”，是一重要原则。“在厉史中求史识”，是陈寅A先生一生治史的出发点，已成为陈先生教诲学生与后进的重要遗训。陈先生的史学著作和论文，无不在真实的基础上，具今昔之感，兴亡之叹，此即所谓读史治史非仅读史治史而已，当于历史中求其教训。治史者无通识古今的修养和胸怀，不能达此“通古今之变”的原则。以此移于黎东方先生，其在抗日战争期间，本传统的讲吏之法去讲演历吏，其所以能励人心而鼓抗战者，亦由于此。则黎东方先生，亦得乎“在历史中求史识”之旨矣。
讲史本为中国民间传统的形式，“说三分”即是其一，后经整理修钉成文，留下了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夕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听蔡中郎。”今日域中史学家，掌握了历史的真实，具有通识古令的胸怀，便得管与能管历史人物之“身后是非”。讲史与历史之作用，非同小可。中国传统史书体裁，编年、纪传、纪事本未诸体，不尽足以写史传史，迄于近代，引进了通史章节体。
习之多年，史家亦渐感于此亦有弊，思有所以创新。至今尚未观其效成，则口头讲史亦可备一体。黎东方先生本讲史之体而成讲史之书，其体无固定的形式，作者可自如运用；其文通俗易懂，凡识字者皆能读，则此书之出版，当有益于世道人心，非只历史之普及也。
是为序。
1996年5月19日
原出版《自序》
元朝的历史最难读.也最难写，最难细说。
谢谢《新生报》王社长、童副总编辑，与有关的几位先生，他们勉励我闯这一关。
我在闯关的中途，生了一场大病，幸亏有丁农、田可高、与林克绍三位医士与几位亲友救了我。病后，我未敢等待健康完全复原，便鼓起余勇，把这关闯完。
闯完了关以后，我又把若干章彻底改编了一下，让单行本比连载的原稿眉目清楚一些。
每一种断代史，都是终生研究也研究不完的，而元朝这一代尤其是如此。这一部(细说元朝)只不过是我个人关于元朝的研究的开端而已，同时也算是贡献给未来的同好之士一种铺路工作。
在我以前，柯绍态与屠寄，以及钱大听、沈曾植与王静安先生，姚从吾与札齐斯钦两位教授，法德日美的若干蒙古史专家，也曾经为我铺了路。
现在，我又得暂时放下元朝，准备我的次一工作：《细说宋朝》了。
中国大陆版自序
《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中国大陆版自序
第一个我要感谢的人，是老友李新民教授，是他向土海人民出版社推荐了我，使得我获得该社的礼遇，得以于离开故乡父母之邦五十个年头以后，重新能与祖国史学界以文字相会，共同切磋，增进知识。
第二个我要感谢的人，是土海人民出版社的崔美明女士，全仗她耐心从享，重行校订我这四部拙著。使得用字造词.合于大陆青年的习惯，也在若千方面沟通了两岸的术语。
第三个我要感谢的人是史界祭酒邓恭三先生(广铭)，他以九十高龄，为了我的文章，写出洋洋洒洒、情文并茂的介绍辞，使得当今后起之秀不再对我陌生，也同时略事榆扬，兼寓针硬。六十载的友谊充分表露于字里行间。我获得了鼓励，也获得了指示。
第四个我要感谢的人，是上海及全国各地史学界一致景仰的权威唐振常教授。他审阅我的书，予以适切的评语。他勉励我，同时也盼望我更求进步。得友如唐兄，是我生平的大幸。
我在中国大陆出版这几本书，其目的正是为了以文会友。籍此机会获得新的良师益友如邓恭三先生及唐振常先生这样的多闻而善谏的。
由于他们的指教，我已决心于有生之年，把史前及上古的旧作重新整理，把待写的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夏，几个断代，一一补齐，就正于中外同好之士，作为木人一生工作的交代，兼告慰于父母及恩师直友在天之灵。
黎东方
1996，12，12，于美国加州圣地亚哥
黎东方.细说元朝.一.源远流长
“蒙古"这一个名词，蒙文的字义，并不是彭大任所说的“银”(《黑鞑事略》)，也不是萧特所说的“勇士”(《大英百科全书》 Mongols条)，而是“永恒的河”。首先作如此解释的，是札齐斯钦教授(姚译《蒙古秘史》第五十二节附注)。
我以为这“永恒的河”不仅仅是预祝幸运的部落之名。它确有所指，而所指的是“蒙兀室韦”之北的“望建河”。望字的古音从m，不从w。今天的上海话，仍把“望"读成“芒"，去声。建字的古音，从k或出气的g，不从jh。今天的台湾话，仍把“建”读成“给因”，去声。
望建河与蒙兀室韦，见于《旧唐书·室韦传》。看《室韦传》的口气，很像是把整个的黑龙江都称为望建河。“永恒的河”四字，黑龙江自然是当之无愧。即使我们追步津田左右吉与王静安(国维)先生的后尘，用严格的标准检讨室韦传，说它的作者误于传闻，事实上望建河并非整个黑龙江，而是黑龙江上游的一支：源出俱轮泊(呼伦泊)的额尔古讷河。然而，这额尔古讷河从呼伦泊流到与石勒喀河汇合而成黑龙江之处，也够宽够长，够得上称为“永恒的河”。
蒙兀室韦，只是室韦的若干部落之一。与蒙兀室韦夹望建河而对峙的，有“落俎室韦”。在他们的西边，有“大室韦"。“大室韦"的西边，有“东室韦”。东室韦的西边，有西室韦。西室韦的西南边，是呼伦泊。呼伦泊的西南，有葛塞支部落、移塞没部落、乌素固部落。乌素固部落与当时的回纥相邻接。此外，在柳城(热河朝阳)的东北，直至大兴安岭的山麓，也都有若干室韦部落。
这些室韦部落，在汉朝不曾有人说过，很像是到了北魏之时，才突如其来、出现于今日的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和辽宁省东部。事实上，他们的祖先，早就生活繁衍于这个区域了。室韦二字，依照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Iiot)的看法，与鲜卑二字同音同义，是一个名词的两种译法。
鲜卑这一个名称，常被汉朝以后的史家滥用，因此而兼指了很多的部族与部落。真正的鲜卑，只是东胡的西支。他们的领袖檀石槐，于东汉桓帝之时成为“东却夫馀，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的霸主。檀石槐死于灵帝光和年间(公元l78年至l83年)，传位给儿子和连。和连死后，和连的侄儿魁头继位。其后，和连的儿子骞曼与魁头争位，鲜卑因而中衰。魁头死后，魁头的弟弟步度根，与鲜卑的另一新兴领袖轲比能分据东西，而轲比能的势力较大。
两晋南北朝时代的慕容氏、拓跋氏、宇文氏、乞伏氏、秃发氏，皆被称为鲜卑。慕容氏之为鲜卑，没有什么问题。拓跋氏，伯希和以为是在语言上属于突厥语系，然而他所据以判断的拓跋氏词汇极少，因此而他的说法迄今仍未成为学术界的定论。我们姑且仍依《魏书》，把拓跋氏认作鲜卑。宇文氏呢，曾经被称为“乌丸鲜卑"，显然就是乌桓，属于东胡的东支，与女真满洲相近。乞伏氏起家陇右，秃发氏发迹河西，这两氏是否鲜卑，亦成问题。秃发氏又似乎与拓跋氏本为一家，如果拓跋氏是鲜卑，秃发氏便可能也是鲜卑了。
室韦的名称，最初见于魏收的《魏书》，写作“失韦"。魏收说，失韦人的语言，和库莫、奚、契丹、豆莫娄等国的人相同。唐朝李延寿编《北史》，把失韦改写为室韦，补充了一些部落的名称，并且说，“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室韦。"五代后晋的刘昀编《旧唐书》，把部落的名称增加了很多，其中的一个便是望建河之南的蒙兀室韦。
薛居正的《旧五代史》，说契丹在唐僖宗之时出了一位国王，名叫沁丹。此人“乘中原多故，北边无备，遂残食诸郡，达靼、奚、室韦之属，咸被驱役。”这一位沁丹，是辽太祖以前的契丹领袖。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对室韦各部落颇用了几次兵。就大体来说，室韦各部落对契丹的帝室相当服从。
脱脱所主修的《辽史》，成于元朝末年。当时的史臣很讳言元朝祖先对辽的关系，他们只在道宗本纪留下了两条“萌古国遣使来聘"。一条在道宗太康十年二月，一条在同年三月(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道宗的继位者天祚皇帝受女真打击，常得“谟葛失”援助。这谟葛失三字很像是人名，其实，“谟葛"是“蒙兀"与“萌古”的异写，“失”与《旧唐书·突厥传》的“设”相同，意思是君长。
谟葛失一面援助辽朝的天祚皇帝，一面也和新兴的女真建立友好关系。《金史·太祖本纪》说，“天辅六年五月，谟葛失遣其子葅尼格贡方物。"天辅六年相当于辽朝天祚皇帝的保大二年，宋朝的徽宗宣和四年，公元ll22年。
这位葅尼格，我们在现有的蒙古史料之中找不出来。应该详细记载蒙古及其帝室先世的《金史》，把金对蒙古和战的事闪烁其词。这不怪职司记载的金之史臣，而该怪写定《金史》的元之史臣。《金史·章宗本纪》，提起了“北边”的军事，而并不说明“北边"的敌人是谁，只一度说出带兵官移剌睹等为“广吉剌部兵所败，死之。”王静安先生说，这广吉剌部便是《元朝秘史》中之中的“翁吉剌"，《元史》之中的“弘吉刺”。
蒙兀室韦在金朝的时候已经发展为一大部族，被政府称为“萌骨部族”。室韦的其他部落，先后遭受辽金两朝的政府打击或吸收，多数不再被人提起。
蒙兀部族及其血统相近的人向南延伸，到达了呼伦泊、贝尔泊、喀尔喀河(合答斤族及撒勒只兀惕族)；向西延伸，到达了斡难(鄂嫩)河与克鲁伦河的河源(孛儿只斤族)；向西北延伸，到达了贝加尔湖沿岸(蔑儿乞惕族与瓦刺族)；向西南延伸，到达了阴山山脉之北(汪古族)。
蒙兀人何以能够起来得如此之快，是历史上的一个谜。他们的子弟参加了金朝政府的乣军(称为“萌骨乣")，可说是转弱为强的原因之一。不过，十几个其他的部族也参加了乣军。蒙兀人的发祥地，比起其他的室韦部落，是除了落俎室韦以外，离开辽金二朝的中央政府所在地可谓最远，因此而遭受打击的机会较少，于是休养生息，形成一个大国。
这个新兴的大国，虽则在金太宗天会七年(1125年)“举部降金”，却在十七年以后，使得金朝政府为其所“困"(《宋史·洪皓传》)。到了金世宗金章宗之时，政府的大军便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有事于“北边”了。大定七年(1167年)，负责征剿萌骨的是移刺子敬；大定十年与十一年(1170年与ll71年)，是(完颜)宗叙；大定十七年(1177年)，是宗颜觌古；明昌六年(1195年)至承安三年(119)是夹答清臣、右丞相(完颜)襄、与(完颜)宗浩。移剌子敬、(完颜)宗叙，宗颜觌古，这三人和蒙兀部族的何人交手，无考。夹谷清臣的对手方，据王静安先生考证，是呼伦泊之东的合答斤族与撤勒只兀特族。右丞相(完颜)襄的对手方，本是蒙兀的某一氏族，却因偏军被阻獛(鞑靼)所包围，于是改向鞑靼进攻，追他们追到了呼伦泊西北三百多里的斡里札河(乌里杂河)。(完颜)宗浩的对手方，是广吉刺(翁吉剌)部长忒里虎，合底忻(合答斤)部长白古带，山只昆(撒勒只兀惕)部长胡必刺。白古带与胡必刺均向(完颜)宗浩屈服。胡必刺告诉宗浩说，在他的山只昆部之中，有“必烈土”，住在移米河(伊敏河)，“不肯偕降，乞讨之”。王静安先生以为这必烈土便是《蒙古秘史》之中的“别勒古讷惕”。所谓别勒古讷惕，原为朵奔篾儿干第二个儿子别勒古讷台的后代，正如成吉思可汗是朵奔篾儿干第五个儿子孛端察儿的后代。
有人说，孛端察儿不是朵奔·篾儿干的第五个儿子，而是朵奔·篾儿干第三个儿子。又有人说，孛端察儿根本不是朵奔·篾儿干的儿子，而是他的寡妇阿兰美人与“一道白光"之神所生的儿子。
孛端察儿在成吉思可汗的祖先之中，占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在孛以前，有过十二代；在孛以后，也有过十二代。从第一代的祖先，名叫“苍狼"的数起，数到二十五代，便是成吉思可汗，而孛恰好是第十三代。
苍狼的名字，在明朝初年被人从蒙古话译成北京话写作孛儿帖·赤那(《蒙古秘史》)；在清朝初年又被人写作博尔忒.漆诺(《蒙古世系谱》)。
《新元史》的作者柯绍忞，比起《元史》的主编人宋濂，也是略逊一筹。宋濂懂得孔子“断自唐虞"的大手法，把成吉思可汗的祖先只从孛端察儿讲起。柯绍忞有了《蒙古秘史》作为参考，本有把历史向上推的权利，却不该盲目地抄袭波斯人拉施特的《史集》，说“蒙古之先，出于突厥”。这与《蒙古世系谱》的著者把成吉思可汗的祖宗说成印度人，同样荒谬。
《蒙古秘史》是一部极好的史料，而其中的问题极多。能研究这些问题的一个或若干个，便足够资格受博士学位。我有一位美国朋友约翰·史屈特，便是因研究了《蒙古秘史》写成时的蒙文文法，而获得博士学位，并且进一步执教于威士康辛大学的。此外又有一人，因研究明初《蒙古秘史》的汉文音译，说出当时汉字的读音，也得了博士而在另一个州立大学教书。
《蒙古秘史》的第一段，据明初译本，是说苍狼与白鹿先渡过“腾汲思湖”，才来到斡难河源头的不儿罕山。这“腾汲思湖”指的是什么湖?就是一篇博士论文的好题目。原来在蒙古文里面，“腾汲思¨便是湖。这个“腾汲思湖”，岂不是“湖湖”了么?伯希和不理这一套，干脆把它翻译成“海”。
也许，苍狼先生和他的太太白鹿女士，是来自贝加尔湖的那一边罢!贝加尔湖，比起里海来，更是既像湖，也像海呢!
在成吉思可汗的时候，贝加尔湖的东边与西边，都有蒙古人。他们属于篾儿乞特族与瓦刺族。然而，在苍狼先生与白鹿女士之时，亦即早于成吉思可汗二十四代之时，我们便不敢再说当时能有蒙古人在贝加尔湖的那一边了。色楞格河下游，直至唐朝中叶，为属于突厥语系的回鹘部族所占据。鄂尔浑河流域，是突厥本族的地盘。土拉河流域，在成吉恩可汗之时，是克烈族的领土。克烈族是蒙古人，还是属于突厥语系的人，今天还没有定论，而相信他们是属于突厥语系的学者较多。(当然，语言和血统不一定是符合的，说突厥话的人未必就是突厥人。反之，说蒙古话的，也未必是蒙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