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九十五个千户的名单，载在《蒙古秘史》第二百零二节，所缺的共为七名。.7
卢世荣在海外贸易方面的政策，为功为罪，要依评判人的立场为转移。他设立“市舶都转运司”于泉杭二州，“官自造船，募人驾以入番，官收其利七，商收其利三。禁私泛海者，拘其牲畜实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之半给告者。"主张国营对外贸易的人，会认为卢世荣的包办不够彻底，应该由政府设立一个机关，派职员入海，而不募商人入海；同时，陆地边界上的对外贸易，也应该由政府来包办。然而，无论如何，卢世荣可算是国营对外贸易政策的先驱。反过来说，主张自由贸易的人，认为卢世荣如此做法，是与民争利，而且所谓国营，实际上是政府营，也就是官吏营。官吏营，不如人民自己营的好。由人民自己营，而抽取人民的税，站在政府的立场说，是既可以免去由政府花本钱去投资，又可以免去管理上的浪费。卢世荣的办法，严格说来，并非国营，而是以政府为船主，以人民为船客。船客要付出百分之七十的经商赢利，这真是千古未有的昂贵船票。
忽必烈在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起用卢世荣之时，不惜为了卢世荣而于一天之内免掉右丞相和礼霍孙，右丞麦术督丁，参知政事张雄飞、温迪罕。到了次年四月，经监察御史陈天祥一告，于廷辩以后却又立刻把卢世荣逮捕下狱。
关了卢世荣七个月以后，他忽然想起，问近侍忽刺出：“你对于卢世荣有什么意见?”忽刺出说：“中书省新来的汉人说，卢世荣的罪已经确定，还关在牢里，天天用囚粮养他，太浪费了。”忽必烈听了，吩咐把卢世荣杀死，刲割其肉以饲禽獭。
中书省的新来的汉人，仅有郭佑一人。郭佑原为御史中丞，在卢世荣被捕以后一个月，五月，受任为中书省参知政事。当时，御史中丞是从三品，参知政事是从二品。郭佑在审讯卢世荣之时很卖力，因此就升了官。
其实，不升官还要好些。中书省是是非之地。郭佑当参知政事当了两年又五个月，便不仅丢官，而且送命。害他的，是阿合马与卢世荣的继承者，忽必烈的另一言利之臣：桑哥。
忽必烈为了这桑哥，正如当年为了阿合马一样，不惜更改中央的行政制度，再度增设尚书省，使得中书省变成了冷衙门。
黎东方.细说元朝.三三.桑哥
桑哥是畏吾儿人，信过佛教，拜西藏人胆巴为师，可能也当过和尚。桑哥两字也很像是“僧伽”一词的讹写。此人很有点小聪明，会说好几国的话，不知怎样见到了忽必烈，和忽必烈谈弄钱，获得了忽必烈的宠信，先叫他作管理佛教事务与西藏的总制院使，其后渐渐把他看成了非正式的高等顾问兼人事处处长。“朝廷有所建置或人才进退"，桑哥“咸得与闻”。
到了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闰二月，忽必烈很像是完全忘记了阿合马的一段历史，又设立起尚书省来。桑哥，正如当年的阿合马，作了尚书省的平章政事。所不同的，阿合马之时尚书省只设一个平章政事，现在此省却有两个平章政事。桑哥以外，另一位是原任中书省左丞的帖木儿。在桑哥与帖木儿之间，事实上只是桑哥一人有权，帖木儿无非“伴食”而已。
桑哥作尚书省平章政事，不到十天便说动了忽必烈将中央的中书省六部改为尚书省六部，各地的行中书省改为“行尚书省”。中书省又从此等于是一个闲衙门，直至桑哥在四年半以后，至元二十八年八月，明正典刑之时。
桑哥的第一大政，是发行新的纸币，称为“至元宝钞”，以代替贬值已甚的“中统宝钞”，规定每中统宝钞五贯，等于至元宝钞一贯。纳税的人必须用至元宝钞缴纳。除了纳税以外，中统宝钞仍许流通。
这一种办法，可谓饮鸩止渴，徒然增加了纸币的发行总额，而无补于挽回币信。然而，忽必烈欣赏得很，对桑哥的宠任又进一步，授权给他，“检核中书省事"。他藉中书省的历年账目，亏欠好钞四千七百七十锭(二十三万八千五百两)，与昏钞(破烂旧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六万七千二百五十两)，便在中书省大发威风，责问参知政事杨居宽，何以有亏欠!杨说，“我管的是铨选，钱谷不是我管。”他听了，便叫人打杨的嘴巴，边打边骂，骂得毫无道理：“你管铨选，难道铨选得毫无黜陟失当的地方吗?"退一步说，即使杨居宽有黜陟失当的地方，也得找出证据才能加以处罚。打嘴巴更不是制度上的处罚方法。
他不仅打杨居宽的嘴巴，而且报告忽必烈，要杨居宽的命。忽必烈叫安童与桑哥再会同审讯杨居宽一番。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如果中书省有亏欠或黜陟失当的事，首先应该负责的该是总管中书省的安童，怎能叫安童来当审判官，会同桑哥去审一位不相干的可怜虫——参知政事杨居宽!最妙的是，忽必烈向安童说：“此辈(杨居宽之流)狡狯，毋使他日得以胁问诬服为辞。”既然以为扬居宽之流是狡狯的，那末，起先为什么要任用这些人呢?
和杨居宽命运相同的，是另一参知政事郭佑。郭佑从御史中丞调升到这个职务，无非是由于曾经在审讯卢世荣之时有功。他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卢世荣本是桑哥所推荐的人。桑哥上了台，果然就要替卢世荣报仇。桑哥在问了杨居宽以后，当天或是过了几天，便问郭佑，“中书省亏欠如此之多，你怎么早不向上面说?"郭佑回答：“我有病。”桑哥于是又叫人打郭佑，也是边打边骂：“好一个参政，你自己没有力量纠正省内的腐败情形，为什么不向上面的蒙古人大臣说?”这所谓蒙古人大臣，是指的安童。桑哥这样骂，暗暗地也是在向安童表示好感，替他向忽必烈掩饰，说亏欠的事他不知道，因为下面的人不向他报告。
结果，忽必烈吩咐把杨居宽与郭佑同时处死(至元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
有两位小官，于闲谈之中表示不平，说将来尚书省也会有一天被中书省检核，“天下就只有你桑哥一个人不会死吗?”这闲谈的情报，被桑哥收到。于是两位小官也送了命。这两位，一是御史台的小职员王良弼，一是曾任江宁县尹的吴德。
十天以后，十一月初一，桑哥官星高照，又升了两级，当起“右丞相"来。忽必烈为他破例，在尚书省也设一个右丞相，以便他与安童在官阶上完全相等。
桑哥在财经方面作了些什么事?三种元史的桑哥列传，都说得极其含糊。除了发行至元宝钞一件事以外，三种元史仅仅提到他查账查得很仔细，并且设了一个“征理司¨来主持其事，派遣了十二位大员到六个行省去“理算”“钱粮耗失之数"。这六个行省是：(1)江淮，(2)江西，(3)福建，(4)四川，(5)甘肃，(6)安西。所派的十二位大员，以尚书省参知政事忻都与户部尚书王巨济为首。王巨济本是中书省的“参议"，曾经反对过发行至元宝钞，几乎惹祸，却能随风转舵，一变为桑哥的红人，作了户部尚书。
《元史·食货志》载有迄于至元二十四年每年中统宝钞发行的数字，与至元二十四年以后每年至元宝钞发行的数字。中统元年的中统宝钞，只发行了七万三千三百五十二锭，亦即七百三十三万五千二百贯。其后每年增加，在至元二十三年达到了最高峰：二百一十八万一千六百锭，亦即两亿一千八百一十万六千贯。桑哥在至元二十四年开始发行至元宝钞，在第一年便发行了一百万零一千零一十七锭。每锭至元宝钞等于五锭中统宝钞，这是在事实上发行了五百万零五千零八十五锭，亦即五亿零五十万八千五百贯，虽则这庞大的数目包括用以兑换中统宝钞的部份。
次年，至元二十五年，迄于至元二十七年年底，三年之间桑哥又发行了至元宝锭，共有二百二十万一千九百五十五锭，亦即两亿二千零十九万五千五百贯，等于中统宝钞十一亿以上。 他在至元二十八年二月被捕，下台，于五个月以后被斩。在至元二十八年这一年，由于三月以后便不是他主政，至元宝钞只发行了五十万锭。
桑哥的另一“劣迹"，是增加商税。他把“腹里”的酒醋税增加五万锭，江南的酒醋税增加十万锭。全国的盐税每引(三百斤)由三十贯提到一锭(一百贯)；茶税每引(短引九十斤，长引一百二十斤)由五贯提高到十贯。
然而，桑哥也并非全无是处。“海运"的政策他很支持。在他主政以前，每年用海运的方法所运的漕粮，以至元二十三年为最多；以五十七万八千五百二十石上船，有四十三万三千九百零五石运到。到了他主政以后，每年的数字是：
至元二十四年 共运 三○○、○○○石 运到 二九七、五四六石
二十五年 四○○、○○○石 三九七、六五五石
二十六年 九三五、○○○石 九一九、九四三石
二十七年 一、五九五、○○○石 一、五一三、八五六石
他设立了一个“行泉府司”，专管海运之事，也增加了两个万户的漕丁，连原有的共为四个万户。海运之所以有如此的成绩，他不是没有关系。
桑哥在对外贸易方面的政策，我们所能知道的仅有两件事：(1)他不许商人把铜钱运出口，很有点像西欧十七十八世纪的“重商主义者”。(2)他不许广州的“官民”把米运去占城等诸番邦。这可说是一种粮食政策，为了防免广州本地的米价上涨。
把桑哥打下台的是三个蒙古人：也里审班，也先帖木儿，彻里。他们三人藉着在柳林陪忽必烈打猎的机会，联合告桑哥一状，说桑哥怎样怎样不好，有也里审班的哥哥，翰林学士承旨不忽木，可以作证。忽必烈于是派人把不忽木找来，不忽木说，由于桑哥苛敛，百姓很多失业，因失业而成为盗贼的极多，倘若不赶快把桑哥除掉，蒙古人的江山将成问题。
忽必烈又问别的人。别的人由于见到已经有了也里审班等敢攻讦桑哥，而并未遭祸，于是也异口同声说桑哥不好，说桑哥是“盗贼蜂起”的原因，“盗贼”在当时确也不少。在广东与江西南部福建西南部之间，有钟明亮与董贤所领的两批，“往来劫掠”。在浙江台州，有杨镇龙所领的一批，势力更大。杨镇龙自称大兴国皇帝，年号安定，以厉某为右丞相，楼某为左丞相，军队的数目，在十二万人左右。他攻过东阳、义乌、余姚、嵊县、新昌、天台、永康。
忽必烈恍然大悟。他觉得自己吃不消有桑哥这么一个制造盗贼的专家。况且，在北面，又有乃颜；在西北，又有海都!
他很快地便下旨捕桑哥(至元二十八年二月)。三个月以后，他索性把尚书省又废一次。从此，中央的行政权的行使，仍以中书省为机构。
桑哥在尚书省的几名羽党，一概免职。尚书省的官吏，仅有右丞何荣祖，参知政事贺胜、高翥，被转到中书省担任同级职务。这三个人，都是在二月间，桑哥被捕以后，才从各方面调进尚书省去办事的。
连带下台的，是中书省右丞相安童。此人在早年颇有一番作为，却于作了九年俘虏以后，再度出任原官之时，毫无对恶人奋斗的勇气。所以，忽必烈对他也腻了，便在取消尚书省之时，把他这位中书省的右丞相也免了职。免得好。
黎东方.细说元朝.三四.完泽
作为恢复了行政权力的中书省的新的右丞相的，是完泽。完泽是中统年间当过右丞相的线真的儿子，很有能力，心地也好。他就任以后，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便是向忽必烈请准了免除全国人民的欠税。
完泽作右丞相，作到成宗铁木耳大德七年(1303年)。铁木耳与铁木耳的父亲，太子真金，都是完泽的学生。完泽从中统年间起，先后作真金的“王府僚属”与“太子詹事”。真金死后，他仍旧是太子詹事，以太子詹事的身份，随从铁木耳驻防北边。铁木耳于忽必烈死后之能顺利即位，完泽很有关系。
完泽死了以后，铁木耳才在中书省添设左丞相(以哈刺哈孙为右丞相，阿忽台为左丞相)。此后，左丞相或设或不设，而不设左丞相之时，常为名臣或权臣担任右丞相之时。名臣是，伯颜、脱脱。权臣是，燕帖木儿、搠思监。
黎东方.细说元朝.三五.脱虎脱
尚书省设了两次，废了两次，而每次主持尚书省的人都不得好死，这就够令后世警惕的了。然而，到了武宗海山的至大二年(1309年)八月，却仍然有脱虎脱、三宝奴、乐实等人，硬要请武宗再设尚书省，由他们来主持。尚书省大员的名单是：
兼尚书令 “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
兼右丞相 乞台普济
左丞相 脱虎脱
平章政事三宝奴
乐实
右丞 保八
左丞 忙哥铁木儿
刘楫
参知政事 王罴
郝彬
爱育黎拔力八达是武宗的弟弟，于拥立武宗以后受封为“皇太子”。当时朝廷中没有什么像样的儒家，否则“皇太弟”三个字要名正言顺得多。他受封不久，便以皇太子的身份“守中书令”。这时候，被脱虎脱等人怂恿着“兼尚书令”，也就兼了下去。
右丞相乞台普济是“河西人”，西夏的遗民，作过武宗的“怯薛歹”(卫队长)，此时已由中书省的平章政事升到中书省的右丞相。(同时升为右丞相的，是作过御史大夫的塔思不花。塔思不花是别勒古台的后裔。)乞台普济对于另设一个尚书省，没有什么意见。脱虎脱等人之所以捧他“兼尚书省右丞相”，正如他们捧爱育黎拨力八达作“兼尚书令”，无非是借重其声望而已。 乞台普济作了三个月的“兼右丞相”，在至大二年十一月便被罢免，连中书省的右丞相也丢了，受封为安吉王，“就第”。同月，加进了一位伽乃伯颜作平章政事。
尚书省右丞相的位置虚悬了六个月，在至大三年五月由脱虎脱调升。同时，三宝奴也由平章政事升作了左丞相。乐宝与保八的位置仍旧。脱虎脱是谁?柯绍忞说他是畏吾儿种，武宗即位以前的旧人，武宗即位以后便被任命为宣徽使，由宣徽使而宣政使，由宣政使而尚书省左丞相。三宝奴是谁?柯绍忞只说他作过渤国公。“渤国公”可能是“渤海公”之误。他是否为帖木格的后裔、塔察儿的侄孙?乐实是高丽人。似乎这一项“恢复尚书省运动”的中坚人物，便是这位乐实。保八是准?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
这一次的尚书省，正如以前的三次尚书省一样，把中书省的行政权力抢得一于二净。他对于财经方面也颇有更张，主要是发行新钞，称为“至大银钞”。这至大银钞，在原则上以银为准备，而事实上，又不许人民为金银的买卖。每至大银钞一两，等于白银一两，或赤金一钱，或“至元宝钞”五贯。至大银钞在至大三年开始发行，第一年便发行了一百四十五万零三百六十八锭。 所好。这“至大银钞”只发行了一年便不再发行。尚书省于武宗死后的第三天(至大四年正月初十日)便被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取消。再过四天，正月十四，脱虎脱、三宝奴、乐实、保八、王罴，一齐被斩。
爱育黎拔力八达之所以一定要杀死脱虎脱等五个人，倒不是因为他们在尚书省发行了至大银钞，而是因为他们太为武宗所亲信。
在这一次的尚书省被消灭以后，元朝直至结束，不再有尚书省。
黎东方.细说元朝.三六.六部
在正常之时隶属于中书省、而曾经三次改属尚书的六部，前后在编制上也有过相当的变化。
在忽必烈中统年间，所谓六部，只有两部，称为“左三部”与“右三部”。左三部是，吏部、礼部、户部的合并。右三部是兵部、刑部、工部的合并。左三部与右三部均各设尚书二人，侍郎二人。这似乎是省钱的办法。如果六部分设为六，每部只设一个尚书、一个侍郎，便至少要有六个尚书、六个侍郎了。省钱的事小。主要的原因是，大权属于尚书以上的右左丞相以至于参知政事。六部只是事务上的执行人员而已。右三部尚书，是宋子贞。左三部的尚书是谁?刘肃。
忽必烈在至元二年二月把“左三部”与“右三部”，由事实上的两部分为四部：吏礼部、户部、兵刑部、工部。这四个部的第一任尚书，据屠寄说，是：吏礼部，麦术督丁；户部，马亨；兵刑部，严忠范；工部，别都鲁丁。然而，依照当时的编制，吏礼部有三位，不仅是麦术督丁一位。户部的尚书也有三位。兵刑部与工部的尚书各有四位。换句话说，四个部的尚书共有十四位，而可考的仅有屠寄所列举的四位而已。
忽必烈主张不定。到了次年，至元三年，又把四个部恢复为“左三部”与“右三部”两部。再过两年，两部又改为四部。到了至元七年，四部才改为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各成一部。各部的尚书人数不等。其后，每一部的尚书及其下的侍郎、郎中、员外郎，人数屡有变动，不仅在忽必烈一帝之时如此。到了最后，六部或先或后都确定为尚书三人，侍郎二人，郎中二人，员外郎二人。最先有如此编制的是工部(1291年)，其次是礼都(1295年)，再其次是刑部(1300年)，然后是吏户两部(1311年)，最后是兵部(1323年)。
《明史》有“七卿年表”，把六部尚书与都御史的姓名与在任期一一表明。《清史稿》有“部院大臣年表”，其内容与《明史》的“七卿年表”相仿，所记载的也是六部与都察院的长官，增加了侍郎与副都御史。可惜，三种元史皆没有这样的一种表。《新元史》与《蒙兀儿史记》没有，值得原谅；因为，到了民国时代，离开顺帝北去已经有了五百多年，材料无从搜求。《元史》没有这个表，实在是怪不得人家责备它“草率”、“疏漏”。
我从三种元史的列传与《新元史》的氏族表之中，已经找出了一些六部尚书的姓名与在任的时期。
①吏礼部：高鸣(世祖时)。吏部：阔阔，别帖木儿，刘宣，刘正(以上世祖时)；吴元珪，王寿(以上成宗时)；李研(仁宗时)；王结，傅岩起(以上英宗时)；苏天爵，偰哲笃(以上惠宗时)。
②户部：忽都鲁沙，亦不刺金，拜降，刘正(以上世祖时)；萧拜住，谢让(以上武帝时)；宋崇禄(武宗仁宗时)；张思明、韩若愚(以上仁宗时)；杨安札儿不花(可能为英宗时)；高纳麟(文宗时)；徐奭，师泰(惠宗时)。
③礼部：刘秉恕，阔阔，廉希贤，马月乃合，张孔孙(以上世祖时)；杨朵儿只(仁宗时)，曹元用(泰定帝时)；张起岩(文宗时)；吕思诚(文宗或顺帝时)；曹鉴，徐奭(以上惠宗时)；哈散(不知何时)。
④兵部：苫思丁(世宗时)；崔敬，师泰(顺帝时)，阿速氏者燕不花，札刺亦儿氏博罗(以上均不知何时)。
⑤刑部：李子忠，布伯(以上世祖时)；高克恭(成亲时)；谢让(武宗或仁宗时)；王结(英宗时)；韩若愚，马煦(以上泰定帝时)，吕思诚(文宗或惠宗时)；崔敬，马煦，陈思谦(以上惠宗时)。
⑥工部：段天佑，王倚(以上世祖时)；吴元珪(成宗时)；尉迟德诚(武宗时)；韩冲，刘秉德，张思明(以上仁宗时)；成遵(惠宗时)；大食人也黑迭儿之子马合谟沙，马合谟沙之子木八刺沙(均不知何时)。
以上这许多位尚书，在当时都是显宦，然而过不了几时，姓名都被人们遗忘了。太史公所谓“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其中何尝没有好人?阿附阿合马与桑哥之流的究竟是少数。
黎东方.细说元朝.三七.中央的其他机构
中统四年(1263年)五月，枢密院成立，皇子燕王真金以“守中书令”的身份“兼判枢密院事”。
至元五年(1268年)七月，御史台成立，第一任的御史大夫是先后担任过平章政事与左丞相的塔察儿(成吉思可汗胞弟帖木格的嫡孙)。
次年正月，成立了四个道的提刑按察司：山东东西道，河东陕西道，山北东西道，河南河北道。这四个提刑按察司的提刑按察使，是道道地地的中央官，直届于御史台。
独立于上列“三权”之外的，有“司农卿”，即中统四年以后的“大司农卿”。司农卿或大司农卿之下，有分派到各地的“劝农使”。
至于，大宗正府、詹事院、翰林兼国史院、蒙古翰林院、集贤院、宣政院、国子监、蒙古国子监、宣徽院、太常寺、符宝局、太史院、太医院、将作院、通政院、管领怯怜口(工匠)总管府、管领大都等路打捕鹰房臙粉人户总管府、大都留守司、卫尉院(尚乘寺)、武备司、太仆寺、太府监、度支监、利用监、都水监、秘书监、司天台、回回司天台、司禋监，等等，都是于忽必烈在位之时，或先或后地设立起来的。这些衙门，虽则比不上唐宋的多，却也勉强可以算得上应有尽有了。
然而，一切都是草创。在枝节上，也就是中级以下的机构上，唐宋的先例与经验足够元初的君臣参考。在最高的行政决策上，由于当时的环境与唐宋迥不相同，元初的君臣便颇有凡事都得从头做起，甚至抱着准备失败的心情，作若干的尝试。因此之故，作为中央政府的轴心的中书省才成为改变得次数最多的机构。
黎东方.细说元朝.三八.行省
元朝的所谓行省，便是中书省或尚书省的“行署”，与明清两代的所谓行省，迥不相同。明清两代的行省，区域的性质很重，虽则在理论上行省的长官也是“中央官”，亦即暂时驻在地方上的中央官，而不是纯粹的地方官。
行省的规模，仿自中央的中书省或尚书省(都省)，有右丞相或左丞相，虽则在元朝初年事实上是由都省的右丞相或左丞相，带了都省的官衔到“行省”去领导一切；元朝中叶不在行省设丞相，只有到末年才又如此。行省的真正主持人，是“平章政事”。平章政事之下有右丞、左丞与知政事。这些人，在都省的都被称为“宰相”。宰相这个名字在其他的朝代之中，和“丞相”二字同义。惟有在元朝，宰相是范围比丞相较广的名词。在宰相之中，只有右丞相与左丞相才是丞相。行省的右左丞相，当然仍是丞相，亦即地位最高的宰相，在名义上与中央的几位宰相地位相等，不过事实上当然要比都省丞相的权力低。至于，行省的平章政事等等，也是如此。
成吉思可汗在蒙古帝国自身还没有“都省”以前，便已于1214年，亦即取得中都(燕京)以前的一年，设置了一个行尚书省在宣平，用以统治“山后”(长城以北)的降民。主持这宣平行尚书省的，是撒木合·把阿秃儿。
次年，成吉思可汗取得中都，立即设置中都行尚书省，以耶律阿海为“太师、行中都省事”。不久，耶律阿海跟随成吉思可汗西征，一度充任薛米思坚(撒马儿干)的留守，其后作了花刺子模旧壤与今日新疆南部莎车、疏附、库车等地的“都达鲁花赤”(民政最高长官)。
“行中都省事”的位置，在耶律阿海走后，交给了石抹明安的儿子，石抹成得不。此人充任“燕京行省”，是在丙子年乃父去世之时，亦即蒙古军取得燕京的次一年。
在石抹成得不之上，有木华黎。木华黎的官衔很长，其中有“都行省”三个字。所谓“都行省”，好比“都达鲁花赤”，是长城以南一切“行尚书省事”的人的长官。
木华黎而且可以用“承制”的方式(受权奉行皇帝意旨)，随时委派任何人为任何地方的“行尚书省事”(简称“行省”)。例如，严实之先作不附地名的“行尚书省事”，其后又作“权山东西路行省”，便是由木华黎任命的。
木华黎死后，他的儿子“嗣国王”孛鲁在丁亥年(1227年)也“承制"发表了李全为“山东淮南行省”。
窝阔台可汗于庚寅年(1230年)接受耶律楚材的建议，在燕京、宣德、西京(大同)等十个都会成立“十路课税所”。这些课税所，虽无行省之名，倒很像明清两代的“布政使司”。
次年，辛卯年，中书省在阴历八月间成立。似乎耶律楚材一时并不热心于在各地设立行中书省。原有的各地“行尚书省”，并未因中书省之成立而一概改称“行中书省”。
可考的新的“行省"长官，一个是孛罗忽勒的儿子塔察儿。此人是“行省、兵马都元帅”，会同了宋朝的孟珙打下金朝的蔡州(汝南)。另一个是刘敏，于窝阔台在位的最后一年(第十三年，1241年)，受任“行尚书省"于燕京。
刘敏的前任的前任，是石抹明安的儿子，石抹咸得不。这位咸得不，于丙子年(1216年，取得中都的次一年)袭了父亲的封爵与官职，作“国公、太保、兼管蒙兀汉军兵马都元帅"。除此之外，添上“金紫光禄大夫、燕京行省"的头衔。
石抹咸得不远不如他的父亲。他不仅贪污，而且暴虐。戊子年(1228年)监国拖雷派了塔察儿与耶律楚材两人到燕京来查办他。不久以后，他就丢官，由他的弟弟石抹忽都华接任。再其后，到了1241年，石抹忽都华不知为了何事也丢了官(可能是病死)，于是刘敏便被派来，作“行尚书省"。
刘敏是宣德人，自幼被蒙古军官收养，其后作了成吉思可汗的宿卫，学会了蒙古话与各部落的方言，其后随成吉思可汗西征，于木华黎死后奉派回中国，充任燕京的安抚使，颇受耶律楚材的赏识。
中央的“都省"叫做“中书省”，而燕京的行省，却沿袭金朝的旧名称，称为“行尚书省"。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似乎是很不一贯，“说不过去”的事。当时的人，却认为这是无关宏旨的“小不合理”。
燕京的行尚书省，在刘敏受任不久以后，窝阔台可汗加派牙剌洼赤来共理行省之事。牙剌洼赤与刘敏争权，被乃马真(乃蛮氏)皇后换了，改派奥都剌合蛮来作刘敏的同事。“定宗”贵由可汗即位，杀了奥都刺合蛮，又派牙剌洼赤来。刘敏勉强继续干了八年，请求辞职，以儿子刘世亨继任，获准。这时候，已经是甲寅年，“宪宗"蒙哥可汗在位的第四年了。
刘世亨干到哪一年，无考。可能是干到了世祖忽必烈可汗即位以后。忽必烈一向对刘敏颇好，刘敏死在己未年，亦即忽必烈即位以前的一年。
忽必烈可汗在中统元年四月所设立的“中书省"，称为“行中书省"，却并未冠以“燕京”二字。这个“行中书省”的主官，是平章政事王文统。
三个月以后，中统元年七月，忽必烈可汗又叫“燕京路宣慰使”祃祃“行中书省事”。同时也任命了赵璧为平章政事。
《元史》、《新元史》、《蒙兀儿史记》，都不谋而合地以为这两个“行中书省”是一个。其实，它们是两个。四月间所设立的“行中书省"是管理全国的，只是名义上为了和林尚在阿里不哥之手、暂时称为“行中书省"，而不直截了当、称为“中书省"。七月间所设立的一个，是管理燕京一路的“行中书省"，虽则衙门的所在也是燕京。
由于把两个行中书省混为一谈，《元史》与《新元史》的宰相年表便“大胆假设"，祃祃为“右丞相”，同时也把赵璧和王文统放在一起。《蒙兀儿史记》的“宰相表"于依样画葫芦之余，“心有未安”，加上几个字的小注：“无丞相之称，但行六部首领而已。” 祃祃这个人，倘若是忽必烈的第一任右丞相，不该在《元史》中无传，也不该在次年三月“罢为燕京路宣慰使”(《新元史》)。其实他本来就是燕京路宣慰使，在兼了燕京行中书省的主官以后，仍旧是燕京路宣慰使。
《蒙兀儿史记》把次年三月，改为次年五月，把“罢为”改为“仍出为¨较之《新元史》确是略高一筹。事实是：次年五月，忽必烈可汗把全国性的行中书省，正式改称为“中书省¨，同时也把“燕京路的行中书省”取消。于是祃祃便“罢"为燕京路宣慰使，或¨仍出为”燕京路宣慰使了。所谓罢，是罢的“行燕京路中书省事”；所谓“仍出为"是“仍为”，无所谓“出"，根本不曾“入"。
除了这昙花一现的燕京路行省以外，忽必烈也设了若干别的临时性的行省。例如为了奖赏刘整之叛宋，而叫刘整“行夔府路中书省事"。这夔府路行省到不了一年，便由于刘整之改任¨行成都潼川路中书省事"，无疾而终。
伯颜伐宋，所带的头衔是“行省荆湖"(在荆湖一带代办中书省的政务，用现代的术语来说，是“行政院两湖办事处处长”)。其后，伯颜打到哪里，“荆湖行省"便跟着他到了哪里。伯颜运气好，打得超过了荆湖的地界。在打到建康之时，便把他的“行省”搬进了建康去。当时的官方文书，也就不再称他的行省为“荆湖行省”，而简称之为“行省"，不附地名。或是称它为“军前行省”。 伯颜的军前行省，到了恭帝投降、临安(杭州)易手之时，功德圆满。伯颜回京(大都)，受任为“同知枢密院事"。行省的事务，交给了两个参知政事，阿刺罕与董文炳，留在临安处理。 五个月以后，至元十三年(1276年)六月，忽必烈创设两个新的行省，一个在临安，一个在鄂州(武昌)，作为伯颜的所谓荆湖行省，亦即军前行省的继承者。临安的行省，其后发展为“江浙行省"、鄂州的行省，其后发展为湖广行省。
为了对付张世杰与文天祥，忽必烈又先后设立了所谓福州行省、赣州行省、泉州行省。这些行省衙门，一方面是¨前进指挥站”，一方面是牢笼投机份子的工具，用行省的大小官职去诱降他们、监视他们。
张世杰与文天样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二月及十月先后被解决，忽必烈便在至元十七年把赣州行省与泉州行省均并入江西行省。福州的行省改称福建行省。三年以后，泉州行省被抽出江西，划给福建。又过了两年，至元二十二年，整个的福建又被并入江西。忽必烈觉得仍旧有些不妥，到了次年又把福建改划进“扛浙行省"。
此外，征东行省，征交趾行省，缅中行省，都是赤裸裸的军事机构。征东行省在至元十七年八月创设，为的是一雪至元十一年以一万五千兵吞并日本不成之耻；然而这征东行省虽则是动员了十万人以上，仍旧达不到吞并日本的目的，于是在次年十二月被废去。两年以后，二十年正月，忽必烈又想打日本，把这征东行省恢复起来，恢复了两年又七个月，在二十三年正月再度取消；全国上下白忙了一阵，原定于二十三年八月出兵的计划胎死腹中。
成宗铁木耳可汗在大德三年(1299年)五月，又把征东行省恢复。这一次，倒不是为了征服日本，而是为了镇压高丽。前两次设立征东行省，高丽的历任国王王暙一直是征东行省的两个左丞相之一。这一次，由于高丽国王王日昛“不能镇服其众”，征东行省便不再设左丞相，而只设一个平章政事，以阔里吉思充任。不料这位阔里吉思并无镇压高丽人民的能力，成宗铁木耳可汗一时又找不到比他适当的人选，于是就在大德五年十二月把征东行省作第三度的取消。
最后，在英宗硕德八剌可汗的至治元年(1321年)，征东行省又被恢复。原因是，高丽王王焘在正月间来朝，为了笼络他而任命他为“征东行省"的左丞相。此后，直至元朝结束，征东行省未废，然而只是为了送给高丽的历任国王一个“征东行省左丞相”的虚衔而已。征东行省的所有官吏，统由高丽国王自选。行省衙门设在沈阳。
征东行省以外，有“占城行省”、“缅中行省”、及“安南行省”，其性质也是纯粹属于军事性的。占城行省设于至元十八年十月，于至元二十年九月并入湖广行省。缅中行省与“安南行省”均设于至元二十三年二月。缅中行省在至元二十七年结束。可能是在成宗大德四年八月或其以后。安南行省在至元二十四年正月，改为“征交趾行省”，于两年以后结束。到了至元三十年八月，忽必烈却又听了中书省的某一位平章政事的话，设立所谓“潮广安南分省"。这个分省，大概是在至元三十一年五月，成宗即位以后，被取梢。
忽必烈派人征日本，征占城，征缅甸，征安南，没一次不失败。他在至元二十九年派人征爪哇，也是失败的，却并未设立什么爪哇行省或“征爪哇行省”，只是轻描淡写地任命亦黑迷失、史弼、高兴三个人作“福建行省平章政事"。
为了想征服琉球(今日的台湾)，成宗在大德元年二月特地把福建省改为“福建平海行省"，移省治于泉州。改了以后，刚满两年，不仅不再想“平海"，而且把整个福建行省也取消了，改设一个都元帅府与宣慰司于福建。
新旧元史百官志之中的十一个行省，除了征东行省的一设再设、与又设的经过，我已经详细说了以外，其余的十个行省也是常有变动。简言之，仅仅举“陕西等处”一个行省为例：
宪宗蒙哥可汗曾经派阿蓝答儿与刘太平“行尚书省事于京兆”，为的是稽查忽必烈及其部下在陕西河南经收的钱谷(据屠寄的世祖本纪。新旧《元史》的世祖本纪，只说这两人奉命至京兆钩考财赋)。
世祖忽必烈可汗在中统元年设立“秦蜀五路四川行中书省”；中统二年改为“陕西四川行中书省"；至元八年，把陕西部份的京兆等路改为中央直属，四川部份单独设省；九年，京兆等路还是设省，称为“京兆等路行中书省”；十六年，四川行省被取消；十七年，改京兆等路行省为“陕西四川行省”；到了十八年，又把四川分出去，二十一年，再把四川并回来；最后在二十三年，还是把四川分出去。从此，陕西单独成为一个行省，以至于元朝结束为止。它的正式名称，是“陕西等处”四个字而不是“陕西”两个字的“行中书省”。
其他九个行省，确定了名称与辖区而迄于惠宗印位不再更改的年代是：四川，成宗大德七年。甘肃，成宗元贞元年。河南江北，至元二十八年。瑚广，成宗大德七年。云南，成宗大德七年。江浙，至元二十八年。江西，至元二十三年。辽阳，至元二十四年。岭北，仁宗皇庆元年。
惠宗妥欢帖睦尔可汗于即位以后，为了应付风起云涌的反元的汉人，在行省的划分上颇多更张。他在至正十二年闰五月割出原属河南江北行省的若干地区，设立“淮东江北行中书省”，以扬州为首府。同年十月，又在扬州设了一个“行枢密院”。他又于某一年设立了山东分省，在至正十七年正月叫这分省招募“义兵”，对反元的汉人作战。到了至正二十三年，亦即他丢掉大都的前五年，他并且增设了广西与胶东两个行省。这些设施，总而言之，不过是元朝行省制度的尾声而已。
黎东方.细说元朝.三九.达鲁花赤
在行省之下的路、散府、州、县，都有所谓达鲁花赤，而行省衙门本身反而没有。原因是行省的最高长官，无论左丞相或平章政事，或右左丞，或参知政事，总可以用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而路府州县的“总管”由于是“亲民之官"，在事实上非用汉人不可，于是就添设一个达鲁花赤在这总管之上。
“达鲁花赤"与屠寄所喜用的“答鲁合臣”是同一个词，前者是少数，后者是多数。
与“达鲁花赤”同源的另一个字：答鲁合刺秃孩，意思是“做了提调的人们"。因此，答鲁花赤也可以视为兼有“提调”、“派遣"的字义。
所以，元朝的汉人常常把达鲁花赤翻译为“宣差”、“节使"。其实，宣差是暂时性的，不甚恰当。译为“节使"较妥。不过，路与散府的达鲁花赤，还可以勉强称为“节使"；州与县的达鲁花赤，似乎太小，当不起“节使”的称呼。
路的达鲁花赤，在官阶上是正三品，与中央的六部尚书相等。“散府"的达鲁花赤是正四品。州的达鲁花赤，依户口之多寡而分等级，最大的是从四品，最小的是从五品。县的达鲁花赤，最大的是从六品，最小的是从七品。
黎东方.细说元朝.四○.路、府、州、县
世祖忽必烈可汗在至元二年二月规定，全国各路一概以蒙古人为达鲁花赤，汉人为总管，回回人为同知。这个原则，在大体上是被遵行的，虽则例外也很多。
忽必烈对于一般的“例外"很不同意，先在至元五年三月下诏“罢诸路女真、契丹、汉人为达鲁花赤者，回回、畏兀、乃蛮、唐兀人仍旧”；接着又在至元十六年九月，“议罢汉人之为达鲁花赤者。”
忽必烈却也同意湖广一省可以例外。湖广行省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十月请求“变例”，用汉人充任达鲁花赤，忽必烈予以照准。为什么偏偏湖广一省可以获得如此的“异数"呢?也许是由于该省所辖的区域，居民十分复杂，除了有以倔强著名的“湖南人”(湖南的汉人)以外，又有苗、瑶、壮等等山胞。
蒙古人在整个元朝之中担任过达鲁花赤的，据札齐斯钦教授所列的表，共有一百零三人，其中包括了若干并非地方官性质的达鲁花赤，如“大护国仁王寺总管府”、“宫相都总管府”、“本投下诸色匠户达鲁花赤”、“随路炮手达鲁花赤”等等；也包括了若干来路不明、冒用蒙古名字的非蒙古人。至于乃蛮人，严格说来，虽不是蒙古人，也包括在一百零三人之内。
畏吾儿人，有三十三名之多，虽则比汉人少些。(汉人在整个元朝任达鲁花赤的，共为四十七人。)
有一位意大利人达鲁花赤，不载于札齐斯钦教授所列的表。(屠寄在《蒙兀儿史记》说这位意大利人当过“扬州路总管”，“在职四年”)。此人自己向笔录他的《游记》的人说，当过扬州的“总督”(governor)。此人是谁?“马可波罗”。我看马可波罗的官职，可能不是扬州路的总管。总管而由非汉人担任的，在忽必烈时代或其以后，尚无别例。
除了马可波罗以外，有没有其他的欧洲人，尤其是俄罗斯人，在中国当过地方上的达鲁花赤?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问题。 就路府州县的达鲁花赤而论，他们的工作并不繁重。琐碎的事，都已经由当总管、知府、知州、知县的汉人去料理了。达鲁花赤所负的，只是监视的责任。他们之中的多数是蒙古人。是蒙古人，便直接间接和可汗有密切的关系。非蒙古人而能当到达鲁花赤的，那更是特别为可汗所认识而相信的人了。因此之故，他们被若干儒者尊称为“宣差"、“节使”。
因此之故，每个地方机构，摆一个太上的总管、知府、知州、知县(达鲁花赤)在上面作为偶像，再用一个能办事而听话的汉人当实际上的主管，便把地方行政的基本问题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