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九十五个千户的名单，载在《蒙古秘史》第二百零二节，所缺的共为七名。.8
依照至元二年二月的规定，各路以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汉人充总管的，的确不少。回回人充同知的，见于《元史》的极少。我只找到一位，廉惠山海牙。此人在英宗硕德八剌的至治元年(1321年)担任顺州(河北顺义)的同知。然而顺州是州，不是“路”。廉惠山海牙是布鲁海牙的孙子，廉希宪的侄子，家世久已汉化，实际上等于是一个汉人。
为什么回回人担任“路”的同知的，竟然如此之少，也许一个也没有呢?我想，有能力的回回人早就当了路的达鲁花赤，没有能力的回回人即使充当一个同知，也未必能胜任。所谓能力，包括蒙古语文或汉语汉文的说与写。
在回回人之中，畏吾儿的人最重要。《元史》有时将畏吾儿人称为回鹘人，或是称他们为高昌人。高昌国早就在唐太宗的时候被消灭了。不过，元朝自身封过所谓高昌王，很像是恢复了高昌国，虽则这些元朝的高昌王并非唐朝高昌国国王的后裔，而是畏吾儿国归顺成吉思可汗的那位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的后裔。(元朝的第一代高昌王是此人的玄孙，纽林.的斤，受封于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可汗延祜三年(1316年)。纽林·的斤及其子孙对畏吾儿境内仍称亦都护，在“汉地"则称高昌王。)
畏吾儿人之担任过“路"的达鲁花赤的，据札齐斯钦教授所列举，计有兀鲁失海牙等十三人。担任过散府的达鲁花赤的，有八丹等四人。
畏吾儿以外的回回人，或是来自花剌子模的旧壤，或是来自“西域"其他各地。这些回回人担任过路的达鲁花赤的，似乎仅有忽赛因等六人。
钦察人也信回教，却不在所谓回回人之内。钦察人担任过路的达鲁花赤的共有苫彻·拨都儿等三位。
西夏的遗民被称为唐兀人。其实唐兀或唐兀惕(Tang'ul)只是西夏的部落之一。唐兀人有四位当过路的达鲁花赤：小钤部在大名路，立智理威在嘉定路，昔里钤部在大名路，昔里钤部的儿子爱鲁先后在大名路与中庆路。
契丹人多数都已汉化，事实上被元朝政府视作汉人，只有其中未曾汉化、不懂汉语的才被给以与蒙古人相同的待遇。他们之中有两位当过真定北京两路的达鲁花赤：石抹查剌与他的儿子石抹库禄满；又有两位当过中都路的“也可"达鲁花赤：耶律绵思哥与他的儿子耶律买哥。
汉人之担任过各路达鲁花赤的，忽必烈时代有若干人。忽必烈以后，汉人充任路的达鲁花赤的，一个也没有。有占过勉强相当于这个地位的，仅有谢孛完一人。他是成宗铁术耳可汗之时的“冀宁等路管民提举司达鲁花赤"。
路府州县的总管，全由汉人担任。
除了担任总管与知府以外，汉人担任路府的“同知”的比比皆是。其原因，正是回回人之极少能担任这个同知职务。同知是总管或知府的最主要的助手，非深通汉语汉文不可。
州与县是地方上的基本单位。州与县分为上中下三等，以人口的多寡为标准。在华北，亦即淮河以北，一万五千户以上的称为上州，六千户至一万五千户的称为中州，六千户以下的称为下州。在华南，五万户以上的是上州，三万户以上的是中州，三万户以下的是下州。县的区分也是华北华南不同。在华北，六千户以上是上县，二千户以上是中县，二千户以下是下县。在华南，三万户以上是上县，一万户以上是中县，一万户以下是下县。
华北与华南的州县，户口如此不同，然而官员的人数却无分别。上州设达鲁花赤，从四品：州尹，从四品；同知，正六品；判官，正七品。中下州所设的官相同，品级略低。中下州的州尹不称州尹而称知州。中州的达鲁花赤与知州均为正五品，下州的是从五品。中州的同知为从六品、判官为从七品。下州的同知为正七品，判官为正八品。此外，上州有所谓“知事"与“提控案牍”，中州没有知事，而有所谓“吏目”。下州连提控案牍都没有，只有“吏目”，不过吏目的人数有时可以增加为二人。知事以下，是“不入流”的，没有所谓品级。
上县设达鲁花赤与县尹，从六品，丞(县丞)、簿(主簿)、尉(县尉)各一人，典史二人，品级依次由正七品递降。中下县不设丞。中县的达鲁花赤与县尹，是正七品，丞是从七品，其下依次递降。下县的达鲁花赤与县尹是从七品，丞是正八品，其下依次递降。下县如果户口太少，事情不多，便不设尉，而以主簿来兼领。
元朝州县的官吏，真是少得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最大的州，才有六位官吏而已。在这六位官吏之下，可能有几位“师爷”、“书办"、“佐杂”，像清朝的州县衙门一样；即使如此，其总数也不过是十几人而已。
蒙古帝国部分的州县官，迄于至元二年，一向是世袭，而且没有薪俸。这两点，绝非今天的人所能想象。我们习惯于秦汉以来的郡县制度，连县长民选开始都看不惯，怎能相信成吉思、窝阔台、贵由、蒙哥这几位可汗之时，甚至在忽必烈可汗即位以后的头五年，各地的州县官竟然是可以当官当一辈子，死了还让儿于继位?清朝的县知事几年一任，好的可以升调，坏的便卷了铺盖回家，在我们看来很合理，也的确是很合理。所谓合理，是合于我们今天的理。历史却常常是不合理的，也就是不合于我们今天的理。
成吉思及其以后的几位可汗，为了扩张领土，招降纳叛，作风很大方，一点儿也不吝啬名器。逆我者死，顺我者生；顺我者不仅能生，而且生得极其舒服。刘邦说过：“从吾游者，大者王、小者侯耳。”这句话，道破了历代帝王的“成功秘诀”。成吉思可汗对于花剌子模的来降者，给他们以花刺子模的官与爵；对于华北的来降者，则除了给以金朝的各种官爵以外，再加上一个世袭。世袭的办法，是他从蒙古带来的。他在1206年即位之时，大封千户万户。这些千户万户，都是兼管军民的世袭官。于是，金朝的元帅、都元帅、知府、知州、知县，到了蒙古人来了以后便被可汗们改成了世袭的官。甚至所谓“行省"(“行某地尚书省事”)也变成了世袭的了。例如，严实传给了严忠济。
石天应在兴中府投降，术华黎任命他为“兴中尹”；他的儿子石焕中作“知兴中府事”，侄儿石佐中作兴中府千户。何伯祥跟随张柔投降，立了若干战功，受任为“易州等处军民总管”；死后，他的儿子何玮“袭父职，知易州"。
知县、县令或县尹的姓名，存于《元史》的极少；他们的世袭情形，很难找出例证。在蒙古人初来之时，而受任为县令的，我们仅能查出邸顺受任为“行唐令"。此人其后立了不少的功，升到“归德万户”。死后，儿子邸荣仁袭为归德万户。在邸荣仁以后，又一连传了三代：邸贯、邸士忠、邸文。
忽必烈可汗在至元二年下诏停止州县官的世袭。万户千户的世袭，由于是成吉思可汗立下的根本法之一部，忽必烈不曾敢加以取消。
蒙古人初入中原之时，为了招降纳叛而因人授官，常常由于被授官者的意愿而给以所希冀的名义。因此，那沿袭自金朝的副元帅、元帅、都元帅、兵马都元帅、蒙兀汉军都元帅，不胜枚举。这些元帅，也竟然有不少将所佩的“虎符”、“金虎符”以及元帅的职务，传给了他们的儿子。
万户千户到了世祖忽必烈可汗之时，便逐渐“正常化”而改成了总管、府尹等等官职。例如，张晋亨本是恩州(山东恩县)的“管民万户”，到了忽必烈的至元八年，就改为“怀远大将军，淄莱路总管"。岳天顺本是“管军百户”，在奉化打平地方武装人士，立了功，升作“管军千户"．最后却又“升"为福州路的总管。
在忽必烈以前，受封的贵族都有权委派封地内的大小地方官。这是割据。再加上，这些被贵族们委派的地方官，又是世袭的，使得割据又进一步，变成了相当程度的封建。廉希宪说得好：“国家自开创以来，凡纳土及始命之臣，皆令世守，至今将六十年，子孙皆奴枧其部下，郡邑长吏皆其僮仆，此前古所无。“宋子贞也说：“州县官相传以世，非法赋敛，民不堪命。"
于是，忽必烈不仅在至元二年“罢州县官世袭"，而且在至元四年“罢世侯，置牧守”。所谓“世侯”，包括“王”以下的所有贵族，以及像严实与严忠济那样的“世袭”的“行军万户”与“行尚书省”(严实是东平路行军万户兼“行东平尚书省事”。严忠济袭为行军万户“兼管民长官")。
忽必烈的另一德政，是听从姚枢的话，给予州路长官及其他大小百官以俸禄。以前的几位可汗，皆不曾想到这一点，以为当官的自有老百姓供养，毋庸可汗另外再按月赏赐。这几位可汗生长蒙古，没有俸禄的观念。结果，当官的自以为可向老百姓作种种的需索，老百姓疲于应命。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百官俸禄，是至元二十二年的修正额。最初，在中统元年二年所颁定的数目，已经颇难查考。正一品的官，以右丞相为例，是中统钞一百四十贯，米十五石。中统钞在当时的官定价值，是每贯等于白银五钱。一百四十贯，等于白银七十两。这个数目，是月俸，不是年俸。
从一品分上下两等。上等每年中统钞六锭(三百两，中统钞六百贯)，下等五锭(二百五十两，中统钞五百贯)。正二品也分上下两等，上等四锭二十五两，下等四锭十五两，相差仅有十两，也就是中统钞二十贯。
忽必烈在灭了南宋以后，于至元二十一年规定“江南行省及诸司职田比腹里减半”。江南行省以外的其他原属南宋的若干地区，是否也减半?我想，大概也是减半的。依常理而论，江南及原属南宋的其他地区，人口比华北高，事情比华北多，民心怀念南宋，不易统治，在这种地方充任地方官的人虽不能待遇此华北的地方官好，至少也该一样。而忽必烈竟然采取与常理相反的措施，很费解。也许是因为，在他与一般的蒙古人看来，“南人"很贱，南人所住的地方不值得派遣上等的人去充任官吏。
黎东方.细说元朝.四一.其他的地方机构
元朝在州县之下，有多，有里，有社。这三级，沿袭了宋朝及其以前的自治传统，而社的组织比宋朝完备。 州县之上，有路府。夹在路府与中央之间的，是行省。 在行省与路府州县之间，有所谓“宣慰司”。宣慰司的职务是“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下于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由此看来，宣慰司很像是小规模的行省，不仅是“承转"的中间机构而已；“掌军民之务"五个字很要紧。尤其是，“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其次，则止为元帅府。” 宣慰司的宣慰使，品级很高：从二品。中央与行省的参知政事也不过是从二品。
在边远地带，有所谓宣抚司与安抚司、招讨司。这些，是其后明清两代所谓“土司”的起源。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都是世袭的。他们的品级，都是正三品。这些，可算是相当于路府州县的地方机构。
黎东方.细说元朝.四二.四大汗国
元朝在中央直辖的领土以外，有所谓“四大汗国”。这四大汗国不是四个“大汗”的国，而是四个“大的”“汗国”。
其中，窝阔台汗国的幅员最小，历史最短。幅员，包括蒙古的西部与新疆的北部，以及额尔齐斯河、额敏河、伊黎河这三条河的下游。历史仅及于海都之子察八儿，也就是窝阔台可汗的曾孙。
察合台汗国的幅员稍大，历史也较长。当察合台受封之时，封地东及于伊黎河，西及于锡尔河，南及于阿姆河，而以垂河(吹河)流域为其核心。重要的大城，是伊黎附近的阿里马力克。其后汗位传到了“笃哇”之时，窝阔台汗国的旧壤大部分转入笃哇之手。新疆的西南部，由于忽必烈可汗鞭长莫及，也变成了察合台汗国的领土。
察合台汗国在1370年为铁木儿·阑克所篡，前后有过三十位君主，其中有两位并非察合台的苗裔，而是窝阔台的苗裔。这两位是第二十一汗阿里，与第二十四汗达尼斯乃次；他们皆只在位两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第一汗察合台与第十汗笃哇，察合台是开国之君。笃哇很会打仗，始终站在海都的一边，跟忽必烈可汗过不去，到了[成宗]铁木耳可汗之时，才约了海都的儿子察八儿，一齐归顺中央；归顺中央不久，便与察八儿失和，把窝阔台汗国吞去。
伊尔汗国的版图，更比察合台汗国的版图大：包括今日的伊朗、伊拉克、阿富汗、约旦及一部分的叙利亚，与今日的乔治亚，属于土耳其的小阿美尼亚等。它的历史，也略久于察合台汗国的历史；到了l394年，才被铁木儿·阑克吞并。
伊尔汗国的汗，前后共有若干，很难数清。原因是，自从第九汗阿布·沙衣德(布赛因)在1335年去世以后，全国沦入军阀割据的局面，小汗林立，篡弑相寻。
它的第一个汗，是雄才大略的旭烈兀：曾经在1252年灭掉(木刺夷)，在1256年打下巴格达，杀死最后的一个回教教主谟斯塔辛，其后一度占领叙利亚的阿勒颇与大马士革(基督教圣经上的“大马色")，却败在埃及的“奴隶王朝”之手。他对钦察汗拜儿克(别儿哥)作战，也是先胜后败。
旭烈兀死后，伊尔汗国的最重要的汗是第七汗合赞。此人改信回教，摧毁塞尔柱克朝的突厥国，一度占领大马士革。
四大汗国之最西边的一个，是钦察汗国。这钦察汗国实际上有两个：西钦察与东钦察。西钦察创立于1242年，第一位君主是术赤的次子拔都，版图相当于前苏联的欧洲领土，加上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与今日属于波兰的加利西亚。
拔都以后，重要的君主是第四汗拜儿克，第五汗忙哥·帖木儿，第九汗月思拜格(月思别乞，Uzbeg)。拜儿克信回教，拥护阿里不哥，反对忽必烈可汗与旭烈兀。忙哥·帖木儿不信回教，一度拥护忽必烈可汗，打海都，其后与海都连和。月思拜格信回教，把国内治理得很好。
西钦察汗国到了1357年以后，盛极而衰，也演变成篡弑相寻、小汗林立的局面，在1480年，亡于俄罗斯的伊凡第三之手。 东钦察的创立者，是术赤的长子斡儿达。封地是拔都让给他的，亦即术赤原有的封地：东边有花剌子模旧壤(锡尔河与阿母河的上游)，北边有“林中的百姓”，西与西钦察为邻，南与察合台汗国为邻。
东钦察的君主，除了斡儿达以外，著名的只有第十一汗托克塔米失。此人在1381年藉铁木儿·阑克之助，吞并了察合台汗国的西半部。其后，他与铁木儿·阑克失和，终于败在铁木儿·阑克之手，于1405年窜死于西伯利亚西部。
他死后二十年，东钦察汗国化为乌有。
黎东方.细说元朝.四三.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是意大利威尼斯国的人，生于l254年，卒于1324年。在1271年，刚刚满十七岁的时候，随着父亲尼科罗·波罗与叔父马泰莪·波罗，从家乡出发，经黑海、伊拉克、波斯、帕米尔高原、今日的疏附、莎车、和田、罗布泊、甘肃、宁夏，而到达内蒙古的多伦(上都)，觐见忽必烈可汗。
二十一个年头以后，他离开中国，从“刺桐”即泉州出发，经爪哇、苏门答腊、印度、波斯、君士但丁，在1295年回抵故乡。途中耽搁了三年，其中有两年是在苏门答腊。
回国以后，他在1298年9月参加对热那亚的战争，充任一艘兵舰的舰长，战败被俘，被关了十个月。(另一说法，是关了四年多。)
和他同时被关的，有位比萨国的人鲁思梯谦。他向鲁思梯谦口述在东方的所见所闻与所作的事，被鲁思梯谦用法文记载下来，成为其后七百年间畅销于全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此书有冯承钧的中文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前后有过拉丁文译本四部，意大利文的译本二十七部，英文译本十二部，德文译本九部，俄文译本二部，葡、西、荷、丹、捷克、瑞典文译本各一部，法文的不同版本十部，手抄稿本八十五部。
哥伦布生平最喜欢读的一部书，便是拉丁文译的《马可·波罗游记》，且在上面写了很多注解。
《游记》之中，有很多极可宝贵的史料，如：成吉思可汗对王汗的战事，忽必烈可汗对海都的战事，伊尔汗国内部阿鲁浑与阿合马德的争位之战，盖喀图、贝杜与合赞之间的争位之战，以及钦察汗拜儿克对伊尔汗旭烈兀之战，钦察汗国内部脱脱与那海之间的战事，等等。
《游记》也记载了忽必烈可汗对乃颜的讨伐，对缅国及蒲甘的侵略。蒲甘(Pagan)被鲁思梯谦写作邦加刺(Bangala)，原因是：蒲甘的古名是芒加剌(Mangala)，M被讹写成B。
忽必烈可汗对日本的战争，《游记》也有所记载：说有三万中国兵在1279年(事实上为l281年)，袭据了一个日本城市，死守了七个月，最后由于无法与可汗取得联络而投降，留居日本。这一件掌故，不见于中国的史籍，值得今后的学者加以考订。
《游记》又记载了蒙古兵用石炮攻襄阳城，说是全由尼科罗_波罗及马泰莪与马可·波罗三人献计，石炮也是这三人会同一位景教徒与一位日耳曼人所制造的。石炮的名称是“茫贡诺”。伯希和很怀疑，以为襄阳城被炮攻之时(1272年阴历十月)，三位“波罗”不在中国。(尼科罗·波罗与马泰莪·波罗兄弟二人在1255年第一次由威尼斯启程来中国，于1266年离中国回威尼斯。到了l271年阴历十月，才带了马可·波罗从阿克儿城启程，再度东来，不可能在1272年，阴历十月便已到了上都，转道抵达襄阳。)这件三位“波罗”助攻襄阳的事，也是值得学者加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更值得研究的是：马可·波罗曾否如他自己所说，在扬州“治理亘三整年”。
传说，在扬州的天宁寺中，有一位罗汉，相貌很像意大利人。雕塑这位罗汉的人，可能是请求了当时当扬州“达鲁花赤”的马可·波罗。
1881年，在威尼斯城有一次地理学者会议。有人在会议中提出报告，说广州某一所庙宇中也有一尊罗汉，是以马可·波罗为“蓝本"而塑成的。(伯希和认为：此项报告甚为“荒谬"。)
我以前在现已忘记的某一本书之中看到过：杭州灵隐寺的某一号罗汉，也是马可·波罗的塑像。
马可·波罗到过扬州，也到过“京城”(杭州)。关于杭州，《游记》的文字涉于夸张：说石桥有一万二千座，户口有一百六十万家，房屋有一百六十万所，大街有一百六十条。
他在“汗城”(北京)住得很久，因此而《游记》所描写的“汗城"十分确实：说它的周围有二十四英里，每面各有六英里，“环以土墙，墙根厚十步，墙头仅厚三步，墙高十步。全城有十二门，各门之上有一‘大宫’(城楼)，颇壮丽。四面各有三门五宫，盖每角亦各有一宫。"
在“汗城”的外围，另有一道城，“宽广各八英里，其外绕以深壕，各方中辟一门。"
在汗城的中央，“有一第三城墙”(宫城)，宽广各一英里，“此周围四英里墙垣之内，即为大汗宫殿所在。宫基高出地面十掌，四围环以大理石墙，厚有两步。”“大殿宽广，足容六千人聚食而有余。”
《游记》所提到的城市，除了襄阳、扬州、杭州、汗城以外，尚有可失合儿(疏附)、鸭儿看州(莎车)、忽炭州(和田)、车尔成州(婼羌)、罗不城(罗布淖尔)、沙州(敦煌)、哈密、肃州、甘州、亦集乃城(居延)、哈剌和林(和林)、天德军、上都(多伦)、涿州、太原、京兆(长安)、成都、叔州、邳州、淮安、宝应、高邮、泰州、南京(开封)、镇江、苏州、福州。
这些城市，虽则马可·波罗都是以“走马看花"的笔法略加交代，却也多多少少令我们窥见当时当地人民生活的一斑。另有若干城市，如所谓“哈寒府城"、“中定府城”、“新州马头"等等，由于译名太过离谱，我们就颇有莫知所云之感。
东南亚与西南亚，也有不少地区见于《游记》。其中有马可·波罗所亲自到过的，也有他从未去过，而纯属得之传闻的。因此游记所载的可靠性，甚不一律。然而，这些记载，从西方人的观点来衡量，却都是空前的，极可宝贵的材料。(在马可·波罗以前，仅仅有过阿拉伯人苏赖曼的游记；并且这苏赖曼的游记，西方人看过的极少。几位在蒙古帝国建立以后，到过和林的神父，所走的路是经由欧亚大陆。例如在1246年觐见贵由可汗的卡皮尼与班奈狄克特；在1254年觐见蒙哥可汗的卢布卢奎斯。) 《马可·波罗游记》最叫西方人惊奇到难以置信的一点，是其中所叙述的中国地方之大、物产之富、人口之多。
威尼斯国的幅员、物产与人口，如何能与蒙古帝国相比?威尼斯国的人，当然难以相信马可·渡罗的“海外奇谈¨。他们总以为马可·波罗是在一味夸张。
尤其叫他们难以相信的，是：马可·波罗所说，中国人用一种黑色的石头作燃料。他们不曾用过煤炭，甚至也难以相信世界上竟有这么一种可以燃烧的黑色的石头。马可·波罗又说，“大汗用树皮所造之纸币，通行全国”。这句话，在威尼斯国的人听来，也同样像是马可·波罗在寻他们开心。
马可·波罗在中国住得很久，前后有十七年。他的父亲尼科罗与叔父马泰莪在中国住得更久，前后有二十八年(除了第二次偕同马可·波罗留居中国十七年以外，第一次在1255年来，1266年走，有十一年住在中国)。他们兄弟父子叔侄三人在中国究竟干了些什么?这是历史上的一大悬案。
从《游记》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揣测到：他们三人作了忽必烈司汗的情报及外交人员。
忽必烈可汗曾经在1266年，派遣尼科罗及马泰莪送一封信，给天主教的教宗克赖芒第四。二人在1269年回到地中海边的阿克儿城，听说克赖芒第四已死，便回了威尼斯国，住了两年，然后带了马可·波罗到阿克儿城，向“教廷大使”梯博要了一封回答忽必烈可汗的信，向东走，准备回中国向忽必烈可汗复命。可是，走到了小阿美尼亚的拉牙斯城，又接到消息：梯博当选为继任的教宗，改名为格累果阿儿第十(Gregoire X)，他们三人于是又折回阿克儿城，从这位新任的教宗的手中，取得了一封他以教宗地位所写的回答忽必烈可汗的信，偕同他所指派的两位教士，尼古勒与吉岳木，重新首途东向。这两位教士走到了拉牙斯城，不愿再走。波罗一家三人继续前进，于l275年夏季到达上都，觐见忽必烈可汗。
忽必烈可汗对尼科罗·波罗与马泰莪·渡罗兄弟二人之有始有终，完成使命，十分满意；对马可·波罗也很喜欢，说“他来甚好"。
此后，除了《游记》所说尼科罗等三人建议用石炮攻打襄阳以外，我们不再知道尼科罗与马泰莪二人在中国作过什么事，直至最后在1292年奉忽必烈可汗派遣，带了马可·波罗偕同蒙古使臣护送阔阔真公主去伊尔汗国，嫁给阿鲁浑。他们到达伊尔汗国之时，阿鲁浑已死，便把阔阔真公主交给了新任的汗乞合都(盖喀图)，继续向西走，于l295年回到了威尼斯国。(阔阔真其后嫁给了阿鲁浑的儿子合赞。)
至于马可·波罗，由于来中国之时年纪很轻，便学会了蒙古话与蒙古文字，因此而似乎替忽必烈可汗作了比父亲与叔父更多的事。《游记》说，他来了不久便奉可汗之命，到一处“程途距离有六个月之地”(可能是云南大理)。其后，又到过很多地方，包括杭州。任务如何，我们不知其详。很可能是作密探，或公开的查案之官。他可能也在扬州“治理”了三年。除此以外，我们便不晓得他如何消磨那十七年的悠悠岁月了。
颇蒂埃说，他便是《元史》上面的“孛罗丞相”。沙海昂也如此说。
倘若我们不忘记，马可·波罗在1271年离家东行之时才只满十七岁年纪，到了1292年离华西回之时，也不过才满三十八岁，便不致于轻信人言，以为他在元朝当过“丞相”。
事实上，不仅是他；他的父亲或叔父，也决不是《元史》之中的孛罗丞相，伯希和考订得很精：孛罗丞相是属于杜尔伯特族的蒙古人，不是属于威尼斯国的意大利人。他的蒙古名字，是波禄德(Bolod)，写成波斯文是普拉德(Pulad)。拉施丁称他为普拉德丞相(Pulad Chingsang)。
颇蒂埃之所以错认孛罗丞相与马可·波罗为一人，原因之一是：当马可·波罗与父亲叔父护送阔阔真公主到了伊尔汗国之时，恰好孛罗丞相也在伊尔汗国。(盖喀图汗于1294年在其国内仿照中国“交钞”的办法发行纸币，据拉施丁说，“普拉德丞相”曾经表示赞成。)
沙海昂在所注《马可·波罗游记》的第一册，沿袭了颇蒂埃的说法，以为马可·波罗便是拉施丁书中的普拉德丞相。其后在所注游记的第二册中，放弃了颇蒂埃的如此说法，却仍旧主张马可·波罗是《元史》之中的孛罗丞相：加上一种假设，说孛罗丞相与普拉德丞相不是一个人。关于这一点，伯希和也加以驳斥。 剩下的另一问题，是马可·波罗是否与忽必烈可汗征讨日本的战事有关。沙海昂说：“若是说他在预备远征日本一役里未曾画策，日本人决不能将他视作忽必烈征伐日本的主谋。现在只说事实，当马可·波罗被任为扬州总管继续在职三年之时，就在忽必烈远征日本失败、预备报复之际。"
伯希和在“通报"中对沙海昂的此书，有严厉的评语。书评中说：“沙海昂君所言马可·波罗在扬州所执之任务，也不确实。首先应该摒除的，就是日本尚记得有马可·波罗一说；因为日本在十九世纪翻译欧洲书以前，从未知有此人。此外，好像马可·波罗从未做过扬州总管。”“扬州之为[河南江北]行省治所，似在1276至1291年之间。……可是说他做过总管，我同玉耳(Yule)一样怀疑。案照马可·波罗之文，推想固然如此，而喇谟西莪(Ramusio)的本子尤为确定；可是中国[其他]史书同扬州府志皆无纪录，未免甚奇。或者他曾做过省或路的达鲁花赤的副贰，容或有之，但是现在不能作推定。"
然而，沙海昂言之凿凿，说了日本人将马可·波罗“视作忽必烈征伐日本的主谋”，也许有所根据。
总而言之，关于这一个小问题，最后的发言权应该是属于日本学者。日本学者之曾经作过有关马可·波罗的研究的，有“藤枝晃、桑原骘藏、伊藤述史、岩村忍，等等。
作过关于“元寇”的研究的日本学者，为数更多。池内宏在昭和六年八月发表了一部《元寇の新研究》，计有四百五十八页，列在“东洋文库论丛”之内，最值得我们参考。
黎东方.细说元朝.四四.经学
元朝的时间很短，在经学上的成就赶不上宋朝，更赶不上清朝，却比明朝高明。
明朝在永乐年间，有胡广奉了成祖之命，编出一套《五经大全》，作为官方的标准本。其中，《诗》、《礼》、《春秋》三部大全，完全是抄袭元朝刘瑾、陈澔、汪克宽三人的遗作，《周易大全》是汇抄董楷、董真卿、胡一桂、胡炳文四人的遗作。《书传大全》是汇抄陈栎与陈师凯二人的遗作。不仅是抄，而且隐没了各书原著者的姓名。
类 别◆ 书 名◆ 原著者◆ 书 名
易◆《周易大全》◆ 董 楷◆《周易传义附录》
◆ ◆ 董真卿◆《周易会通》
◆ ◆ 胡一桂◆《周易本义附录纂疏》
◆ ◆ 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
诗◆《诗经大全》◆ 刘 瑾◆《诗传通释》
书◆《书传大全》◆ 陈 栎◆《尚书集传纂疏》
礼◆《礼记大全》◆ 陈师凯◆《书蔡传旁通》
◆ ◆ 陈 澔◆《云庄礼记集说》
春秋◆《春秋大全》◆ 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
在上列九部元人的著作之中，陈师凯的一部最好，把《尚书》中的名物考证得很详尽；陈澔的一部最差，大率望文生义，藉题发挥作者的“义理"，不甚注意自己立论的根据。
其余各部，大率是继承宋儒朱熹、蔡沈、胡安国的余绪，虽则发明不多，却也旁征博引，作了这三家的功臣。
元朝最杰出的一位经学家是吴澄。吴澄是江西崇仁人，生于宋理宗淳祐七年(1247年)，卒于元文宗图帖睦尔可汗至顺元年(1330年)。他对《易经》、《尚书》、《礼记》、《仪礼》，都有很深入的研究。
在《易经》方面，他以吕祖谦的《古周易》为依据，参考许慎、马融、郑玄、王肃、王弼诸家的说法而加以校正，写出一部《易纂言》；又写了一部《易纂言外翼》，发挥自己的见解，作为《易纂言》的姊妹篇。
在《尚书》方面，他毅然舍弃伪古文各篇，而只论今文各篇，著了一部《书纂言》。
在《礼记》方面，吴澄也有一部《礼记纂言》，其中各篇的次序，完全与小戴的不同，《大学》、《中庸》也被他依照朱熹的意思抽出来另成专书。可惜他关于学庸的著作，今已散佚。
此外，吴澄也著了《仪礼逸经传》一部，《孝经定本》一部。他一生重视版本，精于考订，配得上称为乾嘉考证家的前驱。
元朝于吴澄以外，另有一位程端学。此人对春秋三传一律怀疑，而且直截了当，说《左传》是伪书，很像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的论调。
元朝有一位不值得一提而不能不提的说经家，叫做倪士毅。倪士毅剽窃陈栎的《四书发明》与胡炳文的《四书通》，编了一部《四书辑释》，这部《四书辑释》被胡广“翻版”，改名《四书大全》，成为明清两朝八股家的圭臬。
黎东方.细说元朝.四五.史学
元朝在史学方面的成绩，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为开端，以脱脱所主编的宋辽金三史为收尾。这四部书都是不朽之作。 《文献通考》的价值，次于唐朝杜佑的《通典》而优于宋朝郑樵的《通志》。次于《通典》，是不够精简。优于《通志》，是题外的话很少。关于宋朝的制度，这部《文献通考》又每每详于《宋史》各志。
在性质上，《文献通考》只不过是一部史料汇抄，不算著作。倒是《通志》上的各篇的“略"，提纲挈领，一气呵成，值得清儒章学诚加以推崇。在这个意义上，陈栎的《历朝通略》以仅仅四卷的篇幅，能够把以前各朝之史说个大概，颇像今日的《中国通史》。这是唐宋的人所不曾做到的一件工作。
写历史写得长，不难；写得短，很难。有一部编年体的《宋史全文》，现存三十六卷，著者的姓名今已无考，其人可能是宋末元初的人。书中的北宋部分，由删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而成；高宗孝宗两代，由删节留正的《中兴圣政草》而成；光宗宁宗理宗三代，似乎并无蓝本可以依据，全由著者自己搜集各种材料来写出的；度宗以后，有录无书，大概是著者不曾来得及写，便得病而死。
脱脱所主编的《宋史》，共有四百九十六卷，在纪传体的各部正史之中卷数最多。有人以它的卷数之多为缺点。金毓黻说，这正是它的长处。我也认为如此。所谓正史，实际上只是第二手的史料。史料，本是越多越好。宋朝的历代皇帝，生时有“日历”，死后有实录(除了理宗、度宗、端宗、恭帝、帝昰、帝昺)，因此而保存在临安的史料特别多，都被伯颜一股脑儿由海船运到了大都去。奇怪的是，为什么等候到了元朝快亡之时才交给脱脱及其属僚贺惟一等人“仓卒成书"?原因是，元朝君臣事先不知道元朝会亡得那幺快，同时又想慎重其事，于是耽搁了几十年，拖到至正年间群雄蜂起以后，才又不得不草草了事。另一原因，是宋朝遗老肯出仕于元朝的极少，金朝遗老又甚不明了南宋的故实，元朝自己的大臣什九为蒙古人，不懂汉文。
《辽史》只有一百六十卷。辽朝的官方材料与民间书籍，大多数或散或毁于辽末的丧乱。脱脱等人所依据的，仅为耶律俨所编的《实录》七十卷与陈大任所著的《辽史》，对当时现成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北宋诸帝的《实录》、有关对辽和战的宋臣的传记，以及《契丹事迹》等书，一概不曾参考。然而，这部元朝官修的《辽史》，仍不失为一部正史，足以与《宋史》相参证，永不可废。它的平实，较之宋人叶隆礼所编的《契丹国志》，有过之而无不及；虽则论取材的丰富，略逊一筹。
脱脱等人所修的《金史》，在三史之中是最好的一部。金朝的年代，不及辽朝的一半，而《金史》的篇幅仍有一百三十五卷。它的内容，“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金史》之所以能够如此之好，应该归功于金朝遗老王鹗与元好问二人。王鹗是曹州东明人，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年)的状元，于蔡州城破之时，被张柔救了命，带回保州(保定)，其后当了忽必烈可汗的“翰林学士承旨"。张柔献出在蔡州所获得的金朝实录，王鹗向忽必烈建议设立一个机构，纂修金史，蒙准。可惜王鹗年事已高，在至元十年去世(享年八十五岁)，这机构不曾能够完成任务。然而实录已获保存，而且有了初步的整理。元好问是太原秀容人，北魏皇帝的苗裔，金宣宗兴定五年的进士，于金亡以后隐居，一度向张柔借用实录来自著金史，不曾借到，便自建一座“野史亭"，独力搜寻史料，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稿子，其后成为脱脱等人主修《金史》时的蓝本。
元好问不仅有功于《金史》，也有功于《元史》。在他的文集《遗山先生文集》之中，有不步关于元朝人物的碑传。
真定(正定)人苏天爵写了一部《国朝名臣事略》，把木华黎等四十七人的事迹一一记载了下来。以后明朝宋濂主编《元史》之时，便用了这部《国朝名臣事略》作为蓝本之一。
苏天爵又编了一部《国朝文类》，其中除了各家的诗文以外，有王鹗等人替元朝历代皇帝所写的诏二十六篇，册文十六篇，制五十三篇；他们呈给皇帝的奏议十篇，表二十六篇；他们所写的有关元朝人物的碑文十四篇。在这十四篇碑文之中，最为西洋学者所重视的，是阎复的《驸马高唐忠献王碑》与虞集的《高昌王世勋碑》。(高唐忠献王是汪古部长阿刺兀思剔吉忽里的曾孙，阔里吉思。高昌王，指畏吾儿国的帖睦儿补化；“世勋"，是详叙自从该国的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归顺成吉思可汗以来，历代子孙的勋绩。)
虞集是宋朝虞允文的五世孙，元朝吴澄的学生，在成宗铁木耳可汗之时，由大都路儒学教授，历升国子助教、博士监；于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可汗之时及其以后再升太常博士、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国子司业、秘书少监、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奎章阁侍书学士。他和赵世延奉命同修《经世大典》。这《经世大典》在体裁上仿照《唐会要》，共有八百卷之多。可惜原书久已散失，只有一部分被保存在《永乐大典》之中。
元朝除了《经世大典》以外，另有不知是谁所杂抄成书的所谓《元典章》，其中充满了第一手的史料。这部书只编到仁宗一朝为止，称为《前集》，现今还在。
元朝有一部奇怪的书，叫做《脱卜赤颜》，是秘藏在宫中的用蒙古文写成的历史，写到1240年(窝阔台可汗在位的第十二年)为止。这部书原文已经佚失，只有汉文的音译与意译对照本尚在人间。汉文译本是“世祖”忽必烈可汗之时写成，被保存在《永乐大典》以内，称为《元朝秘史》，最近已由姚从吾与札齐斯钦两位教授重新翻译了一遍，加上注解，改称为《蒙古秘史》。这部《蒙古秘史》是关于成吉思可汗迄于窝阔台可汗之时的最有价值的史料。德国汉学家海尼士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均曾经把它分别译为德文法文，加以缜密的研究。
与《蒙古秘史》颇有连带关系的另一部史料，是《皇元圣武亲征录》，用中文写成，而内容与《蒙古秘史》颇有出人。是谁写的?今已无考。伯希和对于这部书，也下过一番功夫。
元朝有《翰林国史院》，负责编撰《实录》。《蒙古秘史》在体裁上距离实录甚远。从太祖迄于宪宗的实录，由翰林国史院编成，在成宗铁木耳可汗大德七年十月进呈，主编的人姓名不详。世祖以后，迄于宁宗懿琳质班可汗，主编实录的是董文用、程钜夫、元明善、吴澄、王结、欧阳玄等人。
惠宗妥欢帖睦尔可汗一代，没有实录。这是史学界的一大憾事。
元朝有几部地方志，被收在清朝的《四库全书》之内；徐硕的《至元嘉禾志》，冯复京等的《大德昌国州图志》，袁桷的《延祐四明志》，张铉的《至大金陵新志》。不曾被《四库全书》收入的，尚有王元恭的《至正四明续志》，卢镇的《重修琴川志》，与孛罗帖木儿与杨潓的《昆山郡志》。地方志以外，有关地理沿革的史料有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刘郁的《西使记》，潘昂的《河源记》、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等等。朱思本画了一幅七尺见方的地图，为明朝罗洪先的蓝本，可惜今已不传。
黎东方.细说元朝.四六.文字
元朝的古文散文，以虞集的为最好；苏天爵《国朝文类》所选录的，也以虞集的为最多。至于古文韵文，各家的赋，很难分出多少高低。尽管如此，我个人却认为虞集的赋也以清新见长，不像别人的一昧堆砌。在诗的方面，刘因可谓首屈一指。此人志趣清高，生活严肃，可惜天不永年，在四十二岁之时便死，留下了一部《静修先生文集》二十二卷，其中十五卷是诗，第三卷完全是“和陶”之作，证明他对陶渊明的为人与诗学最为钦佩。我很爱他的《会饮北山》：“相逢相饮莫相违，往事纷纷何足悲?别后几经沧海浅，归来岂止昔人非!此山变灭终如我，后会登临知与谁?今古区区等如此，不须辛苦叹斜晖。”
元朝人写词写得好的不多。诗在唐后难写，词在宋后更难写。因此之故，“曲”便应运而起。曲并非开始于元，而是到了元时臻于极盛。
曲的发展，先为“小令”，次为“合调"，再次为“套子”，终于形成四个套子或五个套子的“杂剧”。
小令，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小调"。例如，马致远的《青哥儿》：“前村梅花开尽，看东海桃李争春。宝马香车陌上尘，两两三三见游人，清明近。"又如，无名氏的《塞鸿秋》：“影儿孤，房儿静。灯儿照，枕儿欹。床儿卧，帏屏儿上靠。心儿里思，意儿里想，人儿俏。不能够床儿上、被儿裹、怀儿抱。怎生捱今宵?梦儿里添烦恼。几时捱得更儿静，月儿落，鸡儿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