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九十五个千户的名单，载在《蒙古秘史》第二百零二节，所缺的共为七名。.6
最后一个要耶律楚材性命的，是不知姓名的某中贵。这位中贵是通事官杨惟中的一党。中贵向窝阔台告一状，说耶律楚材“违制”。(违的是什么制，《元史》、《新元史》、《蒙兀儿史记》都不曾交代。以常例论，这里所谓“违制”，可能是指“僭越”，用了天子才能用的东西，或盖了天子才能住的房子。)一向对耶律楚材深信不疑的窝阔台，这一次竟然耳软，下旨把耶律楚材捆起。不久，窝阔台后悔，叫人解了耶律楚材的绑。耶律楚材拒绝，说：“既然绑我，一定是我有罪。我忝为公辅，犯了什么罪，陛下应该明白宣布，让百官知道。现在又要解我的绑，那是以为我无罪了。怎么忽而以为我有罪，忽而又以为我无罪呢?这不是儿戏么?国家的大事，怎么办得了呢?”窝阔台向他说：“我虽然是可汗，怎么不会有错呢?”于是，君臣又和好如初。
耶律楚材的贡献，除了创设了全国税收机关与中央的中书省以外，还有很多，多到不胜枚举。其中最重要的是：
(1)速不台在汴梁即将攻下之时，向窝阔台报告，准备屠城。屠城本是蒙古军队对付抗命者的老办法。耶律楚材说：“得地无民，将焉用之?"窝阔台因此而下令汴梁免屠，只杀金朝皇室完颜氏一族。于是，有一百四十七万住在汴梁的人，因耶律楚材的一句话，而保全了性命。
(2)此后，有许多抗命的城市，都由于有了汴梁的先例，而免于屠城的劫运。
(3)蒙古有一条禁令，凡是收容或资助在逃的俘虏的，或给予他们以饮食的，一概处死，并且，“无问城郭保社，一家犯禁，余皆连坐。”结果，“逃民无所食宿，殍死道路相望。”这一条禁令，耶律楚材向窝阔台请求废除，获准。
(4)蒙古另有一条规矩：凡是被强盗抢去的东西，如果过了一年尚未破案，便由本地(本路，本府)的老百姓共同赔偿。这一条规矩，耶律楚材向窝阔台请求废除，获准。
(5)在蒙古帝国的领域以内，有花剌子模等国来的回回，经由各地官吏之手放高利贷，年利百分之百，过了一年便是一倍，过了两年便是四倍(复利)。还不起的人每每以妻子儿女作抵，仍旧不曾还清。耶律楚材于奏请获准之后，把所有的已欠本利，由政府代为偿还，用去了官银七万六千锭(一百一十四万两)。耶律楚材规定：从此以后，凡是付利付到了相当于本金的数额之时，一概停利付本。
(6)当时，除了政府自办的驿马以外，诸王与贵戚都可以自备驿马，用政府的驿馆为驿馆。这些诸王贵戚的驿夫与使臣，每每抢夺人民的马，而且在政府的驿馆中“要索百端。供馈稍缓，辄被箠挞。”耶律楚材定下规矩，诸王贵戚的驿夫与使臣，由政府发给牌剳，然后由驿馆依照规定的份量供应饮食。没有牌札的，概不招待。
(7)有一位姓于名元的，向窝阔台建议发行“交钞”(纸币)。耶律楚材说：“当初金章宗开始发行交钞，与铜钱并用，后来经管的人觉得很方便，便尽量地发出，而小热心于收钞回笼，弄到后来一万贯交钞才买得到一块饼。”窝阔台已经准了于元的奏，耶律楚材主张：如果一定要发行变钞，不可以超过一万锭(五十万两)的数目。
(8)蒙古军取得中原北部以后，查户口查得了一百零四万户。其后，积年逃离家乡的户口有十分之三四，但是蒙古政府所抽的赋税并未照减，仍旧按照原来的一百零四万户的赋税总数，向留在家多的十分之六七的民户征收。于是，每一家平均要缴出比以前差不多多出一半以上的赋税。耶律楚材毅然决然，把三十五万逃户的赋税从赋税的总额之中减去，使得人民受惠不浅。
(9)窝阔台把中原若干的州县与人民，分赏了功臣与皇亲国戚，让这些人可以自由抽取所封人民的赋税。耶律楚材认为这是“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主张土地与人民虽则在名义上是已经分封了，仍旧由政府派员代为收税，收好了转交给这些功臣与皇亲国戚。收税的标准是：每五户合缴丝一斤，叫做“五户丝”，给受封的功臣与皇亲国戚。另外，规定了每二户出丝一斤，作为国税，缴给政府。地税商税与盐税均全数作为国税。地税是麦田每亩上田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稻田每亩一概五升。商税按照三十取一的税则征收。盐税也是如此，不过盐价是按照每两银子四十斤计算。
(10)当时扑买(投标包税)的制度很盛行，有一个刘廷玉，花了五万两扑买到燕京的酒税；有一个“涉猎发丁"花了二十五万两扑买到全国的国有“廊房地基水利猪鸡”；有一个“刘忽笃马"，花了五十万两扑买到全国内地的“差发”(义务劳动?)；有一个姓名不详的西域人，花了一百万两扑买到全国的盐税。耶律楚材说，这些人都是坏人，“捐一偿十"(出一两银子给政府，向老百姓收十两银子)。“使怒归于上，利归于下。”他向窝阔台可汗请求，把这些包税的事都取消，获准。
然而，小的包税被取消了，最后却来了一位大的包税人：奥都剌合蛮。此人经由通事安天合的推荐，获得右丞相田镇海的信任，辗转取得窝阔台的同意，以四万四千锭(二百二十万两)的代价，扑买到全国的赋税。耶律楚材认为这是增加人民的负担太多，不仅在原则上包税的制度是一种陋政而已。以前，在庚寅年(一二三○)他向窝阔台建议用抽税代替屠杀作为对付汉人的政策之时，所定的税额不过是一万锭(五十万两)而已。其后，打下河南、灭掉金朝，也不过增加到二万二千锭(一百一十万两)而已。于是，他向窝阔台力争，争到声色俱厉。窝阔台说：“你是不是想动手打架?”结果，他的意见不被窝阔台接受。
窝阔台死后，乃马真(乃蛮氏)皇后摄政，对奥都剌合蛮十分宠信，甚至拿空白的盖好了印的敕书若干张交给此人，叫中书省的令史照此人的吩咐加以填写，如果不填写，便砍手。耶律楚材向皇后说：“先可汗把军国的事，都交给了我老臣管。令史有什么相干?要砍，可以砍我的头。何况是手?”说到此处，他放大喉咙，厉声喊叫：“老臣事成吉思可汗及先可汗三十年，无负于国。可敦(皇后)，我没有罪，您也不能杀我!"
可敦对耶律楚材，怎么敢杀?可惜，耶律楚材这一次气成了病，不久便死，死在甲辰年(1244年)阴历五月十四，年纪才有五十五岁。
耶律楚材之死，是蒙古帝国的大损失，也是汉人的大不幸。
黎东方.细说元朝.二八.耶律铸、察罕、孛鲁合
有人说，“元朝"只有过两个中书令，第一个是耶律楚材，第二个是忽必烈的太子真金。其实，耶律楚材的儿子耶律铸也当过。在太子真金后，当过中书令的又有武宗之时的“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其后的仁宗)，仁宗之时的硕德八剌(其后的英宗)，顺帝(惠宗)之时的爱猷识理达腊(其后的昭宗)。
《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说“楚材死，(楚材的儿子耶律铸)嗣领中书省事"。这个“领”字，实在太含糊。是作为“权领¨、亦即“代理"的意思讲呢?还是当作实授讲?《新元史》与《蒙兀儿史记》均沿袭了这个“领”字。
我找到了元好问写给耶律铸的一封信，才解答了这个问题。这封信的标题是：“答中书令成仲书"。成仲是耶律铸的号。元好问在这封信里说：“承命作先相公碑，初不敢少有所望，又不敢假借声势，悠悠者……捏造事端，欲使之即日灰灭。固知有神理在，然[好问]亦何苦以不赀之驱，蹈覆车之辙，而试不测之渊乎?”结果是元好问不曾给耶律楚材写碑文。
从元好问这一封信的语气来看，耶律铸之充任中书令，似乎是紧接楚材逝世之时。那末，《元史·杨惟中传》所说，杨惟中于打下德安府(1235年)，以后“拜中书令。太宗崩(1241年)，太后称制，惟中以一相负任天下。”简直是胡说一顿。太宗未死之时，作中书令的一向是耶律楚材。太宗死后，“以一相负任天下的"，也是耶律楚材，而不是杨惟中。耶律楚材死于乃马真(乃蛮氏)皇后称制的第三年(1243年)，那时候及其以后的几个月杨惟中在干什么事，待考。杨惟中到了“定宗”贵由可汗即位以后(1246年以后)，才官居平阳路的宣慰使，不像是已经当过中书令的人。
到了“宪宗"蒙格可汗之时，杨惟中才在忽必烈的下面，当了一名主持屯田的“使¨；不久，升为“陕右四川宣抚使”，最后在己未年(1259年)作到“江淮京湖南北路宣抚使”，作了不到一年，就死。由此看来，此人不仅不曾在太宗去世以前当过中书令，而且也不曾在太宗去世以后的任何一年当过中书令。
事实是，杨惟中作过“军前行中书省"的事，而并非该“行中书省”的主官。主官是粘合重山。粘合重山是以中书省本衙门的左丞相的地位，被派在皇子阔出的军前，处理公文，“行中书省事”，以免凡事须向在和林的中书省本衙门请示。杨惟中只是粘合重山的一个助手而已。
耶律铸当中书令，似乎是当到“宪宗”蒙哥可汗即位以后的三四个月。宪宗一即位，便发表了孛鲁合为“也客·必阇赤”，(大笔帖式)。屠寄说，也客·必阇赤“为文臣之长，职如丞相¨，这时候，耶律铸似乎仍在当右左两丞相之上的中书令。
到了这一年的秋天，蒙哥可汗便把中书省改称为尚书省，派了“马步军都元帅”、自幼被成吉思可汗收养的西夏人察罕作“兼领尚书省事"。
察罕当了“领尚书省事”，是否实际上已被任命为“尚书令”，待考。
他在乙卯年(1255年，蒙哥可汗在位的第五年)，死在任上。
孛鲁合以“也客·必阇赤"的名义，继续在实际上主持尚书省的事于和林，于蒙哥可汗死后拥护阿里不哥，在阿里不哥失败以后随同阿里不哥来大都朝见忽必烈，被忽必烈杀掉。
黎东方.细说元朝.二九.王文统
忽必烈于中统元年(1260年)阴历三月二十四日在开平即位以后，不在开平设中书省，而于四月初一日在燕京设一个“行中书省”。他之所以如此，是当时蒙古帝国的都城是和林，而不是开平或燕京。设一个行中书省在燕京，用意在于告诉蒙古人：等将来赶走阿里不哥、攻下和林以后，才设立中央的中书省。 这个“行中书省”的主官，是平章政事王文统。
次年五月，“行中书省”被去掉“行”字，成为名实相符的中央的“中书省”，简称“都省”(京都的中书省)。
这“都省"的最高长官是两位右丞相：不花与史天洋。其次是两位左丞相：忽鲁不花与耶律铸。再其次，是两位“平章政事”：塔察儿与王文统。
王文统是山东益都人，颇有才名，和李全的儿子李璮相处得很好。李璮叫他作儿子李彦简的老师，他也把女儿嫁给了李璮。于是，以“西宾"兼岳丈的身份，他成了李璮的灵魂。
不久，由于刘秉忠或张易的推荐，廉希宪的附和，忽必烈把他的姓名记在心中；即位以后，便把他召来开平；晤谈以后，印象颇佳，便破格提拔，任命他为“行中书省”的“平章政事"。那时候，燕京行中书省在平章政事之上既无中书令，又无右左丞相，并且没有第二个平章政事。“行中书省”的一切，都是由王文统一人主持。中统二年五月以后，有了右左丞相，真正当家的，也还是他一人，另一位平章政事塔察儿只是挂名而已。
他确有才具，在位仅有二十二个月，把中央政府应办的事，办得井井有条，其中最重要的是财政。财政之中最重要的，是发行一种有准备、能兑现的纸币，叫做“中统元宝交钞"。这“中统钞”是金末“交钞"的后身，所不同于金末交钞的，是有准备、能兑现。中统钞分为“十等”，十种大小不同的票面；最小的是十文，最大的是两千文，称为“二贯"。每二贯，依照规定，等于银子一两。全国分为“十路"，在每路的首县设立“封桩库”，存了不少银子等候持钞人采兑现。结果，来兑现的人反而极少。这是因为，(1)老百姓知道随时可以兑现，对中统钞很放心；(2)中统钞携带起来，比笨重的银子方便得多。如此优良的通货制度，不仅使得忽必烈的帝国在财政方面上了轨道，而且使得社会经济因安定而繁荣起来。(要等到其后阿合马当政，中统钞才由于各路封桩库现银之被挪提，而失掉人民对它的信用。)
王文统的另一建树，是颁布新的度量衡标准。能看出划一度量衡的标准，王文统配得上称为治国之才。)他的其他建树，包括：制定“盐酒宣课法"，“措置诸路转输法”，编定漏籍的老户幼户，核实新增户口，放宽各地的山泽之税，停止官采金、银、铜、铁、丹粉、锡碌、各矿，禁止各地官吏强拘良民为奴，解放河南舞阳县的姜户与藤花户两种奴隶，命令所有过路的军人不得向人民骚扰，一概由地方官招待食宿等等。
对外，王文统主张与宋和平相处，“互市”于颍州(阜阳)、涟水、光化，获得忽必烈的同意。对内，他主张派遣宣抚使与副使，分赴十路，也获得忽必烈的同意。这十路的宣抚使与副使是(1)燕京路：宣抚使二人，赛典赤·瞻思丁、李德辉；副使一人，徐世隆。(2)益都济南路：宣抚使宋子贞；副使王磐。(3)河南路，宣抚使史天泽；副使姓名不详，可能根本未派，以表示对史天泽的信任与尊重。(4)北京路，宣抚使杨果，副使赵炳。(5)平阳太原路，宣抚使张德辉，副使谢瑄。(6)真定路，宣抚使布鲁海牙(廉希宪的父亲，畏吾儿人)，副使刘肃。(7)东平路，宣抚使姚枢，副使张肃。(8)大名彰德路，宣抚使张文谦，副使游显。(9)西京路，宣抚使粘合南合，副使巨济。(10)京兆等路，宣抚使廉希宪，副使商挺。
王文统在中统三年二月廿三日，和儿子王荛一齐被杀。罪名是，私通“造反”的李璮。他是否冤枉，值得今后的历史家加以考核。李璮在二月初三日便已“造反"，为什么王文统迟至“反书”到达燕京之时，还不曾在燕京城内有所布置与行动以里应外合，甚至无意逃走?
最有力的证据，似乎是王文统自己写给李璮的信，信中有“期甲子”三个字。这信在中途洺水被扣，缴到忽必烈面前。忽必烈交给王文统看。王文统说：“比至甲子，犹可数年，臣为是言，姑迟其反期耳。¨忽必烈以为这是王文统的遁辞，便把他和他的儿子王荛处死。
倘若这真是王文统的遁辞，而王文统真是与李璮串同“谋反”，那末，为什么不叫李璮趁着现在阿里不哥尚未打下之时动手，而要拖到三年以后的甲子年?
退一步说，假定王文统真是和李璮同谋的，那末，站在汉族或宋朝的立场来说，他倒也不失为民族英雄或大宋忠臣。然而，就事实而论，王文统生长在金与蒙古相继统治的北方，不太自居为汉族，对宋朝又并无若何往来。以忽必烈待他如此之好，给他的职位之高，他又何必推翻忽必烈，另捧李璮为主，或跟着李璮去捧宋朝的、素未谋面的理宗及其权臣贾似道?
屠寄的看法，颇为近情：“窃谓文统揣[李]璮狂騃，不可理喻。告变，则乖府主之旧恩，灭昏姻之私义；从叛，又负明君之殊宠，枉一己之长才。姑缪其说，迟以三年。此三年中，朝廷果刑政修明，邻交辑睦，内忧既弭，外患亦宁，璮亦一隙之明，当知无衅可乘，或者戢其邪心，甘守藩服，而己亦得以其闲从容藉手，竟所设施，以奏其效而程其功。此正纵横家阳捭阴阖之故智。……”
黎东方.细说元朝.三○.姚枢
王文统死后，他的平章政事一缺，由廉希宪补上。不过，廉希宪在京兆(陕西)走不开，到了中统五年五月，才回来燕京办事。在中书省表面上当家的，迄于廉希宪回京之时为止，是赛典赤·瞻思丁。此人原任燕京路宣抚使，在中统二年八月便已内调为平章政事。屠寄说他是“阿滥谧人”，我想了很久，才悟出屠寄的本意，是说他为阿拉伯人。赛典赤三个字，是“沙依德”(Sayid)的讹写，原义为“圣裔”，亦即穆罕默德的女儿法替玛的后裔。
赛典赤.瞻思丁虽则是“阿拉伯人”，虽则是圣裔，却并非生长在阿拉伯，而是生长在花剌子模的人。他在成吉思可汗西征之时，带了一千名骑兵迎降，其后就作了成吉思可汗的宿卫。窝阔台可汗在位之时．他先后做了丰州、竫州、云内州、太原、平阳二路等处的达鲁花赤，与燕京路的“断事官”。蒙哥可汗在位之时，他和塔剌浑同作“行燕京等处尚书六部事"，其后又作燕京路总管、采访使。忽必烈可汗即位以后，他作燕京路宣抚使。中统二年八月，内调，升为中书省平章政事。
他在平章政事任内，作了些什么事?《元史》、《新元史》、《蒙兀儿史记》在他的本传中都是一字不提。在忽必烈的本纪中，也不曾指出那一件事是赛典赤.瞻思丁所作。
原来，真正继承王文统的职务的，不是这一位阿拉伯人，而是另一位汉人：姚枢。
姚枢原籍柳城，生长洛阳，于窝阔台可汗之时，由杨惟中保荐，当了燕京行尚书省的郎中，因不肯与燕京的行尚书省事牙剌洼赤同流合污而弃官退隐于辉州(河南辉县)的苏门山。不久，忽必烈派人把他请去，放在身边。那时候，蒙哥可汗尚未即位。蒙哥可汗于即位以后，叫忽必烈就南京(汴梁)与京兆(长安一带)两者之间，选择一处作为封地。忽必烈问姚枢。姚枢劝他选择京兆，说“南京河徙无常，土薄水浅，澙卤(硝盐)生之，不若关中阙土上上，古名天府陆海。”因此，忽必烈就选择了京兆。
王文统忌姚枢的才，在中统二年五月请忽必烈任命他为太子太师，同时任命他的朋友窦默与许衡为太子太傅与太子太保，表面上对三人极端尊崇，实际上把他们捧到不能再作平章政事一类的官。三公三孤，照例是高过丞相之上的。姚枢与窦默、许衡一齐恳辞，说：“陛下还没有立太子，我们是当谁的太师?谁的太傅太保?"
结果，忽必烈在八月间改命姚枢作“大司农"，窦默作翰林侍讲学士，许衡作国子祭酒。
在王文统死了以后的第三个月，中统三年五月，忽必烈下诏叫姚枢与“左三部尚书”刘肃“同商议中书省事"，换句话说，叫姚枢与刘肃二人参预中书省的机密与决策。如此重要的、关于中书省人事方面的变动，可惜《元史》与《新元史》的宰相年表以及《蒙兀儿史记》的宰相表都漏记了。
从这一年十二月起，忽必烈的儿子真金当了“守中书令"，于是中书省的第一主管便不是右丞相不花，而是真金了。
次年，中统四年，正月间，姚枢被任命为中书省左丞。左丞的地位虽低于右左丞相与平章政事，却有实权，比起“同商议中书省事”，可说是进了一步。《元史·百官志》说，“右丞一员，正二品；左丞一员，正二品：副丞相，裁成庶务，号左右辖。"
姚枢作左丞，似乎无赫赫之功，实际上作了不少建设性的事。枢密院之设立，他很有关系。更早于此，当他还不过是“同商议中书省事”之时，真金之所以被任命为“守中书令”，也是由于他在幕后策动。
中统四年正月，于姚枢实授左丞之后，忽必烈就下令全部汉军分为十个“奥鲁”，每一个奥鲁设一个总管府；从此不再隶属于各“万户"。“凡奥鲁内有万户的‘弟男’及‘私人’，皆罢之。"所谓“弟男"与“私人"，都是因被俘而成的奴隶之流。这一件敕令，是德政，可能也是由于姚枢的建议。
姚枢在至元二年闰五月外调。在此以前，又有几件大事，虽未必皆是姚枢一人的功劳，他至少是参加了一份的。这几件大事是：(1)中统五年八月初四，诏立新条格(标准)，省并州县，定官吏员数、品级、职务。(2)同年同月，乙卯日(十四)，改燕京为中都，与上都开平同为京城。(3)同年同月，丁巳日(十六)，改年号为至元，大赦天下。(4)至元二年二月，诏以蒙兀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掌印官)，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包括畏吾儿与其他各回教国家之人)充同知，“永如制”。
可惜，就在这不久以前(至元二年二月)，廉希宪与商挺敌不过阿合马的恶势力，而外调。廉希宪丢掉平章政事的官职，“分省山东"。商挺是在中统五年某月由四川行枢密院副使，内调为参加政事的，这时候也开缺，随着廉希宪“分省山东"。四个月以后，闰五月，姚枢也被外调，“以左丞、行省西京平阳等处。”
黎东方.细说元朝.三一.阿合马
阿合马是花剌子模国、锡尔河边的别纳客惕城人。这个城，便是汉朝的大宛国的国都所在，今天的本地人称它为费儿汗那(Ferghana)。
他自幼被掳为奴，长大在翁吉剌惕部长阿勒赤那颜之家。阿勒赤那颜把“女儿”(可能是孙女儿)察必嫁给忽必烈。阿合马是陪嫁的奴隶之一。
进到了忽必烈的“王府"以后，阿合马在宫内洒扫等等的工作上十分卖力，获得忽必烈夫妇的喜欢。此人不仅是懂得以小忠小信讨主人喜欢，也颇能于“公余"之暇留心括地皮的大技术。因此之故，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他在忽必烈即位以后的第三年(中统三年)便平步青云，当了大官：“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
所谓“领中书左右部事”，说来话长。当时的中书省下面，没有六部，只有两部，称为左部、右部。左部是吏户礼三部的混合，右部是兵刑工三部的混合。两部各设尚书二人，侍郎二人，郎中四人，员外郎六人。阿合马受任“领中书左右部事”，便是作两部官吏的总头目，很有实权，却并非“宰相"。他的官阶，次于“参知政事”，是“事务官”，不是“政务官”。
中统元年，祃祃曾经以燕京路宣慰使“领行省六部事”，其地位和阿台马在中统三年的“领中书左右部事”相仿佛。《元史》和《新元史》都错认了祃祃为“右丞相”。
阿合马的兼职，“诸路都转运使"，在“使”字上面省掉了一个“盐"字，以致我们容易茫然于他替政府转运些什么东西。他的这一项职务，堪比于今天的盐务总局局长。
阿合马晓得解州官盐的销售区，由于离开太原很近，人民贪图便宜，喜欢买太原来的私盐，以致政府只能从解州官盐卖得七千五百两银子。阿台马向忽必烈奏请，把解州官盐销售区的人民，按户派购定额。这样，便可以卖得一万二千五百两银子，多出五千两。人民于买了官盐以后，政府准他们随意买太原的“小盐"(不再称为“私盐")。忽必烈认为很好，准如所奏。
阿台马虽则准许山西人买太原的私盐，却不许东平等地的人买任何地方来的私盐。他在各地设立了“巡禁私盐军”。这巡禁私盐军不仅是政府的“缉私队”，实际上也成了他个人的基本武力。阿合马对于铁，也很有兴趣。他在中统四年，奏准了以三千户被“括”的人民开采钧州(河南禹县)与徐州等地的铁矿，预计每年可以出铁一百零三万七千斤，作成农具二十万件，向人民换取四万石粟，“输官”(缴入政府仓库)。
忽必烈对阿合马的“劲儿”十分欣赏，因此，便在至元元年(中统五年)十一月，升他为中书省的平章政事，地位与廉希宪相等。比姚枢商挺高。姚枢是左丞，商挺是参知政事。
阿合马进了中书省不到三个月，便将廉希宪和商挺一齐挤走。原因是，廉商二人是重义轻利的儒家，不支持阿合马的弄钱政策。(廉希宪在血统上是畏吾儿人，由于生长在中国，受了纯粹中国式的教育，而成为不比商挺差的道地儒家。)
四个月以后，至元二年闰五月廉希宪与商挺重被起用，派到山东“分省”去工作。工作了两个月，两人又被内调，回任中书省的原官。为什么他们两人倒了以后又能起来?原因是，他们当年在开平，是劝进的功臣。
姚枢不曾在至元二年和廉商二人同被罢斥，却也在闰五月被外调，调为“行省西京平阳等处”。他不像廉商二人之于两个月内被召回，一直在外面住到至元四年，才被叫回来，当一个没有实权的闲差事：“同议中书省事”。“同议"到至元十年，才得了一个“昭文殿大学士"。
阿合马在至元三年二月离开中书省，作了新设的“制国用司”的“制国用使”。中书左右部他早就不管。中书左右部在至元二年二月分为四部：(1)吏礼部，(2)户部，(3)兵刑部，(4)工部。四部的尚书是：(1)麦术督丁，(2)马亨，(3)严忠范，(4)别都鲁丁。
和阿合马关系最密切的，是户部。而户部尚书马亨刚好是他的“对头”。此人籍隶刑州南和，在廉希宪商挺下面，当过陕西行省的左右司郎中，其后作了中书左部(吏户礼)的两个尚书之一，现在，他作了户部尚书，便成了阿合马的眼中钉。阿合马虽则奈何他不得，却以制国用使的身份，把户部应有的职权，夺去不少。
阿合马在制国用使的任上，作了不少的事。三种元史的阿合马传，都语焉不详，只说了：(1)他叫人把东京(辽阳)缴纳的布，在当地换羊。(2)他认为真定与顺天所出的金银不够标准，下令改铸。(3)他奏请忽必烈派人去“别怯赤山”采石棉，获准。(4)他奏请将桓州峪所出的锡，卖钱发给矿工。政府在桓州峪共采得粗矿十六万斤，其中百分之二十五是锡，百分之零点一八(每百斤有三两)是银。
单就这四件事而论，阿合马不能算是坏人。
至元七年正月，他请准了忽必烈废掉制国用司，成立尚书省，以他自己为尚书省的平章政事。中书省仍旧存在，权力却被尚书省抢去了极大部份。中书省之下的四部，改隶尚书省，而分为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各部的尚书人数不等。吏兵刑三部各设尚书一人，户工两部各设尚书二人，礼部设尚书三人。
尚书省不设尚书令，不设左右丞相。最高的主管只是平章政事一人。(中书省有平章政事二人。)这唯一的平章政事，是阿合马自己。在他之下，有“同平章事”一人，参知政事三人。
忽必烈规定：任用大小官吏由吏部开列合格人的名单，呈请尚书省圈选，再由尚书省咨请中书省上奏。阿合马却并不遵照规定，想用谁便用谁，既不等候吏部开列名单，也不咨请中书省上奏。有人在忽必烈面前告发他，他向忽必烈说：“事无大小，既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忽必烈竟然也不说什么。
阿合马作平章尚书省事的时候，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使得一般的人对他不满。他叫忽必烈以叠床架屋的方式另设一个尚书省，由他主持，把中书省的大权削夺殆尽，尤其令中书省的大小官吏忿恨。
由于有很多人向忽必烈控告，于是尚书省在成立了整整两年以后，便在至元八年十二月被废除。阿合马却仍被重用，调回中书省当平章政事。他在尚书省的副手，“同平章尚书省事”张易，也被调回中书省，升为平章政事。原有的中书省平章政事忽都察儿，升作左丞相。尚书省的参知尚书省事张惠，是阿合马所最宠的亲信，也被调进中书省，升为左丞。曾经担任制国用司的佥事，尚书省的“参知尚书省事”的麦术督丁与李尧咨，也均调来中书省，当参知政事。经了一番如此的大更动，中书省变成了“面目全非”；除了名称仍是中书省三字以外，省内的实权都移入了“前尚书省”的大官之手。换句话说，所废的不像是尚书省，而很像是中书省。
中书省的旧人只剩下中书令真金，右丞相安童，左丞相忽都察儿，都是高高在上，奈何不了阿合马和他的一批干部。真金自从在中统三年十二月受任为“守中书令”以来，两度被以原职外调，一次去潮河，一次去称海，均是为了镇压当地的人心，防反侧于未然。回京以后他在实际也不曾怎样能够当家，右丞相以下的人凡事都要向忽必烈请旨，经过他与否并无多大关系，即使经过他，他也必须转奏忽必烈。阿合马主持尚书省之时，目无中书；现在进了中书，却不能不承认真金是中书省的主官，因此之故，也就对真金略存忌讳。真金对阿合马，心鄙其人，绝不假以辞色。然而，真金自己明白，忽必烈南征北讨，最需要钱，而当时能够弄钱的，至少忽必烈认为，只有阿合马一人。于是，真金以父子之亲，却无法使忽必烈去掉阿合马。
安童是木华黎的玄孙，父亲叫做霸特鲁，祖父叫做塔思，高祖叫做孛鲁。安童的母亲，和忽必烈的皇后是姊妹，因此而常能带了安童进宫。忽必烈对安童很器重，当安童十六岁的时候，便叫他充任四怯薛(侍卫军)之一的长官。到了至元二年八月，安童还不过是二十一岁的青年，忽必烈又把他破格提拔，任命他为中书省右丞相，与老将史天泽同位。当时，已经作左丞相的是耶律铸；和安童同月发表为左丞相的是伯颜。平章政事有三个人：廉希宪、阿合马、宝合丁。安童年纪虽轻，却颇识大体、不负忽必烈的知遇。他拜命以后，便奏请召许衡为自己的辅佐，忽必烈于是就把许衡召来，叫许衡每五日进中书省一次“议事”。中书省的编制之中，没有“议事”的名目。许衡在事实上是一位顾问，不仅是安童的顾问，也是忽必烈的顾问。安童在至元四年三月，奏请忽必烈将中书省的人事，加以调整，确定丞相只设二人，平章政事亦只设二人，右丞左丞各一人，参知政事二人。这件事，看来似乎很小，却充分显露了安童之懂得提纲絮领，建立制度。同年六月，忽必烈依照他的意思，重行选定中书省的八位重臣，仍叫他担任右丞相的位置。
阿合马从至元元年十一月，到至元三年二月，曾经在安童的下面充任平章政事，对安童的为人与作风很了解，因了解而视作敌人。阿合马于至元七年正月成立尚书省，自为“平章尚书省事”以后，便向忽必烈建议，说安童的威望很高，应该升为三公。这是敬而远之的老办法，而忽必烈不懂，竟然郑重其事，发交“诸儒”去讨论。所谓诸儒，是姚枢、窦默、许衡、廉希宪、商挺、王恂、王磐、等等。商挺说：“安童是国家的柱石，一日不可出中书。"其他的诸儒附议，便拿这句话回复忽必烈。忽必烈这才留下安童在中书省。
阿合马在尚书省干了两年，对中书省磨擦失败，尚书省取消，他带了整批干部进中书省，占领了中书省，反败为胜。安童忍气忍了两年，忍到至元十一年，参阿合马一本，说阿合马任用非人，夤缘为好。安童的这一本，参不倒阿合马，几乎因此而送掉性命。阿合马在次年向忽必烈建议，说西北方面有海都与笃哇的大威胁，必须“勋旧重臣”像安童那样的去镇守阿力麻里克(在今日伊犁附近)，才抵挡得住。忽必烈听了，果然就在七月间，派安童“行中书省兼枢密院事于阿力麻里克"，去辅助原已驻在该处的皇子北平王那木罕。安童去到那里，因敬酒不周到而引起脱黑帖木儿的怨恨，这脱黑帖木儿鼓动了药不忽儿、撒里蛮等人在至元十三年十二月叛变，拥立昔里吉为可汗，把那木罕和安童两人捆了，押送给海都。海都把他们留下，留到了至元二十年才释放。他们在至元二十一年三月，回抵大都。
安童回来，见不到阿合马。阿合马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三月已被千户王箸杀死。
阿合马之死，是戏剧性的死。王箸对他并无私怨，只是看不下他的胡作非为，这才邀约了“妖僧高和尚”，计划出历史上的一大政变。肯参加他们政变的，竟有八十多人。
他们在三月十八日的夜里分一批混进大都；次日(十九日)清晨，假传皇太子真金的令旨，说皇太子在晚上要进城回宫，吩咐枢密副使张易到时候发兵，在宫门口集合，同时也吩咐瓮吉刺带与阿合马以下的官员，到时候在宫门排班迎接。(真金于至元十年三月被册立为皇太子，仍旧作守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阿合马在至元十八年十二月升任左丞相。同年同月，别勒古台的孙子瓮吉剌带被拜为右丞相。)
王箸在傍晚时光亲自找阿合马，说是太子快到城门，叫阿合马派人出城迎接。阿合马知道王箸是一位千户，深信不疑，就派了中书省右司郎中脱欢察儿率领几个人骑马出城迎接。脱欢察儿等人出城走了十几里，遇见了所谓皇太子，都被这一位假太子杀掉，马也被抢去。
假太子和他的若干随从，在夜间二鼓左右大大方方地进了健德门，又大大方方地走到宫门口。果然，瓮吉刺带与阿合马率领了中书省官员在宫门口等着迎接。假太子对阿合马骂了几句，便叫王著将阿合马牵走。这时候王箸就拿出准备已久的铜锤，对准阿合马的脑袋，打了一下，阿合马当时就死。同时被杀的，是阿合马的亲信，中书省左丞郝桢。
一会儿功夫以后，东宫都总管张九思和同知高觹看清楚假太子的面貌，太叫“不是真的!”留守可的宫长博敦，将假太子用棍子打下马，假太子随即被乱箭射死。妖僧高和尚与八十几个同党一哄而散。王箸挺身而出，承认自己是主谋，束手就缚。 忽必烈当时还在上都附近的白水泺，接到报告，立即启程返回大都。他吩咐把王箸与其后不久便捉到的“妖僧高和尚”在壬午日(三月二十二日)处斩。同时被斩的，有被骗发兵的枢密副便张易。
其后，忽必烈问孛罗，孛罗把关于阿合马种种罪行的事实，都告诉忽必烈，使得忽必烈相信了阿合马果然该死，便吩咐把阿合马“戮尸”，“喂狗¨。阿合马的财产，以及他的妻子亲属的财产，全部没收。他们的奴婢，一概释放。凡是属于阿合马一党的大小官吏，一概罢黜。其中，仅仅就中央的中书省与各部的而论，便有七百一十四人之多。
阿合马的正妻与阿合马所有的儿子与侄子，一齐处死。阿合马共有二十五个儿子：大儿子忽辛，当过大都路达鲁花赤，二儿子抹速忽当过杭州的达鲁花赤，其余儿子与若干侄子有的当过礼部尚书，有的当过会同馆的主官，有的在行省当“参知政事”。
阿合马的“次妻”与妾共有四百多位。忽必烈把她们一概“赐¨给老百姓。(怎么样的一个赐法，无考。在这四百多位之中，有很多是抢来的良家妇女，可能被还给她们的娘家或夫家。也有很多，是她们的无耻的丈夫或父兄为了想做官而献给阿合马的。这些女人如何处理，很是一个问题。其余的，可能都是阿合马花钱买来的穷人家的女儿，大概都被赏还给她们的父母。) 阿合马除了强占良家妇女以外，也强占或强买了人民所有的“负郭良田¨。他的最叫一般人痛恨的地方，是把盐、铁、药材、铜器，都定为政府的专卖品，同时也提高了各种正税的定额。他在至元十六年，向忽必烈请准了设立“诸路宜课提举司”，派出亦不剌金(亦必烈金)、札马剌丁、张暠、富珪，等等，分赴各路，尽威吓搜括之能事。他而且奏请忽必烈下旨，叫御史台的人非先向中书省通知，不许“擅召仓库吏，究索钱各数”。至于，他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以及提取各路的中统钞准备金，使得中统钞的市场价值一跌再跌，我在以前已经说过。
黎东方.细说元朝.三二.卢世荣
忽必烈戮了阿合马之尸，惩办了阿合马的家属和党羽以后，并未彻底觉悟，仍旧喜欢有本事帮他弄钱的人，先后重用卢世荣与桑哥，不惜如当年重用阿合马的前例，更动或更改中央的行政机构。
至元廿一年十一月，忽必烈叫卢世荣与中书省的右丞相和礼霍孙，平章政事麦术督丁、参知政事张雄飞、温迪罕，在他本人面前辩论财政政策。卢世荣主张提高税额，被和麦张温四人反对。忽必烈把和麦张温四人同时免职，任命卢世荣为右丞，并且依照卢世荣的推荐、任命史枢为左丞，廉希恕(不鲁迷失海牙)与撒的迷失为参知政事、阿合马时代的户部尚书拜降为参议中书省事。
卢世荣当权的时间很短。他到了次年四月，便被捕下狱。在他披任命为右丞之时，安童于同一天也被任命为右丞相。安童是正经人，不与他同流合污，是他倒楣的原因之一，而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朝野对阿合马的记忆犹新，而卢世荣搜括得比阿合马更多，更急，虽则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忽必烈。孟子说：“是以君子恶居下流也，天下之恶皆归之。”
卢世荣未尝没有作了若干件的好事，例如：金银买卖的解禁，“竹监”的取消(不再以怀州孟州一带的竹货为政府的专利品)；驿使饮食改由政府供给；立“常平盐局”以调节盐价；制造“至元"铜钱与至元绫券，与纸钞同时流通，使得纸钞贬值的速度得以减低；用铁器的专卖制度，筹出买粟的钱，买足够的粟储入各地的常平仓，使得常平仓不致于像以前一样的空空如也，有名无实；在各路成立“平准周亟(急)库¨，以纸钞低息贷给贫民；在各郡(州府)成立“市易司”，抽取商货税，按四十取一(千分之二十五)，以此项税收的十分之六来增发地方官吏的薪俸，以十分之四抵充“市易司”的经费；由政府出钱，代江淮失业的人，买回他们所卖去的妻子儿女；命令江南的田主，向他们的佃户减收田租一成；增加中央与地方所有的官吏的薪俸二成；规定官吏考绩与升迁的条例。这些“德政"，都是从反对他的人的口中说出来的，相当可靠。不过，反对他的人认为，他施行这些德政的目的，只是为了“释怨要誉"。
卢世荣的罪状，远不如阿合马的严重。他的罪，大都是属于擅权一类，属于贪污自肥的部分简直没有。他未向右丞相安童报告，支了库钞二十万锭。这二十万锭，虽控告他的人也不曾指为贪污，可见是用在明处，只是手续不合而已。另一项罪状，是为了成立野面、木植、瓷器、桑枣、煤炭、匹段、青果、油坊等等牙行，以便抽取商货税，而动用了“县官”(皇帝，政府)的钞八十六万余锭，未能归垫。(这些牙行成立未久，当然一时归垫不出。)他的更大罪名，据安童指控，是曾经向忽必烈夸下海口：毋须增加人民的负担，只须“裁抑权势所侵"，便可以每年增加税收二百万锭，“令钞复实，诸物悉贱，民得休息，数月即有成功”；然而，安童说，“今已四个月，所行不符所言，所出浮于所入。"这“所出浮于所入”六个字，最触动忽必烈的忌讳。于是，卢世荣便在“面质”以后被捕下狱。“面质”，是在忽必烈的面前，对控告他的人监察御史陈天祥辩论，有御史中丞阿剌帖木儿在场。
卢世荣的其他若干罪状，皆不严重。他引用了若干阿合马的党人。然而他事前曾经向忽必烈请示过，说阿合马的门下“不乏通才，废弃可惜。臣欲择任一二，然惧言者谓臣滥用罪人。”忽必烈回答说：“可用则用之，何惧之有?”他叫驿站把公文分别缓急、用红青白三种颜色的袋子装。这件事，李璮曾经做过。控告卢世荣的人，说他模仿叛臣的行为。还有一件罪状是：未经与枢密院商议，便调动了三个行省的兵，共有一万二千人之多，驻在济州(济宁)。这件事非常奇怪。三个行省如何能随便奉了卢世荣的命令就调兵呢?倘若卢世荣真想造反，仅仅集中一万二千兵在济州，有什么用?大概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