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记者以为美国对华租借法案是由中国人经管的，事实恰好相反。经管的是一位美国陆军的代表：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史迪威离开中国以后，经管的人是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
关于美国对中国及其它各国租借法案施行的细节，尚未在美国与中国公布，简单的说，中国获益良多。例如，在一九四三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三月在缅甸北部消灭日军的五个中国师，便是用了美国租借物资加以装备的。另外有十九个中国师，在萨尔温江上游(怒江)的西岸与中缅之间的崇山峻岭之上对日军作战；这十九个中国师也是用了美国租借物资装备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倘若史迪威能对他的中国长官更为诚心合作，则美国租借物资可能会发生了更令人佩服的效果。史迪威是在中印缅的美军之司令官，也是中国战区联军统帅蒋介石的美籍参谋长。在中国为了抵挡日本的“一号作战”，而极端需要汽油与武器之时，史迪威却把当时全部的美国对华租借物资留下，用在缅甸北部的作战。史迪威的另一错误，是违反罗斯福所同意的蒋介石的一项决定，决定在一九四四年冬天开始缅甸北部之作战。史迪威把这个作战提前一年开始，并且不通知中国，甚至不在作战开始以前的几天通知中国。
八、中国对美国的反租借法案
这个项目所包含的是中国为了供应在华美军薪水及其它开销所花费的法币，与应了美国之请替美国空军建造的若干空军基地(大飞机场)。总数是一千零三十八亿法币。美国也曾经以或多或少的美元，存入中国政府在美国的银行户头，一共存入了三亿九千二百万美元。中美双方均想算清这笔账，但是从来不能在汇率的计算上取得互相一致的结论。中国坚持以政府所公布的官价汇率为主，酌量弥补官价与物价指数之间的差异。美国官员却主张完全按照黑市的汇率。
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中美双方终于签立了一项协定，写明中国不再追索一千零八十三亿法币与三亿九千二百万美元之间的尚未清偿之数；美国也承认中国已经偿还了全部对华租借法案物资与一九四二年二月的五亿美元信用放款。美国同时也把存放在太平洋若干岛屿之上的战事剩余物资，送给中国，由中国自己派船去拿，作为抵充所欠中国款项的尾数。
九、中美之间的几次物物交易契约
这类契约有过四次：
(一)一九三九年二月桐油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
(二)一九四○年二月锡贷款，两千万美元。
(三)一九四○年十月钨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
(四)一九四一年四月金属矿物贷款，五千万美元。
这四项都只是物物交易的契约而已。称为贷款，是错误的。美国先把美元存入在美国银行的中国政府户头备中国代表买军用品。中国于万分困难之下，把桐油、锡、钨等等从各省各地的人民手中买来，集中在一起，小心翼翼的交运到美国，冲销户头之中所动支的美元，在此购买桐油、运送桐油之期间，美国照收利息不误，这哪里是贷款，只是物物交易而已。
中国把这四项所谓贷款总数一亿二千万美元，都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冲销净尽，只剩下七百二十万美元的尾数。由于中共异动，政府播迁，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又赖在南京不走，静候共军入城，中国政府想买齐尾数七百二十万美元的桐油、锡矿之类，也找不到美国政府的代表交货。
十、战后美国对华租借物资与其它美援
美国官员常常称那笔作为输送近两百万人的日兵日侨与韩人回国的三亿三千万美元为“战后对华租借物资”。输送中国军队去接管日本占领区的费用，也称为“战后对华租借物资”。
此项物资总数相当于美元多少，有三种不同的算法：
美国国务院的算法：二十八亿八千四百零六万五千美元。
中国驻美大使馆算法：十五亿零三百一十万美元。
美国对华外交协会算法：十亿零七千八百八十三万两千美元。美国并且下列四项应从十亿左右的总数之中剔除：
(甲)三亿三千万元——这是输送日兵日侨与亲日韩人各回本国的费用。中国没有对敌人如此客气的义务，是美国向中国申请的，这两百万人离开中国海岸以后，美国自愿用船送他们回国，事前更未向中国申请，中国没有负担此项费用的义务，所以不应该记在“对华租借物资”的账目之上。
(乙)六亿四千九百万美元——这是虚报太平洋各岛剩余物资的溢出之数。这些物资只值得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却列为八亿二千四百万美元。
(丙)四千九百六十万美元——这是从印度列多经过北缅，通到中国的油管制造费。然而油管刚刚造好，美国便移交了英国的在缅官员。这个费用应该记在英国账上，不该记在中国账上。
(丁)一千七百万美元——这是中国海军重建费。是美国为了自己而做的全球战略性的重建，并非对中国的一种特殊恩惠。
剔除了这四项以后，所谓战后对华租借物资，只剩下三千三百二十三万二千美元。可以视为已被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的协定所勾销。
十一、一九四一年的平准基金之美国部分
一九四一年平准基金之美国部分，常被人们误传。它表面上列为五千万美元，事实上只交付了一千万美元。这一千万美元的实数已经在一九四三年四月还清。
十二、关于一九四二年五亿美元信用放款的澄清
这五亿美元是在珍珠港事变以后恰巧两个月的一九四二年二月七日由美国“颁给”的(granted)。到了抗战结束以后才被用完。其主要部分是用来购运黄金，以卖给人民，收回法币。此外，有两千五百万美元被用来购运纺织品。还有五千五百万美元，是用来在美国印制中国法币与运送法币。
十三、中苏与中英之间的物物交易契约
中苏之间如此的交易共有五次，从一九三九年开始，到一九四二年为止，总数相当于三亿零六百三十八万美元。中国得到飞机与其它军用品，付给苏联以原料及战略金属。已经全部结清。
中英之间的物物交易四次，也是如此。从一九三九年开始，到一九四一年为止，总数是相当于两千一百万英镑。
十四、第二次平准基金
这是珍珠港事变以后，中英美三国想合作设立的。言明中国出五亿美金，美国也出五亿美金，英国出五千万英镑。然而此事并未实现。
十五、别的外债
法国与比利时给予中国以有关铁路的贷款，德国与捷克和中国有过关于军事用品及战略原料物物交易。这些来往，没有一件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与金融。
十六、评语
中国在珍珠港事变以后，通货膨胀进入恶性，是不幸的。本书著者正如许多同事一样，一向是美国之友，现在仍是。著者于中美两国于业已携手对共同敌人作战之后，眼见两国关系恶化，十分痛苦。
先错的是中国。中国误信罗斯福的演讲与承诺，对美国期待太多。美国诚然可以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然而它在珍珠港以前的四个年头与其后的两个年头，尚不是“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美国甚至都顾不了在菲律宾对日作战的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美国允诺了给中国以六十六架轻轰炸机，二十四架B-29重轰炸机，四百五十六架战斗机。结果，除了两三打的轻轰炸机以外，其它一架也不曾来。最先的真正的援助不是来自美国政府，而是来自一个退休了的美国空军军官陈纳德上校(Colonel Claire C. Chennault)。陈纳德及其飞虎队所使用的飞机，是中国花钱买的；不是美国花钱买的。
在珍珠港事变以前，中国没有所谓美钞黑市。是美国阿兵哥带来了大量的美钞到中国。黑市美钞可以帮助任何人成为暴富，对于任何国家的多数人民皆可以构成抵挡不住的诱惑，包括中国、法国、德国、越南。中国政府试图防免这种黑市的腐蚀力，曾经与美国官方商量，以法币按照合理兑换率供应美国当局，以法币发薪水给在华的美国阿兵哥，以防止他们在街上用美钞买东西。然而这个办法不曾行得通，过了几个月便废止了，美方仍旧用美钞发薪水给美国阿兵哥。
另一件不幸的事，是应了美国之请，于极短时间之内造了许多大飞机场。剎那之间，中国政府发出几十亿的法币付给以百万计的农民，这些农民扮演了“业余的建筑工人”的角色。这件事，当然使得通货膨胀恶化。中国政府甘心吃闷亏，而有些美国官员，包括陆军部长史替姆生(Stirnson)却明白说出坚持以“黑市”的兑换率计账，不用中国政府的官价兑换率计账。这些美国官员不肯花费几秒钟的时间，替中国政府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中国政府倘若接受这些美国官员的要求，等于承认“黑市”为合法，也等于承认官价兑换率为“不切事实”，为欺骗自己中国的人民。有些美国官员曾经向中国政府建议提高官价兑换率，使接近于黑市兑换率。中国政府照办了几次，然而每一次，官价兑换率刚刚提高，黑市却立刻又飞涨了几乎一倍。
中国的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曾经向美国官员表示：倘若美方肯按照官价计账，则中国愿意提出大量美元还给美国，作为所谓“反租借之款项”，然而美国官员不肯接受。此事成为僵局，双方感情恶化，中美均受其害。要等到战事结束，此事才在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以协定方式予以解决。中国称此协定为“反租借法案协定”(Reverse Lendlease Agreement)。美国官员却仍然说：“反租借法案的事，迄今未有协定。”
一位星期一的足球健将，很容易对星期日的球赛发挥高论。我藉此就过去政治人物所犯的错误做大胆的讲评，以为也许有更好的办法，解决他们所曾经面临的问题。在印度的美国阿兵哥不曾有过黑市美钞的问题，美国政府于英国当局的同意之下，运了大批的黄金去印度，在市场卖出，换到很多的印币“卢比”(rupees)，然后就用这些卢比发薪水给美国阿兵哥。每一个与此事有关的人，都很高兴。
我另有一个建议，可惜不曾有机会提出。那便是请中国政府“先小人后君子”，不特于建筑大飞机场以前，估个价，加上风险费与中国政府应该取得的合法利润，写一个草约，请美国研究。倘若美国同意其中的条件，或修改一些而获得中国同意，则双方定一个合约，同时由美方先付款。款项不以法币计算，而是以美元计算。然后工程开始进行，以至完成，双方决不至于有所谓官价与黑市兑换率的争执。
可悲的结果是中国的通货膨胀越出控制，虽不完全是由于这官价与黑市兑换率的争执，却帮助了花埃特赢得若干美国人对他抽中国后腿的支持。花埃特阻挠黄金运来中国，这黄金本是中国花了一九四二年二月五亿美元信用放款之中的钱而购买的，其重量如以相当于两亿美元的黄金计算，全部不过是一百六十二吨而已。这一百六十二吨黄金足够消除法币膨胀之害。然而中国未能及时取得这一百六十二吨黄金，于是，大错铸成。人民买了预售黄金而拿不到货，文武公务员与教职员领不到最低的生活费；导致了大陆变色。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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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四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总经销，民国七十四年)
附录四 著作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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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 中译施亨利法文原著《历史之科学与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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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 《先秦史》，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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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 英文《中国历史之一理解》，纽约华美协进社出版。
一九四八 英文《近代维吾尔语语汇》，纽约亚洲研究所出版。
一九四九 《新三国》，贵阳精勤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四 英文《东方分析》，伊利诺州几处日报连载，其后由台北作品月刊社出版。
一九五七 《中国上古史八论》，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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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 《玉娥》，作品月刊连载，其后由该社出版单行本。
一九六○－一 《平凡的我》，作品月刊连载，文星书店出版，传记文学社重印。
一九六一 中文节译D. G. M. Hall之英文《东南亚通史》，台北中华文化事业委员会出版。
一九六二 《细说清朝》，台北新生报连载，其后由文星书局出版，传记文学社重印。
一九六二 英文〈马六甲国创造者Paramesvara〉，亚洲历史家会议论文。
一九六三 《细说明朝》，台北新生报连载，其后由文星书局出版，传记文学社重印。
一九六三 〈北元世系说证〉，台北思想与时代月刊。
一九六四 英译《唐诗四十首》，中国文化大学世界汉学研究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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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 〈蒙古秘史人名异译〉。华冈学报。
一九六五 《我对历史的看法》，文星书店出版，传记文学社重印。
一九六五－六 《细说民国》，香港时报连载，从兴中会写至孙先生就临时大总统之职，因著者赴美讲学而中断，未能续写。文星书局出版单行本，称第一册、第二册。传记文学社重印，合为一册，未标明是第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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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 《细说史前中国》，台北仙人掌出版社出版，其后由晨光出版社出版。
一九六八 英文《马六甲国宰相泰米尔人Mutahir》，印度马德喇斯城泰米尔学会论文。
一九六八 《俄罗斯的蒙古时代》，台北边疆历史语文学会出版。
一九六八 〈费正清如何曲解中国历史〉，载在中美文经协会会刊。同时有本文之英文原稿载在该会会刊。
一九六九 〈虽不重演，却非偶然〉，载在传记文学月刊十六卷五期。
一九七○ 〈史后传说中之史前史实〉，台北中国历史学会史学汇刊。
一九七四 〈周易爻辞里面的动物〉，华冈学报。
一九七六 《蒋公介石序传》，台北联经公司出版。韩文译本，汉城韩国中央日报株式会社中央丛书第七十四种，一九八三年出版。
一九七七 《细说三国》，台北联合报连载。其后由传记文学社出版单行本。
一九七七 英文〈中国与阿那乌等地彩陶图案之比较研究〉，牛津大学讲演词。
一九七七 《黎东方诗文自选集》，台北华欣文化事业中心出版。
一九七八 〈台儿庄之战〉，华冈文科学报。其后载在传记文学与国史馆专刊。
一九八○ 英译张其昀氏原著《孔学今义》，华冈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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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 英文张其昀氏《战国学术》，华冈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三 《法兰西的小城》，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出版。
一九八四 中英文对照《孔子传略》，台北华欣出版事业中心出版。
一九八五 英文《第二次中日战争》，台北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集刊。
一九八五 《西洋通史序论》，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出版。
一九九一 《中华民国简史》，台北幼狮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四 《我们的根》，台北国立编译馆主编，洛杉矶长青书店印行。英文《一九九五以来之中国》，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出版。
附录五 长沙会战（另录）
第一次长沙会战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湖南成为中日双方争夺的焦点，中国军队曾与侵华日军在湖南长沙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激烈攻防战，史称为「长沙会战」。
1939年9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此前，日军第11集团军调兵遣将，集中步兵10万、陆军航空兵团约100架飞机及海军一部的强大兵力，企图集中打击第9战区主力，并在政略上实施日本政府以打诱降的计划，企图挫败中国国民党军的抗日意志导致国民政府屈服，从军事上配合推出汪伪政权。
中国军方早就判断出日军必将进攻，并确定了守卫湘北赣北的基本方针。第9战区加紧部署，严整战备。由于长沙地区的地势却不利防御作战，北部平坦无险可守。中国军方改变以前层层设防、逐次与日军进行阵地防御战的呆板挨打战术，转为只以部分部队坚守正面既设阵地，逐次予敌消耗，主动转移至敌之侧翼，继之以伏击、侧击、尾击等各种手段逐次消耗敌兵力，待敌进入预定决战区域，集中使用绝对优势兵力，将敌一举围歼。同时，中国军政部门还特别注意破坏一切可资日军利用的道路，使日军机械化部队和重炮兵行动困难。会战开始后，日军攻势行动艰苦，各路均遭到有力的阻击、侧击，部分陷于包围，后期在中方反击下匆匆撤退，不仅未能达到歼灭第9战区主力的作战目的，而且损失惨重，伤亡达2万余人。
补充：
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至10月）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9月至10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第9战区部队在以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接壤地区对日军进行的防御战役。 日军第11军为打击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消灭中国第9战区部队，集中第6、第33、第101、第106师团及3个旅团约10万兵力，在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采取奔袭攻击的方针，发动了“湘赣会战”，进攻长沙。为打破日军战略企图，中国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6个军30多个师约40万人的兵力，采取逐次抵抗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长沙附近消灭进攻的日军。此次会战，主要在赣北、湘北、鄂南三个方向作战。 在赣北方面：9月14日，日军第106师团由赣北奉新向会埠的中国守军第19集团军第60军发起进攻；以第101师团一部向高安中国军队第32军与第58军进行牵制性攻击。中国守军未抵抗住日军的进攻，阵地被突破，第60军和第58军分别向宜丰、凌江口等地转移；第32军转移至锦江右岸之灰埠、袁浦之线。18日，日军攻占上富、村前街、斜桥等，并向高安猛攻。19日，守军经激战后放弃高安，退守石鼓岭和石脑圩西南高地，阻日军西犯。21日，第32军向高安反攻，与日军展开激烈争夺战；22日，克复高安、高城，进占马形山、赵家山之线。第74军进占斜桥、南山何。日军第101师团由高安向东北方向及五桥何退却。第106师团主力由奉新向西进犯，突破守军第183师和第15师阵地，24日，占领横街、甘坊，并继续西进。25日，中国军队调集几个师兵力向甘坊一带之日军反击，与其展开激战。至10月3日，日军进至大墩街、石街。中国军队进驻甘坊、横街，切断了西进日军的退路。6日，中国军队第1集团军和第30集团军奉命围攻日军，战至9日，进占沙窝里、九仙汤、上富、冶城等地，并乘胜追击，先后克复罗坊、会埠三都、修水。日军退回武宁、靖安、奉新。 在湘北方面：9月18日，日军主力第6师团及奈良支队强渡新墙河，向新墙河北岸守军第15集团军第52军发起进攻。守军顽强抵抗5昼夜，于22日晚，被迫退至河南岸。23日拂晓，日军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强渡新墙河南进；上村支队在汨罗江口附近营田登陆，对第15集团军形成夹击之势；第33师团由麦市南下，企图消灭湘北中国军队。第15集团军依据新墙河、汨罗江阵地抗击日军，予日军以重创后，于24日撤至汨罗江南岸。2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第9战区在长沙附近与日军主力决战。各军遵令随即进占阵地，侧击、伏击日军。27日，日军分路南进，至30日，日军主力进至捞刀河北岸，直扑长沙以北永安市、金井、上杉市、青山市、桥头驿等地。日军由于孤军深入，中途遭到中国军队的阻击、伏击，被迫停止进攻。 在鄂南方面：9月22日，日军第33师团向第15集团军第79军发起攻击，23日，进占麦市、桃树港，继向汨罗江上游进犯。中国军队第27集团军和第15集团军第79军在麦市附近与日军展开激战，歼其甚多。至29日，日军攻占南楼岭、平江，进抵朱溪厂、龙门厂、长寿街。中国军队第20军、第79军各一部在献钟、南楼岭、桃树港一带夹攻日军，主力向朱溪厂、龙门厂之日军追击。10月1日，第20军收复龙门厂后，向长寿街之日军侧击，第79军克复桃树港、麦市、献钟、嘉义。3日，日军第33师团主力与第13师团奈良支队会师于三眼桥，东趋渣津攻修水；4日，与第27集团军及第79军发生激战后，分别向南江桥、麦市、通城方向退却。第15集团军尾随日军追击，先后收复安定桥、长乐街、新市、汨罗等地。5日，日军全线撤退，上村支队遭到第54军新编第23师袭击后，由营田登船从洞庭湖上逃回岳阳；至9日，第6师团退向新墙河；第33师团撤回通城；奈良支队退回通城。(作战中，第27集团军第134师的一个团，在白沙岭一线阻敌时，打死一个不小的日军军官。日军突然像发了疯似地前来抢夺那个被击毙了军官尸体。中国军队见尸体竟如此 贵重，必有原因，便也发了疯似地用猛烈的火力打退抢尸的日军。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抢夺尸体的恶战。结果，那尸体还是被中国军队给抢了过来，从尸体上的图囊里，搜 出了第33师团的作战任务区分和标图，以及其他极为重要的文件。得知，敌第33师图将从 南岭攻白沙岭，再攻龙门镇，直下长沙，助攻长沙城。 当时杨森集团军是由西向东布防，重点放在准备阻击南昌方向来敌。杨森获得了这个情报后，果断地变更了部署，把主力都调来围攻由北而来的第33师团。结果，在长寿街地区，将敌围住，经一昼夜的激战，把第33师团主力歼灭大部，残敌遗弃辎重、马匹逃回通城去了)中国军队在全线追击中，收复了平江、南江桥等城镇。13日，会战结束，中国军队共毙俘日军2万余人，炸毁日军飞机20余架，粉碎了日军消灭第9战区主力的企图。作战中，中国军队伤亡3万余人。
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一方面抓紧作对苏战争的准备，一方面加强对国民政府的军事压力，妄图早日结束日中战争。因此，日军于8月中旬起秘密集结 5个师，30余艘军舰，100余架 飞机，共12万余兵力在岳阳、临湘地区，由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指挥，准备再次进攻长沙。日军这次将主力并列于狭窄正面，纵深梯次配置，以第 3、第 4、第6师 主力及第 18混成旅等部位于岳 阳的桃林、西塘、新开塘地区，为第一梯队，直取长沙；第40师和第33师的两个团位于临湘地区，为第二梯队，沿粤汉铁路两侧及长（沙）岳（阳）古道正面进攻长沙。 另外以第6师的两个团由忠防、西塘分两路向大云山实施包围，掩护主力部队集中和展开；以第14独立混成旅从岳阳乘军舰渡洞庭湖向营田以西地区进攻，保障主力攻击部队右翼安全。
为确保长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第3、第5、第6战区对当面日军发起攻击，以牵制日军集中；第9战区除用相当兵力在赣北、鄂南、湘北袭扰日军后方外，由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集中12个军33个师，一部在新墙河、汩罗江、捞刀河布防，一部在株洲地区机动， 采取逐次抗击日军进攻；诱日军在汩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歼灭之。
9月7日，日军第6师两个团分别由忠防、西塘地区出发，在飞机配合下从东、西、北三面围攻大云山。中国军队第4、第58军各一部英勇抗击。8日，日军占领大云山，9日中国军队反击，日军不支，大部败回大云山以西地区掩护主力集结。18日拂晓，在杨林以西20千米的狭窄地带，日军主力强渡新墙河，遭中国第4、第58、第20军阻击。19日，日军抵汩罗江北岸，随即分路强渡汩罗江，突破中国军队防线，至21日全部渡过汩罗江，并全速前进。此时浏阳、株洲地区第9战区军队依计划逐次加入战斗。第26、第72、第74军自浏阳方向侧击日军；第10、第37、第79军、暂编第2军从长沙以东正面迎击日军；第4、第20、第58军向日军后方攻击。至26日，中日两国军队大战于持刀河南岸。日军第4师、第13师一部以捞刀河、石子铺正面进攻长沙，第3师由渡头市向长沙东南迂回，第6、第40师及第33师一部、独立混成第18旅等部由春华山、永安迂回至长沙以东地区。27日，日军便衣队、伞兵袭入长沙市区，被中国军队歼灭。此时，中国军队将逼近长沙的日军实施围歼。第4、第20、第58军紧衔日军之尾，向捞刀河压迫。 日军在南北夹击下伤亡惨重，粮弹俱缺，被迫于10月1日向北突围撤退。中国军队追击，日军5日渡过汩罗江，8日渡过新墙河，此后凭借坚固工事顽抗，双方形成对峙，基本恢复了战前态势，战役结束。
第二次长沙会战历时33天，日军伤亡4．8万余人，被击落飞机3架，击沉汽艇7艘，进攻失利，攻占长沙的计划宣告破产。
第三次长沙会战
一、总论
1941年12月下旬～1942年1月中旬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方称为第二次长沙作战）【注1】，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盟军方面获得的第一个胜利。就中国战场而言，此战是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的战略相持阶段中，至1945年5月国军方面获得的最大战役级别的胜利【注2】。日军投降前的湘西会战（又称雪峰山会战，日方称为芷江、老河口作战）都无法与之相比。虽是惨胜，但是第三次长沙会战，是8年抗战中，国军少数值得一提的会战。
【注1：习惯上，将第一、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合称为“长沙会战”，与1944年的常德会战、长衡会战以及1945年的湘西会战合称为湖南四大会战。】
【注2: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军最大的胜利是缅北滇西反攻作战，但此战一般划为缅甸战场，不在正面战场二十二次会战中】
二、战前双方态势
1940年6月枣宜会战（日方称为宜昌作战）的胜利，标志着日军在长江流域基本已经到达进攻顶点。由于日军“陆军中央部按照明治以来的传统，把战力的重点放在了对付苏联的北方国境，而观察时局、制定政策.因此，并没有力量投入现实的主要战场即中国战线。在这个限制下，担负着解决中国事变的中国派遣军，一直由于强迫缩减兵力、限制作战地域、限制兵站等而感到苦恼。 1939年~1941年两年间，第11军得到的弹药，只有1938年武汉作战的一半。这无疑大大限制了日军的进攻能力。【注3】1940年，日军华中兵力共计33万2千人【注4】，其中11军兵力约占1/2不到。【注5】。
日军第11军当面的第9战区以及第5战区，是此时中国战区实力最雄厚的战区。从数量上来说，1941年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爆发前，9战区共拥有36个师（具体编制将在最后给出），合计约30万人（日军估计为50万人【注6】）。从质量上来说，9战区的大部分部队都是经历了从武汉会战起的一系列战役，某些部队（如第74军）甚至是从淞沪抗战起打满全场的部队。在战火中，一些部队垮了（如所谓“德式师”的第36、87、88师，在武汉会战结束后已经灰飞烟灭），但是也有一些部队愈战愈强，如最终拿下国军抗战战绩最高这一桂冠的74军。此时的9战区，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说，都是整个中国战场中国军的精华。
1941年12月3日下达的日军大陆命第575号中，规定华中方向日军的任务是“确保从岳州至长江下游的交通，以武汉三镇和九江为根据地，竭力摧毁敌之抗战能力，其作战地区大致在安庆、信仰、宜昌、岳州、南昌之间”【注7】。中国派遣军11月27日的军司令官会议上，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也曾作如下陈述：“第11军虽应以经过湖南奇袭重庆为最后手段，但在目前应加强粉碎敌之战斗力，与此同时，一面加强谋略宣传，一面谋求实现局部休战，目标应置于‘保境安民’的战略上。”【注8】可见，在日军的计划中，占地并不是主要目的，日军的目的在于消灭国军野战军。
但是，日军的这一方针并没有得到坚持。11月23日前后，阿南惟畿听说了军中流传的“长沙作战，反而给予敌人以反宣传的材料，很为不利。”的议论【注9】，于是产生了不满情绪【注10】。1941年12月8日，日军“中国派遣军”第23军在南方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也从广州向香港发动进攻。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了配合英军的作战，于对日宣战的当天(9日)，也命令各战区对当面日军发动进攻，以牵制日军；同时还命令第四战区向日军第23军进攻，以策应香港英军，并令第5军、第6军和第66军分别由广西、四川向云南集结，准备进入缅甸直接支援英军防守缅甸。日军第11军发现中国军队第2军、第4军由长沙附近南下，在这一情况下，12月13日，11军参谋长木下勇少将认为有必要牵制国军南下行动，配合香港作战。遂决定先发制人，向汨水（汨罗江）方面采取攻势，以牵制中国军队南下，配合其第23军攻占香港的作战，认为这样“即使不能拖住敌人，也将给予其他重庆军队以严重威胁”。第三次长沙会战因而展开。
根据现存的文件，这一决定作出近似儿戏一般。木下在日记中这样记载：“第二次长沙作战（日方称第三次长沙会战为第二次长沙作战），决定的很快，只用1个小时的时间就下了决心……”【注11】从提出设想到发出命令，一共只有大约短短的12小时！
第二次长沙会战以后，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召开军事会议，总结前两次长沙会战及上高会战的经验教训，提出“天炉战”的战法，即在日军进攻的地区内彻底破坏道路，实施空室清野，设置纵深伏击阵地，诱敌深入，以尾击、邀击、侧击、夹击，使这一地区成为一个“天然熔炉”，将日军围歼于内。会后制订了新的作战计划。
其基本内容为：敌情判断：“日军再向本战区进犯时，有两个可能：一是全力由湘北进犯，重点保持于左翼，索取我军右翼包围攻击；一是在主力由湘北进犯，重点亦指向左翼，但各以一部分由南昌、武宁、通城进犯，以策应其湘北主力的作战。”作战方针：“战区以诱敌深入后进行决战之目的，在敌进攻时，以一部兵力由第一线开始逐次抵抗，随时保持我军于外线，俟敌进入我预定决战地区时，以全力开始总反攻，包围敌军而歼灭之。”指导要领：“预定在长沙外围与敌决战，决战时重点保持于长沙以东地区。湘北守军于敌人进攻时，首先应利用既设工事拒止敌人。尔后一面采取逐次抵抗以消耗、迟滞敌人，一面以主力向伍公市、沙市街以东外线转移，同时以一部向梅仙、平江以东外线转移，一部分别潜伏于汨罗江、捞刀河间各偏僻地区。当敌军大部队通过后，自动起来攻袭敌后并阻止其撤退。至总反攻时，待命以一部向西进攻，扼守汨罗江北岸，遮断敌军退路，以主力向捞刀河以北进攻，使围攻长沙之敌不得退过捞刀河北岸。赣中、赣北守军，于敌进攻时以一部守备原阵地，以主力向浏阳以东地区前进，于总反攻时待命由浏阳地区向长沙以东攻击。战区直辖各军，以一部及炮兵占领长沙、岳麓山核心阵地，构筑坚固工事而确保之。直辖各军主力于总反攻时，待命由株洲、普迹地区向长沙以南攻击。湘北各挺进部队，于敌开始进攻后，在新墙河以北扰乱敌后；俟敌主力渡过汨罗江后，转移至新墙河以南地区活动，尔后阻挠敌军的撤退。鄂南挺进部队于敌攻击开始后，集中力量向蒲圻—临湘线、崇阳—通城线不断攻袭破坏，扰敌后方。”日军如由南昌、武宁实施牵制性进攻时，则守军分别诱敌至上高东南、铜鼓东南和嘉义附近地区，“反攻而歼灭之” 【注12】
当日军发动进攻时，第9战区已经做好了准备。1941年11月，9战区高级军官会议上已经制定好了整套作战计划，此时各集团军已经按照计划规定的任务和行动侦察了地形并制定了局部计划。尽管日军牵制9战区增援广东方面的目的已经部分达到（欧震第4军回归9战区），但是战斗还未正式开始。毫无疑问，在准备不周的日军第11军面前，严阵以待的第9战区占有了庙算的优势。
【注3：《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第6册P232】
【注4：《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5册P139】
【注5：第11军共有72个大队。摘自《长沙作战》P132、P135】
【注6：《长沙作战》P127。】
【注7：《长沙作战》，P137~138】
【注8：《长沙作战》，P138】
【注9：指1941年9月～10月间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称之为第一次长沙作战）。日军战前的《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规定：“作战以维持治安及占据地区肃正为主要目的，不再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如果需要，可以进行短时间的、以切断为目的的奇袭作战，但以不扩大占领区和返回原驻地为原则。”，即日军打击国军部队后就返回原驻地,不占新地，这也是日本在中国战线缺少维持战线的兵力所决定的。此战的目的为给重庆政府以巨大的压力，力求解决中国事变。此战，在军事上，除在宜昌方向外，日军几乎完胜。在会战初期，9战区就落入阿南的圈套，27集团军在大云山被日军一个联队耍的团团转，以一个集团军之重兵竟然无法重创日军一个联队，而到了战役主攻阶段，18日，欧震的第4军被击溃，21日到23日，26，37军被击溃，26军军部几乎被歼灭，22到27日，10军几乎被全歼，27日，74军被完全击溃，王耀武几乎被俘。国军在日军没有攻略长沙的企图下仅保长沙不失。国军损失25,833人，该数字参见陈诚《抗战经过概要》。日军记载此战仅战死1670人（内军官122人），战伤5184人（内军官272人）。该数字参见《长沙作战》P126】
【注10：《长沙作战》P138】
【注11：《长沙作战》P139。】
【注12：赵子立、王光伦：《会战兵力部署及战斗经过》。《国军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之《湖南四大会战》，P193~P195。各兵团部署内容此处略。】
二，双方参战序列
日军
8个步兵联队(25个步兵大队)、2个骑兵联队、2个野战炮兵联队、2个山炮兵联队、1个野战重炮兵大队、2个独立山炮大队、3个工兵联队、3个辎重兵联队等，共约7万人。【注13】
国军
步兵30个师，6个挺进纵队，炮兵4个营，工兵1个团另4个营，近30万人【注14】
【注13：《日军侵华战争》P1624~1627】
【注14：《抗日御侮》，第八卷P93，此战9战区36个师中有6个师没有参加，参战序列见P157】
具体参战序列见最后附序列表
三、战况
(一)新墙河地区的战斗
12月15日，日军第11军确定12月22日前后开始进攻，计划在汨水两岸击歼守军第20军和第37军后结束作战。预定作战时间为两星期左右。其进攻的方案为：以第6、第3、第40师团并列由岳阳以南地区的麻塘、龙湾、筻口一线强渡新墙河，击歼第20军后继续向汨水南岸攻击前进，击溃第37军后结束作战，返回驻地。
12月20日，第6师团完成了从新墙镇向新墙河下游右岸地区的集结。该师团将主力集结在河岸附近。第40师团由21日起陆续进入托坝附近，准备发动攻势。第3师团集结稍晚，大约在25日前后集结在上述两师团之间，准备从25日晨发动攻势。该师团从武昌经铁路赶赴战场的一部，由于粤汉线火车事故，在27日赶到战场。独立步兵第65大队24日抵达岳州。【注15】
23日，香港方面英军的抵抗逐渐减弱。然而，此时11军已经来不及终止作战了。
12月24日，日军第6师团全部进至新墙河北岸，占领了渡河进攻出发地位。左翼第40师团首先发起进攻，在猛烈炮火掩护下，于当日14时在筻口附近强渡新墙河。徒涉过河时遭到守军第134师的坚强抗击。傍晚时渡过新墙河，突破守军罗袁阵地，向潼溪街攻击前进。第27集团军急令第58军的新11师由黄崖市向杨林街前进，由东向西侧击敌人，策应第20军的作战。第134师右翼方山洞附近的部队亦向南撤退，与主力靠拢，参加战斗。
日军右翼第6师团于24日傍晚开始进攻，当夜强渡新墙河后突破守军第133师阵地，攻占了新墙、七步塘等据点。第133师除留置一部兵力守备纵深内各据点外，主力向南岳庙、洪桥以南转移；第134师退守十步桥东西之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