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对日抗战史的初步总结 第二章 北战场 第三章 淞沪会战 第四章 台儿庄 第五章 武汉空城攻守战及其前后 第六章 一连三次的长沙会战 第七章 第一次滇缅之战 第八章 第二次滇缅之战 第九章 日军一号作战 第十章 我军转败为胜.2
自20世纪初叶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以来，普及的努力也从未停止过。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张荫麟的《中国史纲》都是经典之作。这一体裁很快转型为史学著作新模式，也影响到其后历史通俗化过程中的史话体。章节体最大优点便在于综合叙述，缺点是人为地分章立节，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历史过程的整体性，其程式化也与时俱进，与大众对象便渐行渐远。
细说体：历史普及化之路
通俗化的史学读物，以蔡东藩的演义体成绩最大。虽然个别细节还有虚诞的缺失，但总体上不失为严肃的史书。曾为民众喜闻乐见的章回体，在其手中得到了有效的改造，当时大有不胫而走的势头。就在演义体风头未衰之时，黎东方开始以细说体摸索着历史普及化之路。
细说体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944年，黎东方在大后方开讲三国史事，继以《新三国》的讲义形式面世。当时，还没有强势传媒电视台的加入，他都是预先公告，当场卖票，现场开讲。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其风头之健。其一，他能够以入场券的收入，包机从香港往返大后方开讲；其二，居然也有少数“黎迷”坐飞机追着听他讲史。联系到当时的环境与条件，他的牛气应该不在当今易中天之下。不同的是，黎东方是专业的历史学家。
黎东方开讲《新三国》时，已有细说体之实，但细说体其名之立，则迟至十余年后《细说清朝》的问世。由此看来，细说体的成立，应是口头讲说在先，笔之于书在后。到《细说清朝》出，黎东方虽不再作口头的讲史，却仍将治史所得，以细说体的形式逐朝写来。直到去世，他已完成《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建立》和《细说三国》。他的细说体不仅别开了一种史著新体裁，而且独辟了一条历史通俗化的蹊径。
今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以上五种细说，以及据其遗稿整理而经王子今补编的《细说秦汉》，另外邀约作者续写的《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和《细说宋朝》，出齐了《黎东方讲史》。我有幸受邀续写《细说宋朝》，虽不免有狗尾续貂之嫌，但好在已治宋史二十余年，也不是绝无心得，故将其作为“学宋史的阶段性小结”(《自序》)。
唐代刘知几以才、学、识作为评判史家与史著的准绳。在揣摩黎氏著作与自己写作过程中，深感细说体对学术的要求，决不能因其通俗性而降低，也应在史才、史学与史识上有自己的追求。
史才、史学与史识
就史才而言，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在体裁的把握上。细说体是对纪事本末体与章节体的综合性的成功改造。综观各部《细说》，写法大致相似，取一朝重要事件、人物、制度、文化，因事命篇，治棼理丝，串联缕述。其立目以事件为最多，人物次之，而制度、文化类最少。这种分配是符合一般读者阅读习惯的，事件、人物是最能引起人们兴趣的。值得注意的是，细说体对立目人物的叙述，也克服了纪传体中履历表式的缺陷，无不以关键人物为中心，因事命篇而借以展开史事。其二，在成果的表达上。黎东方当时敢于售票讲史，也可推想其表达的魅力。但及至动笔写各朝《细说》，他自述写之不同于讲的艰难：“唯有把写成的文章一段一段地删，一篇一篇地撕了重写，才勉强敢拿出去。”典章制度枯燥复杂，考虑到对象，既没有必要作窄而深的叙述，也不能让读者在了解一代全貌上缺了重要板块。合适的做法，一是设置少量最必要的题目，要言不烦、深入浅出地叙述关乎大局的一代典制；一是在细说有关事件、人物中，信手拈来、随分点染相关的制度名物。
以史学而言，主要表现也是两方面。其一，在历史内容上必须真人实事。不做史实以外的任何想象，是一大原则。黎东方曾说：历史这门学问，虽则有捕风捉影之嫌，却不可废；要紧的是，研究之时，在方法上不可不谨严。他恪守自己所立的原则：“写历史，不比写小说。写小说，可以创造情节，把故事叙述得天衣无缝；写历史，就只能抱残守缺，屈从材料本身的种种限制。”其二，在历史细节上必须考订辨伪。既然细说的必须是信史，对互相抵牾的史料记载，就应考其真伪，定于一是。细说体中的考辨，大体分三种情况：一是主要利用前人精确无误的考据结论；二是当各家考证莫衷一是时，取其自以为合理之说，并简单点明理由；三是自己动手对前人未曾涉及的史实进行考证。无论何者，作者都必须拥有深厚扎实的史学根底。
以史而言识，也有两点。其一，全局观。“细说”当然不是什么都说，这就要求作史者有独断之学，关乎全局者详其当详，说透为止，无关宏旨者略其当略，点到即可。细说体立目行文的决断取去，要求作者对一朝大势能高屋建瓴，合各节文字，就能得见此朝历史的全貌。其二，大见识。黎东方批评中国历史学者“太注重求真，而忽略了求理”，强调的就是通识古今的眼光。细说体所谓的历史感，不仅仅指所叙述的每一句话都是言之有据的，更是指所评议的每一句话都应有历史的眼光。在信史中求史识，这是细说体的理想追求。
总的说来，历史学者在普及化方面的回应，并不尽如人意。于是，先有影视小说类“戏说”乘虚而入，后有文学教授品读历史的越界飞行，几乎平分了历史故事化与历史通俗化的园地。如今，黎东方及其续作者的讲史，是历史学者普及历史知识的有益尝试，也是历史研究走向社会民众的主要途径。台湾学者马先醒认为：“若望国人的历史知识普及，细说体史著的提倡与推展，似属不二法门。”是否“不二法门”，不敢断言，但你读后肯定会说：还有另一种更有历史感又有可读性的讲史体裁在呢！
虞云国(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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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史家眼中的《黎东方讲史》(虞云国)
《细说三国》
三国时代，短短几十年，人物有趣而出彩，事件波诡而云谲，一部《三国演义》真真假假，又让其中的人与事家喻户晓。故而自宋代有瓦子勾栏以来，“说三分”可以说是最容易讨巧，也是最容易砸锅的事儿。黎氏讲史是以说三国起家的，其当时风头之健，也许盖过当今如日中天说三国的那一位。前辈史家唐振常以为黎东方才“是真正的说三分”。是否如此，暂不置喙。但我却建议读者诸君，权当一回评委，把《细说三国》与《品三国》对读一过，在你的阅读体验上且让关公战一次秦琼，然后请给两位参赛者亮分！
《细说元朝》
我有时纳闷：元朝与清朝，同是少数民族做了统一王朝的主子，何以后人对满清帝王故事如数家珍，对蒙元人物典故却孤陋寡闻。作者自道甘苦云：“元朝的历史最难读，也最难写，最难细说。”真是知根知底的肺腑之言。一般读者对蒙元的历史，除了伟大领袖表彰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恐怕所知也不多。再刨根究底，关于成吉思汗，除了那句“只识弯弓射大雕”所知几何，恐怕也是张口结舌无以对答。本书有一半的篇幅讲成吉思汗，读来十分过瘾。当然，黎氏对蒙元的其他大汗与皇帝，对蒙元的典制与文化，也要言不烦，恰到好处，颇见史家剪裁之功。此书在《黎东方讲史》中也许难称白眉，但在迄今为止关于蒙元的通俗读物中无疑是翘楚。
《细说明朝》
在黎氏讲史系列中，此书的受欢迎度似乎不及《细说清朝》。但作者认为：“清朝之所以能在入关以后立足得住，在于沿袭了明朝制度之长，而革除其短。”故而在此书中，就明代制度，一气细说了十四个题目，深入浅出，最见识力，也颇有助于对黄仁宇所谓明清是第三帝国的把握。若说本书的不足，一是万历以后草草收场，让人有行色匆匆的遗憾；二是明代文化略欠兼顾，小说、戏曲在明代可是大放异彩的啊！听说《明朝的那些事儿》走红以后，也带动了此书的销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浓墨重彩地占了本书的一半，就精彩程度也足以与当年明月之辈一比高下。
《细说清朝》
虽然“细说体”之实，在黎氏卖票开讲《新三国》时已经存在，但以“细说”命书则此为首部。胡适正是读了此书，才劝他把历朝历代细说一番的。此书部头最大，甫一问世，读者就“许为可读性颇高”，因而风头也最健。作者有不少独到见解，例如，康熙宽，雍正狠，道光吝，也都娓娓道来，栩栩如生。他又认为，雍正为人虽狠，但治绩最著，在位十三年甚至胜过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清宫戏接二连三，未有尽期，这部书的印数也节节攀升。人们在看了“戏说”以后，总想听一听历史学家的“细说”。作者自序说：“写历史，不比写小说。写小说，可以创造情节，把故事叙述得天衣无缝。写历史，就只能抱残守缺，屈从材料本身的种种限制。”这无异于向读者承诺：所有细节，有假退货！
《细说民国创立》
每一个史家，对当代史的撰述，都有一亲芳泽的念想，成功与否，另当别论。黎东方也心存此梦，此书自序是理解他的重要文字。对当代史，出于利害忌讳，史家往往不愿说，不敢说，不能说。黎氏引孔子“知我罪我，其唯《春秋》”的名言后说：“现代与后世之人知我罪我，也显然将以这部《细说民国》为依据。”不仅俨然将其视为自己的代表作，字里行间也不难掂量出他作为“一个史家而兼大丈夫”的使命感与责任心。为撰此书，他不仅泛览当代的文献史料，还学太史公，躬自访问事件的亲历者，在诸书中可谓用力最多。但吃力未必讨好，他的秉笔直书与时风不协，因而被主流史学排挤到边缘，原打算写四部，第一部只写到民国建立，就戛然而止，倒像是《细说清朝》的煞尾。对黎氏颇为自许的名山事业，后人也只能通过此书来管中窥豹。读后，你也许会不满足，但对他的努力却不能不尊重。
《细说秦汉》
这是一部合成书一是《细说秦汉》的残稿，二是《楚汉战史》的移植，三是《新三国》的摘编，都出自黎氏的手笔。摘编《新三国》的部分，原来是黎东方说三国的讲辞大纲，虽与后来成书的《细说三国》略有重叠，但因是“细说体”的发轫之作，倘能两下对读，最能揣摩黎氏史学与时俱进的轨辙。将黎氏的三片瓷垩成一件精品的，是秦汉史专家王子今。他自谦是狗尾续貂，但倘若读完全书，你会觉得几乎是严丝合缝，一气呵成，不得不由衷钦佩他的修补功夫实在了得。秦汉是黄仁宇所说的第一帝国时期，此书自不能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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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说书人
只听那人说道：“众位看官，常言道得好，‘为人切莫用欺心，举头三尺有神明。若还作恶无报应，天下凶徒人吃人。’只怪我大宋官家不争气，一见到金兵到来，便远远地逃之夭夭，只剩下老百姓遭殃。诸君住在江南，当真是在天堂里了，怕只怕何日金兵到来。正是：宁作太平犬，莫为乱世人。小人张十五，今日路经贵地，服侍众位看官这一段说话。话本说彻，权做散场。”
以上是《射雕英雄传》第一回“风雪惊变”中，郭啸天与杨铁心在小酒馆听的一段书，流亡江南的说书人连说带唱，讲了岳爷爷韩爷爷抗金的一段历史。有讲者、有听众、有场地，说书的三要素就具备了。说书这种形式到了近代，就更名换姓，叫做通俗讲史。而说书人里的名角，远有黎东方，近有易中天。
民国搞通俗历史的，以蔡东藩名气最大，与他同时代的黎东方名声稍逊，但黎东方最大的亮点，是他以留洋大教授身份，放下斯文，开馆讲三国，成了现代历史说书人，民国时期的“易中天”。黎东方与易中天，走红方式与走红速度极其相似，只是半个世纪的时光，让重庆的大礼堂变成了央视的大讲坛。
但如果把黎东方称作“民国时期的易中天”，我估计黎东方会老大不高兴，他是地道的学院派，将他与易中天“比翼”，保不准让他有“耻居君后”之慨呢。黎东方讲三国，那是历史，易中天品三国，那是说书。黎东方是通俗讲史人，易中天是电视说书人，毕竟不能混淆。
百年以来，在通俗历史这个行当，除了上述几人，黄仁宇和吴思这两个名字是不能忘记的。黄仁宇是严肃历史学家，但他的《万历十五年》，有历史著作之精深，却也有说书之神韵，提升了通俗历史的品质，也启蒙了一批通俗历史写作爱好者。吴思不用多说被不少写手尊为近年通俗历史的教父，如果不按水准，只论学术贡献与传播贡献，蔡东藩、黎东方、黄仁宇、吴思、易中天，不知是否可算得百年来“通俗历史五虎将”？
这五人里，黎东方最少人知道，所以作文以记之。(□潘采夫/文)
黎东方以历史教授、文化名流之尊，开馆卖票讲三国，成为文化界一时美谈。左一为黎东方，右一为胡适。
作为向大众普及历史的先行者，历史学家黎东方因上世纪四十年代在重庆“卖票讲史”而声名鹊起，拥有了当时罕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而他的一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和教育发展，也获得了海内外的认可。近日，《黎东方讲史》完整版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举人之后,梁门弟子
易中天的走红，使近年通俗历史热达到沸点，各朝各代、鱼龙混杂的通俗历史作品重新上架，以共襄盛举。其中，与易中天最为相类的是民国历史教授黎东方。同为说书“三国”，同为“一夜走红”，同为严肃历史学家所轻。但二人又却又有不同，黎东方本人即是严肃历史学家，在英国有“中国之汤因比”之誉，历史学家的历史说书，与美学家的历史说书，究竟有何不同呢？
1907年，黎东方生于江苏省东台县河垛场，原名智廉。黎家祖籍河南正阳，其父黎淦，字衡平，是清末的举人出身，在江南一带做官。少年黎东方就读于上海南洋大学附中，后考入清华大学，成为梁启超门下弟子。
清华毕业后，黎东方负笈千里，到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国大革命史，师从马第埃教授。在法国期间，黎东方涉猎甚广，除了本专业之外，他还先后跟随瑟诺波、博格森、格罗茨、金尼拜尔、莪塞、沙尼阿等教授，学习方法论、哲学、希腊史、基督教史、经济史和世界通史。1931年6月，黎东方的毕业论文《比列志士记》顺利通过答辩，他获颁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并附加“最荣誉记名”——这项荣誉在19世纪只有两个人获得，20世纪获此“记名”的学生，黎东方是第一个。
1931年8月，黎东方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书，主讲历史哲学、法国大革命史和西洋通史。1939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聘请黎东方到重庆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兼任“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委。直到抗战胜利的这些年，黎东方还常在中央大学、朝阳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授课。
2、避乱西南,卖票讲史
黎东方在重庆“开坛讲史”，实属被逼无奈。当时日军经常狂轰滥炸，重庆物资匮乏，经济一片萧条。据黎东方本人的回忆：“战前，我的一个月薪水可以买一百双皮鞋，或40担米。到了1944年，我的一份专任薪水只买得了一双皮鞋。买了皮鞋，便无钱买米。”这种窘况之下，当时迁居西南的很多知名学者都无法专心治学，为了养家糊口，他们都各显神通。《黎东方讲史》的责任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崔美明介绍说，在那个年代，冯友兰卖字，闻一多治印，而诙谐幽默、口才出众的黎东方，就想到了卖票讲史。
把讲课当成“生意”来经营，也是需要本钱的。而黎东方凭借广泛的人脉，居然把租借会场、刊登广告和印刷门票这些事情需要花的钱都省去了。时任山东省立实验剧院院长的王泊生是黎东方的好友，他免费把位于重庆中一路黄家垭口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大礼堂借给黎东方。《中央日报》也特许黎东方先登广告，事成之后再交广告费。印刷公司的朋友也先给黎东方印好了门票，延期再收印刷费。1944年9月24日，黎东方首讲“三国”，每张门票定价法币40元，相当于2美元，这个票价按当时的物价水平已属很高，居然第一天就来了三百多名听众。黎东方连讲十天，场场爆满，门票收入相当于他做教授几年的薪水总和。
黎东方“讲史”的语言表达魅力很强，能够做到既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又包含很大的信息量。黎东方的老友、历史学家邓广铭教授曾赞道：“这真称得起是一支突起的异军，一上阵就收到了横扫千军的效果。在重庆这个山城，确实引起了一大阵轰动。我当时身居北碚的复旦大学，距重庆百多华里，竟也经常有为这番讲史的叫好声传到耳边，经常为这一轰动效应所震动。”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盛巽昌认为，黎东方讲的“三国”非常严谨，没有一点编造色彩。“有些研究三国的人，受《三国演义》的影响比《三国志》要多，黎先生这方面应该说没有问题，而易中天的《品三国》则有很大随意性。”
这次意外的成功之后，黎东方讲上了瘾，老百姓也听上了瘾。黎东方又应邀到昆明、泸州去讲史，内容也扩展到了唐史和清史。崔美明说，黎先生“起初只是为了生计而讲，其后则是为了兴趣而讲，为了普及历史、走历史通俗化道路而讲。”抗战胜利后，黎东方又到南京、贵阳等地开讲，所到之处，一票难求。黎东方也因其诙谐的演讲风格，被誉为“现代东方朔”。
关于黎东方“讲史”的轰动效应，还有个广为流传的“包飞机”的段子，说的是他要从贵阳到香港，因为没有飞机票，黎东方干脆就用自己收的门票钱包下了一架小飞机。为了报答出钱帮他包机的贵阳听众，黎东方破例把自己讲“三国”的提纲印成小册子，题为《新三国》，每册售价银元五分，这就是后来“细说体”的雏形。《新三国》面世后被一抢而空，多年后在旧金山、槟榔屿和台北又多次重印。不过，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李伟国说，因为那个年代没有电视这样的媒体，所以“尽管他在重庆讲得很火爆，但是没有能享受到现在像易中天这样的荣耀。”
黎东方的细说历史系列共有9本，其中部分内容为其他学者补写。
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11部，1040回，以小说形式再现了上起秦始皇，下讫民国的2166年间的中国历史。
3、胡适力劝，“细说”通史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女作家赛珍珠邀请黎东方赴美，到她主办的《亚细亚》杂志做事。黎东方欣然应允，但未及赴任。1947年9月，黎东方就任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客座教授，兼私立亚洲研究院指导教授。1948年黎东方短暂回国，任贵州大学历史系主任，1949年又再次赴美任教。1954年，黎东方和林语堂在新加坡共同创立了南洋大学。1955年3月，黎东方到了台湾，任国际文教合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及台湾文化研究所史学门主任。
六十年代，黎东方把当年在重庆、昆明、贵阳等地“讲史”的内容整理成文，陆续在台湾的报纸上连载，再次掀起公众读史热潮。黎东方的“细说体”也在这时被看做历史写作的新体裁，其标志就是他出版的第一本“细说体”著作《细说清朝》。钱穆称赞此书“外貌虽似通俗，而内容立论不苟，深合史法。”胡适读后则力劝黎东方把中国通史都“细说”一遍，于是便有了后来陆续出版的《细说明朝》、《细说元朝》、《细说三国》、《细说民国》等书。
复旦大学教授沈渭滨指出，在黎东方之前，人们普遍阅读的历史读物是以蔡东藩为代表的“演义体”，或是传统的“二十四史”体裁。而黎东方的“细说体”和上述二者都不同，他不分章节，所有内容完全并列，但有内在的逻辑顺序。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虞云国也认为，黎东方的“细说体”虽属通俗历史读物，但对作者的史学水准要求很高。“黎东方把一个朝代的重要事件、人物、制度、文化，根据叙事的需要分别命篇。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我们古人的纪事本末体的一个成功改造，作者必须有史才、史学、史识。”
4、东方朔，汤因比
1963年，黎东方又前往美国任教，聘他授课的有威士康辛州大学、加州州立学院、圣地亚哥城私立国际大学等校，其间他曾应邀赴英国牛津大学讲授中国彩陶与里海东境彩陶的比较研究课程，被誉为“中国之汤因比”（注：汤因比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除了“细说”系列，黎东方的史学著作还有《中国史之研究》、《中国上古史八论》、《西洋通史序论》等数十部，以及大量英文译著。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黎东方“细说”系列的五本横排简体字版，这使定居美国加州的黎东方深受鼓舞，进一步坚定了写齐秦汉到民国全部历史的决心。九旬高龄的黎东方开始继续撰写《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和《细说宋朝》，可惜在他有生之年并未完成。1998年12月30日，黎东方一睡不起，无疾而终。
黎东方的5本“细说”，上海人民出版社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用简体字出版过。黎东方逝世之后，出版社约请黎先生的高足陈文豪整理了黎先生的《细说秦汉》，并请大陆学者王子今补写了所缺章节，又约请上海学者沈起炜、赵剑敏、虞云国撰写了《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细说宋朝》，构成了完整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
采写/本报记者 武云溥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序言之一
人们大概都知道，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载有“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大概也都知道，南宋诗人陆游有一首诗说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说蔡中郎”，当然就是说三国史当中的一个片段。
南宋晚年吴自牧的《梦粱录》则记有“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耐得翁《都城纪胜》所载略同)。这里所说的“通鉴”，绝不是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或朱熹的《通鉴纲目》而言，而是略似“通史”之意，与下文之“汉唐历代”是一样的意思。
举述以上三事，我是想用来说明，到了宋代，一般社会人群的文化水平，在当时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自然形势走向的推动下，也正企求逐步提高，故不论城市的市肆、涂巷，或是百姓聚居的村落，都有以讲说史事为专业的人(包括盲人)。但是，这些以讲说史书为业的人，全都是并不真正读过史书的人，他们只是在从某些读书人闻知某一阶段的历史(大都是战乱最多的时期)的粗略梗概之后，再加以演义和穿插，增加一些热闹的、传奇的场面，写成文本，口耳相传。有许多盲人也成为这类传承人物的一个组成部分，藉以用为谋生的一种技艺。这许多讲史的文本，经过长时期和千百人(包括一些真正读过史书的人)的充实修改，最后便结集为《三国志演义》、《五代史平话》、《水浒传》等书，成为现今多数人喜读的古典小说。
在《三国志演义》等书已经广为流行之后，在各大城市以及乡村市镇的市场或庙会上，一直还有人在继续讲说三国的群雄和梁山泊英雄好汉的故事，也仍然能吸引一些听众，这说明，由并不阅读史书的人向社会人群讲说历史故事的风习，在继续了千百年之久而并未改变。
可是，在抗日战争期内，在当时作为临时首都，并成为人文荟萃之地的重庆，却有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挺身而出，要向这个山城的社会人群，讲说真正的历史事实。他找定了一个可以容纳大量听众的会场，作为他演说的固定场地，按一定的日期和一定的时间，到那里进行演讲，听众则须买票入场。这真称得起是一支异军突起，然而这支突起的异军，一上阵却收到了横扫千军的效果。前一期的讲题是“说三国”，后一期的讲题是“说武则天”，听众与日俱增，在重庆这个山城，确实引起了一大阵轰动。我当时身居北碚的复旦大学，距重庆百多华里，竟也经常有为这番讲史的叫好声传来耳边，经常为这一轰动效应所震动。
若问：主讲人何以具有如此这般的魅力?何以能使他的讲史引起如此这般的轰动?我的答复是：因为他是洞晓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黎东方教授。那时他的正式职务，是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并在中央大学历史系兼任教职。
黎东方教授所讲说的三国史或武则天的历史，全都大异于从宋代以来，出现在城市或村镇中那些说书人和讲史人所讲说的内容，他既不虚构任何一个人物，也不虚构任何一桩事件，以增其传奇性质，藉以吸引听众；他只是广泛地从各种体裁的史册当中，取精用宏地加以搜集，加以贯串，然后做出他的讲词。照这样做，按常理而论，则他的讲说，较之那班职业的说书、讲史人，便应显得枯燥乏味，难以引发听众的兴趣，然而他竟能以突起的异军，横扫一切职业的说书、讲史人员，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他既已把所要说的史事熟蕴于胸中，按需而取，左右逢原，而通过他的逸趣横生的词锋加以表述，既显示出踏踏实实，决不浮泛；所表述的史事，又都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则其取得那样的成功，岂不正是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吗?
在重庆演说上述两段历史，引起了一大阵轰动之后，黎东方教授又飞往昆明，把这两段历史又全都重讲一番，其所引致的盛况，一如在重庆讲说时。他是否又到另外的地方讲述过，我却记不起来了。但单就渝、昆两地来说，只因黎教授的讲演而接受到真正的历史教育的，正不知已有若干千百人次了。
黎东方教授于1949年离开大陆之后，经常往返于台湾与美国。但不论何时何地，他一直还在操其旧业，或则是执教于某一大学或学院，担任某种历史课程，或则是在某个研究机构专心致志于某一历史课题的研究。总之，他是无往而不是以历史学科这一领域作为他的安身立命之地的。
在黎东方教授离开大陆，直到目前的这四十多年内，我虽然也曾接到过他的来信，当他于80年代末来北京探视朋友时，虽也曾有过短暂的晤谈，而对他在此四十多年的生活情况，除上面所概述的诸事而外，却并不详知，只是在进入90年代以来，我从台湾刊行的几种杂志上，特别是从《传记文学》所刊载的书刊报道上面，才得知悉，这四十多年，乃是黎东方教授在历史学的论著方面最为丰收的时期。他既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不计其数的史学论文，更先后出版了《细说先秦史》、《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一直细说到民国的肇造。
在知道这一系列的《细说》已经刊行之后，自然就以不得拜读而深感遗憾。却不料于今年4月内，忽然接得黎先生的来信，告知上海人民出版社已经决定，要把这几种《细说》，一律改作简体字横排本，在大陆发行。接着他把这几种《细说》全部寄来，嘱我写一篇序文，向对他必然感到陌生的大陆读者略作一番简要介绍。这使我得遂拜读多本《细说》之愿，极所快幸，撰作序文之嘱，也自当黾勉从事，以期不负老友的厚望。
经上海人民出版社告知，现决定先将《细说元朝》以下诸册在沪改版印行，而《细说先秦史》和《细说三国》二书，则因其前后不能互相衔接，暂不印行。我觉得这样做也很合适。黎东方教授在撰写这几本书时，由于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与制约，其观点，其议论，也必然有为大陆读者所不能认同和理解之处，出版社对此自亦须做一些适当的删改，想来黎先生对此必也同意。
对于要改版重印的这几本《细说》，我本来是要一一细读的，奈因已届风烛残年。精力衰惫，反应迟钝，事事力不从心，故只能采取诸葛亮读书的方法，“观其大略”，而做不到像徐庶、孟建那样的“务于精熟”。然而，就在这样地读过之后，我也觉察到这几本《细说》所共同具有的几种特色。
在这里，我要重点突出地指出，这几本《细说》确实都是深入浅出的，切合于大众阅读的通俗性历史读物。说“深入”，是我认定这四本《细说》，全都是在黎东方教授对各个朝代的历史事实与现象，透过其表面而洞察其底蕴，并探明其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有了融会贯通的理解，然后才笔之于书的。还必须说明，以上云云，乃全是出于他的素养，绝不是临阵磨枪，寻掇捃摭而得来的，所以才能那样地左右逢原，曲汇旁通。这样深厚的功底，如我在上文所说，在抗日战争期内，在重庆讲说三国和武则天的历史时，早已显示出来，无非，那时期是他用语言表述出来，而近今则是用文字表述出来而已。且让我在此举例为证：
作者的《细说元朝》的《自序》，开头便交代说：“元朝的历史最难读，也最难写，最难细说。”这几句话，简单明了，却是每一个研治中国通史的人所都体会到的真正甘苦。这本《细说》的第一节《源远流长》，共占用了二十来页的篇幅，成为不但在这一本，而是在各本《细说》中最长的一篇。每一个体会到上述的真正甘苦的人，在读过这一节之后，必然会感觉到，它绝非是等闲之辈，即一般编写《中国通史》的人所能写得出来的。它的写成，乃是作者为了考明蒙古族的族源，不但取证于正史中的《魏书》、《北史》、《旧五代史》、《辽史》、《宋史》、《金史》和《元史》、《新元史》，还取证于杂史中的《黑鞑事略》、明初所译《元朝秘史》和现代学者改译的《蒙古秘史》，以及波斯人所著《集史》，还参考了王国维和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诸人的论文，用宏而取精，最后则折衷于作者自己，而定其取舍从违。因此，作者对过去长久莫衷一是的问题所作出的判断，对读者都是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的。而作者把见于《辽史》中的“谟葛失”这一似是人名的三个字，断定为：“谟葛”是“蒙兀”与“萌古”的异写，“失”与《旧唐书·突厥传》的“设”相同，意思是“君长”。我认为这更是作者发前人之所未发的一个创见，而这个创见是极其正确的。
再从《细说清史》中摘取一事为例。
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是顺治，即位时年方六岁。他的父亲皇太极，是在1643年，年仅五十二岁的时候，无疾而终的。在顺治即位后，即由皇太极之弟多尔衮为摄政王。当时顺治的母亲年方三十一岁，比多尔衮小一岁。从此便流传了皇太后下嫁摄政王多尔衮之说，而且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多年内，这一传说一直非常盛行。我的一位老师孟森先生，是研究明清史的专家，他曾就此事写过长篇考证文章，认为此说在中国找不到史料根据，在朝鲜当时的国史中(因为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十分密切)也找不到史料根据，因而断言此事必非实有。黎教授在《细说清史》的多尔衮《自称皇父》节内，对此事却只作了如下的一段叙述：
他有没有在皇太极死后，与皇太极的寡妇，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文皇后，正式结婚?有关的官方材料，早已被乾隆一代的君臣销毁干净。今天我们仍能依据的蛛丝马迹，仅有张煌言的几句宫词：“上寿称为合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张煌言虽是清朝的敌人，但为人正派，非一般捕风捉影，恶意中伤的造谣专家可比。
另一件足以令人奇怪的事是：在多尔衮死后，皇太后被迁出皇宫，到多尔衮的睿亲王府去住。
要言不繁，却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富有说服力，再去翻看孟森先生的长篇考据文章，便觉得他是囿于伦理道德观念，文虽长却终于不得要领了。
以上所举两个例证，全都显示了作者的深厚学养和探索精神，再经他用干净利落、明白晓畅的文字加以表述，使得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都能够读懂，而且都能读得饶有兴趣，所以就使这几本《细说》成为标准的深入浅出的通俗历史读物了。
为了提高我们全体人民的文化素质，为了培养我们全民的爱国主义的情操，特别是对于当代的一般青少年来说，提供给他们一些通俗易懂的历史读物，不但是十分必要，而且是十分迫切的。然而令人非常痛惜的是，在我们的耳所闻、目所见的某些场合，却大都错把通俗与流俗、庸俗、鄙俗搅绕在一起而不加区分。这种误解所造成的误区，似乎还正在日益扩大。于是有人就用“戏说”二字做保护伞，在这一伞下肆无忌惮地胡编乱造。有人则索性连“戏说”二字也不要，却要以“气死历史学家”为目标，编造了一个“影视历史剧本”，说秦始皇和高渐离乃是由同一个女人的乳汁哺育成人的。尽管人们都知道，不能把搬上舞台的任何剧种中的所谓历史剧本作为历史课本看待，例如京剧中的《空城计》或昆曲中的《十五贯》等等，然而那些剧本的价值所在，原不是为了传授历史知识，而是要使观众和读者能从它感受到一种艺术的享受，审美情感的满足。另如相声中的《关公大战秦琼》的段子，是有意地把历史事实加以颠倒的，然而并没有一个听众，包括所有的历史学家，对此提出过批评，因为在听取这段相声之后，人们只满足于对其含有的幽默情趣的欣赏，倘把这一被颠倒的史实再颠倒过来，这番情趣便也将随之消失，那就不成其为一段艺术创作了。总之，我所提及的这种种，虽全不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一些艺术架构，却全不像出现在当前的那些胡编乱造的所谓作品那样，它们虽具有不同的形式，却似乎抱有同一个目的：“要气死历史学家”。而除此以外，便只能是使非“历史学家”的观众与读者感到恶心和无聊罢了，岂有它哉!当如上所说的，有不少人正在以极不负责的态度，以这样那样的花招，极力要把通俗的历史引入误区之际，上海人民出版社肯把黎东方教授所著《细说》诸书推出，使喜爱历史的的读者不至再为类似《戏说》等类的作品所误，而且能够读到较之《二十四史通俗演义》更贴近历史真实的、深入浅出的真正历史通俗读物，这的确是一件值得人们拍手称快的事。
既然已决定把这套丛书定名为《细说中国历史丛书》，而先把《细说元朝》等先行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广大读者(包括我)，当然就盼望黎教授能在登上九五之尊的高龄之前，再发挥余热，把先秦史以下的秦与两汉的历史，把三国史以下的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金史，也全都细说一番。我与黎公为同年好友，明年均为九十周岁，但据我所闻知，他之精力充沛，依稀当年，远非我之朽钝之所可比拟，以我之朽钝，尚在以“学不厌而教不倦”自勉，则以精力充沛之黎公，倚其长才而抒其素蕴，假以三至五年的时光，其能毕其全功当是可以断言的。
为了在另一个意义上的求全责备，也为了能使这套丛书“后出转精”，我以为，似乎应当在此先就这几本准备改版印行的《细说》中所存在的一些未能尽如人意之处，略陈一点鄙见。
如我在上文所说，从总体上看来，这几本《细说》，全都是黎东方教授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对各时期的历史的学术研究成果，加以融会贯通而撰作出来的，都足以证明他的学术根柢之深厚广博，然而就每一本《细说》的目次组织来看，则不分章节，不分层次，从始到终，每个题目全都平等排列，这就使读者很难分清主次关系，并且会觉得相邻诸目的连贯性也不甚分明了。如果把全部《细说》，都分为篇、卷、章、节等高低不同的层次，则读者单从目录上也可以先获得一个主次分明的印象，读过每一册，自然更会获得累累乎如贯珠的一系列真正历史知识了。
当今之世，地球虽已缩小，人类虽已进入信息时代，然而要想与客居美国的黎教授，商榷对即将印行的诸册《细说》的目次，全部进行改变，恐仍非短时期内之所能办。因此，我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朋友们，只希望在补写另外诸册时，能把篇卷章节的层次划分清楚，顺便也把已经印行的这几本区分章节，改从一律，使此全部《细说》丛书都以崭新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则其嘉惠后学，必更将深远而不可限量了。
（邓广铭）
1996年7月10日写于北京大学朗润园第十公宫
自 序
读者对于作者，喜欢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写这个？”我之所以写这个，首先是有感于抗战为中国历史上千古未有的大事：全民奋起，一致对外；它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以至弱对至强，而奋战到底。
其次，是为了想报答忠勇的将士，包括三百多万的伤亡之人，与百战归来的幸免于伤亡之人。他们封国家尽了心，出了力，流了血，花费了他们一生之中最好的八年。我呢，忝为国民一分子而请缨被拒，于深感愧疚之余，决心也贡献八年的时间，把他们的史诗，用我的笔写出来，以表彰他们之中已经走了的，安慰他们之中还和我们活在一起的。
再其次，我极想把我的几位为国捐躯的亡友藉此机会让国人知道他们的简单事迹。第一是吴君怀仁，他在东北的女儿沟矿厂目睹日军在九一八前后的暴行，毅然以平民身分参加了民国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之役，阵亡。他的壮烈，与胡阿毛烈士互相辉映。胡阿毛是卡车司机，被日军拉去运子弹，他把卡车开到北四川路大桥之时，故意翻车入河，毁掉那些子弹，毁掉卡车，杀了押车的日兵，也牺牲了自己。吴君怀仁是混入敌阵，用手榴弹炸死了不少日军官兵而被捕成仁。
另一位好友，何君世杰，在法国留学与我同时，我学历史，他学陆军。回国以后，他参加了中央军校教导团，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以后的淞沪会战之中阵亡。
死得甚惨的是徐君公图与史君灿棠。徐君是湖北人，原名志坚，在中央军校读书，于九一八以后决心抛弃锦绣前程，不等候军校毕业而只身远赴东北，与小白龙马锡三在一起对日军游击。他负伤，被弟兄背回北平，住入协和医院，取出子弹。我把他接了出院，住在我家半年，于康复之时再上前线。兵败退入察哈尔，到达二台子，被吉鸿昌的坏部队暗算，抢去了枪械，而且杀了他的弟兄。他本人因被杀之时大骂坏人，而被坏人用刀在腰部砍他，成为两段。
史君灿棠，江苏溧阳人，青年党的党员，与国民党党员徐公图是好友。他们两是在东北抗日之时相识的。苗可秀烈士逝世以后，史君和十多位朋友回到关内，在北平找后援，结果很不够理想。他们把身边所藏的炸弹，抛在酣饮狂舞的那些不知亡国之恨的民族败类的身上；也炸毁了几家专卖日本货的百货公司。有时候，官方搜得紧，炸弹便存在我的寓所。
黄郛签了塘沽协定，把日本人所还不曾开口硬要的土地与权利，先送给日本以换取苟安，而且签字以前并不向汪、蒋二人请示。其后，北平当局应日本的要求，通邮通车，在事实上承认满洲国。通车是恢复北宁铁路北平沈阳之间的火车。史君灿棠和他的朋友十分愤慨，便决定了以剩下的几颗炸弹，炸第一次开往沈阳的火车。他们把火车炸毁了一列；不幸，也炸死了几个老百姓。北平的当局抓了人，要处死，史君灿棠投案，说这件事只是他一人所为，所抛掷。当局把其他的人放了，将史君押往刑场，枪决。我当时在广州任教于中山大学，特地借中山大学礼堂为他举行了追悼会；也写了信给怀孕待产的史太太，嘱咐她，生下的孩子可取名“史复”，以继承乃父光复河山之志。直到今天，我还不曾遇到姓史名复的溧阳人、年龄在四十四、五左右的人。我希望能遇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