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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简介
中国著名纪实作家王凡、东平继推出《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红墙医生》、《红墙警卫》“红墙三部曲”之后，时隔两年将其饱含心血的第四部口述史作品《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奉献给热心的读者。这本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北京九润天下图书有限责任公司发行的亲历者口述著作，融会了王凡一贯平实、朴素、尊重历史的写作风格。书中的十位讲述者或曾亲历重大历史事件，或曾与历史风云人物近距离接触。其中包括见证十四世达赖坐床的国府代表吴忠信、策动了“重庆”号起义的毕重远、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参谋王尚荣、毛泽东的秘书兼英文“老师”林克以及红墙内的女护士长马晓先……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一个“不寻常年代”？他们将为我们讲述怎样一段“特别经历”？让我们翘首期待。
作者简介
王凡，著名纪实作家，著有《知情者说——与历史关键人物的对话》第一辑（一）、第三辑（六）（七）；《红色警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与东平合著《红墙医生：我亲历的中南海往事》、《结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荣获2004年全国最佳畅销图书奖）等。目录 ······ 吴忠信：见证十四世达赖坐床的国府代表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毕重远：年轻水兵策动了“重庆”号起义王尚荣：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参谋田恒贵：中南海里的工程师林克：给毛泽东当秘书兼英文“老师”
大凡在上世纪７０年代看《参考消息》的中国人，大概都会记得这个名字：“赵浩生”。
我就是从《参考消息》上连载的《海外归来答客难》系列鸿篇认识他的，这篇被称为海外华人认同祖国、回归大陆历史进程中筚路蓝缕的开拓之作，其闳中肆外挥洒间亲情、人情与爱国情的水乳交融，与彼时国内充斥“假大空”新八股文风的乏味，恰成鲜明对比，让人过目难忘。
当我写了一两篇文章，记述了作为新闻前辈的赵浩生与国、共几代领导人的过往故事后，陆续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他们也多是在７０年代，从《参考消息》上得识赵先生的，也曾被那力透纸背的真情感动得热泪潸然。他们告诉我很长时间没读到赵先生的文章了，很希望更多地了解他的过去和现在。
打那儿以后，我每与赵先生见面闲聊，总设法把话题引到赵先生的身世，一点一点地将他人生精彩的片断，缀联成篇。
小小的息县，却有一段载入儒家经典的历史／赵先生言及当年息县百姓的娱乐是到衙门口看杀人，我第一反应是鲁迅小说《药》中的场景
赵浩生出生在河南省息县。息县，位于和鄂、皖两省相邻的豫东南一角，这个县很小，县城就更小，用赵先生的话说是：“在东城门摔个跟头，摔掉的帽子就滚到了西城门。”
“提起往日的河南省，有人说可用三个字形容，即‘古、土、苦’，我们息县，可算是‘古、土、苦’的典型。”在赵先生几次向我这样介绍他的家乡后，我做了一番钩稽，感到赵先生的话果然不虚，皆有出处。
息县并未因其小且偏僻而史上无闻，它以周王赐给息侯的封地而得名。息侯的夫人息妫美艳绝伦，以致楚文王在得闻此情后，竟为占有这位美丽佳人发动了一场灭亡息国的战争，就像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为占有盖世美女海伦而劫掠了希腊。
但息妫不是心旌摇荡的海伦，被掳后的她趁楚文王出游之际，偷偷见了息侯，告诉他“妾无须臾而忘君也，终不身更二醮，生离于地上，岂如死归于地下哉！”随即赋诗一首“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视于皎日。”吟毕自尽，息侯亦同日而亡。
这感天动地的贞节故事，被载入了十三经中的《诗经》、《左氏春秋》，还上了西汉经史大家刘向著的《烈女传》。然而在此后近２７００年间，息县再未于文史经典上露脸。
说到息县的“土、苦”，我是在钱钟书先生的夫人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中得到映证的。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的干校最初开办在息县，杨先生说：凡是到过息县的人，都是对那里的蔽塞、贫困留下极深的印象。以致学部的干校竟无法在那坚持下去，没多久便因饮食饱暖问题而他迁了。
赵浩生的诞辰是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２９日，他的幼年，被大革命的喧嚣包围了。１９１９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不能从战败国德国的手中取回被占的领土，热血的士子学生们被激怒了，以他们为主角在天安门前演出的旷古未见的悲壮一幕，被史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页从此揭开。
继而，以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为近期目标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继而，革命经年的国民党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携手北伐，以完成辛亥革命尚未完成的使命；也就是赵浩生初入学堂的时候吧，“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歌声，飘拂到了鄂豫皖相交地的上空。
也许赵浩生还是晚生了几年，他没能像我曾写过的另外一些出生在鄂豫皖边界地域的人物那样，从此投身革命的洪流，成为那个时代重大革命事件的参与和目击者。
潮涨潮落本是自然律动的节奏，可人类历史的行进亦不与之悖反。没过多久，大革命的高潮即因蒋介石、汪精卫的清党反共而急剧跌落。曾经飘拂过的革命歌声中包含的理想，不可能在历史的瞬间就置换广大中州民众意识中被浸淫了数千年的封建理念。当毗邻息县的潢川县中国共产党人谋划的暴动，被国民党推入血泊之中后，蔽塞的息县民众的娱乐，竟是到衙门口去观看杀人。
彼时惨遭屠戮的，大概多为共产党人吧，当听着赵先生陈述他以孩提的眼光看到的那一幕历史片断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鲁迅作品《药》中描述的场景，华老栓拿着馒头去蘸革命者鲜血，以医治自己儿子的痼疾。
他虽然没能感受到革命大潮的激越，却感受到了革命落潮后的黑暗和压抑／得到能在风雨晦黯中发出光亮的手电筒，成为他儿时最大的奢望
本世纪２０年代末，赵浩生没能感受到那场革命大潮的激越；潢川县共产党人喋血的惨烈，与正读着小学的赵浩生，距离似乎也远了些；但革命落潮后的黑暗和压抑，却并没有因他身心尚幼，而无知无觉。
当蒋介石得知，中共仅剩数百人的武装遁入方圆不过５００里的罗霄山余脉，便把主要精力，用于降服拥兵一方的军阀，以成就蒋氏一统天下的大业。继蒋介石与桂系军阀的大战之后，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大战又开始了，这次搏杀的主战场，就在赵浩生的家乡河南。
而在那蜩螗沸羹的岁月，赵浩生家中偏偏没了顶门立户的汉子。受过些新思潮濡染的赵浩生父亲，是因拗不过父母之命，才与没文化的母亲合卺的，故而婚后不久便出走不归。
于是每在兵荒马乱的深更，弱妇雏儿只有紧紧地抱在一起，怀着任人宰割的恐惧，熬过一个个不眠之夜。乃至一个甲子过去了，赵浩生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那提心吊胆的情境。
赵浩生还记得，为了躲避军队拉夫，舅舅们不得不藏在家中，由年迈的姥姥去买冬季喂驴的稻草。看到裹着小脚的姥姥被沉重的担子压得东摇西摆，乱蓬蓬的白发被冷风吹得和稻草飞卷在一起，如注的汗珠顺着她脸上纵横的皱纹流淌，赵浩生便泪眼模糊。
也是那段岁月，赵浩生的姥爷、大舅死于“痰塞”，也就是如今所说的肺结核。他看到姥姥涕泪滂沱地对着姥爷的遗体嘶喊：“我哩天哪！我哩人哪！可怜你苦了一辈子，没享过一天福，你今后不再受罪了，啥也不管了，你叫我们咋着活下去呵？！”声声哀号，给赵浩生幼小的心灵留下死了比活着好的深深印象。
世道太黑暗了，生活太贫困了，而心灵则备受压抑，这大概就是革命产生的温床吧？此时的赵浩生，固然还不知革命为何物，但拨开黑暗，趋向光明的意念已在心中萌芽。他听在外闯荡的父亲说，有一种叫手电筒的器物，即便是在风雨如磐的昏黑夜晚，它也能将脚下的路照得雪亮。于是能拥有一支手电筒，竟成为赵浩生儿时最大的奢望。
“……手持银色的电筒，一道闪光划破黑暗，照亮了泥淖不平的小路，可以从垫起的砖头上走过去，电光闪闪，威风凛凛，真一世之雄也。”他曾这样写道。正是因为童年有过这样的奢望，以致３０年后他在香港采访已经功成名就的塑料大王丁熊兆，得知就是他当年在上海生产出压倒了美国“永备牌”的“大无畏牌”电筒和电池时，当即流露出难掩的兴奋，并从此与丁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赵浩生所上的开封中学里，颇出了几位在中国大大有名的人物／纯真的友情中，注入了革命的因子，最终会导向一个极自然的目标—— 前往延安，参加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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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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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突然回家了，他这才发现自己的儿子已经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了，他开始关心儿子的学业。“知识就是力量”、“教育救国”的口号，在那个时期，远比如今更能撼动国人的心，何况赵父是个受过新风气吹拂的人；当然也不排除其间中国父亲固有的“望子成龙”的成分。
他把儿子带到开封，寄栖在曾留过洋、受过高等教育的同乡友人家中，让儿子认友人的妻子余芳馨作干娘，随后送入更新、更具现代意味的学校。他根本不考虑乡村学堂与城市新学校的差距，硬逼着赵浩生升入四年级就读。
同当年他弃家不顾、给予赵浩生的是饱尝孤儿寡母的凄楚一样；他眼下的关心，又使赵浩生平添沉重的心理负担。从进开封的学校第一天起，赵浩生就开始为缩短与同学间的数学差距而疲于奔命，并在尔后几乎每一个假期，都为准备补考的沮丧和疲劳的阴霾所笼罩。
数学蹭蹬人后的心灵挫伤，也许并不全是坏事。因为赵浩生生性好强，数学有所短，就在文学方面争强。多年有母无父的遭际，自然而然濡染上多愁善感；寄人篱下的生涯，培植了对周围事物的敏感，这些恰恰是吸纳和孕育文学必要的铺垫，故而他对古往今来文学作品的悟解，明显地超过了同龄人。
小学毕业后，赵浩生进了开封中学。这所中学当年真是汇集了中州的精英，数十年后，颇出了几位在中国甚至世界大大有名的人物：有曾出任过总理和总书记的赵紫阳、有曾任北京市市长的焦若愚……
从事教育工作的余芳馨，对息县籍有出息的子弟充满爱抚之心。认她作干娘的，并非赵浩生一个，于是赵浩生有了一些干兄弟。其中有一个干哥哥叫周新吾，在北平读大学，他在假期回来时，会携带一些思想清新的书刊，会讲许多新鲜的事情。
受周新吾的影响，赵浩生开始苦苦思索，为什么广大农村的民众在生不如死的水火中挣扎？为什么世间存在那么多黑暗与不平？他更如饥似渴地浏览，在书籍中寻找答案，求索冲破黑暗消除不平的理想之途。
就在这时，“七七事变”爆发了，中华民族面临国土沦丧，生灵涂炭的严峻现实。于是一大批热血儿女，开始奋起投身捍卫社稷国祚的伟大事业。
经周新吾的介绍，赵浩生加入了进步群众的抗日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在一起阅读进步书籍，一起从事救亡宣传的过程中，赵浩生结识了不少志趣相投的朋友。
救国——抗日，强国——革命，这一思维逻辑，很快征服了年轻而对积贫积弱、专制腐败国家现状不满的心。当纯真的友情中，注入了革命的因素，最终会导向一个极自然的目标——前往延安，参加革命。
在周新吾的帮助下，息县许多爱国且追求光明的青年奔赴延安，包括赵浩生的舅舅、姨妈、表兄，他也怦然心动，想加入这一行列。
父亲看穿了赵浩生的心思，可他不认为这是自己孩子该走的理想之途。他以家长的口吻强迫赵浩生到大后方四川继续读书，并亲自押送赵浩生由河南而汉口，转托一位朋友继续监护自己的儿子入川。
《是种子，不是死尸》既感动了编辑，感动了读者，也感动了赵浩生自己，当记者的念头萌发了／第一部抗战题材的多幕话剧《凤凰城》中的重要角色
赵氏父子还没有分手，日军飞机就开始了对武汉的空袭。炸弹落处，楼坍砾崩，血肉横飞。赵父一位朋友的妻子分娩后尚未离开武昌医院中，就在轰炸中与婴儿双双罹难，现场惨不忍睹。
他们协助朋友料理完丧事，乘渡轮返回汉口时，已是夜幕笼罩，四周死一般沉寂，唯有长江流水汩汩呜咽。面对周匝弥漫的死寂，赵浩生骤然生出一重惶悚：硝烟血光之后，死者被黄土掩埋，一切渐渐会恢复如常，仇恨也可能随逝波而淡漠，那死者的血岂不要白流了吗……
入夜，赵浩生辗转反侧，他感到他有责任将自己目睹的一切告知广大的国民，用亡灵的遗恨，播下复仇的火种。虽然他刚刚踏入高中的门槛，虽然他从未领教过新闻技法，他只将一腔喷薄的激愤倾注笔端……
几天后，武汉日报刊载了长篇通讯《是种子，不是死尸》，撰稿署名赵浩生。通讯的文字或许难脱稚嫩，但如泣如诉的写实，以及字里行间澎湃着的狂潮般义愤和振聋发聩的呐喊，不仅感动了编辑，感动了读者，也感动了他自己。
赵浩生原不曾想到，一篇文章竟能产生如此效果，自己的所知所感，能引起社会的共鸣，自己的名字一下嵌进成千上万读者的脑海，其成功感让人陶醉。作一个报人，也就是以记者为职业，对年轻的赵浩生骤然生出不可抗拒的诱惑。
然而，此时的赵浩生并没有忘记他的革命向往，当他被父亲委托的监护人送到重庆后，他偷偷地跑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提出赴延安的请求。结果此事让监护人得知了，他极力阻挠，投奔延安之梦再次幻灭。
延安去不成了，但赵浩生依然热情奔涌地参与抗日的宣传活动。这时，有文坛神童美誉的吴祖光，创作出中国第一部抗日题材的多幕话剧《凤凰城》，讴歌东北抗日英雄苗可秀。赵浩生随即与他的宣传伙伴们排演了这部话剧，他扮演剧中人、把许多青年导向爱国之途的东北大学校长王卓然。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周年之际，赵浩生先生和作者在吴祖光先生家相聚畅谈时，很自然地就忆起了这段往事。赵先生背了几段台词后，仍觉不过瘾，又唱起了《凤凰城》话剧的主题歌：“黑龙江上，长白山头，江山如锦绣；战鼓惊天，烽烟匝地，沦落我神州……”吴祖光先生听着，连连说道：“一字不差，一字不差。”
偶尔提起一个女性的名字，追溯一段“凤楼人远箫如梦”的故事／《中央日报》是国民党党报，可社长胡健中没问赵浩生是否国民党员，就叫他“明天来上班”
也是在那一年，赵先生深怀感慨地对作者说：“抗战八年是我记忆中最珍视的一段，这不仅是因为通过艰苦的抗争，我们民族第一次取得了反对外来侵略的胜利，还在于那正是我人生最美好的青春时光，正处在恋爱的年纪。”
在抗战八年中，赵浩生既读书，又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奔走于西南数省，他还因肺炎到西北治疗休养，可以说足迹纵贯非沦陷区的南北。在此期间，他接触到许多美丽而富有才华的女性；而他也已长成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
与赵浩生先生的数年过往中，他在跟我闲谈时，会偶尔提起一个女性的名字，追溯一段“凤楼人远箫如梦”的故事，这些故事几乎都发生在抗战期间。但最后他都叮嘱再三：“不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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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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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他觉得那“满身香雾簇朝霞”的良辰美景，那“无端隔水抛莲子”的玄妙，是置身局外的人无法体验和完美地记叙的，且让我们等待他自己的回忆吧。
自从《是种子，不是死尸》体尝成功感和萌发当记者的夙愿后，赵浩生便不辍笔耕，时常向报社投稿，即便是在西北治病期间，也不间断。他为了给报纸写好戏剧评论，翻阅了大量文艺理论的书籍。所以在他真正谋求记者的职业时，颇能拿出几篇反映自身实力的旧作来。
当日本惨败，中国战胜初见分晓的时候，赵浩生选了几篇旧作剪贴起来，向数家报馆发出了求职信。不久，几家报馆均表示有意录用，而最先录用他的竟是彼时最高级别的官报——《中央日报》。
赵浩生记忆尤深的是《中央日报》的“面试”：他按通知于深夜１１点晋见社长，走进社长办公室，社长胡健中只抬头看了他一眼，就又埋头专注案前的稿子了。对赵浩生的话，他心不在焉“啊，啊”了两声，未等赵浩生坐热板凳，就说：“明天到采访部上班。”
胡不加深究就让赵浩生来上班，莫非他仅一瞥，就认定了赵浩生是块当记者好料？更何况《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党报，可胡连你是否国民党员都没问一声，这实在出乎意料。
后来，赵浩生了解到，当时《中央日报》的大牌记者们，都被派到沦陷区去接收敌伪报馆，当社长、总编辑去了，《中央日报》内部唱起了“空城计”，所以他轻而易举地跨进了新闻记者的高门槛。
从“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到领取１２份薪水／周恩来说：在降旗的一霎那，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没有他，就不可能有今天民族复兴的欢庆时刻
在《中央日报》总编辑兼采访部主任罗保吾主持的编辑会议上，赵浩生被指派采访政治新闻。可赵浩生在此之前，尚未受过一天新闻记者的专职训练，且在雾都政治的茫茫人海中，两眼一抹黑，政治采访从何着手？
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当时恰逢政治新闻接踵云集的热闹时刻：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停火，旧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与召开，按葫芦起瓢的战后复员……这对一个政治新闻记者来说，是极富刺激又能煽起情绪的机遇。
“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赵浩生回忆说：“否则这些重大政治新闻不会轮到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头上，然而，当时心理承受的巨大压力也是可以想像的。”
在没有人指教的情况下，赵浩生只好“摸着石头过河”。钻研、采访、写作，战战兢兢、勤勤恳恳，赵浩生以其热情、机敏、全身心的投入，弥补了经验及政坛生疏等不足；以其独特视角、笔触和感受，反应了现代中国历史上最热闹、也最复杂的纷繁场景。
究竟从哪一日开始，赵浩生也记不清了，几乎每天的报纸上，都有他采写的重头报道，几乎每天都能从报纸上，看到“赵浩生”三个字，且渐渐从《中央日报》，扩展到其他十数种报纸。他终于在人才济济的重庆新闻界脱颖而出，以致同时受１２家报章之聘，领取１２份薪水。
赵浩生回忆那段日子最得意的事，就是每天下午，坐在重庆都邮街最幽雅的咖啡馆，等待从上海空运来的《申报》。那时重庆的报纸纸质又糙又黑，而《申报》则又细又白，在这又细又白的报纸上，总能看到赵浩生的名字。他一面呷着咖啡，一面翻阅着刊有自己文章的报纸，想到通过自己的手笔，传播着世人渴望了解的事件和消息，内心盈溢着超乎寻常的满足。
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举国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旧政协会议——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礼堂开幕。赵浩生作为唯一的官方记者，得以列席这一历史性的会议，目睹了当时政坛风云人物和颜悦色地进行政治角力的精彩场面。
赵浩生逐日报道了会议的进程，然而在他同我谈及那次采访时，却讲了这样一段故事：
在会议的一天下午接近黄昏时，突然传来一阵军号声，原来是降旗的时间到了，代表们自觉地起而肃立，直到号声停息，也就是降旗完毕才又坐下。
这时，周恩来突然发言：在刚才的霎那间，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没有他，就不可能促成我们民族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也就不会有民族复兴节那天的欢欣情景。这个人就是张汉卿先生，可这位于民族有功的人，至今仍然被禁羁着没有自由，这是不合情理的，因此我吁请蒋委员长尽早释放汉卿先生。
周恩来的一番话出人预料、语惊四座，会场一阵沉默。当时在座的有国民党代表８人，其中孙科、王世杰、张群、陈布雷等，均是政治讲坛纵横捭阖的好手。赵浩生说他很想听听这些国民党的砥柱，以何说辞为他们的领袖辩解，可他们却都瞠目语塞。
过了好一会儿，还是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将此话题敷衍了过去：“张汉卿与蒋主席，不是领袖与僚属的关系，也不是统帅与部将的关系，而是如同父子般的关系。”他不直说是迟早抑或当否恢复张学良自由的理由，而绕着弯提出关系论，言下之意即蒋介石对张学良是囚是放，属父子间的家务事，外人置喙也无用。
我在有关的史料中，只看到在１月１４日的会议上，周恩来曾发言说：“蒋主席在本会宣布的四项主张（其中第四项是释放政治犯），我们非常拥护，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全部实现。有些事情当然要有步骤，但放人这件事可以立即做。”随即提议释放西安事变的策动者张学良、杨虎城。却不知此外还有一段围绕放人显睿见智的轶事。
他便用两种口吻叙述同一条消息，一条在《中央日报》用，一条则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特殊报道，写一页，传递一页，文章占了报纸的大半个版面
随着知名度的提高，赵浩生在新闻关注的场合更显活跃。他一再置身于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最显赫、最引人瞩目的人物之侧，蒋介石、宋美龄、毛泽东、周恩来、沈钧儒……以致周恩来、邓颖超都能叫出他的绰号“小胖子”。
他时常出没在各种聚会或文化名流的沙龙，交游日广。在育才校庆的舞会上，他目睹身穿褪色军装的叶剑英，同自己的舞伴谈论英国诗人雪莱；一次演出后，演员白杨请郭沫若题词，郭沫若大笔一挥写下“我爱白杨”，惹得观者哄堂大笑。他还常常搭主管文化宣传的国民党中委张道藩的车，去沙平坝学校区去采访，他知道，张道藩到那儿去，是与早已和徐悲鸿分钗断镜的蒋碧薇幽会。他把一切都看在眼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作撒在文章大菜中的小佐料。
虽说赵浩生是国民党中央党报的记者，可在新闻采访过程中，他还是以他的聪敏、敬业、真诚、友善，与持各种立场的报纸的记者们，甚至和中共《新华日报》的记者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在山城重庆采访，出门爬高下低、翻丘越岭，是很辛苦劳累的。赵浩生时常让接送他采访的吉普车，从《新华日报》社门前绕一下，捎带《新华日报》的记者，一起去参加新闻发布会。有时，有些新闻发布会《新华日报》的记者参加不了，他便应人之约，用两种口吻叙述同一条消息，发表在两家针锋相对的报纸上。
“这种事干了许多回，现在想起来觉得很有意思。”赵先生接着说：“一次，我参加了由国民党政府主持的工商贸易行业的座谈会，《新华日报》也希望加以报道。于是我就写了两篇报道，发在《中央日报》上的，是政府方面在会上介绍的如何扶持工商业，促进出口贸易的情况；给《新华日报》的稿子，则反映工商行业人士在会上对政府经济政策、行为不满所发泄的牢骚。两者都是座谈会上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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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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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６年５月５日，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蒋介石、宋美龄随即赴孙中山陵前奉行还都典礼，国民党军政大员齐往参加，全南京城内，也是普天同庆、万众喧腾。赵浩生从头至尾随行，对整个过程进行报道。
那天，赵浩生站在中山陵最高讲坛一侧，耳听讲演，眼观典礼，手则奋笔疾书。那是一份特殊待遇的报道，为了抢发这一重大新闻，他每写完一页，马上就有人将这一页传下高高的台阶。台阶下，早有邮递专车在等候，接稿即疾驰上海，发到印厂赶排。就这样，一页一页写，一页一页传递，一页一页赶排。第二天，《申报》第一版几乎整版，都是赵浩生的这篇通讯，题为《唱啊，南京！》。
这篇通讯采用移步换景、多视角、多层次的写法，笔走龙蛇，洋洋洒洒，南京城内外数十里军民欢腾雀跃的情景一览无余，通篇吞吐着海立云垂的浩然气势。
赵浩生说：“这是我写得最过瘾的一篇报道。３９年后，当孙中山先生冥寿６０年纪念之际，我再次造访南京，又瞻仰了中山陵，并应邀演讲。故景新情，《唱啊，南京！》旧日文章又浮现脑海，于是我依然援用它作为此次演讲的标题。”
部分国大代表围住胡健中，要他将赵浩生撤职查办／庐山顶上，秀才与兵的对抗
到南京后不久，社长胡健中离开了《中央日报》，回到他自己创办的《东南日报》。出乎赵浩生意料的是，胡先生竟邀他进入《东南日报》，并聘他为驻南京的特派员。
回忆起胡先生的“师傅领进门”的往事，赵浩生良多感慨。最初见面，他不过“啊，啊”两声，并不曾醍醐灌顶点化迷津，使赵浩生深识“修行在个人”寓意。后来，他才明白，胡先生的风格就是让新人在新闻实践中自我修炼。胡先生的用人之道是颇值得借鉴的：给一方天地，而不置任何羁束，是鸿鹄必飞得最高，是骐骥定奔得最远。许多年之后，赵浩生更闻知，胡健中先生曾于不动声色中荫庇过自己。
初为《东南日报》驻南京记者，当时最大的政治新闻热点是周恩来率团来宁谈判、马歇尔继续调处使命、毁众誉寡的国民大会……事事牵涉国共关系、中美关系、国民党的统治，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报章行文置喙，动辄得咎。
在国民大会召开期间，赵浩生有感于一些代表行止恶劣类同地痞流氓，便写了篇《国大中的一股逆流》的短评，予以斥责。文章惹恼了对号入座的代表们，他们聚众向也在国大会上的胡健中抗议，说赵侮辱国民大会，应撤职查办。但胡既没撤赵的职，且连这些人找他麻烦的事也未对赵浩生透露。
１９４６年夏季，赵浩生随蒋介石到被称为“夏都”的避暑胜地庐山采访。其时国共和谈已濒于决裂，赵浩生以为在最高决策人榻侧，或能捕捉到些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新消息。
孰料，中共代表周恩来，为表示对蒋介石欲将局部内战引向全面内战阴谋的反对，对国民党特务在云南相继暗杀著名民主人士李公仆、闻一多的义愤，留在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拒绝上山。作为调解人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因此也留在了南京，仅在周末到庐山与其夫人聚首。
这样一来，踌躇满志尾随上山的记者们，无新闻可写，赋起闲来。文人禀性的赵浩生倒没觉寂寥，“庐山秀出南斗傍，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平湖青黛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诗仙词圣们的赞叹，勾起了他欲识庐山真面目的兴致。
赵浩生昼间徜徉，傍晚为文，险峰飞瀑，古刹花径，无不涉笔成趣。每天总有５０００字左右匡庐风光云雾的文章，通过电报局发往报社。终于有一天，赵浩生接到了总编辑杜绍文的来电：“大作可读，但电费可观！再这样打下去，要把报社打垮了！”赵浩生只好“忍痛收笔”。
并非所有的人都似赵浩生这般，有叙景抒情的闲情逸致，无聊乏味之间，部分记者提议，与总统的侍卫们进行一场篮球比赛。
记者们遴选出最精壮的汉子，组成老爷队，与孔武有力的侍卫们一决雌雄。蒋主席总是公务缠身，无暇捧场；蒋夫人却有意与民同乐。她亲临球场，为比赛开球。
秀才遇上兵，其结果不难想像，主席也会礼让三分的无冕之王，被身手矫健的侍卫们打得一败涂地。３０余年后，赵浩生获得一次单独拜谒宋美龄的机会，刚见面他就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请宋美龄过目。照片正是当年球赛结束后的合影，记性颇佳的宋美龄随即说道：“那次你们可输得好惨哪！”
南京机场，热得汗流浃背的梅益，无论如何也不脱长衫／美国兵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事件，美国兵在上海滩殴毙黄包车夫臧大咬子事件，相继发生
和谈因蒋介石一意孤行打内战而破裂，中共代表团在撤离南京时，身兼公务私情的赵浩生，随着送行的人们也到了机场。那天天气闷热，赵浩生等都穿着短袖衬衫，可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发言人梅益，却捂着一件长衫。
望着梅益与天气不太和谐的衣着，大家几次好心地劝他把长衫脱掉，可梅益支吾着就是不脱。４０多年后，赵浩生在北京再次与梅益重逢，言谈间又说起在南京机场分手的情景。
梅益笑着对赵浩生说：“其实我理解你的好意，但当时我不能脱长衫，也不能向你解释为什么。不过，现在可以告诉你了，当时我的衣服里藏着许多金条，那是我们的经费，一脱就该露馅儿了。”
国共再度枪炮相向后，作为曾有过投奔延安念想的赵浩生，每每在写报道和时评时陷入两难。连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将领，都认为抗战惨胜之后，应该有段休养生息的和平，内战显然是有违民意的。
放眼寰宇，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波澜壮阔，革命被视为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可赤县之内，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似乎与时代潮流相悖。沦陷区民心本为“想中央，盼中央”来接收，孰料，盼来的却是“中央来了更遭殃”的“劫收”。
作家张恨水先生，曾写了一部以接收为题材的话剧，名为《五子登科》，活灵活现地勾勒出国民党接收大员在沦陷区“霸房子、占车子、搂金子、吃馆子、玩女子”的种种丑态。
丧尽天良的日本鬼子被赶出境了，但美国兵又被国民党政府邀请了来。没多久，美国兵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美国水兵在上海滩殴毙黄包车夫臧大咬子一类的事件，就相继见诸报端，中国人依然没有摆脱被列强奴役、欺辱的命运。
又过了些时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兴起，刚刚脱下学生装不久的赵浩生，眼看着国民党政府的军警，将棍棒和高压水龙，撒向还穿着学生装的热血青年们。
也许，当时的赵浩生对中国共产党人所说的，中国正面临两种前途和命运的决战还不太理解，但国民党政府正在失去民心，走向颓败，是显而易见的。他已褪去了挥洒《唱啊，南京！》时的豪情，不忍睹与渴望日益拉大距离的现实，更不愿与这浮华颓靡的世界一起沉沦。他开始拼命地补习外语，并最终以《东南日报》驻日本特派员的身份，离开了祖国。
日本首相片山哲的夫人只吃面包，不动炸鸡／他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可函札一去无消息／中国新闻史上异彩闪烁的报刊突然殒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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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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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赵浩生浮槎东渡之际，当哺养他的这片国土在视线中渐渐远去，他并不曾流露感伤情怀，因为内战中的祖国的走向还扑朔迷离，因为他无论如何也预想不到，他这一别之后再度重返故国的旅程，竟会那样的漫长和艰辛。
初到日本时，日本刚战败的痕迹还到处可见，赵浩生在此领略了短暂的扬眉吐气的感觉。在最高级的饭店里，都住着由战胜国来的人，赵浩生也跻身其中。所以他在数十年后，形象地用住饭店、吃饭，概括了日本战后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生活的变迁。
他说：“最初，我能请日本人吃饭的饭店，是绝大多数日本人不敢问津的，被邀请者对能进这一等级的饭店吃饭，颇感荣幸；后来，在这一等级的饭店吃饭，对日本人来说，渐渐变得不那么高不可攀了；到了八、九十年代，日本人宴请我的饭店，倒是我不太敢于问津的豪华饭店了。”
在饭店里，他首先结识了盟军司令部特批进入日本从事商贸经营的２００家公司的各国商贾，其中有好几位是华裔，如当年在美国餐饮业界小有名气的李兆焕。他与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父亲、船王董浩云，也是在日本定的交。
在美军占领时期的日本，拥有美军特权的人在生活上与日本人比较起来，有着天壤之别。在和日本人交往时，哪怕送一包烟、一块肥皂，他们也会感激不尽。但使赵浩生感受最深的，并非战后日本之穷，而是他们穷得平等，从天皇到平民，过的都是一样的穷日子，看不出有谁是特权者。
有一次，赵浩生邀了日本首相片山哲夫妇和他们的秘书，在他常常光顾的“外人记者俱乐部”吃饭。主菜是南式炸鸡，就是如今流行的肯德基炸鸡。每个人有半只鸡，放在精致的小篮子里，端上桌供客人享用。
赵浩生吃了一阵，发现片山夫人只吃面包，不动炸鸡，就一个劲地劝她尝尝。无奈之下，她非常不好意思地悄悄和秘书说了几句，秘书转达说：“夫人想把炸鸡带回家给孩子吃，不知道行不行。”
赵浩生忙说：您只管享用，我会再要几份炸鸡让您带回去给孩子吃。片山夫人闻言，站起身来连连向他鞠躬道谢。此事令他感慨万千，一个相国之家，居然也和老百姓一样受苦，这样的国家实在不可以小看。
由于有了战胜国记者的特殊身份，赵浩生在日本结交了许多难得的朋友，除了当权的新闻人物，更有不少学术界、艺术界的名人，以及在野的军政要人。
但没过多久，赵浩生就感觉到中国在日本人眼里只是二等战胜国的滋味。他看到，每当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或各盟军代表团插有国旗的座车在街上开过时，路人皆对之鞠躬致敬，唯对插着国民党政府国旗的座车熟视无睹，连时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商震也感到面上无光。
中国何时能真正地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呢？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政协会议上，毛泽东“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并未因大洋的阻隔，减衰赵浩生心头的震撼。自鸦片战争列强凭坚船利炮打破封建藩篱以来，中国哪一届政府曾如此豪迈地与世界对话？赵浩生看到了中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真正曙光。
在备受屈辱的历史被翻过去的那几日，赵浩生激动得彻夜不寐，他的新闻笔触又逢为翻天覆地变革而讴歌的机遇。他给当时任新闻出版署署长的胡乔木写了一封信，叙说了归国之念，还随信附上几篇文章。
函札一去无消息，但胡乔木大概是收到了，因为终于有一天，他得知自己的一篇文章被刊登在《光明日报》上。他推想，也许是因自己《中央日报》记者的经历而不被接纳？人生真好比下山的殊途，在山顶不过几步之遥，而到了山脚却参商远隔了。
也是在此时，《东南日报》从大陆迁台湾，可印刷机械设备却在航运途中沉没，再无力恢复，一份在中国新闻史上闪烁过熠熠光彩的报刊就此殒没。报社不存在了，自然也就无需驻日本特派员了，赵浩生成了无所归依的“天涯沦落人”，就像断了线的风筝。
今泉智惠小姐，突然出现在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赵浩生逆旅生涯／我的日语流利得足以打动日本姑娘倾心相许／大多数终成眷属的婚恋，并不像书中描绘的那样缠绵悱恻、感天动地
当自己母亲和兄弟所在的祖国，结束了战乱，显露百废待兴的生机时，赵浩生却浮萍飘蓬一般在异国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此时此刻，女性的温柔，大概是最能抚慰羁旅难归游子的心灵了。
在日本，有一所著名的津田塾女子大学，据说在日本政界、外交界寥若晨星般的几位卓异女性，皆出自这所大学。赵浩生在日本期间，曾应邀赴这所大学讲演。向他发出邀请以及在学校负责接待他的，是当时该校的学生自治会主席今泉智惠小姐。
我还是在１９９４年，即与赵先生相识多年后，才得识其夫人今泉智惠女士的，她身材修长，文质彬彬，年轻时亭亭玉立的风韵可以想见。如今赵先生每言及夫人便由衷感叹：“她是个圣人，她很爱我，是那种带几分崇拜的爱。”由此能推想她的兰心蕙质。显然，赵浩生别出机杼的谈吐和倜傥脱俗的风度，赢得了这位才貌双全女子的芳心。
记得我和赵先生第一次见面时，彼时在台湾汽车配件行业风骚独领的叶松根先生也在座，他精通数国语言，因而推测在日本、美国皆有一番因缘的赵先生日语一定不错。赵先生当即自豪地说：“我的日语流利得足以打动日本姑娘倾心相许。”
在那以后，我曾提出请赵先生谈谈和今泉智惠女士相识、相恋并终成眷属的细节，但赵浩生回复的寥寥数语让我大失所望：“一个未婚的男人，一个未婚的女人，他们相遇了，相识了，又都到了结婚的年龄，便结合到一起，组成了家庭。就这样，很简单。”
“怎么会呢？一个异国的男子，同一个异国的姑娘，他们的背景都是礼仪繁缛的国度，他们的婚恋，不可能是那么简简单单、平平淡淡的。”我很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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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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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先生顾左右而言他地说：“大多数终成眷属的婚恋，并不像书中描写的那样缠绵悱恻、感天动地，而确是简简单单、平平淡淡的。相反那些终不能成眷属的苦苦相恋，像陆游、唐琬那‘一怀愁绪，几年离索’，‘山盟虽在，锦书难托’，才是既罗曼蒂克，又感人至深。”
“打个比方，”赵先生继续说道：“一个男人，已经结了婚；一个女人，也已经结了婚。因为某种机缘，他们相逢相识，蓦然发现，对方才是心灵久久寻觅而未得的意中人。而他们不忍心毁灭已有的、并不乏温馨的家庭，命运又总驱遣他们天各一方，并注定不能成为眷属。他们只能靠心灵相互拥有，并爱恋的死去活来。这才叫恋爱，恋爱不一定能结出婚姻的果实。”
听着赵先生那番话，我脑海仿佛骤然落潮，一切曾经过眼的古今中外爱情名著中的有关段落，像海边的礁岩一样浮现。赵先生拟构的情节虽有点远离尘寰，但感觉似比真事更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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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先生至今没有对我亲口讲述他和今泉智惠女士的婚恋始末，这一段故事，我还是在他送我的一篇文章中看到的，文字果然简简单单：
“１９５２年，他们（即赵浩生和今泉智惠）先后赴美留学。在美国，这爱情的花朵终于瓜熟蒂落。贤惠的妻子给了漂泊的游子以心灵的慰藉和无微不至的照顾。从此，赵浩生的后半生有了一个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伴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