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是在这种令人不安的氛围下，毛泽东却骛精八极，跨越时空，数典品词，谈笑自若，由景而发，从浩如烟海的史籍典故词章中，随心所欲地抽出精彩的一段，即兴发挥。他一再借历史强调不讲政策，丧失人心，必然致败；而只有会用人，能团结人，才能成一番事业，无不与时局和应对时局的策略相关。也就是在那吟词谈典的历史瞬间，毛泽东形成了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是基本的、长期的方针等观点。
扣住时代脉搏，驾驭政治风云，却不误赏景、论词、温史，并从中获取借鉴，得到启迪，更激起超越的情怀，人间潇洒，其谁能比毛泽东﹖
“毛泽东最喜欢的、兴趣最大的，就是读书。”／
江青拿走了《书道集成》，借书生事／
“你知道人体内有多少重要化学元素吗﹖”
“许多来采访我的人，大都向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即在毛泽东身边约１２年，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就兴趣而言，毛泽东最喜欢的是什么﹖
“我想恰恰是由于时间长，从接近‘而立’到‘不惑’之年，毛泽东给我的印象不是零星的、某一层面的，而是一个恢弘的世界，一个疏密纷繁的精神体系，他的小我深深地熔铸进了民族的大我之中，成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意志、情感、文化的象征，所以很难用几句话说清。为此，我专门写了一篇长文《毛泽东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
“至于毛泽东最喜欢什么，或说兴趣最大的是什么，我一直没有仔细地考虑过，因为他兴趣太广泛了，很难说对某一项情有独钟，所以过去对人讲，只能讲主席比较喜欢什么，对某某兴趣比较高。最近，由于准备写一部比较详细的回忆，重新翻阅了大量的日记、笔记，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思考，我感到可以这样说了，毛泽东最喜欢的、兴趣最大的，就是读书。”
毛泽东有一个藏书颇丰的书房，当人们走进曾经开放过一段的毛泽东故居，无不对他工作台上、茶几上、甚至满床的书籍，留下极强烈的印象。毛泽东一生求索，从无止境；而领导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完成史无前例的革新，要求他心连广宇，骛精八极。他要借鉴古往今来的一切历史经验，他要集世间一切有益的东西为我用，如若读书不成其极大之乐趣，反倒不可想象。
“我手头留存的主席给我的信件短函，大多与找书、查书、读书有关。主席出行在外，总要带上许多书。有时感到带的书不够，或突然急需要某几本书，就会立即通知田家英或大逄即逄先知同志到他书房寻找，送交给他。这找书拿书中间，还有些轶事。
“一次，主席放在卧室的《书道集成》找不到了，当时主席正看在兴头上，颇觉悻悻。问我是否见到时，面露几分不悦。我亦对主席卧室内的书不翼而飞感到奇怪，十分不安。后来我在江青那儿看到了此书，便请江青处的服务员转告她，主席正在找《书道集成》，她送了回去，此事方了。
“正由于主席爱书，江青后来几次借书生事，使我在对待主席的书一事上，格外谨慎。我还悄悄告诉大逄同志，进主席寓所找书和整理图书，尽可能与主席寓所的工作人员相伴，以免有些事情说不清。
“从我前面讲述以及一些人所共知的事中，人们可以感到主席意溢于海、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这是他熟读马列经典，及文、史、哲、经的结果。但如果认为主席读书的范围仅限于此，那就错了，他似乎对世间万物都充满兴趣。他读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摩尔根的《基因论》、威廉斯的《土壤学——农作学及土壤学原理》等等。这些对人文学者过于艰涩难懂的书，毛泽东读来却甘之如饴，而且能把书本上的知识融在记忆中。”
一次，毛泽东问林克：“你知道人体内有多少重要的化学元素吗﹖”由于毛泽东的一再鼓励，敢于对国际国内时局无忌直陈见解的林克，却被这个与他本人密切相关的生理问题，弄得一时木讷。
此时毛泽东掰着指头，把十余种元素一一数出，言毕竟流露出孩提般的得意。
“对这类书，主席不光是泛泛博览，有时反复咀嚼琢磨，因此能提出颇为独到的见解，使你不能不钦佩他对世间事物感知的超人悟性。”
毛泽东与钱三强的辩论／
最基本粒子应当称为“毛粒子”／
赞叹“细菌的精神”
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５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钱三强应邀在会上讲述核物理学的研究发展概况。当他讲到核原理时，毛泽东插话问：“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是这样。”“质子、中子又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钱三强一时语塞，因其时尚无人提出此问题。他思考着回答道：“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毛泽东却从容地说：“以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现在实验室里还没有做出来，将来，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一论题的胜者，正是毛泽东。
“主席浏览自然科学的经典，更关注最新的科技动态、最新的技术成果。１９６３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刊登了坂田昌一的文章《基本粒子的新概念》，其观点恰与主席１９５５年的预言吻合。主席十分赞赏，立即让我请《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主编于光远、著名科学家周培源来座谈。
“在这次谈话中，主席谈了他对自然辩证法的见解。他说：宇宙是无限的，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都是无限的。从宏观来说是无限的，从微观来说它也是无限的。原子可以分，电子可以分，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无穷无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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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克：给毛泽东当秘书兼英文“老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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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问主席：我们能不能把望远镜、人造卫星纯看作是认识的工具﹖毛主席回答：有道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镢头是人手的延长，望远镜是人眼的延长。他又问：哲学书上通常是以个人作为认识的主体，而在人类社会中，认识的主体往往是集体。这个问题，究竟怎样看才好﹖毛主席说：阶级就是一个认识主体，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这就说明了整个阶级是个认识的主体。”
后来，毛泽东又一次召集几位哲学工作者，谈基本粒子的问题。他说：近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正所谓“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
当时北京正在举行一个科学讨论会，《基本粒子的新概念》的作者坂田昌一也参加了会议。毛泽东接见与会者时，告诉坂田昌一曾拜读过他的大作，使他十分惊异和喜悦。于光远还把毛泽东１９５５年有关基本粒子的见解，讲给坂田昌一听，更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回日本后，多次在自己的文章中谈到毛泽东的见解。
基本粒子可分的思想，本是毛泽东从物理学家那里接受的，可反过来又用它影响着物理学家们，使他们站在了这方面研究的前沿。
１９７７年，世界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在夏威夷召开，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拉肖发言，把物理学家逐层研究物质结构的历程，形象地比作剥洋葱。接着，他说：“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
这个建议，并不是对基本粒子命名的具体意见，它表达了一位科学家对一位哲学巨人深邃见解的由衷钦敬。
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此一领域到彼一领域，毛泽东自由跨越，相互印证，以丰富自己的理论，以资鉴伟大的事业，并感染着与他接触的每一个人。
林克深有感触地说：“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２３日，毛主席有感而发，对我讲了一段关于‘细菌’的话，我至今言犹在耳。他对我说：你看细菌是多么小啊，但它就是有那么一种从容不迫、坚决进攻毫不在乎的精神。在任何庞然大物面前，它都无所畏惧。不管是厚厚的陶瓷、坚硬的钢铁，还是在沸水里、在零下几十度的低温下，它都不死，能够生存。我们是人，是万物之灵，难道还不如这小小的生物吗﹖”
毛泽东的胸襟，是无比广阔的宇宙。
我们这一代吃了亏，大人不照顾孩子／
“世界是你们的”／甘罗才是个红领巾、童子军／
青年人不压迫老年人，老年人不会进步的
林克初到毛泽东身边时，年仅２８岁，在毛泽东身边被称作秘书的圈子中，差不多是最年轻的了。因此他对毛泽东对青年一代寄予厚望，关心爱护青年人，注意培养青年人，希望青年人努力成材，印象很深。
在住进与菊香书屋相邻的院子后，林克几乎天天与毛泽东见面，在例行的汇报每日国际国内情况动向，或学习英文之余，毛泽东有时会随兴致所至，说些工作以外的话题，甚至拉拉家常。
有一次，林克在毛泽东的询问下，讲了自己童年、少年、青年及后来加入中共地下党参加革命的经历，毛泽东听后说：“哦，看来你也是被‘逼上梁山’啊”这时，毛泽东也会对林克讲讲自己的身世，自己是如何追寻救国救民之途，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讲述那个时代国家贫弱、政治腐败、社会制度不合理的情形。
林克记得很清楚，毛泽东有一次在叙说往事时，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这一代吃了亏，大人不照顾孩子。娃娃在家里没有发言权，如果哭，则一巴掌打过来。现在新中国要把方针改一改，要为他们指青年人设想。他由衷地希望后来的青年人“应该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后来居上。”
还是１９５７年春，毛泽东接连到华北、华东数个城市做报告那次，毛泽东给林克抄录了《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后，又详细地讲解了其中的几个典故。他将三国故事中的英雄观背诵了一遍后，对曹操、刘备、孙权等变乱时期的英杰，魏、蜀、吴创始肇基的人物评说了一番，继而说道：这些人在初创基业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孙权初登王位时，也不过２０多岁。
那一年深秋，毛泽东应邀赴苏，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首脑会议。当时中苏在某些问题上已经产生了分歧，但为了巩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还是会见了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领袖，说服他们承认和维护以苏联为首的现实，活动紧张而繁忙。尽管如此，他仍抽出时间，在１１月１７日前往列宁山，接见了在莫斯科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
在留学生们的强烈要求下，他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看到你们年轻人很高兴。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
但毛泽东绝不是个机械的进化论者，他也并不认为只要有年轻的优势，世界就自然地属于年轻人了；而是明确地告诫青年人，只有奋发振作，有所作为，世界才属于青年。因此他不厌其烦地讲述古往今来有作为青年的例子，以激励新中国的一代年轻人。
“我多次听毛主席对我说过：从古以来，很多学者、发明家，在开始都是年轻人。青年人最初是学问少一点，但青年人打倒老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
“毛泽东曾掰着指头跟我数说道：中国战国时候有个甘罗，大概是甘茂的孙子，他１２岁当丞相，才是个少先队员、红领巾、童子军嘛。当时吕不韦是个大政治家，但在关键时刻没了主意，甘罗给他出了个主意，并自己出马到赵国去纵横捭阖，结果出使成功，当上了丞相。汉朝有个贾谊，１７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贬到长沙。他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鹏鸟赋》，还写了两本书《治安策》和《过秦论》，我看他是当时的秦汉史专家。接着，毛泽东又说到了项羽。说项羽２０出头起兵，５年即为诸侯，２４岁时自立为西楚霸王，死时才３２岁。霸王别姬应当还是青年时候，现在唱戏扮相不对，给霸王挂胡须，我看不对，应该扮小生。”
在１９５８年春季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用了很长的篇幅，向党的高级干部们讲古今中外有为青年胜过前辈人的事例，他点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说道：“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壮年、老年时创造出来的，而是在青年时创造出来的。列宁在１９０３年３１岁时，就创造了布尔什维克主义。”
同年９月９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起青年人后来居上的话题：青年人不压迫老年人，老年人不会进步的。这一压，老年人就有出路了，他不进步不行了。当然，不是青年人个个都是好的，也有坏的，但一般说来，总是“譬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要承认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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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克：给毛泽东当秘书兼英文“老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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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那一年，毛泽东同中共创始人之一李达会面。当时毛泽东刚刚读了李达的新著，直言不讳地对他说：“我们年纪都大了，你比我还要大６岁。人老了思想不能老。你现在写的东西就不如过去写得有生气了。你那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尽是抄书本上的老生常谈的东西，没什么创造性，缺少自己的新见解。”流露了他对求新进取、保持青春的渴望，和对老年迟暮心态的批评。
为了使他开创和投身的事业后继有人，使新一代青年茁壮成长，毛泽东曾几次表示过要写一些文章，特别是要为青年人写些文章。但由于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的曲折复杂，由于毛泽东某些设计与现实的冲突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使毛泽东终于没能将他的这些意念付诸实现。
在一般人看来，走近伟人，总免不了被一种敬畏感笼罩，总有些局促不安。当我问及林克与毛泽东相随１２载的感觉时，他回答说：大多数时候相处得是比较融洽的。
“我们与毛泽东相处的时间，甚至多于毛泽东和他的家人。我在毛泽东身边的那段时期，他每年有多半时间在外地巡视、开会、办公，他的家人并不能与之相随，朝夕相处的是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在工作和人格修养方面，他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但并非因此总板着面孔，相反他乐于同我们谈心、交流思想。他谈起话来，古今中外，纵横捭阖，既幽默风趣，又充满智慧，引人入胜，并富于人情味。他的喜、怒、哀、乐，常常在我们心中引起共鸣。我当时感觉；他既是严师，又是益友。”
毛泽东办公室的秘书，最多时也不过三人，两个机要秘书，一个政治秘书。机要秘书主要负责文件的收发、登记、保管，会议的通知，外宾、来客的接待等等。政治秘书主要负责筛选文件，汇报情况，研究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供他参考。林克属于后一种。
“因为工作，我每天都需要阅读大量文件和报刊，平时注意情况和动向较多，从宏观上综合、从理论深度分析问题，有些欠缺。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要站在战略和理论高度，对问题进行综合分析，迅速做出判断和决策。如果我能从宏观综合理论归纳上做出分析，提出看法，就更便于协助他的工作，所以他常常督促我学习理论，提高能力。”
“毛泽东经常就世界战争与和平的前景、世界各种力量的对比、国内外形势和世界主要矛盾、各国外交政策和对华政策等，提出问题，同我讨论。我当时的理论素养不够，发表意见时常常感到没有把握。毛泽东就会阐明他的见解，这些见解往往言人所未能言，富有创见，使我受益匪浅。同时，他还会建议我去读哪些书。”
“我还有个便利条件，就是教毛泽东英文。我和他一起读过英文本的《矛盾论》《实践论》《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理论书籍。在学英文之余，他有时会阐释书中的某些观点，有时则畅谈他的体会。他那引人入胜的言谈，激发了我对理论的兴趣，培养了我学习理论、研究思考问题的习惯，这让我受益终生。”
作为严师，毛泽东严厉的一面，主要表现在他对缺点和错误从不姑息，总是直截了当地加以批评。三年困难时期，“有一次，我们到上海。一个卫士擅离职守，毛泽东恰有急事，寻人不见，不禁变色，当着上海市和其他省市领导的面，严厉批评刚刚返回的卫士，因私误公”。
还有一次，一个卫士在定级调工资时，要求提升两级，愿望没有满足，就闹情绪，甚至哭鼻子。毛泽东得知后，批评他说：不能因为在我身边工作，就提非分要求。还说他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提级时”。
１９６２年，毛泽东发现身边某些人员有贪污行为，并利用特殊身份，向地方索要各种物品。他非常生气，立即指示处理此事，把一些人调离中南海。其中有的人跟他许多年了，做了不少工作，但毛泽东并未因此宽容他们。事后为了挽回他们造成的不良影响，他又用自己的稿费一路退赔。“此事当时对我们教育极深。”
苏秦和张仪的故事／
“你们六人都下去……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
三次“三条指示”／我那时挨整受压，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
毛泽东爱读书，并诱导身边的人读书，已经是世人皆知的了。然而，在鼓励人们读有字之书的同时，他还很注重要人们去“读无字之书，从实际中学习”。
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２５日，是林克难以忘怀的一天。这天中午，毛泽东将在自己身边的九位工作人员，请到家中聚餐，同时聚餐的还有他的五位家人亲戚。第二天，是毛泽东６７岁寿辰，就餐时，大家都向他表示祝贺。毛泽东兴致盎然，侃侃而谈。
当时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刚刚经过小整风，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思想认识有所提高。毛泽东的话题从小整风引出，讲到接受批评与检讨自身对人生的意义。他讲了战国时苏秦对张仪的批评，张仪的自我反思；然后讲了自身的经历，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受批判和压制，反而系统地学习了经典理论，对许多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得出“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人就是要锻炼”的结论。
于是，毛泽东提出让林克等人下放锻炼的想法：“林克、高智毛泽东办公室机要秘书、小封封耀松，毛泽东的卫士等几位同志下放，到农村去锻炼。你们看怎么样﹖我看哪里最艰苦就到哪里去。”他还说：“现在下去苦得很啊，一天只有很少几两粮食吃。你们受得了吗﹖不怕就去。下去以后，一个礼拜来个汇报，直接写给我。３个月回来汇报一次工作。”
这顿饭吃了两个小时，毛泽东的肺腑之言，使林克他们深受感动和教育。他要林克等下放锻炼，参加当时地方正在开展的整风整社，并调查和汇报地方的情况，就是要他们在实践中学习，去读社会实践这部无字之书。
之后，毛泽东又给林克他们写了一封信：
“林克、高智、子龙叶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七同志认真一阅。除汪东兴外因汪东兴刚从江西省回中央办公厅，他奉毛泽东的指示在江西省工作了两年多。笔者注，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１月２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准备……”在署名和日期的下面，毛泽东又写道：“明天我就有６７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临行前，毛泽东再一次嘱咐林克他们，下去要过好三关：一要过好生活关，实行“三同”，不搞特殊化；二要过好政策关，正确执行各项方针政策；三要过好群众关，深入调查研究。
“我那次一下去就是７个月，当时正是困难时期，下到基层后，就实行‘三同’，一个月的口粮不足１３斤，顿顿喝稀粥。喝时满头大汗，撑个‘水饱’，但刚走出几里地，就饿得两腿软绵绵的了。后来，我胸口以下都浮肿了。”
１９６４年冬季，林克到河北新城“四清”。临走时，毛泽东像前一次一样，又对林克提出三条要求：一、化个假名；二、不要当官；三、深入群众。几个月后，毛泽东再次给林克指示说：一、“四清”要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大多数；二、要依靠干部，团结干部大多数；三、要自始至终抓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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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克：给毛泽东当秘书兼英文“老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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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几次下放锻炼，林克感到收获很大。他学会了如何同群众打成一片，如何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如何做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思想工作，如何把党的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到基层，这些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同时，在下放的过程中，面对许多实际问题，又敦促他加强理论学习，并联系实际进行思考，培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此时此刻，林克才对毛泽东在那顿聚餐上讲的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毛泽东当时说：他在第二次革命战争期间挨整受压制，“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给我戴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他们城里才出马列主义。可是他们也不调查研究，我又不是生来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市里，后来才到山上来的。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山上的经验……写《实践论》《矛盾论》，是为了给抗大讲课，他们请我讲课，我也愿意去当教员。去讲课，可以总结革命的经验……我不能照书本子去讲，那样讲，听的人要打瞌睡。自己做准备，结合实际讲，总结革命经验，听的人就有劲头了。”
这些话，都是在讲读无字之书的重要意义。只有结合实践，读无字之书，才能深刻领会理论、有字之书，使理论和有字之书发挥作用，也才能根据客观情况、环境、时间的变易，去修订、去补充理论、有字之书。不参与实践，不去读无字之书，理论和有字之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关于毛泽东的故事，林克还有许多许多，他已经开始了对那段难忘的岁月回顾梳理形成文字的工作，并邀我做他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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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吉成：目击中美关系“解冻”细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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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上午１１时，美国总统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走下舷梯的尼克松，主动把手伸向前来迎接的周恩来总理。周总理说了一句永载史册的话：“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２５年没有交往了啊！”
这次越洋的握手震惊了世界，标志着中美关系的“解冻”，世界格局随之出现变化。围绕这次握手及为此展开的漫长外交铺垫，谈判桌旁折冲樽俎的指挥较量，已经为许多知情者追述得详实无遗。
然而，为确保这次握手不致因意外而中辍，其背后纤悉无遗、涓滴不漏的警卫和接待服务细节，却至今鲜为人知。而我因为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即主管钓鱼台国宾馆的警卫工作，故而在影响２０世纪历史进程的尼克松访华期间，成为警卫工作的负责人之一，并有幸耳闻目睹甚至参与了许多未能尽披于史册的细节。
言及越洋的握手，就不能不提到第一个行动准备——基辛格秘密来华。周总理称基辛格是中美关系解冻的“先导”，“他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神秘的国土，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虽说美国人在１９７０年１０月末，就向中国发出了愿意派特使赴北京的讯息，毛泽东在１２月同斯诺的谈话，甚至讲了尼克松坐上飞机就可以到中国来，可我最早得知美国政府要派重要人物来华，则是在１９７１年的４月。
在中央警卫处一次党委常委会上，“文革”后直接负责周总理警卫工作的政委杨德中，谈起发生在当月的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及影响，继而说：“尼克松最近放出风来，说他的女儿可以到中国来，又说他的老婆可以来，还说他可以自己来……当然，他也可能不来，但他要搭上这条线，要谈判。谈判，我们是有条件的。”
５月，我又听了周总理做的国际形势的报告，其中谈到如果美国从台湾撤走，承认一个中国，中美就可以建交。周总理还在报告中谈到了外宾接待的问题。６月２３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政治部主任王良恩，向中办有关人员做了三点传达：尼克松准备来华谈判；我方准备和他谈；如果谈的话将包括哪些内容。
其实在５月中旬，一封基辛格的密函，就几经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巴基斯坦外长、中国驻伊斯兰堡大使张彤间的辗转，送到周总理手中。密函说基辛格将于６月１５日后的某日到北京，“不言而喻，基辛格博士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官员的第一次会谈，要绝对保密。”
接待基辛格秘密来访的工作，从６月末就悄悄地动起来了，经毛泽东同意，周总理亲自部署成立了对美工作领导班子，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负责，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黄华等参加。
周总理还与外交部、民航总局领导议定，派一个“接客”小组，前往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接基辛格来华。
“接客”小组分两部分：领航组由民航北京管理局第一飞行总队总队长徐柏龄、领航员刘志义、报务员王今亮；接待组有负责会谈事务的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章文晋、翻译唐闻生，负责日常生活安排的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礼宾司接待处副处长唐龙彬４人。
领航组于７月２日，登上一架专机，秘密飞往拉瓦尔品第；又于７月６日，带准备运载基辛格的波音７０７飞机试航北京。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唐龙彬则先行进钓鱼台国宾馆，看有关基辛格的新闻纪录片和介绍美国国家情况的资料，做各种接待准备。
我用零散的纸张记上了只有我能看懂的片言／
５号楼内摆放的“红宝书”都被撤走了／
以总理名义宴请的菜谱，都由周总理亲自审定／
洛德用筷子和中国人一样熟练，因为他的夫人是华裔
周总理亲往钓鱼台国宾馆，选定了他情有独钟的、距北门不远的５号楼，作为基辛格一行的下榻之所。“文革”以后，国家元首、兄弟党一把手级以外的重要外宾，也多数被安排在５号楼或６号楼。
外交部派出的接待班子，就设在了与之毗邻的４号楼。后来，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听取接待小组的汇报，与毛泽东主席进行联系都是在４号楼。周总理选择在４号楼办公，我个人考虑大概是出于方便工作。因为４号楼和５号楼的距离很近，他乘车到钓鱼台国宾馆与基辛格会谈，有什么需要在会谈前要交代的事，在４号楼先下车，到楼里交代完了之后，步行就可以到５号楼，走不了几步路；会谈结束有什么要商议的，也可立即步行到４号楼。而到距离稍远一点的楼，就还要多一道车辆调度和上上下下的麻烦。
为了确保基辛格一行的安全和秘密来访的消息不外泄，作为钓鱼台国宾馆警卫工作负责人的我，根据上级的有关指示，对钓鱼台国宾馆院内的各哨卡，做了新的部署。
新的部署要求：北门除参加基辛格接待的工作人员外，其他人员一律不准通行。５号楼与６号楼之间的一座小桥，新添设哨位，与此次密谈无关的人员，不能通过小桥进入５号楼区域；区域内的人员，也不从此桥外出。
对５号楼内房间里的摆设和招待，周总理也都一一给予了指示。他对参与接待的负责干部说：我们欢迎人家来，就得要热情，否则就太不礼貌，但也不要强加于人。他要求接待人员脑子里要有一切言行举止，都要从有利于这次中美高级会晤气氛出发的意识。
接待负责干部对参加这次接待工作的所有人员，包括警卫人员、服务人员和司机，均作了严格规定：严守秘密，保证安全，在执行任务期间不回家，不能往外面打电话，不准做记录。
也正是因为有如此严格的规定，养成了多年记日记习惯的我，记事本里的这几天是空白的。只是出于工作的安排和事后的总结，我用零散的纸张记上了只有我能看懂的片言。外交部接待组的人员，也被要求不准带小本子，领导布置的工作只能靠脑子记。
５号楼的部分房间，立即被组织人力粉刷一新。沙发、窗帘和一些家具，也全换了新的，空调等设备也做了全面检查。基辛格房间的客厅里，增摆了酒台，放了各种中外名酒和香烟等。当然，这些都得到了周总理的指点。
“文化大革命”时期，钓鱼台各楼内，都摆放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接待人员也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把这些语录撤走了。然而出乎接待人员意料的是，后来住在这里的基辛格一行临走时，竟特意向我方提出想要《毛泽东选集》。
当时钓鱼台国宾馆各楼楼道和房间里陈设的工艺品，也染有很浓的“文化大革命”色彩，像墙上挂着的宣传画，以及有红卫兵形象的瓷塑等，这些也都被有鉴赏价值的文物、国画等取代了。楼内摆放的报刊杂志，也作了一番挑选。基辛格住的房间里，放进了由宾馆赠送的大花篮。
关于房间的布置检查，还要说一点的是，汪东兴曾亲自向我和李连水布置了一项任务，就是检查５号楼内有没有安录音监听器材，有没有可能导致失密的装置。我印象汪东兴是在基辛格来华前布置的这项任务，但是否和基辛格在此下榻有直接关系，我并不清楚。他布置后，我和李连水立即去了５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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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吉成：目击中美关系“解冻”细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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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就我和李连水两个人进入到５号楼里，把该楼的大门一关，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检查。我们把每一个犄角旮旯，桌子上下，沙发前后，橱柜里外，床铺底下，所有明线（台灯、落地灯、电视、电话线）都仔细查看了一遍，还把电视天线也给拉了出来，又把插座都打开看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监听或可能把房间里的谈话泄露出去的设备和装置。我们随后将检查的情况，向汪东兴做了汇报。
对基辛格一行的饮食，周总理考虑的更为周到。当时的钓鱼台国宾馆还没有契司（即奶酪），听说美国人爱吃契司，就专门到北京饭店去取。了解到美国人爱吃海味，就准备了鲍鱼、海参、海贝等海鲜。
基辛格等在京两天的菜谱，都是事先定好的，每餐不重复。以总理名义宴请的菜谱，则由周总理亲自审定。他还提出，应该让美国人尝尝烤鸭。考虑到去烤鸭店不方便，接待组就请了北京烤鸭店的一位老厨师，在钓鱼台搞了个小烤炉。
接待组还专门安排了一个西餐厨师，可后来基辛格一行来时都要求吃中餐，而且他们对中餐都显示了很高的兴趣，也很习惯。洛德用筷子和中国人一样熟练，因为他的夫人是华裔，当然这是后话。
能容纳１００多旅客的机舱，只有４名接待组成员／
接待组为防止意外，走漏消息，就一直呆在使馆休息／
警卫看清汽车牌号后，就挥手放行／
在苏尔坦?穆罕默德?汗之后，闪出来一个肥胖的身影
接待组离京前，周总理和其他相关领导，同他们谈了这次任务的重要意义，做了最后一番叮嘱。
周总理说：这是中美高层交往中断了２０年后第一次重要的高级会晤，这说明了美国封锁敌视中国政策的完全失败。为了摆脱被动局面，美国不得不放下一贯傲慢的架子，跑到北京来与我们会谈。不是我们有求于他们，而首先是他们有求于我们，我们应该本着落落大方，以礼相待，不卑不亢的精神做好这次工作。
７月８日凌晨，接待组在内部军用的南苑机场登机。他们乘坐的，就是那架由徐柏龄等领航带过来的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波音７０７专机，专机是７日从拉瓦尔品第国际机场试航抵达南苑机场的。
能容纳１００多旅客的机舱，只有４名接待组成员，显得十分清静。４个多小时后，飞机平稳地降落在伊斯兰堡查克拉拉机场特别停机坪。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已在机场等候。
接待组成员下机后，未顾得上和张大使说几句话，就立即乘车直奔大使官邸。由于美方强调会谈要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将此行的代号定为“阿波罗１号”，因此接待组为防止意外，走漏消息，就一直呆在使馆休息。
晚上８时，张彤大使和接待组应叶海亚?汗总统邀请，赴总统府参加晚宴。也是出于保密的原因吧，巴方仅有巴基斯坦副总军法执行官、陆军参谋长哈米德?汗上将，国防部秘书艾哈默德吉亚斯乌丁，安全委员会主席乌玛尔，外交部外事秘书苏尔坦?穆罕默德?汗作陪。
席间，叶海亚?汗总统简述了基辛格到巴基斯坦后的活动，他本人和基辛格会晤的情况，并告知为避开外界的注意，基辛格将装病。叶海亚?汗认为中美两个大国长期处于隔绝状态与时代发展要求不符，对他这次能当中间人，对中美高级会晤做出贡献表示荣幸。
章文晋代表中国政府对叶海亚?汗总统的帮助和协作表示了感谢。晚宴到１１时才结束，接待组回到住地，立即开会商量第二天的工作。那一晚，他们只休息了两个多小时。
７月９日凌晨３时３０分，接待组在安全委员会主席乌玛尔陪同下，乘车前往机场。整个城市仍在沉睡之中，沿街没有行人和车辆，只有灰暗的路灯在闪烁。机场门口的警卫，看清汽车牌号后，就挥手放行，汽车一直开到停机坪。
波音７０７还停在那里，机舱内所有的窗户全部关闭，接待组人员在舱门附近就座。大约４时３０分左右，两辆黑色轿车也开到舷梯下。在苏尔坦?穆罕默德?汗之后，闪出来一个肥胖的身影，戴着一副墨镜，一顶大沿帽，他就是基辛格。
随基辛格而来的，是他的政治事务助手温斯顿?洛德、东亚事物助理约翰?霍尔德里奇，负责生活事务的迪克?迈斯泽。他们看上去都很年轻，约３０多岁，但已从事外交工作多年。另外还有两名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苏尔坦?穆罕默德?汗先生为双方作了介绍后就下了飞机。
听到这个名字，接待组的人感到吃惊／
基辛格称病临时取消了巴方准备的有９０位高级官员作陪的晚宴／
连美国驻巴基斯坦的大使法兰也被蒙在鼓里／
一条本来会震惊世界的新闻，在值班编辑手里报废了
飞机进入平稳飞行后，中美双方的人员，挪动到一张小桌旁，围坐在一起。开始时，双方都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对方，气氛显得十分紧张。美方的两个特工更是如临大敌，他们都用手铐把自己的手锁在黑色文件包的提手上，中方的人员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后来，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这两个特工在登机前才刚刚知道要做一次神秘之行。
相互致意后，基辛格对唐闻生说：“很高兴能见到南茜?唐。”听到这个名字，接待组的人感到吃惊。唐闻生立刻解释说，这是她在美国时的名字。显然，美方得悉中方人员姓名后，已通过有关方面，了解了相关情况。
基辛格很善于调节气氛，他开玩笑说唐闻生可以竞选美国总统，而他自己则没有资格，因为唐闻生出生在美国，而他不是。在座的人都被他逗笑了。
章文晋问起了基辛格在巴基斯坦装病的情况，基辛格便讲了他如何患了“轻微胃失调”，临时取消了巴方准备的有９０位高级官员作陪的晚宴，宣布要到叶海亚?汗总统纳蒂亚加利别墅休养，然后一支乔装的车队招摇过市……
“我这次去中国很秘密，谁都不知道，早上起床我连警卫都没有告诉。一会儿，他可能会因为找不到主人而急坏的。不过不要紧，巴基斯坦人会告诉他，说我到总统府去了。”基辛格继续着诙谐的故事，笑声再次洋溢在机舱。
也许是为了表示正式吧，章文晋虽精通英文，但谈话时还是通过唐闻生翻译。基辛格告诉章文晋，他此行的目的是宣告美中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但最好首先就整个国际形势取得一致看法。章文晋表示，周总理准备就广泛的问题与他交换意见。基辛格随后又问了一些有关北京的气候和风土人情的情况。
气氛慢慢地轻松起来。基辛格给中方接待人员的第一印象是反应敏锐，知识丰富，精力充沛。但他的英文发音很怪，开始时不大容易听懂。
考虑北京的紧张活动，双方闲谈了不大一会儿，就分开休息。中方在前舱，美方在后舱。不知不觉中，飞机已经越过了国境。一切都仿佛在悄然之中，连美国驻巴基斯坦的大使法兰也被蒙在鼓里，可就有传闻说这一秘密之旅，差一点天机泄露。
基辛格登机时，曾在巴基斯坦外交部任过职的伦敦《每日电讯报》记者贝格，不知为何也在机场，他发现了基辛格。“那不是基辛格吗？”他凑到机场负责人身边。“是的。”机场负责人脱口而出。“他去哪里？”“中国。”“他去干什么？”“不知道。”一切都在下意识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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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吉成：目击中美关系“解冻”细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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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格在无意中获此重大新闻，喜出望外，随即向报社发了一条急电：“记者在拉瓦尔品第机场获悉，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博士一行已于７月９日凌晨４时，乘坐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７０７飞机飞往中国。”
伦敦《每日电讯报》的值班编辑看到来电，吃惊得不敢相信，大骂贝格“荒唐”，把电稿归入了废稿栏内。一条本来会震惊世界的新闻，就这样报废了。
洛德成为第一个进入新中国这神秘国家的美国官员
基辛格把随员拉到院子里面，以散步为由商讨有关问题
美国人觉得他们被“软禁”了／两个美国特工人员，似乎很不习惯这次秘密行动
经过４小时４５分钟、２４００英里的飞行，飞机按预定于北京时间中午１２时１５分抵达南苑。为安全起见，在专机飞临近北京上空时，中国空军出动了两架战斗机，为专机护航。
当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南苑机场跑道上时，基辛格一行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热烈鼓起掌来，中方人员也跟着鼓掌，祝贺平安抵达北京。当时显得最为兴奋的是洛德，因他坐在飞机前排，因而成为第一个进入新中国这神秘国家的美国官员，他说他比另外几个美国人“大约领先了５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