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异国男女接踵去了大洋的彼岸，赵浩生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伊利诺大学的全部奖学金。当他踏进大学门槛时，正逢美国偏执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的年月。由于美国扶持蒋介石，遏制社会主义阵营向东方扩展的决策，以蒋介石溃逃台湾而告失败；美国与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枪炮相向，又增添了一重仇视，美国国内反华排华的气氛更为浓郁。
赵浩生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第一次租房子，房东因为他是中国人而拒绝出租；他作为第一家中国人在白人住宅区买了房子，搬入的第一天，玻璃窗就被邻居的孩子打破。一次他走在路上，几个美国小孩见是中国人，竟唆使一条狼狗咬他。狼狗被他手中的石头吓退了，但那几个美国孩子恶作剧的笑声，却永久地嵌在了他记忆中。
那一瞬，他深切感受到一个没有强盛祖国背景的侨民，是多么的孤伶无助，经常迎对的是怎样的屈辱；对回归家邦的渴望，对祖国昌盛的祈盼，从未有过地在心头急遽膨胀。
可是，家邦已是海天遥隔，连音讯都断绝了，他只能将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祖国的挚爱，化作学习的动力。凭借触类旁通的悟性，当记者训练的敏锐和中国人特有的刻苦耐劳，他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由于大洋的阻隔，特别是美国政府选择了敌视中国的立场，人为设置起一道厚厚的“竹幕”，导致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隔膜和误解。在美国读书期间，赵浩生就对此屡有感触。
赵浩生对世界外交史课程很感兴趣，他甚至想在学成之后，从事中美关系史的教学。但是在美国大学执这一课程教鞭的，都是美国人。因隔膜和误解，无知、偏见乃至荒谬的推论，在授课中时有显现。
给赵浩生讲授美国外交史的老师是琼?帕特森，是位学识和教德都令人钦敬的教授。二战期间他曾是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在作战中双目失明。但他熟悉校园和他教课的教学楼，当他昂首阔步走进教室时，不知情的人谁也不会想到他是盲人。
但即使是这位令人钦敬的教授，在讲授美苏、苏中、中美关系时，依然时出荒诞不经的论调。有一次，赵浩生实在听不下去了，顾不得尊师重道的传统，同他在课堂上辩论了起来。
帕特森并未以师压人，颇有涵养地听完赵浩生的见解，又以自己的逻辑加以反驳，但谁也没能说服谁。赵浩生觉得这样做影响他人听课，就给帕特森写了张纸条，请求免听中、美、苏关系课程，而写一篇论文作为该课程的学习成绩，帕特森同意了。
帕特森在分析苏中关系发展前景时认为：中国将像东欧一些国家一样，成为苏联新的卫星国；且在苏联的驱使下，使中国同美国交恶，并成为亚洲和世界的祸患。赵浩生不以为然，他从中、苏的历史渊源，中共、苏共的路线、政策，毛泽东、斯大林的个人性格的同异等方面条分缕析，得出中、苏两国势将分道扬镳的结论。
应该说，这是一篇有深度和远见的论文，但因与帕特森的观点相左，帕特森只给他打了个“Ｂ”，评语只有一句话“是非只有时间能证明。”。尽管如此，在帕特森教授其他内容，在段落终结时，他总爱讲这样一句话：“赵，请你也谈谈这个问题，我很想听听你的见解。”
当赵浩生毕业离校后，他和帕特森一直保持着在圣诞节前互致贺卡问候。１９５８年，中、苏关系破裂的征兆已隐约可察。就在这一年圣诞节前，赵浩生在帕特森寄来的贺卡上看到这样一行字：“赵，好像是你对了，那篇论文你应该得‘Ａ’。”
有意思的是，以上这段往事并非是在赵先生同我讲述自己身世时说的，而是在议论美国今日的对华政策时说的。他说在中美关系问题上，那些最令人讨厌的，就是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即“中国通”们，他们对中国的印象，还是旧日的成见，且至今不愿对冷战思维改弦更张。
他当时还给我讲了一则笑话：“一个在美国号称中国问题专家的人，在用中文对中国国是指手画脚了一通后，大言不惭地说：如果“泽民江”主席采纳我的建议的话，中国就将如何如何。这位专家连中国人名是姓在前名在后这起码的知识都不懂，还有什么资格指点中国国是呢？”
因此赵先生认为：“在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发展问题上，不必对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寄托太大的希望，倒是那些不了解中国的人没有成见，更注重事实。如美国现在的驻华大使尚慕杰，他已经促使大批美国国会议员来华访问，对促进中美间的相互了解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他还计划动员所有的议员都来华看一看。我曾对他说：让你作驻华大使太合适了，原因就是你不是个中国通。”
耶鲁的象牙之塔内掀不起跌宕的宇宙流，常春藤围墙内的天地总嫌狭小／美国第一位太空人格林，得知赵浩生是华裔新闻人士，言语顿时生硬傲慢起来
赵浩生加入了美国国籍，并在常春藤大学之一的耶鲁教授中国现代文学。赵浩生说在耶鲁执教是令人骄傲的，这所大学曾培育出了三位美国总统，除了早些时候的塔伏脱外，第３８任总统杰拉尔德?Ｒ?福特，第４１任总统乔治?布什，则是当代人听说过或熟悉的。记得一次讲演他开玩笑说：“在我们学校有这么一句口头禅，叫做考不上耶鲁的，才考哈佛。”
有意思的是耶鲁大学同中国还有些异乎寻常的缘分，中国人留学西方获取的第一份大学毕业证书，就是耶鲁大学颁发的。获得这份证书的人，就是毕生致力于使西方近代文明应用于中国强盛事业，说服中国政府并亲自将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带到美国的容闳。而在他带入美国的这第一批留学生中，还有一位所有受过中等教育的中国人都记得的响亮名字，即中国第一段由中国人自己设计、主持铺设的铁路的设计、主持者詹天佑，他也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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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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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教授的位置是极诱人的，赵浩生和他的夫人今泉智惠均在此占有一席之地。难怪当赵浩生的好友、已经成为世界级船王的董浩云，请他出任办得蒸蒸日上的海上大学校长时，他考虑再三后还是婉拒了。
赵氏夫妇在风景如画的汉姆敦，购置了一所欧式的漂亮而舒适的宅院，在此生育了一双儿女。儒雅的职业，稳定的收入，优裕的生活，圣人般贤淑的妻子，健康活泼的儿女，“人生幸福的要旨似乎已经齐备了。”记得第一次同赵先生见面时，同坐的叶松根先生也打趣说：“拿美国薪水，娶日本太太，徜徉中国山水……人间的美事，让你占全了！”
然而，沉湎于安乐不是赵浩生的性格，耶鲁的象牙之塔里，太少跌宕的宇宙流；常春藤围墙内的天地，总嫌狭小。自从记者生涯给了他敏锐的新闻目光后，他已经不可能对人世间的焦点冷眼相向；凡事关祖国和同胞，就不可能不勾起他置喙的激情。
在授课的同时，赵浩生创办了“海外观察”专栏，从此，世界各地的华文报刊，每周都会刊登一二篇发自“海外观察”专栏的文章，赵浩生的名字，在广大海外的华人世界渐渐有了知名度。
当时的美国，有着世界最先进的资讯媒体，可以最快捷地了解到来自世界每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大量的信息，经过赵浩生的取精用弘与思辨，遂成一篇篇有声有色的报道，或深中肯綮的评论。
作为一个华裔，在美国采访撰稿，并在新闻媒体确立自己的地位，个中的甘酸苦辛，是未涉足者难予体尝的。１９６２年２月，美国制造的“友谊七号”宇宙飞船从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升空，飞船用了４小时５６分环绕地球飞行了３圈，而后在巴哈马群岛东面的大西洋降落，操纵飞船的小约翰?Ｈ?格林，成为进入空间轨道的第一个美国人。
早在１９６１年５月，也就是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成为世界第一位太空人后仅一个月，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宣布，美国将“尽一切力量在１０年内达到把人送上月球并使他安全返回地球的目标”。格林的太空之旅，是实现往返月球的“阿波罗计划”的前奏，同时也是美、苏空间技术角逐的重头戏，因此一直吸引着世界和美国民众的目光。
作为“海外观察”主持的赵浩生，自然不会漏过这举世关注的热点，何况比之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他有近水楼台之便。当格林回到他的家中后，赵浩生立即与格林通了电话。
当格林得知赵浩生是位华裔新闻人士，希望就他在太空的经历感受做一次采访时，他言语顿时生硬和傲慢了起来。他对赵浩生说：“我不能接受你的采访，要知道，报道此次太空历程是要付高额酬劳的，你支付不起采访我的费用。”说罢即挂断了电话。
赵先生说：“当时我的感觉是受到极大的羞辱，格林无视的并非我个人，而是中华民族。”格林这种傲慢态度固然令赵浩生忿忿，但他并没放弃努力，而是翻阅了有关太空计划和此次飞行前前后后的几乎所有资料和报道，在此基础上写了一篇长篇报道。
经过数次会面地点的变更，赵浩生终于见到了蒋介石／“当我说有意见时，蒋介石开始抹脸”／关于蒋介石形象的“十二字”套语
弹指已在美国盘桓了十几度春秋，作为耶鲁教授和联合国注册记者的赵浩生，得到了渐多的尊敬和荣誉，但他拂不去“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的不解乡愁。他讲学、采访，曾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却无法穿透冷战思维下人为设置的“铁幕竹藩”置足桑梓，只得空怀乡思，徒吟“天涯岂是无归意，争奈归期未可期！”
他回忆当年心境时说：“在国内时，好像在母体中生活，与祖国浑然一体，不大想到自己是中国人。但到了国外，除了‘梦里不知身是客’外，环境的一切都随时提醒着，我是个‘中国人’，离中国越远，感情上却越近。”
这种感觉，在海外的广大侨胞似乎是冥冥相通的。在赵先生同我谈他和世界级船王董浩云的旧谊时，曾提及这样一件往事：
一次，赵浩生应董浩云之邀，到日本佐世堡参加全球第一艘３０万吨巨轮下水典礼。正在军乐、鞭炮、狂欢声浪最热闹的时候，董浩云却悄然离开人群，拉着赵浩生朝海边另一侧走去。
漫步在沙滩上，董浩云说他想哭。赵浩生不解其何以生出这种念头。董浩云说：“刚才在典礼仪式上演奏了日本、新加坡、利比亚的国歌，却没演奏中国国歌。”赵浩生顿时明白了，奏那三国国歌，是因为这艘船是日本制造的，新加坡贷的款，在利比亚注的册，这本是航运业内很正常的情况。但董浩云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这艘巨轮的业主，在典礼上却听不到中国国歌，怎不让他这炎黄子孙见之思之凄然呢？
赵浩生沉思有顷，对董浩云也是对自己说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一切都是往好处变。咱们总有一天会像百川归海一样，回归自己的祖国。你回浙江，我回河南。”
“回祖国，回河南”成了赵浩生心中锁定的情结，当回归大陆和故里的路途还被严密封堵，先到台湾走走，也可暂时摆脱“人作殊方语，莺为异国声”的环境，让充耳的国语聊抚经年的乡愁。
１９６６年夏季，赵浩生终于获得了偕妇将雏，前驱台湾的机会。阿里山、日月潭的青山碧水；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亲情，无不令赵浩生陶然怡然。更可喜的是他还拜会了许多故友，包括自己原来的老上司，此时担任立法委员、主管着台湾广播媒体的胡健中，掌握了大量可资报道的第一手材料。
然而，赵浩生还怀一个更大奢求，就是采访蒋介石。虽然早在４０年代末赵浩生已经因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报道名声鹊起，但一直没有机会单独采访过这位国民党的最高领袖。他不想错过难得的临台机会，便通过各种渠道传递了求见的信息。
一天晚上，已经挺晚了，圆山大酒店赵浩生房间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是台湾国民党政府新闻局打来的，说是“蒋总统明天上午接见你”。“据说，蒋介石接见的通知都是在接见前一天的夜晚发出，这是为了使某些企图利用接见之机刺杀蒋介石的人，来不及做准备。”赵先生在回忆此事时，这样告诉我。
第二天，距离接见的时间还很早，新闻局的人便到了赵浩生的下榻处接他。赵浩生不解何以这么早就动身，遂跟着来人前往总统府。
“进得总统府的院内，我记得通过了一条很长很长的两边有红色立柱的走廊。当时天气闷热，我随来人走了半天，由于酷热和沉闷，竟使我感到有些疲惫。总算走到了总统办公室，突然有人转来新的通知，接见地点改在国民党中央党部。”
于是，赵浩生又被人带往中央党部。这一番折腾，使赵浩生更觉疲惫。据说这种变动也是常例，目的还是为了总统的安全。赵浩生心想：倘若是真正的刺客，被人一大早就带着这么转悠折腾，定会因精神沮丧而失手。
到中央党部时，新闻局局长沈剑虹已在此迎候。他带赵浩生去见蒋介石。行走间，赵浩生问沈：可否向蒋提一些问题。沈回答说：“按规定，提问题必须事先打书面报告。你事先没有打报告，所以绝对不可以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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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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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浩生不死心，又商量说：“能否这样，我提几个问题，他愿意谈就谈。如果不想谈的话，我就不再追问？”但沈剑虹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你不能提任何问题。”赵浩生心想：只由他一言堂，我不能提问，这算什么采访呢？便暗自盘算如何见机行事。
走着走着，忽听侍卫官高声唱名“赵教授到！”赵浩生和沈剑虹一起进了蒋介石的办公室。“这是一间很大的长方形的房间。房间的一头有一张办公桌，一把靠背椅。有一面墙摆了一排沙发。办公桌后墙角边，有一扇小门。我们进屋后，蒋介石从那扇小门里走出来，坐在靠背椅上。”
据赵浩生了解，蒋介石在接见时，有个“老三问”：“什么时候来的？”“看些什么？”“有什么意见？”初次受“总统”接见的人，会提什么意见呢？当然没什么意见。于是便端茶送客，接见宣告结束。这几乎是个不变的程式。
“因为我掌握了这一程式，所以当蒋介石问我有什么意见时，便知接见已进入尾声，我若再不抓住时机，他就要抬屁股走人了。我立即接过他的话茬儿说：我有意见。显然，我的话大出蒋氏预料，他‘嗯’了一声，并开始用手抹脸。”
蒋介石有个习惯，每逢不悦或厌倦之际，就下意识地用手抹脸，先从额头抹，然后依次是眼睑、脸颊、下巴。赵浩生注意到蒋介石表情的变化，不紧不慢地说：“我对台湾的六年国民义务教育制度印象很深。”
台湾的“六年国民义务教育”制度，始行于60年代初期。该制度的推行，使台湾小学教育稳步发展，数年后儿童就学率达到97.52％，由此又促进了中学教育的迅速发展，台湾中学由1961年的299所增加到576所，小学升中学的比率达到74.66％，为循序提升层次的“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制度的出台，奠定了基础。这是蒋介石到台湾后的主要政绩之一，故而津津乐道于此。
听赵浩生说到这儿，蒋介石已经抹到眼睑的手停了下来，眉头顿时舒展了，兴致勃勃地问赵浩生：“怎么，你对六年国民义务教育也有兴趣？”“相当关注。”
于是，话题从此说开，一发难收。原定10分钟的接见，结果持续了45分钟。从办公室出来时，沈剑虹对赵浩生说：“你真幸运，今天总统情绪这么好，谈了这么长事件，这种情形实在是太难得了！”
“采访之后，我写了一篇报道，世界各国的华文报刊均刊登或转载了，唯独台湾报刊未登只字。”“为什么呢？”我问道。“因为我把蒋介石写成了一个人而不是一尊神。当时台湾的新闻媒体在描述蒋介石的时候，也有一套‘四节12字’格式的套语。”
“有意思，您是否还记得？”“大致是这样的，叫做：‘戎装佩剑，两目炯炯，××××（此节视不同场合而变异），连称好好。”言毕，赵先生淡然一笑，从这一笑中，我体味到一丝对中国传统尊神心态以及由此派生的宣传定式的不以为然。
巴黎的乔治五世大街上，有一座飘扬着五星红旗的建筑，赵浩生在这座建筑前徘徊了许久/赵浩生忘情地拨通了中国驻法大使馆的电话/乔冠华指着自己的鼻子说道：我们究竟是不是青面獠牙
作为《中央日报》的老记者，能于此次台湾之行中单独采访蒋介石，赵浩生已经感到此行不虚，身心俱慰了。然而在飞机从桃园机场起飞后，儿女们一连串率直的问话，一下子又让他坠入无尽的惆怅。
儿女对赵浩生说：“爸，这就是中国吗？你不是说中国很大吗？”“这并不是中国的全部，这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当飞机临近香港，赵浩生指着舷窗下一眼望不到边际的蜿蜒海岸线，对儿女们说：“你们看，那云彩底下，海岸线勾勒出的那一大片陆地，都是中国。”
说到祖国，赵浩生话语多了起来：“在那爿大陆上，有长江、黄河、万里长城，住着七亿多跟你们爸爸和你们长得一样的中国人。爸爸就是在那里生长的。你们的爷爷、奶奶，和所有的亲戚都还在那儿……”
“那你为什么不带我们到那里去看望他们呢？”孩子天真的问话，使赵浩生的眼眶湿润了，顿了顿，像是对儿女，也像是对自己说道：“现在还不能，但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们会回去的！”
从此，赵浩生更关注着来自大陆的每一点讯息。1969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他那四壁古籍的书房里，以旋转乾坤的智慧，运筹了“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球外交”。在美国乒乓球对访华后，中国的乒乓球代表团登上了赴美的飞机。
新中国建立后，除1950年12月伍修权以特派代表的身份到过驻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外，中国政府再未正式派遣过一个政府官员或代表团前往美国。因此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到达美国，成为耸动一时的大新闻。
牵挂着祖国的赵浩生，带着夫人和儿女追逐着乒乓球队，观看了一场又一场比赛。在赛场上，他第一次看到来自大陆的中国人，听到了久违的《义勇军进行曲》，一任自己的泪水顺两颊流淌。
1971年暑假期间，赵浩生夫妇去了法国，这是他们到过的第一个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在巴黎的乔治五世大街，有一座悬有五星红旗的建筑，这就是中国驻法国的大使馆。
望着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赵浩生心潮起伏。他在街上徘徊了许久，有时只需侧身几步就可叩到使馆的大门。可一想到自己曾是国民党党报的记者，想到自己美国的国籍，想到海外报刊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报道，他既怕被中国方面当“反动派”排斥，又怕被美国方面视为中国特务，在瞻前顾后中失去了叩门的勇气。
几天后，他意外地看到了一场中国的影片《红旗渠》。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是一部反映河南林县人民以愚公移山精神，劈开太行山引来漳河水，使旱地变良田的纪录片。
赵浩生出生在河南，深知道林县有有多旱、多穷、多苦。当影片放映到开闸放水的霎那，他忍不住热泪滚滚。“新中国有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改造林县，一定也可以改造全中国。这是我20多年来第一次看到祖国、老家的新生面貌。我感到这种多年积下的恐共病被红旗渠的水和我自己的眼泪洗得干干净净。这时候我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想法子回去看看。”
还没等赵浩生离开法国，基辛格秘密到北京安排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就被披露。“连美国总统都可以到中国，我还有什么可犹豫的？”赵浩生忘情地拨通了中国驻法大使馆的电话，和当时的驻法大使黄镇通了话。
接着，他无所顾忌地接受了法国巴黎世界报的采访，他坦然告诉采访者：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消息给海外华人带来的兴奋，“就如同抗战期间沦陷区的民众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一样，大家的感觉是‘天亮了！’”
回到美国后，赵浩生又目睹了更振奋人心的场景，在26届联合国大会上，以76票对3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23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全力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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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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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来到了设在美国的联合国总部。乔冠华在联大讲坛全面阐述了中国在一系列重大国籍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后，与代表团全体成员同到会的各国记者见了面。
乔冠华谈笑风生，指着自己的鼻子说道：西方的新闻媒体，把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官员，描绘成青面獠牙的洪水猛兽，我们现在到大家中间来，就是要让大家仔细看清楚，我们究竟是不是骇人的魑魅魍魉。
作为联合国注册记者的赵浩生，当时就站在被邀的记者群中，他再次领略了在重庆时就以舌利笔健称著的“乔老爷”的倜傥。赵浩生心潮澎湃，他当时的激动与兴奋，我敢说远远超过了中国大陆的许多人。国民党的外交，是屈膝哀求式的外交，它根本无法使广大海外侨胞在所在国挺起腰杆；而新中国政府的强盛和独立的外交，才使海外华人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这种感觉，长年生活在国内的人是难得体验的。
1995年春季，当我陪同赵先生拜访乔冠华夫人章含之女士时，章女士曾对一位外籍华裔女作家在乔冠华沉浮境遇下的迥异态度，流露了不满，赵先生立即解释说：“您应该理解那些在海外的人，他们在某些方面对中国大陆的认同，是比生活在大陆的人还激进的。”
他们还很自然地忆起了在联合国的初次会见。赵先生说：“当时给我印象极深刻的，是代表团的男士一律中山装，女士都着两用衫，而颜色则几乎是一样的灰色，谁和谁都难以区分。”章含之闻之莞尔：“咳，您就别提这个啦。”
周恩来批示：由新华社邀请赵浩生以记者身份回国访问/一路走去，就像阅读了一遍中国的革命史
尼克松的访华、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冷战的坚冰渐渐解冻。回中国，对赵浩生来说，也就不再是一个梦，他开始为申请回国而忙碌。
1973年春季，对“文革”中的中国，是个颇不寻常的时刻；在赵浩生的人生中，也具有非凡的意义。他从驻加拿大的中国大使馆，拿到了回国的签证。但当时他并不知道，他归国之梦的实现，是他在重庆作记者采访时就几度接触、因而分外敬重的周恩来批准的。周恩来亲自作出指示：由新华社邀请赵浩生以记者身份回国访问。
赵浩生终于在与祖国阔别四分之一个世纪后踏上了归程，“我带着满腔的兴奋，满头的白发，跟和我结婚20年但还没有进过赵家门儿的老伴儿”。
当年，赵浩生是在民不聊生、国家前途迷乱的背景下扶槎去国的；所以尽管此际中国尚处在十年浩劫之中，但与25年前的记忆之间，的确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对一个渴望还家的海外赤子来说，祖国母亲的怀抱，是那样的温馨如怡。
从走过深港间的罗湖桥那一刻，赵浩生就怀着新奇与激动，睁大眼睛，贪婪地捕捉跃入眼帘的每一道风景，“差不多想把这锦绣河山吃下去。”
由深圳而广州，这里虽堪称辛亥革命、国共合作、北伐战争的策源地，但赵浩生却是第一次光临。他站在镇海楼上，眺望越秀山、珠江桥、黄花岗、农民运动讲习所，他感觉到钟灵毓秀和爱国志士之间的脉络。
由广州而韶山、长沙，赵浩生参观了一代伟人毛泽东诞生和青少年时生活的地方。那傍山偎塘的故居、那葱茏的岳麓山、那萋萋的橘子洲，赵浩生在这山川草木人文地理中探索，是什么因素启发了毛泽东的革命理念。
这一路走去，“就像读了一遍中国的革命史。”
列车继续北行，终于停靠在距赵浩生故乡息县仅70里的信阳火车站。在抗战胜利后，赵浩生曾回过一次息县，他还清晰地记得战乱之后，饿殍载途、哀鸿遍野的当年情景，而此刻眼前的一切，与昔日的记忆形同霄壤，我们还是来看看由他自己记录的内心感受吧：
“火车在信阳车站停下来的时候，我刚走出来，就听见有人又哭又叫着：‘大哥，大哥……’接着就看见一个背着旅行袋的人跑过来，我虽然不认识他的脸，但是我知道，一定是我的小弟弟更生，我离开家的时候，他才9岁。我也叫着他的名字跑过去。我们兄弟见面了。我介绍太太跟他认识，三个人都激动地哭起来，火车上的乘客和车站上的人看见这个场面都在替我们高兴的不得了。
从信阳到息县，我记得以前要两天，而且路上还有土匪，现在有了挺直的柏油路，两边儿都是大树，我们坐汽车只用了两个半钟头。
快到的时候，我弟弟指着远远的一片电灯光告诉我：‘你看，那就是息县！’我没有想到息县有了电灯，28年前我离开的时候，我们点的是豆油灯啊！
我弟弟又指着公路两边儿的一大片的房子，告诉我这是水泥工厂、化肥工厂、麻袋工厂。‘工厂’这两个字当我在息县念小学的时候，只是在教科书里介绍上海、天津时的插图里看见过，今天息县竟然有了这么多工厂，实在是想不到的事。
息县县城也完全变了。以前，我们住的都是土坯麦草房子，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水泥、红砖的楼房。
当然，最令我们高兴的，就是跟我们70多岁的老母亲见面的一刹那，28年不见，我只叫了一声‘妈’，除了流泪以外，我再也说不出第二句话来。她老人家虽然老了，但精神很好，介绍我太太跟她见面的时候，我们要给她磕个头，她拉着我们说：‘这是新中国，不兴这个老规矩了。’
我的三个弟弟、弟媳妇、侄子、侄女，所有的亲戚都见面了，我们在一起吃团圆饭，听亲戚们说这20多年的变化的时候，我问母亲：‘我们是不是做梦？’她老人家说：‘这不是在做梦，这比做梦还要好啊！’”
“比做梦还要好”，这就是赵浩生去国28年回归后对故乡、故国的总体印象。
目睹毛泽东之后中国舵手的风采/今泉智惠问赵浩生：我能否藏在桌子底下聆听高论/一不留神，成了“黑画事件”的肇事者之一
重返桑梓后，赵浩生随即登上前往新中国首都北京的列车。
从赵浩生记事起，北京一直被称作北平。她在赵浩生的心目中，绝非一个仅具单纯地理概念的词汇，而是有着巨大向心力的文化归属，是闻之肃然不释诱惑。
虽说他从未身临其境得睹这数朝古都的风貌，但在他的脑海里却是那样的熟悉：未名湖畔的遗世砖塔，清华园内的滟潋荷塘，卧佛寺周的霜濡红叶，紫禁城头的金辉兽吻……他已感受过不知多少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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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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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因为在他还是同学少年之际，就热衷于文学，而他成长时期所景仰的一代文学大师，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在北平淹留，不曾将北平诉诸妙文。那心灵的牵引，曾驱使他壮着胆子向平素敬畏的父亲，提出到北平求学的请求。不料，父亲顿时拉长了脸，厉声吼道：“不行！”他转过身，不敢再出一语，可母亲却看清了从他眼眶中溢出的泪滴。翌日，母亲悄悄地告诉赵浩生：“你爸爸难过得一宿没睡，家里供不起你到北平读书呵！”就这样，到北平成了埋在赵浩生心底的奢侈的梦。
他没有想到，他竟在去国25年、自己已过知天命的年纪，终于置足“心实仰之”的梦中境地。他将现实的北京，同他心中的北平，一一加以匹配参比，既似曾相识，又备觉新鲜，更引发无限感慨：
“循着历史的足迹走出故宫，步入那广阔宏伟、举世无匹的天安门广场，它的宏伟，代表着中国人的胸襟、豪情和气魄，任何人都会被这伟大的气氛所吞没。当你仰望广场中心那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想到30年前从天安门城楼上发出的惊天动地的宣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你，不论是外籍华人、海外华侨、港澳同胞，都激动得热泪滚滚。”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赵浩生到京不久就参加了一个盛大的国宴，那是宴请越南劳动党第一书籍黎笋和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就在这次宴会上，以新闻记者身份来访、始终关注着中国大陆时局的赵浩生，第一次目睹了毛泽东之后把握中国航向的舵手。
“当我们在等待着黎笋和范文同入座的时候，那位曾是中共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第二号代表、被打倒并销声匿迹数年、似乎政治生命已告结束的人，悄然走进了宴会大厅，他就是邓小平。”
这样一位人物的复出，明显地预示着中国当时的政局出现了或即将出现某些变异，当时世界所有关注政治的眼睛，都不会对这悄然而又意味深长的邓氏复出澹然视之。
据说，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最初设计，就是一年开张；两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可事态发展失去了控制。但不管怎么说，到了1972年，中国的时局比之前数年，确有几分松动。一些在“文革”地震中被压倒的人，陆续复出，我想曾是《中央日报》记者、又入了美国国籍的赵浩生能重返大陆，也不会不与这种氛围相关。也是因了这重氛围，赵浩生采访吴作人、李可染等文化名人的要求，立即得到了满足。
得知吴、李欣然接受采访，赵浩生喜不自胜。早在抗战时期的成都，赵浩生就见过吴作人，并为其画艺所倾倒。他还记得吴作人头戴蓝色贝雷帽，身着棕色西服，那潇洒倜傥风度给赵浩生的印象，“和他的作品一样深刻”。可以说，与吴的对话，他期盼了数十年了。
景慕中国文学艺术的东方文化学者今泉智惠，闻知吴、李两位国画圣手同意接受赵浩生采访，也十分欣喜，她也想一瞻两位久负盛名的画家的风采，聆听高谈阔论，她带着几分调侃地对赵浩生说：“你们交谈的时候，可否允许我藏在桌子底下？”
在言及国画艺术时，他们不可避免地说起一代宗师齐白石。“文革”期间，这位画艺超凡脱俗的画坛巨擘，已被污浆浊水泼溅得不成样子。特别是有文化革命旗手之称的江青对齐大张挞伐后，人们更对公允评价齐白石噤若寒蝉。
然而出于艺术家的良知，对艺术的真诚，以及当时无拘无束的谈话气氛，吴、李两人直言不讳、实事求是地肯定了齐白石的变革精神和严谨的画风在国画艺术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并对齐朴实、正义的人格美德，表示了赞许。
通过吴、李的交谈，赵浩生才知道外间流传的许多对齐白石的毁誉之辞是污蔑不实的，但吴、李当时并没告诉他，这些多是由江青散布的。作为一个正直的多年从事新闻的人，赵浩生感到有责任以他掌握的真实事实，通过传媒正视听。
接着，两位画家又忘情地谈论起各自的艺术观点，由他们各自的经历、休养、艺术思想的变异，到艺术的差别与个性；现实的真、美同艺术的真、美……所言无不与当时盛行的单调而贫瘠的江氏文艺定律大异其趣。
还沉浸在重返大陆喜悦中的赵浩生，显然对稍显宽松气氛背后的险恶顾忌不足，他毫无顾忌地将自人为是精彩纷呈的谈话变为文字，刊诸海外报章。这些文字，引来不少人的惊喜，却也招致一部分人的恼怒。“没想到我在一不留神之间，成了后来‘黑画事件’的肇事者之一。”赵先生在讲述罢难忘的采访时说道。
赵浩生为何这样说呢？原来从1972年始，中国的外交战略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外事往来渐趋频繁。北京饭店新楼就是在此北京下兴建的，周恩来即以外交需要为名，将一些指明画家，如吴作人、李可染等，从下放地调回北京，提供较为安定的环境，让他们挥毫泼墨。一批人们久违了的山水风光花鸟新画作，被装点布置在外宾下榻、活动的场所。这不禁使一批中断创作的艺术巨匠重新拿起了笔，使肃杀的文苑，绽露了几点红绿，还为更多的文化人复出，埋下伏笔。
曾经是“文革”首当其冲的人物，在国务院宾馆的掩护下，重新开始艺术创作，引起了江青等人的敌视，姚文元阴阳怪气地说：“有人又在搞花鸟鱼虫了。”可犹豫周恩来的声望和拓展外交的形势，未能随即掀起风浪。
当赵浩生的文章发表，他们感到抓到了把柄。说吴、李同赵浩生的谈话，是为齐白石、为“文艺黑线”翻案，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还将当时黄永玉的《猫头鹰》、宗其香的《虎》、黄胄的《毛驴》、李可染的《山水》、李苦禅的《残荷》穿凿附会，指称其间发泄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强烈不满，并引出“他们为什么能到国务院宾馆作画”的质问，把火烧向周恩来，此即耸动一时的“黑画事件”。
“这件事我开始并不知道，后来一些消息灵通的人警告我说：你的文章得罪了大陆的某些重要人物啦。我琢磨了好久，还不知此话从何说起。但我确实因这警告对踏足大陆分外谨慎了。1975年末，母亲去世消息传来，我踟蹰良久，才决定回家为她送殡。”
“半客半主的红娘”/尼克松的“登月计划”/“即使有人称我为假公济私，我也不否认”
52天的故国神游，赵浩生说：“假若大家也要我用一句话来说明我的感想，我的回答，就是我母亲说的：‘比做梦还要好！’”
他对在故国所见所闻的一切，“都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去感受，去体味，去赞美，他的那些真实可信、又充满激情的文章发往世界各地，使多年被外界和自身所封闭的中国掀开了窗幕的一角。有多少像赵浩生这样被隔绝了20多年的游子，读了他的文章，引发了积蓄在心的思乡狂潮，把多年所受的反共宣传和恐共心理一股脑抛掉，逐渐走上认同祖国，回归大陆的归程。”
返回美国，赵浩生忙碌了起来，他向许多在美国的华侨和美国人讲述他此次行程的观感，他的演说和漫谈，被冠以《中国归来答客难》题目，在报刊发表，并为《参考消息》连载。
在美国生活了20余年的赵浩生，对美中敌对的错误选择及其遗患，有着切身的感受。在中国人眼里，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在中国周边如朝鲜、越南燃起战火，把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是标准的“战争贩子”；而在美国人眼里，中国则是没有民主自由的“专制国家”，中国人都单调刻板、冷酷无情、不可捉摸，是可怕的“黄祸”之源。
为打破两个民族的误解，赵浩生说他愿作一个“半客半主的红娘”，架设起相互间了解的桥梁。经他穿针引线，在他归国寻访的第二年，便促成了“耶鲁大学教授访华团”的中国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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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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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5位专业各异的教授组成的“耶鲁大学教授访华团”，除了赵浩生外，都是第一次进入中国。他们沿着广州-杭州-上海-西安-延安-北京-广州路线，在中国走访了21天。
赵浩生在这次回访中，又和母亲及三个弟弟见了一面，并同他渴望拜会的费孝通、吴文藻、谢冰心，分别进行了长时间的单独晤谈。他心满意足，“即使有人称我为假公济私，我也不加否认。”
但收获更大的，还是那14位第一次踏如中国领土的美国教授。中国对美国来说，是太陌生、太神秘了，以致当尼克松秘密访华时，美国人称之为实施了一次“登月计划”。当他们的亲身感受与习惯了的宣传大异其趣时，更勾起了对这既古老又年轻的国度的浓厚兴趣。
一位美术史教授，被西安半坡村遗址博物馆的展览吸引，舍弃了其他参观，独自在那里逗留了一个下午；在延安，教授们对将陕北黄土高原营造成丰产梯田啧啧称奇；一位女教授，与女翻译聊到兴奋处，搂在一起大笑时，突然想到曾于传媒上看到“革命女同志”是“铁面无情、不苟言笑”的宣传，又忆起有些旅行社“访华须知”关于中国人不喜欢在大庭广众场合有亲热举动，更不能触及对方身体的特别警告，笑得更欢了。
教授们返回美国后，每个人都写了一篇报告，并乐此不疲地开演讲会、写文章，向美国民众揭示以往被竹幕遮蔽着的真实的中国。当赵浩生给他们打电话，询问是否从旅行引起的“中国热”中清醒过来时，他们竟回答说：“我不要清醒过来！”
马歇尔对周恩来的礼貌，分明地超过了对国民党的代表/熊向晖受邓颖超之托，给赵浩生打了个很长的电话/“我是吃他们的奶长大的。”
赵浩生第三次来华，是泪水流得最多的一次。母亲突然去世，他为奔丧而来。孰知刚刚料理罢母亲的后事，又传来周恩来与世长辞的噩耗。当时赵浩生正在天津大港油田参观，噩耗引起了他满腔的悲痛，“凝望着渤海湾的万顷烟波，我感到滚滚浪潮尽是泪。”
他追忆起1946年，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在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那次见面之所以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是因为第一次看到一位中国新闻人物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用中文发言，他也是第一次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受到和外国记者同等的招待。
当外国记者发问时用词不妥时，周恩来“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发问者予以纠正”。在外国记者面前，他的挥洒自如、不卑不亢，同国民党新闻发言人的卑微怯懦形成鲜明对照。此后，他几次目睹了周恩来和当时美国调解人马歇尔的接触，他分明地感到马对周恩来的礼貌超过了对国民党的代表。
从大港返回北京，赵浩生想多逗留几天，等到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那天。可他接到的通知却是所有非常驻中国的外国人，地须子1月10日以前离境。申辩毫不起作用，赵浩生只好悻悻地离京经香港回美国。在香港，他接受了香港《70年代》杂志的采访，谈他眼中的周恩来，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悼念与回忆》，那期杂志几乎成了赵浩生的专号，后作为专书出版。
1978年，赵浩生第四次到中国，将《悼念与回忆》送给了邓颖超，并传递了希望拜访邓颖超的信息。但直到他登机回返前夜，才接到熊向晖的电话。熊向晖向赵浩生解释说：“邓大姐患了感冒，有些话委托我转告你。”
熊向晖告诉赵浩生：追忆文章邓颖超已经看过了，她很感动，但文章中有些推测和援引的传闻不准确。其一是赵浩生推测周恩来的遗体火化是出于当时政治环境的压力不对。中央领导人逝世后遗体火化，是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人倡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都签了字同意的。那是4月27日，当天晚上，周恩来回家就对邓颖超讲了关于签字火化的事，他随后告诉邓：我已经替你作主同意了火化，我走在前面，你替我火化，你走在前面，我替你火化。其二是关于周恩来的骨灰保留了一部分，准备在台湾回归后，撒在台湾的传闻不准。周恩来的骨灰没有留，为了表示他对祖国宝岛台湾的关切，在撒骨灰前，他的骨灰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放置了一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