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来华，中国正在迎接中共历史上意义非凡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形势已经出现了喜人的变化，我对那趟来访非常满意，了却了我心中埋藏了很久的两个愿望。”
“两个什么愿望呢？”我问道。“一个是采访大陆活着的30年代成名的文化界人士；一个是到雪域边陲西藏走走。”
赵浩生到北京不久，就向文化部透露了想采访郭沫若、茅盾、夏衍、曹禺、臧克家、赵丹、张瑞芳等人的愿望，他感慨系之地说：“他们成名的时候，我正着迷于中国现代文学，我是吃他们的奶长大的。”
文化部方面满足了赵浩生的要求，经过安排，在以烹调宫廷佳肴闻名的北海仿膳，赵浩生与茅盾、夏衍、曹禺、臧克家等共进晚餐。但郭沫若没有到，赵浩生被告知，郭沫若已在医院住了不少日子了。
不久后的一天，当他到夏衍家作客，突然来了一个电话。夏衍在接了电话后，神情黯然地告诉赵浩生：电话是医院打来的，说是郭老的情况很不好，他必须尽快赶到医院。继而，郭沫若撒手人寰的消息传来了，赵浩生扼腕太息没能在郭沫若逝世前做最后的采访。
除了郭沫若，赵浩生想见的人，都一一见到了，“谈得非常融洽，了解到许多我希望了解的东西。”采访到的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素材，被赵浩生裁剪成为《从30年代到新的长征》一书。
离开北京，赵浩生去了西藏。西藏高原，冰封雪裹，跋涉艰险，对世人简直有点不可望不可及，疑团与传说丛生，大量人类及宗教的原始遗迹，使之充满神秘色彩，也就更令人痴迷和神往。赵浩生对有幸置身其间，游览寻访，异乎寻常的满足由衷而出。
儿子提出了一个严峻而复杂的问题/为女儿赴大陆奔走联络/他的身影出现在新华社、中国社科院……/给日本银行界做了长达两小时的讲演
“是否从此以后，您便‘步履更加轻快，精神更为昂扬，便候鸟一样频频往返于大洋两岸’？”“的确，从那时起，我与大陆之间的往返是更增多了。”
不光是赵浩生本人与中国的联系更密切了，他还把自己大学刚刚毕业的女儿，送往中国服务。赵浩生在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说：
奔丧那年，他是带着妻子、儿子一同回国的。此时儿子已经成熟了许多，他严肃地向赵浩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解放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在中国？”这一问给赵浩生很大震动，由此引申出“当别人为改变自己祖国一穷二白面貌艰苦奋斗时，你在做什么”这更难回应的问题。
他突然想到，虽已数度回国，但主要是游览探亲，对故国是打扰的多，贡献的少，平添了一重负债感。“今天我虽是外籍，但不是外人。不能只遮荫而不种树，只旁观而不参与。特别是祖国新的长征开始后，看到国内四个现代化的热情高涨，更急切地想为祖国做点什么，否则必将再度造成遗憾，会无以对第三代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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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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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女儿向他提出大学毕业后，希望回祖国参加为“四化”建设做些工作，而不愿总当一个游客时，他分外欣喜，立即为女儿赴大陆奔走联络，最终办妥了此事。可当女儿收拾行装准备上路之际，赵浩生却一头扎入邓小平访美的一连串欢迎活动。
女儿走了，赵浩生更多地思考起自己如何为祖国的发展与强盛做些什么的问题。作为一个“中国的儿子，美国的公民，日本的女婿”，他觉得他力所能及马上可做的，就是利用他的特殊身份，为这三个在历史上既有过友好传统，又有过流血敌视国家之间，解释恩怨，加深了解，疏通搭桥。
在中国，他的身影出现在新华社、中国社科院，就美国的新闻、选举做专题演讲；他住进北京大学的校园，向学子们介绍美国的教育和信息时代的第三次浪潮；他甚至走到中学生中间，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祖国的强盛与个人命运的关系。
在美国，他重返母校伊利诺大学，在他的老师帕特森曾经站过的讲坛上，举办中国问题的讲座，并在帕特森妻子的陪同下，到自己老师的墓碑前献花致敬。他甚至辞掉了他当年不愿舍弃的耶鲁大学教授的职位，接受一些跨国公司顾问的聘书，专门为他们与中国开展贸易、投资业务做政策资讯。
在1989年秋后，在美国等西方诸国假“人权”制裁中国背景下，赵浩生应日本金融界邀请前往东京，向300余名银行界人士，做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讲演。他以翔实的材料为依据，分析了中国经济、政治的走向，日本银行界应取的对华态度。
他强调：中日关系和中、日与西方国家关系不同，无论在历史、文化、地理、经济哪一方面，中日两国都近于欧美。因此日本对华政策，不应盲目追随西方，尤其不能追随美国，而应在中美之间起调停作用，特别是要考虑到中国同西方的关系不可能永久僵持，迟早会出现转变。
民进党为什么总在会议上舞拳踢脚/为达到某种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赵浩生第二次前往台湾/赵浩生的名字上了黑名单/护照附有一函密封的信
“80年代末以来，您每年约在中国盘桓多久呢？两三个月？”“哦，可不止，差不多有近半年哪。”“近半年？都做些什么呢？是否像有些报刊中描写的那样：为疏通中外关系尽心竭力，为促成中外经贸合作牵线搭桥，为中国经济改革问诊切脉？”“我主要是想听听说说中国话。”
人到老年，依恋故土，怀念往事，喜听乡音，虽大智大觉者，也概莫能外。但赵浩生那似乎比我还年轻的精神，那依然敏捷的思维，及什么都敢于尝试的雄心，是不可能在听听说说乡音中怡养天年的，一旦事关祖国、事关民族大义，他便起而关顾。
自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在大陆看电视，差不多只要一播放台湾开会的新闻，就会出现台湾民进党人舞拳踢脚大打出手的镜头；报章上也时有这类消息。当时我翻阅了一些资料，得知民进党成立于1986年，其前身是与国民党抗衡的所谓“党外”势力。自建党后，其内部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但“台独”的倾向日趋张扬。该党的头面人物，不少曾留学海外，有很高的学历，其中不少还是学法律的。就他们的教养而言，无论如何都难以和拳打脚踢联系在一起。
一次和赵先生一起吃饭，在座的还有台湾企业家，赵先生半开玩笑地问他们：“民进党为什么总在立委会上打架，我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当时一位企业家说他为此曾就教过许多人，包括民进党人，多数说法是国民党在台湾独大，在立委会上，民进党被国民党淹没了，新闻媒体根本就关注不到民进党，只有打架才能把电视镜头吸引过来，使新闻媒体给予报道。
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实现其主张，居然可以不择手段，运用如此“新颖高妙”的战术，该党的品貌可见一斑。不管怎么说，到了90年代初，该党膨胀的势头及“台独”的喧嚣，已经不能不引起关心版图完整的人们的警惕。就在那个时候，赵浩生萌发二次入台的念头。
赵浩生向台湾方面提出入台申请，是担着几分风险的。“我知道，我的名字是上了黑名单的。可进入90年代后，我推想旧禁已解，而且渴望为增进海峡两岸间的了解，尽些绵薄之力。”
在办理签证时，赵浩生发现他的护照和他太太的不一样。他的护照附有一函密封的信，不许拆封，要他本人带到台湾，入关时交给台湾方面。
这令人狐疑的特殊待遇，使赵浩生心中忐忑，担心此次入台会发生什么不测，便给在台湾国府任职的熟人，如萧万长、钱复写信询问。萧当时是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济部长；钱复则是当时任外长的台湾政坛“四才子”之一，曾就读耶鲁。他们复信说不会有什么问题，劝赵浩生安心就道。
老社长向老部下毫无隐晦地道出自己的心事/陈诚雄心勃勃，暗生取蒋而代之想念/蒋介石遂称赞胡言论“有古大臣风”/此事后来传到小蒋耳朵里，以为胡氏阻其仕途，心存蒂芥
赵浩生第二次登上台湾岛，与第一次相隔了24年。此行让他难忘的，是他同《东南日报》老社长胡健中的长谈。已是耄耋老人的胡健中，不断向赵浩生问起他当年熟悉的故地杭州、西湖，思乡怀故的感情溢于言表。
赵浩生对他一一讲述了在大陆的所见所闻，随后鼓励他回杭州看看。胡健中说他确实有意在有生之年故地重游，但就怕自己半身不遂坐在轮椅中行动不便。
说到半身不遂，引发了老人烈士暮年的感叹和件件恍如昨天往事的回溯，面对远道而来，一别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老部下，他毫无隐晦地道出了自己的往事心思。
到台湾后，因印刷机械在航运途中沉没，胡健中断了继续办报的念头，但仍以立法委员和国民党中常委的身份活跃于台湾政坛。在退到台湾的政要中，胡健中属于有才华、有眼光的，故深得蒋介石欣赏倚重。
蒋介石退居台湾时的身份只是个下野“总统”和国民党总裁，实权旁落到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陈诚手中。陈诚雄心勃勃，暗生取蒋而代之想念，他的部下也跃跃然，推陈诚出来竞选“总统”。
在国民党召开的一次讨论“总统”人选的中常会上，蒋介石故作倦勤姿态，拥陈派正欲乘虚而入，胡健中一跃而起，慷慨陈词，力保蒋的领袖地位。他的演说激越且声泪俱下，使与会者无不感动。蒋介石遂称赞胡言论“有古大臣风”，借机半推半就接受胡氏忠言。此后胡奔走于台湾、香港间，为蒋竞选，终使其坐牢“总统”宝座。
胡的护驾之功，使他在一个时期成为蒋身边红得发紫的人物，蒋对他言听计从。作为回报，蒋让胡从行政院长到驻日大使中任选一职，但胡对作官不感兴趣，安于作智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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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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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事无巨细都征询胡健中的意见，这既令人艳羡，也招人嫉恨。更堪虞的是伴君如伴虎，稍有闪失，就可能酿成千古恨，而胡偏偏出现了“闪失”。
一次，蒋介石同胡谈起蒋经国的前途。为了给小蒋执政作铺垫，老蒋直言告诉胡，想让小蒋掌管情治工作。胡听后又以古大臣风坦言说：“以经国兄的雄才大略，必可膺党国重任。但天将降大任予斯人也，必以树德为本。情治工作是树怨的工作，经国兄以不介入为好。”
在善玩政治权谋，靠情治维系自己政治统治的蒋介石看来，胡健中这番颇有见地的忠言，实属天真的书生之见，未予采纳。小蒋终执情治牛耳，胡对此自然有看法。这些后来传到小蒋耳朵里，以为胡氏阻其仕途，心存蒂芥。
老蒋逝，小蒋当权，胡遂遭冷冻。早该颐养的胡健中倒不太介意冷落，出乎他意料的是，由蒂芥引出种种不可说的灾祸，使他在风烛残年反而多起事来，又患了半身不遂的病。
一肚子的感叹，在台湾，面对炎凉世态，胡健中长年三缄其口。只有在老部旧、入了美国国籍、真正置身事外的赵浩生面前，他才一吐为快。赵浩生也籍此对台湾有了更多重的认识。
赵浩生的此次赴台的一个主要收获，是同台湾岛上一个个举足轻重的人对上了话。其中包括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台湾立法院院长、“国家统一委员会”委员梁肃戎，以及萧万长、钱复等等。他们无不向赵浩生了解大陆的情况。
几年来，赵浩生几乎走遍了中国大陆的各个省份，对当地的政治、社会生活，经济改革，做了较为详尽的考察，并曾对新生的特区建设，开放政策，以致北京市的规划，都提出过一些建议。赵浩生向他们讲述了他对大陆的感受；并就海峡两岸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直言自己的主见。
“逃兵”的“自首”，使郝柏村开怀大笑/赵浩生向杨尚昆提议：可不可以建“热线”
赵浩生的那次台湾之行，还见到了当时的行政院长郝柏村。赵先生在向我叙述此事时，没说他何以提出那样的请求，但从当时的背景看，赵浩生要求会见郝，绝非纯礼节性的。
郝柏村是军人出身，1966年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副司令，此后历经擢升，由总统府侍卫长而陆军副司令，副参谋总长，陆军司令，国防部长，行政院长。他没有正课的那种翻云覆雨、口是心非。他属于老派的国民党人，在海峡两岸关系问题上，坚守一个中国，坚持台湾与大陆的不可分割立场，因而成为“台独”、“独台”势力攻讦的焦点。他与“台独”不共戴天，又与李登辉的某些倾向存在分歧，显然属于李登辉所说要平衡的诸多派系势力中的一方实力人物。赵浩生见民进党，见李登辉，见郝柏村，均与台湾未来息息相关似乎是毋须猜疑的。
然而，见郝柏村并非易事，可秘书长蒋彦士一出面，情况就不同了。郝柏村应允后，蒋彦士提醒赵浩生，郝是个军人，不喜欢和记者打交道，你要注意。
于是，赵浩生对见郝柏村时如何寒暄，又费了一番思考。会见那天，赵浩生同郝柏村一握手就连连称呼“老同学”。郝柏村被叫得一头雾水，不知自己何时与美国耶鲁大学的教授成了同学。
“你不是黄埔第12期炮科的吗？”赵浩生问道。“不错。”郝柏村回答得利落。“我是16期的。”赵浩生紧接着说。“喔？那你后来怎么当起记者来啦？”
“我在血气方刚的年纪，热血一沸腾，就进了军校，可军人砺炼的那般艰苦我又吃不消，就开小差了。”“逃兵”的“自首”，引起郝柏村的开怀大笑，谈话气氛随之融洽。
离开台湾，赵浩生又经香港回到北京。他通过有关渠道，透露了尽快与国家领导人会面的希望。很快他就得到通知，国家主席杨尚昆将单独接见他。
会见时，杨尚昆听了赵浩生介绍访台及与李登辉会面经过后，认为他捎带的信息十分及时，并对赵浩生为沟通海峡两岸关系，促进祖国统一所做的努力，给予高度评价。
接着，杨尚昆又说出了海内外中国人应该共同努力，进一步设法促成两岸双方领导人以某种方式进行直接对话的希望：“两岸有什么事情和意见，总要找人传话转递，多麻烦和误事呢？你能否想个办法，使两岸通过某种方式直接对话，而不用转圈子呢？”
“有个办法。”赵浩生似乎已有考虑：“冷战时期，苏、美两国，为了防止在紧迫情况下出现误断，导致难以挽回的事变，或对非常变故紧急协调，建立了一条‘热线’，有些迫在眉睫的危机，只要一个电话便解除了。”
杨尚昆说：“这个办法不错，例如每当我们在闽、浙一带高军事演习，台湾总要紧张一阵，以为我们要对台湾有什么举动。如果有热线，一个电话过去，告知是例行的演习，就可避免一场虚惊。建热线，我们这边是没问题，可不知那边怎么样？”
这番话应该是很快就能传到台湾的，但至今没有回应。就目前的形势看，架热线似乎尚需一定的时日。
当赵先生讲述完他与台湾的故事，我请他对海峡两岸时涌暗流的现状做一评价，对海峡两岸关系会否改善做一前瞻。
赵先生不假思索地说：“时局的变幻是受各方面因素影响和左右的，台湾问题扑朔曲徊，固然有种种缘由，但归根结底是经济在主导制约着一切，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的确，亚太地区这几年日益为世界瞩目，就在于该地区在西方经济衰微阴霾久久不散的情况下，一直保持着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韩国的政治要求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首肯，根本的原因也在其经济上的崛起。
“因此台湾的回归”，赵先生说：“很大成分上要依大陆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评估而定。大陆的经济增长、国民收入比率与台湾持平，或超过台湾，则台湾的向心力亦随之增长。这就好比亲戚关系，人们通常以富亲戚为荣，对穷亲戚比较冷落；与富亲戚关系比较密切，愿意走动，同穷亲戚则不自觉地疏远，甚至断绝往来。因此大陆如若能稳定地坚持改革开放，发展国民经济，台湾的回归只是时日的问题。”
“老夫聊发少年狂”/赵浩生要写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乔石说：我早就拜读过您的文章，但一直没有机会认识您/朱镕基对赵浩生送的礼物很欣赏
1992年，我从报纸上看到赵浩生先生在中国投资办企业的消息，这的确是个新闻，而几十年来，赵先生是以采写新闻闻名的！
当我们再次坐在一起时，我向他问道：“听说您在大陆投资办了两个工厂，一在北京，一在深圳。近几年您来华时间比较多，是否与产业经营使然？”“不是，我只是投了点资，经营之事，我基本不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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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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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何以想起在中国投资的疑问，赵先生回答说是受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翼。“一个年近九秩高龄的老人，向12亿中国人民发起扩大和加快改革的新进军令，这是何等的眼光，何等的气魄。这坚定了我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乐观看法，面对12亿人口这极富潜力，充满机遇的巨大市场，大潮涌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海洋，岂能隔岸观潮，置身海外？此时不下海，更待何时？”
“于是。您就‘老夫聊发少年狂’，制造了一个‘下海’的新闻。”“应该说，我还有一个动机。”赵先生说：他这一辈子记者而教授，教授而顾问，光说不练。或纸上谈兵，或为他人运筹帷幄，从未自己操作，化理念为现实。如今企图变换一下，“君子动口又动手”，过一把操作的瘾。
赵浩生向妻子“要”了数十万美金，投资中国的两个乡镇企业。一个是北京丰台的乡镇小厂光明电器开关厂，改称为大光明电器有限公司，生产普通的民用产品；一个是深圳的福斯特数控机床有限公司，他身兼两个公司董事长。
我曾问赵先生，在投资前是否做过一番调查和预测，所投资的产业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看好，或大有利润可图。他说对此毫无把握，并没在这方面仔细分析推敲过。
“一个跨国公司的顾问，整日价为别人的公司经营战略策划运筹，而对自己企业的前途却不加思索？”“哦，告诉你一个我的‘私念’，我对中国的乡镇企业很感兴趣，关注了很久，但一直是隔岸看花。此番是想深入进去，了解操作的全部过程，问题、缺陷、难点、特色……企业生存、发展了，我就写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如若因某些不适应和事务而式微，我就写一部《钢铁是怎样没有炼成的》。”
“您对您的产业的市场和前景并不十分清楚，对生产的产品有不内行，那您是如何对您的企业进行管理的呢？”
“我对经营基本不插手，不加干涉。西方时下流行一中理论我颇欣赏，叫做‘管理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我既然不懂得电器和数控机床，就应绝对地信任内行。因此我提出了‘三信原则’，即信心、信任、信用：第一、对中国的改革充满信心；第二、对企业经营者绝对信任；第三、对自己许下的诺言必守信用。”
如此一放手，赵先生便悠哉游哉了。实际上，他还是更关注一些宏观的大问题。他是江泽民、朱镕基、万里、丁关根等许多中国领导人的座上客，经常把自己观察到的、思考到的与中国命运声望相关的问题，向他们传递诉说。
一次，赵浩生得到一部语音版的宏观经济管理的新著，他听了听，觉得这些西方的新见解，对中国经济发展不无参考价值，来中国时便带在身上。刚到中国，恰巧赶上一个国宴，朱镕基也在座。以往每逢这种场合，只要他们发现了对方，总会在祝酒时互致问候，赵浩生便径直向朱镕基的座位走去。
朱镕基也看到了赵浩生，他对赵浩生说：“我已经看见你了，想给你写个条，还没来得及。”接着，他对坐在身边的委员长乔石介绍说：“这位是赵浩生先生。”
乔石一面和赵浩生握手，一面说：“我早就拜读过您的文章，可一直没机会认识您。”“我也一直盼望有机会拜访您，今日很荣幸。”
赵浩生随后掏出了那部新著，概要地介绍了几句，递给了朱镕基。朱镕基说：“我已经听说过这种语音版的书，可还没有见到过，谢谢你这从内容到形式都很好的礼物。”
他有时真像个高级说客，向中国政府高层、向一切在此能有所作为的人士陈情进言/现在在国外却很难听到看到对中国客观公正的报道/恐怕不能总是尼克松、基辛格/我要把你的这个意思补充到文章里去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美中关系一波三折，这使得70年代就促成“耶鲁大学教授代表团”访华、发以各种方式向美国公众介绍中国先轫的赵浩生分外焦虑。
他有感于美国媒体对中国铺天盖地的歪曲报道，而几乎听不到中国的声音，故每在来华期间，便竭尽所思，先后写了《如何向美国新闻媒体做工作》、《说“游说”》诸文，介绍了西方媒体的权威中心、旨趣倾向、运作方式，游说在现代政治中的意义作用、成功的实例……这几年，他有时真像个高级说客，向中国政府高层、向一切在此能有所作为的人士陈情进言，以求美中关系尽早踅出低谷。
1994年孟春，我们见面闲谈时，我把话题引到了40年代，想听他讲讲在重庆当记者的旧事，他与当时中共新闻工作者的交往。谁知没说上几句，他突然感叹起来：“中共刚刚进入延安的时候，人不过数千，困厄重重，但宣传工作却做得那么出色。到处都能听到共产党的声音，和那总能唤起民心共鸣的主张。”
“那时中共的领袖群里，不乏挥洒千言，倚马可待的才子，有一批优秀的宣传家。更难能的是，他们神差般地使社会传媒发出同情中共的声音，吸引国外一些大牌记者前往中共根据地采访，写出‘红星照耀中国’的报道。”我的思绪顺着他的话头延展。
“今天的中共远比延安时期强大，国家的进步和昌盛也是不争的事实，可现在在国外却很难听到看到对中国客观公正的报道。”赵先生原意并不在追溯，而在对比。我当时对他突发这一番感叹，并未做更多的深思。
1995初春，赵浩生先生约我齐聚在中国第一任驻美大使柴泽民先生家中。他和柴大使从他们在美国相识的往事，在驻美大使馆举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盛大招待会上的匆匆重逢谈着谈着，就将话题转到了改善美中关系上来了。
赵浩生说：“柴大使在美多年，在美国各界都结识了一些朋友；继您之后的章文晋大使，又结交了许多新朋友，你们应该动员这些老朋友为美中关系的改善多做些工作。”
“我从外交部退下来后，始终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努力。我和几位老人发起组织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就是希望在这方面尽些力。不久前，美国国会议员、前旧金山市市长来华访问，我还和她谈了转圜美中关系之事。她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她的前任遇刺身亡，她于匆忙中就职，我是第一个同她会面、致哀、道贺的外国使节。”致癌
“这位女士我知道，她对中国非常友好，她访华返美后，在演说中客观地叙述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对澄清一些在美国流传的谬说十分有益，只是美国会中这样的人太少了。中国政府应该更多地结交一些这样的朋友，特别是要注意结交一些新的、有影响的朋友，不能老是基辛格。中、美以及世界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中、美对抗，对世界和平发展大局不利。像柴先生这样的资深外交家，在扭转这不利势头中应该是有所作为的，我很愿意与您共同为之努力。”赵先生滔滔不绝，直到他要赴另外一个约会而不得不离开柴府。
这一年秋季，他把世界上每生产6吨纸浆就有其1吨的世界纸浆大王兰迪戈，邀请到了中国的辽宁省，与当地合资兴建一家生产化工产品的企业。从辽宁一回京，他便匆匆约我到他下榻的饭店，将他刚刚写就的、准备呈中共领导人的《让美国听到中国的声音》一文，给我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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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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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文章的时候，赵先生忍不住说道：“在美国，我每天早晨从广播、电视、报纸上听到看到的，只要是涉及中国，就是人权问题、贸易倾销问题、出售武器和核扩散问题、西藏问题、产权侵害问题等等，一片指责之声。听到看到这些与实情不符的报道铺天盖地，我心里那个着急呀！出现这种情况，固然不排除美国有关方面对来自中国的正面报道的‘封杀’，但全力以赴地设法打开更多的、非官方的渠道，让美国公众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以扭转视听并非不可能。不然，中国政府涵养总是那么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外国大众就会以为报道的是事实，你在默认。”
《让美国听到中国的声音》一文，对台湾何以使美国国会的部分议员和媒体为其张目，列举了其“公关”的情况并加以剖析；并就中国如何对美“公关”，对象和方法，提出了可供参考的建议。
读着这篇文字，可以感到赵先生那爱国之情的灼热。显然，他对此已思忖良久，洋洋数千言条理清晰，怪不得一年半前他突然感叹起中共的宣传工作。
“由您做这番进言是太合适了。”我的情绪也被赵先生的文章调动起来：“从人类古往今来的历史看，除了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尖锐冲突外，民族、国度之间的双向误解，也是战争的重要诱因之一。中国和美国，是两个伟大的民族，这两大民族若由误解导致仇视，将是世界的悲哀。最近大陆畅销一本叫做《中国可以说不》的书，我以为中国政府对‘说不’历来掌握得很有分寸；但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和平与沟通，使相互说不变成历史。”
“你这个民族、国度之间的双向误解，是战争的重要诱因之一的说法，太精彩了，我要把你的这个意思补充到文章里去。”
香港是只会下金蛋的鹅/半个世界来一次次从受控地区降下国旗，免不了精神上的失落难堪/被强迫说英语的强烈刺激
当历史的时针从1995向1996、1997跃动之际，全世界的眼睛都转向了东方，它们都在关注、等待着无疑是本世纪末最重大的事件来临的那一刻。这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在英国治下有150年左右历史的香港回归中国，时时牵挂着祖国的赵先生，自然更不可能在此刻袖手壁上。
香港回归的路程并不顺畅，自1989年秋后，英伦称盛的迷雾更频频飘来，记得是1992年我即请赵先生对此稍加评议。赵先生说“香港的问题，九九归一，还是经济。香港是只会下金蛋的鹅。”
“然而”，赵先生话头一转：“有意思的是，解决问题的玄机，依旧是经济。近几年亚太经济为世界看好，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又列亚太前沿，成为世界投资的热点。经济就是这样互为因果，只有向哪里投入，才能向哪里赚取。正因为如此，美国虽总有人发出制裁中国的不谐之音，但维持中美关系的基本取向，却没有动摇。谁要是一想到中国那无比广阔的市场，投资后的可观前景，谁就不可能长久地坚守敌视中国的政策。”
作为老牌殖民帝国的英国，半个世界来一次次从受控地区降下国旗，免不了精神上的失落难堪。但是殖民的历史，终归是离现代生活越来越远了。而且历史也已经证明：在退出受控地区前，蓄意挑起纠纷、制造麻烦，只会遗患于该地区，却绝不可能给企图混水摸鱼的纠纷和麻烦的制造者，带来丝毫的好处。
“风物长宜放眼量。许多问题解决起来有难度，但若从长远的观点看，以大局为重，不要只盯着眼前的利益，就可能求得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也比较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英国在香港有经济利益，在回归问题上合作得好，这些利益就容易保持，这是大概是长计。”
在等待香港回归的日子里，我和赵先生见面交谈的时候，香港的话题渐渐多了起来。在30年间屡屡置身港岛的赵浩生，对香港有叙不尽的历历往事和感慨，我随即将之一点点记录了下来。
1966年，身为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联合国注册记者的赵浩生，第一次踏上本属于中国，却由英国人统治了百余年的岛屿。他没有想到，在这个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居多的岛屿，他却被迫讲英语。
“被迫讲英语，并不是因为我不会讲广东话，而是因为我发现，在香港英语被认为是上等人的语言。不会讲广东话，我只感到抱歉；而为了我的工作与上层人物交往，被迫说英语，使我深受刺激。”
赵先生那次去香港，是委托一家旅行社代办一切食宿行事宜的。也许是为了获取较高的佣金，旅行社把他安排在一家豪华的酒店。下飞机即被接进酒店歇息，一夜无话。孰料翌日清早到用早餐时，酒店餐厅的侍者竟先侍候后到的白人，把赵浩生这位先来的付了同等金额的东方人，晾在一边。这种明目张胆种族歧视，给赵浩生的印象恶劣至极。
“香港是个经济城市，从一个半世纪前英国开始统治时代起，就被用作发展商贸的基地。但当时的商贸，只是炮舰商贸，独占商贸，强取豪夺的商贸，是以贩卖鸦片为主的不光彩的商贸。”说着这些苍凉往事，赵先生颇动情感。
在儿子即将成年之际，赵先生曾带他去了一趟英国。一天，他们在白金汉宫前观看皇家卫队换岗仪式。儿子的目光除了被盛装马队、铜扣流苏吸引外，还常常瞟向宫外明晃晃的镀金栏杆。赵先生触景生情，对儿子说：“你知道这金子是怎样得来的吗？那是贩卖鸦片的高额利润。当时我的儿子对我的话懵里懵懂。”
如今，当国人满怀喜悦地翘首香港回归的时候，赵先生说：“想到这颗东方明珠更璀璨的未来，许多个人的恩恩怨怨，仿佛过眼云烟，没有必要耿耿于怀了。”
采访香港的三“T”/三个选修中国现代文学的香港学生/接连发生了几起香港留美学生自杀事件/
就在赵浩生第一次到香港之际，正逢香港经济进入全力开拓国际市场的时代。记者的敏感，促使他对代表这种开拓力量的香港三大企业：航运、化工、纺织，进行了采访。
有意思的是当时香港这三大企业的领袖人物的英文名字，均以“T”字母打头：航运大王董浩云（TUNG）、塑料大王丁熊兆（TING）、纺织大王唐星海（TANG）。“那次，我走访了三‘T’。”赵先生说。
“三‘T’中的航运大王董浩云，和我是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况下定交于日本的，我亲眼目睹了他从几条破船发展成‘船王’的经历。他成功之道无他，就是讲信用，这是一笔无形却无价的财富。就凭‘董浩云’的一纸签名，日本最大的造船厂愿为他制造30万吨的大油轮；就凭‘董浩云’三个字，中东的石油输出国愿和他签订10年的运油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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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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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浩云的事业以香港为基地，辐射出1100万吨的巨大船队，到世界各个港口，成为世界级的企业家。而他的心、他的根，他的感情的最后寄托，还是在中国。给他的每一条船都冠以“东方”二字，就反映出这个东方赤子对东方古国的无尽依恋。
“1973年，我第一次经香港赴中国内地时，住在董浩云的别墅里。分别前我们曾彻夜长谈，他忘情地吐露了他早晚也一定要回内地念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能这样向我坦白地表明心迹，显露了他珍贵无比的爱国深情和友谊。”
在访问塑料大王丁熊兆以前，赵浩生和他素不相识，可自香港第一次见面后，他随即和丁成了纽约香港来往时必作欢聚的好朋友。
丁熊兆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是在上海卓有声望的成功企业家了。到香港后，他在北角的一块空地上，重起炉灶成立开达公司，取“先开后达”佳意，从事塑料、五金、玩具、电池的生产。几经奋斗，他的产品在国际上开拓了大市场。
说来有趣，赵浩生对丁熊兆事业成功的敬重，是在孩提时代产生的。在本文的开头已经提到，赵浩生孩提时的最大奢望，就是有朝一日能拥有一个电镀光亮的手电筒。赵浩生记得，当时手电筒和电池最流行的一种牌子，就是上海出产的、压倒了美国“永备”牌的“大无畏”牌，他从心底敬重制造出这种牌子产品的中国人。
当赵浩生对丁熊兆采访，问起丁在上海从事何种制造业，而丁告诉赵他就是“大无畏”电筒及电池的制造者时，赵浩生顿时惊喜不已。而丁熊兆听了赵浩生孩提时的故事后，也像遇到知音般的兴奋。
后来，丁熊兆开创的事业，由他的两公子丁鹤寿、丁午寿兄弟大大地光大了局面，这其间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他们到内地设厂，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丁家的企业，成为香港经济的主力；丁氏兄弟，也成为香港企业界的栋梁，历任工商组织的首脑。
赵先生归纳说：“丁家在香港成功的秘诀，就是从熊兆兄那一代起，世世代代都认识到：香港繁荣的源泉是在祖国内地，当年是如此，待回归之后，更是如此。”
在回溯的时候，赵先生常常提出一些他随之想到的问题，并以往事来映证，例如香港人应认同中国人的身份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的问题。
60年代中期，赵浩生在美国耶鲁大学教中国现代文学课。开学那天，他走进教室，发现4个选修此课的学生，有3个是东方人，一问方知，他们都来自香港。
赵浩生对中国学生选学中国文学有些猜疑，不客气地问他们：是不是因为会中文，觉得这门课容易及格才选修的。学生都自称中文底子有限，做的这种选择，完全出于醉心中国现代文学。赵浩生对如是回答很欣赏，就坦率地告诉他们，自己的要求很严格，让他们要个心理准备。
在教学过程中，赵浩生发现他们的中文水准要比英文差许多，但他们很用功，有思想。为了训练他们的中文阅读、写作能力，赵浩生不仅要求他们读中文原著，还要他们用中文写书评，对作家、作品的思想、风格、时代背景加以评述。
最初，他们的写作结结巴巴，不久便趋于通顺，最后居然能写出洋洋洒洒的大块文章。第二学年，赵浩生鼓励他们把作品收集起来，出版一个不定期的刊物。于是，一份与耶鲁谐音的杂志《冶炉》诞生了。
就在此时，相继发生了一系列与香港有关联的新闻，即陆续有香港留美学生自杀事件，赵浩生随即提出就此写分析评论的要求。看了他们以自己的经历、感受所做的分析，赵浩生对香港青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们的文章分析说：香港留美学生的苦闷，除了遥居异国的孤独和生活难以适应外，更深层的在于失去了文化归属感。香港有较好的物质生活享受，但没有令青年人感到自豪的香港独有的文化。
学生的分析认为，香港的文化，既非英国文化，又非传统的中国文化，而是一种中英杂揉、以发展商贸为主的文化。他们做这些分析时，香港回归的问题还没有出现，他们已根据自身的渴望，提出香港的文化应该以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才能发展出根深叶茂、使香港人感到自豪的香港文化。
我看好的人现在还在保持沉默/并非仅擅计较锱铢的一
般概念的商人/董浩云悄悄离开人群/他购买了世界上
最豪华的“伊丽莎白皇后”号客轮/一把意大利名师制
作的小提琴
1996年9月，赵先生再度来华时，“特首”竞选之事已经沸沸扬扬，但人们揣测的大热门董建华，却一直没有就是否参选明确表态。“我这次来先到了香港，在港逗留了一个星期，才到北京。”当我如约走进赵先生下榻处，他对我说。
“新特区行政首脑推选的事已近眉睫，好几位表态参选，港人对他们反映如何？依您分析谁当选的可能性比较大？”我问道。
“我看好一个人，如果他表态参选的话，我以为他很有可能当选。”
“谁？”
“董建华。这两年以来，我和他的几位旧识一直在对他进行劝说。这种历史机遇不说千载也是百年难逢的，而董恰恰具备良好的条件，让这种机遇失之交臂，而不挺身有所作为，太可惜了。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似乎被我们说动了。”
“您跟他很熟吗？”
“当然，他的父亲就是我同你说过的董浩云。”
“原来董建华就是董浩云薪火相传的后人。”我恍然明白，赵浩生和董建华有一重特殊的关系，随之想起赵先生昔日同我谈起的一系列有关董浩云的故事：
董浩云抓住“二战”后各国闹船荒之机，购置了一批轮船，从事近海和远洋运输，渐成有“现代郑和”之誉的“船王”。但他并非仅擅计较锱铢的一般概念的商人。他与画坛巨擘溥儒、张大千是至交，他给他的每一条船都冠以“东方”二字，由此可以看出这个东方赤子对东方古国的无尽依恋。而在“东方”之后，还要缀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寄托对文明和美好向往的情怀。每新造或购进一条船，他都要为之写一首诗，再为诗谱上音乐，作为这艘船的船歌。一个给大海写诗，在波涛上吟唱的人，谁能说他是一个只知赚钱的商人？！
给我印象极深的，是赵浩生应董浩云之邀赴日本佐世堡参加全球第一艘30万吨巨轮的下水典礼。在军乐、鞭炮、狂欢的声浪中，，拉着赵浩生到海边散步。董浩云对赵浩生说他想哭，但不愿让人看见。赵浩生不解其意，问他何以生出如此念头。董浩云说：“刚才在下水典礼上演奏了日本、新加坡、利比亚的国歌，却没有演奏中国国歌。”奏那三国国歌，原因是这艘船是日本制造，新加坡的贷款，在利比亚注册。这本是国际航运业内很寻常的情况，但他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这艘巨轮的业主董浩云，在下水典礼上，却听不到中国国歌，如何不让他这个热爱祖国的炎黄子孙见之思之凄然泪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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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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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浩生完全理解他的心情，在沉吟片刻后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一切都是往好处变。咱们总有一天像百川归海一样，回归自己的祖国。你回浙江，我回河南。”听罢赵浩生的话，董浩云才在一霎沉默之后，突然伸开臂膀，迎着海风，开怀大笑起来。看着面对海涛和海风朗声而笑的董浩云，赵浩生发现他看上去更像热情、豪迈爱国的诗人拜伦，而不像一位称霸海上的船王。
赵先生还曾告诉我这位富甲一方的船王，创办了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大学“宇宙学府”。他购买了世界上最豪华的“伊丽莎白皇后”号客轮，作为海上大学的用船。他希望赵浩生出任海上大学的校长，可赵浩生不太愿意放弃耶鲁大学的教职，婉辞了。不幸的是“伊丽莎白皇后”号从弗劳瑞德到香港进行装修时，被一场无情的大火吞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