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赵先生还向我讲述过董浩云买提琴送给马思聪的弟弟马思宏的故事：马在美国纽约格林威治村古玩店，看到，爱不释手。可这把珍贵的小提琴价格不菲，要7000美元。阮囊羞涩的马只能望琴兴叹。赵浩生得知此事，无意中同董浩云言及。几天后，赵浩生接到董浩云的电话，“那把小提琴我买下了，花了7000美元，现已送给了马思宏先生。”而董浩云的生活一向自奉俭朴，他在办公室用的玻璃杯，都是用过的果酱瓶子。
董建华和我谈起他不久前赴美国为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
问题奔走的情况/赵先生搬着手指向我原原本本叙述了他
对董建华说的“五大有利条件”/“见面时，他递给我一
份书面声明”/“我要干干净净地出来！”
“您如此看好董建华，定是有些令人悦服的依据喽。”我言归正传。
“当然，较长时间的交往了解可以说出很多感觉，我想只说一件事便足矣。1995年我到香港，我曾同董建华到东方海外公司的董事会议厅，在瞻仰董浩云遗像的悲喜交集之际，董建华和我谈起他不久前赴美国为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奔走的情况，因为这一问题直接影响到香港的经济。他对这一问题分析之透彻，着眼之远阔；他在美接触人物之广泛，奔走所产生之影响，都使我感到他不但是位成功的企业家，而且仿佛是有全球眼光的政治家。从他对此事所投入的心力与热情，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对香港的热爱，和港人利益的休戚与共。这样的人，不正是众望所归的人选吗？”
在和赵浩生先生这次交谈的几天后，我看到了董建华通过媒体的参选表态。此刻，我还不知道，赵先生是在董建华处看到了那份参选表态的稿子后，才对我透露这一口风的，但我却很想知道他们是用怎样的言辞说动董建华的。遗憾的是赵先生去了外地，我忙着赶一部书稿，竟未得再叙的机会。
1997年春节前夕，赵先生又涉洋来华，于在京期间赴香港小住了几日。此时，董建华已接受国务院正式任命。归来叙谈时，自然扯出董建华的话题。赵先生说本来预计能安排个单独晤面的，“无奈时下的董建华太忙了，仅与他共同出席了一次晚宴，虽然他特意邀我和他坐在一起，但在那样的场合总得关照所有的在座者，所以没有什么独家新闻了。”
“还是谈谈您们是如何动员董建华参选的吧。”我向赵先生要求。
“那是有一个过程的。”赵先生接着告诉我：就在1995年那次见面时，他脱口对董建华说：“建华，你应该竞选香港的首任‘港督’，做香港的‘华盛顿’啊！”
但董建华是个性格沉稳的人，他不会在没有最后下定决心时，轻易吐露自己的倾向。他对赵浩生说：“这个问题我根本没有想过。”并强调自己长期经营实业，不准备全身心介入政治；再者企业有3000员工，他不能抛开他们，所以他说他还是以企业经营者终其一生为好。他的夫人赵洪娉，也不太希望丈夫从政。
“经反反复复做了许久的工作，他似乎不那么截然拒绝了。我为他作了分析，说他参选有五大有利条件。”
赵先生搬着手指向我原原本本叙述了他对董建华说的一番话：“首先，你是在香港成长起来的，熟悉香港，现在强调港人治港，你持的是香港永久性护照，无懈可击；第二，香港长期受英国殖民统治，你是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留学生，熟悉了解英国，一方面，你同英国各界有一定的关系，一方面倘若英国在香港回归问题上做什么手脚，玩什么花样，欺瞒不了你这个留英生；第三，香港是个商业城市，不是政治城市，当然现在有人想把她搞成政治城市，这显然是不理智的，而你在商界经营多年，精通商业的运作和管理，且在商界有一定的威望；第四，我认为以一国两制的方式使香港、澳门回归，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以这一方式统一台湾，你父亲开创的‘东方’事业，与台湾商界有联系，你个人在台湾也有人缘，你妹妹是台湾前“总参谋长”的儿媳妇；第五，是句玩笑话，你出生在上海，现在中国上层领导人大多在上海工作过，中国有句关于老乡的俗话，所以你同他们容易打交道。”
“他当时被您说服了吗？”我问道。
“他还是没有表示可否。直到去年9月，我在赴中国前，和他通了一次电话，告诉他我在到大陆前，将在香港停留。董建华听了我的话后，告诉了我他的近期安排，他要到新加坡料理一些事务，但他告诉我，他将于我在港的9月16日返回香港，并相约和我见面。”
“你们如期见面了吗？”
“见面了。他那天下午4点从新加坡回港，5点钟，我们便坐在了一起。见面时，他递给我一份书面声明，要我看一下，说他已经决定参选。我看了他的声明，方知他决定参选。声明写得很好，言简意赅，我建议他尽早刊登出来。他向我解释道：下决心参选后，他立即让自己的律师、会计师、同事把东方公司多年做过的贸易全部清理、检查一遍。在确信没有污点后，才确定宣布参加竞选。‘我要干干净净地出来！这样做，需要时间，所以宣布得晚了一些。’他说得一板一眼。”
香港的新闻媒体很活跃，记者群体良莠不齐/“模仿一下
二战时的罗斯福，搞个类似《炉边闲话》的专栏”
随着香港回归的一天天迫近，董建华，这位将承天降大任的斯人，更为世人瞩目，新闻媒体对他盯得更紧，同属圈中人的我，自然也希望从赵先生那里得知一些相关的信息。
在距香港回顾尚有90天之际，赵浩生先生越洋打来电话，告知他被“特首”董建华和中国政府聘为出席7月1日中、英香港主权交接仪式的特约嘉宾。
5月末，赵先生来到北京。“不走了，直到7月1日去香港参加交接仪式。”见面时他如是说。我再度提起董建华的话题，赵浩生先生告诉我，他在董建华当选候任“特首”后的几次接触中，董建华曾私下就一些事务向他征询过见解。
“您给董建华过什么有益的忠告吗？”
“我想，关于‘特首’职责内的政务，他完全有能力应对裕如，他也有出类拔萃之辈组成的智囊团，无需我置喙。当然，对他我会竭尽绵薄，我近期就在为他在权力交接后的对美访问，作周密精细的设计和筹划。”说着，他拿出一份印刷精美的、附有图片和表格的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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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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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翻看后，他才接上前面的话题。他告诉我，此前他曾以老新闻从业者的身份，从资讯的视角向董建华进了一言。他说香港的新闻媒体很活跃，记者群体良莠不齐，而董建华现在又被新闻媒体包围，每天见那么多人，讲那么多话，“说不定哪一天，人家就会把不知道是谁的话、或谁想说的话，塞到你的嘴里，因此要谨慎，要警惕。”
赵先生说：警惕和谨慎不是缄口不言，而是要精心设计一个讲坛，或直接掌握一条可靠的传播管道，以杜绝谬种流传，以树立良好的媒体形象。
他向董建华讲述了一段往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总统罗斯福开创了一个《炉边闲话》的专栏，每星期六上午，就时局和民众关注的问题发表见解。他悠闲地坐在白宫办公室的壁炉边，手持他独特的烟袋，身着家常的便服，仿佛坐在听众的家中聊天。他这种对时局和问题直接而完整的叙述，使人无法篡改和断章取义，既能匡正任何流言，又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因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种做法被他的后来者们效法，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他建议董建华“不妨模仿一下二战时的罗斯福，也搞个类似《炉边闲话》的专栏。”
我想，没有人会比身处资讯业异常发达、活跃的香港，身为首任“特首”的董建华，能更敏锐地掂量出赵浩生先生这番话的分量。
赵先生递给我一篇刚写就的文章《辨是非雪国耻》
/7月1日，绝不意味着万事大吉/
“不可小觑‘唱衰香港’的噪音。”
在关于《炉边闲话》的交谈后，赵先生和我约定，他将在参加交接仪式后来北京和我见面，叙谈香港之行的见闻和感触。可6月21日，赵先生突然来电话，说他不久前又去了一趟香港，曾与董建华在他未来的办公室内晤谈良久，刚刚返京，问我下午能否到他那里坐作。
赴赵先生住所的途中，我一直思索着他约我前去是要对我讲些什么。前次长谈的内容我一直三缄吾口，因为赵先生不让我写，也许他不愿给人以此标榜的印象；也许他觉得还不到公之于众的时机；也许是因为他新出任美国普泽传播顾问集团公司的主席，便不能再像自由人那般将自己的行止言谈公之于众？
我一走进赵先生的房间，赵先生就递给我一篇他刚写就的文章，标题是《辨是非雪国耻》。他告诉我，文章是积蕴已久又因近期经历见闻的一系列事情有感而发的。他同我讲述了一些情况，包括他在香港未来特首办公室与董建华的晤谈，但依然嘱我不得对外吐露。
接着，他说道：“随着香港政权交接期限的日益临近，国内一片喜迎之声，其乐也融融。顺利交接固然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在这种时候，我们似乎不该一味沉浸于欢庆。”
“的确，对回归一事，有些人感到不甘和不舒服，这是意料之中的。从有人欲将香港这座‘经济城市’变为政治角力场，从‘唱衰香港’的鼓噪，从四处呼吁外国干预香港事务的香港民主党首领李柱铭辈的奔忙，从英国为编结杯葛临时立法会联合阵线的游说，从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表示不出席临立会就职宣誓……7月1日，绝不意味着万事大吉，除了‘喜迎’，的确要以更多的心智应对迎面而来的大量实际课题。”我接过他的话题。
“我觉得不可小觑‘唱衰香港’的噪音，也不能不对有关香港历史的荒谬评说加以辩白。有一种论调，说香港的繁荣应归功于英国的统治。”
“而您的这篇《辨是非雪国耻》，就是与这类论调理论的。”
“是的，香港的繁荣，除了地缘和特定的历史因素外，是生活在香港的炎黄子孙自强奋斗的结果；是和背靠大陆的支持分不开的。当然香港还有一个很好的公务员群体，所以董建华希望这些公务员继续留任，中国政府也赞同他的这一举措。如果说英国的统治管理真的那么好，为什么它从日不落帝国，一步步退缩回原有的英伦三岛；它连自己国家衰落的问题都没解决好，还能竭尽心智去繁荣殖民地？这不合逻辑嘛！”
说到这儿赵先生显得有些激动，和他接触得久了，我已经对此多有了解，每逢言及事关祖国、言及事关民族的大义的话题，他便会很殚思、很动情。
“您这次和董建华先生会面晤谈，他可曾流露对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产生的忧虑？可曾对承担起治港重任感到什么压力？”
“哦，董建华对香港在政权交接后保持平稳发展充满信心！基本法规定制度50年不变，保障安定繁荣的因素没有丝毫的削弱，只要中国政府继续支香港，而中国政府肯定会更积极有力地支持董建华，这一点从江泽民、李鹏率代表团出席交接仪式上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出来，所以董建华没有什么可忧虑的。”
赵浩生接到董建华的传真，告以他将如以往一样于4月
赴美/美国媒体正在大做“政治捐款”问题的文章/董建
华说：我将推迟出访美国
1997年9月8日，经常于香港、美国间来去匆匆的董建华，以香港第一任“特首”的身份踏上美国国土。消息传来，不由让我想起此事幕后和赵浩生相关的一段秘闻。
在这一年的3、4月间，董建华就酝酿着美国之行了。因为每年4月，美国会都要就是否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进行辩论，董建华每在这一时间几乎都是在美国，在为争取最惠国待遇这与香港经济攸关的决断奔波游说中渡过的。
4月12日，赵浩生听说董建华将于4月下旬赴美访问。他感到4月绝非访美的合适时机，立即给董建华发去一份很长的传真，为董建华分析利弊。
赵先生认为董建华此际赴美的不利因素有二：
其一是香港问题正热，美国各种舆论很多，但由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作祟，对香港回归、香港未来“唱衰”的言论很盛。此时来美，必陷于应对无穷谬论的被动地位；且交接尚未成实现，再雄辩的说词也是无力的。而以董建华未来“特首”之尊，与这些无稽之谈争辩太跌身份。
其二是美国媒体正在大做“政治捐款”问题的文章，对中国大陆的攻击甚嚣尘上。此时来美，若有人借题发挥的话，必难脱困扰。
赵浩生建议董建华将访美的时间安排在政权交接之后。顺利交接已成事实，香港政治、经济前景更趋明朗，以“特首”的正式身份出访，许多在这之前可能出现的麻烦，将不复存在；对不利鼓噪即便不置一辞，亦无关宏旨。
传真发出后不久，赵浩生就看到了董建华推迟访问美国的消息。
香港顺利回归后，董建华以特首之尊，相继出访美国、日本及欧洲，受到隆重接待。其言论风采赢得各国一致的崇敬欣赏，以“董旋风”的气势，载誉返港，其声望在新一轮民意调查中突破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峰值。
看到如此情景，赵浩生直替老友董浩云激动：59年前，他给他的孩子起名“建华”，寄予了由衷的希望。如今，他的孩子正将父亲深深的冀望，一点一点地实现着。他内心起伏的波澜，都被始终关注着他的我，看在了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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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重远：年轻水兵策动了“重庆”号起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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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翻开《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典》第０２０页，可看到如下一段文字：“２月２５日，国民党海军巡洋舰重庆号宣布起义。重庆号巡洋舰，是英国政府１９４８年５月交给国民党政府使用的一艘轻型巡洋舰……是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军舰之一。１９４９年淮海战役结束后，蒋介石为确保长江以南半壁河山，准备将重庆号军舰调防长江，配合江阴要塞防守长江下游，以阻止解放军渡江南下。２月２５日，该舰在中共地下党员毕重远及重庆号士兵解放委员会领导下起义，２６日，由上海驶抵已经解放的烟台港。”
由于某种机缘，我和载入史册的毕重远有过几面之交，可望着年逾花甲的他，我竟从不曾推想过，起义时他刚满２０岁。直到前些天，我的一位长辈，拿出一堆有关“重庆”号起义的史料，我看到起义成功后，他难抑喜悦的留影，才蓦然发现当时的他竟那样年轻，甚至感觉有几分稚气。
与长期在军中任职的毕重远相对而坐，谈论的又是刀光剑影里的起义，可我丝毫不曾感到逼人的兵气。他娓娓而谈，一下把我带到近半个世纪之前。
“澳大利亚皇后”号上的老成青年／
朱济群同志对他说：“你要独立战斗，要特别注意很好地隐蔽自己……
我们等待你胜利归来。”
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６日，“澳大利亚皇后”号缓缓驶离上海港，在这艘英国邮轮上，满载着身着水兵服的中国青年，他们是去接收英国赠舰的国民党海军教导总队的学员。此时，多数人尚处于出国接舰的兴奋中，唯有一位少年老成的青年，独倚船舷，望着滔滔江水，陷入与众人的神情不尽相契的沉寂。
这位１７岁的青年，名叫毕重远。从１９４３年始，他就在中共南京地下党领导下从事进步学生运动，继而经钟沛璋等介绍成为一名中共党员。此刻，他突然要远涉重洋，去孤军奋战，顿时涌起对组织的万缕依恋之思，朱济群真名刘鉴农同志代表党为他送行的情景又浮出脑海……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仲秋下午，朱济群带来了党的指示：“你去英国学习海军，这实际上是为我们培养人才，将来我们也要建设自己的海军。”他告诉毕重远：“你的党组织关系不能转到国外，因此你要独立战斗，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特别要注意很好地隐蔽自己。我们等待你胜利归来，不要辜负党对你的期望。”毕重远当即表示他会牢记自己的使命，绝不辜负组织的期望。
朱济群还向毕重远指定了新的通信联系人，并送给他一本外裹《中国之命运》的《整风文献》毛泽东的三篇报告。临别之际，这位抗战时即从事学运的党员，深情地握了握年轻战友的手说：“送给你两句话，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经历了一月左右的海上颠簸，“澳大利亚皇后”号泊靠在英国第一大港利物浦港。虽说二战的硝烟已散，但码头及残垣上的累累弹痕依稀可辨。学员们随即坐上开往朴次茅斯的火车，然后又乘火轮赴德文军港。港湾内，停泊着大大小小各种类型和级别的战舰，蔚为壮观。当火轮从望不到甲板的航空母舰边绕过时，有人发出啧啧赞叹。最后，学员们登上了进行海军基本训练的战列巡洋舰“荣誉”号。
在朴次茅斯的学习和训练，对大多数学员来说，充满了新鲜感。现代化海军的崭新面貌，神奇奥妙的各种仪表机械，逼真形象的声像模拟教学，英国教官接人待物的开放随和……
然而，学员们感触最深的，还是与当时中国国情有着极大差异的英国社会。现代化的工业生产，繁华的商业贸易，以及用中国的法理、价值观无法解释的政治制度、社会观念。那时正值英国工党执政，新闻媒体不断变换的热点是，要不要取消皇室，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制；英国少女爱上了战俘营里的德国战俘，法理民情能否让他们终成眷属……在军港内，为了体现“劳工第一”，每逢下班，军政人员和白领阶层须站立一旁，等工人先行退离。
耳闻目睹的一切，在学员们的脑海中引起各种各样的反射，有人更盼望自己的祖国早日拥有现代化的海军，跻身世界强国之林；有的人则发现中国现行的制度有缺陷，应当借鉴英国的民主；有的人隐隐演绎出工业发达与否，与国家贫弱的内在联系；但也有人沉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纸醉金迷，流连于酒吧、红灯区，放浪形骸。
新鲜的风情环境，自然也会引发年仅１７岁的毕重远的好奇思索，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身负的使命：团结教育周围的群众，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同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力。以前，都是上级党组织发出指令，自己殚精竭虑去实现组织的意图；而如今则单枪匹马，从何处着手展开活动，凝集力量，全靠自己见机行事运筹谋划。严峻的现实，迫使这个年仅１７岁的青年，迅速沉稳和老练起来。他没有黯然地潜伏着，而是主动地寻觅着展开活动的机会和方式。
业余军乐队的第一小号／“国旗受辱事件”／
被罚“摆地摊”的打抱不平者／“辩论爱好者”与《静静的顿河》
机会来了，英国方面提出要“荣誉”号上的中国学员组建一支军乐队，凡具有一定音乐素养或爱好铜管乐的学员，均可报名。而毕重远在南京模范男中时，就组建过一个青年军乐队，并利用乐队队长的身份从事学生运动。
他是个出色的小号手，娴熟的演奏，使他赢得“荣誉”号军乐队负责人一位英国海军少校的赏识，被视为军乐队的骨干。他随即将老同学和好友程伯敏、陈世宗等都拉进乐队，利用这个组织，观察和接近有爱国进步倾向的人，巧妙地展开工作。很快乐队中的另一小号手，引起了他的注意。
名叫陈鸿源的小号手，身材魁梧，原是上海一家工厂的工人。他性格豪爽，为人正直，见义勇为，常常凭借身高力大，懂一点拳术，替受英国水兵欺侮的中国学员打抱不平，也因此对外国的拳击发生兴趣，有暇爱去观摩拳击比赛。
当一年一度的英国海军拳击冠军赛开场后，陈鸿源前往观看，走入场内，发现场内悬挂着许多国家的国旗，却没有中国国旗。不管怎么说，惨淡的中国也是二战后的“世界四强”之一呀！为什么没挂中国国旗呢﹖纳罕之间，他突然看到，英国裁判的脚，正踏着一面被揉皱的中国国旗。义愤填膺的陈鸿源，一下冲到裁判席前，质问那裁判为什么侮辱中国国旗，并要他把国旗拣起来叠好。中国水兵的凛然正气，使乱哄哄的拳击场一片寂静，那位裁判让一位英国水兵将中国国旗拣起叠好，陈鸿源一边大声向英国海军当局提出抗议，一面持旗昂首走出拳击场。
陈鸿源回到“荣誉”号，把“国旗受辱”之事告诉了毕重远。毕重远感到：可以借题发挥，策动一场抗议活动。一方面，让更多的学员认清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另一方面，可使团结的对象一目了然。他对陈鸿源的举动表示坚决支持，并提议发动广大学员参与抗议，要陈鸿源到各舱室联络，自己则在军乐队进行鼓动。
“国旗受辱”引起了广大中国学员的义愤，加之毕重远等的暗中活动，很快酿成一场“罢工，罢课，拒绝接舰，要求回国”风潮。国府驻英使馆怕事态扩大，难以收拾，不得不出面向英国当局交涉，提出抗议。英国政府也不愿因此而引发什么事端，责成其海军负责人上舰，向全体中国学员赔礼道歉，风潮遂告平息。
初次斗争的胜利，使毕重远欢欣鼓舞；同时发现了一些可以团结的力量，他同军乐队中的陈鸿源、孙国桢、燕文彬等人关系也更趋密切。他审慎的目光，在更广的范围扫视，细心地捕捉学员们在游移、苦闷、彷徨、憧憬中透露的每一缕信息。
在一次实习中，几个英国军士，对黄皮肤的中国学员傲慢无理。一个带点山东腔的学员挺身而出，打了一个优越感十足的英国海军中士。他的打抱不平，换来的是依英国海军军规，罚苦役，冲甲板、刷厕所、除铁锈、涂油漆、“摆地摊”。“摆地摊”是中国学员给一种特殊惩罚起的名称，处罚的方式是将四季的被服在甲板上摊开，叠好，再摊开，再叠好，无休止地被折腾。可是他桀骜不驯的性格并未因此而改变，苦役刚结束，他又把为虎作伥的军纪士揍了一顿。这倔强刚直的山东青年，给毕重远留下颇深的印象，他叫于家欣。不久，在他的床头，经常出现伦敦出版的中文进步报纸《民主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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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重远：年轻水兵策动了“重庆”号起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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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些时日，一位有“辩论爱好者”之称的学员，也引起毕重远的注意。英国式的民主，以及“劳工第一”的现象，使“辩论爱好者”眭世达由新奇而赞赏，进而萌发了强烈的探索欲，时常就这些问题与人争辩不休。
一姓陈的“青年军联谊社”成员，对他大加攻讦，说“英国人可以讲民主，而中国人愚昧无知，不能讲民主，只能讲独裁，只能有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眭世达激烈地反驳，称之为“独裁制度的拥护者”，并批评抗战胜利后国府的腐败弊政。陈某勃然大怒，一顶大红帽子扣过来，说他是共产党。
不料这一顶帽子，反倒引发了他对共产党的关注，对国内时局的忧虑。他淡化了对争辩的热衷，转而在沉寂中苦读。毕重远把这一切看在眼里，悄悄地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母亲》、艾思奇的《唯物辩证法》等书借给他看。共产党人的形象、追求，渐渐植入“辩论爱好者”的脑海。
曼彻斯特奇遇“天涯知音”／
“毛泽东同志将成为你们国家的总理”／
龚先生已经结婚……／给鲁平的信相继被退了回来
在朴次茅斯的学习训练正式开始后，毕重远随即按预先的约定，同国内地下党联系人吕朝林、李恭亮进行了联系。他急切地希望能及时得到组织的指示，了解国内形势的状况。但重洋远隔，党不可能对毕重远的行动做出具体部署，也很难向他详细介绍形势的进展。这是令远离组织和祖国的毕重远，偶尔流露不安和焦渴的唯一原因。
１９４７年复活节来临之际，舰上组织部分学员到英国北部最大的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参观访问。年轻的毕重远为了了解英国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便抓时机与工厂的普通工人接触，并同一位叫奥尔弗雷德?耶茨的司机交上了朋友。
奥尔弗雷德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典型的蓝领阶层。他个头不高，但目光深邃，握着他那勤于劳作的手，便会感到一种力量。他对中国的水兵分外热情，对有关中国的事情饶有兴味，能讲一两句汉语，写一些简单的汉字。他不停地询问着，毕重远用不甚流利的英语和他交谈。几经过往，他们因观点接近，都朦胧地感到一种相互吸引的磁力。
当时，国民党刚刚占领了延安，英国报纸均对此加以渲染，可毕重远和奥尔弗雷德都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将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于是，他们更多地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关系更融洽，信任感也一天天增加。天涯有“知音”，奥尔弗雷德兴奋地向毕重远出示了英国共产党党证。在异国竟能遇到信仰相同的“战友”，毕重远亦激动得难以自持。可组织上有纪律约束，使毕重远久久抹不去对异国同志隐瞒真实身份的歉意。
然而，有了这样的“知音”，他终于有了个倾诉心声的对象，这对身在异国独立活动的年轻党员来说，没有比这更珍贵和需要的了！我们到现在也不清楚，奥尔弗雷德是否真的受了毕重远的“蒙蔽”，从他自此有意识地将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送给毕重远阅读，并特别勾出有关中国时局的报道看，似乎对毕重远的与众不同是有所察觉的。
当毕重远离开曼彻斯特时，他们之间已经建立起难以割舍的友谊，他们开始通信联系。这种友谊因毕重远归国后即陷于战事和策动起义中断，但在数十年后，当毕家老友的女儿到英国留学，她拿着毕重远提供的地址，在曼彻斯特找到奥尔弗雷德一家时，奥尔弗雷德说他之所以守着破陋的旧宅不去，就是因为他总是在冥冥中感到，他那年轻的中国朋友会到这里来找他。熟悉毕重远同英国共产党员那段友谊佳话的战友、朋友们，闻知这中断了４０余年的友谊能够重新续起时，无不称之为“天意”。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在曼彻斯特至朴次茅斯的信件中，时常夹有《工人日报》关于中国时局、中共领导的军队取得胜利消息的剪报，这是抚平毕重远因不能及时了解国内和党的情况而不安焦渴的最佳良药，特别是当他与国内党组织失去联络的时刻。
１９４８年初，毕重远接到一封寄自南京中华路杨庆和银楼，署名Ｌｕｐｉｎｇ的信，信中说：“……现在龚先生已经结婚了，不久的将来，他会有孩子的。当你回来，一定会看到他长大起来……”在这里，龚先生即中国共产党，他的孩子，是指中共创建的新中国。从信中可以看出中共夺取政权的斗争，取得了较快的进展，读之令人振奋。毕重远随即按这新地址同Ｌｕｐｉｎｇ联系，不想连发两封信均被退回，显然这个联络点已经被放弃，他与组织的联系中断了。
在与组织失掉联系的苦闷中，奥尔弗雷德的信件和剪报，给了他极大的慰藉。他相继看到《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不断向前挺进》《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蒋介石在１４天中失掉了１０座城镇》《工会主席朱学范与蒋介石绝交》等报道。在信中，奥尔弗雷德写道：“……也许你明年夏天还会在英国，然而当你回中国时，毛泽东同志将成为你们国家的总理……”中共领导的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消息，奥尔弗雷德对时局的乐观分析，极大地鼓舞了毕重远斗争的意志，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念，促使他更热情积极地在学员中开展秘密活动，引导他们向革命靠拢。
除了政治上的影响外，奥尔弗雷德兄长般的质朴情感，亦如涓涓溪流滋润着毕重远那颗去国怀乡渴望亲情的心田。当他得知毕重远的父亲去世的消息，即去信安慰：“对你父亲的不幸去世，向你表示深切的同情，我无法用言语表达我的真情实感……思念令尊时，你须想到他最快慰时光，这样你就会品味家庭生活所给予的幸福，而面对新生活。”
在另一封信中，他写道：“亲爱的毕：希望你在我们国家过得愉快，并对世界的这一部分深刻的了解。这样，当你回归时，就能把这里兄弟姐妹们的好意带给中国的兄弟姐妹们。从根本上讲，我们的问题和目标是相同的：‘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不管我们的肤色是否相同，我们的敌人是一样的，我们的朋友是一样的。剥削者是敌人，而人民大众、工人是我们的朋友，工人不应当打工人。如果有斗争的话，也不能发生在工人之间。如果所有的工人都明白这点，那我们将会很快拥有一个美好的世界。”
每逢节假日，奥尔弗雷德都会向毕重远发出邀请，并致以问候。这位英国共产党员，像慈祥的兄长，以无私的胸襟，仁厚的关切，使得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阴霾时聚的英伦岛国，心中充满明媚阳光。毕重远每回溯起这段往事，依旧是那样饱含深情：“他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总是长久地在我眼前闪动；他那待人亲切忠厚的长者之风，至今可感其温馨如饴。”
“震旦”号的非凡战绩／更名“重庆”号／
直布罗陀海峡飘起的《义勇军进行曲》旋律／
陈嘉庚的一再叮咛
１９４８年初夏，中国国内的形势，比之毕重远赴英时，已有超人预料的变化。从英共《工人日报》上，毕重远惊喜地看到，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华北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东北的蒋占区仅剩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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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重远：年轻水兵策动了“重庆”号起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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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中国形势的变化，英国当局不愿再履行对国民党政府承诺的协定，只向国府提供一艘巡洋舰、一艘驱逐舰，不复再提赠送两艘潜水艇之事，所有的学员，均被编入两舰。毕重远同６０余名原本学潜艇的学员，上了“震旦”号巡洋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震旦”号以其非凡的战绩，被视为英国海军的骄傲。作为英国海军部长的旗舰，它曾击沉德国巡洋舰“伯力克”号，令“俾斯麦”号战列舰闻风丧胆。编入地中海“Ｋ”舰队为旗舰后，先后击沉意大利驱逐舰两艘、运输舰１０艘，击伤８舰；在袭击意大利沿岸作战中，使意大利军队吃尽苦头，因而被誉为“银色鬼怪”。当盟军开辟第二战场之际，它参加过西西里岛登陆战。１９４４年，欧洲盟军总司令、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曾在此舰指挥对班泰雷利亚岛的攻击。
这艘巡洋舰排水量７５００吨，长１５３米，最高航速３２海里，各型火炮２４门，并配有鱼雷发射管，有７部航海、海上警戒和炮瞄雷达，其无线、长波电台可进行全球通讯。这是一艘在当时属武器精良、装备现代化的战舰。
１９４８年５月１９日，在朴次茅斯港，举行了隆重的赠接舰仪式，国府驻英大使郑天锡代表国府，接受了“震旦”号、“孟狄浦”号两艘战舰。仪式后，“震旦”号更名“重庆”号，“孟狄浦”号更名“灵甫”号。１９４８年５月２６日下午，两舰拔锚离港，起航归国。
归国之途，取道直布罗陀海峡，入地中海，穿苏伊士运河，走印度洋……作为英国领地的直布罗陀，是“重庆”号归国停泊的第一站。这座在古希腊时代被称作“海克力斯双柱”的古城堡，有许多动人的传说和历史遗迹，在初夏晴空朗日下，登上欧罗巴角灯塔远眺，非洲摩洛哥丹吉尔港马拉巴灯塔隐约可见。“重庆”号停泊的码头附近，杂陈着具有南欧风格的舞厅、酒吧，其间小乐队演奏之声，袅袅飘来，令军乐队成员们闻之心动，毕重远他们结伴前往观赏。
在一家舞厅，正在演奏的乐队，发现进来一群中国水兵后，顿时中止了原来的乐曲，奏起了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外国乐手的友好举动，使这些去国离乡寒暑两度的中国水兵百感交集。
最令中国水兵难忘的，是军舰经科伦坡，越马六甲海峡，到达新加坡的情景。这里的华侨，在二战中饱受日本炮舰的轰击、屠杀和凌辱；二战结束后，过往停泊又都是英国、美国的舰只，耀武扬威。因此，当他们看到悬挂着中国国旗的巡洋舰、驱逐舰到来后，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欣悦。中国水兵一上岸，便被侨胞们包围簇拥。他们像迎接亲人一样，把中国水兵拽到家里做客，问长问短。三轮车工人，拉着中国水兵满城转悠，硬是不收费；许多华侨开的商店，都对中国水兵削价优惠。
侨胞们的热情与厚爱，使广大水兵感到他们对祖国强盛寄以由衷希望，唯其如此，侨居海外的侨胞，方能挺起腰杆生活。而中国要强盛，就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振兴经济。因此侨胞们殷殷叮咛水兵们，归国后不要参与内战。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在看望水兵的时候，也一再阐说反对内战的观点。这一切都在水兵们的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象。
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登上“重庆”号／南京地下党的召唤／
“重庆”号赴辽沈作战的“三种可能”／
毕重远说：解放军在海上俘获“重庆”号几乎不可能
仲夏时节，“重庆”号驶抵香港。一位国民党驻港的少将来到舰上，做了一番讲演，其主旨即要水兵们做好准备，参加内战。广大水兵的心，一下被撩乱了。
当１９４６年末，水兵作为学员赴英培训时，内战刚刚启开帷幕。年轻的学员们都不曾介入内战，且无不对刚刚从艰苦卓绝抗战中挣扎出来的祖国，又要被放到内战的磨盘下碾轧，怀有极大的逆反心理。在英国近两载的学习，虽是不闻战火硝烟，但二战的遗祸，随处可见；战后英国重建再造、振兴经济的氛围，触目动心。大家都希望重返祖国时，看到一派恢复建设的情景。学会操纵这现代化的战舰的技能，就是为了保卫和平的家园。归国途中，各地华侨不参与内战的殷殷相劝还萦绕耳畔。可刚刚靠近国门，迎接他们的，却是与内心企盼大异其趣的“动员”。
“动员”引起的迷惘和躁动的情绪，毕重远马上就感觉到了：这对展开工作是十分有利的，回到国内要尽快和组织取得联系。
８月中旬，“重庆”号在吴淞口转了个弯，直驶南京，停泊下关江心，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海军参谋总长周宪章先后登舰，分批接见舰上的军官，并对全体官兵训话。内容依旧是军人的天职，投入内战云云。
当国民党海军将领们，看到这艘军中吨位最大、火力最强、舰速最高、技术最现代化的庞然大物时，仿佛在连闻败绩而黯然的心里，兑入了几滴兴奋剂，他们期冀这现代化的军舰，会在扭转败局中创造奇迹。
结果在几天之间，国民党政界、军界要员孙科、何应钦、白崇禧、蒋经国等，纷纷被邀携眷登临“重庆”号，观看水兵们的操雷、操炮演习。
“重庆”号归国后，未在他处锚泊，直驶南京，使毕重远欣喜万分，因为他的组织关系在南京，他只能在那里同组织接上联系。他抽了个空子，离舰上岸，找到赴英时地下党指定的联系人李恭亮，要李迅速向组织报告他归来的消息，以便向组织汇报他在海外舰上活动的情况，接受新的指示。
然而，同组织的关系尚未接通，“重庆”号已奉命到上海江南造船厂维修保养。军舰抵沪后，一面维修保养，一面加油备水、配置弹药，随时待命出航执行任务。这种情形，令毕重远焦灼不安，一旦出航，就更难与组织联系了。
恰在此时，他收到署有“南京市五中校友会李缄”的来信。信中写道：“重远同学：匆匆别后，未及细谈，甚念。现在母校校友会在沪并无校友，只好由母校南京校友会一位干事胡玉民同学来信，将南京校友会的情形告诉你，并希望你在回南京来时，常来母校玩玩谈谈，报告一些在英国的生活情形及海上生活的滋味……”
毕重远读着读着，眼眶不觉湿润了，这是地下党组织在向他发出召唤。几天来寝食难安、朝思暮盼的，不就是这一声召唤吗﹖他迫不及待地向舰方请了个探亲假，立即赶回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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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重远：年轻水兵策动了“重庆”号起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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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初的南京，依然暑气蒸人。但当毕重远应约来到玄武湖畔一座小桥时，岸边绦丝摇曳的杨柳，湖面粉绿参差的荷花，却让他目爽神怡。一位３０岁左右，头戴礼帽，身着长衫，右手拿着报纸的人，正在桥边踱步。毕重远同他对上了暗号，他自报家门胡玉民真名陈良。面对新的领导者和联系人，一种海外游子重归慈母怀抱的情愫，在毕重远心头腾动，他握着胡玉民的手，久久说不出话……
胡玉民听罢毕重远汇报在英国的活动情况及“重庆”号士兵思想倾向后，简单地介绍了国内的形势，然后分析说：“目前国民党在东北的几十万军队，已被我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在沈阳、长春、锦州城内。蒋介石要挽救东北的败局，有可能将‘重庆’号调往北方。这样，‘重’庆号的未来会出现三种可能：一是进行反革命内战，二是被我军俘获，三是组织策划起义。”
毕重远感到地下党对“重庆”号还缺乏了解，其技术性能和战斗力，在国民党海军所有舰只中均无能与之匹敌者，就解释说：我军在水上俘获“重庆”号几乎是不可能的。胡玉民听了，沉吟片刻说：“我们要随时掌握‘重庆’号的形迹。你在舰上要密切注意士兵的思想动向，采取各种方式把进步士兵团结起来，遇有时机就可以组织起义。”
当晚，胡玉民即将毕重远汇报的情况，报告给了中共南京地下党市委负责人刘峰。此后，胡玉民带着党的指示，两次约见毕重远，告诉他：鉴于“重庆”号在海上流动性大的特点，暂不将他的组织关系转往他处，仍由胡玉民直接联系。为了使党及时掌握“重庆”号的行踪，毕重远建议以如意里３３号其姐姐家为联络点，经常保持联络。他们还商议了如何在军舰上更积极周密地开展活动的事宜，考虑到一旦“重庆”号起义成功，到达解放区能迅速与党组织接上头，胡玉民和他一起定了个用于接头的党名“汪健”。
“紧急起航”／一艘渔轮悄悄靠上“重庆”号／
蒋介石的“锦州情结”／放弃劫持蒋介石的冲动念头
带着“见机行事，策动起义”的指示，毕重远返回“重庆”号。值此１９４８年初秋，中共策反国民党陆军大股部队起义的成功例子尚不多，更无战舰起义的先例。可受命单枪匹马在一艘有近６００人的巡洋舰上组织起义艰巨任务的毕重远，当时并没有丝毫的踯蹰，他头脑中的确不曾闪现过“不可能”这几个字。或许，其间有几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武，可他亦不曾怀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幻想，而是脚踏实地做着一步步的铺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