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重远感到：在陆地起义，将领们的工作做通了，就基本上胜券在握了，即使有人反对，并不妨碍响应者的行动。而在军舰上则不然，环节甚多，且由操纵者直接掌握，并非上层军官一声号令，就能协调动作，任何一个环节出纰漏，整条军舰都无法动作。相反只要每个环节都有起义者，即便军官反对，亦能控制军舰。由于舰上等级森严，作为普通士兵的毕重远，没有条件接近军官，进行策反，惟有“士兵路线”是最稳妥和可行的。
“必须聚拢一批倾向革命的士兵，形成起义的核心。”毕重远想到利用舰上的小型士兵图书馆做文章。舰上的业余生活并不丰富，读书是水兵们一项主要消闲方式。１９４３年，毕重远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时，曾在一青年图书馆当过管理员。就是在那时，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讲述无产阶级革命的作品，特别是他读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后，对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产生了仰慕之情和追随信念。此后，他通过这个图书馆，运用进步书籍，使更多人走上革命道路。
当时图书馆由一个叫贺志的体育教练兼管，毕重远便设法和他接近，谈体育、拉家常。渐渐熟悉后，毕重远提出当图书管理员之事。图书管理是业余的义务工作，一般人都不愿担任，贺见有人主动要求，随即顺水推舟。
毕重远利用管理员之职，夹带购进一批中外进步书刊和革命文学名著，有意识地推荐给水兵们阅读。不久，许多水兵都读了鲁迅、巴金、茅盾、郭沫若、邹韬奋的著作。高尔基的《母亲》、《童年》、《我的大学》、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斯诺的《西行漫记》，也在水兵中悄悄传递。相反，国民党海军上方发来的反动读物，却被毕重远锁在最下面的箱子里。
通过借阅图书，毕重远不仅传播了革命思想，同时从谁经常借看什么书，摸清了许多水兵的兴趣爱好、思想倾向，筛选出追求光明向往进步分子。这个图书馆，成了毕重远广泛接触士兵群众，凝聚进步力量，发展同志酝酿起义的媒介。
就在毕重远为准备起义积极展开工作之际，国民党海军参谋总长突然来到“重庆”号锚地，下达了“紧急起航”的命令。军舰向北方疾驶，但广大官兵并不知道目的地是何处，更不知道他们将被推入内战旋涡。
当水兵们再次接到抛锚待命的指令时，军舰已贴近天津塘沽港。舰上的仪仗队和军乐队，随即得到准备迎接宾客的通知。一切不寻常的迹象都表明，可能有国民党的重要人物要上舰。
下午３时左右，一艘腥气四溢的渔轮靠近“重庆”号。一个全副戎装，外罩黑色斗篷的人，在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海军司令桂永清、１７兵团司令侯镜如簇拥下，登上甲板。毕重远这才看清，披斗篷的人是蒋介石。他面色憔悴，神情颓萎，是辽沈战局的焦灼，还是渔轮令人作呕的腥气所致，不得而知。毕重远还记得：１９４６年在潜艇训练班期间受其接见时，蒋介石刚刚完成内战的部署，扬言三五个月即可消灭中共，曾是那样地神采飞扬，不可一世，与此刻恰成鲜明对照。
的确，从这年初春，辽沈战事就令蒋介石沮丧，中共军队将东北国民党军分别围困在锦州、沈阳、长春三地，欲退不能。此时蒋介石认为：只要打破锦州之围，东北国民党军即可通过这个门，退入华北。而东北国民党军将领则认为：锦州这道门已被钉死，若要保全精锐，只有走营口，从海上撤入关内，那样“连一口行军锅都不会丢”。
然而，蒋介石被“锦州情结”死死地缠绕，他坚信当年若不为美国所惑，由锦州而东，就不会有今日之败；同时只要掌握锦州锁钥，就能重振颓势，扭转全国战局。于是他带着军务局长俞济时、联勤总司令郭忏、空军司令周至柔、海军司令桂永清，“御驾亲征”，前往北平。他先在锦州西南葫芦岛一线调集了１２个师，然后亲飞沈阳，命令廖耀湘率１３个师组成的辽西兵团，由东北向锦州推进。
为了配合东西夹击作战，蒋介石调动了空军的大部分飞机，海军最强力的战舰。与“重庆”号同时奉命北上的，还有英国租借的“灵甫”号。它们的任务，就是在葫芦岛一带，用炮火支持地面部队对塔山、高桥方面的攻击。蒋介石登临“重庆”号，是随舰前往葫芦岛，对这一线的进攻做最后部署的。
蒋介石上舰不久，广播中通知：“领袖”要对全体官兵训话。官兵们以为他会讲讲时局，没想到他竟拿着《军人守则１２条》，照本宣科。广播传出“一忠勇为爱国之本，二孝顺为齐家之本……”的僵硬语调，引起许多水兵的反感。
此时年轻的毕重远，脑海中涌起一阵阵冲动，内战的祸首就在舰上，若趁此机会活捉了蒋介石，穿越锦西的国民党军阵地，将其劫持到解放区，这将对战争形势的发展产生多大的影响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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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重远：年轻水兵策动了“重庆”号起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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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怀着这种念头，悄悄来到甲板上，暗暗观察。他发现蒋介石歇息的后甲板司令住舱，根本无法接近，蒋介石的侍卫们把半个甲板都封锁了。这时，他的头脑渐渐冷静了下来，感到刚才的闪念有些不切实际。舰上进步士兵的争取工作尚未进行，就凭个别人的一时勇武，能够实现上述目的吗﹖必须抛弃“劫持蒋介石”这个诱人的念头，毕重远再次告诫自己，一定要脚踏实地
震撼舰身的炮击，没能挽救东北的败局，却震醒了正直的水兵／
６名水兵被流放长山岛／从东北返回上海，开小差的人超过了２００
１０月１０日，海军司令桂永清亲自坐镇，“重庆”号驶往葫芦岛港外浅海地带，用几吨重的大铁锚，在舰首、舰尾固定，随即尽其所有，把数千发炮弹倾泻到塔山、高桥的解放军阵地上。
然而，震撼舰身的炮击，并没能挽救国民党军在东北的败局，却震醒了“重庆”号上越来越多正直的水兵们。他们凭舷望去，整营整团完好的士兵冲向前，待硝烟散后，便浑身血污，跌跌撞撞地败下阵。夜幕降临，伤残士兵凄惨的呻吟，牵动了水兵们的思绪。
本来，大多数水兵是怀着建设中国强大的海军，抵御外侮，报效祖国，赴英学习和接舰的。而如今却被迫杀戮同胞，充当内战炮灰的角色。在香港初听内战“动员”时的迷惘浮躁，此刻转为愤懑和深省。特别是在锦州、沈阳相继城破，“重庆”号的任务从辅助进攻，变成到营口掩护逃亡，看着国民党残兵败将争相登船的狼狈情景，水兵们更感到这不义的内战难以获胜。
水兵们的反战情绪，舰方有所察觉。１１月１２日，舰方突然派人到水兵的住舱进行大搜查，所有水兵的吊铺、衣物箱都被翻了个遍。结果在秦勤、刘励等６名水兵的铺位中，发现了部分进步书籍。这６名水兵，当即被流放到长山岛上。国民党当局原本试图以此压抑禁锢水兵的思想，却适得其反地激增了水兵们对国民党当局的怨恨。
１９４８年底，“重庆”号返回上海，恰逢国民党政府为挽救经济金融颓败，于当年仲夏刚刚推行的“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失败，原定发行的２０亿金圆券，此时已超出限额３０亿，迅速贬值，价格的限制随之被迫取消，经济金融呈大崩溃之势，整个国统区民怨鼎沸，蒋介石集团对大陆统治行将覆灭的征兆，暴露无遗。
水兵们刚回上海，一个月的薪水，竟不够买两碗阳春面，使已经积怨的人心，又燃起一把涣散之火。
有的人凭着在英国学到的技艺，弃舰到国外商船上当水手去了；一些水兵，寻找其他门路或回家乡设法谋生去了，还有一些思想进步的水兵，向往新的天地，辗转投奔解放区。原本６００余人的“重庆”号，开小差的几近一半，国民党海军方面，不得不从海军军士学校补充进１５０余人。
战争形势的发展，蒋氏政权的飘摇，广大士兵的觉醒，加之１９４９年初，北方的沿海各港，除青岛外，均已被解放，使毕重远感到策动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加紧了暗中的活动。
于家欣虎口历险／眭世达失败的逃亡／
陈鸿源说：“我要有门子，早就开小差了。”毕重远乘机说：
“不能那么便宜他们，要走连军舰一起开走”
几天来，毕重远就如何实施起义，陷入深深的思考。根据“重庆”号巡洋舰的分布特点，如果每个重要部位需有一人的话，至少要有近３０名最可靠的人，组成起义基本力量，成功才有把握，目前最紧要的，是将这批人聚集在自己周围。
就在此刻，一度不知去向的水兵于家欣，回到了军舰上。原来，他听同学说苏北泰州、兴化一带有共产党的军队，悄悄买了身便衣，投奔而去。刚到江北，就看见一支穿灰军装的队伍，他以为是自己要投奔的队伍，便将自己的想法和对国民党的不满和盘托出，并写下数纸材料。当他被带到一个小镇时，才发现自己错投了国民党军，可后悔已经晚了。
关押数日后，于家欣被带去见镇上守军的军官。他对于挺客气，于遂请他帮忙脱身。军官说：“你的事上面已经知道了，我不敢放人。但我可只将你转押上级，而把你的材料扣下销毁，或许有救。”在押送泰州途中，押送军官悄声告诉于家欣：“你写的东西已被销毁，没有把柄落在别人手里。”于家欣十分感激这两位素不相识的军官，否则他难逃一死。同时他也感到：时下没有多少人死心塌地为“党国”效忠了。
当于家欣又被送往南京国民党海军司令部看守所时，他第一次见到了已被查明身份的共产党人。这位名叫肖家富的中共党员，在一家旅馆被特务跟踪，旅馆的女招待把他藏了起来。特务们恼羞成怒，声称不交出“共党”，就枪毙所有女招待，肖家富遂挺身而出，公开了自己的身份。
在铁窗内，肖家富向于家欣讲述了中国目前的形势和美好的未来。当他被押往死牢时，他把自己的半筒牙膏送给了于家欣，叮嘱于要治好身上的疥疮。死亡在即，却仍然关怀着他人的冷暖，坚守自己的信念，使于家欣对共产党人顿生景仰之情。
由于于家欣一口咬定自己是想回山东老家，当局又没有他投奔共产党的证据，只得让他被具保领出，他的虎口历险，反而赢得“重庆”号上好友们的钦佩。不久，眭世达找到他，相约再次以“探亲”为名，投奔解放区。于家欣因有开小差前科，未被允准，眭世达只好孤身上路。
眭世达本欲过长江，先到安庆，可由于解放军已控制长江北岸，江面被国民党军封锁，民航交通中断，他在芜湖受阻。后他通过同学帮忙，登上“安东”号军舰，试图随舰赴安庆，但“安东”号到大通便原地待命。眭世达几经辗转，也抱着逃亡失败的遗憾，回到“重庆”号，他随即也被严加看管，不得离舰。
几次逃亡未遂，使于家欣、眭世达等像困在笼中的狮子，显得有些焦躁。这都被毕重远看在眼里，他悄悄接近眭世达，把话题引到开小差之事。不料一谈及此，眭世达竟劝毕重远赶快开小差，说：“我被看死，难以脱身了，你还不快回南京，那里马上就要解放了。”毕重远闻言灵机一动，接过话茬说：“一个人走，太便宜国民党蒋介石了，要走就连军舰一起开走！”
听到这句话，眭世达怦然心动，他不由自主地握住了毕重远的手。而毕重远也从这一握手中，感到他又增加了一个可靠的起义同志。眭世达认为夺取军舰并非易事，担忧能否找到更多愿为反对国民党抛颅洒血的勇士。毕重远告诉他，已经有一些同志了，还需发展一些人。眭世达马上推荐于家欣，说他是个“敢上刀山的人”。
毕重远同意由眭世达去发展于家欣，并交代了单线联系的方式。随后，他把眭世达带到舰上的邮政室，告知这是秘密集合的地点。这个邮政室，是他的同学好友、军乐队队员程伯敏管理的，所以毕重远在这里活动非常方便。一个多月前，他就在此首先同陈鸿源一起酝酿了起义的事情。
那是个寒冷的夜晚，他们在邮政室议论形势，毕重远故意以发牢骚的方式，将蒋氏政权暴虐腐朽的种种迹象数落了一遍，见陈鸿源亦有同感，随即问他有什么打算。他叹息说：“唉，我要有门路，也早开小差了，谁愿为国民党打内战！”毕重远乘机进言：“惹急了，咱们就把军舰开到解放区去。”出乎意料，陈鸿源竟随声附和说：“对，惹急了，咱们就把军舰开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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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重远：年轻水兵策动了“重庆”号起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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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熄灯时分，他俩谈兴犹浓，便躲到高射炮座隐蔽处，继续交谈。毕重远将起义的初步设想和盘托出，陈鸿源激动地表示坚决跟着干。起义的话题像一团火，使他们忘却了江上凛冽的寒风。
此后的数日里，毕重远、陈鸿源又在邮政室就起义进行谋划，各自提出可发展的对象。毕重远开出了王颐桢、王元方等人名单，陈鸿源觉得王颐桢是个“书呆子”，怕他胆子小，不会加入起义行列。但毕重远认为：书生模样的王颐桢渴望进步，善于思考问题，曾热情洋溢地向自己描述过奥斯特洛夫斯基《在暴风雨中所诞生的》中工人罢工的情节，有一定的思想基础。他们还商定发展军舰上司令走廊值更兵吴绍京，他不仅有进步倾向，还有一只左轮手枪，这种轻武器在起义中是很用得着的。
一天，毕重远在岸上遇到王颐桢，上前搭话道：“听说军舰近期要开往台湾，你有何打算﹖”王悄声说：“我准备找几个人一起开小差，离开军舰。”“要走也不能弃舰而去，要把军舰一起开走，不然太便宜国民党了。”王颐桢先是一惊，继而约毕重远详谈。毕重远将起义设想告诉他后，他立刻同意参与行动。
就这样，毕重远、陈鸿源、王颐桢三人分头活动，又发展了六七个人。考虑到起义必须掌握武器，便又通过争取活动，把十来个受过军事训练、会使用武器的人吸收进来。就这样，秘密聚集到邮政室活动的人员，很快有近２０人了。
毕重远赴南京请求进一步指示／
中共围绕“重庆”号策反，展开多头活动，但互不相知
当毕重远感到起义的时机成熟，并聚集了一定的力量后，决定立即赴南京，向中共地下党汇报起义的准备情况，请求进一步明确指示。他以回家过年为由，请了５天假。
当时沪宁铁路一片混乱，火车站拥挤不堪，根本买不到车票。毕重远心急火燎，因为如此重大的起义，有党的部署和指示，就更有把握成功。他在同伴的帮助下，硬是从窗户爬进车厢。
好不容易颠簸到了南京，可地下党的新联络人胡玉民，当时正忙于迎接南京的解放，很长时间没去毕重远姐姐家这个联络点了。毕重远又去找原先的联络人李恭亮，而他却已前往北平清华大学就读。
奔波数日，却无法与组织接上关系，眼看假期结束，毕重远心中万分焦虑。继续在南京苦找吧，一方面局势非常紧张，沪宁路随时有中断的可能；另一方面超假后，或许很难重返“重庆”号，这都会导致酝酿中的“重庆”号起义计划落空。想到“重庆”号是国民党最大、战斗力最强、装备最现代化的军舰，其起义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他就怦然心动。既然组织上过去有过相机起义的指示，那就绝不能贻误战机。于是他匆匆赶回上海，如期到“重庆”号销假。
此后不久，眭世达发展了于家欣，他是负责掌管航海雷达的，能为航行提供各种数据，并可监视整个航行情况，这样一个关键部位有起义人员，对行动是十分有利的。特别是由他掌管的２１８雷达室，处在一个较偏僻的位置，四周有很厚的装甲钢板，工作间里面还有两间居室，外面的大铁门一锁，室内的声音根本传不出去，于是毕重远决定将起义策划和指挥的中枢，从邮政室迁至此。
从军舰上各个关键部位均需有人，从保障起义成功出发，毕重远认为轮机部门很重要，而且应有较多人参与。在王元方、刘懋忠两人同意参加起义后，他觉得还应设法将轮机兵张启钰吸收进来。他比毕重远等人年长十来岁，人称张大哥，颇有人缘，时常公开发泄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不满情绪。毕重远主动接近他，先是以“我的老家在天津，已经为中共解放”试探，继而透露有人要把军舰开到解放区去，问他敢不敢参与。当张启钰表示不怕牺牲，愿意参加起义后，毕重远告诉他自己正在筹划起义，参与者要严守纪律，不可再公开发牢骚。
张启钰利用“大哥”威信，又发展了一些水兵。这样一来，轮机、枪帆、通讯、雷达、航海等主要部门，均有人员参与起义。毕重远将这些人召集起来，组成２７人的“士兵解放委员会”，形成起义骨干力量。
紧锣密鼓地准备起义中的毕重远，并不知道在此同时，中共地下党亦通过其他渠道，围绕“重庆”号策反，使之不能为国民党进行内战所用，展开了种种活动。
在“重庆”号上，有一位轮机技工，名叫张兴昌，他是受中共地下党的委派，于１９４８年夏季打入“重庆”号的。这年底，“重庆”号在东北参与内战返回上海后，张兴昌将舰上水兵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情绪，向中共有关方面做了汇报。他得到的指示是：“深入了解，做好群众工作。”但身为普通技工，在策反舰上官兵方面是很难有所作为的，只能利用工作之便，启发能够接触到的水兵的觉悟。
“重庆”号雷达少尉莫传香、枪炮少尉曾福祥、轮机少尉蒋树德等，亦对国民党政权的内政经济举措失当心生愤懑，试图寻找新的出路。他们在与同时赴英的军官王淇闲聊发牢骚时，流露了投奔中共、夺取军舰的想法，恰巧被王淇的弟弟、中共党员王毅刚听到，随即向中共南京市委进行汇报。
当时中共中央上海局根据解放战争的进展，指示下属各级组织配合南京、上海的解放，积极开展统战和在国民党军中策反起义活动。中共南京市委认为可以利用“重庆”号下层军官的反蒋情绪，策动起义。书记陈修良亲赴上海，与王淇等人接触摸底。
王淇等人提出要中共提供经费，购买房子和武器，以便集合议事和武装起义。陈修良认为如此容易暴露，未曾同意。后为了便于联络，中共南京市委将此线移交上海局策反委员会。策反委员会副主任王锡珍与王淇等人接触时，莫传香、曾福祥已调离“重庆”号，只剩王继挺、蒋树德等人。他们强调“起义条件非常成熟，要中共派几个干部上舰领导，提供手枪１０支，美金１００００余元”。
几经过往，王锡珍感到王淇等人“生活浪漫，政治上无什么认识，他们的动机是对国民党腐败的统治不满，待遇太低生活苦，投向共产党带有浓厚的投机性”。她对王淇等人指出，他们的要求中共是难于满足的，但仍可保持联系。王淇同王锡珍商定了再次接头的时间，然而王锡珍如约接头时，王淇却爽约未到，结果这条线断了。
中共地下党还了解到，“重庆”号舰长邓兆祥，为人正直，有民族气节，并与国民党海军当局有一定的矛盾，遂通过某些渠道，设法和他搭上话，小心翼翼地试探有无脱离蒋介石集团的可能。
由此可见，包括毕重远在内，为使“重庆”号脱离国民党，起码使之不能用于内战，中共起码有四路人员在暗中运作。但因为这四路人员分属不同地方、不同系统的中共地下组织，又均是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所以他们互不相知，处于各自为战状态。
夺取武器是关键，打入司令走廊／
有左轮枪和冲锋枪，不知有没有子弹／
最初的方案：在航行中起义
在庞大的现代化军舰上实施起义，控制住舰上的主要部位，制服可能遇到的反抗，应付难以预料的种种不测，关键是要掌握舰上的全部轻武器。毕重远曾以后甲板清洁班长的身份，进行过查看，得知全舰的轻武器，都锁在司令走廊的橱柜内和枪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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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重远：年轻水兵策动了“重庆”号起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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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走廊，是军舰停泊时的指挥中心，舰长、副舰长和军需长等舰上的首脑人物，都集中住在司令走廊周围。正因为这是个要害部位，所以昼夜２４小时，有官兵５人轮班值勤。副长、协长或枪炮长，不时来督促检查，非值更人员，一般严禁靠近此处。
如何获得这批武器，以保障起义的成功呢﹖毕重远思索再三：强行夺取，司令走廊警戒严密，不易攻入。而且舰橱中虽有枪支，可有没有弹药却不清楚，如果没有弹药，则枪支无异于烧火棍，强行夺枪的行动只会贻误战机。因此最可靠的方式是智取，设法打入司令走廊，担任舰橱的值更人员，先摸清情况，在起义时不惊动任何人，就掌握武器。
当这一认识形成，毕重远便开始在值更的水兵中物色争取对象，但经反复观察思考后，决定放弃这种做法。因为摸清和掌握武器关系重大，稍有不慎，将使起义功败垂成，必须慎之又慎，只能由自己亲自操作。
司令走廊的值更人员，必须是舱面的枪炮兵或帆缆兵，毕重远恰好符合条件。由于士兵出走，轮值的人员少，轮值间隔的周期很短，司令走廊值更责任重，要求严，很辛苦，有些值更的水兵希望卸掉这份差使，这给打入司令走廊提供了机会。
果然，担任司令走廊舰橱值更的吴德周，听好友毕重远说愿替换他，十分高兴。毕重远担心自己主动要求值更会引起怀疑，就鼓动由吴德周提议调换，恰好负责安排值更的副舰长办公室军士长汤博文，与毕重远的关系也相当不错，随即同意他俩调换。
毕重远在值更的第一个夜晚，就弄清了搁置枪弹柜橱的钥匙放在何处。他首先打开了搁枪的柜橱，经清点确知有３０多支左轮手枪、１２支冲锋枪，足够起义时用了。几天后，他又打开了子弹柜，看见里面装满了子弹时，他高兴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舰上武器的情况摸清后，传来军舰将前往青岛执行任务的风声。毕重远认为：如果军舰果真开赴青岛的话，对发动起义是十分有利的。在航行中起义，一切启动舰只等事项全都免了，而且军舰航行时，在司令走廊值更的５名官兵，只有一人留守，其余的人都随舰长上舰桥。只要毕重远能争取留守，就可轻而易举地使起义者获取武器。起义的时间预定在夜间航行到胶州湾成山头一带时，用武力控制住舰桥，迫使舰长不转向青岛而直驶烟台，顺利的话，拂晓之际军舰已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到达解放区。
“重庆”号去向突变，航行中起义计划难以实施／
杨际和说：“你们一定要在停泊中起义，我就不干了”／
赴江阴的迹象越来越明显
２月１７日，“重庆”号起锚，驶向吴淞口，“士兵解放委员会”的骨干见此，不禁心间暗暗喜悦：刚刚谋划好起义，军舰就起航了，真是天遂人愿。谁知，军舰才驶出黄浦江口，便抛锚待命。
不久，即有消息说去青岛拖浮动船坞的任务，已由“峨眉山”号登陆舰执行。对“重庆”号的去向，众说纷纭。有说将开往台湾，运送银元；有说将前往江阴，阻击“共军”渡江。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打乱了毕重远他们原定的计划。如果军舰开往台湾，还可见机实施航行中起义；但若军舰驶入江阴，承担阻止解放军渡江任务的话，麻烦就大了。江阴一带江面狭窄，军舰掉头困难，且完全暴露在江阴国民党军炮台炮火射程内，起义将冒舰毁人亡威胁，失去起义原有的影响和意义。
毕重远同几位起义骨干商议，为了避免驶入江阴，使起义流产或失败，应根据新的客观情况，变原定的航行中起义为停泊中起义。但停泊中的起义，要比航行中起义难度大得多。军舰的起锚、启动和准确使用电罗经、航海图，最短也需４—６小时，这期间一旦出什么纰漏，就会受到周边国民党军其他舰只和空军的围攻，而“重庆”号只能束手待毙。
尽管有如此风险，陈鸿源、眭世达、于家欣等人，都宁愿冒险停泊起义，也不愿驶入长江内坐失起义机会。毕重远见几位骨干有决心，遂在２８１雷达室召开有更多人参加的会议，提出在吴淞口实施停泊起义，趁夜深人静，突然暴动，把军舰开到解放区。
由于停泊起义风险很大，同时谈论的不再是起不起义，而是立即实施起义，将愿望转为行动，有些人思想准备不足，难以适应，与会者中出现了较大的分歧。有的人犹豫不决，有的人感到势单力薄。
正在争执中，刚刚发展的成员杨际和来到２８１雷达室，见聚集了很多人，埋怨道：“你们这么多人在这里开会，不要脑袋了﹖”他得知要在停泊中起义，认为太危险，拼命反对，也不愿听任何解释，激动地说：“如果你们一定要搞停泊起义，我就不干了！”说罢气冲冲离开会场。结果此次会议没能就起义细节进行讨论，便不欢而散。
杨际和的行为，使毕重远感到越是临近起义越要谨慎从事。为防止出现意外，他立即通知发展杨际和的人，对杨佯称“多数人不愿停泊起义，已经散伙不干了”。
就在这之后，雷达室的于家欣探知舰上来了两名长江引水员，去江阴的航行图也已准备出来了。紧接着，满载的驳船相继靠上军舰，把弹药、油料、给养、淡水补充得十分充足。赴江阴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而且迫在眉睫，起义行动，再也不能延误了。
２８１室的策划并未停止，起义的具体方案十分周密／
还是有人在起义前游移，２月２１日动手的最初计划，未能实施／
舰方已闻起义风声，情况更趋急迫
鉴于形势紧迫，毕重远在向不可靠人员散布起义策划终止的同时，更加紧了具体方案的制定，对停泊起义的每一个环节推敲研究，以求万无一失。
轮机部门的王元方、刘懋忠、张启钰等人，一方面加紧同经验丰富的轮机技工们联络感情，同时准备草拟一道开航的假命令，以便唤起技工们发动轮机，保证在不惊动全船的情况下，把机器启动起来，按时开航。眭世达负责起锚或在紧急情况下将锚链弄断。于家欣负责从上海到烟台的航行准备，监视甚至在紧急中操纵航行。
此外，在起义开始就切断全舰电路、警报系统，控制无线电台；整个起义过程中严格控制军舰几个关键部位、几个重要通道的分工安排；如何对待舰上的军官，如何对待反抗者；行动中如若国民党军方发觉，派军舰、飞机追击，如何对付；一旦军舰搁浅，怎样处置等等，方案都顾及到了。
大家对年纪最轻的毕重远，在谋划大事时显示出的老练成熟，无不感到惊讶和钦佩。这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毕重远已是入党多年的“老革命”了，多年的学生运动，锻炼和培养了他的组织、策划能力。
当具体方案拟就后，毕重远、眭世达、于家欣等决定，在２月２１日毕重远于０至４点在司令走廊值更时，发动起义。２０日，他们分头通知有关的人员，明日凌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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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重远：年轻水兵策动了“重庆”号起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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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毕竟是在国民党严格控制区域内的行动，从锚泊处出长江口，还有相当距离，都处在吴淞要塞的火力控制中；在“重庆”号不远处，还锚泊着英国驱逐舰“紫石英”号；如若将军舰开到已解放的烟台，途中要经过由美国舰队控制的青岛外海。可能会遭到美舰的拦截；此外，国民党方面一旦发现起义，派飞机追击的话，以军舰抗衡飞机，也将有一场殊死搏斗。
为了自己的信仰，将生命置之度外，这对一个中共党员来说，应是理所当然；但对多数群众，特别是那些刚刚因为对国民党统治产生不满，刚刚形成对光明和平的渴望的青年，就马上让他们将某种情绪转化为行动，而且可能要以生命为代价，就显得非常难能可贵了。因此，如果他们有迟疑、彷徨、畏难甚至恐惧情绪，都是不足为怪，可以理解的。
意料之中的事果然发生了，有些水兵听说第二天凌晨起义，感到太突然，希望再往后推迟些时日，有的人甚至在通知起义后，擅自离舰不归，致使２１日起义的计划未能实施。一些态度坚决的水兵，对此非常恼火。而毕重远感到在此紧迫关头切不可焦躁，他推算了一下，自己下次值更在２５日，暂将起义推迟至那时，目前要务，是对思想准备不足的人，加紧做工作。
２月２３日，副舰长牟秉钊突然离舰，前往南京海军部。据说是舰方准备对舰上的混乱情形加以整治，并对起义有所风闻，是到南京询示对策的。同时陈鸿源、眭世达、于家欣等人，都听到部分军官和水兵在议论纷纷：“有人要把军舰开到解放区去，把舰上的军官都关押起来。”
显然，有人走漏了风声。毕重远感到形势严峻，再不当机立断实施起义，几个月的准备筹划即将付诸东流，部分起义积极分子还可能惨遭迫害。就在此刻，毕重远接到南京姐姐的来信，说是胡玉民同志托她转告，要毕重远争取回南京，向地下党组织汇报“重庆”号上的情况。由此可见地下党对“重庆”号的关注。那么只有起义成功，把“重庆”号开到解放区去，才是最好地实现了党的意图。相反，如果他此刻离开“重庆”号，贻误起义战机，就辜负了组织的期望，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迅速完成起义的动员和部署。
即便有人打退堂鼓，也要在２月２５日行动／
突然生出一系列有利条件／２８１室内只许进，不许出／
起义者们依旧分歧严重
鉴于形势紧迫，毕重远同陈鸿源、眭世达、于家欣于２８１室进行紧急磋商，认为起义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拖延了，决定如果有人打退堂鼓，就抛开动摇者，由剩下的坚定分子，于２月２５日０－４时毕重远午夜值更时行动，这是一个最后期限。为此，毕重远要于家欣将值更时间调到２２—２４时，以便相互策应；陈鸿源负责监视水兵上下舰情况，观察有无变异；迅速通知“士兵解放委员会”成员，于２４日晚９时，在２８１室集合。
就在他们忙碌之际，突然听到司令走廊公布的每日活动“日令”上，决定２月２５日下午两点半移动锚位。因为军舰的铁锚隔一段时间，必须移动一次，否则被泥沙埋没太深，就很难拉起来。而移动锚位又必须提前发动军舰主机和电罗经。这样，起义时以假命令发动主机和电罗经，就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了，停泊起义最令人头疼的事，基本解决了。同时，陈鸿源也顺利地调好了值更的时间。加之较难对付的副舰长离舰，都使２５日成为非常有利的时机。
２４日晚，于家欣、眭世达在２８１室内煮上猪蹄，摆了几副扑克，布置成打扑克、吃夜宵的样子，还拎来一只小便桶，防止有人以小便为由离开会议地点。“解委会”成员相继到来后，陈鸿源、眭世达从外面将２８１室锁上，使与会者只能进，不能出，他俩则担任巡逻警戒。
毕重远首先分析了形势，将利弊权衡之后，提出无论如何，必须于凌晨他值更时起义。多数人表示赞同，但王颐桢要求继续推迟起义，因为他已将起义信息透露给与王淇有联系的王继挺、蒋树德等人，而王继挺要他们再等两天，以便和中共地下党联络，派人化装成厨师，每人携带双枪上舰，并称可获得江北解放军的接应。李铁羽则提议等待“灵甫”号搞两舰同时起义。分歧与争执的局面，持续了很长时间。
毕重远当时并不知道“重庆”号上的少尉军官王继挺、蒋树德等人，通过王淇的关系，的确与中共地下党有过接触。只是风闻此事后，委派水兵洪进先设法接近蒋树德等人，摸清他们是否真的和中共有联系。结果洪进先发现，同蒋等接头的，是调离“重庆”号的少尉曾福祥穿针引线的人物王淇此时去向不明。同时有人向毕重远反映，王、蒋等人曾以付美金、封官许愿的方式，拉人参加起义。综合这些情况，毕重远担忧他们是国民党派来瓦解起义的，认为所谓地下党派人上舰是个骗局，对他们更加警惕。事实上王淇等人并未与中共地下党达成起义及配合的约定，当然和王淇有联系的部分下层军官，也不是毕重远当时根据观察怀疑的特务。
毕重远此刻认为：听信所谓定约，无异于自杀；继续推迟行动，也只能使起义落得流产的结果，在此紧急关口，没有时间坐而论道、通过耐心说服来消除内部的分歧了。他联合几个态度最坚决的水兵，声明预定时间一到，有几个人愿意行动，就几个人行动；反对行动的人，都留在２８ｌ室内。
非常情况下的非常表决方式，使这群热血青年及时做出了按计划起义的抉择，一致同意１时３０分行动。毕重远考虑需要一个统一的指挥，否则难以控制整个局面。但多数人不主张选领导人，他遂提议选一个协调联络员。与会者一致推选毕重远、王洛为联络员。毕重远随即进行了起义的部署。
司令走廊两侧门外，由曾瑞森、赵旭、王宝林、范泳分别警戒，防止在肃清司令走廊军官时，有人进入妨碍行动；
舰腹中段起重机下的楼梯口，由赵振亚警戒，与曾瑞森等配合，防止有人由此上司令走廊；
前甲板准尉住舱附近，由眭世达、韩师忠、孙国桢警戒，在后军官住舱未肃清之前，监视准尉军官行动；
军官住舱通往士兵住舱的通道，由任振修将厚钢门关闭，断绝前后来往，并把守在门内；
与任振修相反方向的左舷通向军官住舱堵门外，由陈英警戒；
通向上层司令走廊的楼梯口，由于家欣警戒，并与任、陈二人互相呼应；
左舷军官住舱的两个堵门前，由周正、郑希平两人警戒，监视军官行动。
行动组由１０人组成：陈鸿源、王颐桢、武定国、刘懋忠、赵嘉宾、王元方、孙昌、张启钰、秦咸周、李铁羽，在取得武器后，负责缉捕弹压反起义人员，集中看管军官等行动。
毕重远发出起义信号／值更人员被哄进２８１雷达室／
起义者们武装了起来／有６个行动迟疑的起义者，被锁在２８１雷达室，
毕重远重新打开雷达室门后，他们都投入起义行动
未及布置停当，毕重远值更的时间已经临近，他必须回住舱，等待换更。零时刚到，毕重远被唤起值更。他来到司令走廊，同于家欣对了对手表，当时针指到２５日１时１５分之际，毕重远发出开始起义行动的信号，于家欣随即转告守在２８１雷达室外的眭世达行动，王洛立即到配电房，切断了舰上通讯联络和警报系统的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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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重远：年轻水兵策动了“重庆”号起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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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会儿，于家欣将上甲板的３名哨兵，哄到２８１雷达室，他们随即被陈鸿源、眭世达等缴了械。接着，毕重远又将３名值更人员哄进雷达室。这些士兵深明大义，没有反抗就交出武器，并表示支持起义行动。
此时，值更的军官不知躲到何处睡觉去了，为了防止他突然出现，妨碍行动，毕重远派两人把住通往司令走廊的通道，然后打开司令走廊的枪柜和枪架，并让于家欣迅速通知２８１雷达室的人员，领取枪支弹药。
武装起来的起义者们，按照预先的部署，分头执行各自的任务。陈鸿源等直奔见习舰长卢东阁的寝室。这个卢东阁是海军司令桂永清的把兄弟，原是海军督战处处长，桂永清把他安插到“重庆”号上，是准备让他取代现任舰长邓兆祥的。他平日十分骄横，当陈鸿源敲他门时，还厉声问有什么事。陈鸿源说：“海总来了紧急电报，邓舰长请你。”可他开门后看见的，却是几支黑洞洞的枪口。此刻，他全没了平日的骄横，老老实实地被押到舰尾的盥洗室。
毕重远在分发完武器后，就充当着联络员的角色，前后奔波，督促协调整个起义行动。他来到前甲板准尉住舱，见这个原定由３人把守的位置，只有眭世达一人隐蔽在暗处监视着。眭世达告诉他，另外两人未到位，且舰腹控制点也无人，可能有人在２８１雷达室没出来。
当雷达室的门被打开后，毕重远发现果然有６名“解委会”成员，因行动迟疑，被锁在了里面。他们得知起义正在进行中，而且进展顺利，随即投入行动。毕重远向军舰后部走去，经司令走廊时，见舰长邓兆祥被押在盥洗室里，感到这样做很不妥当，就叫看守的人把邓兆祥送回他的寝室。
在后甲板，陈鸿源一人看守着盥洗室中的十余名军官，很容易发生意外。毕重远建议打开储藏乐器的下层仓库，把军官们押在下面，舱口在上面，锁上舱盖，便万无一失。
前甲板的拘禁行动也进行得十分顺利，基本上没遇到什么反抗，准尉军官最后被关押在“铁匠房”里。从发出起义信号，仅用了一个多小时，起义者已经靠武力控制了“重庆”号，而绝大多数水兵仍在睡梦之中。２５日凌晨３时左右，“解委会”开始着手开航的准备工作。
轮机部门的王元方、刘懋忠等１０名“解委会”成员，全都下到轮机舱，用拟好的假命令，唤醒海员发动主机。郑希平、赵旭前去发动起锚机，并完成油水系统准备。前甲板上，由眭世达负责随时起锚。秦咸周等发动好电罗经。
敢作敢为的陈鸿源，此时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他沿着扶梯，走下弹药库，打开弹药箱，取出２０多颗４英寸的炮弹，堆在一起，将引信盖全部揭开，用手中的冲锋枪对准引信。原来“解委会”决定：一旦起义失败，或在开航后搁浅，就将军舰引爆，决不让它再为国民党效力。
邓兆祥被带到舰桥上／毕重远发现他不订《中央日报》，
却订进步刊物《展望》／邓兆祥面色严峻，长时间沉默不语／
舰长加入起义行列
布置好备航工作的毕重远，来到舰长室，把邓兆祥请到舰桥上，劝说他参加起义，负责领航。对此，毕重远早有考虑。
起义的理想目标是将军舰开到解放区，安全航行是重要的环节。在起义者中，没有一个人具备航海经验，能够指挥航行。只有于家欣一人是搞航海雷达的，勉强可以依靠他通过雷达观测冒险航行，然若航海雷达一旦发生故障，就只能听天由命了。因此如果争取到既有丰富航海经验，又在舰上享有威望的人参加起义，指挥航行的难题，便可迎刃而解。而这个最合适的人选，就是舰长邓兆祥。
可这种设想有可能实现吗﹖毕重远自产生了这一想法后，就开始注意观察和分析。他感到邓兆祥是个爱国的、富有正义感和自尊的人。他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以出类拔萃的成绩毕业后，一直在中国海军中服役，完全凭借自己的技艺和经验走上舰长的位置，与国民党及其海军部没有什么裙带瓜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