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如此，国民党海军部对他并不十分信任。在接“重庆”号归国途中，因他“撵走了保驾的英国朋友”，遭到了海军司令桂永清的严厉训斥，说他“稍微学到了一点本事，就以为翅膀硬了，就忘恩负义”毕重远记得他在挨训后，一个人在舰长室闷闷不乐地抽了很长时间的烟。桂永清后来将他的把兄弟派上舰，担任见习舰长，就是准备取邓而代之的，对此邓心中也很清楚，自然与国民党海军部离心离德。
在舰上邮政室活动期间，毕重远偶然地发现，邓兆祥既不订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也不订国府军方办的《扫荡报》，而是订了一份具有中间色彩的《大公报》，一份进步刊物《展望》。从此可以看出邓兆祥内心对国民党腐败统治不满的倾向。综合这一系列现象，毕重远认为：只要向他申明大义，耐心说服，是可能将他争取过来的。其他几位起义骨干，都同意这种分析。
然而，实际的说服工作并不顺利。毕重远首先分析了解放战争的最新形势，说明长江以北已是共产党的天下，长江天堑阻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已成定局。同时指出正是国民党统治的腐朽，才导致了起义行动，也只有参加起义，方有光明前途。
邓兆祥一语不发地听着，面色十分严峻。的确，从对某个政权不满，到以行动同这一政权为敌，是个很大的跨度，要在短暂的时间内做出抉择，其内心的斗争必然十分激烈。而且身为一舰之长，一举一动全船系之，他必须考虑整条军舰的沉浮，５００余官兵的安危。他此时并不知道有多少人参与和拥护起义，起义者们是否能控制住舰上的局面……这恰好反映了邓兆祥稳健审慎的性格，如果他随即附和，倒不成其为邓兆祥了。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劝说，邓兆祥说出了他的疑虑：能否在短时间内把主机发动起来﹖是否有足够的力量保证军舰顺利地开出长江口﹖航行安全有没有保障﹖这时，轮机方面传来主机已经发动起来的消息，不久，前甲板的绞盘转动了，两条锚链徐徐上升。可邓兆祥依然下不了决心。他想了解见习舰长卢东阁的态度。可当他看到卢东阁不合作的态度，反而给自己造成更大的压力，便再度沉吟不语。
时间一秒一分地过去，空气显得异常沉闷，令人焦灼难耐。毕重远感到不能再拖延了，郑重地对邓兆祥说：“航行的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可以依靠航海雷达导航。万一军舰搁浅，我们也绝不会让它再回到国民党手中，去屠杀人民，阻止解放军渡江。我们已经派人在弹药库中，做好了引爆炸毁军舰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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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重远：年轻水兵策动了“重庆”号起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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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们临危不惧的凛然正气，和丝丝入扣的部署行动，使邓兆祥受到了震动，他终于答应领航。于家欣随即将事先准备好的赴烟台的航海图，摊在他面前，并协助他标绘出吴淞口至烟台的最佳航线。当邓兆祥做出这一决定后，便义无反顾地站在指挥台前，用沉稳果断的语气，发出一系列调整航向、航速的指令。他配合起义的行动，不仅保证了顺利的航行，而且对争取广大官兵协助起义航行，产生了重要影响。
舰出吴淞口，起义者们都松了一口气／
《告全体同学书》广播后，引起小小骚动／
发现一艘美国军舰，全舰进入一级战备
在迷蒙的晨雾中，“重庆”号启动了，向吴淞口外驶去。吴淞至长江口区，是暗沙星罗的危险地段，军舰在经验丰富的邓兆祥指挥下，越过园园沙、横沙和大戢山，把险恶的暗沙抛在了后面，起义者们这才松了一口气，邓兆祥的面容，也从严峻转而开朗。
驶出长江口后，军舰以每小时２５海里的航速行驶。晨曦渐露，沉睡中的水兵，被舰上的广播声唤醒。广播反复播送着由“解委会”草拟的《告全体同学书》和《告海员技工书》。在《告全体同学书》中写道：“我们不容忍那些暴虐无道的豪门军阀，把国家带到无比悲惨的境域，我们更不能容忍在他们的欺骗与压迫之下为他们充当炮灰，去反对那些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解放军。今天该是我们站起来的时候了，为了四万万人民的解放，为了促进幸福的新中国的迅速到来，为了下一代子孙的生存，我们必须反对四大家族。”在《告海员技工书》中写道：“现在我们要把这条船开到解放区去，盼望诸位同学能多多帮助我们，与我们采取一致行动。”
１９４９年的国民党政府，在民众心目中黯然失色，当“两书”反复播放后，相继有四五十名官兵表示愿意参加起义行动。其中部分水兵被“解委会”吸收，参与舰上的警戒；部分军官则被允许帮助舰长航行值更。但“两书”也引起了小小的骚动。
个别人听说军舰将开往解放区，极度绝望。准尉书记官曾道明，冲出休息室，抢夺卫兵的枪，被值勤水兵制服后，单独关进一个舱室。结果他却打开舷窗，投海自杀了。毕重远感到并非所有的人都拥护起义，要严格防范对起义抱有逆反心理的人，警戒工作丝毫不能放松。同时天已大亮，如果国民党政府感觉到“重庆”号是开往解放区，必然会组织追击和堵截。眭世达组织了十余名士兵在炮位值勤，随时准备与遭遇之敌作战。
显然，国民党当局并未察觉“重庆”号的行踪，整个白天的航行，没遇到任何险情。２５日深夜１２点，舰桥瞭望哨报告：“左前方发现灯塔。”毕重远随即到航海雷达室察看，得知哨兵所说的灯塔，是千里岩灯塔，这标志着军舰将驶入青岛海面。
当时的青岛胶州湾一带，驻泊着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一二十艘舰艇。毕重远在筹划起义时就考虑到可能会在此地遇到拦截，因而持有极高的警惕，但并没有发生任何情况，只是在下午的时候经历了一场虚惊。当时哨兵报告发现一艘美国军舰，气氛立刻紧张起来。“解委会”同舰长商议后，下达全舰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命令。
从准备起义到这时，已经高度紧张了十多个小时了，可一听说有敌情，毕重远他们的困倦疲惫顿时烟消云散，他们决定如遇拦截，就以最高航速，边走边打，舰上所有的火炮、鱼雷发射管，一齐对准了由远而近的美国军舰。然而美国军舰并没有发起攻击，经辨认，这只是一艘运输舰。
２６日黎明，是令人陶醉的黎明／
烟台解放军炮兵发现国民党军舰上有人在挥动手绢／
“我们已将这特大喜讯，电告毛主席了。”
当１９４９年２月２６日黎明之际，烟台的海岸已经隐约可见。虽说整个起义几乎没费一枪一炮，但在国民党控制区域内的一昼两夜，无时无刻不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因此这解放区的黎明，令毕重远他们分外欣喜和陶醉，他们终于实现了起义最理想的目标，把国民党最现代化、最有战斗力的军舰，送到人民手中。特别是毕重远，在敌人营垒隐瞒身份，独自潜伏了３年，如今，他终于能返回党的身边，可以自豪地公开自己的身份了。
由于起义是在十分紧迫的情况下举行的，已无法通知中共地下党组织，所以当“重庆”号越发靠近烟台海岸，毕重远越担忧会遭到解放军的炮击。为避免误会，他们决定将舰上所有火炮，都高高仰在６０度以上，表示没有射击之意：有的人还向岸边挥动白色的手绢。
毕重远在军舰驶离吴淞口时，就陆续向起义骨干们表明了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因而此时他决定由他带两个人，代表起义者与烟台解放区党政军领导接洽。
这天清晨，烟台子午岛解放军加农炮阵地就隐约发现一大型海上目标，像是国民党的军舰，随即向烟台警备区请示如何处置。作训股长刘元兴刚刚以“军舰不开炮，我们也不开炮”作答，就又接到烟台东山炮台的报告：“一艘军舰向烟台港驶来。”
刘元兴一面要求各炮台严密监视，一面立即向警备区司令部参谋长王泽民、政治部主任张少华报告。随后他们三人登上烟台山，既看清了“重庆”号的全貌，毫无射击之意的６０度仰角，也看到了舰上有人在挥舞手绢。他们马上召开了紧急党委会，决定由刘元兴前往联络。他乘上小舢板刚划出不远，就与毕重远等乘坐的汽艇相遇。
毕重远向刘元兴说明自己是“重庆”号巡洋舰的起义士兵代表，并介绍了军舰的情况。刘元兴立即将这惊人的喜讯报告给烟台市委和胶东军区。
不久，烟台市委书记、市长、胶东军区领导就赶来了。毕重远随后向烟台警备区政治部单独汇报了自己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南京地下党的指示及“重庆”号起义的详细经过，并将士兵解放委员会２７名成员名单交给他们。
当天下午，邓兆祥等舰上军官，也被请上岸。踏上解放区的土地，他不禁百感交集，拉着烟台市委书记徐中夫的手，面带愧疚地说：“重庆号过去的一切罪恶，都由我一人负责。”胶东军区参谋长贾若瑜含笑答道：“光荣起义，何罪之有﹖”徐中夫郑重地说：“欢迎你们回到人民的怀抱，我们已经把这个大喜讯，电告党中央、毛主席了”
上海滩，记者们团团围住牟秉钊／
蒋介石大骂桂永清无能／在讨伐“重庆”号的会议上，
众舰长声称不炸沉“重庆”号，就不出海执行任务
“重庆”号悄然离去的情况，是几名离舰逍遥的官兵在第二天清晨返回时发现的。六神无主的他们，匆匆找到海军总司令部驻上海办事处，询问是怎么回事。办事处官员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急电南京海军司令部。海军司令桂永清闻讯，吓得面无人色，星驰吴淞口，但只见滚滚东逝水，哪还有“重庆”号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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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重远：年轻水兵策动了“重庆”号起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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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前，桂永清面对国民党陆军的一败再败，凿凿有言“陆军不打，海军打”；国府上海市长吴国祯也虚张声势；“有重庆舰在，上海即可无忧。”而此刻“重庆”号突然去向不明，顿时引起轩然大波。上海滩的记者们，团团围住了当时不在舰上的副舰长牟秉钊。
而牟秉钊自己也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军舰与飞机不同，即便少数人士有异动，亦不能强制该舰北驶。惟一之解答，当为舰长接获伪造命令径自出海北上。舰长在海上之权威，高于一切，命令一出，众无异辞。惟以邓舰长之个性而言，乃极端守法之人，似不致有此异动；真相如何，非至有舰上官兵归来，不能确定。”
两天后，外出侦察的飞机，在烟台港湾发现“重庆”号，该舰已落入解放军之手确定无疑。
蒋介石得讯，肝火骤生，大骂桂永清无能。桂永清急得涕泪涟涟，不断用无线电发出信息，苦苦哀求邓兆祥：“只要你们回来，不管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让“重庆”回归的幻想破灭了，桂永清随即召集海军舰长会议，商议讨伐“重庆”号。然而，他的讨伐提议，竟没一位舰长附和。
冷场良久，“逸仙”号舰长道出原委：“我们遇到重庆号不但打不赢，连碰都不敢碰，只有远远避开，跑慢了还不行。”的确，“重庆”号是国民党海军中最现代化、最具战斗力的战舰，谁愿以卵击石呢﹖据闻各舰舰长一致提出，必须求助美国飞机炸沉“重庆”号，否则各舰拒绝出海执行任务。
３月３日，停泊在烟台的“重庆”号，遭到４架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鉴于烟台港距蒋统区较近，防空力量薄弱，难以给“重庆”号有力的庇护，同时燃料、食品和淡水的供应都不方便，毕重远提议将“重庆”号开往各种设施比较完备的葫芦岛。胶东军区向中央请示后，批准了这一建议。
夜幕降临之后，“重庆”号悄然起动，直驶葫芦岛。当第二日国民党军飞机再到烟台海域之际，“重庆”号又销声匿迹了。
伍修权说：一批青年人竟完成了这样一件大事，
引起我心中对毕重远等同志的崇敬／“留人不留舰”／
贺龙说：你们这些小伙子真行
３月４日清晨，“重庆”号靠上了葫芦岛码头。几个月前，它曾到这里，把战火抛向人民；而今天，它又来到这里，投入人民的怀抱。东北军区副参谋长段苏权亲自主持了欢迎仪式，当地政府和驻军的领导，也相继上舰看望慰问。年轻起义者们的情感，涌起异样的波澜。
正在东北疗养的张爱萍将军闻讯，随即来到码头观看这艘国民党海军的头号战舰。就在此后不久，当人民解放军刚刚打过长江，他即受命组建华东海军，成为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个海军司令。新华社记者穆青，也赶到舰上采访，以他那颇具感染力的笔触，写下《投向人民怀抱》一文，第一个记述了“重庆”号起义的历程。画家华君武，为该文绘制了插图。
不久，东北军区参谋长伍修权将军，奉中央和东北局之命，赴葫芦岛慰问“重庆”号官兵。他单独接见了组织者毕重远。他听罢毕重远详细地介绍如何经过长期准备及细致工作，团结了舰上一批进步、勇敢的爱国士兵，建立“士兵解放委员会”秘密组织，在异常危险紧急的情况下，发动起义的经过后，感到这群年轻人竟完成了这么一件大事，确实称得上是英雄人物，内心生出“对毕重远等同志的崇敬”。
他看见毕重远自己镌刻并缀在士兵帽上的镰刀、铁锤、五星，就告诉毕重远：“我军不久就将颁布正式的帽徽式样了，可不是你戴的这个式样的。”３０多年后，伍修权同志在回忆往事时写道：“毕重远同志是我党在‘重庆’舰上的一粒火种，没有这个‘星星之火’，就不会有‘士兵解放委员会’，也就不会有‘重庆’舰的这次起义。”
为了保护“重庆”号，解放军调来了一个高炮团，部署在码头周围，并对军舰进行了伪装。但最后还是被敌侦察机发现了，据说发现的原因十分偶然。国民党军侦察机在解放区各港口寻找“重庆”号踪迹，几次飞过葫芦岛，都未发现军舰。但有一次执行侦察任务的飞行员王金笃，曾经在葫芦岛钓鱼，对该岛极为熟悉。他从葫芦岛掠过时，感到葫芦岛防波堤长了一截，便返回低空察看，结果遭到“重庆”号的炮火攻击，目标暴露了。
从３月１８日始，“重庆”号受到国民党军轰炸机群的轰击。由于没有制空权，“重庆”号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然而水兵们和岸边的炮兵部队，舍死忘生地开炮还击，激烈的舰对空战持续了数天。３月２０日，一颗２０００磅的穿甲弹击中军舰的右舷尾部，炸开了一个直径三四米的大洞，６名水兵牺牲，２０余人受伤。
根据军舰难以抗击空中轰炸的现实，中共中央及时做出了“留人不留舰”的决定，在拆卸掉舰上的重要设备后，护舰人员全部离舰，主动沉舰。当天黄昏，“重庆”号舱底闸门全部开启。望着刚刚夺到手的军舰徐徐沉入海底，部分起义骨干不禁号啕大哭。
“重庆”舰虽然自沉了，但起义水兵们的功绩却不会被淹没，中共中央随即派贺龙专程赴葫芦岛看望起义人员。当贺龙来到“重庆”号官兵中间时，水兵们为亲睹这位身经百战、威震宇内的传奇式人物，激动不已；而这老战将面对众多年轻的水兵，也显得兴奋和风趣。他代表党中央、毛泽东、朱德对全体人员慰问和欢迎后说：“过去我们用菜刀闹革命，今天你们又把蒋介石的王牌军舰都开过来了，你们这些小伙子真行！”
他接着“表扬”起运输大队长蒋介石，说从解放军的装备到“重庆”号，直到他身上的“ｏｖｅｒ ｃｏａｔ”都是老蒋输送的。最后，他谈到了学习和思想转变问题。毕重远回想起当年情景时说：许多言语我至今记忆犹新。
３月２４日，毛泽东、朱德给邓兆祥和全体官兵的慰问电，传到葫芦岛。电报中写道：“热烈祝贺你们英勇起义”，“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电报还预言：“他们可以炸毁一艘‘重庆’号，但是他们不能阻止更多的军舰将要随着你们而来。”
的确，“重庆”号起义的影响是巨大的，毛泽东的预言，不久就变成了现实。未出两个月，国民党江防第二舰队大部分舰艇，在司令林遵率领下起义；接着，江阴炮台起义；“长治”号驱逐舰起义……
关于“重庆”号起义的故事，至此告一段落。但毕重远言犹未尽，又对我讲述了他和许多起义骨干在起义之后的故事，这些故事依然曲折，依然耐人寻味，只是限于篇幅，我不得不暂且搁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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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尚荣：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参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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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让王尚荣把林彪写的条子，拿给叶飞看 ／
彭德怀说：“这问题不是已经决定了吗，怎么还问？”／
邓颖超打电话给王尚荣：真是太对不起啦……
“战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多数将领来说，是与昔日的辉煌战绩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战将的含义，他们只能从“想当年气吞万里如虎”、“铁马金戈入梦来”中去回味了。
而对于曾任总参作战部部长、副总参谋长的王尚荣将军来说，“战将”的称谓，则涵盖了他生命的全部旅程。
红军时期，他就被贺龙、任弼时认定是“很有发展前途”的战将；抗战期间，他率领的１２０师独立旅辖下的７１５团，曾令冀中敌伪军闻风丧胆；解放战争期间，在保卫延安的三战三捷，全歼胡宗南大部分主力的扶战役中，他都立下了赫赫战功。
新中国成立后，炮火和硝烟依然没有从他身边飘散。解放一江山岛的渡海作战；炮击金门；西南边陲的平叛；入缅进剿国民党残匪；他始终处在作战的中枢指挥位置。
当有人提出“王尚荣将军是永久的、名副其实的战将”看法时，王将军的老伴黄克很平静地说：“怎么评定他一生呢？受党的教育那么多年，没有什么突出的业绩，但总能算是个尽职尽责、任劳任怨的老参谋吧。”其实党内军中，对王将军已有公论，诚如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华夏名将，吾辈楷模”的题词。
夏曦主持湘鄂西中央分局后，他差点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
贺龙面命王尚荣率第５师，担任红二、六军团后卫／
１８００人的后卫团走出草地时，只剩下４００人
王尚荣的祖籍，在处于鄂湘交界的湖北省石首县，世代务农。父亲１９岁时离开了土地，到调关镇一家店铺当了帮工。由于家庭困厄，生于王尚荣之前的两个孩子相继夭折。父亲因此发奋努力，终于从帮工转为小鱼行的老板，总算稍得温饱。
王尚荣６岁时，免费上了由远亲主持的私塾，此后又进了国民小学，以聪颖好学得老师厚爱。然而好景不常，随着一个弟弟、两个妹妹的降生，家中经济再呈紧蹙，他不得不中辍学业，过早地走上了他父亲当年的学徒帮工之途。
也就是在此期间，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在湘鄂交界一带领导武装暴动，创建了洪湖、湘西等根据地，石首县也属根据地范围。有一点文化基础的王尚荣，立即为共产党、红军关于推翻封建军阀、买办、地主黑暗统治，摆脱列强欺凌，建立昌盛民主的新国家，使天下广大受苦人翻身做主人的宣传所吸引，萌生了追求光明改变社会现状的渴望。
１９３１年，王尚荣投身段德昌领导的红９师。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的党和军队都处于幼年时期，不仅要与外部敌对势力的扼杀抗争，其稚嫩的肌体还受到内部滋长的不健康毒菌的侵蚀。自这一年始，“左”倾路线影响波及根据地，对敌主张军事冒险，攻打大城市；对内过分渲染敌人的渗透，肃反扩大化的势头日增。
就在此期间，曾和王明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夏曦，自上海的中央来到湘鄂西根据地，出任贺龙率领的红３军政治委员，并主持湘鄂西中央局工作。他把肃反中滥施刑讯、任意捕杀怀疑对象的过左做法引入到湘鄂西，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以致段德昌等一批党、政、军负责人相继遭到误杀。
王尚荣因为参加的是段德昌率领的部队，被视为虽非蒋介石体系但仍属反革命阵营的“改组派”分子，受到刑讯人员的严刑逼供，还差一点被拉去枪毙。后来，实在查不出他有什么反革命行为，就发了两个苞谷，撵他离开红军。
在露宿荒野、哭了整整一夜之后，王尚荣第二天又回到了原来的部队。他含着眼泪说：“参加革命后，红军才是我的家，我不怕打、不怕杀，就是不能离开红军这个家。”他的赤诚，感动了在场的人，终于被部队留了下来。
由于王尚荣作战勇敢，应变机敏，很快被提升为团参谋长。１９３４年末，中央根据地的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后，湘鄂西根据地的红军也处于流动作战状态。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２４日，贺龙率领的红３军（不久改为红２军团），和肖克率领的红６军团会合，王尚荣升任第５师师长。
毛泽东带领的红军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贺龙、任弼时等率红２、６军团，从云南向北进发。翻过海拔５０００多米、白雪皑皑、终年不化的玉龙大雪山后，贺龙面命王尚荣率领５师，担起整个军团后卫的重任。
１９３６年的夏季，王尚荣率部来到草地的边缘。为屏挡追兵的袭扰，他们亦战亦走，时有伤亡，疲惫异常；又因为拖在最后，可征购的粮食、可食用的野生植物、甚至连野草，都被前面走过的部队征集、采食光了，饥饿冻馁一次次把他们推向死亡线。其他部队大约都在七八天内走出了泥泞的草地，而他们却趑趄了十多天。
当５师的后卫团１５团走出草地时，这个原有１８００人的队伍，只剩下４００人了。许多官兵，口含野草，永远沉没在沼泽之中了。王尚荣麾下的这４００名官兵，在红军万里长征之途，留下了最后的足迹。带着衣衫褴褛、躯体孱弱的部队走出草地，王尚荣这个惯于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的硬汉，眼睛湿润了。但当他看到指战员们的眼里仍然闪烁着坚毅的目光，欣慰和自豪又溢满他的胸襟。
在抗大，他和余秋里、张震同班学习／横扫阴山７００里／
“假若把你放在法国的爱情小说里面，放在华丽的宴会中间，
你一定要引起许多贵妇人的倾心呢……”这是在赞美谁呢
到达陕北后，王尚荣和二方面军的部分师、团级干部，被抽调到红军大学培训。１９３７年春，“红大”更名“抗大”，王尚荣和余秋里、张震等被编入抗大二队，继续学习。他们学习的科目相当多：毛泽东、周恩来讲授国内外时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朱德讲授中国近代史；刘伯承讲授战术；罗荣桓讲授党的建设。这是王尚荣第一次系统地接受党建和军事理论的洗礼。
“七七”事变后，为适应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原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１２０师。在抗大学习结业的王尚荣，被分配到１２０师３５８旅，任７１５团团长。此时的王尚荣，无论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方面，还是在军事指挥艺术方面，都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种跃进随即在军事斗争中显示了出来。
１９３８年４月，毛泽东作出了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决策。以王尚荣率领的７１５团为主组建的大青山支队，在３５８旅政委李井泉带领下，向绥东大青山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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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尚荣：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参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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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进入大青山地区，王尚荣即带领７１５团两个营，连续奇袭陶林城、乌兰花两镇，两战皆捷，歼敌２００余人，引起日寇的惊恐。
与此同时，为了争取四子王旗的王爷苏达那木朝柯尔不同日寇、伪蒙疆政府合流，不与抗日武装敌对，王尚荣派人和四子王爷的代表谈判，争取到四子王爷的合作。在初入大青山地区之际，不仅赢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还赢得了团结蒙古族人民、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方面的胜利。
日军趁八路军在大青山立足未稳，迅速调兵围攻大青山支队主力所在的绥东，王尚荣率部顺势向绥西发展，开辟新的游击区。同时，他还指挥部队，连续向敌人视为动脉的绥包铁路沿线发动袭击，使包头以东许多车站的敌军，接连遭受重创。
进入绥东未满４个月，大青山支队便横扫阴山７００里，由相互呼应的绥南、绥东、绥西三个游击区构成的大青山根据地初显轮廓。
不久，刚刚从国统区到延安的诗人、文学家何其芳，为体验各根据地的抗敌斗争生活，来到了大青山。他和７１５团的指战员一起生活了一星期，王尚荣及其麾下的将士们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以及大青山人民的抗敌气概，引发了诗人内心澎湃的激情，《七一五团在大青山》长篇散文，遂从他笔端流出。
在这篇散文中，他叙述了和王尚荣的初次相识。当勇武英俊、年方二十四的王尚荣站到他面前，顿时引发了才华横溢的诗人联翩浮想：“你这个年轻漂亮的团长，假若把你放在法国的爱情小说里面，放在华丽的宴会中间，你一定要引起许多贵妇人的倾心呢。”
如此描绘一位八路军战将，无论在当时还是在那以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都是独到的、别致的。接下来何其劳笔锋一转：“然而我们不是活在那些无聊的小说里面而是活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国。”虽然王尚荣他们“吃着小米饭，进行着战斗，而且甚至于缺乏着充分的安稳的睡眠”，但“还是这样更好一些”，因为“我们活着不是为了那些卖弄风情的贵妇人而是为了无数苦痛的、不幸的中国的人民”。
何其芳还不吝笔墨地讴歌了“七一五团怎样从敌人的统治下夺回了大青山”；大青山“荒凉的山群和散漫的落后人民怎样能结合成了一个坚硬的堡垒”；这块长约千里、宽约３００里的土地，“怎样变成了一块不能消化的石头梗塞在日本军阀的喉间”。
罗瑞卿扮演冷面“红娘”
贺龙、关向应给“王大帅”主婚
在抗战相持阶段，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中央决定１２０师主力开赴冀中。贺龙命令７１５团留下一个营坚持大青山游击战争，其余全部由王尚荣带领东调冀中。
临行前，李井泉对王尚荣提出：从大青山根据地的巩固发展着眼，７１５团是否可以多留下一些干部？王尚荣随即同政委朱辉照等商议，决定将一批骁勇善战的指挥员，留在大青山。对王尚荣的顾全大局，早已是有口皆碑：他得知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因此在大青山根据地转战期间，每缴获战利品、征集到款项，总要将其大部分送往延安。
１９３８年末，王尚荣到冀中向师长贺龙报到时，恰逢１２０师新建两个独立旅建制，贺龙任命王尚荣为独一旅副旅长。这个旅的主要兵源，是有抗日救国热忱的开明绅士高士一召集的，高虽任旅长，但他并不精于用兵之道，所以王尚荣是作战的实际指挥者。
刚刚就任的王尚荣，正赶上日军对冀中根据地的第五次“围攻”，他率领这支新军在战火中淬炼。反围剿作战持续了半个月，王尚荣与日军交手２９仗，歼敌近千人。紧接着，王尚荣又带领独一旅，参加了围歼日军２７师团第三联队吉田大队的战斗，使这个８００余士兵均获过勋章的“王牌大队”，仅余４０人乘风沙黑夜脱逃。
１９３９年下半年，王尚荣率独一旅到晋察冀边区陈庄，与７１６团配合，在陈庄一带设伏，全歼日军少将水源旅团长以下１５００余人，创造了山地歼灭战的范例。连续打了好几场漂亮的歼灭战，指战员们对副旅长王尚荣善于把握战机，临阵处事果断的指挥艺术更加钦佩。不久，部队中就传出了“王大帅”的称谓。政委朱辉照听到了，凑趣说：“这个绰号嘛，王尚荣在大青山就有了，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呵。”
也就是在喜庆陈庄胜利的那段日子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的学员们，在大队长苏振华的带领下，来到晋西北根据地。在这支队伍中，还有一个女兵排，排长是位窈窕白净、热情奔放的姑娘，她的名字叫黄克。
起先，王尚荣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女排长。可不久，他感到他的老上级、老同学、老战友们，总在他面前谈论那女兵排排长如何如何，敏于戎机的王尚荣，在这方面还不太开窍，直到他们直截了当鼓动他向那女排长“进攻”，娶她做妻子时，他才明白他们的用意。
惯于神速用兵的王尚荣，在恋爱婚姻的行动上，却显得扭捏迟疑。可最终经不住贺龙、罗瑞卿、苏振华等人的撺掇，他终于决定把婚姻之事提上日程，先和女排长见见面。上级和战友们，帮他安排了一次对抗大学员大队的检阅。
王尚荣为“检阅”专门找了件半新的军装，把缴获日军的马靴擦了擦。可他在队前走了两个来回，也没看清黄克的面孔，于是抬腿开始第三次检阅。警卫员不知其中奥秘，悄声提醒副旅长：“您已经检阅两次啦！”“两次怎么啦？我还没看清呢。”王尚荣嘟囔道。
得知王尚荣动心了，苏振华找到了黄克，聊了没几句，就谈到王尚荣。“咱们独一旅的王尚荣副旅长，长征的时候就是后卫师的师长，英勇善战。他读过几年书，还算个小知识分子哪！称得上是文武双全。”
苏振华见黄克静静地听着，以为她对王尚荣有好感，进一步说：“你看他一米八的个头，英俊威武，浓眉大眼……怎么样，你满意吧？”“满意什么？”黄克莫名其妙。“选择这样的人做丈夫还不满意？”“选择丈夫？”“是啊。”“我不干！”
人家不干怎么办，王尚荣踌躇了。战友们说得拿出作战的勇气和毅力，穷追不舍。结果王尚荣一连写了四封情书，可黄克都给撕了。其实对王尚荣这样的英勇善战的指挥员，黄克从心里是钦佩的，可钦佩不是爱情，他们相互还不了解，更何况她到延安是为了抗日，为了寻找救国之路的……她刚１９岁，刚入党两个月，现在还不是谈婚姻的时候。
黄克出生在辽宁省的凤城县，“九一八”事变后，这里出过一个著名的抗日英雄苗可秀。抗战期间第一部以抗战为题材的话剧《凤凰城》，就是描写这位英雄的。黄克的父亲，是这位抗日军人的同乡，也在苗战事失利期间流亡北平。她在北平国立中山中学读书时，就积极参与抗日宣传。“七七”事变后，她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离家奔赴延安。
最热心撮合此事的抗大教育长罗瑞卿，见黄克固执地拒绝王尚荣，便扮演了冷面“红娘”的角色。他为了让黄克更多地了解王尚荣，分配她到１２０师工作。黄克犟劲上来了：“工作我去，要是为了要我结婚，我就不去，哪怕离开部队干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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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尚荣：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参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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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１２０师，是贺龙师长亲自点头的事，”罗瑞卿绷起了脸：“你是党员，是军人，要有组织纪律性嘛！”就这样，黄克到了１２０师，后分配在独一旅政治部。１９３９年底，她和王尚荣结了婚，主婚人是１２０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
１９４２年，独一旅奉调西渡黄河，担负起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重任。在徐向前兼任司令员的绥德警备区，王尚荣任副司令员之职。在直至抗战胜利的三年间，他率领部队在４００里黄河防线上，与敌军作战数十次，使日军西渡黄河的企图，一次次破灭。
解放战争期间，王尚荣在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的麾下，坚持在陕北打“蘑菇战”，在歼灭进攻陕北的胡宗南集团的作战中，屡建战功。在成为围点打援杰出范例的瓦子街战役、令毛泽东极其欣慰的扶战役中，王尚荣和他率领的部队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此后，王尚荣随第一野战军挺进西北。当他挥军进入青海省城西宁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为了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人民军队，中央军委在新中国刚刚问世之际，即决定在南京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军事学府——军事学院，由德高望重的二野司令员刘伯承出任院长。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高级军事学府的创办，亲自为之题词致贺：“努力学习，保卫国防。”
１９５１年１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正式开学的时候，已是青海省军区副司令的王尚荣，接到组织通知，卸任赴军事学院学习。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突然要成为一名普通的学员，这在有些人，是会生出难以排遣的落差感的。然而，曾经几度进过军校深造的王尚荣，已经深深体味出：作为一个高品位的军事家，系统理论的丰富和战争的磨砺，都是缺一不可的。
王尚荣怀着“知不尽者天下事，读不尽者天下书，参不尽者天下理”的求学渴望，跨进了军事学院的大门。他被编入高级速成系。由于整个学院正处于初创时期，教官也不齐备，王尚荣一人而具两重身份，既是普通学员，又被任命为该系的副主任。当时的系主任，是刘伯承麾下的原二野５兵团司令员、时在贵州省军区司令员任上的杨勇。
由于既是学员又是教官，王尚荣一面要认真听课，汲取知识，一面还参加教材的编写工作。根据刘伯承院长总结我军作战经验，编写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战例的提议，王尚荣积极投入并协助杨勇组织战例的编写工作。他独立完成了“瓦子街歼灭战”战例的撰写，还和其他学员一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编写战例教材８０余篇，为教授现代军事科学知识，掌握诸兵种协同作战提供了许多生动的实战范例，充实和拓展了学院的教学内容。
除了紧张繁忙的课堂学习之外，野外的大规模作战指挥实习，也给王尚荣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次，在江苏省句容至丹阳之间进行“军进攻战斗”演习。杨勇为红军军长，王尚荣为红军参谋长。当红军第一梯队突破蓝军第一道防线，红军第二梯队加入战斗，准备向纵深推进时，蓝军增援的一个加强团赶到，试图阻遏红军的推进。
面对变化的战场态势，红军的苏联顾问主张凭借强大火力给予立足未稳之“敌”急袭，然后第二梯队加入战斗，坦克引导步兵，宽正面、高速度、大纵深推进。但杨勇和王尚荣认为，运用我军一些成功的战术更有效。决定由红军第一梯队正面突击，第二梯队从侧翼迂回，将蓝军加强团分割歼灭，然后再向纵深发展。
经王尚荣具体布置实施，作战意图迅速有效得到实现。在场的苏联顾问也发现中国指挥员的战术运用更有效合理，连称“哈拉硕，哈拉硕”。院长刘伯承也对此给予了好评，同时开始关注王尚荣这个在作战指挥上既富天资又治学勤勉的学员。
在校期间还有一件令王尚荣难忘的事，就是１９５１年的国庆节，他作为广场游行受检阅部队的一员，到北京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检阅。仪表堂堂、身材魁梧的王尚荣，和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三人，分别代表海、陆、空三军，高擎三面军旗，走在受检阅的部队方阵的最前面。
１９５２年初，刘伯承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军事学院一期毕业生学习情况。听取汇报的政务院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对刘伯承说：“是否能从这批学员中，选几个高材生到总参谋部作战部工作？”
刘伯承思忖了一下，回答说：“高级速成系有个学员王尚荣。他既年轻，又有作战经验，在这期学习的各项科目中成绩优良，是个学习尖子。我看他可以胜任总参作战部的工作。”
周恩来见老成持重的刘伯承如此直截了当，便决定采纳他的推荐。他随后通知主管部队人事的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发出调王尚荣任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的命令。
在怀仁堂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重提解放东南沿海敌占岛屿的问题／
粟裕说：这是我军海陆空三军第一次协同作战，要考虑到美国会插手／
８小时的强行登陆战
１９５２年５月，王尚荣到总参作战部就任副部长，兼党委副书记。当时的部长是张震将军。
来到作战部的时候，朝鲜的战火已基本平息，国内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也基本结束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的主要关注点，已经转移到经济、文化的全面建设上。因此在局部作战指挥、军事态势分析等方面，总参特别是作战部的任务更加重了。他们必须及时地反映军事态势的各种新动向，提出各种对应的方略，供中央参考和决策。同时军事方面的中央重大决策，也要通过作战部这个指挥中枢，去贯彻和组织实施。
朝鲜战场偃旗息鼓的主要标志，是１９５３年７月２７日，侵朝美军司令克拉克在停战协议上的签字。在这之后的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的一次会议上讲话，重提解放东南沿海敌占岛屿的话题。
早在１９５２年夏季，坐镇上海的陈毅，就召见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授意由他主持拟制解放浙、闽沿海敌占岛屿的作战方案。张爱萍几经考虑，拿出一个先攻取大陈岛，由北向南推进的作战设想。后根据中央先取大、小金门等南面的岛屿，以期北面诸岛屿蒋军不攻自退或稍打即退意向，做了全面修订。陈毅首肯后，报北京又得毛泽东、彭德怀批准，并指定由张爱萍担任总指挥。
但进攻并未随即实施，一直拖延到这次怀仁堂的会议。毛泽东此刻认为：形势已发生变化，美国人不大可能对解放军的行动作较大的插手干预，因此可以准备拿下大陈岛，先解放浙江沿海一带的敌占岛屿。他要军方着手拟制作战方案。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１９５４年８月２日，彭德怀主持了研究如何实现毛泽东意图的作战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总参谋长粟裕、作战部部长张震、铁道部长吕正操、通讯部长王诤、海军副司令方强、空军副司令王秉璋、东北军区副司令邓华、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王尚荣等也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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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尚荣：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参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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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的过程中，有人提出同时考虑解放台湾。彭德怀针对此意见指出：此时解放台湾是不现实的，解放台湾需要卧薪尝胆地长期准备，操之过急，适得其反。
张爱萍向与会者讲述了关于解放大陈岛的作战设想：首先夺取一江山岛，同时佯攻披山，得手以后，全力强攻大陈岛。彭德怀认为该方案是可行的，一定要充分准备，谨慎初战，战则必胜。
粟裕同意彭德怀的意见，他补充说：这是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的第一次协同登陆战，作战情况要比以往复杂得多；而且要考虑到美国可能会插手，要准备艰苦作战。在初战时可先进行飞机小编组对一江山岛、大陈岛轰炸，看看蒋方、美方的反应。这一仗一定要打好，为浙、闽沿海敌占岛屿的全部解放奠定良好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