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月１０日，张爱萍在南京主持作战会议，详细拟订了攻取大陈岛战役的作战方案，并报告北京。中央军委、总参在审议了作战方案后，于８月２４日，由作战部电话通知华东军区：中央已批准华东军区的作战方案，在一切准备停当后，即可实施攻击。
经过了４个多月的准备，华东军区调集了一个步兵师，海军集结了各类舰艇１３７艘，空军集结２２个大队。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８日，一江山岛强行登陆战打响了。清晨，空军混合机群首先飞向一江山岛，对蒋军守岛阵地猛烈轰炸，继而远射程大炮密集轰击。下午，由舰艇和渔船运载的登陆部队强行登岸，经过８小时激战，全歼守敌千余人，初战告捷。
一江山岛解放后，各类作战物资源源运抵岛上，使大陈岛处在人民解放军大炮的射程之内。大陈岛守敌深感难以抗拒解放军的进击，在美国军舰的掩护下，裹挟岛上的１８０００余居民，仓皇逃遁。
至２月２６日，大陈岛、舟山列岛、披山岛、南麂山列岛等相继被解放军攻克，浙江省沿海蒋军占据岛屿，全部解放。在持续一个多月的渡海登陆作战过程中，作为作战部副部长的王尚荣，始终处于指挥中枢的位置，忙碌着战役的组织和指挥。他及时将前线的战事进展和变化，向军委和总参领导汇报；根据进展和变化，提出自己的建议，并将军委和总参的指示，传达给前线指挥部。
这是王尚荣到总参作战部后，第一次参与较大的战役指挥。作战前夕，部长张震奉调到军事学院学习，王尚荣随即被指定为代部长。实践证明，他果然如刘帅推荐所说的那样，完全胜任作战中心的指挥调度工作，因此，不久即被正式任命为部长。
毛泽东决定在金门、马祖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
军事行动具体方案的拟定会议在旃坛寺召开／王尚荣提出：
突然炮击，细水长流……海军保障输送４００００人的兵力实施登陆／
舟山群岛三军联合两栖作战演习的部队，始终留在演习地区待命／
蒋介石坐卧不安
王尚荣就任作战部部长的最初几年，局势处于比较安稳的状态。然而，到了１９５７年下半年，气氛渐趋紧张，在此后的三四年间，中国几乎年年都有一场引起世界注目的战事。
从１９５７年１１月至１９５８年３月的４个月间，蒋军飞机２０４批３８７架次，深入大陆进行袭扰，最深入点达石家庄。王尚荣及时将这一情况，向总参领导作了汇报。这一汇报随即被送到毛泽东那里，遂有了“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的批示。
军委和总参依照毛泽东的批示，着手防空力量的调整。王尚荣对空军和高炮部队的重新部署，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迅速为总参领导采纳。此后，防空部队取得了击落敌机４架，击伤１１架的战绩。
尽管如此，蒋军对大陆的窜扰并没有减弱，除了空中外，军舰和小股匪特在沿海的骚扰也趋于频繁。而且入夏以来，美国继向台湾提供“自由女神”飞弹、“狮子星座Ⅱ”导向飞弹后，又决定在台湾部署可携带核弹头的“斗牛士”导弹。与此同时，国民党在金门集结了６个步兵师，８个独立炮兵旅，５个高炮营，３个轻战车营，计９．６万人；在马祖一带集结了４万人。
中国军民对蒋军和美国的一系列行径反应强烈，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严惩蒋军。毛泽东在深思之后，决定在金门一带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一方面回击蒋军的袭扰，一方面向美昭示中国人民不会对他国插手台湾事务坐视不管的严正立场。
毛泽东战略决心已下，７月１４日，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粟裕，在北京旃坛寺召开作战会议，制定在金、马一带的军事行动具体方案。会议主要研讨了炮击金门及海、空军配合的问题，但并没有将在金、马一带的军事行动限制在炮击上。
６天后，总参召集海军、空军、炮兵及有关部门负责人，详细研究作战部署、火力配置、各个军种间配合、各指挥机构的设置、后勤保障、通讯联络、作战费用预算等一系列细节问题。
会议议定：驻华北的３个加农炮团做好入闽作战准备；由空军司令刘亚楼上将签发空军入闽作战命令，由聂凤智中将负责组建福州军区空军指挥部；由东海舰队副司令彭德清负责组建舰队前方指挥所，指挥战区除海军航空兵外所有海军部队。
作为指挥中枢机构的负责人，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做了较长的发言。他提出：炮兵方面，对敌方地面目标的射击，应采取突然炮击、细水长流的方式，成立福州基地。海军方面，需再增加两个快艇大队到作战地区；要使用潜艇，担任海上救护任务；准备用杜２飞机在海上布雷。战区的海军已经可以保障输送４万人的兵力实施登陆。空军方面，通讯联络和指挥中心，在福州或晋江都可以，并迅速在连城修筑雷达阵地。
在谈完空军一些师、团的调动后，王尚荣说到了登陆作战。他认为可以考虑先拿下大担、二担，第二步再对金门实施登陆作战。为便于登陆作战，可以考虑调一个工兵团。
最后，王尚荣对各类炮所需炮弹的基数，各类轻武器所需弹药的基数，所需费用做了一番估算。他的建议和设想，在商议中，得到与会者的赞同。
会议结束后，王尚荣又向总参谋长粟裕交换了他对于金、马地区作战的一些想法和应注意事项等的看法和建议。
王尚荣认为：蒋军不会轻易放弃金门、马祖，因为撤离后，再想重新夺取将非常困难。所以单靠打一阵炮，是吓不走蒋军的。我军如果压迫得不很厉害，行动不积极，蒋军自动撤退的可能性极小。美蒋互相利用，又互相制约，蒋军坚守金、马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我军决意攻取金、马，最少需要一年的准备时间，要马上着手研究渡海、登陆、攻坚战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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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尚荣：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参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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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决定在金、马作战，就必须显示出力量。显示炮兵的威力射击时间不要很长，几分钟就够了。开始普遍开花，然后集中射击，再零星射击，集中摧毁小金门。在作战中要全力满足弹药、油料的消耗，但也要向指战员交代清自己的家底。
王尚荣还建议在作战的过程中，各个兵种的指战员应该轮换到前线，以进行实战的锻炼。粟裕对王尚荣的这些看法和建议，均表示同意。
围绕金、马作战，从总参各部的会议及军方一些高级将领的交谈看，金、马地区的作战仅限于炮击的意图，在最初是不明确的。而且就在毛泽东下决心前一个月，人民解放军刚刚在舟山群岛，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三军联合两栖作战演习，训练岛屿争夺战战术。特别容易引起人们猜度的是参加演习的部队，在演习完毕后，一直未得到返回原驻地归还建制的命令，而是驻扎在演习地区待命。
据说，蒋介石在获悉这一情报后，紧张得坐卧不安，猜想中共可能在海峡地区会有军事动作。我军高级将领，在得知毛泽东决心在金、马一带对蒋军作战后，自然要考虑到登陆作战的问题，并积极进行登陆作战准备。
军委旃坛寺作战会议后，王尚荣奉命电话通知福州军区政委叶飞上将，由他担任前线总指挥，迅速完成炮击准备，于７月２５日向金门实施炮击。
然而由于天气恶劣，延误了参战部队的调集和部署；同时取得作战区域的制空权，也还需要一些时日；加之美、英出兵中东，毛泽东决定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再做一段观察，因而炮击未能如期实施。
在等待炮击命令的这段时间里，中央和军委对炮击的重点、炮击的强度、炮击的时机等，进行了几次调整。北京指挥中心同福建前线指挥部之间，电话往来频繁。当空军调入福建后，随即与蒋军展开激烈的制空权争夺。
７月下旬，解放军空军的两个师进驻连城、汕头机场，并立即升空在福建和海峡地区巡航。毛泽东、彭德怀得知两个师的调动，要王尚荣转告福建前指：“我空军到达福建后，如敌机对福州、厦门及其机场进行轰炸时，我空军则对金门、马祖进行轰炸；如敌对我杭州、上海进行轰炸时，我空军则对台北进行轰炸。”
在此期间，毛泽东和彭德怀一度将炮击时间的决定权，下放给福建前指。他们告诉王尚荣：最近敌由台湾到金门、马祖的两个师换防，炮击选在换防时最佳，２６日下午、２７日早晨均可，由前指自己掌握。打击目标主要是海上换防的舰艇和陆上目标，包括金门、马祖。
王尚荣在接到毛泽东、彭德怀的这番指示后，立即与在前指的叶飞通了电话，转告了毛、彭的指示，然后要求前指在炮击前，通告一下作战部，以便作战部掌握情况，但无须再请示批准。并告第一次打击可发射炮弹１５０００至２００００发。叶飞回答说：“都清楚了，遵照执行。”
随后王尚荣又将毛、彭的指示通报了南京军区参谋长张爱萍、广州军区副参谋长李福泽、总后军械部副部长封永顺，并要封做好向前线运输炮弹的计划，确保炮击所需。
然而在２７日，毛泽东致信彭德怀和即将接替粟裕任总参谋长的黄克诚，认为“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彭、黄在阅信后，遵毛泽东所嘱，由王尚荣转给叶飞。
８月以后，海峡上空的空战持续了半个月左右，解放军空军以损失２０余架的代价，取得击毁蒋军飞机３６架的战绩，使作战区域上空，完全在我军控制之下。
８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认为炮击可以近期进行，遂让王尚荣通知叶飞速赴北戴河。
叶飞到北戴河毛泽东住处，即向毛泽东汇报了前线准备的情况、炮击的部署。叶向毛汇报时，当时在场的人有彭德怀、林彪、王尚荣。他们把地图摊在地毯上，一边指点，一边谈论着。这时，毛泽东突然问叶飞：大规模的炮击会不会打死蒋军中的美国人？叶飞说：会的。毛泽东问：能否设法避免？叶飞回答得很干脆：不能。因为，当时蒋军营级即配有美国顾问。毛泽东感到此事需要再做斟酌。
这天晚上，王尚荣给叶飞送去了一张条子。条子是林彪写给毛泽东的，内容是主席很关注如何避免打美国人的问题，是否可以通过王炳南对美稍加暗示，当时王炳南正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
当时所有看到林彪的条子的人，都认为林彪的建议与力求在突然的炮击中给蒋军予重创的作战意图背道而驰，因为向美国透风，无异于直接告诉蒋方。叶飞看了条子也感到吃惊，忙问王尚荣：“主席让你把条子给我看时，有没有交待什么，是不是要我表态？”王尚荣说：“主席只要我拿给你看，没说什么。”
第二天，毛泽东拍板按原定的突然炮击计划打，时间定在８月２３日１７点３０分，没有采纳林彪的建议。
王尚荣立即通过电话，将中央的决定告诉在福建前指代叶飞指挥的福州军区副司令张翼翔：２３日１７点３０分炮击按计划实施，具体时间最后由总参作战部传中央军委命令。炮击目标，首要任务是打掉蒋军雷达。第一次炮击，海岸炮０．４个基数，其他炮队５个基数，预计２５０００发。
然而，当晚１０点４０分，彭德怀告诉王尚荣：“领海线内容有些条款写得不够清楚，需推迟两天公布，这与炮击金门无关。”王尚荣马上追问了一句：“那炮击的时间是不是还按原计划在１７点３０分开始？”
耿介直爽的彭德怀说：“这个问题不是已经决定了吗，怎么还问？”王尚荣认真地说：“不问怎么行呢？原先的大方针是先对外公布领海线，然后再炮击么！”一板一眼是王尚荣的一贯作风，他曾反复告诫作战部的干部，“一字之差、一地之差，都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所以面对彭总，他依然如此较真。
彭德怀说：“炮击时间不变。使用炮弹数１００００至１５０００，也可以少于１００００发，不要机械规定死了。”和彭总谈完话，王尚荣随即将谈话内容转告了叶飞。叶飞告诉他：“毛主席开始考虑先打几百发，由小而大。我向毛主席说明了先给敌人一个突然袭击，最好由大而小。毛主席同意了，先打１００００发。领海线问题我已知道，先打后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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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尚荣：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参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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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２３日，是实施炮击的日子。这一天，中央指挥中心分外忙碌。
一大早，王尚荣就接到前指张翼翔副司令的电话，说部队一切准备就绪，只待命令一下，就可执行任务。王尚荣将昨晚和彭总的谈话告诉了张：“领海线推迟几天公布，但与打炮无关，炮击按计划进行。中央军委无新指示的话，今天１７点３０分进行炮击，我们不再通知。如中央军委有新的指示，再告诉你们。”
王尚荣交代说：“彭总还嘱咐：炮击时要抓一定的目标打，不要乱打，以免效果不大，造成浪费，敌人还会笑话我们。第一次炮击打１００００或１５０００，由你们掌握。对水面目标主要打舰艇，好好地打他几只，对地面也要打其主要目标。”
关于作战事项，王尚荣布置说：“要充分准备对付敌人的还击，要组织好人员疏散；敌人还击时，我们要压制他。要注意防空。我炮击后，敌人可能对鹰厦路、福州等进行轰炸。”
刚刚放下张翼翔的电话，福州军区石一辰副参谋长的电话又到了。石说：“前指刚收到叶飞政委的三点指示：１．不打地面目标，只打水面船只，使用炮弹三五千或６０００发；２．打地面时，不打其指挥机构；３．不打美国军舰及岛上的美国人。”
王尚荣回答说：“当前对敌斗争的总原则是直接打蒋，间接打美。炮击是否如此，一切按中央军委的指示执行。如中央军委有新的指示，我们会立即转告你们。”
１０点３５分，彭德怀办公室的郑文翰秘书，向王尚荣传达了彭总的新指示：“１．小打，主要打敌之舰艇，待敌还击时，再大打；２．暂时还不打，看几天，待敌大批船只来后再打；３．把金门、马祖保留下来，二年内不考虑这个问题。”王尚荣对郑文翰说：“炮击还有待中央军委的最后一道命令，有了决定望马上告诉我们，前面没有命令是不敢行动的。”
显然，炮击的时间，炮击的目标，此刻又出现了可能变化的迹象。而且也是在此刻，作战仅限于炮击，不在此之后实施金门、马祖登陆作战的意向，才正式明确下来。
王尚荣对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说：“昨天在作战会议上，针对炮兵阵地还准备得不够好的说法，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插话，炮兵阵地还没有准备好？如果推迟炮击时间，炮兵阵地能准备成什么样？难道还能修筑成钢筋水泥的？！”
雷英夫说：“刚才开了个会，叶飞又提出三点。彭总认为还是应该按原计划，打２万发，打了以后炮兵再疏散一下。假如发现岛上敌人撤退，我们就不打，让他撤走算了。对福建前指的电报，彭总的批示是：打否请主席定。”
王尚荣说：“由此看来，第二步的问题等一下再研究算了。”雷英夫说：“是啊，第一步打不打还没有确定呢。”
１４点４０分，石一辰从福州报告：料罗湾现有蒋军舰“中字号”、“美字号”各一艘。今天炮击的话，作用可能不大，因为目标太小。王尚荣再次告诉他：炮击要等毛主席批准后实施，但一切按原定计划准备。
１５点３０分，彭总办公室又来电话了：“彭总午后在福建前指的电报上批示：‘我同意按福建前指意见，按时炮击。估计美军不会参加。’毛主席在１５点看了彭总的意见，说：‘同意。’然后转给了周恩来总理。我们已经将毛主席的指示转告黄（克诚）老，黄老也认为可以。现叶飞已将毛主席、彭总的指示，通知了厦门的前指。”
王尚荣听后，再次给福建前指打电话，向张翼翔重复了毛主席、彭德怀的指示。这也就是说，在炮击实施的前两小时左右，才最后确定下来炮击时间在１７点３０分，重点目标是敌指挥机、．炮兵阵地、雷达阵地、料罗湾的敌舰。
１７点３０分，面对金门的３０公里海岸线上，排炮齐发。１８点１６分，石一辰向王尚荣报告第一次炮击的情况：已进行了两次火力急袭，大、小金门笼罩在一片烟雾之中。据我方观察，射击较准，“中字号”舰中弹５发。从敌方获悉，我炮打得很准，都打在金门防卫司令部和师部附近，“灯（雷达代号）”已被打坏。
午夜零点５５分，福建前指张翼翔向作战部值班室报告一天战况：从敌方获悉，大担、二担蒋军伤亡７０人；小金门敌伤亡惨重，但具体数字不详；大金门敌军一片混乱，伤亡数字目前尚不清楚；美顾问团２０余人下落不明。我一线炮兵已撤下１０多个营，还留在阵地的有２０多个营，总伤亡１０人，都是原阵地上的炮兵。现在，海军的快艇正在准备截击载国民党“国防部长”俞大维的军舰；空军也做好了出战的准备。
王尚荣当即同意使用快艇出击，并告以不要太被动，对有利的目标可以主动地打。
后又从敌方获悉：俞大维带领作战助理次长华金祥、军医局局长杨文达、总政治部监察署长汪贯一等，２３日刚刚到金门视察。当晚６点３０分，金门防卫司令胡琏在翠谷水上餐厅设晚宴，招待美国顾问。因胡琏、俞大维和美国顾问到场晚，故侥幸躲过了炮击。而早些到场的金门空军副司令章杰、海军副司令赵家骧当场毙命；金门防卫副司令吉星文伤重殒命；参谋长刘明奎也受重伤。
也是根据敌方的消息：在解放军开炮七八分钟内，金门的通讯联络就被打断，雷达全部被摧毁。可见第一次炮击是十分成功的。然而，谁也没有料想到，此次炮战一打竟持续了２１年。
解放军车队在拉萨以南遭伏击，伤亡５９人／
毛泽东说：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
王尚荣嘱咐作战部队：尽量用轻武器，少用炮，不得毁坏庙宇
当历史即将翻过１９５８年这一页，中国西南边陲的西藏，由于原地方政府和农奴主中一些反动上层分子的煽惑和外国敌对势力的暗助，一些地区的小股叛乱武装得以膨胀，叛匪们变本加厉地烧杀抢掠，袭击入藏的解放军和汉族干部，时局日趋严峻。
１２月１８日，叛匪在拉萨以南不足１００公里的贡噶，伏击解放军车队，杀死解放军官兵３７人，杀伤２２人。第二天，叛匪又在贡噶以东不到４０公里的扎囊，袭击解放军值勤小份队，杀害解放军副团长殷春和及官兵３６人，杀伤１３人。１９５９年１月，叛匪围攻在昌都西南约２００公里的扎木（现波密）县委，造成汉、藏干部及其家属的重大流血牺牲。
与此相呼应，青海、四川等地藏区的叛乱武装也逐渐会聚，并向拉萨移动。各种武器和装备，以及鼓吹叛乱的活跃分子，源源潜入拉萨。旧藏军的主力，也陆续进入拉萨。仇视汉人和中央政权的阴霾，渐渐在拉萨上空弥漫。
这些情况材料，很快就反应到了北京，摆在中央决策层领袖们的办公桌上。毛泽东认为西藏的动荡，尽在预料和控制之中，叛乱者越是穷凶极恶地暴露其面目，则越为将来的平叛和实施改革，提供充足的理由。
然而毛泽东并未对叛乱集团掉以轻心，１月２２日，他在一份文件上批道：“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他已经预见到“西藏地区……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毛泽东的这份批示立即被送给刘少奇、邓小平、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一直负责着西南地区平叛作战的组织、协调和指挥的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得知这一批示，感到毛泽东的预见，和他们这些始终处于作战第一线的军人的感觉，是那样的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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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尚荣：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参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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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１９５６年，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根据西南地区叛乱的区域性、作战的特点，分别组建了三个作战指挥部：以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为首的指挥部，简称“黄指”；以陆军５４军军长丁盛为首的指挥部，简称“丁指”；以驻藏的４个师和独立团，以及后来入藏部队联合组成的“西藏军区指挥部”。
虽说各指挥部划分了各自治的作战区域，但由总部负责指挥和协调。例如在边缘地区或接合部的协同作战，空军的支援，后勤的保障等等。王尚荣即被委以指挥和协调的重任。
在与叛乱武装作战时，处于指挥中枢的王尚荣，根据作战涉及民族问题的特点，严格遵循中央“以政治争取为主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方针。它在指令空军执行轰炸任务时，多次强调投弹尽量投在叛军阵地的边缘、无人的地方，主要起威慑作用。他还总在战前，反复嘱咐作战部队，尽量是用轻武器，少用重炮，不得毁坏寺庙。
至１９５９年初，平叛部队共歼敌２０余万，大部分地区的叛乱得到平息。但由于西藏地区的特殊情况，叛乱反而呈蔓延势头。鉴于这种情形，王尚荣在总参党委扩大会议谈到平叛作战问题时，强调西藏应该成为关注重点，提出了西藏地区总有一天是要进行决战的见解。
拉萨的叛乱者们，杀死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官员
帕巴拉?索朗降措；打伤了西藏军区副司令桑颇?才旺仁增／
拉萨平叛后，叛乱武装在山南地区建起新的大本营
就在中央密切注视西藏的情况变幻之际，３月１０日，在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挑唆下，有２０００多人聚集到十四世达赖居住的罗布卡闹事。当后来成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帕巴拉?格列朗杰的哥哥帕巴拉?索朗降措来到这里时，闹事的暴徒用乱刀，砍杀了这位反对叛乱、积极同中央政府合作的新疆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官员，然后马尾拖尸沿街示众，威胁心向中央政府的藏民。
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曾路过闹市地点，他刚走下汽车，就被暴徒们打倒在地，若不是警卫人员迅速把他救上车，他也将惨遭毒手。在此以后，闹事的人以武力控制了罗布林卡和附近的药王山制高点，在大喇嘛绒朗色、宗教官土登降秋、原噶厦政府三噶伦之一索康、主管财政官员夏格巴等煽动下，闹事者们高呼“西藏独立”、“汉人滚出去”等口号游行。以拉萨为中心的全面武装叛乱，由此开始。
３月１９日夜间，叛匪们继１６日夺取通往拉萨的青藏公路控制权后，向解放军驻藏部队，发起全面攻击。然而也是１９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解救西藏地区人民的疾苦”，坚决平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策动的武装叛乱的决定。
中央作出决定后，王尚荣立即发布作战命令，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第一政委张经武一接到命令，随即拟制出具体的作战计划。本着政治攻势在先的精神，西藏军区在２０日发出布告：
“查西藏地方政府与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分子，图谋叛乱，由来已久。长期以来，他们纠集和纵容叛匪，窜扰各地，破坏交通，劫掠商旅，奸淫烧杀，残害人民。中央本着宽大为怀的态度，一再责成西藏地方政府，严惩叛乱分子，维护社会治安。但是西藏地方政府，阳奉阴违，不但不负责平息叛乱，反而纵容支持，助长叛匪气焰。及至今年３月１０日，西藏多数噶伦与上层反动集团，更进一步与叛匪结成一体，劫持达赖喇嘛，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的１７条协议，公然背叛祖国……于３月１９日夜间向驻藏的人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本军奉命讨伐，平息叛乱。望全藏僧俗人民，积极协助本军讨平叛逆，不窝匪，不资敌，不给叛匪通风报信。对于叛乱分子，本军本着宽大政策，区别对待：凡脱离叛匪来归者，一律不咎既往；有立功表现者，给予奖励；对俘虏一律优待，不杀，不辱，不打，不搜腰包；对执迷不悟，坚决顽抗者，严惩不贷……”
３月２０日上午１０点整，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向驻藏部队发出命令：全面反击，坚决平息叛乱，彻底消灭叛军武装！战斗首先在拉萨市内记近郊展开。下午，叛军控制的拉萨药王山制高点，被解放军占领。晚２１点前，解放军攻入了叛乱总指挥部罗布林卡。到２２日清晨，盘踞在大昭寺的叛匪缴械投降，拉萨一带的战斗全部结束。
张国华随即向中央报告：西藏地方政府和反动上层集团在拉萨地区发动的武装叛乱，已被我军彻底粉碎平息。翌日，中央军委下令：由驻藏人民解放军解除藏军的武装。
拉萨平叛后，叛匪首领及溃败的叛军，逃往与印度、不丹接壤的山南地区，与在那里的叛乱武装会合。这一带山势险要、易守难攻，且有２４条道路通往国外。于是，叛乱集团在此建立起新的大本营。
为了不使叛乱武装有喘息之机，死灰复燃，王尚荣向平叛前线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新命令：“坚决、彻底、干净地肃清西藏境内所有的叛乱武装”；同时要求作战部队严格执行中央“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平叛后还须实施分区清剿，彻底肃清残余的叛乱分子，并开展群众工作，建立人民政权”。力争“平息一地，巩固一地”。
４月初，解放军渡过雅鲁藏布江，分兵四路直趋山南。叛军自知不敌，分散成数股活动。王尚荣根据这种情况，提出了在兵力使用和作战行动上必须机动灵活，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敌变我变，将集中与分散有机地结合，适时转换，以实现“一块一块地搞，一片一片地平息”的作战目标。
到１９５９年底，西藏境内山南、纳木湖、昌都几个主要地区的大股叛乱武装，基本被剿灭。
周恩来、陈毅召见昆明军区副司令员，了解逃入缅甸的国民党残军情况／
毛泽东在一份情报上批示：引起警惕，军委应派员去云南布置对策／
缅甸将国民党残军盘踞金三角的材料端到联合国的桌面上／
并不是所有的残军，都登上了开往台湾的飞机
当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叛乱武装的清剿接近尾声之际，一场人民解放军从未经历过的山地丛林战，又悄悄地在中缅边境孕育。
从１９５７年开始，缅甸边防军就几次明求或暗示，希望中国边防部队，在缅军对盘踞在缅甸境内金三角一带的国民党残军进攻时，进入缅甸境内给予协助。但这跨国界的军事行动，不是边防部队能予定夺的，只能等待双方最高决策层的决断。
１９６０年４月末，周恩来结束对缅甸、印度、尼泊尔的访问，继而赴柬埔寨、越南访问，在此之前，曾在昆明短暂停留。就在这停留期间，他和陈毅副总理，召见了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等，了解逃入缅甸的国民党残军的情况。
周恩来等此次了解逃入缅甸的国民党残军的情况，原因之一是在周恩来等访问缅甸期间，缅甸国会批准了刚刚签订的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缅关于两国边境问题的协定。依此协定两国将共同勘定边境，而勘界过程中有可能会遭受国民党残军骚扰。再者是早在１９５９年５月４日，毛泽东对一份关于蒋介石接见在缅国民党残军总指挥，令其准备窜扰云南的情报，做了“引起警惕，准备应付可能的叛乱”；“军委亦应派员去云南布置对策”的批示后，中央和军委便对盘踞缅甸金三角地区的国民党残军，更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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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尚荣：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参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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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国民党残军属原国民党第８军９３师２７８团、２３７师７０９团，是在人民解放军的打击下，于１９５０年３月逃入缅甸金三角地区的。这一地区重峦叠嶂，民居寥落，大部分处于原始森林的覆盖之下，缅甸军队几乎没有设防，这千余败兵便在此扎下脚跟。
缅甸军方发现了这支国民党军后，勒令其撤离缅甸国土。但这只走投无路的溃败之师，似乎除了盘踞金三角外，难觅立足之地。于是缅政府决定以武力驱赶国民党残军。可绝境求生的残军，竟顶住了万余缅军正规部队的攻击。
此情形传到台湾，蒋介石惊喜异常，中缅边界居然还有如此能打的国军。便立即召见原国民党第８军军长李弥，命他赴金三角统率旧部。李弥带去了一些部属，使该地区残军渐渐扩充到近２万人，占据了比台湾还大的地盘。
主权国家缅甸，难以容忍自己的国土被异国军队长期盘踞。１９５３年春季，缅方调集了８０００名剽悍骁勇的刻钦族将士，近４０００名用重金招募的国际军团印度兵，对金三角地区的国民党残军发起新一轮清剿，可作战又一次失利。
然而军事上的胜利，并没有使李弥在金三角站稳。缅甸政府将国民党残军侵犯缅甸主权的照片、文件、实物，以及新闻媒体的各种报道，统统搬到了联合国的台面上。世界为之震惊，纷纷谴责台湾当局和美国粗暴侵犯缅甸主权的行径。美、蒋迫于各国压力，决定将残军全部撤往台湾。
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１８日，美机开始运送残军赴台。大部分残军被运走了，但仍然有一部分残军潜留了下来。两年后，蒋介石再次想到利用中缅边境一带的残军，从云南进犯大陆，委派曾经担任过自己卫队副队长的原第８军副军长柳元麟，潜入缅北，搜罗残部。他苦心经营了两年，残军又扩充到３０００余人。
１９５９年，蒋介石召柳元麟到台湾，亲命他设法策应云南、西藏等地匪特暴乱，并告以将增加对残军的经费和补给的供应，使之巩固和扩充实力。柳返缅后积极部署，声称：“不仅缅敌找上门来要打，而且要打进云南，以击引暴，以暴致乱。”他还拟订了袭扰云南的“突击计划”。
我有关方面获取了这些情报，送报中央。毛泽东看后，批示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黄克诚，关注中缅边界，警惕国民党残军。
１９６０年春，台湾向缅北残军驻地空投了４００人的“特种部队”，柳元麟亦加紧了窜扰云南的准备，培训了２０００多名窜扰骨干。周恩来、陈毅正是在这个时候，于出访缅甸后逗留云南，要昆明军区介绍在缅甸境内的国民党残军情况的。显然，国民党残军的存在，不仅对缅甸如芒刺在背，中国亦感到是个必予割除的隐患。
缅甸代表说：周恩来总理把问题看透了／
王尚荣拟写了中缅边界勘界警卫作战报告：力争歼敌一两千人／
毛泽东的话很重：谁越过红线就杀谁的头
１９６０年６月２７日至７月５日，根据中缅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成立的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在缅甸首都仰光举行第一次会议，就对边界进行必要的勘察、竖立新界桩和修订、改立旧界桩等事宜，商讨具体细节，确定日程安排。委员会中方的首席代表是前驻缅甸大使姚仲明，代表之一总参作战部边防处处长成学俞，是王尚荣亲自委派的。
在谈到勘界的警卫问题时，姚仲明根据周恩来的授意指出：云南解放之际，国民党残部千余人窜逃缅甸，盘踞掸邦地区，声称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反攻大陆。他们不时骚扰中国边境，对缅甸居民更是胡作非为，还可能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破坏中缅勘界。为了保护勘界人员的安全，必须给他们予必要的打击。
缅方代表们听了姚仲明的这番话，非常受感动，说周总理把问题看透了，我们也对国民党残军干扰破坏勘界深感忧虑。此刻，中缅对携手打击缅方境内的国民党残军，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王尚荣在得到军委和总参领导的指示后，立即召集作战部连续开了几次紧急军事会议，并亲自执笔，以总参作战部的名义，拟写了中缅边界勘界警卫作战的报告。
它在报告中提出：需在与缅方达成协议后，对盘踞金三角地区的国民党残军，实施打击。这对确保安全勘界，巩固云南边防，具有重大意义。王尚荣认为：此次非常机密的爆发行动，必须充分做好各项准备，仔细侦察敌情、地形，制定周密作战方案，对部队进行反复训练合演习，加强干部配备，加强武器装备，凭借准确的情报和优势火力重创残军，力争歼敌一两千人。
１１月初，王尚荣派成学俞前往昆明，和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一起，同缅军代表举行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警卫问题专门小组会议。４日，他们联合签署了勘界警卫问题的协议。
协议规定：对盘踞在第４勘察队工作地段，对勘察、竖桩工作有威胁的国民党残军，由中缅双方部队共同负责加以补歼清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滇部队负责捕歼清除旧３０号界桩（孟遮以西）至６２号界桩（南腊河与澜沧江交汇点）地段附近的国民党残军。中方部队，为执行警卫作战任务，根据需要可进入缅甸境内２０公里。清楚残军的行动，双方应同一时间进行，暂定于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２０日左右。
协议签订后，昆明军区立即拟制了警卫作战方案，以三个战群２２个突击队，奔袭国民党残军的１６个据点。然后将此方案送中央军委、总参审议。
虽说这次只是对国民党几千残军的作战，但毕竟是第一次出境与邻国军队协同作战，而且是从未经历过的突击队山地丛林战。毛泽东、周恩来都对之十分关注，几位老帅、总参谋长罗瑞卿先后参加了作战方案的审议。王尚荣参与了审议的全部过程，亲耳聆听了周恩来及由周恩来转述的毛泽东的指示、几位老帅的意见，并将有关内容，一一传达给坐镇昆明的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
毛泽东、周恩来关注的重点，是出境作战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会不会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引起惊恐和不安？会不会以为中国借口打击国民党残军，炫耀武力？会不会给予国际上的反华势力诋毁中国的口实？因此力求将冲击强度压低，把２０公里的出击范围用红线标出，发给突击队。毛泽东的话分量相当重：谁越过红线就杀谁的头！
在作战方案审议过程中，中央军委和总参确定了国民党残军设在孟瓦、阵马、孟育、踏板卖的据点，为重点打击对象；还拟订了重点捕歼的６名敌军、师级军官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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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尚荣：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参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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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预定的作战方案，战斗应在１１月２２日打响。然而２０日，总参接到周恩来的指示，通知王尚荣，要他向秦基伟转告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看了最新材料后，产生的一些担忧。
王尚荣电话通知昆明军区：毛主席今晨看了昆明军区报送的材料，发现红线南侧的缅军兵力过于单薄，难于履行堵截配合作战的任务。要秦基伟赶快同负责与缅军联络勘界保卫的丁荣昌联系商议，在适当的场合，以妥善的方式，把我方的关注转告缅方。昆明军区毫不迟疑地将这一信息传达给缅军，缅军对中方的提醒表示感谢。
２１日晚２１点３０分，２２支突击队，迅速向残军的１６个据点移动。据侦察，总参要求重点捕歼的敌军、师级军官，有５名在红线附近，而周恩来“谁活捉柳元麟谁就可以当将军”一句玩笑中说的敌首柳元麟，却不在红线区域内。
秦基伟向昆明军区设在勐海的前线指挥部发出新的指示：“打响后，如敌逃跑，命令部队，马不停蹄，跟踪追击！”
按预定计划，战斗应该在２２日凌晨６点３０分打响，然而，这场对解放军来说十分新鲜的山地丛林战却没能全按计划行事。扑击的１６个据点，最早的４点５０分就接火了，最晚的７点５０分才交火。由于解放军的扑击实出残军意外，１６个扑击点，只有两个扑空。
最早打响的踏板卖据点，战绩最佳，全歼守敌，所谓云南人民反攻志愿军１军２师师长蒙宝业被击毙；５点４０分打响的曼俄乃，虽然据点扑空，但在追击中，击毙了敌４军５师师长李泰。但我军伤亡也较大。
残军不敢与解放军恋战，稍一接触就向密林深处溃逃，很快都退离到红线区域以外。解放军由于在红线内作战的命令很死，只好在红线处停止追击。秦基伟得到战报后，一面命令突击队在红线内清剿残军；一面向总参请求与缅方协商，同意我军越过红线追击敌４军主力。但中央的决定依然如故，攻击不得不在红线处终止。
直到１９６１年新春，缅甸军方才开始实施打击国民党残军的“湄公河战役”。缅军调集了９个营约１００００人，沿湄公河以西，由西南向东北推进。号称丛林游击战专家的柳元麟，决意以“引蛇出洞，将缅军诱入王南昆狭窄低洼地带伏击”方略，瓦解缅军的攻势，先佯装节节败退。
１９６１年１月２日至９日，周恩来、陈毅、罗瑞卿等率领４００人的庞大的代表团，在仰光参加缅甸联邦独立１３周年庆典时，听到的还是捷报频传。可是没过几天，缅军就落入柳元麟圈套，被国民党残军挤压在王南昆至芒林的狭长山道间。远程大炮难施威力，飞机的战术动作受到限制，缅军陷入孤立无援境地。
此时，周恩来、罗瑞卿等已经离开缅甸，只有陈毅还在继续访问。缅方向陈毅提出：请中国人民解放军越过红线，南下百余公里，协助缅军作战。１９日，缅方得到周恩来来自北京的回复：我们愿意参加这一联合作战的讨论。
在这同时，中央军委已经在商讨在缅甸的作战问题。军委副主席贺龙、聂荣臻元帅等聚集一堂。贺龙认为：我军在缅甸作战展开的过宽，兵力分散。聂荣臻认为：入缅作战的力量，从整体上看，显得单薄了些。军委常委罗荣桓提议：作战力量应当加强。然而在短期内，在中缅边界地区集结更多的兵力，是相当困难的。１９６１年，中国正处在中苏关系交恶、被逼还债，和三年自然灾害的重重困厄之中。
出席了军委作战会议的王尚荣，在会后向指挥出境作战的昆明军区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下一步作战问题比较大，必须把敌情、友军力量、我军力量、作战方针、作战方法、作战时间等问题研究透彻再说。
然而，缅军的求援之声越来越急迫。１月２１日下午，缅军方代表飞抵设在孟育的中国突击队指挥部，请中国人民解放军越过红线，攻击国民党残军的梦百了、江拉重要据点，打掉残军的３、５两军，以解救王南昆、芒林被困缅军。
缅方的要求迅速传往北京，总参随即就此进行研究。总参谋长罗瑞卿说：“我们在缅甸访问期间，缅甸向我们介绍的都是胜利的情况，现在几次三番催促我们参战，可见他们现在处境困难。我以为要去就快去，送人情要早送。如果缅方吃大亏，受蒋残军重创，就会对我方有意见。在国际上，缅甸方面不怕，我们怕什么？马上通知前边部队抓紧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