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瑞卿的意见报中央定夺的同时，王尚荣给昆明军区打电话传达了罗瑞卿的部署：按照缅方提供的情况准备，敌约４０００，我们使用８个营、２个便衣队。孟百了２个营２个便衣队，孟百了以西２个营，索永２个营，重点孟百了。
２２日凌晨３点，昆明军区接到作战部传达的罗瑞卿指示：“已经原则上同意配合缅军作战，但需要时间准备一下，我军尽量迅速出动。请缅军在芒林、王南昆咬住敌人，以待我军南下配合歼灭之。”
当天下午，周恩来批准了中国部队越过红线，解救缅军的作战计划。１５点，罗瑞卿要作战计划。１５点，罗瑞卿要作战部通知昆明军区。他还指示：孟百了以西２个营不去了，以免口张的过大。争取２５日打响。
王尚荣在打电话的同时，再次重申了作战纪律：一切行动一定要按双方协议的范围实施；力求不杀害居民；一定不要到老挝边境作战；抢、炮弹不能过湄公河，湄公河的汽艇不能打，靠岸的确系蒋残军的可以打。
自２５日开始的第二阶段作战，不如第一次顺利。因为纵深地段的地形不熟，容易迷失方位，原始山林阻滞了奔袭的速度，而残军则正相反。
经受了解放军第一次打击的残军，在逃出红线时，便制订了遇解放军攻击即逃，在逃中顽抗，以顽抗掩护逃脱，如果解放军穷追不舍，就退入老挝境内暂避的“保山计划”。因此，当国民党残军获悉解放军继续南下进击的情报后，便主动放弃了对王南昆缅军的围困，渡过湄公河，向老挝境内逃窜。柳元麟的总部，在此后被迫迁往台湾。
在两个阶段的作战中，解放军共歼敌７４０人，击毙敌师长２名，活捉敌副师长１名，捣毁了逃缅股国民党残军经营了１０多年的巢穴，协助缅甸方面解放了拥有３０多万人口、３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保障了勘界工作的顺利进行。
特别引起军方注意的是，这是解放军经历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山岳丛林突击战。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总参都非常重视对这次作战中的经验及教训的总结。１月２９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了有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叶剑英及王尚荣参加的会议，听取作战情况的汇报，并决定军委派工作组赴昆明，帮助总结此次作战的经验、教训。
２月刚过，一支总参副总长张爱萍牵头的工作组，奔赴云南。王尚荣带着极大的兴趣和关注，随工作组一同前往。不想刚到重庆，他就因心脏病突发，失去了对现代突击作战调研的机会。
１９６２年，军方感到多事而紧张的一年／
毛泽东说：恐怕又是“老大哥”搞了名堂吧／
发现这个会议的主题是批判罗瑞卿，并将其定性为反党分子时，
他感到分外的惊异
１９６２年，中国的财政经济形势终于又绽露好转的迹象。人们对国计民生的恢复和发展，又充满着期待。然而对肩负着守卫祖国疆土重任的人民解放军来说，这一年却是最多事、最紧张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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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尚荣：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参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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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北边疆，４、５月间由于苏联方面的策动和诱骗，新疆自治区的伊犁、塔城发生暴乱事件，阿尔泰、博尔塔拉、伊犁、塔城４个地区２２个县，有６７０００多边民，在围攻了当地党、政机关后，逃往苏联。此事件汇报到毛泽东那里后，毛泽东随即敏锐地指出：恐怕又是“老大哥”搞了名堂吧！
在东南沿海，台湾当局认为大陆正处于经济困难、人心不稳状态，是实施反攻的最佳时机，大肆叫嚣“光复大陆”，并积极准备在大陆东南沿海地区进行大规模军事进犯。
５月末，刘伯承担任组长的中央军委战略研究小组连续两天召开会议，研究东南沿海地区作战问题。战略研究小组连续两天召开会议。研究东南沿海地区作战问题。战略研究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尚荣，和所有与会者都得出如下共识：蒋介石一定会乘我经济困难之危，来搞我们，他认定此刻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东南沿海出现战事的可能性概率是最高的。
王尚荣对总参作战部工作的布置，也是依照这一思路进行的；主要抓东南沿海问题，加强战备是目前压倒一切的中心，其他工作能摆脱先摆脱。不久，他又得知了毛泽东同罗瑞卿的谈话。
毛泽东分析说：根据目前情况必须有所准备。准备好了，国民党军不来也没坏处。山东、浙江、福建、江西、广东整个地区都要准备。如果今年国民党来进攻，就不让他上来，这样对我们比较有利。南下的部队可以公开行动，就是要叫蒋介石知道，目的是破坏他的进攻，推迟其行动。
在毛泽东谈话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随即又分别开会研究对蒋作战事宜。中央的会议决定由邓小平负责军工生产，李先念负责粮食准备。在总参的会议上，王尚荣提议：作战部现在就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在近期拟订东南沿海地区作战的预备方案，主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迅速把制高点控制起来；如何坚守岛屿；加强情报工作；通报防空问题。５个战备值班的师要在６月２０日前到达前线，到达后立即进行训练，岛屿部队要加紧抗登陆演习。
从１９６３年到１９６５年，王尚荣是在指挥打击蒋军的东南沿海的小股武装窜扰、海上窜扰、空中窜扰，到各军区勘踏地形，研究拟制中越联合作战方案的紧张工作中度过的。
作为一个军人，作为一个始终担负着前线作战指挥和协调重任的首长，他似乎没有时间旁顾其他。所以，当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初，他被突然召去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发现这个会议的主题是批判罗瑞卿，并将其定性为反党分子时，他感到分外的惊异。
会后他私下对老战友说：“定罗瑞卿为反党分子，我实在想不通，罗瑞卿会有什么问题呢？还不是林彪向毛主席告状，说罗总长有意夺他的权。”然而，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半年多后，他自己竟也成为“阴谋夺权者”，被揪了出来。
林彪说：对王尚荣要斗倒斗臭，宁愿提个连长当作战部部长，
也不要这些人／“我说过林彪身体不好，怕见风，也怕见水……”
彭绍辉悄悄透露了毛泽东的批示
周恩来对王尚荣说：我没有保护好贺老总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日，总参外事局群众因对局长潘振武有意见，反对他作为毛泽东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的引见者。他们先向代总长杨成武、主管外事的副总长王新亭反映了意见，没有得到答复，就直接给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反映。徐向周恩来说既然群众反对，就先不要让潘振武引见了。
此讯传到总参，外事局的群众贴大字报庆贺，同时认为杨成武、王新亭包庇潘振武。作战部的群众随即也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外事局的群众。他们写好后，来到作战室，要在这里开会的领导们签名。王尚荣不同意。可群众非要领导们签，说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王尚荣等领导无奈，只得在大字报上签了名。
这种事在“文革”初期司空见惯，可林彪出于要打倒贺龙的目的，借所谓“八二五事件”大做文章。他亲自煽风说：贺龙是个“刀客”，“到处搞夺权”。说贺龙夺军委的权，策划兵变，要把“贺龙的问题端出来”。而王尚荣是贺龙的爱将、老部下，“八二五事件”是王尚荣在夺总参的权与贺龙遥相呼应。
林彪给“八二五事件”定性是“反党行为，反革命行为，他们想全军性地搞政变，这不是小事。因此对王尚荣要斗倒斗臭，要罢官。宁愿提个连长当（作战）部长，也不要这些人”。
就这样，王尚荣被关押了起来，遭受到残酷的刑讯。和他关押在一处的，军中将帅有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谭政、陈再道，党政领导有彭真、陆定一、林枫、李井泉、刘仁、万里、荣高棠。
当时，林彪集团给贺龙定下的主要罪状，就是策划军事政变。他们很希望通过逼迫王尚荣，得到想要的“证词”。整贺龙材料的人，一次次到关押王尚荣的地方，要他交代在贺龙家与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装甲兵司令许光达等策划兵变阴谋的情况。王尚荣说他从未在贺龙家和许光达单独见面；更没在贺龙家同时见到过廖、许两人。
材料组见从王尚荣这儿，实在抓不着什么用以陷害贺龙的证据，便要他交代如何吹捧贺龙，攻击、污蔑林副主席的。王尚荣说：“我对一些军区的负责人说过：林彪不在北京时，军委工作是由贺龙主持的。他照顾大局，接近群众，关心干部。”“我对个别同志说过林彪身体不好，怕见风，也怕见水。是听杨成武、肖华说后才知道的。”气得材料组的人一个劲儿地叫他“不许继续放毒！”
林彪叛逃、机毁人亡的“九一三事件”两年后，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参加军委会议的老同志时说：“看来对贺龙同志是搞错了。我要负责呢。”他提出还有一些案也要翻，“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贺龙的案要翻，这就使得因揪贺龙而遭陷害的王尚荣的平反出现了希望，可平反之事却迟迟没有下文。１９７４年７月末，由毛泽东介绍入党的独臂将军彭绍辉，悄悄告诉黄克，在周恩来的关心和过问下，毛泽东已亲自做了批示：杨成武、吕正操、余立金、王尚荣，一定要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而且要见报。
７月３１日，王尚荣同杨成武、吕正操、余立金在三座门，受到中央军委部分负责人的接见。接见的时候，叶剑英、邓小平等都到场了。作为主持者的王洪文，说了些无关痛痒的话。邓小平的讲话开诚布公，简短而明了，要大家正确对待。
时为军委常委的张春桥发言最长，他说关于贺龙，毛主席早有指示，因为工作忙，办得晚了。他还阴阳怪气地说这些将军们在“文革”中是有错误的，并点了吕正操的名。吕正操当即顶了一句：“做工作哪能没错误？过去工作有错误，今后让我工作，也还会有错误！”
在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前，中央政治局除了毛泽东外，所有政治局委员也同杨成武、吕正操、余立金、王尚荣见了面。
当周恩来与王尚荣握手时，王尚荣见周恩来面庞清癯，就问道：“总理身体好吗？”“还好，就是做过个小手术，”周恩来顿了顿又说：“我没有保护好贺老总。你的问题我都清楚。”接着，周恩来问道：“你的身体怎么样？”王尚荣硬挺了一下说：“我没问题。”
王尚荣终于走出了囹圄，但他的身心已经遭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头部和腰部留下无法痊愈的后遗症，睾丸被打得一个萎缩，一个水肿。但他认为参与迫害他的人，多数也是不明真相的受蒙蔽者，复出后没有对整过他的人做任何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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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尚荣：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参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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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１０月，叶剑英来到王尚荣家，在寒暄之后，告诉他中央军委决定要他出任副总参谋长，同时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之职的还有杨成武、胡炜、何正文。叶剑英嘱咐王尚荣要同杨成武等搞好团结。王尚荣说保证好好配合。
由于整整８年没有工作了，王尚荣急于将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复出任副总长兼作战部部长后，便天天听总参各部的情况汇报，听作战部介绍国际形势、战备工作、部队部署、编制和设防工程的情况汇报。
他的夫人黄克和跟随他２０多年的李秘书回忆说：“那些日子，他起床后皮带还没系好，就跑到院子里，问有要批的文件没有？只要听说有文件，就不处理完了不休息。我们为了让他的病体早些得到康复，当没有急需回复的文件时，就只好骗他说没有。”
当时中苏的关系还相当紧张，毛泽东鉴于美苏争霸的世界格局，感到有望改变“两个拳头打人”的局面。而美国为了与苏联争霸，也想打中国牌，向中国强调中苏的对抗，企图利用中国作为制约苏联的筹码。
兼任总参国际形势研究小组组长的王尚荣，通过组织讨论分析发现：从经济利益和战略部署看，美苏的争夺重点依然在欧洲。苏联的陆军师，６７％部署在欧洲，亚洲只占３３％；部署在中苏、中蒙边境在线的苏军不足其陆军师的四分之一；美国在海外的驻军为５８万，欧洲就占了３１万，而亚洲、太平洋和拉美广大地区才２７万。
他及时将这些研究的结论，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当基辛格在同毛泽东晤面，又强调苏联大兵压境对付中国时，毛泽东诙谐地说：你这个美国朋友不大可靠，敦刻尔克你们跑掉了。苏联的主要力量是对付你美国的，不是对付我毛泽东的。你不要拿苏联这张牌来吓唬中国。
１９７５年，美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向美国会提交１９７６年《国防报告》后，王尚荣随即组织小组研究，发现施莱辛格的报告，对美军事战略提出了新构想，与以前比较，有三点变化：
一是主张改变在欧洲以苏、在亚洲以中国为主要作战对象的战略格局，认为苏对美威胁，不仅在欧洲，亚洲也存在。批驳了“欧洲存在缓和”，“苏联在东方遇到了麻烦”的“西和东进”论。
二是美军需和盟国一起扼守一线战略地，不可能再像二战时那样，依赖盟国部队在一线为美国赢得宝贵时间。
三是准备同苏联打长期的常规大战，批判了基辛格的西方只有靠战术乃至战略核武器，才能抵御苏对欧洲的进攻的观点。
王尚荣等认为：基辛格侧重在中苏之间玩弄权术，在“五大力量”之间搞均势平衡；而施比较实际，主张增强美国自身力量，联合盟国，利用中苏分歧，会集三种力量，对抗苏联。他的许多观点，印证了毛泽东对美苏争霸重点在欧洲等一系列分析。
就在王尚荣不知疲倦地在军事岗位尽职尽责之际，他一向敬重的周恩来因癌症不治，于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逝世。在悼念周恩来的日子里，新华社发了一组周恩来生前的照片，这些照片均经邓颖超审阅过。其中有一幅“周恩来”身着军装、头戴军帽，左臂微弯，右手握笔在地图上标画着什么的照片。
端详着报纸，王尚荣怎么看照片中的“周恩来”，怎么像是自己１９５１年在军事学院拍的照片，这张照片后来被军事博物馆收藏。可在这种悲悯的时刻，怎么好去申明那张照片不是周恩来的，而是自己的呢？
过了一段时间，王尚荣突然接到了邓颖超的电话。邓颖超在电话中说，有人告诉她那张标地图照片中的人是王尚荣，因此想了解一下有关的情况。王尚荣这才告诉邓颖超，那张照片确实是自己的。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指出来呢？”邓颖超问道。“当时那样的气氛，我怎么好去指认这件事呢？”“那太对不起啦！照片是我审过的，那张照片上的你和总理太相像啦，结果让你这个大活人，当了一回逝去的人。”王尚荣连忙说：“没什么，没什么。”
新华社为了进一步证实照片中的人是王尚荣，还专门派了几个摄影记者，要王尚荣站在地图前，摆出同样的姿势，从各个角度拍照对比。王尚荣说：“别拍了，那就是我。”后来许多知情者出来作证，新华社做了更正，此事方了。
粉碎“四人帮”后，王尚荣在副总参谋长的岗位上又坚持工作了４年，终于因“文革”中受到较重的摧残，复出后又过于积劳，各种病患不断缠身，他不得不离开指挥岗位。
然而，党和国家没有忘记这位红军时代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都坚持在战争指挥部，功勋赫赫的将军。１９８８年，当他正式办理离休手续时，他的胸前，又增添了一枚一级红星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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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恒贵：中南海里的工程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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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恒贵：中南海里的工程师
毛泽东搬进中南海数年后，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决定拆除双清别墅 ／ 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住进中南海 ／ 毛泽东一直不同意在自己房间里加修卫生间
１９４９年３月，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及中共中央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河北建屏（今平山）县，迁往北平。进入北平以后，中共中央多数机关临时安置在西山一带的公园和旧庙里，房屋简陋，办公和生活用房远远不能适应展开工作的需要。
为了尽快解决中央机关和首长办公、生活用房，中央办公厅决定筹组修建办事处，专门负责这方面的工作。４月，由中央供给部副部长范离、供给处副处长彭则放带领一部分人员，组建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修建办事处。不久，中央军委总务处的许东，也带领着数十人参加到组建工作之中。
同年５月，中直修办处开始在万寿路办公。当时的中直修办处下设新市区工程处，经理处以及秘书、人事、审计、行政等直属科。当时北平的都市规划，曾有过将中央党政军中心安排在靠近旧城西郊的设想，把公主坟以西划为新市区。为建这个新市区，还成立了新市区工程处。处长是清华大学教授王明之，副处长是彭则放，经理处处长是许东。
开始的时候，新市区工程处受北平市建设局和中直修办处双重领导。建设局曹言行局长每星期二、四、六来处办公。为此还从社会上公开招收工程技术人员，这些人员的审定，均由曹言行负责。
直到了７月１日，中直修建办事处才正式宣告成立，当时还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徐特立还到会讲了话。中直修办处的主任是范离，顾问梁思成，中央办公厅有关部门也派人参加了中直修建办事处的领导管理工作。
中直修建办事处下设审计科，科长崔福长，工程师曹光柞、蔡荫华。负责审批中直各机关房屋修缮和家具购置工作。为加强领导，经中央办公厅批准，又成立了“中直各机关房屋修建管理委员会”，由范离主持，成员有中南海行政处、香山机要处、中央统战部、中央供给部、中央组织部、中直修办处等单位的几位科长毛维忠、许思忠、乔凤咏、郭青山、高应元、崔福长，以及马列学院的副秘书长刘元士。
当时中直修建办事处主要任务是：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修缮新接管的旧房屋，购置办公家具、交通工具及各种设施，同时为中央机关筹建新楼、礼堂和生活用房。仅在１９４９年内，就为中央机关修缮房屋近２万平方米。
在中直修建办事处成立初期，工作极为繁忙，当时立项的主要工程就有建筑新六所、中南海西楼书记处办公楼、玉泉山别墅、中央统战部办公楼、育英学校、中直保育院、北京医院门诊楼、中直礼堂及招待所、军委通讯部、中联部办公楼及宿舍等等。
工程多，任务重，就需要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专门技能的工匠，中直修建办事处遂从各地调集这些人员。因为中直修建办事处承担的工程，都是为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人修建的，因此参与这些工程的技术人员和工匠，就多了一重要求，在政治上可靠，因而也就多了一道审定工作。本文的主人公田恒贵，就是这个时候被调到中直修建办事处来的。
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和中共中央最高领导的办公居住处所，中南海里的中央机关办公用房，以及这些机关部分干部的住所的修建、改装、维护，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南海里的几乎每一幢建筑的原貌，几经改装的变迁，他都能如数家珍一般娓娓道来。
他无法忘记，因为那里面凝集了他的忠诚、智慧和辛劳，在付出忠诚、智慧、辛劳过程中发生的历历往事，以及这些往事所映衬出的新中国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襟怀情操。
最初，即便是中南海里的建造维修工程，
也都由从社会上雇用营造厂的员工进行／
从社会上雇的施工队在中南海施工过程中出了个重大事故
田恒贵说他当时在山东工学院的学业还没有完全结束，就于１９５１年春季，和后来担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后勤处处长的王爱深、后来任北京市房管局长的周洪臻和武馨英四位同学，一起来到了北京，进了中直修办处。他还记得他来中直修办处时的领导有范离、彭则放、郭青山。
中直修办处办公地点就在北京城西的万寿路一带，这里原来曾是傅作义的办公楼。田恒贵记得办公楼周围还有沟壕，他到中直修办处刚一个星期，就被分配到中南海工作，那里的工程队伍被称为第一施工所。
田恒贵的同学王爱深，被分配在第二施工所，工地就离中直修办处不远，重要任务是负责新六所的工程。所谓新六所就是六栋楼，中共中央的五位书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一人一栋，另外还有一栋服务楼。此刻的这一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楼都盖好了，只是道路、庭院、假山等没拾掇完。除了新六所外，第二施工所还负责附近的育英小学和部分中直机关办公住宿用房的修建。
第一施工所的工程绝大多数在中南海里面，也兼管紧靠在红墙外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住所，例如在任弼时去世后，成为中共中央第五位书记的陈云在中南海东墙外的住所，就是田恒贵到第一施工所后，带领工人去修缮的。
中共中央部分机关和党的领袖进入中南海以后，办公、公务、住宿用房，都是利用这里原有的旧殿堂、楼阁和房屋，这些都是年久失修的老建筑了，有的栉风沐雨百多年，属于危房了，要使用必须先加修葺。此外，可利用的旧建筑都利用上之后，办公、住宿用房仍然有些紧张；有些建筑只能凑合一时，不适宜长期使用，因此还要新兴建一些房屋。这些工程，有些也由第一施工所来完成。
在过去的战争年代，在刚刚进入北平以后，中央机关一直没有一支专门的房屋建造维修队伍。第一施工所组成以前，即便是中南海里的建造维修工程，也都是承包给社会上的营造厂或从营造厂雇用工匠来做。
但阶级斗争的弦马上就绷紧了，尤其是担负着警卫责任的部门，他们认为临时雇佣的人，很难一下全摸清他们的背景底细，给这他们与党的领袖和中央机关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总有几分潜在的威胁；而且施工的过程中以及施工后的质量也有些问题，还时不时发生一些扯皮的事情。
因此，中央负责行政工作的部门决定自己组织人员，成立自己的专门修理队伍。从有关资料上看到，中直修办处的人员除了像田恒贵等来自北方地区的人员外，还有从上海、广州等地调来的。
第一施工所在中南海内有些与修建相关的事情，通常要同中央办公厅的警卫处和行政处接洽请示，警卫处的处长是汪东兴，行政处的处长是伍云甫，伍云甫调走后是罗道让。与第一施工所打交道最频繁的，是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管理科科长毛维中。
从北京大学毕业的王权是第一施工所的负责人，他在北平解放前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成员。田恒贵说王权人很聪明，有活动能力。他开始在香山“劳大”搞基建，后来到了中南海。另外还有一位负责人，名叫李树森，是从革命老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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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恒贵：中南海里的工程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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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进中南海的时候，田恒贵并不知道在中南海里住的、办公的都是些什么人，他只被告知那里是中央机关。而且进了中直修办处就强调纪律，要注意保密，不该问的不问。以致他在进了中南海两个多月之际，还不知道毛泽东就住在这里。
他第一次听说自己就工作在毛泽东居住的地方，是这一年的５月，在东八所会议室召开的一个报告会上。在这个会上做报告的，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会议的主持者是当时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处长协理何明孝。
田家英做的报告的题目是“学习《为人民服务》”，是他本人学习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一文的心得体会。田家英说：作为革命干部，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他结合自己的实践强调：我们这些同志，都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很少有机会到下面直接为人民服务。然而直接为毛主席和党中央服务，实际上也就是间接的为人民服务，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田家英的这一课，给田恒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为自己能工作在毛泽东身边感到无上光荣。
田恒贵说：“我们刚到中直修办处，去山东调我们的郭青山就向我们介绍情况，说为什么这么急着自己组织队伍，因为前不久从社会上雇的施工队在中南海施工过程中出了事。”
当时郭青山讲得比较含糊，也没有指名道姓。进中南海以后，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罗道让，又对新来的人员进行教育，田恒贵才对那次事故有了清晰完整的了解。
此事发生在第一次政协会议筹备期间，会议筹备的主要负责人、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住在中南海里的纯一斋院落，周恩来有时也在那里办公。院落里的房屋年久失修，需要修葺，就从社会上雇来施工队。按规定每天收工时，施工人员要把现场清理整齐，把材料堆放好，排除可能造成伤害危险的隐患，或对危险地段做出明显警告标志。
负责检查现场的，是行政处的一位老同志，他文化程度不高，也不太清楚施工现场的清理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那天，施工队清理做得比较草率，老同志也未能发现隐患。
夜里，李维汉起来上厕所，从住所出来向院子西边的厕所走去，因为看不清楚，人也比较疲劳，在经过一个既没有认真遮盖、也没有做警示标志的水表井时，掉了进去摔断了腿。在他腿伤治疗期间，年长的林伯渠不得不更多地担负了筹备政协的工作。
田恒贵到第一施工所后负责的第一个工程，并不在中南海里面，而是在中南海东墙外的陈云住所。
陈云的住所曾经是李宗仁在北平时住的房子，当年有个代号叫１６１，现如今做了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幼儿园。那套房子因多年没修过了，房顶漏雨漏得厉害。因此必须进行大修，把房顶全拆了重新做。房子供暖的锅炉管道和暖气片，由于长年不用都坏了，也要全部更换新的。在小楼的后面，还新加盖了一间厨房。
因为是大修，房子里不能住人了，而且工期也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里结束，陈云夫妇就暂时住进了北京饭店。
联系修葺的事宜，是李树森跟田恒贵一起去的，和他们接洽的是陈云的秘书周太和。周秘书要田恒贵他们签署一份责任书，要求一个月完工。田恒贵觉得李树森是领导，就让他签名，但李树森说田恒贵是此工程的负责人，非要田恒贵来签。
签署了责任书又成为工程负责人的田恒贵，此时对陈云的寓所如何修建心里并没有谱。因为房屋的修建工程他此前从没有干过。他在山东工学院虽说学的是土木工程，实际上当时的学习广而不专。开了的课程有都市规划、道路桥梁、工程结构、水利工程等等。实习期间他干的是修筑战备公路，还建了一座公路桥。因为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后开始了抗美援朝，山东是战备重点地区，结果房屋建造的工程倒一点也没有接触过。
旧房顶揭掉后，要重新钉屋面板、铺油毡、换新的石板瓦，但田恒贵对石板瓦的铺装工艺根本不清楚。施工的人员多数是李树森从河北平山县革命老区招来的，这些人政治上比较可靠，有的还是中共党员。但他们来自农村，只盖过乡村的土平房，对城市的高级住宅见也没见过，更不用说做比较讲究的装修了。因此，田恒贵就到其他工地去看，了解石板瓦铺装过程，并向有经验的人请教，然后将新学到的方法教给自己带领的施工人员。
房内的装修多是要求比较高的技术活，例如重新换顶棚，房间内的四周做灰线，修木地板，做高级油漆墙面等等，这些也都是农村来的施工人员从没干过的活计。于是从中直修办处请来了有经验的老木工、老油漆工，带着农村来的施工人员，边学边干。另外，检修暖气锅炉、拆换暖气设备以及电工的活计，也都是由中直修办处调来的专业技工带着做的。
农村来的施工人员能吃苦，有学技术的渴望，又虚心肯学，所以较快地掌握了一些房屋装修技能。有这样一支能吃苦肯学习的施工队伍，陈云住所的修葺工程进行得还算顺利。田恒贵自己也因负责这一工程，学到了一些学校没有教授的东西，比如铺石板瓦，高级装修，又比如供暖设备的安装，房屋的水电设计安装等。
在施工的进程中，原先和田恒贵签署责任书的周秘书将管理房修的事务移交了，接手的是陈云在东北时期的老卫士长。他调来北京的时间稍晚一点，但他对陈云的生活非常了解。
周太和是政治秘书，对一些生活细节的事务不熟悉，所以他做修建计划起草责任书时，考虑得不够周到，一些必需的项目没有列入计划。在工程进行之中，卫士长时常来查看，结果总是来一次就发现一些遗漏问题，提出一些增补装修项目。今天增加这个，明天增加那个，弄得田恒贵很伤脑筋和为难。
因为工程的时间限制，是根据原先修建项目内容定的，现在新增出一些项目，工期势必要向后拖。另外新增加修建项目，还涉及到增加预算的问题，一些材料要现购买现准备，这些都不是田恒贵能拍板定的，要向上一级主管汇报请示。
老卫士长的态度很好，一再承认是他们开始考虑不周，但不把发现的遗漏问题补上，总嫌美中不足。田恒贵就找第一施工所的负责人王权商量，王权说：写一个书面的东西叫他们签字。结果增增补补，工期又拖了一个多星期。
快完工的时候，陈云夫人于若木在下班后来看了房子，她在修建后的房间里感觉不错，表示满意。她上了二楼，看了陈云办公住宿的房间。这些房间铺的是木地板，由于多年没养护了，特别显旧；再加上施工时搬运材料，有些磨损的印迹，表面更粗糙了。于若木见此，提出是否可以给地板打打蜡。
田恒贵知道陈云住所的修葺，是可以包含地板打蜡项目的，但原来的预算里没有加入这一项。因此他又将这项费用做了计算，室内加上走廊，打蜡的面积共２００多平方米，需要２００万旧币，合后来的人民币２００元。现如今２００元已不算什么事，可在当时就不能说是笔小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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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恒贵：中南海里的工程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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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夫人听说要花２００万旧币，考虑再三，最后决定不给住所里的地板打蜡了。田恒贵当时听了于若木的这个决定很感动，觉得首长们要求自己挺严格，什么事都与国家的利益挂钩，能为国家节约一点经费就节约。陈云家的地板，最后真的没有打蜡。
当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有一天，周秘书来到现场，对田恒贵说：“首长住在北京饭店，一天要花许多钱，而且老住在那儿也不方便。现在房间里已经可以住人了，首长要搬回来住。”
随后，陈云夫妇就住进了１６１。田恒贵还带着人员在院子里施工，因此每天都能见到陈云夫妇。就他的观察，陈云当时工作很忙，早上很早就走了，晚上很晚才回来。陈云的夫人于若木，每天上下班都是骑着自行车。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中央机关房屋修葺的任务竞相接踵，工人们都难得休息，晚上加班更是经常的事。陈云院子工程的最后结束，工人们从前一天一直干到了翌日凌晨２点多。田恒贵说在刚到中南海那两年，他就没有享受过休息日。
工程临完了，却差一点儿出个大事故。那天，一位老工人给小楼安房檐接雨水的白铁檐沟和水斗。因为修房时搭的架子已经都撤掉了，老工人就架一个竹梯子爬上去安装。梯子下面的地面是水泥的，挺滑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有一个人监护扶着梯子，但他也没找别人来扶，自己就往上爬。
当他爬到房檐边时，梯子突然向后滑落，幸好院子里有一棵槐树将梯子卡住了。在梯子下滑时他头朝下掉了下去，幸亏他会点武术，随即就用脚钩住了梯子，梯子卡住时，他的头离地面只有一尺多。要是没有树，他钩住梯子也没有用。
当时田恒贵正在旁边看小厨房里面的施工，听见哗的一声响，他赶紧跑到外面。只见那位老工人头朝下吊在梯子上，这情景让他后怕了许久。从那以后，田恒贵就懂得了施工一定要时时处处注意安全。
在中南海行政处来人验收工程时，又增加了一个小项目。陈云的大师傅提出，最好给厨房做一个碗橱，以便放碗筷和各种烹调用的作料。平山来的木工没有见过碗橱是什么样子，不知道怎么做，田恒贵就现给他们画了图，他们依照图赶做了出来。
进中南海第一施工所后的第一个工程，就这样还算顺利地结束了。
毛泽东一直不同意在自己房间里加修卫生间／
江青搬到颐年堂后面的含和堂暂住／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归来路过东北，曾去看望过林彪一家
被分配到第一施工所后，田恒贵就在中南海里有了办公和住宿的处所。进入中南海的东门内，往北一拐走不远有一排平房，共有３个房间，那就是第一施工所的管理人员们办公和住宿的处所。开始时，田恒贵等７个人占了两小间；另外一间是５位会计人员。从这里再往北，是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园林管理人员办公和住宿的处所，再往北就到了中南海东岸的花窖。
田恒贵刚进第一施工所的时候，工程很紧张，虽然没有什么太大的工程，但一个接一个，每个工程都很急。工人们那时都没有假期，田恒贵也没有星期日的概念，而且几乎每天晚上都加班。陈云住所修建工程是在凌晨两点多告竣的，此前，田恒贵带领着工人们连续工作了十六七个小时。
田恒贵回忆说：“我到中南海后的头一年，工作紧张，加班频繁，晚上还时不时开会学习。因此整整一年，我从没有半夜１２点钟以前睡过觉。好在我当时年轻，那一年我２２岁。”
也恰恰是因为中南海里的小工程一个接一个，任务一下来就非常着急这个特点，许多事情要经过中直修办处，经过向范离、郭青山等领导兜圈子报告审批就来不及了，所以与这些工程相关的事宜，就直接与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行政处议定处置了。例如有些临时出现的小工程，需要增调工人施工，需要购置材料，就与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行政处商定解决了。于是，田恒贵就有了两个领导，而且许多工程更多的是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行政处直接安排下达的。
田恒贵主持的第二个工程，就是给毛泽东和江青住的房间里加修卫生间。毛泽东和江青在菊香书屋院子里有各自的住房，但没有附设卫生间，盥洗、解手等生活问题解决起来都有些不方便。
毛泽东身边负责内卫的李银桥，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罗道让，都曾建议在住所内加修卫生间，但毛泽东一直没有同意。因而此次加修卫生间，是趁毛泽东离京到外地的机会进行施工的。
为了在施工期间不影响自己的休息作息，江青临时搬到了菊香书屋院外颐年堂后面的含和堂暂住。田恒贵带领工人利用晚上的时间施工。为了赶工期，他们天天夜里干，星期天也没有休息，连续干了一个多星期。这是他第一次进入毛泽东的住所做修建工程。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习惯了夜晚办公，白天休息，所以在他住宿办公的处所，白天不能有任何动静，以免打搅他休息。但当时毛泽东并不在北京，为什么还要夜里加班呢？田恒贵说当时好像有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在菊香书屋附近办公，白天工作时间不能打扰，所以只能在夜晚施工。
此次田恒贵他们在菊香书屋院子里，共修了两个卫生间，毛泽东、江青各自用各自的。毛泽东房间里的卫生间，是占用了他的北房后面走廊的一块。砌起了一个小间，修了上下水道，房内贴了瓷砖，安装了卫生洁具。因为这次给毛泽东做的卫生间，面积非常小，就没有装大一些的浴缸。后来在１９５６年，又重修了卫生间，把面积扩大了，并安装了大浴缸。洗手池边，第一次安装了活动的莲蓬喷头，就是软管连接的、可以用手拿着的，便于洗头的那种。
“这种活动的莲蓬喷头，是当时我们在北京能见到的最新型的产品了。据说还是从上海购买来的。”田恒贵对笔者说道。
做完了毛泽东菊香书屋的工程，田恒贵的下一个工程是给林彪在南草场的寓所进行修葺。那时林彪还没有正式调来北京工作，他住的南草场寓所，是个两进的院子，这个院子后来归属了中联部。
为林彪的住所进行修葺，是林彪当时的秘书夏桐找杨尚昆提出的。一来房子比较陈旧了；二来原有的格局也不适合首长一家带着工作班子办公居住的需求。杨尚昆同意了，田恒贵随即接到了带领工人们去改造维修的任务。
田恒贵说：“林彪的秘书夏桐是老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他在林彪身边工作的时间不算太长，后来他到大连的一个造船厂当了党委书记。夏桐人很好，待我们又和气又热情。”
夏桐告诉田恒贵，南草场院子内房屋原格局，没法安排工作人员办公和休息的用房。于是田恒贵对之做了重新规划设计，在院内一侧新盖了五间平房，作为工作人员办公和居住的用房，此外还建了一个车库，又对整个院子做了大修。
林彪在南草场寓所的格局变异和改造修葺，所使用的建筑材料还是比较多的。那时田恒贵他们施工所用的材料，如木料、砖瓦、水泥什么的，都是从中直修办处的仓库运送到中南海里。在南草场施工时，不少材料都是由施工人员用排子车从中南海那边拉过来的，所需数量较大的砖瓦、沙子、石子则是用马车运输，来来回回路途还挺远。
在南草场施工的时候，林彪、叶群都不在北京，好像是到外地修养去了。林彪的秘书夏桐留守，担起了与施工方面接洽联络的事务。田恒贵知道这里是林彪的寓所，还是秘书夏桐和他聊天中吐露的。
为了便于施工，南草场院子工程期间，田恒贵和工人们就都住在了院子里。林彪的秘书夏桐及警卫们，对施工人员的态度一直都很好，每周还安排工人们看一次电影。特别是夏桐对田恒贵很照顾，对有关施工的事很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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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恒贵：中南海里的工程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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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仁堂的第一次修建，为了赶会议期限很紧迫，因此当时的设计和建造未能做长远周密的推敲，施工上也来不及精雕细琢，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缺陷，必须再度进行改造和完善。于是就有了１９５２年的再建工程，将天井上加盖的应急礼堂，重新设计修建成高规格的、设施完善的大礼堂。
修建后大礼堂的舞台部分被加高和扩大了，礼堂的屋顶和地面也都做了大的修改，还新安装了通风设备。这次大修后不久，就在此召开了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在中国召开的大型国际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