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恒贵本人并没有参加怀仁堂第二次修建工程，他是因为领受了怀仁堂南边的西楼工程，天天从怀仁堂前经过，看到了整个修建的过程。在怀仁堂高规格大礼堂修建期间，中南海斜对着灵境胡同的西门也被推倒重建。笔者推测这两者应该是有关联的，因为进这个西门不远就是怀仁堂，礼堂修好后，会议或演出时从这里进出最为便捷。
中南海有两个西门，斜对着灵境胡同的这个在府右街中段偏南，另一个则临近府右街北口。栉沐百余年的风雨，两个西门已经相当破旧，看上去都显得逼仄。新的西门是由中央设计院设计的，比原先拓宽了，门两边的墙呈八字，比原来气派了许多。
这个西门新建后，田恒贵听说国务院那边也有人提出把临近府右街北口的西门也重新做一下，但周恩来总理不同意，他说修一门要花费多少多少担小米，而现在我们的国家还很不富裕。北边的西门至今还保持着原来的规模，因而在很长时间里被人们称作“小西门”。在那些年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而再再而三烙在田恒贵脑海里的记忆，就是事事处处都强调节约精神。
讲到这里，田恒贵自然联想到中南海的其他几个门。他说其他的几个门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都没有动什么土木。东面的东华门，只是在１９５４年重新粉刷油漆了一下，把破烂不堪的地方整修了一下。南门，即新华门，是到了１９５９年新中国十年大庆时，才重新刷了油漆，对之做比较大的修理，是６０年代以后的事了。
１９５３年，在中南海的东南角，开了一个小门，后来有人称之为“东便门”。１９５３年夏季，张耀祠奉命进中南海，新组建中央警卫团。在此之前，已经开始在中南海南边新兴建中央警卫团的团部和宿舍楼，当时为了施工用的土石木料进出方便，就在东南段墙上临时开了个临时的豁口。团部和宿舍施工结束时，大概是考虑到警卫团人员的进出和工作的需要，就没有将那个临时性的豁口依原样封堵上，而是修建了一个正式的永久性的小门。从此，中南海又多了一个门。
西楼仅供大区书记来京开会办公住宿，利用率太低／
两次在毛泽东院子里搞工程，都没能见到毛泽东
１９５２年田恒贵参加的、与怀仁堂同时进行的西楼工程，也是一项再完善性质的工程。因为西楼在１９５１年就竣工了。但在进住使用一年后，相继出现了许多问题，必须加以修缮和处理。
西楼工程是一个小建筑群，包括甲乙丙丁四座楼和一座小会议楼。其中甲楼是刘少奇办公及其全家住宿楼；乙楼是朱德办公及其家人住宿楼；丙楼和丁楼原本是准备用做中共各大区书记来京开会时办公住宿用楼。例如陈毅来京开会，就曾在丙楼住过。饶漱石刚到北京的时候，也曾在这里居住过。
后来因仅供大区书记来京开会时办公住宿，利用率太低，加之中南海内机关办公用房也比较紧张，这两栋楼遂改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和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办公用楼了。
丙楼和丁楼内地上铺的花砖，是中直修办处下属单位自己生产的，质量不太保证，做工也较粗糙，铺好后又没有好好养护，没等水泥干透就进入使用了，结果弄得许多花砖都松动了。此外暖气片的安装，暖气片罩的装饰等做得也不太好。田恒贵带着施工人员，将这些问题一一做了重新处理。
为了让刘少奇一家在１９５２年初搬入甲楼，田恒贵还配合甲楼的施工人员，承担了在甲楼装自动电梯的任务。当时负责电梯安装的是一位姓范的老工程师，他是从中直修办处派来的。田恒贵这是第一次接触装电梯，跟着范师傅新学了一门手艺。
刘少奇办公和居住的甲楼里的电梯，是中国上海生产制造的。范师傅在安装时，带着田恒贵到了楼顶上的电梯房，给他讲解了电梯的构成和各部件。在安装的过程中，他很注意向范师傅请教和学习，很快就掌握了相关的知识和技术。
西楼的工程结束后，田恒贵又接手主持了菊香书屋的走廊改造工程。在此次改造前，菊香书屋院子里的走廊是明廊，北房和南房之间有东西两个配廊连接，其中转角的部分走廊比较低矮，也没有封闭。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感到，与毛泽东高大身材相比，走廊就更显得低矮，虽然实际上碰不到毛泽东的头，但看着老让人生出要碰到毛泽东头的担心，让人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另外，毛泽东的卧室和工作的房间里面是不通的，要从外面的走廊走。然而毛泽东有时不穿外衣就从这边的房间去那边的房间，可在春暖之前、秋凉以后，只穿睡衣经过没有封闭的走廊，就容易被风吹到导致受凉。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早就提议把院子里的走廊重新拆修加高，并封闭起来。可是毛泽东一直不同意，经过反复解释劝说，毛泽东才不反对了。
田恒贵此次带着工人们来施工，依然是趁着毛泽东到外地视察的时候。他们把走廊加高了，并做成了封闭式的。“我两次在毛主席的院子搞工程，却没一次也没有和毛主席在他的院子里见面。”
新中国初期，递交国书仪式很隆重，也比较烦琐／
毛泽东接受国书发表答词时，都站在小台子上
毛泽东说我不能高人一头，我要和大家平等／
勤政殿顶子一直是旧的，又长久失修，一下大雨就会漏
听田恒贵的回忆，１９５３年好像是他分外忙碌的一年。
这一年，田恒贵接受了一个比较大的任务，就是勤政殿内部的大修。勤政殿就在毛泽东寓所菊香书屋的东边，是新中国政府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接受外国驻华大使递交国书的地方，有些国务会议也曾在这里召开。
在新中国政府成立初期，递交国书的仪式很隆重，也显得比较烦琐。外国大使来去时，都有仪仗队致敬、军乐队奏乐等仪式。毛泽东接受国书后，外国大使要致词，毛泽东还要致答辞。有时还有由中国的外交部长陪同外国大使一行人到主席办公室做简单谈话的安排，甚至还会安排外交部长陪同大使到勤政殿内会客室与同来的外国大使馆馆员共进酒点。因此，有时递交国书仪式会拖得比较长。
起初，有关勤政殿的工程是属于国务院管理局负责的，相关的重要事项周总理都亲自过问，具体负责的人是余心清，他是国务院管理局的局长，后来又任典礼局的局长。然而此时中南海里的区域已有了十分清晰的划分，区与区之间警卫也日益严格，勤政殿所在的南区域，同国务院办公的北区中间隔着几个区，从那边过来很不方便，要过好几道卡，所以这次大修的工程，就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这边承担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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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恒贵：中南海里的工程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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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改勤政殿大修的具体任务，还是由余心清亲自向田恒贵交代的。他说：原来勤政殿内大厅的地板是平的，然而在建国前，开第一次政协会议期间，在大厅靠里边正面装修了一个小台子，有两层台阶。这样，在毛泽东接受国书发表答词时，都站在小台子上，形成了居高临下的态势。
但是在这里接受了几次外国大使递交国书后，毛泽东认为总让他站在小台子上不好。他说我不能高人一头，我要和大家平等。田恒贵说：“余心清当时向我交代任务时，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关毛泽东的这段话。”
由于毛泽东发话了，因此勤政殿修改第一项内容就是要把大厅内的小台子拆掉，将地板重新取平，使进入到大厅里的人都处在同一个平面上。
第二项内容是对勤政殿内的柱子进行保护性装修，专门从上海还是苏州定做了云彩花纹的锦缎，用来包在维修后的柱子上。然后在柱子的四角做了护线。另外在大厅的墙壁上，也用云彩花纹的缎子做了装饰，还做了高级装修的护墙板。
为了使装修后的勤政殿内更加得体庄严肃穆，余心清还专门请了一些搞高级装修的专家，好像还请了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人，由他们绘制了一张装修草图。本来，在大厅后面壁上没有挂国旗，装修后放置了国旗，还做了国旗边框。在国旗的下方，做了一排雕花。大厅的顶子也绘上了图案，周围也做了花饰。
整个勤政殿大厅在维修装饰之后，焕然一新。勤政殿里面虽然只有一层，但北面大厅外立面约有１０多米，看上去比三层楼还高。因其高大，站在中南海北边的北海或景山上，都能看得到。
这次比较大的维修装饰之后，田恒贵还对勤政殿做过多次维修。因为勤政殿建筑南部大门厅和中大厅有百年左右的历史，顶子一直是旧的，又长久失修，故而一下大雨就会漏。北大厅虽然是后建的，但因为屋顶做的比较简陋，也会漏雨。漏雨后大厅内白色的贴顶和边墙上就可以看到有漏雨的水纹，滴下来地板地上也留下水印。
在举行高级别外事活动的庄严而隆重的地方，让人一眼就看到漏雨的痕迹，是很不应该的。因此每在大雨之后，田恒贵就会接到通知，去勤政殿检查。一旦发现了水纹水印，他们就得连夜搭架子，修补粉刷喷浆。
除了下雨后的检查外，有时还会在举办递交国书之类的外交仪式或活动前，上级临时通知田恒贵，对勤政殿进行检查。他说他记得起码有三次，是在举办活动的前一天，才通知他们去检查勤政殿。发现问题就得紧紧张张地赶修，不能耽误和影响第二天的活动。
由于多次出现漏雨的问题，主管部门曾计划过做整体大修，但核算下来花费比较大，上级没有同意；另外勤政殿距离毛泽东住的菊香书屋太近，不便于施工，因此整体大修的事始终没有定下来。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才对勤政殿做了彻底的翻修，这种时不时检查、赶修的情况终告结束。但经历过那番彻底翻修后，勤政殿也变得面目全非了。
安排苏加诺住中南海勤政殿，与当时大背景有关／
勤政殿里里外外的门都由一位姓赵的老同志管理／
勤政殿西侧走廊新摆放了一排摆放了文物的柜子／
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有关部门曾从海外购回了
许多流落在海外的珍贵文物
勤政殿是一座几进的大院落，除了比三层楼还高的主殿外，还有套院及一系列平房。中央办公厅的一些干部，以及外国的贵宾，都曾在勤政殿的院落里住过。例如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副处长李福坤、摄影科的科长侯波等的家，就曾经是这座院落里的住户。
田恒贵还记得警卫处的干部们的住房，在从南门进入勤政殿院落后向西一拐处，这排西房的东立面不是古建筑的装修，而是一门一窗的新式装修。外墙是抹的水泥面，做法和勤政殿院内东面的政事堂一样。
有一年下大雨，住在这里的部分干部反映家里的房子漏雨。田恒贵就带人过去检查，当时侯波家住的房子就漏了，他们随即做了维修。田恒贵说：“那时的风气真好啊，干部们出门去办公，连家里的门都不锁。警卫处的人陪着我们，就直接进到房间里去检查房子，也不用到单位去叫他们回来一起看。”
１９５４年，修建科又接到指示，对勤政殿的院落进行装修。田恒贵说：“到勤政殿会见中国领袖的外国首脑很多，但在这里面住过的只有两位，一位是１９５４年来华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一位是１９５６年来我国访问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伏罗希洛夫。”
但是笔者记得越南劳动党的主席胡志明，在新中国诞生后来中国也曾在勤政殿住过。那是毛泽东第一次到苏联访问后，与也在此期间访问苏联的胡志明一起回来，胡志明在华逗留了一段时间，就在中南海勤政殿下榻。
田恒贵也知道此事，他说因为胡志明与中国共产党有着非常亲近的关系，是“同志加兄弟”，所以他住进中南海，就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外宾，因此也没有为他的入住而对房屋专门做过装修。“他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相处很随便，就像有些文章里叙述的那样。例如他到毛泽东住的房间做客，毛泽东对他说你感觉热就把衣服都脱了。”
“那时好像有这样一个惯例，比较亲近的国家元首来访，要和所到国的元首住在一起。毛泽东住的是丰泽园，勤政殿就在丰泽园的东边隔壁，又同在中南海一个大园子里。因此把外国元首请到勤政殿住，成为一种特别亲近和友好的象征。”田恒贵又说。
１９５４年受命对勤政殿做维修改造，就是因为印度尼西亚的总统苏加诺来访被安排在这里下榻。当时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五国发起召开亚非会议，并酝酿将会址定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由亚洲和非洲国家自己举行的国际会议。中国对此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并决定由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安排苏加诺住中南海勤政殿，应该是与这一大背景有关。
那次装修，是按照高级贵宾的套房格局装修的，精修了卧室，会客室，装了护墙板，外面还贴了云缎。还在勤政殿东北角挤出了一间房子做厨房，因为要在这里单独起伙做饭。原来房间里有个卫生间，但是比较小，只有解手的地方，没有洗澡的地方，改建了一个大的卫生间，做得也很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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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恒贵：中南海里的工程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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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这么讲究的装修，主要是考虑苏加诺不是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也不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首脑，而属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因此他住所内的装潢，比起当时中国党和国家领袖住所内的装潢，就奢华多了。苏加诺访华期间，陈毅陪他到北海游览，登上白塔时陈毅指着勤政殿的殿顶，告诉苏加诺说：“那就是你住的地方。”
由于做维修工作，田恒贵多次去勤政殿，虽说每次去都是忙忙碌碌，围绕工程任务而无暇顾及其他，但进出次数多了，对勤政殿这个建筑群还是留下了比较多的记忆。勤政殿的正门在南面，大门是五开间的，和西边丰泽园的大门有相似之处，但略显得高大些。
当时看护勤政殿大门的，是一位姓赵的老同志，但他叫什么名字田恒贵从来没问过。他就住在大门旁边的房子里，田恒贵每次进入都要找他。田恒贵记得第一次去，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人带着他，找到老赵开了门。
进入外面的大门后，穿过中厅要走过第二道门，到后面的正厅还有第三道门。因为施工，施工的人员和材料多数时候都是从北面的大门进出，田恒贵就一次次找老赵来开门，由此知道勤政殿里里外外的门都由老赵管理。
勤政殿的中厅是古建筑的木构架，无吊顶。南北向比较长，之间的走道上铺着红地毯，走道两边有条案，上面陈列着工艺精湛的艺术品，其中一白一黑两件工艺品给他留下极深印象。白的是一只非常大的象牙雕刻。黑的是一块巨大的黑宝石，有一米多高，两吨多重，是新中国成立后辽宁抚顺煤矿开采出来的，当地称之为煤精。田恒贵说他是生平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宝石。
中央办公厅警卫处改为警卫局以后的一天，局五处的领导给田恒贵打电话，要他处办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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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克：给毛泽东当秘书兼英文“老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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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锟是个有名的贿选总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的结构重新整合，国际局势云谲波诡，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诞生在这大背景下。作为新生政权的领袖，毛泽东面临兵燹后国内百废待兴的艰巨使命。同时，他敏锐地感到，如若不能把握“乱云飞渡”的时局，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游刃有余，居于有利地位，新政权的巩固、战后的复兴都无从谈起。毛泽东感到需要一个懂英文的国际问题秘书。
几经物色，正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的林克被选中。１９５４年１０月，林克住进了静谷的一个四合院，住在一起的还有逄先知。
“庭院古老，一个人住在里面空荡荡的。”林克在回溯初入中南海的感觉时说道。当时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负责人田家英，就住在他隔壁的另一个四合院内。走出小院，毛泽东居所丰泽园的尖尖屋脊，尽在视野之内。后来因工作需要，他又搬进丰泽园，与毛泽东的寓所相邻，院内是个小花园，毛泽东经常在这里散步。
多少年来，毛泽东在林克的心目中，是中国人民谋求独立和解放的真理的象征。他最初是通过《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手抄本，在地下斗争的磨练中，来认识并追随这位革命导师的；后来又习惯于在记者工作中，通过人民解放军进京的入城式、开国大典，从如歌如潮的欢呼，从冉冉升起的国旗，从阅兵式庄严的敬礼，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平民乃至商贩扬眉吐气的笑靥里，来感受新中国缔造者的风采的。而如今，往昔远远眺望、目追神随的距离蓦然消失，自己一下走进陌生的、只在理念中熟悉的领袖的生活，不觉心潮起伏。
在见毛泽东之前，田家英先找到了林克。“你要有思想准备，要有决心坐冷板凳，要刻苦钻研，否则可能三五年内，在工作上帮不上主席的忙。”身兼毛泽东政治秘书的田家英，说出了自己多年的体会。林克由此而知毛泽东对秘书要求较高，不免对自己能否胜任生出一丝疑虑。但党交给的工作就要尽全力做好，是林克的信条。
担任秘书工作后与毛泽东的第一次接触，是在广州越秀山的游泳池畔。在此之前，林克作为记者曾在一次采访时到过香山双清别墅，在那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池水清清，树影婆娑，却无法拂去林克心中的忐忑。刚刚在池中舒展罢的毛泽东，情绪颇佳，微笑着让林克坐到身边的藤椅上，工作人员已为他们斟好了茶。
“什么地方人哟﹖好大年纪﹖”毛泽东乡音难改。
“籍贯江苏。２９岁。”未脱拘谨的林克，出语捷简而规范。
“口音不大像么。”
“是的，我小时候在保定读书。‘七七事变’后，举家迁往北平，后来上了燕京大学，读国际经济专业。”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毛泽东在南北游历中曾到过保定，并“沿着城墙走了一圈”。此时林克提到保定，立即引起毛泽东的谈兴，“保定很有名喽。你晓得那里有个莲花池吗﹖那是北洋军阀头子曹锟修的私人花园。”
触及到历史，毛泽东谈锋更健：“曹锟用５０００银元一张选票，收买了５００多名‘猪仔议员’，很下本钱哪。他是个很有名的贿选总统哩”曹锟贿选期间，毛泽东正置身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曾于报刊发表文章，抨击污秽的军阀政治。往事如烟，可毛泽东却能信手拈出与话题相关的一段。
说到此，毛泽东淡淡一笑。后来相处日久，林克发现，毛泽东每每论及古来的帝王将相、近代的军阀政客，间或淡淡一笑。而从这一笑中，却能体会出“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那样一种超卓于他们之上的雄浑气魄。
“我做过教书先生，现在要做学生，拜师喽！”／
“工作照”实际是“学习照”／
在沙皇的寝宫读英语／湖南腔的英语，“Ｎ”“Ｌ”不分
“你做我的老师，教教英语，好么﹖”毛泽东话锋一转，眉宇间透着诚恳。一番寒暄，一段生动风趣的旧闻，使林克恢复了平静自然。毛泽东接着说：“过去，我做过教书先生，现在要做学生，拜师喽。”言罢，抱了抱拳，无忌地大笑起来。
林克新接受的工作中，即有教主席英语一项。他从有关人员那儿得知，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自学过英语，但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学习从哪入手，尚无头绪。于是他建议说：“您看，是不是从学习一些短的政论文章开始﹖”毛泽东欣然同意。林克随即拿出一本事先准备好的英文版《人民中国》杂志。
从那天起，林克开始了给毛泽东当英语先生的生涯。可今天林克回顾这段往事，却深怀感慨：哪里是我这个当英语“先生”的生涯开始了，而是我接受一代伟人毛泽东的人格、学识等各方面熏陶的“学生”生涯开始了。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毛泽东学英语的兴致颇高，无论在京，或是在外地，他常能挤出时间学习，一般是个把小时，有时三四个小时，兴致高时，最多达七八个小时。甚至在出巡的火车、轮船、飞机上，这种学习也不间断。
有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后来被称作是毛泽东“飞机上的工作照”。郭沫若还为之赋诗一首，实际上并非毛泽东的工作照，而是毛泽东在飞机上学英语的照片。
“对此我记得十分清楚，”林克讲道，“那是１９５７年春，毛主席南下视察工作。从照片上看，桌面上有两只对放的茶杯，两份对摆的文件，显然应有两个人，那是我正与主席学英语。两份‘文件’是《人民日报》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英译本。当时侯波同志来跟我打招呼，说是要为主席摄影，我便闪到了一边。拍照的那一天，是３月１９日晨，从徐州飞往南京，我的日记上有记载。”
也是在那一年冬季，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会议。当时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毛泽东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的领袖会谈，并参与起草了共同宣言，毛泽东还做了多次讲话，并提出１５年超过英国的目标。在整个会议过程中，他都非常紧张繁忙。尽管如此，毛泽东的学习却始终未尝中辍，“每每在天色未明时，邀我到他的寝室——原俄国沙皇的寝宫去领读”。
那时，毛泽东已年逾花甲，他自谓学习英语“到处碰石头，很麻烦”。但他毅力非凡，表示“决心学习，至死方休”。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就是要通过学习，能够看英文的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
在林克珍藏的大量毛泽东手迹中，不乏这样的短函：
“林克同志，选集即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英译本，请即询问是否已经译好﹖如已译好，请即索取两本，一本给你，另一本交我。”
“莫斯科声明英文译本出版了没有﹖请你找两本来，我准备和你对读一遍。”
可见毛泽东对英语学习的执著。
林克还谈及毛泽东学英语的一些往事，听之觉得有趣，思之可感其独特的性格。毛泽东湖南乡音浓重，在湖南的方言中“Ｎ”“Ｌ”不分，因而在读英语时，常常出现把“ｎｉｇｈｔ”夜晚念成“ｌｉｇｈｔ”光、亮一类误读。每当此时，他就像个谦恭的学生，随着林克的领读，反复练习。他不像有些人学外语，念错几次，便羞得张不开口，他始终是爽爽朗朗地大声念，坦坦然然地大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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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克：给毛泽东当秘书兼英文“老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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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脱离开英语学习，先生与学生的关系就仿佛颠了个过儿。毛泽东要求他的秘书创造性地工作，从不硬性规定一、二、三，指示如何去做，不画任何框框。林克回忆说：他让我看材料选材料，不仅要求我能够分析，能够综合，能够一般地反映情况。他在谈话中总是不断地提出问题，商量问题，讨论问题，因此要求我能把看过的材料，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来分析，从战略上看问题，说出自己的看法。
要适应主席的这些要求，对我来说，难度相当大，必须非常努力地学习。于是，我又收到主席如下短笺
“林克：请找列宁《做什么﹖》、《四月提纲》１９１７年两文给我一阅。我这几天感冒未好，心绪不宁，尚不想读英文。你不感到寂寞吧﹖你可看点理论书。你需要学理论。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倒啖蔗，渐入佳境就好了。供参考。毛泽东８月４日”
《做什么﹖》今译《怎么办﹖》，是列宁写于１９０７年的一部著作。文中特别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林克：多日不见，有些寂寞吗﹖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略为偏重一点理论文章，逐步培养这一方面的兴趣，是我的希望。年纪大起来了，是下苦功学习的时候了，但以不损害健康为原则。请你找一部《六朝文挈》及其他六朝人各种文集给我为盼毛泽东１０月２日”
正是在毛泽东的敦促诱导影响下，林克阅读了大量马列经典著作，洞察分析事物的能力得到了锻炼，“这为我后来从事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研究，参与《２０００年的中国国际环境》、《世界经济与政治概论》编撰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林克印象极深的，是“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亲自主持的读书活动。５０年代后期，何以出现“大跃进”等灾难性的挫折，显然与毛泽东对形势分析过于乐观，急于过渡的主观倾向直接相关。但不容否认的是，一些地方和基层领导的马列主义及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知识匮乏，以浮夸和作假迷乱了毛泽东的视听，亦是他在大政方针的决断上出现偏颇的重要因素。
毛泽东对此有所察觉，所以尽管庐山会议以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悲剧结束也许这一结局非其初衷，但从那以后，毛泽东一再强调学习形式逻辑、学习马列著作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１９５９年仲秋，毛泽东要求党的各级干部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半年内读完。１２月９日下午５点，毛泽东便带头实施由他制定的读书计划。读书活动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应邀参加的有邓力群、田家英、胡绳和陈伯达。
“读书活动的整个过程，我都参加了，总共学习了近３０次，１９６０年２月９日在广州结束。主要是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每次读十余页，并联系我国经济建设的实际，边读边讨论。”
“每逢这类小规模的座谈，毛主席总是特别幽默健谈，纵横捭阉，甚至屡从文学作品中拎出生动的事例和语言，寓庄于谐。在谈到我国的土地所有权转换及农民的恋土心理时，主席说：我国很早以前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也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
“在谈及家长制的兴衰时，主席又一次举了《红楼梦》的例子。‘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有各人的打算。”
戴高乐出将入相，毛泽东力排众议／
“三个世界”观点的雏形／
给孩子讲过“梁鸿不因人热”，“那时他们太小，没有印象。”
由于林克最初担任毛泽东的国际问题秘书，因而对毛泽东在处理国际事务过程中，显示出来的敏锐洞察力、深邃战略目光、超乎寻常的魄力，有许多他人体味不到的感受。
“许多人谈及的事情，我就不说了。１９５３年，法国政坛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戴高乐出将入相，被推为这个欧洲大陆国家的总统。在此之前，他始终充当法国海外殖民政策辩护人的角色，也是冷战的积极推动者，给人印象颇为强烈。
“一时间，国际舆论哗然，普遍认为这个欧洲大国的政局变化，将导致整个欧洲向右转。我们国内的一些国际问题专家也持类似的看法。记得一家有影响的国际问题刊物甚至断言，戴高乐的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
“但毛泽东却未受这人言弥蜚的左右，他力排众议，独到地认为：戴高乐其人民族意识、民族精神都很强烈，不依傍他人，且颇具独立见解。他的当政，对欧洲摆脱美国的控制，推动欧洲中立主义的发展，改变世界政治格局，将会产生极大影响。后来历史的发展，果然证实了毛泽东的卓越预见。”
由此可以使人看到，在国际斗争中，把混沌一团的世界，分为若干层次，构成一股中间势力，使之游离大国霸权的控制，于弱小国家的独立解放运动，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是十分有利的。毛泽东７０年代提出的“三个世界”的新鲜理论，有一个过程，应该说从５０年代末就已经萌芽。
虽说每临“雪压冬云”“高天滚滚”等难以把握的局势，每临令人恐惧的险恶境地，与毛泽东生在同一个时代的人，都会深刻地感受到毛泽东想人所未敢想，言人所未敢言，行人所未敢行那胆识过人、特立独行的浩然之气，并为之震撼。但当我们聆听了作为毛泽东秘书的林克的回忆，就会感到那正是毛泽东内在的伟人性格，在特定环境下的自然反映。
“１９５９年６月３日早晨，毛主席刚刚起床，就跟我讲起‘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梁鸿是东汉人，少孤家贫，经常独坐，不与人同食。别人先做饭，做毕招呼他说：灶和锅还是热的，快煮饭吧可他却说：我不用别人的热锅。熄灭灶火，自己重新燃薪做饭。毛主席说；过去我跟孩子们谈过这个故事，但他们年幼，没有印象。我领会毛主席是借这个故事，鼓励自己的子女要有志气，不仰仗他人，不人云亦云，要有独立性格，靠自己艰苦创业。”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毛泽东背诵得一字不差／
“弘忍到慧能舂米的小屋，用禅杖在舂碓上敲了三下。”／
“佛学革命”与毛泽东／毛泽东比较喜欢读列宁的著作
毛泽东十分欣赏那些不迷信权威，有挑战精神，有独立创建的人。
“毛主席很欣赏六代禅宗慧能亦称惠能，几次向我谈及慧能，要我了解他的身世作为，读点他的学说。因我对佛学没有什么研究，主席对我讲解的就特别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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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克：给毛泽东当秘书兼英文“老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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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最先说到的，是慧能的身世。他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６３８年，３岁丧父，家境贫寒，稍长以卖柴养母。皈依佛门后，一直没有显山露水。后来，禅宗五世祖弘忍寻觅新传人，要众僧做法偈，以观个人修行。其上座弟子神秀做法偈一首，得众僧推崇，可弘忍并不满意。而时为舂米下等僧的慧能，反神秀义做一法偈，却深得弘忍赏识。
“这时，主席一字不差地背出两首法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主席讲解说：后一首是慧能所做，指出世间本无任何事物，故无尘埃可沾；佛性本来是清净的，也不会染上尘埃。这与佛教大乘空宗一切皆空、万法皆空的宗旨最契合，胜神秀一筹。于是，弘忍到慧能舂米的小屋，用禅杖在舂碓上敲了三下，慧能心领神会，于半夜三更到弘忍丈房，弘忍将传世袈裟交给慧能，他遂成禅宗六世祖。
“在这以后，主席又讲了慧能的学说，及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他告诉我，慧能受袈裟后南下，在岭南曹溪落脚。他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响下，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甚至可以‘喝佛骂祖’。后世将他的创树称为‘佛学革命’。”
林克当时并未全然领会毛泽东三番五次赞叹慧能的深刻用心。直到他开始回溯与毛泽东相处的岁月，并加以爬梳整理，翻阅了有关慧能及其学说的论述，才感到：慧能自幼辛劳勤奋，在建立南宗禅时与北宗禅对峙，历尽磨难的经历；他不屈尊于至高无上的偶像，敢于否定传统的规范教条，勇于创新的精神；以及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为大众所接受等特征，与毛泽东一生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性格、思想、行为，颇多相通之处。同时，毛泽东言谈幽默含蓄，寓意颇深，这也不能不说是与熟悉禅宗有关。
“１９５６年７月１６日，主席和我一起读英文本《共产党宣言》，其中１８７２年德文版序言中有如下一段，‘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主席指着这段说：‘可惜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
“毛主席反对将马列理论视为不能再攀的顶峰，几次讲道：‘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主席很喜欢读列宁的书，列宁根据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发展了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首先在一国取得成功的论断；而他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却持不同的看法。１９５８年夏，毛主席说：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有些问题要重新写。我们解决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先搞农业，同时搞重工业。我们一反苏联之所为，先搞农业，促进工业发展。先搞绿叶，后搞红花。看来有些问题要重新解释，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要有新的补充和发展。”
不因人热，敢向权威挑战，不让僵死的教条捆住自己的手脚，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在自己的实践中，创立适合本国国情的新鲜理论，正是毛泽东成为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拥戴的领袖所必不可缺的伟人性格和独特魅力。
“项羽其貌不凡，铁马重瞳”，可惜有勇无谋，不讲政策
“戏马台”、画眉人、“燕子楼”／“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
潇洒莫如毛泽东
想像力和超越常人的气魄，对于开创和领导崭新事业的政治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气质。而如若这位政治家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睿智过人的话，那么他即便是在领导一场亘古未有、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运动，他所展示给人们的风采，也绝不会是凝重和疲惫，而是胜任愉快的潇洒。当林克从他记忆的长河中，拣出几段与毛泽东相处的往事，我们顿时感到，他所叙说的人物，正与我们想像中那渊博睿智、胜任愉快的政治家形象重叠。
在林克的寓所，我们有幸看到大量毛泽东手迹的复制件，其中他即兴赋诗填词，及他在默诵古人诗词时信手写下的文字，占了相当的部分。有些古诗词，就抄在他当时正在阅读的书籍报刊边角空白处。显然这些文字并未经过他深思熟虑，而是忽然有感，随即下笔的产物。
在一部书的边角处，毛泽东用雄浑苍劲的字写道：
“古徐州形胜，销磨尽，几英雄。想铁甲重瞳，乌骓汗血，玉帐连空。楚歌八千子弟兵散，料梦魂，应不到江东。空有黄河如带，乱山回合云龙。汉家陵阙起秋风，禾黍满关中。更戏马台荒，画眉人远张敞，燕子楼空。人生百年寄耳，应且开怀，一饮尽千钟。回首荒城斜日，倚栏目送飞鸿。”
这是元朝人萨都剌的《木兰花慢?徐州怀古》。我问林克是否还记得毛泽东书写时的情景。林克说：当时主席兴致盎然，说了许多意味深长的话，故记忆犹新。
“那是１９５７年春季，毛主席４天之间到了天津、济南、徐州、南京、上海。除了徐州外，主席每到一地，都要会见各地的主要领导干部，并在干部大会上做报告，讲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匆忙而紧张。但到达‘其山嵯峨，其士颖多’的古城徐州，主席突然问及徐州辖区内的刘邦故乡沛县，并提议去那里看看。
“３月１９日上午，我们从徐州登机赴南京，可古城风物人情，似乎仍在主席的意念中盘桓。他问我读没读过萨都剌的徐州怀古，我回答没读过，他随即在我正看的一本书扉页和正文边角上写下整篇词。并告诉我萨都刺是蒙古人，出生在现在的山西雁门一带。‘他的词写得不错，有英雄豪迈、博大苍凉之气。这首词牌叫木兰花慢，原题是彭城怀古。彭城就是古徐州，就是那个８００岁的彭祖的家乡。
“接着主席便向我解说起词文，重瞳指的是西楚霸王项羽，司马迁《史记》中提及项羽其貌不凡，铁马重瞳。他的坐骑叫乌骓，起初兵多势大，可惜有勇无谋，不讲政策，丧失人心，最后‘玉帐连空’，兵败垓下，自刎乌江。
“此时主席思如泉涌，又在我书上写道‘项羽重瞳，犹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赤县所归。’他放下笔说：‘湘东一目，指的是梁武帝年间的湘东王萧绎，幼年时瞎了一只眼。他后来好学成才，平定侯景，即位江陵。’
“随后，主席话锋一转，讲起词的下半阕。‘戏马台’原是项羽阅兵的地方，刘裕北伐时也曾在此大会将校宾客，横槊赋诗，气势如澜。‘画眉人’用的是西汉张敞的故事，此人直言敢谏。‘燕子楼’为唐朝驻徐州节度使张焙所建。张焙袭父职驻节徐州，结识彭城名姬关盼盼，收娶为妾。她歌舞双绝，尤工诗文。张死后归葬洛阳，盼盼恋张旧情，独守空楼十余年。小楼多燕子，故名燕子楼。诗人白居易过徐州，因此故事写了一首七绝：‘满窗明月满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
“讲解完毕，主席对我说：萨都剌写了这些有关徐州的典故，吊古伤今，感慨人生，大有英雄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乱山川的情调。初一略看，好似低沉颓唐，实际上他的感情很激烈深沉。”
林克又从手迹中拣出一份，是毛泽东书写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宋人辛弃疾的这首词，是豪放激越的隽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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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克：给毛泽东当秘书兼英文“老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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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这首词是在３月２０日的下午，我随毛主席由南京飞往上海，途经镇江上空时，主席触景生情写下的。写完后，主席又讲了很多。开始还是围绕词的内容，说辛词里‘不尽长江滚滚流’，是借引杜甫诗的句子。‘生子当如孙仲谋’，是借引曹操的言语。主席讲到《三国演义》中曹操煮酒论英雄一节，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之﹖曹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接着，主席的话就从文学作品中跳出，指出尽管刘备比曹操所见略逊，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
毛泽东给林克写诗讲词的那段日子，正是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波及中国，部分地区出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中央又决定开展整风的多事之秋。几日之间，毛泽东往返于华东数城，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公务繁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