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哥率领下，蒙古军在初冬时节屯兵基辅城周围，俄罗斯牧师形容它为“鞑靼之云”。据说蒙古军行动时发出了巨大的喧嚣声，连城内的人们彼此都无法听见彼此之间的说话。当蒙古士兵攻占各处城门时，居民们躲进了宏伟华丽的圣母玛丽亚大教堂避难，直至教堂内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容纳任何人时，人们关上了大门。外面惊恐万分的难民仍然希望在教堂圣地附近找到安全之地，很多人爬上教堂的围墙，到屋顶上去寻找避难所，由于他们的人数太多，以致于整个建筑物因不堪重负而倒塌，压死了许多拥挤在教堂里面的人。
1240年12月6日，蒙古军打下了基辅城，洗劫并焚毁了该城。基辅守将德米特尔，在被贵族统治者抛弃之后，仍然顽强奋战，拔都非常赞赏他的军事才能和坚韧毅力，赦免其不死。蒙古对俄罗斯战争的阶段胜利结束。在一年多后的1242年条目中，《诺伏哥罗德编年史》开始提到这一地区新的统治者，书中不仅称之为“蒙古的拔都汗”，而且还冠以“沙皇拔都”的称号，其意义就是“恺撒拔都”，它表明了一种新型统一的权威政治的建立，这种权威凌驾于众多互相敌对的俄罗斯王公家族之上。正如米开勒王在觐见拔都汗时所说：“我向您鞠躬，沙皇陛下，因为上帝委派您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
随着基辅的陷落，蒙古完成了对欧洲东部的征服。蒙古人把大量难民赶往西方，难民散布着有关蒙古人的传说，这样，在蒙古人到达之前，中欧地区已人心惶惶。难民几乎没有机会逃脱，1241年2月，速不台派出了新的侦察小分队，当时河流仍旧结冰，蒙古骑兵更能轻而易举地挺进到匈牙利平原。欧洲战场上的战争，还涉及到对未来蒙古帝国和世界的支配权的争夺，当然这不取决于战争本身——打胜仗对蒙古人来说相对容易，它取决于成吉思汗的孙子们在幕后的政治角逐。成吉思汗死后，其子窝阔台被选为大汗，这其实是各方妥协的结果，并没有解决汗位继承问题；而只是推迟到了下一代，现在，这下一代人正指挥蒙古军横扫欧洲，并已经开始了对最高领导权的竞争。
速不台与那些人相伴而行，他们分别代表着成吉思汗四个儿子各自的家族。在窝阔台的爱子去世后，这些年轻人中的一个将成为下一位大汗，但究竟是哪一个呢？根据蒙古法律，这个人将在忽里台大会上选举产生，欧洲战争是他们的试验场，是他们竞选汗位的战争。成吉思汗的孙子们各自谋求在将来等级层次中的领导地位和优先地位，这就与他们的军事才能紧密相关。在蒙古的许多政治事件中，人们往往以角斗这种最高表现形式来决定谁拥有优先权。在一次庆功宴上，拔都站了起来，公开为大家祝酒，他首先把酒喝下，以此表明自己在所有孙子中处于最长者和最崇高者的地位，这就等于公开宣布他期望成为下一任大汗。贵由表示强烈反对，声称自己应该排在拔都前面，因为他的父亲是现任大汗。还有一个人，叫不里，“性情固执而鲁莽”，而且“喝醉时言语狂烈”，他气愤地抨击拔都并不是真正的黄金家族成员，因为拔都之父是篾儿乞惕人的私生子，这就把一段曾让整个家族充满痛楚的陈年往事再次摊上了桌面。
根据后来的一篇文献——其记事起于成吉思汗——的记载，三位王子互相之间长时间地大声叫骂。不里向拔都吼道：“你只不过是个长胡子的老女人！”贵由重复说：“拔都就是一个拿着箭囊的老女人！”他俩的态度引起了家族中其他人的不满，于是贵由和不里气冲冲地离开宴会，骑上马诅咒谩骂而去。这件事传到了窝阔台汗的耳朵里，他顿时脸色发青，立即传唤几个年轻人到汗庭。窝阔台起初拒绝接见他们并威胁说要将儿子贵由处死，提起桀骜不驯的儿子时，窝阔台说：“他可能会像鸡蛋一样腐烂掉！”
窝阔台逐渐平静下来，最后终于准许贵由入帐，他严厉地申斥贵由挑起家族内部争斗、虐待士兵的行径。他指责道：“你挫伤了自己部队中每个人的士气。”窝阔台富有洞察力地向贵由提出治军方略，随后他问儿子：“你以为俄罗斯人是因为你如此对待自己部下而投降的吗？你以为他们是因为惧怕你而投降的吗？”他又嘲笑道：“就因为俘虏了一两个士兵，你就觉得自己赢得了这场战争，可是你连一只小山羊都不能捕获。”
窝阔台继续措词激烈地教训儿子：“这是你第一次从大汗的的帐里走出来，所以你应该尽力炫耀你的男子汉大丈夫气概，你应该摆出一副得到了一切东西的样子，你应该把人们当成动物一样、对他们大声呼叫。”最后，窝阔台对他兄弟的儿子们平心静气地抚慰了几句，并援引了成吉思汗的讲话——关于在草原上处理军务的必要性，然后他让孩子们回去，继续从事征服欧洲的事业。
此前欧洲所听说过的成吉思汗征战亚洲的少许情况，只有事关他摧毁花剌子模帝国的非常模糊的一点点信息，但随着基辅的沦陷，大批难民和许多传说突然之间从东欧涌现和传布开来。在欧洲的右后方出现了可怕的蒙古骑兵，他们好像来自于四面八方。马修·帕里斯写道，蒙古人对西欧的入侵，“伴随着极端的暴力行为，他们闪电式地进入基督徒的领地，所到之处废墟一片，不断进行大屠杀，难以形容的恐怖和惊慌沁入每个人的心中”。关于“闪电式”的战争模式可能是第一次被提及，后来它获得了德文名称“闪电战”（Blitzkrieg）。
速不台将五万人马兵分三路，兵锋直指南部的匈牙利，另外派两万人穿过波兰指向北部的德国，以作为牵制。从蒙古本部、经东欧平原、进入波兰和匈牙利，蒙古军横扫四千英里，直至维也纳城下，与条顿骑士团控制的德国城市以及结成汉萨同盟的德国城市相对。在北部，蒙古军犹如石子蹦过冰池一般横跃波兰，他们闯入这个国家，城市一个接着一个地陷落。西里西亚大公亨利二世集结了一支三万人的军队，包括来自德国、法国和波兰的骑士；他仓促地征召了所有能战斗的士兵，甚至选拔组建了一支由金矿工人组成的小分队去袭击敌人。1241年4月9日，双方在位于现代德国靠近波兰边境的里格尼志城遭遇，蒙古人在离此城约六英里处选定一块开阔的空地准备战斗，战场就是后来德文中的“瓦勒斯塔忒”（Wahlstatt）——上帝选择的地方。
大公亨利命令骑兵向蒙古军的阵列冲锋。蒙古人击退了敌人第一轮的进攻，但他们似乎顶不住第二轮的攻击、突然掉头逃跑。欧洲骑士为胜利而欢呼，他们打破了原有的阵形，开始追逐蒙古人，蒙古兵在前面慢慢撤退，与欧洲弓箭的射程只保持很短的距离。正当欧洲战马在骑士盔甲的重压下开始变得疲劳时，雷鸣般的爆炸声在它们周围响起，滚滚浓烟将它们笼罩，欧洲人陷入了极度混乱之中。编年史家简·德鲁考兹说，蒙古人在战场上使用了一种装置，它像一个“巨大的头颅，里面忽然喷射出一股气味难闻的浓烟，将波兰人团团围住，使他们几乎都要晕倒过去，因此他们已经无力再战了”。浓烟和爆炸声把骑士与远在他们后面的弓箭手、步兵隔断了，蒙古人又一次先使敌人过于自信，后把他们诱入致命的陷阱。欧洲军队四处散开，混乱不堪，士兵们摸不着头脑，顿感疲劳，骑士及其马匹很容易就成了蒙古人的目标，他们纷纷掉头将敌人射杀于马下。
蒙古军也击垮了德国人。欧洲的记录证实，大公亨利的三万军队中有二万五千人阵亡，蒙古人还抓了很多俘虏，特别是其中的矿工，他们对这一职业知之甚少但却十分赏识，他们挑选出一些掌握新技术的和有才能的人。胜利者把成千的矿工押送往东方，到蒙古帝国西部的准噶尔去开采丰富的矿藏资源，那里属于窝阔台的私人财产。
从基辅到德国的全部战斗，只是蒙古的战略牵制，目的就是阻止欧洲人出兵支援蒙古人真正要攻取的目标：匈牙利草原。在成功地消灭北方诸国大部分的军队、重创其他各国并迫使其中立之后，蒙古从波兰和德国的城市撤军；与此同时，当地的人们坚信他们实际上已经获胜，赶走了侵略者。战死的大公亨利二世成了殉教者，被称为“虔诚的亨利”，同时，一座附有祭坛的本笃会修道院也建立起来，因为根据基督教的神话传说，亨利的母亲圣徒海德薇格，就是在那里找到了亨利的无头裸尸，她是从尸体左脚的六个脚趾头上认出自己儿子的。到了更晚的十九世纪，普鲁士政府将修道院改建成一所军事学校，他们特别强调曾在该地发生过的那些战争的策略和战术，以此来培养未来的德国军官。
几天后，在匈牙利的广阔战场上，蒙古人重新多次施展了上次击败屠戮德国骑士的战术，造成对方更多的伤亡。速不台的五万军队对匈牙利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随后开始撤退，此时匈牙利国王别剌率军尾追而来。速不台一连撤退了好几天，直至他到达莫希平原时为止，那里的地形对蒙古军非常有利。匈牙利军队集中在一起，安扎下密密麻麻的营寨，并用马车和沉重的铁链构成一个外围圈以加强防御，国王将他的士兵关在圈内数天。对于拔都来说，他习惯于让士兵们分散开、组成小队睡觉，而匈牙利人决定用铁链将自己围起来，以便集中成一支紧密的战斗编队，这就等于用一根绳索和一张毛毯将自己捆住，而蒙古人正是用这两样东西来大规模地捕获猎物的，他们放下抛石器，开始投射各种石脑油、火药、滚烫的热油和其他东西。
匈牙利人无法忍受浓烟和烈火，纷纷走出营寨，他们发现自己实际上已经被蒙古兵包围，但蒙古人似乎忘了在另一地区内驻守骑兵，这对信仰基督教的匈牙利人来说近乎奇迹，那块不设防的空隙地刚好位于他们的都城——佩斯的方向，而逃回佩斯需要三天的路程。于是匈牙利人向家里跑去，惊慌之情油然而生，有的人徒步急行，有的人伏在马背上奔驰，军队阵形大乱，士兵向各处逃散，为了更快地逃走，他们扔下了武器装备。当然，蒙古人并不是偶然让这块空地不设防的；他们已布下骑兵等待着正在逃亡的、心惊胆战的匈牙利人。蒙古兵把许多人赶入沼泽和湿地，将他们溺死。编年史家、斯巴拉多城（今克罗地亚斯普利特）执事长托马斯，形容蒙古人为“鞑靼瘟疫”，他最逼真地描述了他们对匈牙利人的大屠杀：“死者纷纷倒在路的左右；这些可怜人的尸体就像冬日落叶一样撒满一地；鲜血如同骤雨一般奔流着。”
骑士未能在战场上打败蒙古人，现在神职人员企图通过超自然的力量来压服蒙古人。基督教的牧师可能了解到有很多蒙古人是基督徒，但有一点他们不是很清楚，蒙古人对于暴露在外的死人遗体是怎样地厌恶和憎恨。面对步步进逼的敌人，牧师将逝者的遗骸和其他遗物陈列展示出来，试图以此拒敌于佩斯城外。一具具暴露的尸体极大地激怒了蒙古人，因为如此行为是在仪式上亵渎他们，憎恶他们，愤怒的蒙古人令人可怕，他们不仅杀死了牧师，而且还焚烧了那些遗物和教堂，以去除污染、净化自身。这场遭遇战对欧洲而言，不但是军事上的失利，而且也是宗教上的重挫，除了士兵和国王被杀之外，匈牙利人还失去了一名主教、两名大主教，以及许多虔诚的圣殿骑士。
蒙古人动摇了骑士在这个国家中的地位，也把国王别剌四世向南驱赶到亚得里亚海岸边。不少文章描述了蒙古入侵所带来的巨大心理、情感创伤，包括洛哲儿写的《鞑靼入侵时匈牙利国破灭记》，或《鞑靼奏响匈牙利毁灭的哀歌》。自从在匈牙利和波兰遭受了损失近十万军队的沉重打击后，欧洲骑士的地位再也没有恢复，人们进行哀悼，称这些军队是骑士和贵族中的“精英”。有城墙保护的城市和身披笨重盔甲的骑士消失了，1241年的复活节浸没在硝烟和火药之中，蒙古人的胜利预示着欧洲封建主义和中世纪的彻底崩溃即将来临。
1241年下半年，在蒙古人取胜后仅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星期天——10月6日，当日蚀遮盖太阳时，警报变成了恐慌。往来于欧洲各地的人们认为，日蚀发生在神圣的日子里，无疑是表明，在蒙古人统治下，欧洲还会遭遇更多的灾难。对入侵者身份的无知，使恐慌不断增长。在广为流传的信函中，充满了错误的信息，一名牧师向波尔多的大主教报告说，蒙古人是“来自地狱的食人族，在一场战斗过后他们就开始吃死尸，最后只剩下了骨头，这些东西甚至连秃鹰也不屑啄食”。根据这些细节性的、故意带煽动性描写，蒙古人喜欢吃老妇人，他们群奸信奉基督教的处女直至她们精疲力竭而死，以此来庆祝战场上的胜利，然后，“她们的乳房被割下作为食物献给长官，尸体则在欢庆的宴会上供给野蛮人吃”。
蒙古人先后连续取得了对不里阿耳、俄罗斯、匈牙利、德国和波兰的胜利，导致了附近地区警报频传和恐慌弥漫。这些人是谁？他们想做什么？正如马修·帕里斯悲叹道，没有一个欧洲人懂他们的语言：“直到如今，还没有任何方法接近他们，他们也从来不暴露自己，这使得我们必须通过与另外第三者的普遍交往，才能了解一些关于他们的风俗习惯或其人民的情况。”
缺乏有用信息的其他来源，于是基督教的牧师们翻阅《圣经》寻找解答。“鞑靼”(Tartar)的名称听起来像“塔希施”（Tarshish），他们的君主“将拥有从海洋此岸到彼岸、从河流到大陆尽头的统治权”，圣诗也陈述道：“居住在荒野的人民将在他面前鞠躬；敌人要为他掸去身上的灰尘。塔希施和岛上的众王将给人们带来礼物。”
对牧师而言，“带来礼物”的说法把塔希施君王和带给幼年基督礼物的“东方三王”联系了起来，他们忽然间看见的一段说明，又把这些情节与蒙古人联系起来。1164年，在外作战的德国十字军士兵带着一些尸骨返回家乡，他们声称这些骨头是三王的；1181年，德国人制作了一个涂有金釉的精美圣骨匣，装上这些遗骨并存放在科隆城里宏伟崭新的大教堂内。结果，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每个人都意识到这是偷窃神圣遗物的行为，所以基督徒害怕，鞑靼人入侵欧洲是为了索回他们祖先的遗骨，如果是那样的话，为了到达目的地科隆，蒙古人就很有可能直插欧洲的心脏地带。
蒙古人从匈牙利转向南面至巴尔干，这样他们就无法骑马到科隆了，此时，牧师们推断，假如蒙古人不是在搜寻三王的遗骨，那么入侵者可能就是被驱逐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无法从“巴比伦之囚”中返回家园，他们被监禁着，一条穿越波斯的河流将他们与世隔绝。基督教的编年史家们说，西元1241年相当于犹太历法的五千年，在这一年，许多犹太人正期盼着弥赛亚的到来，或是大卫国王的再次现身。
马修·帕里斯起初好像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因为蒙古人不说希伯来语，也没有法律，这与《圣经》中关于上帝将法律赐予摩西的记载存在明显的矛盾。此外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解释了，然而不久，帕里斯找到的线索，证实了蒙古人和犹太人的关系，也证实了摩西时代和帕里斯自己时代的关联。这些陌生人可能是失踪的希伯来部落，因为“在摩西统治时期，他们叛逆的心灵堕落了，走上了邪恶思想的道路，所以他们追随陌生的神，遵循不为人知的风俗习惯，而现在，他们身处更高文明的环境中，由于上帝的报复，他们不被其他任何一个民族所了解，他们心灵迷惑、语言混乱，就像凶残的、毫无理性的野兽一样生活着”。
由于“犹太人十分地邪恶”，基督徒控诉他们引来愤怒的蒙古人加罪于无辜的基督徒。根据帕里斯很不可靠的记述说，欧洲的犹太族领导人“在秘密的地点召集了一次全体大会”，“他们中最英明、最有影响力的人”讲话了，说“从前被囚禁的以色列部落的同胞们，已经起来斗争，要使整个世界服从我们；我们先辈的遭遇越是悲惨、越是长久，我们身上的荣誉就越是伟大”。大概讲话人想让其他犹太人“带着珍贵的礼物去问候蒙古人，以最崇高的敬意去接待蒙古人：他们需要稻谷、美酒和武器”，因而，犹太人搜集了“他们在各处所能找到的所有待售的宝剑、匕首和盔甲，将它们安全地装进桶中，以掩盖其反叛行为”。没有现成的更好解释了，基督徒们就相信了这个故事，把它作为“犹太人隐藏反叛行为和特大阴谋”的证据，因此，犹太人要么马上被移交给刽子手，要么被判为终身监禁，或被迫用自己的剑自尽。
不论这些细节是如何地荒谬，也不论其证据是如何地不足，这个故事在全欧洲导致了可怕的事件和灾难性的后果。欧洲人无法打败蒙古人——这个正威胁着文明世界边境的敌人，但他们能打败犹太人——这个想象中的内部敌人。从约克到罗马，在一个又一个的城市里，愤怒的基督教群众不断袭击犹太人区。基督徒们听说过蒙古人在战斗中所用的手段，他们以同样的手段来惩罚犹太人，他们烧毁犹太人的家，集体屠杀犹太居民。设法离开城市的犹太人四处逃亡，寻求避难，但是几乎在所有的区域，他们都遭到了更多的迫害。为了清楚地查明那些犹太人的避难所，并阻止他们进入新的基督教区域，教会命令犹太人必须穿特别的衣服，佩戴徽章，这就等于给他们做上记号，以便他人识别。
随着匈牙利军队的溃败，通往维也纳的道路敞开了，数周之后，惊恐不安的当地人看见蒙古侦察部队在城市的边缘区巡游。在与这些蒙古先头部队的冲突中，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抓获了一个蒙古军官，令基督徒们感到愕然和大为吃惊的是，经证实，那个人是一位有文化的三十岁英吉利人，他路经圣地巴勒斯坦，在那里似乎学会了口说和抄写蒙古语。可以推测，从他的知识水平和来自英格兰的事实来看，他可能在1215年参与过力图迫使英格兰国王约翰签署“大宪章”的活动。在逃离英格兰后，面对被罗马天主教会除名的窘境，他决定为更加宽容的蒙古人效命，以了此余生。一个欧洲人的出现，一个生活在蒙古军中的原基督徒的出现，这清楚地表明，蒙古人属于人类，不是一个魔鬼部落，然而，在可以弄清蒙古人屯兵维也纳城外的神秘使命之前，饱受惊吓的基督徒们就杀死了这个叛教的英格兰人。
与无名英格兰人被俘的同时，蒙古人入侵欧洲的战争也结束了。他们沿着大草原横扫中亚、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和匈牙利；哪里没有了牧场，蒙古人就在哪里止步。每个战士配有五匹马，他们需要牧场来休养战马。他们最突出的地方是速度优势、令人吃惊的灵活机动性，但当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通过森林、河流，通过有庄稼和沟渠、有篱笆和木栅栏的耕地时，这些优势就丧失了。农田中松软的犁沟使蒙古战马难以平稳地踏足前行；那些有耕地的地方，也开始从干燥的草地变为沿海地带的湿土，湿气使蒙古人的弓弩丧失了弹力和准确度。
尽管蒙古人的探路队渡过了多瑙河，但是从物质方面来看，他们在全面入侵西欧的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好处。1241年11月11日，窝阔台去世，据说他是在酒醉昏迷中亡故的，在四到六个星期之后，消息从四千英里外的哈剌和林传到了欧洲的蒙古军中；大约在同时，察合台也离开了人世，于是，在成吉思汗死后仅仅十四年，他的四个儿子已全都逝世。现在，这些诸王——成吉思汗的孙子们，为了角逐下一任大汗，要返回蒙古，在相互之间继续展开斗争。几个家族接下去的斗争将延续十年之久——至少在这十年中，世界的其他地方将不会有蒙古侵略的危险。
1242年（虎儿年）最初的几个月，从西欧撤兵的蒙古人回到了他们在俄罗斯的据点。欧洲的城市几乎没剩下多少可以掠夺的东西了，所以蒙古人在行军路上很少得到补给。他们所带之物中最有价值的，是原来匈牙利国王营地的帐篷及其中的用品，拔都将它们据为己有，摆放在伏尔加河旁自己的营地中。尽管缺乏货物，但蒙古人得到了各类工匠（如萨克森的矿工）、抄写员和翻译人员（在贝尔格莱德和巴尔干被捕获）、一队法国战俘（至少包括一名巴黎金匠）。
蒙古人在入侵时获得的物质回报令人失望，而他们又渴望炫耀财富，于是军官们与停留在克里米亚的意大利商人进行交易。为了在交易中换得大量的商品货物，蒙古人允许意大利人带走许多欧洲俘虏，尤其是年轻人，并将他们作为奴隶在地中海沿岸贩卖。这样就在蒙古人和威尼斯、热那亚商人之间形成了长期的利益纽带，这些商人在黑海建立贸易点、开辟新市场。蒙古人赋予意大利人在地中海市场贩卖斯拉夫人的权利，作为报答，他们为蒙古人提供加工的货物。
贩卖青壮年人口的协议，将会给蒙古人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意大利人把奴隶卖给埃及算端，算端将奴隶编成军队，二十年后，蒙古人注定与这支多数由斯拉夫人和钦察人组成的军队相遇，这些人已经获得了与蒙古人作战的大量经验，被贩卖之前，他们甚至在许多场合中学会了蒙古语言。这场未来的遭遇战，发生在位于现代以色列的加利利海沿岸，与双方初次在俄罗斯平原上的较量相比，其结果将完全不同。
忽必烈汗和新蒙古帝国
全球的觉醒（1262－1962年）
亚洲正吞噬着我们，
鞑靼人已君临天下四方。
——托马斯·曼恩：《魔山》
无论是从臣民的数量、领土的面积还是财富的多寡来说，这位大汗都是最强势的。--马可·波罗
忽必烈的智慧源于他对时局的认识：不管他的军队如何强大，武器怎样精良，单凭武力是无法征服全中国的。忽必烈甚至没有他祖父那样的军事才能，但他却比家族中的任何人都要智胜一筹。忽必烈具有一种敏锐的战略家天赋，这不仅要有好的构想，而且必须正确地执行之；他运用这些才能来经营管理自己的领地，更重要的是，用它们来实现向南方的扩张。最后的事实证明，以惯用的政治手腕，忽必烈取得了他祖父通过暴力所无法取得的成就——征服并统一了全中国，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他听取公众意见，认为军事威力虽然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并把这些意见付诸实践，从而争取了民心。他建造了一座汉式的都城，给自己取了汉名，创立了一个传统式的中原王朝，建立了一个汉式的政府。由于他比汉人更显得汉化，至少比南宋更汉化，因此他成功地控制了传统中国。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但却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当受教育的精英分子分享着同一种书面语、经典课本、艺术风格和其他文化形式时，由于版图的经常变动和王朝、统治家族的不断更迭，普通人民却说着各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精英们坚守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所有人民都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有时，一位领袖或一个家族暂时先将几个地区松散地联合起来，然后急切地希望再一次实现全国的统一。在这些短暂的分裂期间，“中国”的观念经久不衰，它以一个理想或浪漫的形象存在于诗歌、书法和知识分子的文集中。
此前还没有一个领袖能像忽必烈汗那样，为这些知识分子提供良机去实现民族主义的诉求。尽管忽必烈出身于草原野蛮民族，但事实证明，他比南宋统治者更有能力去实现那个久远的梦想。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要使汉地人民坚信，上天已经明白无误地授命于忽必烈一人，古老的宋王朝不久将寿终正寝，因为它已失去生存的活力。
忽必烈汗似乎意识到他面临的主要问题，与他祖父在最初统一草原部落时遇到的一样，即如何把大量不同类别的人民组合成一个有内聚力的单一政治实体。成吉思汗面对的是一大群部落，其中每个不到十万人，而忽必烈汗面对的是众多地区，其中每处就有数百万人。就像早两代的成吉思汗一样，忽必烈汗开始了围绕核心种族特征去建设国家的艰难历程，但对他而言，这个核心文化特征是汉族的，而不是蒙古的。他必须要赢得汉地人民的忠心拥护，而且在许多方面，他必须重建或另创各种制度，将不同类别的人民统一为一个具有生命力和强大创造力的整体。
1260年，在与阿里不哥争夺最高权力时，忽必烈采用了传统中国年号，它是相应蒙古语的汉译，但是1264年他又改年号为“至元”，意为“全部的开始”，稍后在1271年，他以此年号为基础，建王朝的国号为“大元”，意为“伟大的起源”或“伟大的开始”，这样，这个蒙古王朝就名正言顺地纳入了中国的历史。这个国号不仅对汉地百姓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而且对蒙古臣民来说也标志着一个新的开端。忽必烈不再是成吉思汗，但他正在从事的事业所面临的风险却不亚于他祖父。
作为新王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努力使自己的形象汉化，不仅要让自己被汉地人民接受，而且要使自己对他们更具吸引力。1263年，忽必烈下令为自己的家族修建宗庙。他委托大臣负责主持崇敬祖先时的传统中国礼仪，而蒙古人一贯忌讳接触与死有关的事物，可能是为了表明这一点，他自己就不参加这些仪式。接下来他又为自己的祖先树立传统中国式的碑铭。1277年，在宣告新蒙古王朝建立后，他以中国式名号追封死去的祖先，建造了一座有八个房间的大庙：一间给家族的创始人——也速该·把阿秃儿和诃额仑，一间给成吉思汗，四间分别给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两间分别给贵由汗和蒙哥汗。在家族历史的新的正式版本中，完全承认术赤是正统的家族成员，因为他的家庭是忽必烈系最忠诚的盟友。就像蒙哥提升他死去的父亲拖雷为大汗一样，忽必烈又授予拖雷为中国皇帝。他命令以汉人形象来描摹这些人物的肖像，以至于他们看上去更像汉地的圣贤，而不像蒙古的武士。
忽必烈认识到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和进行有效宣传的作用，但是他战略中的第三个因素却来自于良好的政府和政策。没有必要遵循儒家原则，虽然它对汉族上层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对普通百姓来说并不重要，忽必烈努力创设一套有效率的政府制度，能帮他赢得广泛的支持，并淡化其统治的外族色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任命宣慰使，去恢复与新征服领土内汉人的友好关系，这些宣慰使开始医治战争创伤，修建以前被忽视的公共建筑，如庙宇、神祠，还有许多寄托人们感情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物。
为了表现得像一个权威的中国领袖，忽必烈需要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宫廷——它要在一座真正的城市中，而不是一个帐中宫廷，也不是建在上都（今内蒙古境内）的临时建筑物。上都对忽必烈有特殊意义，因为最初宣布他为大汗的忽里台会议就是在那里召开的，但它没有明显的有利条件。这座都城不仅位于游牧地带，让汉地人民觉得那里是外族和野蛮人的地区，而且它还是忽必烈祖父准备袭击和抢劫中国城市前的传统集结地。忽必烈决心要与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决裂。
在保持上都为夏季行宫和禁猎地的同时，忽必烈下令建造另一座城市，一座真正的中国式都城，它位于上都以南一个的地方，那里沿着黄河有大量农田，非常适于耕种，他选择的这个地方就是原金朝的首都中都，此城在1215年被成吉思汗征服，那一年正是忽必烈的生年。1272年，忽必烈命令建造新都城，并通过运河将它与黄河相连，蒙古人称此城为“汗八里”，意为“大汗之城”，汉地臣民称之为“大都”，即“伟大的都城”，它后来就发展为今日的首都北京。忽必烈使用穆斯林建筑师和中亚工匠，以一种新的风格设计他的都城，它更多地调和了草原游牧民和定居文明之间的关系。
那个时代大部分中国城市中，都爬满了蜿蜒曲折的小路，让人眼花缭乱，与之相比，忽必烈的都城有宽阔笔直的街道，它们以南北向轴线形式直通到底，与东西向的街道互相垂直；一处城门的卫兵，其视线可以穿过整座城市，与对面城门的卫兵对视。他们还从皇宫开始修建林荫大道，以便于更好地容纳蒙古的换防马队，而不只是为了中国劳工的独轮车或手推车通过。万一当地百姓起来反对他们的外族统治者，那么军队就要去镇压，林荫大道延伸得非常宽阔，可以让九个一排的骑兵并肩飞驰着通过都城。
为了增加蒙古人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忽必烈汗在都城为中东人和蒙古人指定居住区，同时也为来自今日中国各地的人安排居住区。来自远方的意大利、印度和北非商人被当作主人一般，在都城受到招待。马可·波罗非常详细地指出，因为许多男人在都城逗留，所以大量妓女也聚集在各个城区内陪他们寻欢作乐。学者和医生从中东赶来，在这里重新开始他们的事业。罗马天主教、聂思脱里派和佛教的传教士们，与已在中国生根的道家和儒家同行们一起生活。穆斯林的牧师、印度的神秘主义者和一些地区的犹太法师也加入了这个混合共同体，在这个帝国之中，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在一起，各种各样的思想在到处传播。大都要比哈剌和林庞大得多，但它与哈剌和林一样，存在着许多共同的国际法准则，它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大都会，适合作整个世界的首都。
最后，在都城的中心地区，忽必烈却建造了一处蒙古人的休息所，只有极少数外国人和汉人能进去。在高墙之内，有蒙古武士把守，皇室家族继续以蒙古人的方式生活于其中。在城市中划出一块宽大开阔的场地饲养牲口，这在中国文化中是没有先例的。紫禁城构成了一个微型草原，镶嵌在蒙古国首都的中间。在蒙元时代，紫禁城的整体布局非常复杂，里面充满了毡帐，宫廷人员很喜欢在那里居住、用餐和睡觉。怀有身孕的大汗妻妾们坚持要让她们的孩子在帐中出生，长大时在帐中接受正规教育。忽必烈和他的继任者们在公开场合坚持像中国皇帝那样生活，而一旦处于紫禁城的高墙之内，他们就继续以草原蒙古人的方式生活。
当方济各会教徒鄂多力克在1320年代访问元朝时，他描述汗八里的紫禁城说：“在该皇宫的区域内，有一座非常美丽的山，上面种着树木，由此得名‘青山’，一所高贵奢华的宫殿屹立在山上，在很大程度上说，大汗是常驻在那里的。”鄂多力克的一段文字，看上去与以前关于哈剌和林的描写相近，他说：“在该山的一侧有一个很大的湖，上面是一座最雄伟的大桥，湖中有无数的鹅、鸭和各类水禽；山上的树木生长茂盛，成群的飞禽走兽栖息于此。”
忽必烈汗建造的木制宫殿，其基本轮廓与哈剌和林的宫殿相似。他在殿中安装了机器孔雀；它们伸展尾翼，摆出一副大声号叫的样子，这不禁令人回想起，当年哈剌和林宫殿中银树上那个由纪尧姆·布涉制造的天使。忽必烈可能把那棵华丽的银树从哈剌和林带了过来，至少他把银树的一些部件安装在汗八里了。正如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大厅中，在大汗餐桌旁边的一个地方，放着一件庞大而美丽的手工艺品，它一只方方的箱柜，也许是餐柜，每条边约三步宽，箱子上面精致地雕刻着镀金的动物图案。”里面的装置也很像银树：“中间是空的，置有一根纯金的大导管……每个导管的端口都差不多大小，伴有各种美味和珍贵香料的葡萄酒或饮料从前端流向后端。”
在紫禁城内，忽必烈和他的家人在穿着、讲话、食物、运动和娱乐方面仍然表现出蒙古人的特征。这就意味着他们还是豪饮大量美酒，大声地啜食羹汤，并在吃饭时用刀切肉，这让汉人感到厌恶，因为汉人只是在厨房准备饭菜时才这么做。由于豪饮狂欢在礼节上的重要性，朝廷的场面变得有些混乱，所以个人主义的蒙古人试图模仿中国朝廷上那种繁琐而庄严的礼乐仪式。依中华帝国的传统，朝臣是根据他们的官阶等级来站列的，与此相反，蒙古人往往无秩序地挤在一起，不过，最让汉地民众感到不安的是，蒙古女人竟然毫无拘束地与男人们混在一起，即使在非常重要的场合也是如此。蒙古朝廷上的各种礼节仪式十分紊乱，有时大汗的贴身护卫不得不用权仗摒退簇拥在一起的官员和宾客。
与他的祖父一样，忽必烈认识到，制定一部明确而强制性的法典作为管理民政的依据，是很重要的。创立和执行新法律，是草原部落首领、也是中国统治者，在臣民心目中树立自己正统地位的传统手段。在制定法典的过程中，忽必烈没有用蒙古法律取代中国法律，甚至也没有修改中国法律使之与成吉思汗的法令一致，这样他就同时赢得了蒙古人民和汉地追随者的拥护。法律是忽必烈争取臣民忠心和支持的法宝，也是他最终战胜对手南宋的重要武器。
忽必烈汗的政府确保地主的财产所有权，降低赋税，修建道路、改善交通。为了进一步收揽民心，蒙古人减少了宋朝严酷的刑律。他们减少了中国近一半的罪名数量，从两百三十三条减少为一百三十五条。即使对保留下来的罪名，忽必烈汗也很少允许使用死刑。他在位三十四年，有四个年份没有死刑记录。死刑数量最高的年份是在1283年，共两百七十八例。最低的是在1263年，仅七例，四个年份没有死刑记录，可能是因为那几年根本不存在死刑的刑罚。在忽必烈三十多年的统治中，共有不到两千五百名罪犯被处死，每年的死刑数大大少于现代国家，如中国或美国。
忽必烈全面建立了一套比宋朝更稳定的刑法体系，它也要比宋律更温和、更人道。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他规定可以用罚金来代替体罚，他制定各种程序，准予特赦那些悔过自新的犯人。同样地，蒙古当局也试图根除酷刑，或者说至少是严格限制其运用。蒙古法律详细地指出，当一个人犯了重罪，需要用酷刑来迫使其招供时，官员必须在这之前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而不能仅凭怀疑。1291年的蒙古法典特别强调，官员必须“首先要理智地分析和推断案情，而不应该滥施酷刑”。与此相比，就在蒙古人尽力限制使用酷刑的同时，欧洲的教会和国家通过法律，将酷刑的使用范围扩大到更多的罪行，而且是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存在着种种血腥的肉刑，如在刑架上将肢体扯裂、用大轮子碾碎身体、钉尖桩或各类火刑，蒙古人则不然，他们仅限于用藤条抽打。
蒙古法律的温和性和草原文化的习俗以一些奇特的方式表现出来。传统中国官府经常将罪行刺在罪犯的前额，以致于使犯人永远地带着罪行的标记。由于蒙古人认为前额是灵魂之所在，所以他们坚持认为，即使是罪犯的头也不能这样被随意伤害。蒙古当局允许在已经实行的地区继续刺字，必须说明的是，犯第一、二等罪的刺在上臂，犯第三等罪的刺在脖子上，但绝不刺在前额。蒙古人不允许将这种刑罚扩展到新的地区或那些还没有实行过的少数民族身上。蒙古当局不是把将罪行写在罪犯身上，而是喜欢写在罪犯家前面的墙上，以致于所有居民都能对罪犯保持小心警惕。他们也实行假释制度，被假释的囚犯必须一月两次向当地官府报告，以便官府督察他在此期间的行为。与蒙古的群体将功补过的原则相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囚犯要获得自由，就应该自觉充当执法机关的助手，用自己的知识协助官府逮捕其他犯人。犯人，有时还有他的所有家人，必须将罪行供词写下来，把对审判的异议或不满也写出来。为了保存这些文字记录，他们还必须按上手印。在任何时候的司法实践中，蒙古官府总是希望让最低层组织去解决尽可能多的案件，而官员则不加干涉。一个家庭中的罪行可以由家庭解决；一群有共同信仰的僧侣中的纠纷，可以由那个宗教中的僧侣解决；一个行业中的罪行可以由该行业的公务会解决。
与解决纠纷有关的是，蒙古当局鼓励印刷犯罪学方面的书籍，以便让公民个人和小型行会受益于正确的法律指导。在刑法条文中，他们也规定了对官员的最低要求：去犯罪现场搜集、分析和汇报证据。条文中还规定了为搜集尽可能多的有用信息而搬动和检验尸体时的注意事项，规定书面报告必须一式三份，包括描述伤口位置的图案。蒙古式的程序不仅提高了执法的效率，而且也符合蒙古的基本方针政策：所有人民——不仅是受教育的精英阶层，都将知法，而且能以法律来行事。对蒙古人来说，法律更是一种化解矛盾、加强统一和保持安定的手段，而不只是判定罪行或实施惩罚的工具。
蒙古人没有用古典诗歌和书法艺术来教育官员，他们注重通过各种方式来提高官员的实际行政能力。对于从媒人、商人到医生、律师的各行各业，他们都设置了最低的学问标准。蒙古人在每个地区的政策似乎都是一样的。它们确保有广泛的个体人员能从事这些行业，并在服务中得到好处，同时，这些政策也力图规范和提升行业的水平。
以这么少的蒙古人要统治中国境内这么多的人，忽必烈汗好像不得不接受通过传统官僚选拔制度——它需要一个学习和考试的漫长过程——而组成的政府，但是实际上他拒绝了。他没有让古老的制度永久保存下去，而是废除了考试，为了能有助于行政管理，他把目光转向大量的外国人，特别是当时他可以随时调遣的穆斯林，当然还有欧洲人，如马可·波罗。忽必烈的祖父发现，受教育的穆斯林行政官员非常精通“法律和城市税收”，像祖父一样，忽必烈从弟弟治下的波斯引进了大量的穆斯林。他一再要求教皇和欧洲的国王们派一些学者和有知识的人过来，但却没有得到回应。
然而，忽必烈也注意到防止对个别民族或种族集团的过分依赖，于是他倾向于使不同人们之间互相制约，他经常将汉人和外族人混合起来组成一套行政班子，其中包括西藏人、亚美尼亚人、契丹人、阿拉伯人、塔吉克人、畏兀儿人、唐兀惕人（西夏党项人）、突厥人、波斯人和欧洲人。蒙古人在每个部门中规定了种族的名额，主要是三部分人：中国北方人、中国南方人和外国人，这样，每位官员的周围都有不同文化或信仰的同事。就像成吉思汗基于才能和功绩、而不是出身，能从社会的最低层到最高领导层中去选拔人才那样，忽必烈的政府部门也经常从最低级的职业如厨师、看门人、抄写员和译员之中搜罗人才。低层人员得到提升，进入新的部门，这增强了他们对蒙古最高统治者的依赖和忠诚，削弱了他们与被统治人民的联系。
管理地方的官吏没有固定的官阶级别，忽必烈汗强化了成吉思汗的决策体制，即通过大型集会和政务会及经常性商议作出决定。不管其可能性如何，也不管其水平怎样，蒙古人用模仿草原小型忽里台会议的政务会取代了官僚机构。地方政务会天天召开，任何新措施必须至少有两名官员的同意盖印才能通过。政务会必须讨论焦点问题并达成多数一致；所有决议都要由集体决定，而不是一个官员说了算。按照传统中国的标准，只要由一位官员决策而人民遵照之就行了，相比之下，蒙古人的制度显得毫无效率和不切实际，它花费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蒙古人还以各种方式提高了其他小型公务会的利用率。对医疗服务不满的病人，可以从由医疗界代表和非医疗界的官员代表组成的公务会上得到赔偿；包括从军人到音乐家的各个行业，纷纷成立类似的组织，用以解决各种争端。
然而，蒙元以前的旧有行政制度依靠的是学者型官僚，许多人需要这些官僚提供帮助或盖印批准，于是官僚们就靠榨取这些人的钱财为生，蒙古人雇佣职员来处理日常琐碎的行政事务，付给他们薪俸。蒙古人统一了境内的薪俸标准，而在这之前，因生活费用不同而产生了许多的地区差异。
成立自愿参与的公务会和雇佣带薪的公务员等制度没有在中国扎下根，它们在蒙元王朝实行的时间不长。明朝统治一建立就马上回复到了传统的官僚体制，放弃了上述有助于统治的公务会。这种共享行政管理权的经验再也没有在中国尝试过，直至二十世纪，共和政体的奠基人和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才努力地重新引进地方政务会、讨论会、带薪公务员和公民参政等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