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领导人，不管是国王还是总统，都是从某类国家的内部制度中崛起的。他们的成就通常包括对那些制度和庇护他们的国家的改变或复兴。然而，成吉思汗是在全新的基础上，开始有意识地创建国家和建立所有必需的制度的，这一全新的基础，部分是他借自以前的部落，而部分是由他自己所创造。对于这样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生存而言，并且对于以军队起家夺权的成吉思汗来说，他必须建立起强大的制度；他必须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强大，而且更加地中央集权化。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牧牛者、牧羊人及放牧骆驼的人都被提升为将军，驰骋在由成千上万勇士所组成的军队的最前方。每位年龄在十七到七十岁之间的健康男性，都是军队的活跃成员。正如他在第一次被推举为部落可汗时所做的那样，他任命最忠诚的部下为千户首领，而他那资格最老的追随者，例如博尔术，则负责掌管万户。基于他们的功绩和他们在战场上或战场下所显示出的对他的忠诚，成吉思汗奖赏了那些来自黑骨头世系的人，并给予他们最高的地位。相较于他授予忠诚的朋友以万户而言，成吉思汗分配给他自己家族成员所控制的军队人数则比较少——他的母亲、最小的弟弟及两个小儿子窝阔台和拖雷，每人只分配到五千人。即便他最大的两个儿子也并没有得到足额的万户，术赤只有九千，而察合台则只有八千。成吉思汗任命自己最信任的朋友监视几个家族成员的行政，尤其是对他的母亲、最小的弟弟和察合台。他通过声明察合台是“一个顽固而又心胸狭窄之人”的方式，来解释说这样的监视是必需的。他提醒谏言者们要“从早到晚都要呆在他身旁提出忠告。”
为了在这个巨大而又正逐渐成为一个国家、而又人种各异的部落之内维护和平，他迅速地公布了新的法令，抑制部落世仇和战争的传统因素。成吉思汗的“大札撒”，不同于历史上其他立法者的法令。他并没有将法律建立在上帝启示的基础之上，也没有将法律建立在任何源自古代定居文明法典的基础之上。他从游牧部落维持了数个世纪的习惯和传统方面来加以强化；然而，当老惯例妨碍了新社会的机能时，他就会迅速地废除掉它们。只要不与“大札撒”——对所有人发挥作用的最高法和普遍法——产生冲突，他还允许一些群体在他们自己的地域内实行传统的法律。
然而，“大札撒”并不代表单一的法律汇编，甚至也说不上是一部正在形成中的主要法律著作，成吉思汗要在其人生的最后二十年中来继续完善它。成吉思汗的法律并未深入探究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相反，他是用这一法律来管制最棘手的方面。只要有男人劫夺女人的事情发生，草原上就会有世仇。据说成吉思汗的首部新法律是禁止劫夺妇女的，这几乎无疑是对妻子孛儿帖曾遭劫夺的一种反应。由此种劫夺而引发冲突的持久性潜在力，仍然困扰着成吉思汗。在他自己的家族内，长子的亲生父亲是他，还是孛儿帖的劫夺者呢？这种不确定性在困扰着他，而且这种不确定性还在成吉思汗渐渐老去的时候，越来越多地引发了更加严重的问题。
在用法律来结束劫夺的同时，他禁止诱拐和奴役任何蒙古人。从自己被泰亦赤兀惕人所俘获和奴役的经验中，他尝过被诱拐和被当作奴隶而强迫劳动所带来的个人身体的痛苦，而且他也认识到，整个社会结构的惯例是多么地有害，草原部落中引发的仇恨和暴力是多么地强烈。
成吉思汗试图在他的各级部众中祛除内部纠纷的所有根源。基于自身的经验，即对围绕孩子正统性问题而产生的分裂，他宣布所有的孩子，无论是由妻所生还是由妾所生，都具有正统性。由于对妻子价值（似乎她们是只骆驼一样）的争论，会在他的部众中间激起不断的纠纷，他禁止将妇女的贩卖带入到婚姻之中。因为同样的理由，他宣布通奸行为是不合法的，蒙古人对这一行为的界定不同于大多数人。通奸行为并不包括妇女与她丈夫近亲之间的性关系，也不包括丈夫与女仆或与家族内其他人的妻子发生关系的行为。与成吉思汗的法律声明相一致的是，毡帐内的事情应在毡帐内解决，而草原上的事情则应在草原上解决，通奸行为适用于不同家族已婚人之间的性关系。只要它不会在家族间引起公众的冲突，就并不会被视为犯罪。
偷窃牲畜的行为通常总被认为是违法的，但这一行为在草原的抢劫文化中是很普遍的事情，而且它也被视为是仇恨与不和的缘由。大概是记得八头牲畜被盗而给他的家族造成的巨大伤害，成吉思汗对偷盗牲口的行为处以死刑。此外，他要求任何人发现丢失的牲口，都要将其还回原主。为此，他设立了大规模的失物招领制度，并且随着帝国的扩展而不断完善。任何人要是捡到丢失的货物、金钱或牲口，而不把它们交给有关的上级管理者的话，就会被当作是盗贼；按偷窃行为论处。
除对丢失的牲口发生争论外，草原民众也经常对野生动物的狩猎权发生争论。成吉思汗禁止在三月到十月间——动物的繁殖期——打猎，并将这一想法编成法律条文。成吉思汗不仅在夏季保护动物，而且还给它们提供安全的过冬环境，猎人们不得不对他们猎杀所需食物的行为加以节制，有的甚至不再打猎。法律具体规定了打猎的数量，也详细说明了滥杀的行为，以便不会出现浪费现象。
除认识到性、财产及食物的重要性外，成吉思汗也认识到相互竞争的宗教所具有的破坏性的潜在力。事实上，从佛教到基督教，或从摩尼教到伊斯兰教，每一种宗教都在草原民众中拥有自己的信众，并且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声称自己不仅是真实的，而且也是唯一的。在此类（或许是世界上第一部针对宗教的）法律中，成吉思汗宣告，人人都有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尽管他仍然信仰家乡的神灵，但他并不允许将那些神灵用作为国家的崇拜对象。
为支持各种宗教，成吉思汗对宗教首领及其财产实行免税，并且免除各种各样的公共服务。为支持各相关职业，他后来还扩大免税范围，对提供公共服务所必需的专业人员给予同样的免税待遇，这些专业人员包括殡仪事务承办人、医生、律师、教师及学者。
成吉思汗制定了许多特定的法律条文，以防止对可汗之位的争夺。按照法律，可汗无一例外地必须得到忽里台的推举。任何家族成员未经推举而攫取汗位，都要处以死刑。为防止竞争的候选人互相残杀，他规定只有通过全体家族成员都参加的忽里台，才可对家族成员判处死刑，而不是通过任何个别的成员。这样做，他是在宣布自己最初夺权的手段——杀害自己的异母兄长——是不合法的。
成吉思汗所汇编的蒙古法律，规定了群体的责任和群体的罪行。单独的个人若处在家族之外或不属于大群体，他就不能合法地存在；因此，家族对保证其成员的正确行为负有责任。一人犯罪会导致众人受罚。同样地，一个部落或一个小分队的士兵对彼此的行为也负有同样的责任，因此整个国家，不仅军政或民政，都要对维护和执行法律负责。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蒙古人，他必须生活在正当的社会中。
法律的执行和责任的承担始于最高层，即可汗本人。照此，成吉思汗公布了对任何个人，甚至是最高统治者都有效的至高无上的法规。通过使统治者服从法律的方式，他取得了其他文明尚未实现的某些东西。不同于很多文明——最独特的是西欧，在那里，君主被上帝的意志所支配而又凌驾于法律之上——成吉思汗解释他的“大札撒”既严格适用于统治者，也严格适用于任何其他人。然而，他的子孙后代仅在他去世之后的大概五十年的时间里，能遵守这一规则。
为在总体上管理整个帝国，而且最为明确地是为了记录法律和管理现今处于他控制之下的广阔国土，成吉思汗下令采用一种书写系统。尽管文字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已由穆斯林商人和巡回传教士引入草原，但很少有本地的民众学会，即便是最高度发展的部落，如在塔塔儿、乃蛮及客列亦惕部落中，也没有人学会；就目前所知，没有蒙古人学会过书写。在1204年征服乃蛮的过程中，成吉思汗发现塔阳可汗有一位记录其声明，并将这些声明浮雕在官方印玺上的书记官。这个书记官出身于畏兀儿，畏兀儿人起源于蒙古草原，但在九世纪的时候就已经移居到现在中国西部新疆地区的绿洲之中。畏兀儿语与蒙古语密切相关，并且相对地比较容易改写为蒙古语。这一书写源自于古叙利亚语字母，这些字母是由给草原部落带来基督教的传教僧侣所使用的。书写由字母而非文字所构成，但它如同中文一样，垂直纵排下来，书写在纸上。
为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成吉思汗任命由他母亲所收养的弟弟失吉忽秃忽担任最高法官的职务，失吉忽秃忽是成吉思汗征服塔塔儿时发现的小男孩——当时戴着金耳环和环形鼻饰，成吉思汗将他交给母亲抚养长大。成吉思汗要他负责“惩罚盗贼和纠正诈伪事件”，同时要将他的各种判决写在“青册”书的白纸上，“青册”的颜色正是“长生天”的神圣颜色。在成吉思汗的行政管理中，书写和记录法律之间的密切关联性，大概解释了蒙古人为什么用nom这个词来解释书的意思，nom来源于希腊语的nomos，意为“法律”。在十三世纪的蒙古人社会中，法律和书写的词完全是一回事的。
为在巨大的国家机构中保持忠诚和凝聚力，成吉思汗改革了古代扣留人质的政治惯例。他要求每个千户长和万户长都要把他们的儿子和儿子们的伙伴送到他那里来，以组成他本人的万人部队。要是他们的亲人行为不轨，成吉思汗不是以处死他们来相威胁，而是采用一种更为有效的策略。成吉思汗把那些将要成为人质的人培养成行政官，并且将他们当作储备人才，以备随时取代任何无能或不忠的官员。比起亲人可能被处死的威胁，这种被取代的潜在威胁很可能更能确保忠诚。因此成吉思汗改变了人质的身份，将他们转变成政府的主干力量，这几乎使每个家族都与皇帝宫廷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成吉思汗将这个精英部队分成日班护卫和夜班护卫。正如名称所显示的那样，他们要永久地保护成吉思汗和他的营地，但他们并不只担当护卫的角色。他们管理在宫廷内工作的男男女女，并且还要把放牧不同牲畜的牧人组织起来。他们监视营地的活动，看管国家的所有武器和部队装备：旗帜、枪矛和鼓。他们还要管理餐具和负责宰杀牲畜，并要确保肉食和奶制品的恰当分配。卫队要帮助裁决合法的审讯，实施处罚，并且通常还要执法。由于他们控制了皇室营帐的出入口，因此，他们也就构成了政府行政管理的基础。
成吉思汗自己军团的所有成员，把持了对其他九支万人军队的“长兄”地位，因此，这些成员可以对他们中的任何人发号施令，并且要求他们无条件地服从。不同于其他军队里面每个人都占有一种地位，在蒙古军队里，整个部队只有一种地位。成吉思汗万户中最低级别的人的地位，也要高于其他万户中级别最高的人。反过来，在每个万户内部，千人部队指挥官的每个成员的地位，也都要高于其他九支千人部队中的所有人。
成吉思汗依靠被称为“飞箭信息”的快速乘驿系统，便利了消息的传达，使指定的接受者可即时接获命令。军队提供骑乘，而当地的民众则供给驿站。对蒙古人来说，邮驿事业与军事列于同等重要的位置，而且个别蒙古人还被允许在邮驿系统里任职，以代替正式的兵役。取决于当地的地形，每大约二十英里设有驿站，每个驿站需要大约二十五户家庭来维持和管理它。尽管驿站向公众开放使用，但个别驿站中的许多信息，以及任何特定时间里的驿站总数都要严格保密，因此相关的准确信息并不存在。然而，我们仍可以得到十八世纪存留下来的邮驿系统的印象，那时从西部阿尔泰山山脉到东部穿越长城进入到中国的入口处，跨越整个蒙古的这个邮驿系统，仍然在运行着，并且需要大约六十四个驿站。
对于较短的距离，成吉思汗则采用了多种古老的通信方法，例如使用火把、响箭、狼烟、闪光信号或旗帜，因此在演习、狩猎或军事调遣期间，信息传送更加迅捷。牧民们很早就发展出一种复杂的军事信号系统，这种信号在超越听力范围之外仍能使用，而在成吉思汗的统治之下，这些信号又进一步发展成为更加精细、迅捷而又有效的通信系统，用于战斗或军事演习中。
和平与繁荣本身给成吉思汗带来了新的问题。六年的和平，允许或者可能鼓励了阴谋诡计和卑鄙的对抗，这些现象威胁到成吉思汗苦心经营的部落统一。他越有权力，在追随者当中就越会激起争执——特别是在他自己的家族内，家族成员觉得自己应该比家族之外的人分享到更多的财产，获得更大的权力。为成吉思汗宫廷所信任的谏言者，并不包括他自己的亲属。他把母亲送到最小的弟弟帖木格那里生活，帖木格按照草原的传统被称为“家庭太子”斡赤斤，他负有照顾年老父母的责任。
虽有忠诚不二的军队，并且没有哪个家族或旧贵族作为对手，但新问题却从意想不到的缘由中产生：帖卜·腾格里——成吉思汗的萨满巫师。他曾反复地宣称，“长生天”支持成吉思汗并将使他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他解析梦境，并解释有利于成吉思汗成功的各种各样的征兆，而且他还把这些梦境和征兆解释为是成吉思汗伟大重要性的暗示。成吉思汗不仅充分利用帖卜·腾格里有助于宫廷的神秘价值，而且还充分利用他的实际价值——任命他负责监督管理诃额仑和帖木格·斡赤斤的财产。帖卜·腾格里利用自己的地位，使自己和六个兄弟获得好处，形成为一个势力强大的派别，而且由于他具有神的权力，在新建立的蒙古部落联盟中，其权力地位仅次于成吉思汗本人。
曾经有一次，帖卜·腾格里七兄弟联合起来反对成吉思汗的弟弟哈撒儿，而且还打他。后来，哈撒儿跑到成吉思汗的营帐，跪下来请求兄长给他做主。成吉思汗从不完全相信自己的家族，他严厉叱责自己的弟弟并且嘲笑地问到，曾被誉为部落中最强壮的人，现在怎么会被这些人打呢？根据《秘史》记载，跪在兄长前面，哈撒儿羞愧难挡，暗自垂泪。哈撒儿带着愤怒、恐惧和羞辱走出营帐，三天没和成吉思汗说话。
显然，这次对哈撒儿的小小胜利给帖卜·腾格里壮了胆，其后不久，他就向成吉思汗告发说，他曾梦见到成吉思汗将统治这个国家，但在另一个梦里却梦到哈撒儿将统治这个国家。他力劝成吉思汗迅速有力地打击哈撒儿，以防止任何对其统治的威胁。成吉思汗立即下令捉拿哈撒儿，并且剥夺了他的几个随身侍从。
成吉思汗的母亲与她最小的儿子居住在离他的宫廷大约一天路程之外的地方，但她很快就得知这一纠纷。她早就对帖卜·腾格里作为她财产的一个管理者的权力感到不满，而今又听到帖卜·腾格里在她的儿子中间挑起冲突，她更是愤怒不已。尽管时间很晚了，但诃额仑还是用白驼驾着她的黑色车，连夜起行，在日出的时候赶到了儿子的皇家营地。
根据《秘史》记载，当母亲突然冲进成吉思汗营帐的时候，他惊恐地愣住了。她解开哈撒儿，将冠带放回到哈撒儿头上，并帮他系好腰带。诃额仑对长子感到极度的愤怒，她盘腿而坐，扯开上衣，露出已经干瘪起褶、曾经喂养过五个孩子的双乳，按照《秘史》的叙述，就在那个时候，她手托双乳，将其置于膝上。
“你看见了么？”她双手托住干瘪的双乳，愤怒地质问成吉思汗，“这是你曾经吮吸过的胸脯！”随即对儿子展开了长篇激烈的质问。诃额仑使用曾经在铁木真杀死自己的异母兄长别克帖儿时所用的大致相同的言辞，指责他的行为就如畜生一样，自噬脐带，并且咬着自己的胞衣。为平息母亲的怒气和安抚她，成吉思汗答应恢复哈撒儿的自由，并且让他重新掌管他的部分部众。
诃额仑大概年近六十，在与她儿子争论之后不久便去世了。按传统，她的财产应该传给她最小的儿子——帖木格·斡赤斤，他应该获得这些遗产；并让他控制一万数目的民众，而这一民众数目是要多于任何其他家族成员所控制的民众数目的。大概是得到成吉思汗的默许，萨满巫师帖卜·腾格里和他的六个兄弟将帖木格·斡赤斤晾到一边，抢走了诃额仑的财产和她的部众。当帖木格试图取回自己部众的时候，帖卜·腾格里及其兄弟们就让他在帖卜·腾格里背后下跪，认罪求饶，公然地羞辱成吉思汗最小的弟弟。
尽管亲人多次大声疾呼，但成吉思汗依旧与帖卜·腾格里、而非与自己的家族结成联盟。在家族成员之中，成吉思汗似乎只愿听从他的妻子孛儿帖。她比丈夫更清楚地明白七个势力强大的兄弟所形成的危胁，他们坚定地团结在一起，而今在蒙古部落联盟之内又有自己的部众。在得知最近所发生的幼弟被羞辱的事件之后，孛儿帖愤怒地向成吉思汗解释说，要是听任帖卜·腾格里坐大，自己的儿子就将要遭殃。正如她力劝铁木真与札木合绝交一样，那时铁木真与札木合已经合并了他们的部众，而今她又要求成吉思汗与帖卜·腾格里以及他的家族绝交。她质问自己的丈夫，可汗活着的时候帖卜·腾格里就可对大汗的弟弟们做这样的事情，要是可汗死了之后，帖卜·腾格里又将会对他的儿子和寡妻做些什么呢？
随后，帖卜·腾格里和他的六个兄弟以及他们的父亲蒙力克，一起来到宫廷，而帖木格·斡赤斤则与成吉思汗一起正在营帐内等着他们。帖卜·腾格里刚一落座，帖木格就朝他走去，揪住了他的衣领。成吉思汗伪称两人只不过是要摔跤，并命令他们俩到营帐外进行比赛。可是，帖木格并不想与帖卜·腾格里进行摔跤比赛；他正要试图伺机惩罚帖卜·腾格里。帖木格通过营帐门口一把就将帖卜·腾格里揪到外面，三个守侯在外的力士立即迎上前去揪住了他，并猛地折断了他的脊骨。成吉思汗下令在垂死者的上方立起一个小帐篷，随后所有的人便起营离开了那个地方。
帖卜·腾格里是成吉思汗在草原上的最后一个对手。他曾摧毁过自己所不能控制的一切。他压制自己亲人的权力，消灭贵族氏族和所有敌对的可汗，废除旧部落，重新分配民众，并且还最终消灭了草原上最强大的萨满巫师。
成吉思汗新任命了一位萨满巫师来取代帖卜·腾格里，他是一位年长的老人，没有野心而且更易于驾驭。成吉思汗的追随者们也接受了教训。他们将成吉思汗的胜利解释成是有预兆的，那就是成吉思汗不仅仅具有军事权力，而且他所具有的神的权力，也要远远大于最强大的萨满巫师。在许多追随者看来，成吉思汗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势强力大的萨满巫师，也展现了一种时至今日很多蒙古人仍然保持着的信念。
随着所有游牧部落的统一，成吉思汗可高枕无忧地安坐于统治者的位置之上，看来谁也无法确定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多年来，他都纠缠在与札木合和汪罕的一系列事件之中，要是没有他们，巨大的部落就似乎失去了目标或方向。要是没有敌人，他们就失去了结合在一起的理由。成吉思汗看来得寻找新的敌人，但他却发现并没有值得吸收的部落。由于没有其他潜在的目标，1207年，为确保降服森林中的部落和驯鹿的牧民，他派遣二十八岁的长子术赤，带领他的万户，出征被蒙古人称为西伯尔（Sibir）的那个地区，Sibir就是西伯利亚现代名称的由来。术赤大获而归，带回数千的蒙古军队新成员，以及跟成吉思汗达成许多联姻的部落首领，这一联姻中包括了术赤的一个女儿。除民众之外，术赤还带回贵重的礼物，包括珍贵的毛皮如黑貂皮、猎鸟及其他森林产品。
北方的扩张除了提供兽禽毛皮以外，并无多大吸引力。引起成吉思汗最大注意力的其实是南方，它有种类繁多的制造品——金属制品、纺织品和新奇的物品。他得到的第一件输入品是来自畏兀儿人的。畏兀儿人耕种于大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绿洲之中，附近地区位于现在中国新疆自治区之内。成吉思汗接受了他们的归顺，而且只是通过结盟的方式，试图将他们吸收进他的家族之中。他把一个女儿许配给畏兀儿人的可汗，使其成为他的女婿。
成吉思汗在将亲属关系扩大到西伯利亚部落和畏兀儿人的过程中，不仅仅只是在他的家族和上述部落内占统治地位的家族之间建立起联盟，他是将整个部落和国家当作家族成员一样，接收进他的帝国内，因为，在部落的政治惯例中，对可汗授予亲属关系，就是等同于承认其家族与整个国家是一体的。这样，亲属关系的事务就扩大为一种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成吉思汗继续利用并扩大这种草原部落的政治惯例，它不是依靠共同的宗教（就像在基督徒或穆斯林信徒之中）或共同的血缘（在传统的草原文化中）来建立这种普遍的公民权，它只是建立在忠诚、信任和效忠的基础之上。最终，蒙古帝国内所有的非蒙古王国都被称为哈里（Khari），哈里来自于“黑”（black）这个词，并且暗含有姻亲的意思。因此，最受蒙古人欢迎的国家，如畏兀儿人或朝鲜人，以及一些特别的突厥群体，都将以作为蒙古人的姻亲而荣，反之，“黑血缘关系”之外的异族联姻是不被允许的。
畏兀儿可汗前来蒙古宫廷提亲的时间大约是在1209年，他带着一支骆驼商队，载满了丰富的礼品，抵达宫廷，这些礼品包括有金、银和许多形状、大小及颜色各异的珠宝。因为没有织造工艺，蒙古人只能使用皮革、毛皮和毛毡压制而成的毛织品，因此最重要的礼品——机织织物——对他们来说是难以置信的，这些织物包括丝绸、织锦及绸缎等等。畏兀儿人的到访，突显出农业文明的富足与草原部落的穷困之间的巨大差异。成吉思汗统率着一支伟大的军队，但管理着的却是大部分的穷困民众，然而在越过戈壁的南方，沿着丝绸之路，却涌现出一条时断时续而又令人印象深刻的巨大物流线。他在等待机会以调整这一货物流通的不均衡，也在寻找机会来检验他的军队，以对抗其他军队，但这一努力意味着要冒巨大的危险。成吉思汗渴望冒这个险，而且机会很快就出现了，这仿佛是在回应他的祈祷。
然而并没有人注意到这位骤然崛起的统治者，以及他新近所宣布的蒙古国家。那个时候，在亚洲高原的内陆草原之外，很少有人注意某位野蛮首领的杀戮或一位新来者的加冕，他们也并未将某个野蛮部落的毁灭和其对手的崛起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小部落的战争是为争夺马匹、女人和几卷布匹而已，缺乏真正文明中更加重大的争斗所具有的那种显而易见的重要意义。这一切正在起变化。
唾弃黄金可汗
成吉思汗及其后代的武力震撼了整个世界：
苏丹被推翻、哈里发在没落，
而恺撒则在王位上惶惶不可终日。
爱德华?吉本，
《罗马帝国衰亡史》
我朝马蹄所至，天上天上去，海里海里去--耶律楚材，1237年
1210年，马儿年，是成吉思汗人生的第四十八个年头，也是他的新国家建立的第四个年头，一个代表团来到蒙古人的营地，他们宣布，金国的新可汗已经即位，成吉思汗和蒙古人必须臣服于新君，因为蒙古是金的附属国。金朝（女真人建立的王朝）的首府中都，兴建于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的1125年，那里是现代北京的兴起之地，金王朝控制着满洲（今中国东北地区）、现今内蒙古的大部以及华北地区。由于自身源自于满洲森林的部落民，他们声称对所有的草原部落都具有统治权。汪罕过去曾效忠于他们，而今女真人看来又渴望重申自己对成吉思汗的优越感，因为作为草原游牧民中最有权威的人物，成吉思汗已经取代了汪罕。
女真人对草原的权威不是取决于其军事威力，而是取决于他们对流入畜牧民众中的货物的牢牢掌控力，这些货物来自于整个中原的作坊和城市。草原可汗的地位，取决于他赢得战争以及确保稳定的商品供给能力。通常两者是相一致的，战场上的胜利，可提供劫掠战利品的机会。成吉思汗击败并统一所有部落的史无前例的成功，无意之中带来了结束劫掠的结果，但也因此窒息了货物的流通。由于所有的制造品都源于南方，成吉思汗要取得这些制造品的话，要么就作为仆从勇士，效忠于南方的某个统治者以获取货物；要么就去攻击他们，抢夺货物。
成吉思汗并不信任女真人。蒙古人与契丹人在种族和语言上有着更为接近的亲缘关系，而今女真人已经击败了契丹人，并且统治着他们。由于意识到新蒙古统治者的权威，很多契丹人逃离女真人的领地，前去投奔成吉思汗，寻求庇护。1208年，四位女真朝廷高级官员投奔蒙古人，他们极力要求蒙古人攻击女真人，但由于担心这是一个圈套或是其他什么邪恶的阴谋，成吉思汗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1210年，女真黄金可汗突然去世，其子不久即位，这给女真朝廷提供了一次弄清成吉思汗底细的机会，他们派出使团，向成吉思汗宣布君王的变更，并要求成吉思汗坚定地臣服新君。一位蒙古官员任职仪式的整个过程，保存在1878年《顺天府志》的一份报告中，这份报告是由一位满人——女真人的后代——的宫廷使臣所记录下来的，从中我们也许可以得到臣服仪式的某种印象。年轻的蒙古人“谦恭地跪于地上”，“深表谢意”，承认自己“是一个低能的蒙古奴隶，完全无力报答以前数代家族所接受的皇帝恩惠，他郑重表明自己要克尽职守，竭尽绵薄之力。”接着，他“转身朝宫殿伏地叩首……感谢皇恩。”
成吉思汗十分清楚该如何叩头——他曾一次次在不儿罕·合勒敦山上，向“长生天”表示敬意——然而在年届五十的今天，他不想再对任何人下跪叩头，也不再是任何蒙古人的奴隶。据说，成吉思汗刚一接到要其表明降服的命令，就转身朝南而唾，对黄金可汗（即女真人的新可汗）进行了一通报复性的辱骂，随后翻身上马，向北绝尘而去，留下瞠目结舌的使节，呆立在飞扬的尘土之中。成吉思汗对黄金可汗使臣的公然蔑视，无异于是蒙古人在向女真人宣战。成吉思汗对商品货物的需求早就给他提供了向女真人发动战争的理由，而今黄金可汗对成吉思汗提出的臣服要求，又给他提供了发动进攻的籍口。
在短暂会见女真使臣之后，成吉思汗返回到建立在客鲁涟河岸的营帐中，并于1211年（羊儿年）的那个春天，召开忽里台。人人都清楚会议有重要议题要表决，因此人们可通过不出席会议的方式来行使否决权；要是参加忽里台的人数太少，成吉思汗就将无法继续下去。通过组织一个长期公开性的讨论，共同体中的每成员都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场战争。尽管士兵们在战场上应该要绝对服从命令，但即便是最低级的士兵也是被当成下级伙伴的，他们不仅要理解作战的目的，而且还具有自己的发言权。高级成员在大型的公开会议上聚集起来讨论问题，随后各自回到自己的部队，继续与低级勇士们一起讨论。为使每位勇士都负起完全的责任，无论职务高低，每个人都要参与其中，并且必须明白，他们正处在作战计划的什么位置上。
会议通过邀请包括来自结盟的畏兀儿国和西夏国的代表，成吉思汗巩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因此，当他发动侵略的时候，就无后顾之忧了。在本国，他也要鼓起民众对这场战争的勇气，获得他们的理解。为达到这两个目标，成吉思汗利用部众的荣誉感，迎合了他们对女真人过去的错误行为实施复仇的要求，而且还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加广泛的机会，即从女真人城市的巨大财富中获取无限的财物。据《秘史》记载，一旦成吉思汗确认民众和盟友会坚定地支持他，他就会公开地从忽里台集聚的代表中退出，私下前往附近的山上祈祷。他除下小帽和腰带，在“长生天”之前跪下，并向神的守护者述说自己的情形。他依次数说了几代民众对女真人的不满，而且还详述了祖先被女真人杀害的痛苦。他解释说，自己并不想反对黄金可汗，也不是想引发争论。
在成吉思汗离开的时候，为了斋戒和祈祷，蒙古人分成男人、妇女和孩子三个不同的群体。聚集在一起的蒙古民众不戴帽冠，忍饥挨饿，等待三个焦虑不安的日日夜夜，等待着“长生天”的决定和成吉思汗的命令。他们对着“长生天”，不分昼夜地喃喃低念着古老的蒙古祈祷语“呼累、呼累、呼累”。
第四天黎明时分，成吉思汗带着决定出现了：“‘长生天’已经允诺了我们胜利和复仇。”
蒙古军队启程南伐，兵锋直指南方壮丽城市的时候，极度自信的女真军队正在等待着他们，并且还在嘲笑蒙古军队的进军。一位中原文人记录了女真可汗针对成吉思汗所说的话，“我们的帝国如大海；而你们的帝国则是一盘散沙而已，”他这样问到：“我们怎么会怕你呢？”
女真可汗将很快得到答案。
十三世纪，现今由中国控制的蒙古以南地区包含有很多独立的王国，而这些王国可能占有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女真王国有大约五千万人口，以占据的领土大小而论，在现代中国之内的为数众多的王国中，女真王国仅居第二位。最大和最重要的领土处于南宋政府的控制之下，南宋立都于杭州，统治了南部中国大约六千万的人口，是数世纪中国文明的继承者。一连串的游牧缓冲国家将蒙古高原与宋隔开，每个缓冲国都包含有农业和畜牧业混合的地区，这些地区被以前的游牧部落所统治，而这些部落为了更加有效地剥削该地区的民众，曾经一度征服该地，并且定居于此。从草原上冒出的新部落常常取代旧部落，因为旧部落已经逐渐衰弱，而且他们几代人都耽乐沉溺于舒适的城市生活之中。在长期形成的周期循环中，一支来自草原的游牧军队，突袭并且征服南部的农民和城镇，建立一个新的王朝，然而几年之后，又被另外一个劫掠的部落所征服。尽管数个世纪以来统治部落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但这一规律却已经存在了数千年。
女真人的西面是西夏王国，再往西是畏兀儿，最西面则是处于天山山脉的哈剌契丹。畏兀儿已经对成吉思汗负有承诺，而他最近征战西夏，看来只是场战争预演。对西夏的征战发生在1207年至1209年之间，它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袭击来进行的。这场战役就像是一场彻头彻尾地针对更强大的女真人的战争预演，这其中包括跨越戈壁。西夏是由一位藏人在现代中国甘肃省境内的黄河上游区域所建立的一个农牧帝国，它占据了沙漠腹地内绿洲沿线的各脆弱环节，而这一沙漠地区却控制了从西部穆斯林世界到东部中原汉地的商品流通。这一通道就像是一条细薄、脆弱的带子一样，穿越沙漠腹地，虽脆弱不堪，但却在东西方伟大文明之间提供了唯一的联系纽带。对西夏的袭击促使成吉思汗掌握了一种针对围墙城市、城壕和堡垒的新战争方式。西夏不仅城池坚固，而且还有大约十五万人的军队，这几乎是成吉思汗所带领的出征军队人数的两倍。与在城市中长大和使用悠久围城战术的将领们不同，成吉思汗创造了自己的攻城战法。他很快地就掌握了简单的战术，例如切断敌人周边的后勤补给；并且不久他又试行了非常不合常理的战争方式，例如在进攻城池坚固的西夏国都时，引黄河之水灌城。由于在工程技术上缺乏经验，蒙古人虽引水成功，但水却冲垮了自己的营盘，而不是西夏的国都。不过，蒙古人经受住了危险的失误。成吉思汗从中吸取教训，继续攻城略池。往后，蒙古人还将再度使用这种方式，但他们每次都更加熟练于此道，并且也使用得一次比一次成功。
1211年，带着跨越戈壁以及侵袭女真的决定，成吉思汗从事的不止是另一场中国边界的战争：他点燃的将是最终焚毁整个世界的熊熊烈火。没人能预见将来会发生什么，即便是成吉思汗本人也不知道。他没有显示出任何企图征服全球的野心，因为他每次都只进行一场战争，而对他来说，这次只是将要与女真人作战。然而，从这次女真战役一开始，训练有素而又组织严密的蒙古军队就将要冲出高原故乡，侵占从印度河到多瑙河、从太平洋到地中海的所有一切。转瞬间，仅仅三十年时间，蒙古勇士就将击败他们所碰到的每支军队、夺取所有的要塞以及攻陷所有的城池。基督徒、穆斯林信徒、佛教徒以及印度教徒，很快就将拜服在野蛮蒙古骑兵那沾满灰尘的靴子之下。
跨越广阔的戈壁，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军队出发前，小分队士兵要先行出去查探水源，以及报告草场和天气情况。有位中国目击者叙述了主力部队到达之前，先头部队是如何去侦察每个山头和所有地点的。他们想知道那一地区的所有民众和资源的情况，而且他们还往往要去寻找以备撤退的退路。
蒙古人非常适合长距离远行；每个人都精确地携带着他们所需的东西，其他的一点不带。他们除穿着直到脚踝的传统羊毛长袍——“迪尔”之外，还穿着裤子、戴着有耳扇的毛皮帽，并且蹬着厚鞋底的长靴。除带着在恶劣天气中起保护作用的衣服外，每位勇士还随身携带着生火用的打火石、一个装水和牛奶的革囊、磨利箭头的锉刀、一根用于围捕动物或捆缚战俘的套索、缝补衣服的缝衣针、一把用于砍削的小刀和短柄斧，以及一个可装所有东西的大皮袋。每个十人小班还带有一顶小帐篷。
蒙古军队的机动性和阵形取决于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使得他们明显不同于任何其他传统文明的军队。第一个因素是，蒙古军队完全由骑兵所组成，都是武装骑兵，没有一个步兵。与此不同的是，几乎所有其他军队的主力都是步兵。在这次对付女真人的战役中，大约六万五千名蒙古骑兵，要面对一支人数相当的骑兵部队，加上另外的八万五千名步兵，女真人具有两倍的绝对优势，但他们却没有蒙古军队的那种机动性。
蒙古军队的第二个独特特征就是，不同于那常伴士兵左右的巨大的马匹储备量，他们远距离行军，却没有一个军粮库或笨重的后勤补给线。前进途中，他们挤动物奶解渴，并且宰杀它们作为食物，或通过打猎及抢劫以自给。据马可·波罗称，蒙古勇士可以连续行军十天而不必停顿下来生火做饭，他们渴饮马血，每人都随身带着十磅重的干奶团，每天将一磅奶团放入一个保温皮革袋子的水中，作为一天的食物。勇士们随身带着数片干肉和干凝乳，可一边行军一边慢嚼以食；有鲜肉可又没时间煮的时候，他们就将生肉置于马鞍之下，这样很快就能使肉变软可食。
令中原汉人极为诧异和憎恶的是，蒙古勇士可在长时间中行进，而且仅需少许食物和水就可生存下来；据某人的记载，因为他们无需生火做饭，整个军队扎营住宿，毫无烟火。相较于女真士兵，蒙古人显得更加健康和强壮。蒙古人有规律地食用肉、奶、酸奶酪及其他的奶制品，而与他们作战的敌人，则以各种谷物制成的稀粥为主食。农民战士食用的谷物，阻碍他们的骨头发育，腐蚀他们的牙齿，并且使他们变得虚弱而又易于生病。相反，最为穷困的蒙古士兵所食用的大部分是蛋白质，因此使得他们牙坚齿利，筋骨强健。不同于大量依赖含糖类食品为主食的女真士兵，蒙古人不需任何食物就能轻易地行军一两天。
传统的军队是以长纵队方式向前行进的，带着大量食物的人，则以相同的路线行军，紧随军队之后。相比较而言，蒙古军队则是遍布在一个辽阔的区域上，这给牲畜提供了充足的牧场，也给士兵增加了打猎的机会。成吉思汗居中前行，右翼军掩护西侧，而左翼军则掩护东侧。一支小部队担任军队前卫，而另一支则护卫后方，因为后方有蒙古人的后备牲畜。成吉思汗军队的十进制组织，使其军队变化多端，极为机动。每支万人部队就像是成吉思汗主营的缩小样板一样，发挥着作用。万户长居于其千户部队的中央前行，并且他还按其所需，配置有其他九支部队环绕四周。成吉思汗不是在建立一种军队等级制度，而是在将他的士兵组织进一组同心圆之中。
尽管蒙古人频繁地迁移军事营帐，但每支部队的中央主营却以一种精确的固定模式来加以布置，以便使新来的士兵在任何情况下都清楚，该到哪里去报告，以及如何去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每支蒙古千人部队都有自己的医护部队，这些医护部队通常是由汉人医生所构成，他们负责看护病号和伤员。帐篷以特殊的形式被整齐地排列着，每一形式都有其自身的名称及用意，甚至帐篷内部也用同样的方式来精确地加以布置。经过一天的行军、作战或打猎之后，部队扎营露宿时，将领处在中央营地，四周由卫队和其他士兵守卫。夜间，马匹保持战备状态，以备不时之需，而且在营地的边缘，还设有环形的防御带。
与结构完整而又布置巧妙的中央营地比较起来，夜里，大多数普通的勇士被分成一个个小群体，遍布在乡间，安营露宿。他们会选择黄昏的时候燃起小火，那时天色不昏不暗，近处看不清燃起的火光，而远处又无法看清冒出的烟幕。就着火，他们快速地准备一天唯一的一顿热食。饭后，他们并不闲逛或在火边睡觉；而是分散成更小的群体，三五人一群，睡在遍布整个地区的隐蔽凹穴中。第二天天一亮，他们就开始仔细侦察前后左右。
成吉思汗的士兵遍布在一个如此广大的区域之中，通信变得非常重要，又十分困难。传统的军队以大型纵队的方式来行军和扎营，指挥官通过书面通知的方式，可彼此轻易地进行沟通。对蒙古人来说，部队太分散，而且连军官也都是文盲。各级所有的通信都不得不通过口头而非书面来加以传达。命令是通过士兵口头传达的。口头传达系统的问题在于消息的准确性；消息不得不被人一次次地加以准确地复述，然后又要准确地记住和表达。为确保准确的记忆，军官们用韵律来发布自己的命令，这种韵律利用的是一种每个士兵都熟悉的标准系统。蒙古勇士利用一套固定的悦耳音调和诗歌式样，按照消息的含义，可临时编造出不同的词语。对士兵来说，听消息就如同是在学习一首已知歌曲的新诗篇。
士兵们常常在他们的小群体中边走边唱，就如草原上一群群牧民那样，直到今天仍在边走边唱。蒙古勇士除歌唱他们经常所歌颂的有关家乡、女人和战斗内容的歌曲外，他们还歌唱已被编成乐曲的法律和行为规则，以便人人都能熟悉它们。通过记住法律和经常练习“消息—歌曲”形式的方式，所有人都可通过一种便于复述的新诗歌形式，来随时掌握新的消息，并且可把它带到所指定的地方。
尽管在异地作战，与敌军相比，在部队兵员上又处于劣势，但成吉思汗却有从一生征战中吸取教训的优势，而且他又非常熟悉自己的部队和将领。他与这些将领中的很多人一起征战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而且还有少数将领，如博尔术和者勒篾，与他一起征战将近四十年。在远离成吉思汗视线的漫长征程中，他确信自己可以信任他们。成吉思汗同时也熟悉每个将领的强项和弱点。哲别，他的将领之一，作战迅猛，能在战争中抓住时机，并激发起部下毅然决然的勇气；而另一位将领木华黎，稳扎稳打，有条不紊，则能承担长久而又艰巨的任务。
不管蒙古人的训练如何有素，纪律如何严明，或意志如何坚决，他们也不能通过传统的战争来征服设防的城市。面对女真人，成吉思汗使用早年在草原战争中所用过的基本策略，在第一批箭射向战场对面之前就设法赢得战争，先通过引起混乱，并随即灌注恐惧摧垮敌人意志的方式，来击败敌人。由于蒙古人最初是缺乏摧垮厚重城墙的武器或知识的，因此他们就在城市周边的乡村中引发灾难，并迅即消失，在城市看来是安全的当口，他们又出其不意地再度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