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的汉化之路
就在吴三桂冲冠一怒的时刻，关外的满清政府同样也面临着一个关键的转机。
一个月前，吴三桂放弃宁远后，满清当权者——摄政王多尔衮已经敏锐地意识到，皇兄一生未完成的基业，将于自己手中实现了。
三十三岁的多尔衮，在这个具决定性的时刻表现出远远超乎他年龄的成熟和稳定。当时，在皇太极夫人孝庄皇太后的支持下，他已经击败了政敌济尔哈朗、豪格等人，占据了绝对的权威。宁远失守，明室仅有山海关一道屏障了，这道屏障曾经阻止了他的皇兄皇太极多年。伟大的皇太极，至死没有度过这道屏障，他几次绕道进攻大明帝国，几次都无功而返。为了躲开这道屏障，皇兄表现出了与老汗王完全不同的沉稳素质，他花了很多心思，很多的时间，甚至平定了朝鲜，外蒙，就是为了选一条可以绕开这道屏障的捷径。可是，至死他也没有完成这个愿望。没有想到在皇兄死后不到一年多的时间，自己竟然可以接过这个重任了。
对于皇兄皇太极，多年来多尔衮始终怀着复杂的情绪：崇拜，仰慕，仇恨，臣服，嫉妒，恐惧……不管曾经怀着什么样的情绪，多尔衮都清楚一件事，与父汗努尔哈赤相比，皇兄那张略带温和的面貌后面，是深不可测的谋略、机心和智慧，皇兄就像一座高山，挡在他的面前，让他只有仰望的份，决无超越的可能。
但皇兄突然死去了，在他正当壮年的时候。突然间，一切不可能的事情都变得可能了。
在这关键时刻，多尔衮把所有对皇兄的复杂情绪都化成了一种情绪，那就是钦佩。五体投地的钦佩。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才明白了，如果没有皇兄多年来的深谋远虑，雄心伟略，那么今天就不会有这个机会给他，同样的，后金汗国就不会成为未来的大清帝国。
满清有皇太极，和大明有崇祯一样，对于各自的阵营，都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相反的。
把他们两人放在一起比较，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们都是接过了上一代的赐赏的人，只不过，一个接的是财富，一个接过的是巨债。
虽然接过的东西不同，但两样东西同样都具有杀伤力，财富太多了容易改变人的本性，很可能会走向一个与理性背离的道路，债务太多了，却反而可能催人奋进，使之为还清债务而变得勤奋肯干，精明务实。
可惜的是，那个接受了债务的人没有还清债务的能力和信心，那位继承了财富的人则更加具有创造财富的能力。
提起满清，人们经常难以忘记的是老汗王努尔哈赤的赫赫武功，但是却常常忽略了二世皇太极在文治上的成绩，对于一个帝国的构建来说，后者更加重要。
任何一个王朝的成立，都要靠武力抢夺政权，也就是后来经常说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原意。武力强者引发革命，革命最后总是以推翻一个固有的政体而宣告成功，但这只是革命的初级阶段。革命后，最重要的是建设阶段，这一步走得好与坏就决定了这场革命的真正价值与内涵。可惜，在中国历史上很多革命者，他们崇尚武力，却往往忽略了在武力压倒一切以后的事情。清醒的人都知道，暴力只是手段，但不是目的，人们臣服于暴力，并不是喜欢他，只是因为实在没有别的方法可行了，暴力是人们能够承受的最后底线。如果一味的挑战人的承受极限，那么肯定会出现更加暴力的人，将前面的暴力资源占有者推翻。
皇太极对这一点看的比他父亲清楚。这位喜欢读历史的马上英雄，其实并不只是拥有强悍的外表和精准的箭法。他读过元史，当然知道元朝——这个马上游牧民族曾经的辉煌与陷落，当年成吉思汗、窝阔台、忽必烈几代父子，和他们父子一样，从草原的方寸天地里起事，所向披靡，最后占领了最大的土地，可是，在他们相继死后，不过短短几十年时间，天下就归了姓朱的。原因是什么？姓朱的皇帝的子孙们不知道，可是他看得清楚，蒙古铁骑可以征服天下最锐利的军队，可是征服不了一个东西——人心。他们用暴力来治国，但最后被人们用更暴力的手段推翻。皇太极知道，征服人心，比攻城陷地更厉害，而征服人心，靠的同样是人心，只不过这里更包括着一个定量的概念。这个概念自皇太极以前，没有哪一位马上英雄搞清楚过，所以他们的武力天下无双，但如同流星一样，瞬间的闪亮后就消失在灿烂的星河里。
皇太极不会是流星，因为在他心中有这么一个定量的概念。这个概念说穿了就是四个字：大多数人。
皇太极知道，要想取得丰功伟业，必须要取得大多数人的支持。
元朝的蒙古英雄们并不了解这个道理，否则他们怎么会那么快的亡国？他们以武力争取天下后，把人种划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南人，汉人，把人数最多的人贬为了最低贱的种族，于是，他们等于有意识的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最大数量的敌人——当大多数人都成为你的敌人时，再强大的武装也会崩溃；因此积弱之徒的南人、汉人，最后战胜了虎狼之徒的草原雄鹰。
父亲努尔哈赤也并不明白这个道理。汉人曾经是迫害他的民族，强硬的父亲把征服汉人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开始了与汉人的誓死斗争。成功是明显的，但付出的代价同样惨重，在宁远，他们碰上了非常会打仗的袁崇焕，一生只失败过一次的父亲因此含恨离去。袁蛮子只要活着，自己就难以挺进中原一步！
汉人不可畏惧，但又不可轻视，因为他们的人数众多，能人也众多，如果不是接连碰上几个坏皇帝，满清势力，能否跨越辽东？这些道理，皇太极一直在深思熟虑，他做出一个定量分析，是在经过了多少次的征战以后才醒悟的道理。在这个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皇太极明白了今后他的行动方向——每一步都取决于对大多数人即对汉人的态度。
这是一个艰难的转变，由后金国走向满清王朝，这一个转变意义重大。从秦始皇开始，游牧民族与农耕社会始终处在一个极度对立的姿态下，长城就是这种对立情绪的体现。用长城挡住关外人的侵入，是汉人社会的共识，而由此，引发的民族间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从前的匈奴、五胡、五代十国到辽金蒙古，最后到满，战争不断、仇恨不息，已经成为钢铁一样的事实。但放眼历史，关外势力从来没有够战胜汉人势力，即使有过辉煌的胜利，也极为短暂，至于一统汉人江山，更如同梦话。
汉人外表羸弱，但内里坚韧，这一切并不完全因为人数众多，还因为汉家天下的形成结构有其合理性。他们以农业为基础，以土地为疆系，形成了稳固的家庭结构。唯其稳定，才能保证人口茂盛，资源丰富，人民故土意识浓厚，家族意识强烈，这一切也是构成儒家文化的基础。汉人有自己的文化体系，和这个合理的家庭形成结构有关；相比之下，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则近于原始状态，他们流动性强，稳定性差，土地对人的束缚几乎没有，资源获取方式也全靠掠夺；他们从一生下来就桀骜不驯，崇尚武力，部落之间战争不断，反复不息。这其实都是资源匮乏造成的。游牧民族崇尚武力，但是在文化上却相当落后，既没有一个能钳制思想的大一统的文化信念，也缺乏约定俗成的政治道德，大家都习惯了“有枪就是草头王”，过于自由散漫，缺少诚信，才会纷争不断；同样的，大家缺少规则约束，权威统治，都不按牌理出牌，也导致各自急功近利。
清晰地分析出了汉人与自己的不同后，皇太极在加强军备的同时，开始着手一个更艰巨的工作——推行汉化的步伐。
推行汉化，这一点在皇太极以前的少数民族帝王眼中是很难被认可的事情。虽然也偶然有之，但是论汉化的彻底程度和坚持的时间之长，惟皇太极第一。
推行汉化使皇太极走上了与努尔哈赤完全不同的路。前者是开疆裂土的英雄，后者则成为宏图远谋的君主，前者想的是为自己的子孙建立一块属于自己家族的土地，后者则想的是万世江山一统天下。基于这点不同，两代皇帝所前进的方向是不同的，我们可以说，在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之间，建国立业的信念相同，但实行的方法与准则迥异。按现代管理学来说，两者是定性与定量的不同。前者定性，后者定量，努尔哈赤受汉人欺侮多年，对汉人的仇恨形成了他生活的动力，攻城陷地，占领更大的土地，是他建国的根本，但到了皇太极那里，开始注意到人数、文化、生产、资源等等的差异，于是，由简单的定性到了更为精细的定量，我们发现，就是在这个定量的基础上，皇太极开始改变了对汉人的态度。而这个改变是因为皇太极有更为远大的理想，虽然史书并未有太多的记载，但可以想见，他一定从元朝灭亡的基础上吸取了很多教训，同样的，从明朝的建国中也吸取了更为宝贵的经验。
皇太极与父亲的不同体现最初体现在对“民”的认识上——这个“民”指的是汉民。努尔哈赤采取的少数民族通常的方法——“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奴。”这个把“民”当成“奴”的方法，其实和元朝时没有什么两样，可是皇太极却把“民”当成了“民”而不是“奴”。在众多的少数民族君王中，皇太极可能是头一个有如此认识的人吧？他也有很多措施，比如说，对于被俘获后，不甘为奴私自逃出辽东的汉人百姓，努尔哈赤的方法是杀，皇太极则既往不咎，并颁布宽容的法令，努尔哈赤时代曾强迫汉人降民修筑工事，对他们如同奴隶一样的苛刻，惹得汉民苦不堪言，皇太极后来干脆废了这个制度。
对于君主来说，打仗需要武功，执政则是文治，两者都是一个技术活。而对执政者来说，这个技术体现在什么地方上呢？——还是制度。崇祯没有修正制度的能力，故而眼看着制度一点点溃烂，无能为力，李自成没有制定制度的能力，所以任何的行为都是盲目而无理性的，与他们相比，皇太极则有更高的技术水准。他的汉化推进过程，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制度建设过程，这个制度建设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科学地分析形势。皇太极是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了制度建设的方向的。
那么皇太极是如何建制的呢？他本着汉化的大原则，其主要的着力点有三个方向——人事、民事、军事。
任何政府在建立制度时，都要考虑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用人制度，安民制度，军事制度，他们解决的是三个范畴的问题：吏治，稳定，国防。其实在当时那个大环境下，皇太极与崇祯一样，都面临着这三大问题，崇祯穷其一生没有解决得了，但皇太极却不同。他在这三个问题融入了汉化的进程，由此确定了满清王朝的胜利基础。
在人事上，皇太极效仿汉朝，建立了内阁制度，由以往的八个贝勒分权制改为统一的集权制。这一点是与努尔哈赤时代有极大不同的创新。能够形成这一套中央集权的制度，与他所重用汉族知识分子有关。
对于汉族知识分子，努尔哈赤始终持敌视态度，皇太极则不同。内阁制度是两个汉人帮他建立的，一位是范文程，一位是宗完我。后者的出身比较有意思，他是奴隶出身，在努尔哈赤时代为满人做奴，但皇太极发现了他的才华，将他赎身出来，参加了考试，还给予了重用。于是，宗完我后来成了皇太极手底下制度建设的最重要的臣子。而他提出的内阁制度与明制基本相似，也是分为六部，各部除尚书外，还下设承政两人，一为蒙古人，一位满人，相当于明朝的各部侍郎。但这个人员组成是多民族的，这就形成了一个互相挟挟制的体系。还有参政八人，官制与明朝比较接近，也设立了起监察作用的都察院。宗完我设立的制度虽与明廷相似，但起的作用却大相径庭。要知道满清在皇太极以前，其人事建制还是非常原始的，努尔哈赤在朝时，朝中大事全由他一人说了算，能说上话的还有八大贝勒也就是八旗之主，根本谈不上人事制度。努尔哈赤死后，也没有解决接班人的问题，他确定的是八个旗主共同议事的制度。
皇太极刚即位之时，“有人必八家分养之，地土必八家分据之，即一人尺土，贝勒不容于皇上，皇上亦不容于贝勒，贝勒事事擎肘，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整黄旗一贝勒也。”（《天聪朝臣工奏议》）从这段资料上我们可以看出，皇太极即位之初，他的权力并不大，因为分支太多，他实际上的权力不过是一个占地盘比较大，拥着子卒比较多的旗主而已。内阁制度的完善则让他的权力一下子凝聚起来了。但这个内阁制度与明朝的有所不同，不容易产生腐化的“票拟”、“批朱”等分权制度，也没有司礼监这个中间机构，所以这就是让内阁制度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了，也让党争之祸没有了滋生的土壤。两者同为内阁制，在性质上是有差异的。而在这个重新建立的人事制度中，还有一项重大的革新，就是汉人官员比例增加了，六部的阁主虽然还是满人八旗的旗主（当时的六部的头领分别是多尔衮、德格类、萨哈廉、岳托、济尔哈朗、阿巴泰），但是每部中都有相当比例的汉族官员，这与努尔哈赤那时动不动就把汉人当成奴隶使的方法皆然不同。这些汉人官员只忠于皇太极一人，后来证明发挥的作用之大，决不在那些拥有重兵的旗主之下。
在民事制度上，皇太极走得步子更大。他把游牧民族的生产模式改变了，强调以农业为本，开始了走上了农耕化为主要生产来源的汉化之路。我们知道，任何改朝换代的时刻，其最重要的改革都是先来自于经济制度上的。皇太极就成功做到了这一点。这对于以骑马为主的满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改革。
“专勤南亩，以重本劳”，这是皇太极提出的经济制度的方针，而在这个大方针的前提下，皇太极做的另一个了不起的事就是解放了大多数汉人奴隶。农奴制度是满清延续多年的制度，努尔哈赤时代仍然在使用，辽东的汉人对此多有不满，抵抗行为实有发生，也有很多汉人逃离土地，令田亩荒芜。皇太极即位后推行“满汉之人，均属一体”的政策，将汉人编入民居，由汉官管理，对于稳定辽东民事，起了很积极的作用。皇太极后来又效仿汉朝制定科举制度，实行考试入选的原则，门槛放得极宽，其考生范围扩大到汉人奴隶群，有很多汉人奴隶经过考试后成功“洗底”，与满人有同等的地位，比如宗完我。皇太极执政年代，奴隶制度基本上被农业生产所取代，满清由落后的奴隶社会走向较为发达的封建社会，这是汉化的功劳。
在军事制度上，皇太极则体现了极高的战略眼光，那就是重用汉人降将，建立了八旗汉军。
面对降臣，皇太极差不多是古往今来最仁慈的君主，他一生中招降的汉人降将之多，数不胜数。这些汉人降将，在皇太极眼中，不是贰臣，而是“明灯一盏”。皇太极以真诚的态度对待他们，至死不渝。这些被招降的人中，有他的仇人，有他的死对头，也有屡次欺骗他辱骂他的人，但是皇太极做到一视同仁，只要你降了，要权给权，要钱给钱，要官给官，要兵给兵，而且决无一丝疑心。祖大寿、洪承畴、耿仲明、尚可喜、孔有德、李成栋，这些人在明朝天子脚下个个都是雄踞一方的人物，降到了满清后，皇太极依靠他们建立新八旗，他们依然还是雄主，没有满人汉人、私人恩怨的界限。皇太极的这份襟怀，放眼历史只有曹操堪与一比。而降将给他们的回报同样丰厚，汉人八旗的出现，令皇太极的兵力增加了近一倍，这些汉人能将，至少在皇太极生前，为攻打明廷尽心尽力，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起的作用极大，而且也很少有人出现过贰心。
皇太极不光在用人上有一套，在整个战略眼光上也有一套。当他发现山海关难以攻破时，他采取“战略包围”的方式来对抗明朝的“坚壁清野”，明朝自熊廷弼开始，就坚持以退为进，防守反击的打法，后来的孙承宗、袁崇焕、洪承畴都是这一战略思想的忠实执行者。皇太极对付这一战略的方法就是先消灭周边的邻国，以形成合笼之势。于是，他利用几年的时间征服了朝鲜，令朝鲜成为其附属国，又远征蒙古，并令剽悍的蒙古林丹汗含恨死去，这样无论从北部，还是从水路，都对明朝实行了战略上的合围之势。就是在这个形势下，天聪三年也就是崇祯二年，皇太极绕过山海关，从蒙古地区的喜峰口出发，一直攻到北京城下，这一战历史上称为“入口战役”。此战的结果是，令袁崇焕措手不及，撤山海关守军仓促迎战，并令崇祯中了反间计，杀了这位卫国元勋。如果没有皇太极在战略上的远见，如果不是及早地征服了蒙古，这一战皇太极就不可能成功的逼近北京城下，不但使明朝丧失栋梁，而且给清军进攻明朝的心脏新开辟了一道战线。
皇太极在位十几年来，在人事、民事、军事等各项领域取得的成绩，是奠基性的。他用了十几年时间完成的汉化之路，其实也是将散漫的宗族势力并入制度轨道之路。这个制度的建立，不但充实了自己的国力，更重要的是征服了大多数汉人的心，所以，皇太极的定量分析是非常成功的。任何一种制度在建立的最初都有他的先进性，很幸运，在经过准确的定量分析后，皇太极成了先进制度的执行者。而这一切，不可能不会对他手下的第一能臣、也是他的族弟多尔衮产生巨大的影响。
对多尔衮来说，他对皇太极有种极为复杂的情绪。但所幸的是，这种情绪随着他与皇太极并肩作战的时间越来越长，并没有令他滑向一个非理性的领域里。
这里再回过头说一下多尔衮的事迹，可以令我们更好的了解满清政权内部的磨合情况。
多尔衮与皇太极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与努尔哈赤的其他儿子不同，多尔衮从小受老汗王喜爱，是因为他的母亲阿巴亥一直很得努尔哈赤的宠。不过，这位宠妃个人的品行有点问题，与努尔哈赤的二儿子代善有了极为暧昧的关系，后来一度失宠。但她也很有能力，竟然在这种情况下还是重新获得了老汗王的心，后来又被召回，甚至后来立为大妃。当时阿巴亥已经有了三个孩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已经步入年老色衰之列，仍能如此得宠，可见其人也非凡人。而努尔哈赤爱屋及乌，甚至有立储多尔衮之念。
不过，努尔哈赤一死，多尔衮母子的悲惨命运也就来临了。众贝勒要阿巴亥殉葬，否则将视为对父亲的不忠，这里面，带头的人就是皇太极。这个时候，多尔衮只有十四岁，既无势力，也无能力，只能眼睁睁看着生母被自己的兄弟们逼着自了尽。
阿巴亥殉葬，其实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谋杀，对她的嫉恨，在以皇太极为代表的众贝勒那里，已经存在已久了。对于多尔衮弟兄来说，这无疑是灭顶之灾。多尔衮从那时起就开始在艰难的环境里生活，时刻遭受冷眼与暗算，这是一个争权夺势的环境，虽然险恶，但也催人成长。在这其间，他与皇太极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并始终保持谦恭的姿态，逐步取得了皇太极的信任，他也学会了皇太极在处理事情、认识事情上的很多经验，皇太极对清室的重大贡献，除了在建国之外，就是培养了一个非常好的接班人。
但是，多尔衮长年在皇太极的身边，心情应该是非常压抑的，他不可能会忘记，就是这位给人感觉心胸宽广、温和友善的兄长，在当年逼死自己母亲时曾充当了多么冷酷无情的角色。而最让他痛苦的还是，他喜欢的女人大玉儿，现在就是皇太极的皇后。这两种压抑的情绪积压在多尔衮年轻的心中，他除了把这一腔怒火发泄在一场接着一场的战事中，可能没有别的选择。
回到前文，皇太极是伟大的君主，可惜死的太早。但他死了，清室没有死。因为他已经为清室选好了接班人，这个人不是他的儿子，而是对他始终怀有复杂感情的弟弟，他成功的接过了自己的衣钵，没有因为少年受到的不公平，长期的压抑情绪而变得阴狠乖张、不可理喻，他不但学会了自己的治国方略，还拥有了其他贝勒未能拥有的责任感。
皇太极死后，多尔衮马上松了一口气，但对他来说，形势依然严峻。就在崇祯为了流民问题而烦恼时，多尔衮以极其专业的手法“做掉”了能和他竞争的济尔哈朗、阿济科等竞争对手，成为了当时满清最有势力的人。此时他面临的最大敌人就是哥哥的大儿子豪格，一个在道义和实力上都完全有资格做满清皇帝的人。
多尔衮与豪格之争最后以表面上的两败俱伤告终。因为双方在争夺最高统治权的问题上各不相让，各自拥有的兵力马上就要火并，于是，为顾全大局，多尔衮提出了执衷的意见，立了六岁的皇太极之子福临为新君，年号顺治，作为缓解压力之策。这是一个很高明的招数，表面上看来，谁也没有赢，但其实赢的人是多尔衮。因为这位皇帝的母亲，是他心仪已久也对他一往情深的孝庄皇太后——大玉儿，有了这位皇后的背后支持，多尔衮其实可以行使皇帝的权力。
成为摄政王后的多尔衮，在经过漫长的等待后，终于站上了权力的最高峰上，只有在这时，他才会由衷的对冷漠的哥哥产生敬意，因为该做的事情哥哥都已经做了，他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如何用一以贯之的贯彻哥哥的施政纲令，以更稳妥的方式迎接这胜利果实。
一六四四年，在多尔衮没来得及享受获取最高权力的快乐的时候，有人把果实送了过来。这个人就是吴三桂。
范文程战略
在吴三桂粉墨登场的一个月以前，形势还没有如此明朗时，多尔衮就已经做过进攻的准备了。他下令修整军器，储备粮饷、马匹，但并不急于求成，他准备四月初旬“大举进讨”明朝。此时李自成与明廷打得正凶，多尔衮深知借力打力的道理，这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了一件事，今后，清室的对手已经换人了，不是明室，而是大顺政权。
多尔衮在当时对农民军有过幻想，他还曾秘密与农民军接触，想要联合伐明，但李自成对此毫无兴趣，不过两个月时间，形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逆转。李自成的百万大军行进的速度太快了，几天就进入京师，几入无人之地，明军甚至没有一次像样的抵抗，就全军覆没了。
这个消息传到沈阳时，多尔衮表现出了一个大政治家应有的姿态，他马上做的事，是召回“军中诸葛”范文程，听一听智计多端的范先生的意见。
在满清的开国史上，范文程的地位至关重要。相传他是范仲淹后代，曾中过明朝的进士，后来主动投奔了清朝，有点“弃暗投明”的意思。范文程经历努尔哈赤、皇太极两朝，均得以重用，而范文程也确实为满清王朝立下赫赫功劳，杀死袁崇焕之计就是他出的，皇太极的汉化之路，他也是主要谋臣和推动者之一。他是汉人，但其地位尊崇，不在八旗之下，皇太极死后，范文程也是托孤重臣之一，多尔衮对他恩宠有加，不逊其兄。
范文程这时在盖州养病，虽在修养中，但他时刻关心着局势变化，对于两个月以来的形势了然于胸。北京失守的消息，大约在三月末至四月初传到沈阳。多尔衮闻讯，迅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当接到多尔衮召见时，不用多尔衮解释，范文程就已经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范文程认为李自成并不足惧，其理由有三点：“一，逼殒其主，天怒矣；二，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士忿矣；三，掠民资、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从这三点分析我们可以感觉到，在范文程的亲自领导下，满清的情报工作非常出色，几乎如亲眼见到一样，把北京城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范文程由此推断，李自成的军队虽然强大，人数众多，但是没有任何的政治纲领与政治战略眼光。进入北京后，得志即猖狂，已经失去了天意、人心、民愿，不过是纸老虎。这个时候，要想统一全国，自然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范文程又反过来以此说明满清战略——“非安百姓不可”，得民心者得天下，此乃万世颠扑不灭之真理，崇祯不明此里，天下辄失，接替的李自成依然不明白这个道理，马上也要失去天下了，而此时得天下者，必是既明此理又能身体力行之人。
多尔衮召集诸臣开会，历时近四天，但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意见自然是范先生之言。与李自成、吴三桂、崇祯相比，多尔衮受皇太极言传身教，本身也是一个极有战略眼光的大政治家，清时历时三任首脑，均有非凡本领，此乃大幸事也，而最难得的是，他们对汉人的绝对信任，比汉政府更甚，这也是成功的必然因素。
多尔衮赞同范先生观点，在这个鼓励下，范文程再下一个奏折，以书面形式阐述自己的观点：
〖夫明之劲敌，唯我国与流寇耳。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为今之计，必任贤抚民，远过流寇，则近者悦而远者来，即流寇亦入而为臣矣……不然，是我国徒受其劳，而反为流寇驱民也。使举其见在者而驱之，后乃与流寇争，非计之长也。〗
这是范文程奏折上的一段话，今人看来，其中深意，值得后世人永为借鉴，这段奏折深刻揭示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而对于如何巩固政权，保护胜利果实，范文程亦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但有已服者，亦有未服而宜抚者，当严禁军卒，秋毫无犯，又示以昔日得内地而不守之故，及今日进取中原之意，官仍为官，民仍为民，官之贤能者用之，民之失所者养之，是抚其近而远者闻之自服矣。如此，河北数省可传檄而定也……（范文程奏疏全文详见《清世祖实录》）〗
这个大的战略方针，比之李自成要高明十倍不止，如果说多尔衮尚有几分迷惘的话，范文程则是在理论上行动上给多尔衮提供了最正确的方向。范文程提出的安民政策，也是皇太极多年来一直坚持的政策，“严禁军卒，秋毫无犯”说的是军风军纪，“官仍为官，民仍为民，官之贤能者用之，民之失所者养之，”，说的是于吏治与民事的方针，仍强调一个安字。而范文程更强调了时机的重要性，他强调这是一个大决战的时机，成则兴，败则遗恨终生，这个说法极大的推动了多尔衮的信心。范文程更明确指出，山海关在这个大决战中的重要性，而如何避开山海关，直趋北京，也是取胜之关键。
多尔衮不是崇祯，对正确的意见他完全接受。范先生的奏折阅后，多尔衮果断决定，全国动员，征调兵马迅速集结。这是满清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几乎是全民皆兵，后人称清朝“前后兴师，未有如今日之大举”。
四月七日，多尔衮召集众将，向太祖、太宗神灵祭告出师，揭开了大决战的序幕。八日，只有七岁的顺治皇帝福临驾临笃恭殿，并向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颁赐“奉命大将军”敕印，授权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之最大权限，军中之赏罚之事，均允许“俱便宜从事”。并赐给黄伞、皇马褂等御用之物，以重事权。
九日，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续顺公沈志祥及范文程、洪承畴等一大批满汉蒙古将领都臣服于多尔衮之下，齐聚一堂，奏乐行礼，祭天行拜。礼毕，放起了礼炮，炮声隆隆中，这个漫长的誓军仪式结束，多尔衮统率“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与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启行。（《清世祖实录》）
从四月一日急召范文程入见，到四月九日全民皆兵杀赴前线，前后不足十天时间，由此可见，满清政府之高效、高能已达巅峰，而此次决战，全部的精英将领都出席了，这也说明多尔衮胆色过人，号召力惊人，胜负在此一举的决心同样强烈。
满清是幸运的，虽然死掉了一位政治强人，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格局并未被破坏，多尔衮在其兄皇太极死后，经过了与同族兄弟豪格的勾心斗角，终于得到了孝庄皇太后的支持，成功上位。他本人第一次独纲大梁的军事行动中，就表现得刚强勇武，颇有谋略，再加上内有孝庄皇太后坐镇，外有强兵良将，形成了高度的凝聚力。多尔衮此时名为亲王，实为皇帝，军中威势，无人能敌，尽占了天时地利人和。
多尔衮的大军从沈阳出发，穿越辽河平原，因为不知山海关情况，加上对吴三桂的忌惮，部队行军速度并不快，这与多尔衮的心态也有关，毕竟这是他作为最高统帅带兵的第一场大决战。过去，他是皇太极手下第一勇将，今天，兄长已逝，千斤重担，压于一身。李自成军队在人数上又有绝对优势，他的心中也有几分惶恐。
在这次随军东征的大部队中，前明降将洪承畴也在其中，洪承畴率明军与多尔衮征战多年，他们是老对手，如今是上下级，多尔衮于是问计与这位老对手，此去一战，胜算能有几何。
自松山一战后，被皇太极称为“明灯一盏”的洪承畴其实一直没有兵权，只是一个幕僚，但地位极为尊崇。多尔衮对其只称洪先生，不敢称其名。洪先生见这位代理帝王有一问，正好把自己多年来在崇祯那里不能实施的政见说给他听。
洪承畴说，流寇兵多，但军纪涣散，我军军纪严明，上下同心，此战不用拖的太久，一战即可决胜负，唯希望攻城陷地之后，能以范先生之意见为准则，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并且转告各府州县官员，有开门归降者官则加升，军民进城秋毫无犯。即使抗拒不服，攻下城池，可杀官吏，但要保百姓安全；而对于内应立大功者，则破格封赏。
洪承畴再次分析起李自成之劣势，“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一旦闻我军至，必焚其宫殿府库，遁而西行。”他还指出了农民军“遇弱则战，遇强则遁”的作战特点。（《清世祖实录》）因而清军应在限定时日内，驱精兵速行追剿，至于攻打进京路线，他认为，避开吴三桂重兵把守的山海关，绕道蓟州、密云，则离京师最近。
洪承畴与李自成征战多年，对李自成的用兵及为人深为清楚，多尔衮问计于他，自然也是问对了人。洪承畴的意见是对范文程意见的进一步延伸，对多尔衮同样重要，原本信心不是很足的他，这一次坚定了信心，大军按洪先生意见，直奔蓟州、密云的方向前进。当然，这条前进的军事道路，也是皇太极生前以武力硬生生的开辟出来的。
范文程、洪承畴都是汉人，又都降清，在历史上均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面，但从全局角度看，他们之降清，固然是受其自身处境影响，有其软弱妥协一面，却也并非大恶之事。他们两人都是极具战略眼光与儒家风范的政治家，深明政治领域、王朝兴衰的得失因果，因此，两人能以百姓为重，推行“仁者之师”的理论，对清军统帅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在有他们之前，清军以屠城虐杀、侵扰百姓为乐事，但自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后，清军在这方面不断有所收敛，甚至推行怀柔政策，对饱受战争之苦的人民来说，未尝不是好事，特别是洪承畴提出的“官吏可诛，但要保百姓安全”的说法，体现出了这位降将对明室人民仍心存悲悯。后世人受正统思想影响，多将洪承畴塑造为欺君卖国、不仁不义的大反派，这是不以历史唯物观点看问题的原因。
与范、洪两位相比，事后也降了清的吴三桂并没有这样的悲悯之心。他对百姓，对君王，甚至对爱人，极少有“实行仁义”的理论和行动，一切都以个人利益为第一位。这并非性格迥异，而是因为成长环境不同，洪、范两人出身进士，十年寒窗苦读，受儒家正统思想熏染多年，尚有一些兼济天下的仁臣之志，也有封建臣子独有的道德底线，而吴三桂军人出身，一生奉行武力解决问题，信奉实力至上原则，其人实为军阀，而不是能臣，其道德底线要差得太多。此乃后话，且先按下不表。
受洪先生指点，多尔衮大军加快了进度，一六四四年四月十五日凌晨，突然满清军中情治机关的头子范文程秘密求见多尔衮，这一次，他带来了一个令多尔衮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好消息：坐镇山海关的前明名将吴三桂派来了使者，愿意归降清军，共同对付李自成。
借兵还是投降？
吴三桂冲冠一怒，为了陈圆圆被掠之辱，铁了心，要与李自成一决雌雄。
后人提起这段历史，大都认为吴三桂之降是因为陈圆圆的缘故，但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指出，这种是非关头面临国事的重大抉择，其实与女人没有太大的关系。“妻子岂应关大计”，吴三桂决定宣战，还是基于个人利益，并非完全是因为一个女人的缘故。还有研究者指出：“陈圆圆被劫一事在他的感情上起了催化、激愤的作用。”（李佐亭《吴三桂大传》）虽然各种说法不一，但我们可以断定的是，陈圆圆只是一个导火索，吴三桂与李自成的矛盾，有没有陈圆圆都一样会发生。以吴三桂的个性和野心及出色的军事能力，他是不会甘于屈居李自成手下做一个奴隶的。他们之间的斗争是迟早的事情，但陈圆圆事件的出现，则令这些矛盾迅速激化，并使两人找到了交恶的理由。
李自成用兵也确实有很大的问题。他明知山海关的重要性，并没有及早提起重视，派来胁持山海关的，不过是降将唐通及屈屈八千兵马，吴三桂部还有四万人呢！而在这一点上，大将刘宗敏是当时唯一可以吴三桂抗衡的将军，但这位刘大帅一心忙于在京城追赃索银，狎妓玩乐，左拥右抱，李自成竟然也说不动他，他也没有采纳李岩之计对山海关多派兵力防范，令山海关轻易落入吴三桂手中。
吴三桂占领山海关后马上誓师，要与李自成决一死战，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件极为不可思议的事：他写了一封给父亲的绝交信，痛斥父亲吴襄苟且偷生，有辱前朝，并表示自此信后就此断绝父子情义，即使李自成将其千刀万剐，火烧斧劈，也不会稍动凡心，而他亦会追随前朝帝王脚步，与李自成斗争到底。这封信，措辞激烈，感情充沛，名义是针对父亲，但实际是警告李自成，表明了与大顺政权彻底决裂的决心。
这封信全文如下：
〖不肖男三桂泣血百拜，上父亲大人膝下：儿以父荫，熟闻义训，得待罪戎行，日夜励志，冀得一当以酬圣眷。属边警方急，宁远巨镇为国门户，沦陷几尽。儿方力图恢复，以为李贼猖獗，不久便当扑灭，恐往复道路，两失事机，故暂羁时日。不意我国无人，望风而靡。吾父督理御营，势非小弱，巍巍百雉，何致一、二日内便已失坠？使儿卷甲赴关，事已后期，可悲可恨！
侧闻圣主晏驾，臣民戮辱，不胜眦裂！犹忆吾父素负忠义，大势虽去，犹当奋椎一击，誓不俱生。不则刎颈阙下，以殉国难，使儿素绱号恸，仗甲复仇；不济则以死继之，岂非忠孝媲美乎！何乃隐忍偷生，甘心非义，既无孝宽御寇之才，复愧平原骂贼之勇。夫元直荏苒，为母罪人；王陵、赵苞二公，并著英烈。我父唶宿将，矫矫王臣，反愧巾帼女子。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三桂不顾也。男三桂再百拜。（《明季北略》）〗
这个时候吴三桂的这封信，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李自成将吴襄掠去，原本是作为人质，以要挟吴三桂的。因为吴三桂当年为尽孝，曾有过单骑救父的事迹，在世人眼中是个绝对的孝子。但没想到今天吴三桂不是孝子，却是个狠人，为个女人，连父亲都不要了。
事实上唐通一败，李自成就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了，他马上安抚吴襄，将其从狱中接出，好生款待，并痛斥刘宗敏，追赃之事，就此罢了。甚至李自成还有意归还陈圆圆，为此特派两名使者前往山海关，劝说吴三桂。
几日以后得来的消息竟然是两名使者全部被吴三桂杀掉。自古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吴三桂这么做，无非是想告诉大顺政权一件事，他们之间的仇恨，已经不能够化解了。
吴三桂写下告示，昭李自成恶行于天下，用语恶毒，李自成见到这些告示，勃然大怒，他虽然忌惮吴三桂勇猛，但并非惧怕，毕竟吴三桂只有数万兵马，孤城一座，想要击败他并非难事。
李自成不想再等待下去了。意图一战的另一个原因是：吴三桂所据山海关太重要了。此时李自成明白了，他真正的敌人不是吴三桂，也不是流亡的南明小朝廷，而是关外的清军，如果不拿下山海关，清军直驱北京，历史将会重演。
李自成决定出师山海关，他手下的有志之士深觉不妥，提出相反意见的还是李岩。他的意见是：“吴三桂兴兵复仇，纯属为出一口怨气，此时边关紧急，外有满清环伺，环境极为险恶，主公不必亲自出马，因为国不可一日无君，早日择吉日登基才为上策，故而此时还是应该招抚吴三桂，许以父子封侯，仍以大国封明太子，奉明祭祀，休养生息，以免干戈之乱矣。”李岩直到这时，仍然坚持对吴三桂要以招降为主，不宜亲征。不过李自成对他已经明显不信任，不采纳他的意见。
因为吴三桂的不识抬举，自视颇高的李自成极为不满，打算以武力清算吴三桂，但不宜亲征这一条他也做了考虑，他指示刘宗敏率军前去山海关解决吴三桂，但刘宗敏这时已经习惯了北京的花花世界，并无斗志，一再推脱。对这位从小就跟着自己的心腹，李自成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不能有的软弱，竟然一筹莫展。其实，刘宗敏对局面的破坏，影响极大，换了朱元璋，或皇太极，即使此时不清算他，待时机成熟后也必然处理，可是李自成此时兵权尽在人手，没有更好的挟制办法，只得做出亲征的主张。
李自成要亲征的消息，令得群臣极为不安。牛金星、宋献策也纷纷劝进，矮子军师宋献策甚至明确指出：“皇上去于皇上不利，三桂来于三桂不利。”这是非常精辟准确的判断，但这些意见，李自成始终不听。此时的他已经自我膨胀到极点，他一心想收复山海关，并没有把吴三桂太放在眼里，既然众将都忙于享乐，他就做出亲征的决定，强迫众将与自己前往山海关。我们可以想像众将对主帅这个决定所持的沮丧心理，刚进入北京不到一个月，花花世界刚刚开始享受，现在又要开始打仗。此时军心早已大不如从前。
李自成决策出师的当天晚上，他突然又做了一个极不高明的举动，就是开始杀人。崇祯、李自成都爱杀人。他们杀人，不是因为杀的人确实可杀，而是想通过杀人来掩饰内心的惶恐与不安。这一次，李自成杀的是前明诸大臣，包括原内阁首辅陈演等一批人当即被杀掉，一晚上，杀了六十多个部长级的大臣，从入夜一直到二更时才停止。杀人的是刘宗敏。这最后的杀人把李自成所有的希望都断绝了，北京城内，吴三桂要来攻下北京城的消息已经传出，已经有更多的前明旧臣秘制素衣，暗藏兵器，准备迎接吴三桂进城了。
外患未平，内乱又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自成带着所有的兵力，离开了好不容易的拿下的北京城，前往山海关。除了刘宗敏、李过、郝摇旗等大将外，李自成还带来了崇祯的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以及三桂的父亲吴襄，这几个人是李自成手上最有价值的王牌。特别是吴襄，李自成要用他警告吴三桂，如若不降，屠刀就会落在父亲头上，而另外三王，则是要彻底断绝吴三桂之念，如若不行，一并杀之，让他的复辟计划不能实施。
李自成大军浩浩荡荡前往山海关，此时他志在必得，但是却没想到，他一走，其实是主动把军事实力暴露给了对手，北京城内一片空虚，后防几乎虚设。他也不知道，吴三桂此时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孝子，在他准备对抗自己的那一天，他就变成了世界上最无情的人，甚至连父亲的生命也不放在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