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勉皇帝的另一面
就在吴三桂带兵拥进山海关之时，崇祯皇帝朱由检正面临着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抉择。
对这位三十五岁的年轻帝王来说，他现在面临的形势是：在山海关以外的辽东大地上，他的老对手满清军队虎视眈眈，蓄势待发，在山海关以内的中原大地上，流民李自成、张献忠势力越来越大，但可用于对付他们的人才却越来越少。对于这位年轻皇帝来说，山海关这座关城如同一道薄弱的门，门里门外，全是敌人，而在这危机四伏的时刻，明王朝又出现了自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财政危机、人事危机与军事危机，内忧，外患，一并而来，并且来势凶猛。
在这个时候，崇祯的脑中一片混乱。不知这个时候他是否有这样的后悔：为何要我入皇家？
在历史上被称为明思宗的崇祯皇帝朱由检，生于万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此时，三十五岁的他，已经做了整整十七年皇帝。十七年间，他处在“内忧外患”的大败局中，可能连一天好觉也没有睡过，自然也不可能有一天的快乐日子。
此人是中国历史上备受同情的帝王。尽管他身上有很多招人烦的地方，但事实上，作为一个个体，崇祯在道德品行上，似乎完全符合明君的标签。
这个衡量标准就在于：崇祯首先是一个有梦想的皇帝。他的梦想，从一开始登上皇位到他最后的亡国时刻，基本上没有走样，这在中国历史上的众多皇帝中，并不多见。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多的是开始有雄才大略但后来蜕化变质的例子，比如宋徽宗赵佶、隋炀帝杨广都是如此。但崇祯不一样，他从一开始就有不变的梦想，直到最后，始终在为这个梦想奋斗不止，直至亡命，犹然不悔。
这是个有毅力、有血性、有志气的人，与他之前出现的祖父辈、兄长辈——明熹宗朱由校和明神宗朱翊钧——相比，作风迥异。终其原因，就在于他拥有着一个自己看来坚定如磐石的梦想——他想做个好皇帝。好皇帝的标准，就是带领他的全体臣民走向一条中兴的康庄大路，永葆太祖留下的万世江山。这个出发点是正确的，而崇祯确实也是在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的。于是，我们看到，在明史资料记载中，崇祯有非常值得肯定的一面，比如一生勤勉于行，励精图治，不好酒色，而且是一个标准的孝子。这当然为崇祯博了很多同情分。
促成崇祯成为一个有梦想的皇帝的因素有很多。但内因在于他的哥哥——本朝上任皇帝的过于怯懦无为，致使本朝的军政大权，人事大权，财政大权甚至皇室安全的决定权全部落于太监之手。在崇祯十七岁登基以前，他过的是一种极度压抑的生活。我们很难在史料中看见他在这个时候的活动，因为那时的舞台并不属于他。真正的舞台给了他的，是在他十七岁那年，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突然的死去，让这个一直沉默着，低调着，在担惊受怕中过日子的弟弟突然拥有了机会，这是一个幸运的时刻，对本朝，对崇祯个人，都是如此。唯一在这个时刻大叹不幸的，可能就是天启一直宠爱、大权独揽的司礼太监魏忠贤了。
崇祯最博人同情的好名声和好运气来自于他十七岁登基之后的那段日子。在维护皇权的战斗中，他亦步亦趋，非常稳健的利用言官的作用，成功的扳倒了当时专权一时的朝中大阉魏忠贤，（注意这一点：我们发现，用言官说事，也是魏忠贤在前朝天启执政时对付东林党的主要方法，在明朝数次大规模的党争与权利斗争中，所有的招法都如出一辙，这成为文官集团互相攻击时一个特色，特别值得玩味，后来崇祯临朝，我们会发现类似的招法将再次出现。）魏忠贤专权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几年时间，但是已经败坏了整个朝纲，也破坏了国运，特别对于那些被魏阉打压了很多年的朝中所谓“清流”来说，崇祯的上台，无疑令人振奋无比。崇祯上台后，举国在一种幻梦般的氛围里，从那一天起，“明朝中兴”的梦想就根植在了群臣的心中。他们衷心拥护着这个年轻的皇帝，同样的，在这个类似于肥皂泡一样的精神寄托中，年轻人也看到了这个梦想绚丽的魅力。
中兴之路，似乎指日可待。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发现其实并非如此：在大多数人眼中，崇祯是很沉稳很英明的干掉了这个本朝最大的奸宦，但是，即使是朝中最聪明最有眼光的人也没有发现，这件事对于挽救整个明王朝的命运来说，其实并没有决定性作用。事实上自明开朝以来，太监专权一时，再被新主干掉的事屡见不鲜，前朝已经有好多例子：比如刚刚下台的大太监冯保，早一点的刘谨，汪直，还有更早一点的曹吉祥等等。干掉他们的主子，无论是神宗，英宗，还是武宗，都谈不上是什么高明的君主。太监专权，真正的内因不在于太监的能力有多强，而在于内阁制度的不合理。皇权在高度集权下的体制下的畸形发展，说到底了，这是个制度问题，不是太监个人能力来决定的。但是，明朝并没有这么思想前卫的臣子提出或有能力改变这种状况，连前朝的第一中兴之臣张居正都不能。明朝的臣子，都清楚一件事：无论你做出多大的贡献，皇权是不能撼动的。远有太祖临朝杀尽功臣的前事，近有建朝以来第一权臣张居正死后的其派系的迅速败落，都是臣子斗胆撼动皇权的样本。在这个大前提，群臣只有一个念想，就是盼着在朝政腐败时，有一个明君出现。这种念想是有传染性的，不但臣子以此为真理，皇室成员更是如此。崇祯上台后，扳倒了本朝自开国以来最厉害的太监魏忠贤，无疑是这种神话的人间体现。
魏忠贤的死，为一个新生的时代敲响了新的乐章。但死掉一个太监，对于整个衰微的国势来说，只是赢来了一个转机，形势并非已经完全乐观了。在这个时候，国家面临的那些压力与问题仍然存在，如果不能合理解决，本质上就是换汤不换药。崇祯并非完全没有这个意识，但因为年龄的关系，心理上他对此不会有太充足的认识。
随着历史向后发展，我们发现，崇祯曾经表现得坚忍刻苦雄才大略的面目开始走样了，在清算了魏忠贤以后，他的好运气或者好品性就基本上走到了头。
即使如此，这些也似乎并没有影响他的好名声，连他的敌人都不愿意把更多过分的言词加在他的身上。可能是因为十七岁那年清算魏忠贤这件事过于大快人心，人们对这位屡犯错误又从未更改的皇帝寄予了太多的感情色彩，甚至在面对着他一而三再而三的做明显的蠢事时，依然没有太多的苛责。即使明亡之后，还有一种说法：“是亡国之人，但非亡国之君。”这是他评价自己的话，大家也都认可。
但是，历史同样有另一种说法来评价这件事。抛开这些溢美之词，我们发现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扳倒了魏忠贤以后，崇祯开始成为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有关于他的行为评价，自这个阶段以后，就进入另一个极端。
在史官们笔下，这个人一方面是“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另一方面却又“用非其人，益以愤事”，“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而最搞笑的是，他当年因清算巨宦魏忠贤而被世人称道，到后期却又“复信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明史》），使前后行事判若两人。
在他执政十七年里，明朝看不到一点中兴之路的政绩。曾经坚如磐石的中兴梦想真的成了一个虚幻的肥皂泡，在这个巨大的泡沫后，人们看到的不光是梦想的破碎，还有苦难的来临。在他的领导下，非但百姓没有过几天好日子，各级官吏更苦不堪言，被他迁怒撤职，或是当替罪羊杀掉、入狱、灭门的官吏数不胜数，其中被冤杀的占了大多数。崇祯在位十七年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十四个兵部尚书（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那些一度举双手欢迎他登上高位的清流们，发现自己这次依然跟错了主子。其中最令人发指的，是他杀掉了明朝唯一可以与满清抗衡的大将军袁崇焕，一手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并直接造成了辽东大片土地的流失。
历史写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崇祯的面目越来越狰狞了。他成为了历史上最不值得同情的皇帝之一，这位幻梦少年，突然变成了昏君。与他哥哥天启皇帝朱由校相比，崇祯虽然有些许好名声，但实际上做的也好不到哪儿去。而最倒霉的是，他还背上了亡国的罪名，这恰恰是他最怕的事。
几百年来，对崇祯的评价一直颇有争议。孰是孰非，探究这个问题对我们更有效的了解一六四四年前后明王朝的命运至关重要，所以，作为本书第一个出场的人物崇祯，他的衰亡之路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规律，封建制度的高度集权化不断泯灭人性与理性，最后产生的恶果也直接导致了皇帝的孤家寡人之路。崇祯在登基以后面临的一切问题，不光是他个人的问题，更是整个明王朝乃至中国封建王朝集权制度在高度膨胀后的必然归宿。崇祯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不走运的皇帝的事实，揭示了中国封建历史上的一个悖论式的规律——愈要集权，愈要溃败。
有多少债需要偿还
十七岁的崇祯比较走运。他病歪歪的哥哥早早的死了，并在临死前做了一生中唯一做过一件好事：他没有让他宠爱了一生的魏忠贤公公有机会伤害到这位孝顺的弟弟，早早的立了弟弟为接班人，使崇祯的上位，完全合理合法，合乎一切法定继承标准。
崇祯又比较不走运，因为他有一个缺心眼到了极点的哥哥——天启皇帝朱由校和个人品德败坏到了登峰造极地步的爷爷——万历皇帝朱翊钧。这两个人留给他的，除了别人眼中值得羡慕的皇权，还有他终其一生也没有能力偿还的巨债。
我们要想分析明白崇祯是怎样从一个有梦想的少年变成一个无德无能的昏君的，那就要先看一看，他在登基以后接过来的都是什么东西。
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崇祯的爷爷，留给他的，是积重难返的土地与财政问题。自明神宗时起，明朝财政已经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这一切，与明神宗破坏本朝第一权臣，也是明朝乃至中国历史上最懂经济的内阁首脑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有直接关系。其实明朝能持续到崇祯这一年，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没有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缓解土地兼并与税收问题，稳定了政府的财政，可能明室早就崩溃了。
神宗皇帝在他的老师兼帝国首脑张居正死后，出于对他个人的厌恶，任性的破坏了“一条鞭”法，设矿监税监，并且从我做起，鼓励以他为首的皇亲内侍兼并土地，最大的恶果不是增加了人民的赋税，而是破坏了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土地政策，而对于财富的迷恋，也让神宗成为明朝开朝以来最贪婪的君主。他掠天下财富于一身，个人财富空前积累，但国家财富却残失殆尽；而且他又在皇位继承问题完全凭性子来，搞得上下不同心，君臣不同路，对国家的凝聚力的破坏无法估量。
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比神宗更不走运。他留给亲弟弟的不但是更加溃烂的财政问题，还加上溃烂的人事，和近于溃烂的国土问题。
天启年间最初的问题不是来自宫廷的变乱，而是战事的紧张。辽东出现了几次大败战，丢掉了土地，也让以往人们并不重视的关外后金势力直趋而入，与明朝廷分庭抗礼。在这个形势下，比较不幸的是明朝内部又出现了几次大的党争，更有如火上加油。
党争的导火线是“三大案”。“三大案”分别为“红丸案”、“梃击案”、“移宫案”，三个案子发生在万历至天启初年，表面上看来似乎与崇祯无关，但对明朝整个朝政的影响却是巨大的。这三大案由此派出出来的问题，同样是万历与天启这两位皇帝留给这位十七岁少年的又一笔债务。
这三起案子源头在于明神宗朱翊钧在皇位继承权上的昏昧举动。神宗有两个儿子，长子朱常洛为王恭妃所生，次子朱常洵为郑贵妃所生。朱翊钧宠爱郑贵妃，有意立朱常洵为太子。按照明朝各代立皇太子的一般原则，应当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即嫡长子继承制。嫡子必须是皇后所生，现在皇后无子，自然应当以长子为尊。因此，多数大臣主张立朱常洛为太子。这种争论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最后，终于还是以皇帝妥协为结束，是之为“国本之争”。
三大案就是在国本之争的背景下发生的。明神宗处理不好的家事，后来引发了极大后患。万历四十三年，先出现梃击案，这是针对太子朱常洛的一次有意识的刺杀行动。一名叫张差的人进宫手持棍棒行凶，被当场抓获后由此牵连到了郑贵妃与福王朱常洵，朝中大臣对此事的态度分成两派，但因万历皇帝不愿深究，此事在几次廷审后不了了之。此后又现了红丸案，这是在万历死后、太子朱常洛刚刚继位后发生的事情，又是针对新皇帝朱常洛的行动。郑贵妃送给新皇帝几位美女，因耽于酒色，朱常洛病重，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治得了朱常洛的病。结果这一粒红丸就要了这位短命皇帝的命，朱常洛死后，有人怀疑是郑贵妃暗中下的手，朝中再起纷争，但终于还是未揭明真相。再往后，又发生移宫案，主要是针对一手带大朱常洛长子——后来成为天启皇帝朱由校的李选待（因为当时朱常洛有两个妃子，一在东宫，一在西宫，都姓李，故而这两人被称为东李西李，这位选侍是西李），朱常洛死后，这位西李不愿搬出正宫（即皇后有资格居住的乾清宫），想控制小皇帝，重新效仿当年郑贵妃专权旧事，由此引发一场轩然大波，在东林党人的策划下，群臣逼朱由校将西李驱出乾清宫，移到了宫女居住的鸾宫。
这三大案的产生是历史遗留问题，根源在于神宗时期对皇位继承问题的暧昧不清和偏私情结，但真正卷进去的却是整个文官集团。在三大案中，文官集团绕着国本问题，后宫问题，皇权归属问题，与皇室中的各种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争论激烈，斗争残酷，因东林党出力较大，成为党争中最大的派系。东林党人虽以清流自居，但在行事上仍然走党同伐异的路子，由此也为党争埋下了伏笔。这三大案之后，文官集团与后宫集团形成了明显对立的格局，朝政内部围绕国本问题历经数年，始终斗争激烈。
从明朝建朝起，朱元璋就唯恐臣子结党，后来杀功臣蓝玉、宰相胡惟庸都是借结党为由下的手，但他不曾料到，在他死后，党争依然是明朝政治最大的特色。到明朝晚期，营私结党已经成了一种官场潜规则，明朝的政治不是清明政治而是唯亲政治。党争的最直接后果，破坏了文臣内部正常运行的环境，甚至破坏了表面上的和谐。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党争削弱了文官集团的核心控制能力，而让皇权真正的落入到了另外一种政治势力的控制下。文官集团与后宫集团的矛盾空前激化，给太监——这种后宫的特定的人群提供了一个更大的操纵一切变局的空间，因为真正亲近皇帝的人，不是铁骨铮铮的清流，而是他们。
后来魏忠贤当政后，三大案的翻案之风抬头，本来在这次国本之争中一直如同行尸走肉般的天启帝此时已经由少年变成青年，突然间也“醒悟”，借三大案打击自己讨厌的文官势力。党争之战，再次掀起高潮。
天启对曾经维护了他利益的文官集团突然翻脸也是有原因的，即出于对政治的无兴趣，更是出自于一个未经风雨的少年对复杂世事的本能的厌恶，及对党争之中乱哄哄的局面有意识的回避。天启信任魏忠贤，在某种程度是出于文官集团的深深厌烦。（这种厌恶与回避其实在崇祯身上也有，后面我们会提到。其实神宗也是如此，他后期如此的厌烦张居正，其实是厌烦整个文官集团，以至于最后竟然几十年不上朝。他们爷孙几人，尽管性格迥异，但在这一点竟然惊人地相似，这不能不体现出明朝政治中极为令人不安的隐患）在这种情况下，他转向后宫深处，做木匠活去了。天启不贪财，不好色，不恋权，比万历还要低调，但这对于一个最高政治决策者来说，绝非好事，由此，大权旁落于司礼太监魏忠贤之手。在这时，党争的阵营出现了变化，几乎完全呈二元对立的状态——即，亲魏势力与反魏势力。这两大阵营的斗争成为明朝政治与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内容，内部的腐烂愈加深重。这种腐烂也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各各层面，甚至影响到了边关。所有的军事将领都卷入了新一轮的争斗中，亲魏的将领步步高升，不亲魏的将领屡遭构陷，被构陷的人当中也包括当时最有能力的将领熊廷弼、孙承宗，后金势力乘虚而入，边关的溃败之势已经无可阻挡了。
崇祯上台后，除掉了大权在握的权奸，但是，这些历史留下的巨债，一个也没有因此卸掉。而这些债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债务链，直接导致整个国家的运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这些困境集中体现在以下的问题中：一是土地被大量兼并，财富过度集中，由此派生出流民问题，这是他爷爷神宗留下的，二是连年征战，军费耗尽，而因为多年党争，无人抓经济，财政匮败，由此派生的军队长年欠饷问题，这是他哥哥熹宗留下来的。于是战事越来越紧，辽东前线的敌人越来越难消灭。三是，天灾不断，人民流离失所，由此派生的是民力衰竭，资源匮尽问题。这是他上朝以后新出现的问题。
这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崇祯。当然，作为一个最高领袖，他当然要积极想办法解决。但崇祯不久就出现了力不从心的感觉。这种感觉后来伴随了他一生，因为他发现，他唯一能倚仗的力量，就是明朝自建朝以来持续了多年的文官集团势力。而这种势力是他无力操纵的，它们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反噬他的洪水猛兽。
新一轮的文官倾轧
文官势力是洪水猛兽？这个说法，实在是令那些拥戴过崇祯的文官们委屈了。事实上，年轻的皇帝对这些人，一开始同样也抱有着美好的幻想。
魏忠贤伏首后，崇祯面临的第一项工作是拨乱反正。在人事上要做重大的变革，抑制魏忠贤的党羽，重新起用清流，这是稳定全国、平伏人心的最重要的一个举措，在这一点上，崇祯开始做的并不逊色，定阉党的“逆案”确实惩治了很多魏阉遗党，而随后被重用的洪承畴、杨嗣昌、徐光启、袁崇焕等人，也确实都是能干而又治世的能臣。
但是不久，崇祯就发现自己驾驭这些文官非常的力不从心了。
这位少年从最初的雄心万丈到后来的焦头烂额只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而最直接、也是最开始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在用人制度上。因为他发现自己和爷爷，父辈，兄长们一样，对于文官集团也产生了既倚仗又厌恶的情绪。一开始他急于求成，求才若渴，对有才能的人都愿意委以重任，但不久，他又唯恐臣子结党，撼动皇权，对与自己意见相左或比自己更高明的人，心存偏狭之念与防备之心。这种矛盾的情绪贯穿了他的一生，也害苦了为他卖命的臣子。
“任人唯贤”，年轻的皇帝努力想做到这一点，但知人善任，却是他一生也搞不清楚的问题。这并非完全不可理解，崇祯多年来长在深宫，且一直备受压抑，对他来说，继位并不是一件预料得到的事，只是他的哥哥太短命了，又无子嗣，否则也不会轮到他。所以非但政治上他没有成熟，甚至性格上还只是停留在少年时代。突然间一下子，所有的重担都压了上来了。这种压力对于他可想而知。
何况用人制度的问题并不仅限于统治者的性格缺陷，而在于当朝更深层次的制度体系。很不幸，崇祯是在一个并不高明的制度体系下有着极大性格缺陷的人，于是，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时，他的困境就必然要出现，并终其一生不能解决。
那么对于十七岁就干倒了魏忠贤的崇祯来说，在人事管理与调控上他做得如何呢？可以用两个字形容——糟糕。
这首先取决于能力问题。后人经常把干掉魏忠贤作为崇祯能力的表现，其实对于一个继任君主来说，干掉一个太监并非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明朝的集权制度太严密了，这是老祖宗朱元璋定下来的规矩。魏忠贤权倾一时之时，同样掌握不了皇帝最近的武装力量——禁卫军资源。只要这个保障在手里，皇帝是急难被太监以武力推翻的。对于崇祯来说，他是以正常智商干了一件理所应当的事——除掉太监，但接着需要他做的，却是要以超常智商来面对更加困难的事——治理国家，收拾烂摊子。这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来说，智力体力能力都是极大的挑战。
不幸的是，与后来以同样年龄面对同样问题的清朝皇帝康熙相比，崇祯似乎并不具备超常的智商。
因为缺乏对世情人情的认识，也因为自身眼界的狭窄和内心的不自信，崇祯用错了两个人，于是短短的一年里，本应走向清新的朝政被带入了新一轮的党争之祸中。
这两个人，是继魏忠贤倒台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担负起内阁首辅职务的温体仁和周延儒。
温体仁，字长卿，浙江乌程人（今湖州），是崇祯年间在位时间最长的首辅。温体仁于一五九八年进士及第，历任庶吉士、编修，累官至礼部侍郎。崇祯即位后任礼部尚书。温体仁历经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在政治上可谓是精明老道之人，作为“政治动物”的周旋水准很是不低，除此外，政绩并不突出，人品未有清誉。他是一个深知“揣摸君意”远远大于独立人格的人物。天启一朝，因为党争缘故，魏阉横行，崇祯对于“党争”一向是持否定甚至深恶痛绝的态度，于是，温体仁以“不组党羽”“忧国思民”的姿态出现，深受崇祯宠爱，也因此得以进入内阁。
一旦组阁，温体仁即与礼部侍郎周延儒联手，攻打与自己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对手。一六二七年，因为个人恩怨，他们两人以东林党人钱谦益收贿名义打击钱谦益，并且全力打击钱谦益同党，由此为新一轮党争之乱埋下了导火索。一六二八年温体仁出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温周继续联合，排挤对手。到后来温体仁权力日重，但位在周延儒之后。为大权独揽，温体仁又开始对付周延儒。
周延儒的人品同温体仁相比，在伯仲之间。他在万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年）会试、殿试皆第一，授翰林修撰。后来靠着阉党要人冯铨的势力升至中迁右中允，掌司经局事。不久，冯铨在阉党的内部斗争中失势罢相，周延儒当时以少詹事的官司职掌南京翰林院，因为远在南京而没有卷入逆党之案，所以他的官职未动，没受什么影响。他虽然未列入魏阉一党，但其实逃不开关系，而他和钱谦益的结仇则完全出于私人恩怨：只因为钱谦益在推荐阁臣时没有推荐他，由此对钱谦益不满，遂与温体仁联合对抗东林党人，成为推倒东林诸大将的盟友。他与温体仁都以“无党之人”的面目出现，不这，这两位“无党”之人其实比“党人”更加可怕，东林党人失势后，他们又挑起了新一轮的“温周”党争。
温周之争第一回合的结果是周延儒下台。周延儒与温体仁组成内阁后，各自组党。温体仁与东林党人本无交情，又与党魁钱谦益交恶，于是开始意图将东林党敌对的阉党残余势力转变为自己的政治基础，以抗衡东林。而在对待东林和阉党残余势力的态度上，周延儒与他发生分歧。周延儒深知东林党人在朝中的势力及影响，整走了钱谦益，已报了自己的一箭之仇，从长远角度考虑，接近东林党人，是为自己培植更多的政治支持者才真正可靠。于是，温体仁几次起用阉党官司员，都被周延儒破坏。当然，周延儒这么做的真正想法也是怕温体仁结党后势力太大，不好挟制。此时两人表面上还是合作关系，但内里关系已经势成水火。与周延儒相比，温体仁阴鸷有城府，表面上他曲意媚事周延儒，暗地计划夺其首辅之位，周延儒却不曾察觉。
温体仁整倒周延儒的方式十分的低级，那就是利用宦官，打“辽东牌”，这也为崇祯一朝重蹈前朝覆辙又开了个“好头”。崇祯初即位时，因为不信武将，也是为了遵循文官带兵的制度，尽撤镇守中官，黜司礼之权，一心委任大臣。但因为辽东和内地的战事屡遭失败，粮饷无着，廷臣无能为力，崇祯竟然倒行逆施，又用太监监察各镇，结果不但未起到任何的良性作用，更使太监私权的风气重新形成。于是温体仁就借着这个形势，利用太监的作用，重金贿赂太监，以“辽东”视察不力为题，整走了周延儒。（《明史·温体仁传》）
看明朝历史，太监之祸首屈一指，而辽东战事更是明王朝君主的死穴，把这两个结合起来，就是杀人不见血的利器。于是，我们发现，从温体仁开始，崇祯一朝经常有人会使用这种利器对抗对手，周延儒是第一个倒下的。温体仁接任周延儒在一六二八年成为内阁首辅，这一年是崇祯继位的第一年，此时距一六四四年崇祯面临的大败局时代不到二十年，这十几年时间，温体仁“同官非病免物故，即以他事去，”影响之坏，难以估量。他与周延儒之间的斗争完全出于个人权利欲的争夺，对于明室人事建设的破坏亦极大。此后，明王朝党争之乱已经再次形成高峰了。
坦率讲，崇祯对这些人弄权之事也有耳闻。崇祯深知党争之害，也备受宦官弄权之苦，所以与他的爷爷辈父亲辈相比，他开始是警惕性非常强的。可惜的是，他只是警惕，并没有像先祖朱元璋那样有更合理或是更铁腕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除了不停的被人牵着鼻子走，没有更好的办法。
周延儒失势后，视温体仁为死敌，于是，他与东林党人联合，在对付温体仁的斗争中成为主脑。周延儒不甘心久居乡里，使其心腹知己礼部仪制主事吴昌时与庶吉士张溥为之奔走，动员各方面的力量，策划重新起用之事。一六三七年即崇祯九年，周延儒暗中指使刘宗周等人上奏指出温体仁的十二大罪，同时凑集了六万金送与宫廷朝贵，终于成功的收买了司礼太监曹化淳，由他告密，指称温体仁自有党羽。对温体仁专权已有警惕之心的崇祯清醒过来，于是罢掉了温体仁的阁辅之职。周延儒靠东林党人扶持，再次成为继任首辅。
这场温周党争之乱，至此持续了整整十年，朝纲破裂之势，已经形成。
周延儒上任后，其用人政策并无变化。可以说，与温体仁相比，他只是政治上的老练动物，但绝非治世之臣。崇祯年间，后金势力越来越大，辽东败绩连连，可是周延儒却一心玩党争这一套，于是不但党争不断的事没有解决，辽东战事吃紧，他也没有良策，令崇祯对他逐渐失望。就是在这个关头上，周延儒犯了不该犯的错误：他自恃已经取得皇帝的信任和各派政治势力的支持，于是奏请削弱厂卫缉事之权。
厂卫是明朝特殊的特务组织，与内阁不同，厂卫直接听命于皇帝，所以刺激厂卫，无疑是太岁头上动土。于是，与厂卫关系恶化后，锦衣卫渠帅骆养性和东厂太监“尽发所刺军中事”（明史《周延儒传》），开始暗中监视周延儒，并把他巡视辽东时稽延不战和谎报战功的实情报告皇帝。而周延儒未曾察觉，反而再结强敌，这个敌人是前任首辅薛国观的门生阁臣魏藻德。
这个仇结的其实是有些牵强的。真正得罪魏德藻的人不是周延儒，而是他的学生吴昌时。因为吴昌时在魏德藻老师薛国观赐死一事上颇起作用，又对魏德藻多方打压，是以魏非常痛恨吴昌时，时时寻找替座师报仇的机会，也因此牵连到周延儒。党争的一个特点就是，门生之间的仇恨也是可以扩大化到老师那一阶层。而魏德藻也清楚，只要有周延儒一天，他就别想上到更高的位子，因为他们不是一个派系的，所以除了斗下去，没别的出路。另一位想扳倒周延儒的是他内阁的同事陈演，因为周延儒不喜陈演的为人，对他十分冷淡，陈演十分仇恨，于是这两人联合起来，与厂卫合谋攻击周延儒。
周延儒最后因门生吴昌时而倒台。东厂与锦衣卫掌握了吴昌时贪污受贿罪行，于是将吴昌时缉拿，由此联系出周延儒。厂卫头子骆养性本来就讨厌周延儒，这个好时机又岂肯错过，便马上开始着手缉拿周延儒。魏藻德、陈演为此事出力很大，趁周延儒督师之际，他们在崇祯面前不断的吹耳边风。于是周延儒被抽调回京接受审讯，而这时，吴昌时已在酷刑面前招供，周延儒非常害怕，走到半路不敢走了，陈演奏报皇帝，说他是这心中的鬼。崇祯强命他进京，安置在正阳门外，并不见他。周延儒上疏哀求，自请戍边，崇祯不予理会。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崇祯下令，吴昌时弃市，遂勒令周延儒自尽，并籍其家。与上一任温体仁相比，周延儒的下场更惨的多。
之后魏藻德、陈演相继成为崇祯宠信的内阁首辅。在整倒周延儒的时候，他们的道德水准令人不敢恭维，他们结成了同盟后，新的“党”又出现了。崇祯一直怕臣子结党，可惜终其一生，无法改变现状。
温、周斗法，持续十几年，相继牵连进东林党人、阁臣、宦官、厂卫等多方组织，对明朝人事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危害，而最可怕的是，导致了崇祯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这位本来一直充满理想化的少年，在他很信任的温体仁和周延儒的身上，发现了以前他所没有见过的丑恶的一面。而且在温周二人相继执政的十几年间，崇祯发现，他接过来的那些巨债并没有还清，相反，更严峻的问题又摆在了眼前。流民没有扫清，边境并不平安，财政依然是赤字连连，朝臣们却忙于内斗，不断的出现的是各种谎言和欺骗，及各种信任危机。崇祯开始由不信宦官信大臣改成了对大臣的怀疑和对厂卫宦官的信任，也持续产生了对大臣道德水准的怀疑。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由此，崇祯对整个文官制度由将信将疑转为对立，从一个“明君”开始一步步转化为偏执狂、迫害狂。并将这种不信任的对立情绪一直持续到死。
于是，在这种对立情绪下，我们看到崇祯后期在用人上只坚持一个原则：杀，再温和一点的就是罢免或换。凡是不合他要求的，一律坚持这个原则。阁臣们发现，走了天启，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打着明君招牌但更残暴的主子。
后人因为崇祯对阁臣的虐杀，多以其残暴刻薄而名之。其实分析明朝建国的制度，我们不难发现，自太祖建朝至明神宗的国本之乱，明朝的阁臣制度已经走到了末路，而党争之乱，崇祯心态的转变，不过是这种末路制度的必然体现形式而已。
太祖朱元璋建朝之始，就发现了权力过分集中于宰相一身的弊端，于是借胡惟庸一案，废除宰相，设立六部，形成了六部分权制度，六部各省长直接向皇帝负责，彼此职位相等，并无统管关系。但如此一来，皇权高度集中后又有问题出现了：因为皇帝没有那么多的精力能力同时处理各种类型、性质完全不同的事务，于是设立内阁，以秘书班的形式为皇帝决策提供帮助。
只是这个制度从一开始就有本质的缺陷，那就是阁臣的地位较低，只有议事权，没有参政权，对于封疆大吏并无多少震慑作用，于是后来又将各部尚书拉进内阁，成为省长兼秘书班成员的格局，如此一来，前面的矛盾似乎解决，但其实内里是更加激化。这个只要想一想就清楚，内阁虽然多为各部尚书组阁，但按照分权原则，内阁大员与各部的关系是平等的，内阁大学士只是对皇帝负责，有顾问的性质，但并非上下级关系。内阁想要左右朝政，在法理上是行不通的，所以内阁的决策必须要求阁臣首辅首先摆平各部同等级别的官员，这样才不至于被人指责为明不正言不顺，但即使摆平了各部，各部的所有要员都是自己的人了，还是有问题，内阁想要做点事，必须要有皇帝的命令才能行得通，你摆平了所有人，摆不平皇帝也是没辙。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阁臣想要办点事，靠一人之力根本不行，只能利用人际关系，搞制衡战术，这样怎能不结党，不弄权？因为不弄权就办不了事。
这成为明王朝直至灭亡也没有解决的问题，而且明朝还有一个完全可以把好皇帝变成坏皇帝，把清正君子变成阴骘小人的制度，那就是“批朱”制度。
所谓“批朱”，相当于现在的盖印。批朱权是皇帝的权利，也是明王朝办事的最后一道程序，批朱之后，意味着最后拍板，而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利，本该由皇帝完成，后来却落入了内宫的手中。
明朝内宫的司礼监，也是一套秘书班子，所不同的是，这是“生活组”，直接和第一首长接触，与群臣在道义与行政上没有隶属关系。但是司礼监却是阁臣意见上情下达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司礼监的工作包括对阁臣奏章进行立卷分类，然后进奏皇帝，再转发下去。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明朝的太监会有这么大的权利。中间的环节全是由太监完成的，哪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卡壳”，这完全取决于太监是否愿意对这件事上情下达。明朝的大多数皇帝，从小在“讲筵”的氛围长大，生下来就得面对四书五经，家国大事，还有那些语言乏味面目可憎的阁臣讲师，因此皇帝们对于处理琐碎事务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厌倦，把阅读文件的繁琐事假手太监，乐得自己清静，竟然成了很多明朝皇帝最愿做的事。从明朝的正德皇帝开始，上情下达这个环节就全部掌握在司礼监的手里，甚至最后批朱权都落入他们手中了。国家大事，就这样视如儿戏了。
但对阁臣来讲，这绝不是儿戏。于是，阁臣要想办事，除了要有能力摆平其他各部外，还必须要与太监勾结，这成了要完成一件事情必须要走的程序，反之则事必不成。这方面有最好的例子，就是张居正，他在位十几年，如果不是和内宫中司礼监头领冯保联成一体，政令哪得畅通？这就是明朝官场上的一个潜规则。后来温体仁干倒周延儒，魏藻德骆养性再次干倒周延儒，都是掌握了这个窍门。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在明朝，阁臣不弄权，不结党，根本行不通，这不是阁臣道德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内阁与六部的权力问题，是一切党争的根源，本来是为了防止阁臣弄权才定的制度，最后竟然反噬过来，成为阁臣弄权的原因。阁臣弄权，大都源自于与内宫勾结，而阁臣整倒阁臣，同样可以利用这个“内外勾结”的牌说事，张居正死后，就有人指责他勾结太监冯保专权，于是这个名誉本来极为好的人一夜间就成了道德败类。明朝大臣的弄权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勾结内宫，第二步则是打反“勾结内宫”这张牌，两步都同样有效。到了国本之争的时代，籍贯亲疏，个人好恶，亲情乡情，都成了结党的条件，令党争越愈演愈烈。
制度上的巨大缺陷在崇祯一朝开始充分暴露出来，崇祯不是昏君，他在执政后也发现了这个制度上的怪圈。制度上的弊端导致了群臣以弄权为已事，导致群臣在道德上的空前低下，办事效率上的空前低下，忠诚指数上的空前低下，虽然他一心想中兴国运，但是他自己对这个制度却既无任何修正的本领，也没有完善的对策。在这种挫败感和无力感面前，崇祯把失望情绪转为对整个文官集团的不满和不信任。崇祯没预料的是，在这种对立的状态下，文官集团对皇帝也同样的高度不信任。于是这种对立成为了大明王朝在人事制度上的主旋律。
在这个主旋律的指引下，本应该是国家公仆的群臣一方面纷纷寻找能自保的方式，明哲保身，用一些表面化的东西来欺骗皇上；另一方面则是继续结党营私，来避免随时出现的迫害。崇祯杀掉魏忠贤后的那种君臣一心的局面很快就被君臣离心的局面取代了，至此，高度集权的用人制度的弊端正在一步步的走向顶峰，由用人制度上的失败则导致了国家陷入权利与党争中，办事效率的极端低下，其面临的三大社会问题不但得不到解决，反而越演越烈，正如人的心脏如果出了毛病，那么身体的其他部位也不能再发挥正常的机能一样。对于崇祯来说，这些制度上的死结在一六四四年空前膨胀，成为大明王朝帝国轰然倒塌的导火索。
天大地大钱最大
崇祯上台经过了梦想的兴奋期以后，觉得最沮丧的事情不是文官的内斗，而是财政上的匮乏。
任何朝代从由盛而衰的过程中，财政问题都是最关键的问题。经济是决定社会进步的前提，无论古今，都是如此。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战争都与钱有关，明朝末年的战争也同样如此。无论是满清还是农民军，攻城陷地，最后的目的都是来掠夺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流民作乱，是袋中少钱，吃不上饭所致；游牧民族作乱则是为了获取更大的财富，争取更好地生存。
明君贤臣都明白一个道理：经济是决定政府是否能健康生存的基础。明朝太祖朱元璋建朝伊始，就对农业生产极为重视，到成祖时代依然走的是“重农抑商”之路，后虽历经战乱，但农业为本的宗旨未变。明朝在财政上第一次大的危机来自明武宗执政的正德年间，当时因为土地兼并严重，财政上出现了较大的赤字，后经明世宗嘉靖一朝，严嵩任首辅间，只忙于弄权，媚上，党争，视人民疾苦、国家经济于无物，终于令得明朝财政一败涂地。
直至明神宗万历年间，中国历史少见的大政治家张居正上台以后，朝政形势才有所好转。张居正不但精于政务，更是明朝史上少有的经济学家，对于财政问题看得极为清楚。他推行的“一条鞭法”简化税收，用货币来取代实物，不但促进货币的流通，形成商品经济，更限制了官吏巧立名目，巧取豪夺；还起到了抑制土地兼并的作用。张居正执政以来，明朝的赋税增加，国库粮食充盈，足够全国民众十年的消耗，“太仆金亦积四百余万”。（《明史·张居正传》）
可惜的是，贤臣如张居正，却没有能碰上贤君。张居正死后，神宗出于对张居正本人的仇恨，开始毫无理智地破坏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及各项改革，不但张居正被他毫无人性的清算了，连带着张居正建立的种种制度也被全部废弃。神宗设矿监，意欲将天下财富集于一身。张居正为明朝所做的努力被逐渐消耗殆尽。神宗在位四十多年不死，这是明朝乃至整个中原社会的悲哀。等到他好不容易死了，他儿子朱常洛只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就送了命，再换上比他还不如的天启帝朱由校，张居正苦心孤谙的改革彻底没有了后来人。这里也必须看到，阁臣自张居正之后再也没有了强人。东林党人自称清流，以党争和倒魏为己任，但他们中间，多空谈道德之士，却没有一个真正能把经济放在首位的干才，这些人虽然有清风傲骨，可是和张居正比起来，头脑认识上差的就不是一点半点了。
崇祯继任后，财政已经千疮百孔，温、周二位首辅上任后，忙于内斗，对于处理财政问题并无良策。同期的另两个大问题：流民问题与关外问题均与当时财政问题有直接关系。
流民问题自万历年间就开始出现，到崇祯年间逐渐升级。一条鞭法破坏以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农民无地可种，但按名册还要交纳各种赋税。于是农民纷纷逃离土地，成为流民，李自成之流也就应运而生。有关这个问题，在后面李自成章节还要提到。这里先不多述。事实上，流民问题存在多年，解决的途径并非没有：如果明朝有一任贤臣有君贵民轻的思想，肯拿出精力财力赈济灾民，或再进一步，改革土地制度，当可顺利解决。可是，面对流民问题崇祯还不得要领的时候，另一个大问题又进入白热化，那就是关外问题。
关外问题同样存在多年，从明朝建朝开始就始终没有解决。出现这个现状与帝国最初的形成有关，明朝天下是从蒙古人手中抢来的，从明朝建关开始，汉家天下与少数民族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当年徐达为了追杀元顺帝，将战事扩充到燕山以北，并建山海关作为京师最后的屏障，但无法继续深入，元朝残余势力趁机占领了辽东大部分土地。此后多年间，双方为了抢夺土地资源，掠取财富，多次发生战争，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历任明朝君主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不得不做军备上考虑。于是就牵扯到了庞大的军费开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