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在临死前却依然做了一件对得起朱由检的事，他手下的第一大将祖大寿因为主帅被捉而一时激愤，叛出了山海关，袁崇焕在狱中写了一封信，劝他回头。祖大寿回师山海关，继续与清作战，而正当用人之际，崇祯竟然放过了他。祖大寿的回头对明室的贡献是极大的，他回来，不是因为崇祯的天威有多可怕，而是他要打胜仗，救当年提拔自己的袁督师，他甚至提出削职为民，以自己的官阶获大帅一命，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袁崇焕的信救不了自己的命，他老师孙承宗跑回来执掌大局据理力争也无益于事。他还是如期被杀了，除了他在外面打仗的兄弟们和老师孙承宗外，朝中没有几个人为他说话，明朝阁臣的道德底线，在经过长达近几十年的党争斗法后，已经跌到了最低。即使有识之士，也没有人对此发表一句不同的意见。而对袁崇焕最痛苦的事，不是死，而是成为汉奸，成为帝国最卑劣最下流的公敌，这种名誉上的彻底损坏，是中国历史上最极致的迫害。迫害狂朱由检，在这个时候终于发挥了他最有天分的表演。他竟然允许京城百姓论价购买，吃掉这位公敌的肉，于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的一幕爆发了，不明真相的愚民们，在押送袁崇焕处死的途中，他们竟然真的在凌迟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吃人了，“咬穿肚腹，直达内脏”。（《明史·袁崇焕传》）民众们就这样吃掉了这个曾为了保卫他们而令满清敌人心惊肉跳的民族英雄。
袁崇焕死的时候不知道天空是否会下起六月雪，或是降下一片阴霾？他心里又会是什么样的想法？也许，当这个命令下来时，他就已经死了，是心死了，被吃也不被吃对他来讲，都不重要了，他已经在九个月前被捉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与心死相比，肉身的痛苦并不是最重要的。
从成长的经历上看，袁崇焕是一个比较精明的人，与熊廷弼的刚烈和孙承宗的固执相比，他更变通。也因此，他可以在魏阉时期确保平安，虚与委蛇，并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让崇祯对之充分信任，也没有像熊廷弼和孙承宗一样，多次成为文官集团攻击的目标，可惜的是，他毕竟不政治动物，他是军人，不是政客，最后死在暗箭之下，不是敌人多厉害，而是自己太不擅长“揣摸君意”。他不了解崇祯这个偏执狂，所以送了命。
袁崇焕死了，最应该下地狱的人依然苟活着，而其他留下来的人，都被吓破了胆。“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上这样说，但这本明史，不是明人所著，而是清人所著，朱由检的子孙们始终没有给袁大帅平反。直到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年），清王朝颁行《太宗文皇帝实录》，详细记载了皇太极在南苑密设反间计、纵杨太监归明等细节，至此被掩埋五十三年的沉冤才得以真相大白。又过了一百年，乾隆皇帝披阅《明史》，发现袁崇焕的冤案，感慨万分，他找来军机大臣，如此吩咐：“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磬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为可悯。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著传谕尚安，详细查明，遇便复奏。”一年后（一七八三年，即乾隆四十八年）广东巡抚尚安复奏：“遵旨访查，袁崇焕无嗣，系伊嫡堂弟文炳之子入继为嗣，现有五世孙袁柄，粗晓字义，人尚明白，应照熊廷弼裔孙之例，以佐杂等官候补。”袁崇焕一生都在于清人为敌，但最后为他平反并妥善安排他与熊廷弼后人的，竟是清人，这是个巨大的讽刺，也是一个令人永远心痛的结局。
袁崇焕死了，“边事益无人”的局面迫使崇祯不得不将一个人重新请出来，他就是孙承宗。
孙承宗重新执掌大局，其间他做的第一件善事，是说服崇祯不要降罪于因袁大帅死而行为失常的诸将领们，于是，祖大寿在老上级的庇护下，终于得以免死。而后祖大寿带领军队退到大凌河口，成为十年间明廷对抗清军抵抗力最强也是最得力的将领，与这次的侥幸逃脱君王之剑，有直接关系。此后，孙承宗还督师山海关，重整旗鼓，竟然将皇太极击退，取得了继“宁锦大捷”之后的著名的“遵永大捷”。
后人看历史，多认为，在中国的军事史上，孙承宗之贡献与能力犹在岳飞、韩世忠等名将之上，可惜的是，他生错了时代，他所效忠的皇帝虽然一心效仿太祖，但却有太祖之毒而没有太祖之能。在辽东军事自袁崇焕被杀后终于重新走上正轨之后，孙承宗没想到来自于背后的暗箭又来了。因为长山口战役的失利，政敌们开始诬陷孙承宗无能，阁臣们要求将他撤职的奏折接踵而来。孙承宗知道，历史又要重演了。他开始上书要求辞职，与那个主动要求督战山海关的壮士相比，此时的孙承宗想必已经心灰意冷了吧？再加上之前目睹好友熊廷弼的冤死，弟子袁崇焕的被残杀，之后爱将祖大寿的叛变投敌，作为一个年近七十的老人，他已经很难再有精力与意志继续他的卫国大业了。崇祯竟然也答应了他辞职的要求。辞去职务后，阁臣们仍然不肯放过他，最后他连官职等没了。在故里闲住了七年，每年都有人提出重新启用他，但崇祯一律不准。
崇祯十一年，清军绕道进入长城，进攻保定。对于皇太极来说，这是一个彻底清算的日子，因为他的父亲就是因伤死在孙承宗、袁崇焕的手底下的，而保定的高阳，就是孙承宗的家乡。孙承宗在这里赋闲离职已经多年了。
史书上记载，孙承宗率全家拒守，最后城破被执，因为不屈服被活活勒死，也有一种说法，说他是自尽的，死时“望阙叩头，投缳而死。”（《明史·孙承宗传》）那一年，他七十六岁，与他一起死的，还有全家子孙十七人。
孙承宗死了，在辽东三帅里，他比熊廷弼、袁崇焕幸运，他是死在了敌人的手里，而不是等到敌人退后再被自己人清算的。
至此，朱由校、朱由检哥俩，还有明朝自张居正死后道德水准低下至极点的阁臣们，一道配合着完成了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人都无法完成的使命，他们毁掉了明室的长城，杀死了满清王朝最大的敌人，当孙承宗最后被勒死的时候，复仇者皇太极应该会大笑吧。只是这笑也是否会带有几分苦涩？
如果把历史可以重来，我们设想一下，要是这些名将都是在皇太极手下，那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皇太极是采取重用汉人的形式来治汉人的，而最难得的是，他一生似乎没有杀过一个汉人降将。他情报机关的头子范文程就是汉人，当然他也不是只搞情报工作这么简单，此人乃范仲淹之后代，智计过人，在皇太极手底下，权倾一时，备受重用，终其一生，没有经过暗箭折磨。而在他的帮助下，很多汉人最后都投了降，这些投降的人中，皇太极为了招降祖大寿费的功夫最大，祖大寿曾经几次背信弃义假借投降暗算过他，但是他均不以为意，祖大寿的家人落在他手中数年之久，均以优待，当祖大寿终于真的投降时，他又力排重议，委以重任，而祖大寿等降将竟然都能得以善终。
这是皇太极的用人之道，与崇祯相比，简直天壤之别。
袁崇焕死于崇祯二年，熊廷弼死于他之前，孙承宗死于他之后，但论影响，似乎以他的死最为深远。他死后的影响波及时间之长，直至明亡，未能消散。这影响并不仅仅一句“边事益无人矣”就能概括的。袁崇焕在当时被世人称为“袁长城”。他死了，明朝的长城从此名存实亡，终于到后来十数年的时间只剩了一座山海关——明朝天下的最后屏障。但是，这还不是最坏的结局，袁崇焕死于各路军队勤王之时，而他的死，如同一记闷棍，打醒了所有的梦中人。他死了，不是死一个人那么简单，而是彻底的埋葬了一种精神。
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袁大帅那样的人了。辽东三帅的悲剧，使以后所有的将领都不会再重蹈覆辙。事实上，辽东三帅之后，越来越多的领兵之人都走上了以个人利益至上的军阀之路，而崇祯的多疑、偏执、变态亦达到极致，他不再相信任何人，甚至后来还沿袭了天启年间太监监军的那一套，君臣之间的信任度和忠诚度就这样降到了极点。在那以后，崇祯手底下依然有过杨嗣昌、孙传庭、左良玉、熊文灿、卢象升、祖大寿、曹文诏等名将，但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军事才能无法与辽东三帅相比，人格与品性更是相去甚远，所以在崇祯快要完的时候，几乎没有几个武将决心为他殉葬，投降成了一件大趋势，——大的流行趋势。明朝后期还出现了一位与袁崇焕可有一比的军事天才洪承畴，可是，松山一败后，他选择的也是投降，至此，明朝已经无人了。
在所有众将的投降中，有一个人的投降影响了很多人，就是祖大寿。祖大寿的投降对当时明将的震动太大了，这是一个多么忠勇之人，为袁督师请命时不惜生死，后来守一座孤城可以被困长达十年不降，但是，他降了，这意味着什么？他不是降，是心死了，对朱家天下，再也没有了希望。
而在这些人中受其影响最深的，应该就是十几年后与袁大帅一样，又赶到北京来勤王的吴三桂了。因为祖大寿是吴三桂的亲舅舅，当他向北京城赶的时候，他可曾想过惨遭凌辱的袁大帅的名字？可曾又会想起，他的英雄舅舅为了报答袁督师的那份情意曾有过怎样的铁骨柔情，最后又走了怎样的归宿？而这一切，又将会对他的思想产生如何的作用？
在用人、财政、军事这三个事情上，崇祯连续的下了三盘臭棋之后，发现他最后倚仗的，就只有勤王这个选择了。然而与阁臣的对立，让崇祯成了孤家寡人；与军人之间的对立，使他发现自己根本调不动勤王的军队。无人勤王，这将成为崇祯也是大明王朝最后的悲剧。
两个机会的错失
其实崇祯为了勤王，还是颇费了一些周折。凡有能力勤王的军队，比如当时的吴三桂、左良玉、唐通、刘泽清、刘良佐、马士英等人，他统统加官晋爵，甚至他还想办法给这些军队增加军饷。当然，他的这个办法也不高明，就是逼迫阁臣捐款，这个办法效果甚微，大家到这个时候纷纷哭穷，百官、皇亲、国戚、宦官加起来捐了不过二十万两，这也怪不得众人，在这个事上崇祯一毛不拔，皇上都如此，别人当然不会太卖力了。在钱财的问题上，崇祯表现的出奇的吝啬，经常犯他爷爷万历才有的毛病，这也是个怪事，都死到临头了，他还在想拿别人的钱买自己的命，此人的智商不是个低能解释的了。
崇祯对一生恨尽阁臣，但唯独没有提及军阀，说明他对勤王之师还是有所倚重的。但他却不知道，其实勤王对他来说，不过是个梦话，悲剧早已发生，相对于阁臣与他的对立外，军人和他早已离心。其实早在辽东三帅相继被清算以后，已经不会有多少人肯为他效忠，崇祯是自己断了自己的路。
但在这最后抉择之前，明王朝曾有过两次重要的机会，如果选择正确，也可能会有转机。但是却这两个机会却都葬送在崇祯的手中了。在面对这两个机会时，崇祯的性格缺点与君臣之间的无形对立更加激化，干脆成为摆在桌面上的事情了。
一次是南迁。南迁是在李自成大军压境之后，力图把首都迁往南京以图恢复的应急方案。南京是当年太祖发迹之地，后来又被成祖定为“陪都”，是明王朝又一个根据地。崇祯最早有这个想法的时候还是内阁首辅周延儒在位之时，当时忧于内外交困的局面，崇祯曾私下秘密与这位首辅商议过南迁之议，并叮嘱其不得向外泄露，但后来，这一机密还是传到了懿安皇后（天启皇后张氏）口中，这位嫂子对崇祯的皇后周氏坚决表示了反对之意。因为尊敬这位嫂子的意见，崇祯虽然对泄密行为大怒，但也不敢再提此事。以崇祯的性格，当然也会怀疑周延儒与此事有关，后来周延儒被杀，很难说明此事是否也是其理由之一。
此时周延儒已死，北京危急，南迁之事又再提起。这次提起的是左中允李明睿，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崇祯在德政殿召见李明睿，李趁机提出“南迁”之意，崇祯再次表示赞同。
就崇祯来讲，他内心是赞成南迁的。因为对于明室来说，南京本来就是陪都，明成祖时期南京就已经设立了具体而微的中央机构，俨然一个小朝廷。延续至今，明朝几代天子，都对南京情有独钟，南京之繁华，也优于其他城市，许多名人都驻留南京，比如当时著名的秦淮八艳，江左三大家都在这一带活动。而最重要的是，因为长江中下游还有左良玉号称几十万大军环伺，南京比北京安全的多。但迁都之事，涉及宗庙陵寝，祖宗章法，崇祯刚愎自用，却也不敢在此事上太过冒进。于是他迫切需要六部大臣支持，但兹事体大，崇祯又极擅长做推卸责任、翻脸无情之事，六部大臣哪个敢开这个口承担这个可能会招来非议的决定？于是，正月十九上朝，当崇祯提出这一建议，并放出若不能如此则愿亲自出征以决一战的烟雾弹时，群臣先是诧异，接着纷纷表示“愿意代君出征”，南迁之事，无人赞同。崇祯无奈，只得放下此议。
这是在明亡之前，崇祯与群臣之间一次的无形的较量。由这一刻开始，死要命子活受罪的崇祯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其实在国家危难之时，迁都也不是不可为之事，历史上也多有先例，可惜的是，崇祯竟然为了面子任由这个机会白白的流失。而阁臣对于他的手段目的了解的一清二楚，他想听的话已经没人愿意说，其根本原因在于，没人敢替他担这个责任。
但群臣中既然有人放了话要代君出征，那就对不起，真要有人代君出征了。只不过，这位名叫李建泰的官员代君出征后还没有到达李自成攻打的山西，太原就陷落了。
此后崇祯一直思议南迁之事，但此事却遭到内阁大臣的反对，反对者最烈者为曾经成功扳倒过周延儒的内阁首辅陈演，甚至以辞官相威胁。在这种涉及祖宗庙器的大事上，崇祯不敢太过擅专，直至三月，南迁时机已过，崇祯虽有此意，但也无法再做决定。此人也真是狠人，他索性不但自己不走，干脆连太子、家人也全部留下了，只不过他这一狠，成全了后来的满清王朝，让人家不费什么力就顺利接管了大明王朝的一切，且没有什么太大的后顾之忧。而嫡子落陷，更导致后来的南明王朝在王位继承人上暧昧不定，最后形成派系倾轧。这一时机的丧失，是崇祯不智之充分体现。
除南迁外，明朝当时还有一个机会，就是议和。这个想法也是崇祯早在两年前就有的，当时是崇祯十五年，洪承畴所统大军全军覆没后投降满清。松山、锦州失守。崇祯就想和满清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张献忠军。这一决定得到了兵部尚书陈新甲的支持久，他向皇帝坦明：两线作战决无体力。他于是暗中与皇帝筹划对满清讲和。崇祯和陈新甲反复商议，但此事不知如何又走漏了风声音，朝中其他大臣得知，纷纷上奏，反对和议。崇祯对此的反应是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议和的事，暗里却写手诏给陈新甲，郑重警诫：这是天大机密，千万不可泄漏给让群臣知道。
同年八月，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去给陈新甲，催他尽快设法和满清议和。恰逢陈新甲出外办事去了，这时一件极为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使者将皇帝的密诏留在他书房中的茶几上而去，陈新甲的家童误以为是普通的《塘报》（各省派员在京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称为《塘报》），拿出去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在这两个糊涂蛋的无意间的联合下，此事大白于天下，群臣拿到了证据，一片哗然，立刻上奏章反对。
崇祯的个性缺点在这时再次体现出来了，面对群臣的纷乱，为平众怒，他竟下旨捉拿了陈新甲，要陈新甲解释这罪恶之行的动机是什么？陈新甲的声辩书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诏中的句子，并证明这是出于皇上的圣意。崇祯丢了脸皮，更怒，于是下旨将陈新甲立即斩决。从此后，再也没有人敢提议和之事。
今人看之，议和无疑是当时恶劣环境下的一个明智之举，而满清一方，其实从皇太极开始，也因忌惮明军威力，就时常有议和想法，甚至皇太极甘愿自降身份，屈于明天子之下。崇祯能想到此招，也并非完全无智之人，但关键的是，满朝群臣可能不会忘记，不过数年前，曾经力主议和的袁崇焕就以通敌之罪被凌迟处死，“议和”之事，处理不好就变成了“卖国通奸”，这是如何忌讳的事情！前有袁崇焕，后有陈新甲，从此后“议和”之事更是再也不能提，而明朝最后的一个机会，就此错过。
南迁与议和都不行，只剩下了最后了一条路——勤王，而围绕如何勤王之事，明廷君臣之间，上演了一出闹剧。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国，旋即渡河东征，一路势如破竹。这时，明朝的精兵良将已经丧失殆尽了，内忧外患无法消解，此时尚可作战的只有吴三桂手下号称八万之众的关宁铁骑。但围绕着是否调吴三桂入京的问题，群臣再次发生争议，因为吴三桂此时担任的职务是宁远总兵，调吴三桂入关事宜，无异于饮鸩止渴，撤走宁远军队，不但意味着撤去了满洲人面前最坚固的防线，更意味着宁锦防线的放弃，由宁远至山海关一带的几百里土地无人保护，势必会落入清人之手。而从此京师屏障只剩下山海关一座孤城，同样是危险万分之事。
丢弃土地，是历朝历代都不允许发生的丑事，特别是，还要丢掉可以抵挡关外敌人的最重要的土地，当然更是罪不可赦了。以崇祯个性，即使此举能成，一旦事毕后肯定会就此找一个替罪羊，以掩饰自己的无能，有陈新甲的先例，谁会自愿做这个替罪羊？这时满朝大臣对崇祯的心态已经有所了解，于是，大明朝的官僚系统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表现出了它的低能和工于算计：满朝的文武大员先是面面相觑，怕承担责任，都不敢发言，到后来内阁首辅、大学士陈演不得不上前说话，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坚决反对弃地，但同时又认为调兵势在必行。
这种废话式的意见一下子开了头，满朝文武以废话为基准，说了更多形同没说的废话。调兵之事于是压下。二月，崇祯再提旧事，众臣又是老样子，最后只有吏都科给事中吴麟征积极主张调兵，到这个危急时候，明朝的大臣们出于明哲保身，仍然拿不出个准意见。
崇祯心里是非常失望的，但是他也无法可施，因为这个时候，杀人和换人也解决不了问题。最后，阁臣陈演、魏德藻提出折中意见，请吴三桂之父吴襄进京，担任中军都督府都督，共商大计。崇祯马上召见吴襄，问吴襄，可否弃宁远，吴襄表示可行，崇祯再问，吴三桂手上有多少兵可用？这位身世显赫的老将军实话实说，注册八万，可用者三万。
三万！崇祯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明朝军队全盛之时，有百万雄兵可用，如今，能够撑起这一片天的，竟然只有三万！而接下来吴襄的话更让他寒心，吴襄告诉他：“这三万人能够用的也不过三千人可用耳。”崇祯惊慌之极，问这三千人如何能够退敌，吴襄说了实话，这三千人并非进行的军队，而是自己的家丁与兄弟，为培养这股私人力量，自己父子费尽心力，“臣所食者粗粝，三千人皆细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纨罗纻绮，故臣能得其死力。”（《明史·吴三桂传》）也就是说，是靠着比自己享受的待遇还高的待遇，才好不容易养了这三千死士。
吴襄在这里可能有所夸张，需知这人也是政治老油条，他怕把话说得太满，将来也不太好收场，这方面自然也有当年袁崇焕的前车之鉴。但关宁铁骑当时的兵力也确实只是杯水车薪而已。崇祯得知这个消息很沮丧，于是问，需军饷否？吴襄说要至少一百万。于是，就上演了前文所说的一幕，为了心疼这一百万两银子，调兵再次搁浅，崇祯的吝啬给自己更快地掘了坟墓。
群臣还在拿不出一个意见的时候，李自成的军队却不等了，一个月之间，他的大军已逼近北京。京城的陷落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这个时候，群臣还在争议不决，主张放弃宁远和坚持一寸山河一寸金铁两派在朝上唇枪舌战，崇祯终于等不住了，他下了最后决心。三月初，崇祯帝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并分封左良玉、黄得功、高杰等人头衔不等，命其随同一起入关勤王。
崇祯做出这个决定，对他本人来说，是完全无奈之举，而且这一定也是个非常令人沮丧的命令。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指出，在我国冗长的历史中，外患往往都是偶发的，而内乱则是历史的必然。此话正确之极，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们，往往都视外患为心腹大患，却总是在“内乱”的阴沟里翻船。明朝更是如此，流民李自成的突然起事直至壮大，令明廷首尾难顾，而这个大变局的出现，竟然令得一直深为明朝廷重视的“关里关外”的危机也发生了转化，一直是主要对手的关外势力，让位给了来自于关里的流民叛乱，从此后对于明室来说，对付关外势力就只有了山海关这一道屏障，这是个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即使暂时有效，但威胁不但没有解除，其实是反而更大了。
放弃宁远也表明了崇祯心中对流民的恐惧其实是大于对外族的恐惧的，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此时他其实已经没有多少墙可以拆了。崇祯虽然发出征召全国兵马“勤王”的命令，但执行情况却极差，甚至是无人响应。崇祯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在袁崇焕大帅死后，勤王军队的表现的真是每况愈下！大明王朝的诸将基本上都是为自己打算，再加上都防着崇祯的为人，没几个积极配合的。其中刘泽清就先谎报坠马，说脚受伤了，借故不奉诏，这种情绪和借口在诸部勤王部队中极为多见。吴三桂、王永吉等人离北京并不远，但不知因为什么缘故，行进的速度不是一个慢字可以形容的，只有唐通部离北京近，率八千人马先到北京。崇祯视之如救星，当即给予重赏，封“定西伯”。于是，面对李自成，也就只有这八千人要用了。
可是，历史是不等人的，吴三桂还没来得及赶到，李自成就先到了北京城下。
大败局
一六四四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大军开始攻城。
事实上等不到这一天，五天前满朝群臣就已知这场角逐的胜利者是谁了。三月十五日，李自成军队一路势如破竹，到达居庸关时，那位曾表示决不辱君命的第一路勤王大将唐通竟与监军太监杜之秩率部不战而降，这最后的八千人也没能把“勤王”的使命贯彻下去，也就是说，最后为崇祯卖命的连八千人都没有。居庸关是北京对关内的第一道门户，这个门户此时轻易就洞开了。不战而降，在明朝众将中他们当然不是先例，事实上从山西会战开始，这些降将已经是逐级增加了，最搞笑的是，崇祯派去代替自己出征的“替身”李建泰也投了降，这仗，不用打，结局已经内定。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军队进入高碑店，西路挺进西直门外，城墙开始接受炮轰，轰轰之声震天动地，崇祯上朝之时，连脚下的大地都可以感到震动，大家相对而泣，惶恐难当，各自说着不着边际的应敌对策，但心中却都隐隐觉得，勤王的军队不会来了。崇祯却一反常态，显得极为镇定。他呆立那里，在御案上写了几个字，司礼大监王之心发现，随即将之抹去了，崇祯在这上面，写有六个字：“文臣人人可杀。”
这个一生好谋无断、刚愎自用的偏执狂，直到临死之前仍在怨天尤人，一个心中从无感恩之心的人，其实一生也是活在痛苦与积怨之中，崇祯死到临头，仍不悔误。
就在北京告急之时，崇祯一直期盼的吴三桂的军队一直没有出现，由山海关出发，三百里的行程居然拖了四天还没有到。不知道吴三桂此时是什么心情？可能他也知道自己要打的是一场必败的战争，而因此心情极度复杂吧。
没到中午，西直门就被攻下了，接着，平则门、彰义门全部失陷，军队围了上来，守城的军士几乎一点战斗力也没有。潮水一般的大顺军队围住了北京城，后人如此形容“四面如黄云蔽野”——四面全是穿黄色衣甲的大军。
三月十八日一早开始，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但这雨并没有挡住大顺军队的攻势，李自成开始冒雨攻城，明军开始放空炮了，当然这于事无补，最后连空炮都放光了。李自成开始在彰义城外喊话。
这是李自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帝国的最高首脑间对话，虽然他们并没有亲自见面，替他们传话的是一个名叫李国祯的守将，但是，其实他们之间已经开始有了真正的对话，这次，不是一个流民与帝皇在交流，而是一个胜利者与一个丧家犬的对话。
李国祯要求自己为人质，令李自成派人去谈判，李自成狂笑道：“何用人质！”胜利者已经不需要在那些细节上费口水了。李自成提出了条件——“割地求和”，并精心挑选了一个特使——崇祯一度宠信的投降太监杜勋前去谈判，当崇祯看见杜勋的时候，这个场面一定会令所有人百感交集，崇祯自己呢？依然怨天尤人吗？
李自成的条件很简单：划分天下，赏银一百万两给他的军队，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作为条件，大顺与大明联手，抗击清军，保卫辽东。
平心而论，这个条件开的不错，李自成虽然起事多年，但多少还是对崇祯给了几分面子，也许在潜意识里，这位流民领袖还认为，崇祯罪不至死。而他自己也确实还没有足够的准备，想要征服整个天下。任何有头脑的人，对这个条件都应好好考虑，崇祯当然明白这一点，可惜这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家伙又开始玩起了他一贯的伎俩，他想找一个人挺身而出，替他接受这屈辱的绥靖政策，这个人，是他现在的传话筒，日后东山再起、局势稳定时，就如同当年的周延儒、陈新甲一样，再成为他的替罪羊。
崇祯开始问计，但满朝文武，谁不知他的心意，以前每逢议事时，还有几个人说点不着边际的话，今天，无人发出一言。崇祯无奈，直接问内阁首辅魏藻德：“此议如何？今天事情到了这地步，你只说一句，行还是不行即可。”
曾经非常漂亮的将崇祯第一阁臣周延儒干掉的魏藻德一言不发。崇祯不悦，再次追问，还是不说。
崇祯看群臣，一片哑然，崇祯气得头疼了。三个月前，他碰上这种场面肯定要大开杀戒，但今天，杀人的人已经没有了资格了，他不能再杀了，杀完之后，下一个就是他了。
谈判破裂了。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崇祯，不能接受这一极具诱惑力的要求，当杜勋走后，他气得险些动手殴打魏藻德，但此时，这位暴戾天子所做的，也只不过仅此而已。
崇祯此时可用的，已经没有几个人了。曾经，他手下有用兵如神的袁崇焕，深谋远虑的杨嗣昌，忠心耿耿的孙传庭，威仪天下的孙承宗，还有见识卓越的洪承畴，战无不胜的曹文诏，而此时，除了一个慢吞吞的吴三桂以外，他一个可用的人也没有了。他写了一封自欺欺人的诏书，胡吹了一些“朕将亲率六师以往”的大话，然后急忙召见驸马巩永固，要他率家丁护送太子南行。巩永固告诉他，这是不可能，一是按明律法，哪敢蓄家丁？二是，城外全是李自成的人，这些人如何有战斗力对付李自成的精锐军队？愚蠢的崇祯，为了一时之气，也连累了他的后人注定不能活着离开北京了。
最后可用的人，只能是一个叫王承恩的太监了，此人倒是一个真正的忠心之士，崇祯命他备好武器和人员，做最后的挣扎。
三月十八日，李自成再次攻城，这次，又是崇祯宠信的一个太监出来了，太监总管曹化淳开了城门。这位曹化淳，当年在联手周延儒赶走温体仁一事中，是个关键人物，这次开门计划，是他早就和大顺军密谋好的。彰义城门一开，平则门、德胜门全开了，北京外城全部陷落了。
崇祯如惊弓之鸟，他问大臣：“外城破了，怎么办啊？”阁臣们纷纷回答：“陛下之福，不用忧虑，实在不行，我们巷战，誓不负国。”这是世上最大的谎言，几小时后，城还没全部沦陷，说这话的人大多数都投了降，这里有兵部尚书，也有皇亲国戚，当然也有那位一言不发的总理大臣，整个过程，没有一场巷战发生。三月十八，夜，内城攻破，李自成军队进入北京，此时雨仍未停，炮火硝烟，细雨竟然夹着雪花，在烟雾中洒向北京城。
崇祯还在等着奇迹，当他听说城已经完全陷落后，问：“大营兵呢？李国祯呢？”这位李国祯是京城禁卫军头子，也是一开始自愿给李自成做人质的那位，此时，他早就逃命去了，军队全部溃散了。崇祯终于明白，除了一个太监王承恩以外，他身边已经没有一个人可以用了，更不会再有多一个人会为他献身。
崇祯与王承恩等人来到乾清宫，在逃命之前，他还有心事未了。
北京城内炮火纷飞，人声沸腾，但乾清宫内，一片死寂，他的妻子周皇后已经穿戴整齐，面容安详的等在那里。崇祯说：“大事去了，你是国母，当死。”周皇后伤心哭道：“妾身跟随你十八年了，十八年间，你从没听我一句忠言，如今我们一起为国而死，还有什么可说的？”崇祯羞愧不能语，此时的他，纵有悔悟之心，也已迟了。
崇祯下旨，周皇后、后宫各等嫔妃，包括天启皇帝的张皇后全部都要自尽。崇祯叫来了他的三个儿子，太子、定王、永王，亲自为他们穿上旧衣，说：“你们从前是太子，今日城破，就是小民，各自逃生去吧。不必想着我了，我为国而死，已经没有脸去见列祖列宗，今后，你们一定要谨慎小心，见着做官的，年纪大的叫老爷，年纪小的叫相公，遇着平民，年纪大的叫老爹，年纪小的叫老兄，遇着文人叫先生，遇着军人叫长官。”说到这里，他也说不下去了，哭着说：“你三人如此不幸，怎么竟生在了我的家。”
左右侍从无不为之落泪。
崇祯看着三个儿子出了宫，来到坤宁宫，周皇后已经上吊自尽了。崇祯看着曾经一度相依为命感情甚笃的皇后的遗体，只是凄然的说道：“好，好。”十六岁的长平公主，在母亲的尸体旁痛哭不已，崇祯望着出落得楚楚动人的女儿，再次说起了那句著名的遗言：“你为什么生在我家？”说完就手起剑落，一剑砍向公主。
在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间，他杀了不少人，但是只有这一次，他是真正的自己动手杀人，可惜，这最后的一次杀人未能如他所愿，一剑落下，长平公主急忙间情不自禁用胳膊去挡，一条臂膀断下，人倒在血泊之中，昏了过去。这位公主，当时大难不死，后来成为传奇小说中的人物，被人们尊为独臂神尼，但其实，她在两年后就死了，死在了清朝顺治时期。
崇祯以为长平死了，于是来到南宫仁寿殿，这一次，他要杀的人是自己的嫂子——天启的正宫娘娘张皇后。他没脸见这位一向尊敬的嫂嫂，于是要宫女逼张氏自尽，然后仓促离去，张皇后死与不死，他已经没时间去检查了。（事实上张皇后当时未死，后来李自成入宫前才自尽的，其尸身还得到李自成手下大将李岩的庇护）他吩咐后就离开南宫，在王承恩的陪同下，他来到了人生的最后一个地点，煤山（今景山）。
站在煤山寿星亭的一个歪脖子树下，崇祯听见宫内传来一片呼喊缉拿之声，他已经跑不动了，与其说他跑不动了，还不如他已经连跑的勇气都没有了。他的眼睛四处张望，最后看见的，就只有那棵歪脖子树了。
盯着那棵歪脖子树时，崇祯除了死还想到了什么？他是否想起了“天下文臣皆可杀”的怨毒的话语？又或者，他是否想起了十几年前，那个曾经被他残杀并且彻底毁掉了名誉的袁大帅？如果当年不是他的无知，无智，加无情，也许明室天下，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历史在崇祯身上开了个玩笑。十四年后，轮到他来被清算了，而此时，世间已无袁崇焕，勤王的军队也不会再有了，只有头顶那一抹斜阳，照在这个他已经就要丧失了的帝国的土地上。
崇祯选择了死。他把头放到绳索里之前，写下了这样的话：
〖诸臣误朕，朕无颜见先帝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决勿伤我百姓一人。〗
快要死的时候，崇祯说了一句漂亮话，但其实在他治下百姓被伤者何止千万，他若真有爱民之心，又何来流民之乱？而直到死，他还是认为众人都负了他，这样的人，生时无用，死时可悲可怜复可憎，而大明王朝，终于由他手中，了却了欠世人的所有孽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