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时代
一六四四年春天，崇祯在煤山上了吊，前后不过一个时辰，李自成的军队就攻下了皇城。这一年李自成三十八岁，比崇祯大一点。李自成与崇祯斗争了十四年，可惜这两个对手从来没见过面，这一次本来可以有机会见面的，却因为李自成晚了一步，终于只见到了崇祯的尸体。
李自成对这个结局并不满意。他命人把崇祯的尸体运来，这时的崇祯非常狼狈，披头散发，光着左脚，右脚上只穿一只红色的鞋子。
据说李自成见到了他的对头这副惨状时，并没有表示出很开心的样子，相反，他很惆怅，甚至说：“我是来和你共享江山的，何苦自寻短见？”他也见到崇祯的妻子周皇后，周皇后死后把全身的衣服用密线缝实，是怕死后受辱。李自成叹息一声，将两人的尸体合葬，送到了今天北京的昌平。
有人把倒在血泊中的长平公主押了过来，面对着这个只剩下一只胳膊，连痛带吓话都说不出来的皇室儿女，李自成叹息一声：“上太忍。”命人好生对待她，不得为难。
十四年来，崇祯无时无刻不想着将李自成像袁崇焕那样的千刀万剐，但是非常可笑的是，其实李自成是崇祯培养起来的英雄，没有崇祯的“英明”，就没有为李自成的今天。如果崇祯还有几分头脑的话，地下有知，想明白了这个事，恐怕就连做了鬼也不会安心。
看史书记载，李自成具有典型的草根英雄的特征，明史上说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这个特点，在他短短的一生中，有充分体现。李自成起事后掌握权力后，也很少摆出特权的架势，甚至手下的兄弟们也直呼其名，叫他“老李”。
尽管本人相当随和，宽容，义气，坚强，但李自成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平民英雄，没有帝王之德，与同样草根阶层的朱元璋、刘邦相比，军事才能与战略眼光皆不可同日而论，他能起事，崇祯起了很大的作用。
其实到晚明以来，内忧外患之的形势已形成。关外问题被称之为外患，流民问题谓之内忧。按明朝君臣的重视程度，外患一直是引起高度重视，对天灾与内忧相对要小得多，但没想到的是，最后的内忧反而成了主要问题，崇祯还因此送了命。其实流民问题产生的根源不在崇祯本朝，而是在正德年间就已经形成，万历年间颇具规模，到天启年间进一步恶化，至崇祯年间完全崩溃。
崇祯至死没有意识到流民问题的严重性。他只看见了眼前的问题，比如文官内斗，辽东问题，党争问题，君臣离心问题，却独独没有看到最本质的土地问题，这是他眼光的局限。但是把时间往前推一下，我们会发现其实自天启年间开始，不光是皇帝，封疆大吏和阁臣首脑亦没有多少人关注土地问题。不能不说，这种短视是共性的，不光君主，臣子主要是阁臣们同样负有责任。
封建社会任何一朝，最后的衰亡都和土地制度有关，土地制度的破坏，是内部腐烂的先兆，这与王朝所建农耕社会的性质有关。农耕社会与游牧民族最大的不同在于土地归属问题，农耕社会是以土地为依存的家庭体系单位，所以土地所有权最重要，因为这是维系家庭式管理的根本，如水之源，木之根，没有土地也就没有家庭存在之本。土地用来养活小民，同样也用于提供赋税，解决财政问题，所以整个王朝与小民一样，都赖于土地。这就如同明朝是个大家庭，大家庭由小家庭组成，如果小家庭家之不家，大家庭同样无法保存，决定这个家庭正常运转的根系是土地。这一点与游牧民族不同，游牧民族是马上王朝，其流动性的特点决定了他们的生产方式更多带有掠夺性、机动性的特点，土地所有权问题，不是他们的主要问题。
朱元璋建明朝以后，深知土地对于人民的重要性。自建朝开始，他对土地的控制一直是比较严的，这和朱元璋出身于贫民家中的背景有关。他对农民之疾苦多有体会，他曾颁布诏令：“耕者验其丁力，计亩给之。”在明初以来，“计丁授田”制度的出现，对于抑制土地兼并，实现按人丁计算耕地面积的政策多有襄助，但最关键的还是，朱元璋由此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比如丁甲制度等，都旨在以土地为枷锁，将人民牢牢拴在其上，形成牢固的家庭结构。
这个制度一直持续到明成祖永乐时期，未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在永乐以后，制度终于出现了漏洞。明朝中期自正德始，皇帝开始宠信太监，而且贪心日起，于是，利用太监直接管理皇庄的潜藏制度就出现了。太监专权后，兼并土地成为首要目标，明武宗正德年间，太监直接强占的土地竟多达五万多顷，而其他的皇亲国戚也效仿之，兼并土地蔚然成风，到后来，全国一半土地都在皇亲国戚手中，朱元璋苦心建立的“计丁授亩”制度被破坏殆尽。
这些现象到万历一代更为严重。不过，明朝比较幸运，在万历临朝之际，大学生张居正组阁成为总理大臣。张居正对土地问题非常敏感，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上台后改革户籍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对抑制土地兼并，增加国家税收，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
张居正在黄册和鱼鳞册都失去效果的时候推行了更简化的“一条鞭法”。黄册与鱼鳞册早在宋元时代就有，到明朝，由太祖朱元璋亲自建立完善，这两册意义，不单代表册籍的本身，而且与赋役制度紧密联系，黄册更是一切赋役的根源。
黄册与黄册制度是明代比较通行的登记户口制度，有点像现在的户口本。黄册以户为单位，每十年更新一次。黄册主要是为了登记人口而用，但也规定人与土地之间的占有关系。比如黄册上的人与所占地都是对应的，比如某人有田百亩，那么黄册上就对应着有百亩，如果他卖去二十亩，那么就应当再造新册，写上：旧管百亩，今卖二十亩，新管八十亩。黄册与甲里制度相配合使用，《明史·杨思义附范敏传记》说：“十三年，试尚书……帝以徭役不均，命编造黄册，敏议百一十户为里，丁多者十人为里长，鸠一里之事，以供岁役，十年一周，余百户为甲，后仍其制不废。”如上所述，甲里制度的以一百一十户为为单位，形成一里，这是清查户口的手段，黄册则是编制，详细记录每户籍贯、丁口、姓名、年龄、田宅、资产。政府则掌握黄册登记的每户人丁和田宅资产。黄册与甲里制度出现以后，基本上掌握全国的户口和耕地，赋役征收管理制度更趋完善。
鱼鳞图册源自南宋时代的经界法，鱼鳞图册其实就是田地之图，它把田地分区分段，绘画区内的田形，丈尺田界，记录田地种类和肥瘦，买卖情况及田主姓名，再编列字号，订成一册。鱼鳞图册的得名是因为内里绘制的田亩，状似鱼鳞。明实录说：以图所绘，状若鱼鳞然，故号曰鱼鳞图册。与黄册相比，鱼鳞图册详细记载的田产的情况，比如田地的好坏、产权争执的依据，并随时登记变动情形，以此作为定赋役的标准。
黄册与鱼鳞册配合使用，严明的规定了土地的所有权，基本上解决了土地与占有者、赋税之间的关系，可有效控制兼并的，但是到了万历年间，因为土地兼并严重，黄册上的数字已经并不准确，这个制度被破坏了。对此，国学家钱穆分析的很清楚，他说：“如有一豪家置田万顷，他的田亩侵占别人的太多了，便会有人想法变乱黄册，把新收的挪为旧管的，来迁就此种兼并之恶风。又黄册规定每一百十户为一里，推择其中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百户分十甲，一甲分十户。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理此一里一甲之事。主要替政府主管催征，但兼并之风既盛，大户千亩也是一里长，小户三十亩也是一里长，则小户非倾家荡产不可。”（钱穆《中国政治得失》）
黄册被破坏，鱼鳞册同样不能真实的反映土地的情况，业主名字既然可以更改，则无法与真实的土地所有情况对应。两册破坏后，地主豪强兼并土地没有法理上的约束，兼并之风就愈加严重。于是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条鞭法”也是个无奈之举，因为旧有的两册制度根本没法施行，国家税收和财政上的困难极大，而明朝冗官、冗兵太多，皇室用度极大，不想法“找钱”，政府无法运行，于是，“一条鞭法”实行一个简化的征税方式：计亩征银。其含义即将赋内（如田赋、杂税等）、役内（如按户征派——“里甲”、按丁征派——“均徭”、临时征派——“杂泛”等）各条款总编为一条，皆计亩征银。“一条鞭法”中的“鞭”字其实是“编”的意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是在清查了全国土地的基础上制定的，实际的作用是按田亩的多少确定赋税，取消徭役制度，并以货币来取代实物交税。这个作法有三个好处，一是解决了人民的徭役的负担，改变了中国自古以来赋役结合的制度，二是抑制大地主阶层强占土地，以重税整治，三则用货币来取代实物，既搞活了市场流通，也使税收的账目清晰实用。
这个制度的产生对于明王朝极其重要。明朝能稳定土地问题多年，全赖于太祖朱元璋的“计丁授亩”，而在嘉靖一朝后，张居正对制度的改进，对解决明朝的财政困难贡献颇多，可惜的是，这个制度在他死后就破坏了。
一般来说，封建王朝的历朝历代总会有开国的英明之主建立先进的政策，但只要有一代昏君，这个政策就会崩溃到无可收拾的地步。明朝自正德皇帝这个昏君出现后，基本上就再没出过一个好皇帝，而万历的昏庸贪婪，还要甚于正德。他破坏了一条鞭法，在恢复原有的高额赋税基础上，还增加了矿税，于是土地问题愈演愈烈。土地被兼并的第一个恶果就是产生了很多无业的农民，因为被兼并的土地大都不在黄册，享受一切免税特权，而原有土地上的农民不但无地可种，还要缴税，土地越少，税收越高，无地的农民缴不起税，有地的农民负担更重。恶性循环形成后，就造成了明朝中后期内部最大的社会问题——流民现象。
关于流民之苦，历史上颇有记载，陕西巡按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曾详细介绍了当时陕西的灾情：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吃树皮吞石头，这还不是最苦的：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城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
在这里，吃粪便，甚至吃人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一个朝代一旦有人吃人的现象存在，那离灭亡就不远了。
对于人民疾苦，很多官员也有详尽了解。崇祯即位之后，面对流民问题，也曾有很多人提出过良好的建议。在流民还没有形成气候之时，兵部郎中李继贞就曾向崇祯提出过解决之策：“流民饥饿，将来必会成匪，不如请从内帑中拿出十万两银子来救济他们。”内帑当时有三千七百万两银子，区区十万简直不如九牛一毛，但是崇祯不听，不但不拿一分钱，反而派兵围剿。
崇祯上台后，做出中兴帝王的姿态，在辽东军事上投入的人力物力精力很大，与之相比，对流民起事这个会动摇根本的问题，他表现的不是冷漠，而是完全不清楚。这个根本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在崇祯眼中，除了规定“三饷加派”，一切以皇室安危为重外，竟然定下的是“围剿”的方针。于是，本来是农民税务积重难返的问题，到了崇祯这里，就定性上升为反政府的行为。李自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横空出世的。
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陕西乃明朝西北最重要的边防地区，驻在这里的皇室藩王贵族，占据大量田地，“秦藩富甲天下，拥资数百万。”（《平寇志》）而在天启至在崇祯临朝间，陕西、河南偏偏又不断的出现天灾人祸，使之成为当时流民最多的省。李自成从小出于贫苦家庭，因为家穷，和朱元璋一样，他也当过和尚，四处云游，这期间对于民间疾苦颇有了解，也掌握了许多的人情世故。李自成身上“江湖好汉”习气比较重，二十岁那年，他给地主家打工，因为不满对方盘剥，将地主打伤，不得不逃到了银川一带，后来又当上了驿卒，成为大明王朝邮电系统的一名低级职员。
以李自成之能，当个邮递员绰绰有余，不过，这个位子后来也没有保住。崇祯三年，因为财政紧张，朝廷开始裁减驿站，因为没有送礼等缘故，李自成被列入裁员名单，“下岗了”。此时陕西流民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势力，自天启元年王二揭竿而起后，安塞人高迎祥号称“闯王”，也揭起了起义大旗，并且势力极大。这位高迎祥是李自成的舅舅，反正生活也没有了着落，李自成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杀了贪婪的上司，投入义军中成为一名大将。
流民的作战特点全在一个“流”字，他们没有稳定的根据地，往往携家带口，流动作战，这里不行，就换地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其波动性与流窜性极强，给围剿带来了极大的难度。而对于流民起事来讲，其实最关键的是土地产权问题，光靠围剿，根本治标不治本，所以强力围剿的结果是，流民越剿越多，势力蔓延越来越大，由河北，陕西，再到四川，湖北，广东，“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军费开支也随之膨胀。
从王二揭竿而起以后，短短数年间，出了近百位在全国有影响的流民领袖，而这其中最著名的有曹操（罗汝才）、八大王（张献忠）、老回回（马守应）、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闯塌天（刘国能）等人。王二早早战死后，流民领袖以闯王高迎祥势力最大，俨然成为领袖，“曹操”罗汝才、“八大王”张献忠次之。
李自成就在高迎祥阵营里在流动作战、围剿与反围剿的大小战役中成长起来。他是一个颇有江湖义气的“大哥”，但并不是一个很杰出的作战将军，与他一样，流民中其实很少有作战经验丰富的将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作战谋略与战斗力是无法与大明的王牌军队和各大军区首长们相媲美的，可惜的是，很多个关键时刻，他们的死对头崇祯竟然“帮”了他们，上演了一出大明王朝与流民之间的“无间道”。
无间道
流民与明廷的作战一开始就是经常以失败告终的，不过，败者本就一无所有，胜者亦未有太大收获。明朝各级军队都比较头疼的是流民的蔓延性与流动性问题，对此，有不少当时执掌兵权的大员都提出过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其中，三边总督杨鹤最早提出“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和缓政策，在他的这个政策的感召下，确实也有不少义军招了安，不过，在崇祯“英明”领导下，正规军还经常“欠饷”，发不起工资，何况招安来的人？明朝对招安的人做了很多承诺，无法一一兑现，这些招过来的人发觉上了当，又开始重新造反。
对于这种局面，崇祯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又开始用了他最擅长的手段——以“滥杀”来弥补自己的挫败感。他逮捕了三边总督杨鹤，再次动了杀机。从此，和缓政策不敢有人再提了。逮捕杨鹤，这是崇祯在继和皇太极的“无间道”（协助皇太极杀袁崇焕）后，与流民（不仅仅是李自成）势力又开始玩这个游戏的信号。
既然官匪难以合作，矛盾只能再次升级。不过，崇祯本人无能，手底下却从来不乏高人。杨鹤下台后，继任三边总督的是陕西布政使司洪承畴，这位洪承畴是明廷自袁崇焕后又一干才。他在接任总督之前，在陕西已经几次与流民作战取得胜利，他手下还有一个极得力的猛将——曹文诏，后来独当一面，成为流民军队的克星。这位曹文诏，先后跟随过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马世龙等名将，深得用兵之道，他以一人之力，竟然平定了流民起事最凶的陕甘两省，将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等强劲对手都赶走了，后来又转战山西，一连打了六个月，肃清山西流寇。
可惜的是，这位勇将的命不太好，可能是脾气太刚勇的缘故，得罪了朝中的文官御史刘令誉，暗中参了他一本，崇祯不分青红皂白，在一片形势大好之时，把他调去大同当总兵，他的职责原来是“节制山西诸将”，这下有功反而给降了一级，成为地方总兵官。曹文诏在大同遇上了皇太极，这人的水平就不是高迎祥、罗汝才、张献忠他们能比的了，居然给他乘虚而入，绕道进入长城，丢了胜堡、灵邱等地。崇祯不念他征战几省有功，当即免职，充军。后来山西流民乘曹文诏走了又起事，势力愈来愈大，崇祯听从山西巡抚建议，命曹文诏前往山西，戴罪立功，走到一半，文官又来了暗箭，兵部尚书张凤翼素来不喜曹文诏为人，又命他改道河南，在兵力、粮食均都不足的情况下，命他限期剿灭河南流民义军。曹文诏一走，山西义军拍手称快，而这位戴罪立功的勇将也终于再难有所作为，后来在与高迎祥、张献忠的战斗中，因为兵少无援，战败自杀。
崇祯七年，在没有了曹文诏的压力下，高迎祥李自成势力渐大，突破黄河防线，到达河南以西。这时，崇祯手下大学士出身的陈奇瑜总督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等地，与李自成军队正面作战。这位陈大学士是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标准文官，当时位在洪承畴之下，但也真是个干才，他与另一位干才卢象升配合，不出数月，竟然屡战屡胜，一连斩杀一百七十七名流民首领，更以车厢峡一战大败义军，险些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一干农民军队困死。这场困战持续了两个多月，义军死了近一半人，迫于无奈，李自成等人投降。这位陈大学士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忘记了杨鹤的命运，竟然接受李自成等人投降。受降的义军这时只剩下了三万六千人，这里面还有后来名声大震的李自成和张献忠。陈奇瑜好事做到底，还派了五十几位安抚官将义军遣送回籍，结果，刚出来车厢峡栈道，三万多人一起动手，杀了几十名安抚官，又反了。李自成与张献忠这时侥幸逃脱，为以后东山再起积蓄了力量。
为逃避责任，陈奇瑜牺牲了几位下属的生命，将责任推到了他们的身上。但他在朝中的政敌获悉此事，又岂能放过他？给事中顾国宝、御史傅永淳参本，历数陈奇瑜罪行。崇祯除了自己，哪能容许手下人犯一次错误？于是，陈奇瑜比曹文诏还惨，一夜之间从功臣变成了罪人，下狱、大刑伺候了！
农民军在崇祯“相助下”，去了劲敌，势力愈大。崇祯九年，比陈奇瑜更有才华的洪承畴进入正面战场，连败义军。义军不得不在荥阳开会，十三家首领商议结成联盟，共对明军，在这次大会上，李自成脱颖而出，提出化整为零的战术，要十三家头领分头行事，“打下来的城池村庄，劫来的男女财产，一概十三家均分。”这个提议被大家认可，李自成虽然此时还是依附高迎祥，但在义军之中，已经是非常有名气有地位的人物了。
大计商定，但大家不久就发现洪承畴更非等闲之辈，只要碰上他，义军就极难有胜算。被洪承畴打得四分五散后，高迎祥与张献忠东下，侵入凤阳，烧了朱元璋祖陵。在这里，李自成与张献忠第一次翻脸，他们翻脸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张献忠劫获了几个守陵的小太监，因为他们会吹打，张献忠留在军中做娱乐之用。李自成根据“男女财物十三家均分”的原则索要，张献忠不给，两人竟然就此翻脸了，李自成率先破坏盟约，鼓动高迎祥散伙，转战陕西，与罗汝才会合去。为了这么点小事，两大农民军领袖就此结了仇，而且终其一生无法化解，今人看来，简直有如儿戏。
农民军并不团结，荥阳大会后，基本上无人遵守“财物均分”的原则，反而多有争斗。也由此说明，义军直到时，仍然是流民习性，没有纲领，没有道德约束，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战略思想，仍然处在一盘散沙的状态下。在这个形势下，明军各大员纷纷出手，捷报频传。与洪承畴齐名的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在陕西汉中将高迎祥困死，最后竟然将其捉拿砍头，取得了具有决定性的胜利。高迎祥死后，义军势力大大受挫，由此分为两支，一支由张献忠率领，转战湖北、安徽、河南，一支由新闯王李自成带领，辗转于陕西、甘肃、宁夏。
两支义军步履艰难，因为与义军相比，明朝的大将太会打仗了。此时，在接连杀、撤了几个不太成功的兵部尚书后，崇祯终于找到了感觉，重用了一向以权谋著称的杨嗣昌为兵部尚书。这位杨嗣昌是当年那位倒霉蛋杨鹤的儿子，接受乃父教训，做官和做人都很小心，因为擅权谋，在崇祯那里非常得宠。在对付义军一事上，他提出的是“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四正”是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四个地区为主战场，六隅是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六个地区为辅助战场，形成一个“十面之网”，主战场以总督洪承畴和陕西巡抚孙传庭对付李自成，辅助战场由总理六省军务的熊文灿对付张献忠，洪承畴、孙传庭还有一个熊文灿，全是难得的干才，他们把李自成、张献忠打得无处可逃，李自成逃到了商洛山中，张献忠投了降。其他的义军在滁州碰上的是曾与曹文诏联手过的卢象升，他手下有大将左良玉、高杰、贺人龙、祖宽，更是打得义军无还手之力。熊文灿、卢象升再加上先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洪承畴、孙传庭，合这几人之力，眼看义军败局已定。
可是，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王牌大卧底”崇祯出手了。
原来，因为义军势大，满清趁机出兵，明朝此时需要左右应付。于是崇祯采用了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建议，极不理智地将剿匪任务最巨的洪承畴、孙传庭撤回，拱卫京师。杨嗣昌此举，多有私心在里面，因为他与洪、孙之间一直是貌合神离，防止两人功大盖过自己的私心也在里面，所以趁机把他们从最重要的战场调回。对此，老练的洪承畴表面上并无异议，心里其实不满，耿直的孙传庭却不能接受如此轻易的放弃剿匪的大好局面，几番上书无效，于是一怒之下称病辞官。
事情发展到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个规律：明朝的阁臣内斗，真是无处不在。每到关键时刻，阁臣中间就会发现内讧，无论是在关外对付后金还是关里对付流民，其结果都是一样。杨嗣昌的这个暗算，令明廷极其关键的大好局面难以维持。
对于文官内斗（洪承畴孙传庭虽然带兵打战多年，但和辽东三帅一样，也是进士出身，都是文官），崇祯的内心是非常厌恶的，可是他找不出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案，如同墙头草，今天听他说有理，就办，明天醒悟过来了又整那个曾经影响他的人，这次也一样。崇祯信了杨嗣昌，于是不管孙传庭有多大功劳，有一次忤逆都不行。好，你不是不服吗？捉！国家功臣孙传庭也下了狱，洪承畴心里不服，可再也不敢说什么了。
洪、孙一去，义军去了两个最大的劲敌，不过，明朝还有熊文灿，熊文灿把李自成打得只剩下了十几个人，还招降了张献忠，允许他拥兵自立。可惜的是，崇祯十二年，张献忠出尔反尔，又反了，熊文灿想起杨鹤、陈奇瑜遭遇，后悔不已，急忙采取补救措施，上书朝廷申辩，甚至不惜谎报军情，反而弄巧成拙，连以前接受张献忠等人贿赂之事都被朝中政敌抖出来了。文官集团又发威了！崇祯也发了怒，下令捉熊文灿，最后等待他的结果比前几任还惨，是死刑。
熊文灿一死，义军得以喘息。形势急转直下，这时，崇祯打出最后一张王牌，兵部尚书杨嗣昌亲自督军。杨嗣昌不光擅长于搞内斗，他打仗确实有一套。再次大败张献忠、李自成，取得玛瑙山大捷，在西鱼山腹地，更将李自成困死，逼得李自成险些自杀。
不过，杨嗣昌最后还是功败垂成，因为杨嗣昌小看了张献忠。张献忠是兵勇出身，其人性情残暴、反复无常，为人看似粗鄙，但其实极通世态人情。他为保存性命和实力，曾几次假降明廷，一旦有机会就再反水，之所以这样做的成功率极高，是因为他深知明廷诸将面和心离、贪恋名利、人人为一己私利而不顾国家大局的弊端。他对付熊文灿，就用过这个狠招，先是以重金相贿，成功骗取其信任完成诱降后，又再度反水，还详细把熊文灿等人受贿之事实、数目刻于城墙之上，终于利用明廷阁臣之间的矛盾，不费一兵一卒就斩杀了对手。这次，虽然他打仗打不过杨嗣昌，但却找到了另一个对付他的办法。
杨嗣昌倚仗崇祯之宠，骄矜自用，他排挤洪承畴孙传庭之事在军中颇为不得人心，而这两位良才去后，他手下可供调遣的人是左良玉与贺人龙。左与贺二人曾随卢象升、熊文灿等人征战多年，始终在主战场作战，但却未能凭此升官，左良玉还受熊文灿牵连，被罪降三级，一直对明廷有所不满，亦对代表明廷出战的杨嗣昌多有不服，而杨嗣昌也对他的骄狂作风也早有不满，将帅之间，互不顺眼。当时明军的状况，用原兵部尚书、曾推举过袁崇焕的侯恂的话说，是“总督之令不能行于将帅，将帅之令不能行于士卒。”（《怀陵流寇始终录。》）很不幸，这个矛盾被与明廷诸将争战多年的张献忠洞悉，于是他使出了屡试不爽的一招——离间计，先以重金贿赂左良玉，并说：“献忠在，故公重见。公所部多杀掠而阁部猜且专。无献忠，则公灭不久矣。”（《明史·左良玉传》），这些话正说在了左良玉的心坎上，于是，左良玉开始不再为杨嗣昌出力，杨嗣昌屡次调他不成，张献忠趁机突围了。
面对左良玉的抗拒，杨嗣昌不是像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人一样，以公正、清白、严整军纪、廉洁自律来取得威信，相反暗中使了阴计。他发动兵力将张献忠逼入四川后，想利用另一军阀贺人龙取代左良玉，私下许诺贺人龙，只要取胜就将左良玉的“平逆将军”的称号转赠给他，并上报朝廷记其大功，不料左良玉竟然在玛瑙山一战中立下大功，成功地将张献忠困住。杨嗣昌无法兑现承诺，贺人龙因此对他深怀不满，索性将此事对左良玉明说，此后左、贺两人与杨嗣昌形同水火，不再听他调令。
张献忠的离间计，再加上杨嗣昌处事的不明朗和偏私心，令得将帅失和局面日益严重，左、贺不再听命，产生恶性连锁反应，许多将领与杨嗣昌离心离德，导致杨嗣昌最后几乎无人可用，朝中政敌也趁机发难。由此战争局势逆转，李自成抓住机会，与刘宗敏等仅有的十几骑人突围出来，在河南东山再起。
在杨嗣昌还为人事问题烦恼之时，义军缓过手来了。张献忠采取“以走致敌”的策略，以游击战术绕到明军后方，竟然击败左良玉，大举反击，并在后来的战斗中获得全胜，占领了四川重镇襄阳。李自成突围后转战洛阳，同样事事顺利。之后在李自成和张献忠的领导下，洛阳陷落，福王被杀、襄阳陷落，襄王被杀。其中福王朱常洵是万历与郑贵妃的儿子，当年曾掀起明朝整个文官集团参与进来的“三大案”，就是缘自于他与太子朱常洛之间的矛盾。因为其母受万历的宠爱，也连带着从小就得宠，虽然夺位没有成功，但也凭此在藩王中占的地盘最大，兼并土地最多，平时民恨极深。这次被义军捉住，剁成了肉馅，拌以鹿肉下酒，谓之“福禄酒”，成了下酒菜。当年万历为他，不惜与整个文官集团为敌，此时此人竟落得如此下场，万历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一下了死了两个姓朱的王爷，其中一个还让贱民吃了，深知崇祯个性的杨嗣昌明白自己的路也走到头了，这不是一个可以逃脱的罪行，“功虽未成，尽瘁堪忧”，（《明史·杨嗣昌传》）离成功只差一步的杨嗣昌在忧愤恐惧的心情下，自杀了。
熊文灿、杨嗣昌的死对于明廷有深刻影响，自此，能够挟制义军的将领已经全部清理了，左良玉之流的军阀有各大军区首长的前车之鉴，也未必再会尽力，相反，官兵在欠饷、文官内斗成风、主帅相继下狱的绝望情绪下，同样残暴如匪。到后来，明朝不但无一可用之将，还多了很多比匪更坏、扰民更狠的“官兵”。朝中无人，百姓离心，崇祯送了李自成一个大礼，将一个意志坚定的草根英雄送上了实现皇帝梦的征程。
李岩来了
与倒霉的崇祯相比，李自成的运气越来越好了。但这好运气来得非常艰难，在李自成的身上，不断的验证了一个道理：成功是在一万次失败的基础上产生的。
一六四○年（崇祯十三年），李自成面临他自起事以来最倒霉的时刻：在杨嗣昌十面张网的战略下，他被围困于湖北巴西鱼腹山中，杨嗣昌要招降他，被李自成拒绝。这时，部众或走或逃，身边已经没有多少追随者了。李自成想要自杀，养子李双喜阻止了他，这时手下人心浮动，大将刘宗敏纵然一向骁勇，此时也有了降意。
李自成知道别人降可以，他降是不行的。从杨鹤，到陈奇瑜，到熊文灿，每当挺不下去的时候，他和张献忠这些人都是采取先投降再找机会图谋再起的方式，对此，明将们已经有了高度的警惕，杨嗣昌在围攻张献忠时，早就对外放了话：除张献忠外，其他人均可赦。他其实也一样。降对别人来说，可能还有一条活路，他降就是死路一条。
李自成却不知道，这个时候他的坏运气已经到头了。四年来，从他跟随的闯王高迎祥被孙传庭斩杀后，他几乎没有打过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胜仗。从陕西河南到四川，他们一路流窜，一个属于自己的地盘也没有。崇祯十一年（一六三八年），李自成遇到了自起事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在陕西的潼关，洪承畴与孙传庭设下三道埋伏线，将他的军队打得溃不成军，只有忠心耿耿的刘宗敏和田见秀等十七人跟着他躲进了陕西东南地区的商洛山。
李自成当时认为这是他人生最惨淡的时刻，并没想到事隔不到两年后还有场更大的失败。当时的情形太危险了，如果不是崇祯在关键时刻的“帮忙”，自己是非死不可的。崇祯一道圣旨，将洪承畴与孙传庭全部调走，对付满清势力去了。后来孙传庭因为不服，还下了狱。而接下来的熊文灿，一心对付当时实力比他大的张献忠，并没有把通缉他当成一件要事来做，否则，自己这十七人，恐怕早已性命不保。
李自成不能忘记在那个惨淡的时刻，昔日的战友是如何对待他的。他从商洛山逃出后，听说张献忠降了熊文灿，马上集结部众去投奔他，但是张献忠假意收留，暗中却想除掉他，幸亏自己警醒，对张献忠早有防备，事先逃走了。否则的话，这条命没丢在了洪承畴、孙传庭的手中，就会落在了昔日的同志的手里了。
李自成也由此知道，在这个世上除了自己，是没有人可以相信的。他最后挺了过来，带着所剩无几的部众逃到湖北。然而自己的霉运还远远没有到头。他碰上的另一个对手杨嗣昌，比洪承畴、孙传庭还要可怕，他的军队逼得自己走投无路，比商洛山那一次还要危险。
刘宗敏也开始动摇，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讯息。李自成感到了众叛亲离的恐惧。此人跟随自己一路征战，即使在商洛山只有十七骑可用时，他也是最坚定的分子，如果连他都走了，自己就一无所有了。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李自成想出了一个万般无奈的办法。他对刘宗敏说：“人人都说我是天子之命，但今天落到如此地步。你去卜上一卦，如果不是吉卦，就带着我的人头去见杨嗣昌吧。”
在万般无奈之下，把命运交给天来决策，这是中国历史上政治人物常喜欢做的一件事，唯物论者自然觉得荒唐，但你也不得不相信，冥冥中似乎真有天意，刘宗敏卜了第一卦，吉！再卜一次，吉！第三次，还是吉！
这三卦对李自成、对刘宗敏、对崇祯，都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时刻。三卦之后，老天开始眷顾起这位一路备受磨难的英雄。李自成的好运气来了，崇祯的好运气到了头。
刘宗敏震惊了。片刻之前，他还有过献出李自成的首级保自己一条命的念头，此时，这个念头马上被一种对天命的崇拜而取代。他对李自成说：“我就是死，也要跟着你！”
刘宗敏说到做到了，回到家里，把两个妻子全杀了。这个吉卦，送了两个无辜女子的命，成就了两位草根英雄。而此事经过宣传后，“军中壮士闻之，亦多杀妻子愿丛者。自成乃尽焚辎重，轻骑由郧、均走河南。”（《明史·李自成传》）
在这吉卦的后面，在几十个不幸的女子的生命殉葬的后面，李自成的坏运气，终于到了头。这些无情地杀掉妻子的“勇士”们，大约有五十来人。他们跟随着李自成，居然轻装突破了“鱼腹”，辗转到了河南。
在河南，李自成遇见了一个罕见的好时机，河南大旱，粮价上涨，加派仍未停止，百姓生不如死，在这个大背景下，流民越来越多，当他们听说名震天下的“闯王”来了时，不等李自成招纳，就自动来投奔了。
突然之间又有了人的资源，这个对于一个领袖来说，太重要了，短短数月间，李自成又有了七八万人。这当然还要“感谢”崇祯，如果这个时候，他不再推行三饷加派的政策，肯拨款赈灾济民，李自成哪有如此喘息之机？
重新拥有了力量的李自成，在屡次失败的痛苦中抽身出来，疯狂的对所有的对手进行报复，他带着这些流民，在河南大开杀戒，攻城掠地，抓来的俘虏剖心剁脚，残暴指数不在一向以此为标志的张献忠之下。
就在这个渐渐丧失了理性的时刻，李自成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他的好运气也终于到了极致。
这个人，是一个知识分子，也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有着高贵人文精神的真正的贵族。他后来成为了李自成军中的“宣传部长”——他的名字叫李岩（信）。李自成拥有了他，就像当年朱元璋拥有了刘基一样重要。
对于李岩与李自成交往的事迹，《明史》上有详细的记载，今天我们重看这段历史，颇多慷慨激昂热血沸腾之感，而其中的浪漫情趣、儿女情怀，更为黑暗阴冷的纷繁乱世添上了一层难得的暖色。
在李岩还叫李信的时候，他的名气已经很大了。他是河南杞县人，在当地本是望族，他的父亲李精白，曾经任过前朝尚书。
除了官做得比较大外，这位李精白最让人记住的事情就是他为魏忠贤修建过很多生祠，并将“天巍巍荡，帝德难名”的语言刻在生祠的碑刻上，来形容伟大的魏公公。他在拍马屁上很有创意，将碑刻上的“巍”的山挪到了下面，对别人说：“‘山’哪能压在魏公的头上啊？”
毋庸置疑，这样高明的拍马屁者，自然得到了魏阉的喜爱，李精白后来官至尚书，当然是得到了魏忠贤的帮助。崇祯临朝后，李精白位列“逆案”中，被东林党人弹劾，贬死他乡。
这样一位道德底线极低的父亲，却生了一个铁骨铮铮，充满善心的儿子，这不能说不是一件怪事。李信的行为与他的父亲截然相反，他在杞县长大，中过举人，但一直未曾做官，而他平时最喜欢做的事，一是结交豪杰，二是救济穷人，颇有点梁山好汉“及时雨”宋江的作风。在当地灾荒闹的最凶的时候，与其他官宦子弟不同，李信竟然开仓散粮，救济贫民，当地百姓感其恩德，称其为“李公子。”
乱世总有豪杰出现，与李自成、张献忠不同，李信出身贵族，但对平民的关爱却发自真心，体现了中国人身上传统的侠义的精神。“李公子活我”，成了当地人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
李信名气越来越大。这时，非常戏剧性的是，一位女中豪杰竟然慕其名要与他交结。这个人叫红娘子，原本是个艺人——“绳伎”，后来因不堪官吏压迫欺凌而落草为寇。这位红娘子在当地也是个名人，她对李信也早有仰慕之心，但苦于无法相识，于是，她使出了一个强蛮但却极有效的手段，将李信强行绑架到了自己的营塞。一见之下，红娘子被李信的文采风度折服，要与他结为夫妇。中国历史上最浪漫的故事，就在这个时候拉开了帷幕。接下来的故事，更像一部传奇小说：“掳信，强委身焉。信逃归。官以为贼，囚狱中。红娘子来救，饥民应之，共出信。”《明史》中短短几十个字里，可以演绎出多少起承转合、波澜起伏的爱情传奇故事！李信最初对红娘子的过激行为难以接受，但他是个机智之人，先是假意应承，然后趁机逃走。可是没想到这一逃，反而把自己逼上了一条绝路。地方官昏昧，竟然将他与盗匪同论，将他拿下大狱，准备处斩。而这时红娘子冒险救他，那些曾喊过“李公子活我”的饥民群起响应，杀了县令，救出了李信。这时的李信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李信被逼反，表面看是外力作用，但论其根本，还是腐败的社会体制造成的。这是一个类似于梁山好汉官逼民反的例子，李信比较不幸，本来一个贵族子弟，因为一个女人的强爱而丢失了一切荣华富贵，李信也比较幸运，在一个黑暗的社会里突然间有了一个机会，从一个济世的侠客走向了真正的兼济天下的侠之大者，从此名留青史。
李信与红娘子的故事也“功德圆满”。如大家所期望的一样，这位出身不凡的贵公子，终于娶了豪强不让须眉的红娘子，为后人再阅这段历史时增加了浪漫的想像。更重要的是，李信的加入让这场流民起义有了新的内涵，他的选择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这个选择就是李信与李自成的相识，相知，到相互影响。李信投奔李自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与偶然相结合的产物。李信与红娘子拉起队伍造反，正在这个时候，名满天下的李自成也转战到了河南。李信与红娘子的队伍势单力薄，投奔李自成是大势所趋。而在这个时候，李自成同样意识到，连年的失败在于他一直没有一个好的智囊。李信在当地有名望，有才华，有良好的口碑，这不是一个极好的人选吗？
于是，李自成与李信之间，有了这段让人热血沸腾的对话：
〖岩初见自成，自成礼之。岩曰：久钦帐下宏猷，岩恨谒见之晚。自成曰：草莽无知，自惭菲德，乃承不远千里而至，益增孤陋兢惕之衷。岩曰：将军恩德在人，莫不欣然鼓舞。是以谨率众数千，愿效前驱。自成曰：足下龙虎鸿韬，英雄伟略，必能与孤共图义举，创开业开基者也。（《明季北略》）〗
历史写到这里，非常光明而壮丽。一位英雄，一位才子，一位统帅，一位智者，开始了一段完全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接触。在这次谈话之后，李自成与李信约为兄弟，共创大业，李信改名为李岩，过去的李公子，从这一天起，成为英雄李自成的谋士，并励志永远忠于他心目中的大哥，至死未渝。
李岩为李自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来一批和他一样有智慧的人。
第一个是牛金星。“卢氏举人牛金星，磨勘被斥。私入自成军，为主谋。潜归，事泄，坐斩；已，得末减。”（《明史》）这位牛举人，因考试复查时有人捣鬼，被取消了资格，而多年来怀才不遇，常常借酒浇愁，后来又因酒后伤人，痛打地方小吏而入狱，李自成来时受李岩举荐，有意投奔。后来事情泄露，再次入狱，处于死刑，施重贿重免，幸得李自成大军及时赶到，救其出狱，出狱后，投入李自成门下。
第二个是宋献策。这是牛金星与李岩共同举荐的。“金星又荐卜者宋献策，长三尺余。上谶记云：‘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悦。”宋献策是个只有三尺多高的侏儒，精通河洛算卜之术，他见到李自成后，送上一谶，上书“十八子主神器”，十八子隐含李字，意思说李姓人将来得天下。这是从天命宗教的角度再次为李自成造下了声势，李自成大喜，于是，将他留下，从此“十八子主神器”成为李自成号令天下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号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