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人是顾君恩。他同样也是文官出身，当时的身份是拔贡，后来弃掉功名跟随李自成，出了很多的好主意，再后来还帮助李自成定下先取关中，再战山西，然后进攻北京的高明战略，为李自成确定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对李自成来说，这些读书人吸纳进来之后，军队的气象已经焕然一新，最重要的是，“有枪就是草头王”的现状也因为这些人的加入而有了本质上的改观，李自成的军队开始走上了政治上明确，行动上有纲领的正路。而在这些人中，作为一个道德水准极高，战略眼光准确的知识分子，李岩起的作用最大。李岩投奔李自成后，开始有意识地校正了李自成的一些过激行为，让军队的滥杀行为有所扼制，这让李自成的军队和张献忠、罗汝才的等人的军队开始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其时，与李自成分庭抗礼的张献忠正在四川大肆捕杀读书人，并发出了“天下人皆可杀”的毒誓。“李信因说自成曰：‘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自成大悦。”（《明史·李自成传》）李岩以他与生俱来的侠义情怀，为李自成的用军之道做了一个重大的调整，“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这是一个“活天下人”的举动，而在此基础上，李岩在政治纲领的建设上为李自成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开门迎闯王，闯王不纳粮
劝李自成的军队不要滥杀，这只是李岩为李自成做的第一件善事，事实上，李岩不光是宽厚之人，他有更长远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正好通过李自成来完成。
李岩为李自成的军队提出了一个口号，这个口号后来成为李自成军队中最坚定的政治纲领，那就是“均田免粮”。
这个口号看似简单，只有几个字，但是内中深意却非只言片语可以说清。明末农民最怕的东西有两个，一是土地兼并，一是三饷加派，而李岩的政治口号则点中了这两个死穴。“均田”即夺取土地豪绅、皇亲国戚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免粮”即农民军驻地不再征收钱粮。这是一个非常明确且十分通俗的政治口号，它恰好反映了明末最大的底层民众——农民——最朴素的愿望，在中国历次农民起义中，这同样是一个具有较高水准的政治纲领，故而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这个口号的提出还有一个关键的地方，在于它让李自成的军队与张献忠及其他义军首领的军队，在性质有了重大的区别。李自成的军队从此是一个有奋斗方向有政治纲领的部队，它具有的先进性是其他军队无可比拟的。为了配合这个政治纲领，李岩发挥了他的文才，将之与农民口头上流传的最熟悉的谚语结合起来，创造了很多朗朗上口、易于传诵的民谣，例如“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求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其后，李岩眼光更高一着，提出了“平买平卖”的口号，争取到了社会底层的另一个大群体——手工业者和商贩的支持。
在那个资讯匮乏的年代，这些简易的民谣、口号产生了巨大的效果。没过多久，“闯王来了不纳粮”这句口号就已经传遍全国，吸引了更多的人参加到义军队伍中，也为义军攻城掠地创造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对李岩在那段时期的建议，李自成言听计从，“自成从之，屠戮为减。又散所掠财物赈饥民，民受饷者不辨岩、自成也。杂呼曰：‘李公子活我’；岩复造谣词曰：‘迎闯王，不纳粮’，使儿童歌以相煽。从自成者日众。”（《明史·李自成传》）百姓有时不辨情况，竟然将李自成与李岩混为一人，人们口中的李公子，已经分不清是在说李岩还是李自成了。
李岩投身于李自成后，最大的贡献是为他换得了民心。其实对老百姓来讲，“不杀人，不纳粮”，这样的军队就是最好的军队。古人说得好，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之作用，自古以来，有识之士无不深知，即使残暴如朱家王朝，开国的几位皇帝也深知民心之重，否则以朱元璋之残忍好杀，何以巩固天下？李自成遇见李岩，是历史的必然，由此，李自成的军队真正强大无敌了。在得民心者面前，一切阻挠都微不足道，即使袁崇焕、孙承宗复生，亦无用武之地，而当时可以与李自成相抗的只有左良玉、贺人龙等人的军队，可是，在“欠饷”的压力下，他们纵容手下兵士烧杀抢掠残民以逞，与“匪”已经没什么区别了。相比之下，李自成的军队攻城掠地，安民救济，倒真的成了“义军”。
崇祯十四年，李自成迎来他人生历程里第一个辉煌的时刻，他的军队攻占洛阳，捕杀了万历最宠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并将他的肉身剁碎下酒，这是李自成等人在凤阳烧毁朱元璋祖坟后的第二次极端行动，与他相配合的是，张献忠在襄阳杀了襄王，并终于逼得义军最大的对手杨嗣昌自杀。形势一片大好，而李与张在取胜后的做法大不相同，张是大开杀戒，不光杀明军，连百姓、读书人、自己人一起杀，李则是大开粮仓，把钱财和食物发给农民，在一片“李公子活我”的赞颂声中，追随李自成的人员超过百万。
二月，罗汝才来投奔，这位曾经位在李自成之上著名义军领袖，这时也纡尊降贵甘愿为副手，他带来了近五万军队。四月，明朝任命了一位的新的兵部尚书丁启睿督师，原兵部尚书傅宗龙为陕西总督，联合贺人龙、杨文岳等人围击李自成，战斗持续五个月，李自成斩杀傅宗龙，又赢了第二仗。
此后为围打开封，李自成与明军进三次较量，战斗持续了一年多，最后李自成不惜放开黄河之水，水淹开封府，双方死伤惨重，明军伤亡更甚，河南失陷。河南全省尽在李自成掌握中。
按照谋士顾君恩的建议，李自成确定了先取家乡关中陕西，继取山西，再取北京的战略，大军向襄阳方向挺进。这个建议无疑是个比较正确的路子，而这时，令李自成扬眉吐气的是，张献忠在信阳战败，也来投附。当年张献忠阴谋害他，李自成没忘了这事，想趁机收拾他。罗汝才与张献忠交好，暗中通信，并赠他五百骑随行，张献忠被逼无奈，只得逃往南方。张献忠去后，北方各省只有李自成一人驱驰，但也就此错失机会，不能再杀张献忠了。李自成对罗汝才私作主张十分不满，罗汝才暗中救了张献忠，却没料到为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
李自成的军队向襄阳进逼，他的主要对手是左良玉。左良玉虽然刚刚战胜了老对手张献忠，但他纵容部下劫掠百姓，早已失了民心，再加上他为保存实力，亦不愿施尽全力，于是与李自成交手接连败阵。李自成一路追杀，顺利占领襄阳。
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的军队进入襄阳。李自成改襄阳名为襄京，自称奉天倡义大元帅，罗汝才称为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权位在他之下，并在襄阳修整，设立军事机构，任命各级官员。
这是李自成第一次占据了一个落脚点来进行有规模的组织建设。当然，主要工作由李岩、牛金星、顾君恩等谋臣协助完成的。李自成在这里完成了最初的制度建设，行政机构上设相国一名，左圃右弼各一人，军师一人，设侍中职，仿明朝六部，下设兵、吏、礼、工、刑、户六部，地方官有防御史、府尹、州牧、县令等。
军事机构也效仿明制，分为前、后、左、右、中五营，其中最强的是中营，五营统率权由正副权将军担任，田见秀、刘宗敏担任此要职，各营的首领统称制将军，由李岩、刘芳亮、刘希尧、袁宗弟、李过担任。营的基层组织则称之为小队，每营有小队不等，中营最多。
在李岩、顾君恩的协助下，李自成带领义军建立了严明的军纪，细到起床吃饭、站队议事等诸项事宜皆有条例。最重要的是，李自成明确了军队与百姓之间的纪律：出兵作战缴获财物，不得私藏，必须在军帐内驻扎，不准私住民宅。进驻投降的城市，不得烧杀劫掠，行军时除携带自己的家属外，不得携带其他妇女。
李自成在襄阳以极高的效率建立了临时政府，约定了临时的章法，虽然都很粗糙，但是已经看出，他的流民军队已经走向了规范化的道路。他仿效明军建制，一方面暴露出他并没有先进的制度可用，但另一方面，则体现了他已经开始注意到军队制度建设的重要，而对于军纪的强调，则更表明李自成已经有了“民为重”的思想，他认识到了取得天下民心的重要性。这与明军残民以逞的作风成了鲜明的对比。李自成本人是不会有这种意识的，这当然是与李岩、顾君恩、牛金星、宋献策等谋士的影响分不开的。
李自成在襄阳修整后，他马上要面对的是平生最强劲的对手，也是他夺取天下的最后一个对手——刚刚被放出来的一代名将孙传庭。
放出孙传庭是崇祯一个无奈之举。随着李自成的势力越来越大，崇祯慌了手脚，河南失守后，他马上下令逮捕现任兵部尚书丁启睿，放出了还在监狱里的孙传庭。出了狱的孙传庭连罪名都没来得昭雪，刚上任就担任起三边总督的职务，主要任务便是截击李自成。
崇祯十五年正月，孙传庭出狱，与李自成一战河南，得胜。后来开封失守，孙传庭受了牵连，败于郏县，退守陕西潼关。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在襄阳建立临时政府，并修整军纪，建立制度，孙传庭则固守潼关，想要看住李自成的家门，不让他顺利进入陕西。但这个正确的战略同样得不到正确的评价，朝中言官及陕西士绅指责他“玩寇靡饷”，崇祯又下令，命他出潼关迎击，为怕他不服，又给了他更大的权限，兼理河南四川事务，后来又加他“兵部尚书”“督师”职务，再督统湖广山西贵州及江南军务，接着又赐了他那把谁拿着谁倒霉的尚方剑，命他速与李自成进行总决战。
当这一连串的职务全给了孙传庭时，不知他有什么想法，前面的几个兵部尚书、督师尸骨未寒，个个死于非命，自己也是戴罪之人，此时纵有再多殊荣，不过是皇帝一人为一己之利暂时利用而已，光环再多亦有何用？孙传庭临危受命，明知道此时的出击极难有胜算，但还是带着满腔的无奈，出潼关追击李自成。
崇祯十六年九月，孙传庭与李自成会战于郏县，在此之前，孙传庭已经攻下宝丰，又下唐县，一路胜绩。郏县会战，孙传庭制造装有火器的战车二万余辆，打李自成个措手不及，斩杀农民军无数，还险些活抓了李自成本人。
此时的孙传庭依然是晚明最厉害的军事强人，但这时的李自成也已非昔日可比，他与孙传庭新仇旧恨要一起算，因为高迎祥当年就是死在这位一代名将手里的。稍事休整，李自成投入全部兵力，在襄城扎营，孙传庭率军追击。这时，老天再次照顾了疲于奔命的李自成，孙传庭在追击的过程中突然间下起大雨，这雨一下就是七天七夜，孙传庭的军队被困在雨中，火车、粮车均不能行动，而这时，有能力前来助援的左良玉为了保持实力，竟然按兵不动。孤军作战的孙传庭，行至一半，就陷入了无粮的危机中，河南大旱，粮草根本无法接济，孙传庭没有办法，只能命令前进中的士兵撤退回营。
欠饷，缺粮，本来已经令人恼火，偏又天降大雨，无处藏身。饥渴交迫的士兵军心浮动，甚至开始出现了哗变。首尾难顾之际，李自成乘机追杀过来，本来的败军此时变成了追兵，孙传庭指挥不住兵士，只得一路溃逃。李自成的农民军一路追杀四百多里，斩杀四万明军，劫掠辎重兵器数十万。
历史上总是有这样令人难以揣测的时刻，似乎老天冥冥中有天意，一生中几乎从来没打过败仗的孙传庭这一仗输得窝窝囊囊，而这一次败绩，也让他彻底没有了翻身的机会。孙传庭想要自杀，但是被将士劝阻。他率军退到潼关，李自成侄儿大将李过追了上来，十月六日，潼关失守，孙传庭退守渭南，李自成的军队又追了上来，渭南一战，一代名将孙传庭阵亡。至此，李自成最后一个敌手也丧了命。（此时洪承畴已经降清）这是明朝军将必然的命运，不是死于敌人之手，就是死于效忠的皇帝之手，死在谁手里，都是一样的结局。
李自成挺进陕西，不但报了舅父之仇，还实现了顾君恩为他设计的第一步计划：先取下了关中。古人讲，衣锦还乡，他打回了老家，自然要有所作为。一六四四年正月，是为崇祯十七年，甲申三百年，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李自成自称为大顺王，改名自晟，称西安为西京。铸自己的货币铜钱命名为永昌通宝，又制定历法，称之为甲申历。自此基本完成了从一个平民英雄到帝王雏形的转变。
也是在同一年，八个月后，已经无力与李自成对抗的张献忠攻入四川，建立了大西政权，同样的也称了王，不久称帝。从此一个滥杀之人的血腥统治开序幕，四川人民的血泪史上演了。
论打仗，李自成和张献忠可能一辈子也打不过洪承畴、孙传庭、熊文灿、杨嗣昌、曹文诏，可是有崇祯帮忙，这些竟然都不成了问题。一个运气极好的李自成，此时已经看到了天命予他的无上荣光。
他分封诸将，文官以牛金星、宋献策为首领，武官以刘宗敏、田见秀等人为首领。其官制建设完全仿造明制；他颁布法令，依然严明军纪，规定严禁军士劫掠，军马践踏禾苗者处死。这里是他的老家，他所到之处慰谕父老，严禁任何人妄杀民众，关中人民交口传颂：讲义气的老李回来了；他对地方豪绅富户官僚依然充满仇视，没收其田产，并勒令他们出钱作军饷，名为“追赃助饷”，他当然不知道，这几个字在不久的将来和“三饷加派”一样，成为套在他头上永远摘不去的枷锁。此时，他已经站在高高的云端，看见那座九五至尊的位子正等着他去就坐，但是却没有意识到，越高的地方就有越大的危险，高处不只有瑰丽的云彩，还有脚下的万丈深渊。
此时的李自成是看不到云彩之下的东西的，因为现在他实在是太顺利了。从河南他结识李岩打了个翻身仗以后，几年间，他收复河南、湖北，进窥关中，攻破潼关，挤走了最讨厌的张献忠，杀掉了平生死敌孙传庭，转瞬之间，他的军队有如水滴汇聚成大海，冲毁了明朝这道巨大的防波堤。他称王之后，下一步就朝着称帝的路前进了。李自成每天都要去校场检阅兵士操练情况，所有的兵士都从“老李”的眼中看到了有些疯狂的光芒。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开始进行第二步计划——占领山西，山西的明军几乎没做抵抗，就发生了哗变，那位“代帝出征”的李建泰也投了降，没用两个月时间，李自成从山西打到了北京，奉命来勤王的唐通和监军太监杜勋没用得着他费一兵一箭，主动投降了，没三天工夫李自成攻下京城，这速度，真是了得！
李自成来京之前，京城的大街小巷已经传遍了李岩编写的那句口号：“迎闯王，不纳粮。”不知道崇祯可否听到了这句口号，他又会有何感想？在他的遗书里，写了一大段漂亮话，唯独没有对此有一句评语，说明此人至死也是执迷不悟。他输了，输的不是李自成，是输给了自己，也输给了明朝几代皇帝不能正确认识的土地问题和与流民问题。由他上任开始，他除了不断的把债务转嫁给人民外，就是用杀人来解决行政上的问题，他杀人无止尽，杀人无道理，杀人无章法，他手下的良将，才能个个都在李自成张献忠之上，可惜的是，这些人在崇祯眼中，不是人，是机器，不能出一点错误，出了一点错误甚至不出错误只要稍有违逆，等待他们的就只有死路一条，“败一方即戮一将，失一城即杀一吏”（《明史·流贼作序》），把所有能打仗的差不多全杀光了，这些能人遇上了蠢人，终于让自己的一生成了让人笑不出来的历史玩笑。
李自成攻下北京，对他来说已经登上了个人事业的最高峰，但是，这里面仍然有一些不太和谐的因素，是隐藏在瑰丽的云彩之下的。而这些，他和他的大多数谋臣都没有看到的。
首先是他和张献忠之间的矛盾，至此依然不能缓解。李自成和张献忠之间本来应该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从荥阳大会分手后却成了比对明廷还要顽固的死敌。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李自成去投奔张献忠，张却准备了一把屠刀等着他。同样当张献忠走投无路来投奔自己时，他也恨不得马上杀了他！李自成对张献忠如此厌恶，甚至超过了对明朝皇帝崇祯的厌恶指数，以至于张献忠几次想来依附，他都严辞拒绝，而且只要有机会，就不放过这个粗鄙残暴总是出尔反尔的小人，这可能是性格使然。但是，现在这个最讨厌的人跑到了四川，也称了王，曾经的战友此时是危险的敌人，他一天不死，对未来的王国就有无尽的忧患。
其次另外的义军武装。对待其他的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同样残忍无情，比如一直与他并肩作战的罗汝才，为了防止罗势力做大，李自成在最需要帮手的时候，义无反顾地杀掉了他，还连带着杀了和他一同起事的战友“革里眼”贺一龙。这件事激怒了很多的同道，激化了军中矛盾，削弱了军队实力。这些同道中人有的投了张献忠，有的干脆自己占了山头，不再听李自成的招呼，其中包括当年十三家首领的中老回回马守应等强人。如何对待他们，也是个问题。
再有就是满清的关外势力此时正有抬头之势。义军能够顺利起事，其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满清的不断侵扰造成了明廷的首尾难顾，人员分散，否则让他们集中精力，以洪承畴孙传庭之能，义军岂能得手？等收拾明廷，夺取江山后，又如何来对付满清这个更强大的对手？
这些问题，李自成已经无瑕考虑，胜利离自己只有一步之遥，他的目光已经死死盯住了崇祯坐过的那顶九五至尊的位子，整个义军处在一种激动亢奋的情绪中。只有一个人在喧嚣之中心怀隐忧，这个人就是李自成的“文胆”李岩。不久后的事实证明，这种隐忧不但存在而且极为可怕。而对于充满人文关怀、人性光芒与真正贵族情怀的李岩公子来说，他人生最悲剧的一幕却在这一片欢声笑语中徐徐拉开。
北京众生相
李自成是在凌晨进的北京城。虽然此时已是天色尚早，但是北京城里十分热闹，李自成的军队军纪很好，秋毫无犯，史上记载：“贼驰而进，皆白衣青帽，张劲弓，挟修矢，每人拴短棍数条，衔枚疾走。”（《明史·李自成》）老百姓们不明就里，见这队人过来了，打开门来看，也说明百姓对这队被政府定性为“匪”的军队并不是很害怕，这当然是宣传工作做得比较到位。早在李自成攻打山西时，京城里已经有不少商贩，义务宣传李自成政策：“不杀人，不爱财，不奸淫，不抢掠，平买平卖，蠲多钱粮，且将富家银钱分赈穷民。”（《明季北略》）当然这些商贩都是义军的细作，这些话是李岩教他们的说的，绝对有效果，百姓们并没有多少惧意。有人在路上撞见了他们，急忙躲向路边，义军也并不诘问。
李自成中午出现在北京城中。这位传说中的英雄一身简朴的装束，戴着毡帽，穿着缥衣，骑一匹黑马，进入了德胜门。老百姓们发现这个名声卓著的盗匪头子一脸和气，与邻家大哥没什么两样，惊惧之心渐去，人们围上来时，军队没有加以阻拦。此时的李自成军队，严格遵守李岩确定的行军方针，李自成早在进京之前，就曾约法：“军人入城，有敢伤一人者，斩以为令。”进城的当天再次重申了这一法令，故而军纪相当严整。
李自成由西长安门进入，看见了长安街的牌坊。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到达北京，看见雄伟的长安街牌坊，李自成起了豪情，于是拉开弓，说：“我要是能射中中间的字，天下太平。”一箭过去，没射到字，射到了牌坊的瓦棱上。
宋献策在一旁说：“射在沟中，这就意味着是淮河为界。”李自成一直自恃百发百中，不太甘心，又到承天门，见到“承天之门”的牌坊，于是又说：“我现在为天下主，看我如何一箭射在四个字的中心。”一箭过去，却射在了天字的下面，李自成有点不高兴。牛金星急忙安慰他说：“射在天下面，意思是中分天下。”（《明季北略》）
李自成两箭射空，除了他的箭法可能并不像传说中的高明以外，可能还有个原因，就是他此时已经瞎了一目。这是他在攻打河南开封时被射伤的。这个伤害可能影响了他的准确度，但这段充满情绪化的描述中，我们可捕捉到一个信息：李自成进京后虽然外表谦和，但内心是很骄傲的，而他两箭不中，按封建社会的迷信说法，似乎就有了不祥之征。
不管怎么样，李自成以草莽英雄的姿态亮相，对北京的老百姓们来说，有几分新奇感，也很亲切。与百姓们的安然相比，明朝大小官员则有如惊弓之鸟。这些官员一天前还在崇祯面前都信誓旦旦，一旦国破，必以身殉之，不过，真正殉之的连百分之一也没有，除了倪元璐、马世奇等名臣真的做到了自己的承诺外，多数大臣想的是如何投降保命。达官贵人们如丧家之狗，穿着破烂的衣服混在人群中，连头都不敢抬，这个时候，破旧的青衣反而成了抢手货，为了保命，贵族子弟们以重金哄抢旧衣服，成为当时一大奇谈。
德胜门外，太监曹化淳迎接李自成进宫，这位曹公公是崇祯手下最宠信的太监，擅长弄权，当年整死内阁首辅周延儒时，他是主谋之一，假以时日，此人才能应该不在魏忠贤之下。不过，北京城破，他摇身一变，出了大力，此次开门纳义军，也是他亲自出面。
李自成虽然占了北京，还有担心的事，那就是崇祯皇子依然下落不明。不过这个担心很快就没有了，崇祯临死前命太监带出的一名太子和两个小王爷，原打算暂时送到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家中的，没想到这位外公听说三名皇子子在门外，竟然将大门紧闭，不让其入。太监见势不好，谁也不愿意要这烫手山芋，干脆直接绑了送到李自成那里。
李自成对仇敌的这几个孩子，倒是一点也没有责难，他问：“你们家何以丢了天下，你父亲何以失败，你们知道吗？”太子朱慈琅答：“我不知，你问百官。都是用了那坏臣子周延儒的缘故。”太子态度倨傲，对李自成有顶撞之意，不过李自成倒不当回事，说道：“原来你们也明白。”然后又说：“你父亲若是活着，我会好好养着他。”太子不理，只说：“快杀了我，不用多话。”李自成说：“你本无罪，我因何杀你。”太子说：“你若不杀我，当听我一言，一不可惊我祖宗陵墓，二速以礼葬我父母，三不可杀我百姓。”李自成大笑，说：“都可依你，我就是百姓，又岂可杀之？”
李自成非但没有为难这几位仅存的皇子，还确实依了这三件事，找到崇祯的尸体，以帝后之礼好好安葬了。
由这件事可以看到，李自成是一个很宽厚的人，此人有英雄之德，但却肯定不是一个大政治家。金庸先生曾经说过，在中国做政治家要有三“忍”：一要坚忍，二要有容忍，三要对敌残忍，至少在第三点上，李自成做的并不到位。此事要换成朱元璋，几位皇子肯定人头不保，留着他们其实后患无穷。
李自成将崇祯的尸体以帝后安葬，并为其主办丧事，与他相比，崇祯手下的旧臣们反而对此极不热心，有很多人从灵观前面走过，连斜视一眼的举动都没有。崇祯下葬当天，除了太子与二位王爷外，百官竟无一人陪同，这固然是世态炎凉，但也侧面反映出崇祯待人薄情如斯，臣子内心对他亦无感情，致使有明一朝，人的道德底线几近于零。
李自成对朱家后人宽厚，但对明朝百官，却内心充满了鄙视，他曾对太子说：“失了天下，不是你父亲的错，是文武大臣的错。”这个思维逻辑，更表明了李自成其实是一个观念比较陈旧的人，他没有更高远的眼光与分析能力，充其量也不过只是个好的流民领袖，但离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与综合才智，其实相去甚远。
在李自成极度鄙视的心态下，明朝大臣上演了一出人走茶凉、贪生怕死的丑剧。二十日，距崇祯死不过一天，陈演、魏藻德这两位崇祯倚重的文臣首领就拜见了李自成，表示出改换门庭之意。魏藻德，这位一直崇尚明哲保身的原内阁首辅开始数落起崇祯的不是：“这昏君不听臣言，才有今日。”李自成烦透了这帮两面三刀的家伙，怒喝一声：“你身为重臣，当死社稷，为何偷生！”魏藻德急忙叩头，表示：“只要陛下赦免了我，一定赤心以报。”李自成喝令手下人将他绑了出去，押到刘宗敏那里，与之命运相同的还有京城禁卫军头领李国祯，锦衣卫原指挥使骆养性等，这些臣子去讨好不成，反而身陷大狱。
李自成出身农民，对做官者有种天生的厌烦，故而他不恨昏君，只怪群臣，这种情绪从入城起，就一直伴随着他。他手下将领，受这种情绪影响，也个个将这些前朝旧臣视为草芥。新政权建立，人手奇缺，牛金星提出要从旧朝中选拔部分官员任用，此令一出，明朝旧官们纷纷改换成义军的装束，着青衣小帽，匆匆赶往传统极门，等待面试。由早晨到日落西山，因为来的人太多，竟然不能结束。这些来面试的人饥渴疲惫，更要忍受种种人格上的侮辱，士兵对他们大声斥骂，甚至饱以拳脚，昔日的达官贵人，今日待遇如同囚徒。
等待面试的人中，大都表现的极没骨气，甚至委琐卑劣，比如考功司郎中刘廷谏朝见牛金星时，牛说：“你这么老，胡须都白了。”刘说：“我还没老，大师如果用我，胡须就会变黑的。”魏藻德被关在刘宗敏处，每日哭嚎，还对看守说：“如愿用我，随便什么官都行，何必拘着我。”
与这些人相比，更有表现得无耻的，就是那些争着劝李自成“登基”的人，我们姑且把这些称为“劝进”党。从二十三日开始，“劝进”党们就开始活动，向李自成劝进，要他早日当皇帝，这些人中主要以前内阁大学士陈演，原复社名士周钟、龚鼎孳为首。
这些劝进党中不乏在当时名人。其中最有名的人物，就是秦淮八艳之一的顾横波的老公、当年复社四公子之一的龚鼎孳。他以才学及人品冠绝当世，但这时也急忙着去新政权里讨官做，并打出了顾横波的牌：“我本来想死，是小妾不让啊！”其实顾横波有骨气的很，这纯属托辞。
此外还有当年被魏忠贤害死的东林六君子魏大中的儿子魏学濂，李自成一进京时做出逃往南方的姿态，后来又“夜观天象”，得出“一统定矣”的结论，于是顺理成章的留下来，要为大顺王朝出力。魏学濂本是忠臣之后，但此时的作为，却与势利小人无异；另一个比较过分的人是文名极盛的复社另一位名士周钟，当时住在一位士绅家中，本来约好一起为国殉死，但是经不住魏学濂等人的劝解，也要入朝，这位要一同殉死的朋友拉住他不走，他将袖子割断走了，后来也是这位周钟，在崇祯的葬礼前经过时，连瞅都没瞅一眼，崇祯对他，其实不薄。此人翻脸之快，让人寒心。
最可笑的是，劝进党中竟然还有成国公朱纯臣，周皇后之父周奎，这些人都是皇亲国戚，如今国破，不思如何进取复国，竟然劝仇人当皇帝，其人品卑劣，已到极至。
李自成对这些人从心眼里蔑视，这固然是他草根本性使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李自成也是信奉正统的人。对崇祯，他多少还心存畏惧，对自己“弑君”的行为在内心中也有些惴惴不安。这也怪不得他，他最初没有当皇帝的野心，等到碰上了李岩、牛金星、宋献策这些人，才开始树立起“登基”的远大理想，却没想到这么快就成功了。他的心理上还没有适应，也正因此，他把颇有些惴惴的情绪转化成了对明朝群臣的憎恶，以至于前明大臣经过面试后，二千多人只有九十二人入选，其他人全被关在了刘宗敏那里。
李自成入京之后，在经过一番考核选拔后，气象有所更新。在明朝原有六部分权的基础上，实行了大顺的官制，也开了科举考试，招读书人入朝为官，对前明官员中政绩突出为官清白者，重新任用，比如复社四公子之一侯方域的父亲原兵部尚书侯洵，就被从监狱中请了出来，接着当尚书了。李自成分封诸将，论功劳权将军刘宗敏最大，于是文武百官统一由他节制。这个决定非常不妥，在以后有所反映。不过当时，这些措施还是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的。
但在这表面焕然一新的局面里，崇祯那些没有解决的问题依然存在，并依然深化着。李自成在喜悦的情绪稍加降温后，就发现了一件事：崇祯曾经背负的那些债务，不知不觉间又转到了他的头上。远的是关外满清势力问题，近的则是崇祯一生也没有解决了的财政问题。李自成是过来人，但是这些年来，他想的只是如何扩张势力，其实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
就如同有了万历和天启，崇祯不能对明朝的灭亡负全部责任一样，我们同样也不能要求李自成能够看清这些崇祯一生都看不懂的问题。因为李自成不是张居正，更不是朱元璋，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强人，但不是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不懂民事生产。其实在李自成作战的期间，有过很多非常好的机会，比如他占据襄阳，陕西，河南之时，这些根据地来之不易，如果换了朱元璋和曹操这样的君主，一定是先恢复生产，屯田耕种，恢复经济，养精蓄锐，以充实立国之根本。这个道理英明的君主全都明白。可是李自成却对此一无所知，他除了忙于建立政府，忙于扩充军队外，基本上在这方面毫无建树，他的军队挺进速度极快，作战能力极强，但攻城掠地的主要目的仍是以掠夺为主，没有稳定生产、稳定民心、建立军事根据地的概念。孙传庭对李自成的这一点看的就很准，他曾断言，李自成手中无地可用，无粮可供，用不了半年，军中必闹饥荒，一击必胜。可惜的是，孙传庭这个极正确的判断遇上了崇祯这个糊涂蛋，没有派上一点用场。
李自成是英雄，但不是能人。他是个运气好的人，因为碰上了李岩，而当他进入北京之后，他眼前全是荣华富贵，依附之徒，他一点点淡忘了李岩的作用及他曾对自己的建议，好运气在不知不觉之间开始一点点的离他而去。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多年来忽视生产的恶果之一，那就是他手中有兵无粮，有城无银，而摆在眼前的亟待解决的，就是曾经困扰过崇祯多年的军饷问题。他的军队越来越多，张口吃饭的人也就越来越多。由此派生出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解决大顺王朝的财政，以确保王朝稳定。这个时候的李自成，与崇祯一样处在了关键的焦点上，也表现了和崇祯一样的弱智，他除了在人事制度上全盘照搬崇祯一朝的制度外，在财政上也延续了崇祯用过的已被历史证明了是很失败的制度——助饷！
英雄的变化
崇祯接过的是一个烂摊子，李自成接过了依然是这个烂摊子。明朝国库空虚，财政入不敷出，虽然皇银内帑数量惊人，但历史上并没有记载这笔钱最后归于何处。可能崇祯已经大部分转移走了，也有可能李自成未必肯全拿出来救济军队。总之为了更好的筹集军饷解决财政，李自成出于对群臣极度的厌恶，做了一个情绪化的决定，他将面试淘汰下来的官员们集中关押，允许官兵“助饷追赃。”
此令一出，天下大乱。
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全无章法的招数，而且有着非常隐秘的阴暗心态和过激的情绪。表面上他体现了这样一种情绪：过去以我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备受助饷之苦，今天翻天覆地慨而慷了，我们再来清算你！但究其内里，却反映出帝国新的掌权人在制度建设上的低能，还不如从前的那个旧的掌权者。
这是李自成本人的局限。当年他在攻城掠地的时候，数次使用过这个法子，这一次，他仍然想用这个速成的法子。李自成对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敌视心理，固然因其确有可恨之处，但在今天看来，也可归结为一种心理类型：“仇富”。这种仇富心理发展到极致，甚为可怕。不幸的是，农民起义军中多是长年生活在贫苦中的人，有此心理者占了绝大多数，一旦放开闸门，那就必然要洪水泛滥。
其实放眼历史，真正有远见的政治家一般攻城陷地后，急于做的就是收买人心，稳定局面，巩固取得的成绩，即使偶有放纵，也会严以整之，点到为止；一统天下之后，更不会任军队和自己的情绪失控。但李自成不是政治家，也没有更高的战略眼光，相反，从他入北京的第一天起，其本身流民的局限性就充分体现出来，他陷入了一种胜利者的盲目喜悦和复仇般的快感中，这一点也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原本是“不好酒色”的人，也开始蓄养美女，沉迷声色，终日以饮酒为乐，追饷就是这种情绪下的产物。他没有意识到，对于长期生活在疾苦中的军队来说，追饷同样是一种带有复仇意味的盲目举动，其实是在助长疯狂、非理性和贪欲，这个口子放开后，等于是把人性中潜藏的恶欲发挥到了极致，也让他至少失去了两个重要的东西，一是令前明臣子（还包括散失各地的军队及地方抵抗力量）彻底绝望，而事后证明，前明臣子同样仍有极大的反作用力；二是使社会出现了极大的不稳定，使严明的军纪、良好的军队作风和和谐的环境被彻底破坏。
助饷和追赃是分两步进行的，助饷是派饷，就是按指定的对象（将明朝的旧人分为臣子、王公、太监、豪绅四个阶层），规定了数目来进行饷银的分派，规定哪些人在指定的时间内交纳规定的金额，不过，助饷没有多久就迅速发展成为了追赃，那就是不分对象，没有数目，无限度的追要，甚至随时追，随地追。由助饷到追赃，由尚有几分理性到全无理性，这是一个极快的过程。
追饷最早受害的人是大臣魏藻德，这个一心想为李闯王效命的前首相，官没做成，却成了刘宗敏的阶下囚，在严刑拷打下，交出十万两黄金，然而刘宗敏并不满足，仍然拷打不尽，魏藻德的儿子求刘宗敏手下留情，并说明自己的父亲有不少门生，可以从他们手中凑足款项，刘宗敏答应了。可是到了约定期限还没能交全，魏藻德求刘宗敏再给他一点时间，刘宗敏不听，结果被活活打死。接着是前内阁首辅陈演、成国公朱国纯、禁卫军头领李国祯、国丈周奎、东厂太监王之心等，明朝有头有脸的人一个也逃不了，在刘宗敏手下，个个被拷打不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除了不断的交钱，一点法子也没有。
作为大顺最重要的军事首领，刘宗敏腐化得极其迅速。这人仗着功劳极大又与李自成情同手足，强横之极，到后来，李自成也操纵不了他了。刘宗敏一到北京，就开始“挟妓”取乐，而在追饷的过程中他一定是有着深深的快感的，对于这个穷了一辈子的人来说，可以任意捕捉殴打那些以前令自己高山仰止的权贵们，还可以从他们身上榨钱，这是一个比打仗好玩多了的事。所以他成为追饷的最得力支持者，他的军队是大顺最精锐的部队，在他的影响下迅速腐化，去捉这些有钱人拷打玩弄，成了比任何军国大事都重要的事，北京城内，到处跑的都是刘宗敏的兵，“腰缠多者千余金，少者亦不下三百、四百余金，人人有富足还乡之心，无勇往赴战之气。”（《明季北略》）白色恐怖时代似乎到来了。
大顺军所到之处，开始“便街提士大夫”，就是现在说的“满大街的抓人”。追饷是以大册登记姓名，每一百人为一组，由八名骑兵武装押送到各营拘禁，从早到晚，“冤号之声不绝于耳”，三月二十三日，李自成下了一道命令：无论新旧翰林官，每人派饷银万两以上。二十七日又下了令，向“京中各官”派饷，规定：不论起用或不起用的官，皆派饷，其中被起用的官员，派饷数目少些，不被用的官，摊派的数目多，敢说一句“不办”的话，立即用夹棍严刑拷追。很多人被拷打至死，这里面包括“劝进”党的国丈周奎，交了五十万两黄金仍难逃一死。
刘宗敏成了追饷活动的总指挥，他命令各处兵营的士兵均可任意追饷，即使在路旁街边也可上刑，“人人皆得用刑，处处皆可用刑”。派饷的具体数目，按等追缴：中堂官即原明首辅、大学士一级的官，须出白银十万两，各部院、京堂、锦衣官为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官为五万、三万，翰林官多则为三万、二万，少则为一万，各部属员以下的，均以千计。至于皇室勋戚之家，“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已。”从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一日，追饷的活动越来越扩大，由原来的官员、勋戚、宦官，到一般地士大夫阶层、商人甚至百姓，史料记载，“各处搜求渐宏，贩鬻之家稍有赀产，则逮而夹之，老稚冤号，彻于衢路。”北京城内一片鬼哭狼嚎之声音。当时的著名文人杨士聪亲眼看见，刘宗敏所居府第有三个大院，受夹棍刑罚的每院有百人，这些人中，真正的有钱阶层只占十分之一二，大多数还是一些低级官员和小吏，还有一些商人，他们身受酷刑，惨状令人不忍目睹，而当天过后，据说这几百人无一生还。（杨士聪《甲申核真录》）用刘宗敏来完成追饷大任务，也充分体现了李自成在用人上的极为不明智，如果稍有头脑之人，对刘宗敏这样残暴而又难以驯服的家伙都会有所提防，如果换成朱元璋，平定天下后会肯定会赏他一把屠刀，但李自成却把这样一个油水极大、极易失控的工作交给了他，可能是出于哥们义气吧，他认为刘宗敏忠心耿耿，与自己私交甚好，才委以重作，但却忘了，政治家是最不能讲个人感情的，以李自成这样的品性，当个黑老大差不多，当政治家，差之甚远。
刘宗敏的追赃活动整苦了明朝遗臣，北京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但对于老百姓来说，依然没有什么好日子过，在金钱与残虐中寻求最大快感的大顺军，到后来已经完全失控了。他们榨完了权贵的钱，开始任意捕捉富户和平民百姓，大白天，店铺和居民经常遭受抢劫，而在刘宗敏的纵容下，抢掠变成了淫掠，强抢民女的事件也多有发生。对长期在外作战的大顺军来说，进城后掠夺美女亦是其欲望宣泄手段之一，李自成在这方面也起了带头作用，他一进北京，就住到皇宫，将宫女集中起来，分赏给诸将和群臣，其他将领也多有此等劣迹。这里面最厉害的是刘宗敏，他占据皇亲田弘遇府第，将其中数十名女性尽数掠去，而在追饷活动中，为了保命，甚至还有明官献出妻女家小，收买农民军领导人或下属将领，军纪之坏，已经全无章法。甚至到夜间，“兵丁斩门而入，掠金银奴女，民始苦之。”（《流寇志》）大顺军领袖在追饷、抢夺美女的狂潮中，还争着攀比享受，除了李自成入居皇宫外，各将帅则“分居百官第”，如刘宗敏占都督田弘遇府第、李过占都督袁祐府第、谷可成占万驸马府、田见秀据曹驸马府、李岩占嘉定伯府等等。刘宗敏是其中行事最恶之人，“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甲申核真录》）这是对刘宗敏治下军队最真实的写照。对北京老百姓来说，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支秋毫无犯的义军就成了左良玉的军队了，甚至还不如左良玉的军队。李自成最初曾号令军队：“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绵。”这些命令在追饷面前，都荡然无存了。
而就在这时候，本应该替李自成矫正思路的文臣们也表现得不尽如人意。文臣之首牛金星做起了太平宰相的梦，每日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陶醉在被人山呼海拥、谀词滚滚的氛围中。其他众臣也认为大势已定，开始论功行赏了，包括曾经有过出众才能和极高战略眼光的谋士顾君恩，也开始腐化，每日只知挟妓取乐，不思进取。而他们忘了，占了北京并非占了天下，也并非占尽了人心，因为最根本的土地问题、财政问题并没有解决，还有极大的威胁仍然存在，明朝还有半壁江山没有打下来，关外有清军，关内吴三桂的军队正在行进途中，江南还有左良玉高杰的军队，明朝残余势力仍在。但在复仇者的快感中沉醉，上下都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