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城里的少年英雄
就在崇祯上吊煤山、李自成京师肆虐的同时，来到山海关接受了勤王任务的吴三桂正在面临着他一生中最为艰苦的抉择。
这位二十岁就名满天下的英雄，此时已经很清楚自己正在执行着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在这之前，他最敬仰的人、他的前辈，他的老师和他的上司或被皇上杀掉，或是降了清，这些人如同大浪淘沙一样的从大明帝国里被淘汰掉后，所有的包袱就都落在了他的肩上。
帝国已经危在旦夕，何去何从，就成了这位少年将军为之头疼的问题。
这个时候的吴三桂当然意识不到，用不了十几天，历史会发生改变，他个人的命运更会发生重大改变，而这个改变，不但令他全家白骨累累，自己身被骂名，由救世英雄变为千古罪人，更会令天下大势重新洗牌，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逆转。
一六四四年，崇祯面临的是一个大败局，李自成面临的是一个大败局，而吴三桂面临的是一个大逆局。
一六四四年，崇祯、李自成、多尔衮；大明、满清、大顺，正处在历史的俄罗斯轮盘赌局里，谁也想不到的是，转了几圈后，那膛中的子弹竟然是吴三桂！
与李自成相比，吴三桂是大明帝国新崛起的贵族阶层。这个贵族阶层不是一个世袭的荣誉，而是个人奋斗得来的。如同白手起家的暴发户一样，吴氏家庭中最早的创业者不过是一个低级的军官，但他们的后代却在乱世中硬朗生存，在兵荒马乱之中完成了最为艰难的原始积累。这个家族具有天生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阳刚的尚武情怀，以及绝对旺盛的生命力和野心勃勃的志向，这种家庭血统同样体现在了少年吴三桂的身上。
明史上说吴三桂生于江苏高邮，也说他原本祖籍安徽，今人考察，吴三桂本是辽东铁岭一带的人，但也有人考察他出生于锦州，还有人认为他本是山海卫人。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吴三桂少年时长期活动的地方是山海关外的中后所城（今辽宁省绥中县），此地距山海关不过一百二十公里，是明朝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之一，亦是吴三桂少年时重要的活动场所。
中后所是山海关沿线的一个关口，而山海关在其中起着统摄作用。明朝自建国以来，军事上实行卫所制度，大者称卫，小者称所，山海关最初就是被称为山海卫，此关建于明朝一三八一年，是大将军徐达为抵御关外元朝的残余势力而修建。
世人常以为山海关建于明代，其实不然，山海关自古以来就存在，其地域归属频繁变迁。商代，山海关属孤竹国辖下，春秋时归属北燕，秦代则归辽西，两汉时期隶属幽州辽西郡临榆县。魏晋以后，山海关地区成为少数民族纷争迁徙之地，曾先后属于慕容、拓拔、符氏等少数民族氏族，历经北魏北齐北周等王朝，直至隋文帝统一南北朝后，才在此初置北平郡，唐以后，更名古城县。
因为地处在辽西一带，位于河北之东北部，又与辽宁接壤，因此，山海关的命运始终与民族间的融合纷争联在一起。辽金时期，山海关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运动，契丹统治者大量移民于此，也正因此，此地后又被重新命名为“迁民”镇，一个“迁”其实也恰如其分的反映了山海关在历史沿革上的独特特点，河北与东北两地文化也在这个“迁”字上尽有体现，甚至影响到了后代的民风民俗与民族性格。契丹铁蹄最后敌不过女真人的弓箭，而金人夺取北方天下后，迁民县被废，更名为镇，直至元代，划归辽阳。
迁民镇后来引起了朱元璋手下第一大将军徐达的注意。他对迁民镇的注意，其实是迫于无奈的。当此之时，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元顺帝被打败，元家天下尽归于朱家天下之手，但是元朝势力仍然纵横漠北，徐达几次与元家军队决战，均未能将其扫清，山海关一带当时归属于辽阳行省（元初定行省制）的瑞州，紧连着中书省所属重地永平路的抚宁，此地处于辽西走廊要塞，归平滦府（后改为永平府）管辖，因其地理位置显要，自然成为元军攻守之要塞地。
明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年），朱元璋已登大统，为防备退居漠北的元残余势力，他采纳徐达李善长刘伯温等文臣武将之意，决定兴修长城，加强战备。徐达当时主持重修的是京北锁钥居庸关。
洪武四年，徐达上奏朝廷，要求迁移北平军马百姓，移师到永平府，这个永平府就是当年的平滦府，此时已被收复，改为永平府。明朝历史上曾有过几次移民，都是出于军事目的，这次是首开先河。永平府一带背处燕山地带，境内人烟稀少，燕山以南是一片旷野平原，需要高山险隘，边墙排布方可拒元军残部及一切外族势力，所以移民于此，建设重镇之打算就是一个为长远考虑的“大手笔”。这一建议得到朱元璋采纳，同年，十几万人的大迁移活动开始了。这是明代第一次大型的移民活动。这次移民的结果不光是增加了军事上的实力，还促进了蛮荒之地走向繁荣的变迁。
洪武六年，元军发起一次大规模的袭击，燕山以南的抚宁县城惨遭剽掠，元军直犯瑞州、迁民镇，所至之处，血火交融，一片惨景，抚宁满目疮痍，瑞州夷为平地，迁民镇断了人烟。此种情况下，明政府不得不再次发动迁民。周边居民进入永平府的滦州，有的居于抚宁县免耳山下，这次大战使得建关之势刻不容缓。
洪武十四年，一场决定性的战争打响了，这年十一月，元平章（辅佐丞相处理军政大事的高官）完者不花与乃尔不花率数千蒙古兵入今卢龙县桃林口，进攻永平府，激战中明指挥刘广战死，千户王辂分兵在迁民镇、界岭口设下埋伏，堵截蒙古兵的归路，明军又从燕河营出兵夹击，元军退走。至迁民镇，进入明军的埋伏圈，平章完者不花被俘，乃尔不花逃遁，这是明朝连年来与元军残余势力争战中取得的一次大胜利。胜利出现在迁民镇，这一地由此引起徐达重视。
今天看来，说徐达是山海关真正的缔造者是确信无疑的事情，这位帝国当时最具备军事远见的人才，在胜利之后并没有完全沉浸在喜悦之中，当他在迁民镇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之后，他开始思考军事防御方面的更长远的问题。
由至高处向下望去，在山与海之间，徐达发现迁民镇的地势特点，顿时若有所悟。
迁民镇在当时位于永平府界，横跨辽西走廊，处在汉蒙两股势力的咽喉地带，更难得的是还夹山襟海，“其地大山北峙，巨海南浸，高岭东环，石河西绕，形势险要诚天造地设”。（《临榆县志》）这一望之下，徐达得出了上述的结论，于是果断的发出了一个命令，“发燕山卫屯兵万五千一百人，修永平、界岭等三十二道关”，“九月甲申，卫城定名山海关。”
我们在这段描述历史中可以发现，山海关从建城到城破，都与“甲申”这个词有很重要的关系，在徐达逝去多年后的一六四四年，是为甲申三百年，山海关再次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焦点，历史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巧合。
徐达的苦心终于实现，此地成为军事关口后，给迁民镇带来的不只是驻守燕山的屯兵一万五千人以及一个崭新的名字，更让这个地方在以后几百年的时间一直成为关系中国政治命运的要塞。山海关一带成为了“关里”与“关外”分界线。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关里，关外是两个社会，关里是汉家文化，也就是农耕社会的世界，关外，则是游牧民族，游牧文化的发源地。长久以来，这两种文化的斗争与融合、争夺与取舍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也因此在当时，谁拥有了它，谁就抓住了中原大好山河的“死穴”。
山海关建成后，作为军事要地，不断地得到完善，军人政权在其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在山海关关外延伸处还有两座军事据点，因为比卫小，称之为所，东门外三十里是中前所城，再行三十里，是前屯卫，就是今天辽宁的前卫，前卫之前三十里，就是中后所城，也就是吴三桂少年时经常活动的地带。此地古来属广宁挟制，虽然占地不大，但位置很重要，正好处在辽西地段，西距山海关，东距当时明朝第一军事重镇宁远，地处两镇中枢。
山海关不仅作为军事重地存在，这条要道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为“朝鲜等国入贡及通辽商贾所由”，它的作用不仅仅是打仗夺权那么简单，它还是发展经济文化商贸的渠道，不光是斗争，还是民族间经济融合的产物。因此后人在研究山海关时，更要综合的看待它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多重作用，而不能一一割裂。
吴三桂就是在这座历史悠久，地处汉满两地交界的要塞中成长起来的。自小就生活在兵危马乱的地方，这对他的成长起到重要的影响，在他年少的时光里，他亲眼看见了北京的许多文官以及包括皇帝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没有见到的血淋淋的事实。比如著名的广宁战役，在天启年间发生的这场战役中，熊廷弼与王化贞一退几十里，把山海关外的大片土地全部丢失了，丢弃的尸体堆积如山，有人捡了几年的尸骨都没有捡完。这些事，吴三桂都拥有第一手记忆。而这场战役对明朝来说至关重要，此后多年间，满清时有侵犯，明朝再也没有缓过手来，到崇祯十三年后，明以山海关为界，在关外仅剩八城：锦州、宁远、松山、杏山、塔山、中前、中后、前屯。山海关一带的这些狭长战线，也成为吴三桂最初的军事启蒙教育的园地。
吴三桂也亲眼见到了与文官集团迥异的军人政权在山海关一带的成长壮大，他本人后来也成为了其中的中坚分子。他从军是受父亲吴襄的影响，但在成长为一名军事奇才的过程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不是父亲，而他的舅父——当时辽东督师袁崇焕手下第一名将祖大寿。
后人推究吴家发迹史，发现祖大寿在里面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位祖大寿虽然位在袁崇焕之下，但在辽东实力及影响似乎犹有过之。作为辽东最炙手可热的军人政权的代表，他们全家世代守护辽东，所有的男性家庭成员几乎都在宁远、山海关之间任职，到祖大寿时，已历五世。祖大寿是从最基层做起来的将军，后与袁崇焕同守宁远，获“宁锦大捷”，名动天下，升为前锋总兵，他的兄弟祖大乐、大成、大弼，子侄祖泽远、泽沛、泽盛、泽法、泽润、可法等，都上至总兵、下至副将、参将、游击的各级军官，分驻宁远、大凌河（辽宁锦县）、锦州诸城。祖氏一脉，因为颇多军事强人，终于成为辽西首屈一指的军人巨族，崇祯一生刻薄少恩，但唯独对祖家青眼有加，这也是有原因的。辽东世代征战，地处苦寒，被称为“危城”，当时朝中诸臣均以为险地，不愿驻足，祖家在这里坐镇，实属不易，故而“安抚”政策必不可少，崇祯虽愚，这层道理也还明白。
吴三桂的继母为祖大寿妹妹，这个资源对于吴家的兴衰非常重要。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非等闲人物，他于天启二年中武举进士，此后投奔辽东巡抚李成梁处，多年征战，战功赫赫。吴家真正的兴旺，是在吴襄投靠祖家门下以后，他长年来一直在祖大寿手下任职，后来更娶祖大寿妹妹为妻，最后累官至都指挥使，留镇宁远。崇祯四年（一六三一年）时，吴襄已是锦州总兵官，位居辽东八镇首领之一，这个职位已经是明代一个军区最高的官职，可拥兵万人以上，因为这层上下级关系与裙带关系，吴三桂早早的就得以进入军中担任要职。不光是他，吴家子弟也多数都进入军中，到最后，与祖家一样，成为而控制辽东势力最强的军人集团。
与以前的名将袁崇焕、熊廷弼、孙承宗、杨嗣昌、洪承畴等文人将领不同，吴襄早在多年前就注重培养个人的势力。因为辽东地域险恶，崇祯多年来奉行的安抚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祖、吴两家向军阀集团化的方向迈进。祖、吴两家人除了执掌皇家军队以外，还明目张胆的扩充势力，仅吴家就拥有数千家丁的私人武装，他们身边的亲戚、部属、心腹分布辽西地区各城镇，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土皇帝，即使皇帝，也不敢对之太过苛刻。
崇祯二年（一六二九年），皇太极率八旗兵第一次进攻明朝帝都北京，并在城外设反间计，令崇祯皇帝抓捕袁崇焕，当时祖大寿是袁的部将，他见主将被捉，激于义愤，竟然放弃勤王，率部逃离北京，掠山海关，返回宁远。这样的罪行，放在平时，早该死一千次，但是崇祯一反常态，竟然没有处罚，这固然是孙承宗力争的结果，但也看出即使是皇帝，亦对辽东望族有所顾忌，而祖大寿此举与传统士大夫“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行为迥异。这个事出在他身上，而不是出在比他职位更高的袁崇焕、孙承宗等人身上，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军人出身的新贵，身上甚少桎梏。他们倚仗拥兵自重的权力，敢行其他文臣不敢行之事，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明朝不光是祖大寿，后来的左良玉、高杰、贺人龙等都曾有过忤逆之举，左良玉更是敢直接挑战当时的兵部尚书杨嗣昌，公然抗命，杨嗣昌传诏他十九次居然都不来，其嚣张气焰尤见一斑，崇祯对此也没有办法。
清天聪五年（崇祯四年），皇太极发动了大凌河之役，对付的主要目标是守将祖大寿，他将该城围困起来，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在重兵围困之下，守将祖大寿弹尽粮绝，不得不降，后来又用计回锦州救出家属，再次夺下该城。他投降的事，很快被辽东巡抚丘禾嘉侦知，密奏朝廷。崇祯再次容忍，表现出了极难见到的宽容。军人政权之威，在当时可以想见。吴三桂就是这样的氛围里长大的。
祖大寿数次忤逆甚至投降，朝廷都不怪罪，这个对于常年跟着舅父作战的吴三桂来说，肯定会有影响。后人提起吴三桂，常将其脸谱化和妖魔化，却不知任何事情在形成的过程中都有复杂的渐变过程，绝不可简单定性。从祖大寿身上，少年吴三桂看到了一个真理：“有枪就是草头王”。祖大寿敢如此横行，无非是他有两个实力：一是他有忠于自己的军队和势力，二是他占据了明朝最重要的军事重地，此二者缺一不可，连皇太极都知“第明国京都，倚祖大寿为保障”。“以其（祖大寿）族党甚强，且据锦州故”。（《清太宗实录》）这种实力是挟制皇帝的重要手段。吴三桂不是孙承宗或是袁崇焕，从小读忠孝节义理论长大，他生于戎马之间，十七岁就中了武举投身军队，深知谁有实力谁能胜利的道理，再加上他从小受的教育直接来自于父亲吴襄和祖大寿，所以他一生都不放弃兵权，事事以保存个人实力为重，个人利益凌驾于一切，这种军阀作风与思维，其实从少年时起就已经建立了。
就是这种思维下，吴三桂在行武生涯中时刻不忘培植只效忠于自己的军队，他手下有三千子弟兵，是他直接训练的。这些人，不忠于大明，只忠于吴姓，他们的待遇远远好于其他正规军队，用吴襄的话说：我们吃粗食，他们吃细粮，食酒肉，我们穿粗布衣裳，他们都是穿的绸缎名牌。（“臣所食者粗粝，三千人皆细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纨罗纻绮”）这三千死士，后来成为关宁铁骑中最重要的力量。
除了三千死士，吴家父子大量用辽东子弟，辽东人骁勇擅战，崇尚武力，经吴氏父子严格训练，为关宁铁骑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吴三桂十七岁中武举后，进入祖大寿军中成为一名游击将军，此后多次战役中表现出色，功劳累积，不断升迁，但真正令他名声大振的，还是“单骑救父”的传奇经历。
事情发生在祖大寿督军建昌的时候。当时吴襄为大寿部将，有一次出城侦察，竟与大队清军相遇，吴襄等急退，清军则采取围而不攻的态度，在后面紧紧跟随，最后直至在城下将吴襄追上，围住迫降。吴襄此人倒是很有气节，决不投降，直逃到近城处，数万清军将其围个水泄不通。
祖大寿在城上观望，虽然心急如焚，但也知后金兵势大，明军开城应战，决无胜算，如若因此城门洞开，被伏兵冲进，丢了城池，罪无可赦，所以只得静观其变，不敢妄动。
吴三桂见父亲被围，急得坐立不安，他跪在舅父面前，请求发兵，祖大寿以双方兵力相差悬殊不可妄开城门为由，说：“我以封疆重任，焉敢妄动，万一失利，咎将安归！”吴三桂也知道其中利害关系，于是哭着说：“大帅不肯出兵，末将愿率家丁以死相救。”祖大寿不置可否，支吾一声，吴三桂就势得令，率家丁二十人，出城去了。
这一战以卵击石，决无胜算，吴三桂也没想着活着回来。他在左右各置一将领，自己居中，分为两翼冲过去，此举将清军吓了一跳，见明兵极少，因为疑有诈，清军竟然让开了一个缺口。吴三桂杀入清军阵营，有若虎入羊群，瞬间斩杀数名将士，一路冲杀，竟然让他找到了父亲。
这个场面在当时看来，颇有几分神助之感。祖大寿在城楼上眺望，也很激动，于是命城上明兵擂鼓助威。战鼓隆隆，杀声阵阵，吴三桂杀得性起，脸上挂满鲜血，连鼻子都被打伤了，后来一直没有好。
几乎是奇迹一般，吴三桂以区区二十骑竟然在万马丛中将吴襄救了出来，他与关宁铁骑纵马狂奔，杀出重围。清军看他策马飞奔，竟不追赶，直至入城。吴三桂生还，似乎是因为清军疑诈才能成功，今日看来未必全是如此，更像是因为清军统帅皇太极爱才，所以下了不得追杀的将令，否则以吴三桂一人之力，怎能生还？
吴三桂单骑救人之时，皇太极、多尔衮当时都在军中，吴三桂的骁勇一定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以来，明军畏战，少有良将，而吴三桂之奋不顾身，令爱才的皇太极也未免惊叹。皇太极熟读《三国演义》，吴三桂冲进军中那一刹那，他可能想起了一个人——长坂坡单骑救主的赵云。这位后金领袖可能也被感动了，也可能在内心中他把自己当成了曹操，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好汉子！吾得此人，何忧天下？”（《清世祖实录》）爱才招抚之心，当时就已经有了。
吴三桂救父的一幕，令祖大寿等辽东军民无不侧目，而此战对吴三桂的意义重大，成为吴三桂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资本。后人考察，此段历史中多有不属实之处，但救父之行为，确实存在，而吴三桂之勇猛，亦是当时明军中极为少见的。
这位少年新贵也由此走上了一条坦荡的通天大路。封建社会讲究忠孝，吴三桂的这一行为，使他在道德上无懈可击，在忠勇上更是帝国楷模，此事由随军太监高起潜（此人亦是吴家多年友好，这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角色）传到宫中，崇祯亦受震撼。此后，吴三桂的名望似乎在其父之上了，他的地位与职位随名望水涨船高，才二十三岁，就提为前锋右营参将；四年以后，二十七岁的他被任命为宁远团练总兵。六年时间，吴三桂由游击升到参将，再升到副将，由副将升到总兵，成为封疆大吏，可谓一帆风顺，平步青云。
坐镇宁远，更成为他军事生涯中第一个高峰。关外八城，以锦州、宁远两城最为重要，作为宁锦防线最重要的一环，坐镇宁远的以往全是名将，袁崇焕、孙承宗、祖大寿，哪个不是威名一时的人物？吴三桂继袁崇焕、祖大寿后，驻防宁远，这个讯息让全朝野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朝廷对这位少年英雄的倚重，已超出了当时任何一个人。
历史如果到此截止，吴三桂将是一个光辉的少年英雄形象。可惜的是，历史是不断前进的，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接下来发生的一场战役，令这位少年得志的英雄没有成为真正的英雄，最终走上了个人利益至上的军阀道路。
松山会战
这一战就是后来影响了明清两国军事形势的松山会战。此战是明在亡朝之前与满清发生的最后一次大战役，此战之后，明朝曾经的钢铁防线彻底崩溃。
在了解这场战争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吴三桂与朝中文武群臣的关系。
吴三桂与袁崇焕、熊廷弼、孙承宗等这些人虽然同为镇守边关的重将，但在本质上有重大区别，他是一个非常注重培育个人实力、一心想要实现个人抱负的人，他的雄心壮志里有“公”的成分，但更多的是“私”的动力。造成这种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来因为他是武举人出身，尚武精神里就有“实力”决定一切的生存法则，二来他又是军人政权割据势力下的代表人物，以拥有兵权为重，所以在封建社会推崇的士大夫道德上，他相对要灵活得多，也机动的多。平心而论，吴三桂是晚明时期难得的军事人才，而做人又灵活机动、聪明绝顶。当他驻守宁远的时候，他不可能不会想起他的前辈们的下场，袁崇焕的死，孙承宗的不断被贬等等。这个时候，他当然会明白一个道理：如果不想重蹈覆辙，必然要取得内部的支持，防止背后的暗箭，这样才能便宜行事，实现自己的梦想。
吴三桂不光是军事天才，更是晚明以来最成功的一个机会主义者。利用救父这个噱头，他捞取了强大的政治资本，而在接下来，他更充分的利用舅父祖大寿兄弟为后盾，不断地立功创业，寻找机会，同时他也不满足于依附祖氏一脉，在父亲吴襄的协助下，他与当时的军事强人多有接触，其中包括当时的辽东巡抚方一藻，蓟辽总督洪承畴等人。为了接近这些高官大鳄，送钱送物是必不可少的，拜为门生则更名正言顺。而难得的是，他还懂得走宫中后宫势力这条线，在宫中，他还打通了大太监高起潜的关节，拜他为义父，这位高起潜曾做过监军，无论宫中宫外，能力极大，吴三桂与之来往密切，甚至在后来，与高的关系比老谋深算的洪承畴还要好。
与强横直率的祖大寿相比，吴三桂不仅打仗厉害，搞关系学也有一套，在这里面，他父亲吴襄起的作用极大，而对吴三桂的飞黄腾达起到最大作用的人，就是被他奉为恩师的洪承畴。
洪承畴是晚明最后一位具有极高政治远见和军事才能的综合型人才。他在宦海多年，有威望，有手段，有能力，同样也是机心深沉、擅长变通的能臣，李自成起事后，几乎是逢洪必败，而清军几次入关，他也均做出了正确的军事判断。
洪承畴原任陕西三边总督，主要是与李自成农民军周旋，辽东军事时局日益紧张后，明廷调洪承畴、孙传庭回师，崇祯十二年，洪承畴成为明辽东统帅。到任后，洪承畴发现军队兵士训练不足，将领作战能力低下，犹以山海关守军为重。山海关地处要道，兵士之能力、将领之优劣对整个战局至关重要，前方敌军不时压境，因此练兵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经过多方商议，洪承畴将负责练兵的任务交给当时的辽东大将吴三桂。吴三桂奉命来到山海关整练军队，以提高他们的作战能力。
这次山海关练兵对吴三桂的未来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的关宁铁骑就是在这里发展壮大的。练兵包括演习刺杀、熟练使用武器，布阵、进退方法、掌握战斗号令，吴三桂与当地的监纪通判朱国梓一起，制定计划，部署操练，监督进度。这位朱国梓也非等闲人物，他父亲朱梅，是孙承宗和袁崇焕最喜爱的将领，曾任山海关总兵多年，也是祖大寿多年的战友，在当地极有威望，用他来配合行事，自然事半功倍。吴三桂的练兵计划是成功的，他练的兵不仅是山海关的，还有宁远、锦州各镇的辽兵，每日无止停，吴三练还提出了：“不独练人，尤宜练（武）器，必人与器相合，器与人相合，而后可以言练”的理论（《明清史料》），两年时间，吴三桂练兵三万，这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军队，也是一支绝对效忠于自己的军队。关宁铁骑由此也壮大了。
古往今来，凡大军事家必重视练兵事宜，练兵不但可增强军队战斗力凝聚力，关键的是，练兵还是一个有效的洗脑、统一思想的过程，兵士最后不但练熟了各种技巧，最重要的，是还在刻苦、呆板的训练中培养了对主帅绝对效忠的情感，所练之兵，最后也大都带有私家性质。前朝勤于练兵的是戚继光，他的军队是来自他老家的江浙子弟，被称为戚家军，清朝后期也曾有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最后不但凭此夺了天下，还培养了为乱中国的北洋军阀集团，这是后话。吴三桂的练兵在性质与他们并无区别，尽管是洪承畴的安排，但这些所练之兵最后还是成了他的拥趸。
吴三桂的这支精锐部队也在后来多次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任总兵后，与清军在杏山、宁锦等地展开了多次战斗，常有胜绩，这固然因为洪承畴的指导，但是吴三桂本人在这些战斗中表现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在当时是受到肯定的。明廷多次对他提出嘉奖，甚至到后来，所获奖赏均在其他各州总兵之上，吴三桂之名压过了各镇总兵，即使皇太极、多尔衮之流亦有所耳闻。
崇祯十三年初，明朝突然遭遇了三百年未有的饥荒，民间竟出现“父子相食”的场面，而这时，在内外交困的大败局下，崇祯又冤杀了很多有才能的将领，令李自成、张献忠为领袖的农民军势力日益增大。这个时机被敏锐的皇太极捕捉到了。皇太极清醒地认识到，明朝内忧不解决，外患更无法抵挡，而在皇太极的心中，始终有一个心结，那就是关于宁锦防线。这个防线是当年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等建立的，阻挡清军北进多年，他的父亲努尔哈赤就死于宁远之战，以至多年来，进京只能绕道而为之。此线不破，难取大业，明朝大饥荒，农民军大起义，这是天赐良机。这个时候，攻破宁锦，再直取山海关，取明天下指日可待！皇太极想明白了这一点，立刻挥师北，第一个打的就是锦州。
皇太极的决定，宣告明王朝与满清最后一个关键的战役——松山会战正式拉开序幕。
崇祯十三年（一六四○年）春天，皇太极大军逼近锦州。三月，将锦州包围，一时“填壕毁堑，声援断绝”。清军围攻锦州，其目的是想占据距锦州十八里远的松山，以此为据点，将战略向前推进。当时锦州有松山、杏山、塔山三城，互为犄角环伺，而这中间，松山地势最为重要。
锦州当时的守将正是吴三桂的舅父祖大寿。由此时开始，祖大寿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坚守之战，在这位军事强人的固守下，皇太极竟然久攻不下。祖大寿也不断地向朝中告急。
崇祯十三年五月上旬，洪承畴奉命出山海关，驻军宁远，指挥各路兵马援锦。此时洪承畴的官位是“蓟辽总督”，在他上任之前，崇祯一朝的一员名将——前任督师卢象升刚刚在巨鹿贾庄血战清军而死。卢象升是与曹文诏、孙传庭齐名的名将，也是洪承畴“剿匪”多年的同事，他的死，不但让明朝又损失了一员良将，更给继任的洪承畴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清军几次南下，都无法攻破宁锦防线，直取山海关，只能绕道而出，卢象升就是死在这条绕过来的长城沿线之上。这次戴上了这个头衔，洪承畴知道，朝廷是把守住宁锦前线的重任全部压在自己身上了，如不全力以赴，难免不会是卢象升的下场。
抵达锦州外围后，因为松山乃军事天险，洪承畴亲自到达松山，察看清军态势。此时吴三桂等四镇总兵纷纷赶到，但洪承畴仍怕兵力不足，请求增加兵力，崇祯批准，同意增兵。于是，于是又增补了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山海关总兵马科等四员战来援锦。加上前四总兵，共为八镇总兵，最后兵力集结十三万，有明一朝的精兵强将，全在松山集结。
不过，在这名声显赫的八大将中，能用者却只有宁远总兵吴三桂、蓟镇总兵白广恩、山海关总兵马科三人，其他人竟然都不敢应战。（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这三人中，实力最强的就是吴三桂，洪承畴因此也对吴三桂格外看重，这一年，吴三桂只有二十九岁。
这个时候，祖大寿已经在锦州苦守了整整一年。这一年来，祖大寿的日子很难过，不但要对付刀枪箭雨，还要对付不断的糖衣炮弹，皇太极不断地向他发出招降的诱饵，祖大寿也真是硬汉，软硬不吃，一直挺了下来。
洪承畴抵达松山。皇太极放慢了进攻的脚步，洪承畴带了八个镇的总兵来救锦州，皇太极知道他真正害怕的是锦州失陷以后，山海关将不保，而他集结全部兵力，是要摆出打总决战的架势。
但这正合了皇太极的意，他多年来围困锦州，只有一个目的，吸引明朝的全部兵力，在这里做个彻底的了结。所以，他并不急于进攻，而是不断的运送军队、粮食、武器，其中光红夷大炮就运了三十多门，小炮更是无计其数。
洪承畴明白皇太极的用意，他知道皇太极想速胜，那么他的打法，只有一个字——拖！他坚信只要打持久战，皇太极是坚持不了多久的，被围困了近一年的祖大寿也同样明白皇太极的目的，他命人出城给洪承畴传话，称城中粮足，还可抵挡半年，要洪承畴不要急于应战。
洪承畴与祖大寿与皇太极，在用兵上基本上处在一个水准，所以他们才能知己知彼。但满朝的文官却并非如此，崇祯更是一个对持久战始终抱怀疑态度之人，而此时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后来因议和之事被崇祯砍了头的那位替死鬼）对当时的形势判断不准，以旷日持久，靡费粮饷为由，力主速战速决，并建议派遣兵部职郎中张若麒前往洪承畴军中商议，名为商议，其实是另一个层面的监军之意。
洪承畴从实际出发，反对速战。他的作战方针是且战且守，在松山、杏山一带打持久战，拖得久，就对己方越有利，但这个意见与陈新甲完全相左。于是，在洪承畴与清军备战之际，另一场看不见的战争同样的在明朝内部展开：在速战与持久战之间，崇祯不断摇摆，终于下了密令：要洪承畴“刻期进兵”，先挑起总决战的战火。而这时，继张若麒后，陈新甲又派了一个兵部职方主事马绍愉到洪承畴军中，实行监视之意，再三鼓吹“我兵可战”的论断，催促洪承畴出兵。
历史到这里有着惊人的相似，十几年前，袁崇焕在北京城外与皇太极决战时实行的就是“以逸待劳”的持久战打法，崇祯不信，令其迅速出兵，结果功败垂成，再往前推，我们看发现，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的稳定战术都是在这些“主战派”恶陷下不得不放弃的，这次轮到崇祯用这招来对付洪承畴了。因为有崇祯密令在先，再有监军在旁边监视，洪承畴不敢违逆，无奈间，只得出兵。
崇祯十四年（一六四一年）七月二十六日，洪承畴挥师进至松山与杏山之间，督师援助锦州，两天后他做出了下令进兵的决定，除唐通留守外，其余七镇总兵各率本部兵力集结于松山城附近，粮草囤积于杏山、塔山之间，他自己亲率六万大军抵达松山。这时清军已经先先一步到达在锦州与松山之间的乳峰山上，占据着有利的地势。到此时，皇太极终于等到了与洪承畴总决战的时刻。
忠诚的底线
崇祯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明清之间最后一次惨烈的大战松山会战拉开了序幕，双方在乳峰山附近展开激战。
在这场战斗中，明朝八大镇总兵联手出战，被围困的锦州总兵祖大寿则挥师出门配合，形成里应外合局势，居左翼的吴三桂率全部迎战，锐气一时不可阻挡，而明炮兵营亦发挥作用，与清军的红衣大炮展开了对攻，明清两方，均投入了十成的兵力，十足的精神。这一阵，打得山河失色，喊声惊天，竟然持续两天两夜，明将祖大寿、吴三桂、白广恩身先事卒，奋勇杀敌，竟然数次将清军打退，最后在己方伤员多于对方的情况下，令清军不得不退兵，首战告捷。
这场战争再次让皇太极领略了吴三桂与关宁铁骑的厉害，吴三桂此次斩首清兵十级，内有头目一人，居各镇第一，获战利品也不少。部下伤亡也比起其他各镇较轻，战斗结束后，洪承畴向朝廷呈报，将吴三桂之功居于首位。
松山之战，明军初战告捷，但清军凶悍，锦州之围仍然没有冲破。洪承畴此时并无必胜的信心，他曾作了最后努力，向朝廷请令，此时稍作喘息，等待清军粮饷接济不上，半月之后，再做总决战，定会解锦州之困。
应该承队，洪承畴在决定督师后仍采取“持久战之策”是有利的，这种连拖带打的方式，是逼清军因粮草难继而自困的稳妥打法，洪承畴出兵之前，做了充足的准备，粮食给养几乎可以供应一年，打持久战，皇太极是挺不住的。
不过，洪承畴这个正确的建议，却得不到崇祯的支持。速战的决定依然不能更改，洪承畴只能再次放弃自己的主张。
而皇太极也的确用兵如神。对他来说，速战是好事。明军刚一行动，他就亲临前线，倾全国之兵应战，他在此征战多年，对地形之熟悉不逊于明军，而对于洪承畴的算计他也了然于胸。八月十九日，在总决战开战不久，他的军队就先到达松山附近的戚家堡。他察看地势后，已经想出了妙策，于是指挥精兵从王宝山、壮镇台、寨儿山、长岭山、刘喜屯、向阴屯、灰窑山，至南海口一线下营，就地挖壕，仅一天工夫，就掘壕三重，每道壕深八尺，宽丈余，“断绝松山要路”，顿时切断了明军饷道，洪承畴原本想要对付皇太极的招数反被对手抢了先。洪承畴大军刚到，清军就包围上来，将明八镇兵与粮道隔开，围于松山城附近。
当时的情况，明兵为求速战，只携三日行粮，如今饷道被断，清军围而不打，粮食马上吃尽，人心惶惶。洪承畴别无选择，只求速战才能缓解压力。经过几日的苦战，八月二十一日当晚，他召集八大将，决定作战方略，要求他们：“各敕励本部力斗，予身执桴鼓以从事，解围在此一举。”但诸将却担心粮饷不足，主张暂回退回宁远补充给养，以图再战。在这个人心浮动的时刻，皇上派来的监军张若麒不懂兵法，竟然支持诸将的意见，这位监军是陈新甲的心腹，当然不会偏向于洪承畴，而诸将同样各怀异志，为保存自己实力着想，也同意他的看法。张若麒的意见一下子使撤军的主张占了上风，回宁远，与撤退没有两样，此仗未打，就想着撤退，岂不是胜负已定？众将议论纷纷，未有结果。虽然兵部尚书陈新甲派来的心腹张若麒支持诸将回宁远取粮饷的意见，但洪承畴深知，“大敌当前，岂有退师就饷之理”！闯出包围实非易事，但还是鼓励大家：“我们的粮食虽然接济不上，但请诸君明了，守亦死，不战亦死，如若一战或可死里求生，明日一定要苦战，或可求生，大家不要任意行动，望齐心合力。”（《明史纪事本末补遗》）
尽管战前鼓动会开得热烈，但事实并非如洪承畴想像，他擅打仗，却料不着人心。明朝自崇祯临朝以来，文武群臣的道德底线已经降至零点，军人们各怀心机，都想保存实力，国家利益视同儿戏。此时，各镇总兵见清军凶悍，已经萌生了惧意。其中，八镇总兵中的大同总兵王朴比较怯懦，他为保全性命，竟不顾军令，回营便率本部人马首先乘夜突围逃跑，其他各镇总兵官一看形势不好，谁也不愿先被消灭，于是不服将令，争先拔营，大军顿时一片混乱。吴三桂看到这种现象，他绝不想独留在这里送死。于是，曾经在战场上骁勇如虎的小吴将军，也率领本部关宁铁骑，跑了。
皇太极何等人物，早知道明军会有此举，当夜已经派人安排好了在营外截击。黑夜中，乱成一团的明兵不辨方向，互相拥挤，自相践踏，突然又掉进皇太极早就挖好的壕沟里，清军埋伏多时，此时一拥而上，刀劈斧砍，可怜八镇精兵，未曾开战已经先遭伏击，死伤累累，大批明兵无法突围，逃往山海关东的南海关口，天不助明，赶上海边涨潮，又大都葬身海底。
各路总兵中，吴三桂对这个结局是早有准备的，从洪承畴布置死战命令的当晚，他就准备好了逃跑的地形，由大路杀出，直奔杏山城。这个做法充分说明吴三桂不想陪洪承畴送死，亦不想自己的精兵为这场注定要输了的战役耗费精力。所以当晚突围，他的军队好整以暇，行动迅速，而且来势凶猛，将清军击得连连后退，竟然杀出一条血路，洪承畴十三万大军，他是第一队突出重围的。皇太极远远观望，见吴军凶悍，军纪严整，这位熟读三国的大政治家竟然又动了爱才之心，感叹：“吴三桂果是汉子！得此人归降，天下唾手可得矣。”（《清太宗实录》）继而下令，“归兵莫遇，纵之可也！”这就是放生的命令了。吴三桂不是傻子，他曾两次蒙皇太极放生，想来心知肚明，他对大清的憎恨之心，应该有别于常人。
吴三桂逃到杏山安然无恙，而他的恩师和上级洪承畴则被围在松山，八镇总兵中只有两镇未动，其他六镇都跑了，洪承畴身边的十三万大军此时仅得万余人，无粮草，也没有救援，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他曾经最倚仗并一心栽培的吴三桂此时也管不了他了，逃到杏山后吴三桂的军队再次被击败，他与一名部将只身逃往宁远。
崇祯得知情形后，极为震惊。一方面，他要洪承畴“极力死守，”一方面，责成刘应国、吴三桂、白广恩等诸将收拾残兵，联系杏山、塔山，再图救援，可惜松山一战，清军的勇猛，皇太极的用兵之神，已经吓破了明朝各镇总兵的魂魄，崇祯的再图救援之令竟然无人肯从，洪承畴曾经一心提拔重用过的人，谁也不愿前去救援，这里面也包括洪承畴最看重的吴三桂。
想当年，袁崇焕被抓，祖大寿相救不成，竟然叛走，为袁督师鸣不平。而今日洪承畴对吴三桂之德不逊于袁崇焕对祖大寿，但两人作风迥异，人品高下自然分出。吴三桂“不战而逃”，弃恩师于荒城之上，其实只有两个目的，一是保命，二是保兵，他的兵在皇太极的放行下，损失最小，为图个人利益而放弃大局，这是吴三桂的道德底线，在他心中，实力与个人利益紧密相连，为此，他可以搞连横之术，也可以翻脸无情。
崇祯十五年三月，松山城破，在松山“死守”了近半年的洪承畴被部将夏成德出卖，被皇太极俘获。
松山会战，明廷损失巨大。清兵则大获全胜，歼灭明朝士兵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人，而被海水淹死的明兵“浮尸漂荡，多如雁鹜”，（《清太宗实录》）其余溃兵散勇，逃向了宁远，都被吴三桂收留起来。八镇中由六镇总兵溃逃，最高军事统帅洪承畴被活捉，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四城连失，使稳固的宁锦防线处于瓦解之中。
但这并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洪承畴和祖大寿随后降了。
有明一朝，自袁崇焕后，忠心之士几近绝迹，洪承畴临危受命，威望极高，祖大寿死守孤城，海内传德；这两颗明朝最闪亮的巨星竟然相继投降，这个结果对明朝的打击，不次于宁锦防线崩溃。洪、祖两人常年率明军争战，对明朝的军事情况了如指掌，他们反水，自己人打自己人，明军再也没有能与之对抗之人。因此皇太极得洪承畴，竟喜极失态，说：“我们得洪先生，有如瞎子得了引路人，”而其后事实也证明，洪先生真的是大清王朝的一盏明灯，为灭大明立下汗马功劳。
祖大寿的降则更令群将胆寒。他与皇太极争战多年，在宁远大捷中与袁崇焕一道，击伤清太祖努尔哈赤，杀伤清军多人，实应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举城投降后，皇太极竟不杀反而重用，此举令明军军心溃散，阵脚大乱。
对侥幸逃生的吴三桂来说，恩师与舅父的投降给他的震撼是非常大的，这两位导师的忠诚尺度终于让他明白了什么是官场的终极道德标准，而皇太极对自己的爱惜，他也心知肚明。在历史的漩涡中，他自己已经没有力量抉择，只能任由这股大力将他卷进去。
世间已无袁崇焕，是崇祯的悲剧。此时，洪、祖相继投降，崇祯手上已经只剩最后一张王牌。这一次，他没有举起屠刀，而是捧上了蜜糖。四城失守，按他以往的作风，率先逃跑的六镇总兵当然斩无赦，但出乎意料的是，崇祯反而给吴三桂加升了提督职衔，并指示他“收残转败”，把各镇残兵败卒总归吴三桂集中管理。丢了城，做了逃兵，吴三桂不但没有被处罚，实力反而增加了。吴三桂明白，不是皇上变得仁慈了，而是他现在已经是明朝最后一张王牌，政治资本的最大化他已经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