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才陆续撤军，而当时已经占领北京一年多了。虽说八国联军已经撤出北京，慈禧太后仍旧心有余悸，不敢立刻返回。后来在各臣工的强烈要求下，才决定还都。出发前还命令各省先把回京的路修好，这才起驾返回北京。
慈禧太后到了保定后，坐上特别为她打造的超级豪华火车专列，让老太后见识了一下西洋科技的厉害！回到北京，乐队奏乐迎接，因为没有国歌，当时奏的雄壮曲子居然是法国的国歌《马赛曲》！要是慈禧太后知道了，不知作何感想。
又听说，慈禧太后在宫中藏三千多万两银子，八国联军不但没有拿走，还替她保管完好。慈禧太后回宫看到银子安然无恙，顿时喜笑颜开。经此巨变后，朝中各大臣争着谈论新政，慈禧太后也不再刻意反对了。但等到局势稍微安定下来，便又开始大修颐和园，穷极奢华，一天就花费四万两银子，宫中依旧歌舞升平，早已忘记了庚子之乱。
只是有一点点不同，那就是慈禧太后对洋人的态度大变。大概是慑于洋人之威，慈禧太后对洋人的要求，大都曲意徇逢迎，真是所谓“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各国公使夫人，也被获准时时不时的进宫觐见，日本内田公使夫人汉语很好，往来尤其的频繁。
而光绪帝，他的境遇并没有因为实行新政就有所改变。自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已经为慈禧太后所不容，逃亡到西安的时候，慈禧太后偶尔还会征求一下光绪帝的意见。回到北京后，慈禧太后故态重萌。有外国公使夫人入宫时，有想见光绪帝的，慈禧太后就把光绪帝召来，但只是光绪帝侍立一旁，一言不发。光绪帝后来从不过问朝政——能否自保尚是问题，怎敢过问朝政？
注（1）、克林德碑后来被移到中央公园，即北京现在的中山公园。1953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会议期间决定将“公理战胜牌坊”改为“保卫和平牌坊”。
9、无所适从，南方闹起了东南互保
中国很大，大得足以容下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用王树增先生的话来说，庚子年“当帝国的整个北方都已经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帝国的南方却是另外一番宁静和平的景象，仿佛中华帝国此时为南北两个不同的国家”（王树增：《1901》）。在大清帝国历史上，一半的朝廷命官居然公开指责朝廷圣旨谬误的，并坚决表示不予执行，这是整个帝国的历史上，绝对是史无前例的一次大意外。
当北京慈禧太后和义和团闹得不开交的时候，南方各省的督抚，那些饱受传统儒家文化熏陶的士大夫们，已经断然否认了北京当权派们对义和团作用的称颂。这本也实在算不上什么高明，只是北京的那些当权派们实在是过于糊涂，怎可招引义和团，甚至进而对当时世界的主要列强宣战？一国尚且不敌，何况八国？
庚子年五月，慈禧太后向列强宣战后，通电全国，要求地方筹款调兵，勤王抗敌，务必灭洋到底。但当时老太后有何能力去抵抗八国联军呢？要知道，七月中旬天津失陷后，北京那一伙人还通令全国废除洋操、洋服，而要恢复刀弓石的武考呢！
这时，大理寺卿盛宣怀，当时也是帝国电报局的督办，由于职务关系，最先看到了朝廷指示南方各省大员“召集义民”的命令。令人吃惊的是，盛宣怀竟然把朝廷的电报给扣押了下来，随后立即给当时被排挤到广东的李鸿章发了电报。
这封极其重要而神奇的电报，不但保住了南方半壁江山的安宁和繁荣，而且准确地预测了清末最后十年发展的脉络，它也预告了南方省份将重新主导了这个古老帝国未来近三十年的走向，包括后来的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
我们应该好好读读盛宣怀给李鸿章的这个电报：“千万秘密。廿三署文，勒限各使出京，至今无信，各国咸来问讯。以一敌众，理屈势穷。俄已据榆关，日本万余人已出广岛，英法德亦必发兵。瓦解即在目前，已无挽救之法。初十以后，朝政皆为拳匪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出者，将来必如咸丰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今为疆臣计，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仍不背廿四旨，各督抚联络一气，以保疆土。乞裁示，速定办法。”（《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二十二）
当时李鸿章虽然被排挤到了广东做总督，但在地方上，仍旧有很大威望。中央政府一通令抗敌，东南各督抚们这下有点摸不准方向了，于是纷纷发电报和李鸿章商议如何是好。自古以来，帝国的官场决不允许抗旨，朝廷之令显然荒谬，但违抗也是有政治后果的！但李鸿章毅然复电说：“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李大人显然已经看出北京那伙人纯粹是螳螂挡车，只怕不待勤王兵到，北京就已经沦陷了！但公然和中央对抗，也的确需要有一定的胆识！
“乱命”，是李鸿章精心选择的一个政治术语，把朝廷之“旨”定为不真实的“伪诏乱命”，这就不能算反叛。南方的其他官员显然还没有如此大胆，可以不加掩饰地与朝廷分庭抗礼。但李鸿章这个表态大大激励了南方其他的官员们，决心将南方的半壁江山联合在一起，抗旨自保。虽然在后来的很长时期里，这些大臣被痛斥为“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庚子年的巨祸中，我们这个古老帝国半壁江山的稳定，这些人还是有功的。
预言家并不仅仅是李鸿章一人。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许应揆、四川总督奎俊、福州将军善联、大理寺卿盛宣怀、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铁路大臣盛宣怀等都是洞若观火，北京的当权派们必败无疑。在北方义和团农民造反的同时，南方的士大夫们也用他们独特的方式造了一回反。
倘若东南各省不抗命，江南恐怕也要陷于战火之中了。当时各列强对南方也是觊觎已久，正在寻找机会闯入呢！北京事乱之时，英国已经扬言要占领江阴炮台、江南造船厂和整个吴淞地区，两江总督刘坤一得报后，急忙请求美国人从中斡旋，并调兵遣将以示坚决抵抗，英国人才知难而退。
长江一带也有不和谐的声音。俄国当时派兵一百五十名，用茶船伪饰，以窥测武汉。后来被英国人所阻止，沿路返回。长江中下游一带本是英国人的利益范围，岂能容他人染指！英国人见北京局势混乱，中央政府已经有失控之势，于是借口帮助弹压土匪，想派遣舰队进入长江，后来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婉拒。
张之洞告诉英国人，湖北已添重兵，并要求各州县禁止传播谣言，并权利捉拿匪徒，如果敢有故意生事的，立即正法；所有的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当地政府一定尽力保护。张还说，长江以内，无论上下游，有我与刘岘帅（坤一）两人，一定全力行使保护之责，请英国朋友放心。但要是英国军舰进入长江，民间反而会惊扰生事。再说，其他各国也像英国一样的话，恐怕对英国不利。况且，吴淞口外英国军舰最多，英舰要是不进长江的话，其他国家也没有道理进入。
为了防止事端发生，张之洞还特意命令下属对管辖内的教堂及洋人调查清楚，加以保护。并婉言劝告洋商和传教士们，在非常时期，一定要加意检点；没什么事情不要外出游玩打鸟，免得小事致生枝节；凡与当地居民交涉，务必宽恕，化大事为小事，化小事为无事，相安无事最好。洋人也是聪明人，自然也收敛不少。
张之洞好说歹说，总算打消了英国人进长江的念头。英国人不进，其他国家慑于大英帝国的余威，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看来，张大人“以夷制夷”之法，运用得是十分纯熟。这个事件，其实只是“东南互保”的发端。
所谓“互保”，简单说就是：南方督抚绝不支持义和团灭洋之举动，不奉北京政府对各国的宣战之诏，并且努力保护洋人在华的安全和利益。作为交换，洋人不得在南方各省军事活动和其他过激行为。在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的支持下，由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上海道余联元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了《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而这也得到了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等支持。
东南各省督抚甚至暗中约定，如果北京失守，两宫不测，他们将推选李鸿章做总统以支撑危局——孙中山先生也曾提出同样建议！据说，李鸿章对这个“伯理玺天德”（即总统）之位也颇有兴趣。只是后来北京虽然沦陷，但慈禧太后逃至西安，这个提议也就寿终正寝。
南方还有另一种更直接的独立方式，也许应该说说唐才常自立军。唐才常(1867―1900)，湖南浏阳人。戊戌维新期间，在湖南参加变法运动，“戊戌六君子”被杀后，悲愤至极，决心推翻顽固派政权，拥立光绪帝恢复变法新政。唐才常在日本谒晤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当时康有为正大力提倡保皇，鼓动起兵勤王。康有为后来给他3万元活动经费，并表示愿以募集到的30万元继续支持。
孙中山当时也在密谋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后来主动与康、梁联络，倡议合作在长江地区发动起义，并派吴禄贞(1880―1911)、傅慈祥、毕永年等兴中会员直接参与其事。但康有为一心保皇，拒绝与革命派合作，而唐才常因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欣然表示愿与革命派联合起事，决心回国发难，并与梁启超、吴禄贞、林圭、秦力山等商讨起义的具体部署。
唐才常依靠的武装力量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会党组织和新军中下级军官及士兵。1900年六、七月间，人数已达10万多人，遍布鄂、皖、赣、湘各省的会党组织及新军中。8月2日唐才常宣布组成自立军，于汉口英租界李慎德堂设立自立军机关总部，将各地自立军勤王武装分为中、前、后、左、右各军及总会亲军、先锋营，共7军，兵力约2万人。但起义因康、梁等人允诺的汇款迟迟未到，自立军粮饷无着，总起义日期后延。殊不知，前军安徽大通自立军未得通知，秦力山、吴禄贞等人准时起义，一举轰毁大通盐局，占领大通县城。闻讯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安徽巡抚王之春急调湖北、安徽两省清军全力进剿，另派3艘兵轮驶入大通江面进行堵截。秦力山、吴禄贞兵少不敌，率众退往九华山。事发后，唐才常从上海溯江西而上，抵达汉口指挥起义，但大通起义失利消息传来，湖北清军蠢蠢欲动。形势紧迫，唐才常、林圭等人决定破釜沉舟，于汉口发动起义。
事实上，张之洞对自立军的活动早有了解。但鉴于北京政府的情势不明，且英国策动康有为指使自立军拥立张之洞在长江流域宣布独立，在清廷、英国和自立军三者之间，张之洞反复权衡，态度暖昧。但自立军起事前，慈禧与光绪已逃往西安，清政府得以苟延残喘，加上英国主张与北京政府和解，对自立军转变了态度，于是张之洞决定剿灭自立军。随后清军包围唐才常、林圭所在的住所和自立军总部，逮捕了唐才常、林圭等30多人，并于次日清晨将唐、林等20余人处死，自立军起义最终失败。
自立军的起义，特别是吸引新军士兵的参与，成为革命的一个重要途径，为后来的保路运动和辛亥武昌首义的酝酿爆发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组织方式。在这之前，北方当权派们所控制的武卫军，他们的很多士兵也参加了义和团，历史总是和南方和北方的人们开着不大不小的玩笑。
10、庚子余闻一：“罪魁祸首”的下场
《辛丑条约》既已签订，庚子年旧事也就告一段落。最后遭殃的4亿5千万国民，惹祸的叶赫那拉老太后却因祸得福——江山不改，归政免谈。老太后没有想到，洋人竟然没有要求她最害怕的“归政”，惹下这么大麻烦，最后居然寸土未失，最后让全国人民赔银子了事，这在大清国的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外交上的奇迹！于是老太后抛弃前嫌，携光绪帝乐颠颠的从西安返回了北京。可惜立了大功的“肃毅伯”李鸿章翘了辫子，不然怎么着也该捞个侯爵什么的干干了。
老太后是安然无恙，但替她去死的大有人在。这里不得不说说这些北京当权派最后的悲惨命运。
要说庚子之乱，实际上是起于毓贤，成于载漪、刚毅，但最初源头，却还可以推到李秉衡这里。李秉衡做山东巡抚的时候，乃有清官之誉，但此人有个偏执症，就是见不得洋人。山东大刀会杀了两个传教士，李秉衡一再包庇，德国人到朝廷告上一状，李秉衡最后被革职。载漪、刚毅当权后，李秉衡被下放去巡视长江水师。天津陷落后，李秉衡于危急时候入京，对此时惶惶不可终日的慈禧太后来说，这简直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给了老太后一个最后的希望。只可惜，李秉衡虽然充当了主帅，但仍旧是一战而溃，无脸再见江东父老，最后吞金自杀，可怜其清名三十载，最后不得善终。
毓贤本是李秉衡的亲信，继之为山东巡抚，其政策也是承袭李秉衡。义和拳山东作乱，树起“保清灭洋”旗，毓贤于是改之为义和团。义和拳在山东抢掠教民，焚烧教堂，毓贤都置之不理。法国公使告到朝廷，被免职召回北京。庚子年在载漪、刚毅等人面前盛夸义和团忠勇可恃，最后官拜山西巡抚。谁知这一去，既害了山西洋教士们的众多性命，也要自己的命！列国要求惩办罪魁祸首，第一个是李秉衡，其次就是毓贤。当时朝廷本已将毓贤撤职发配极边，走到甘肃，又得令即行正法。甘肃总督李廷箫，当时因为附和毓贤，纵容义和拳杀戮教民，大概是考虑到责任难逃，转告毓贤正法之令后也服毒自尽。行刑时毓贤脖子一下没砍断，求速死，仆人助断其项。
义和团进北京，实际上是刚毅导引的。刚毅识字不多，常以清正自诩。慈禧太后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俊为大阿哥，刚毅大力支持。后来附依载漪，身居要职，俨然是当时北京的当权派。刚毅仇洋，只要见到谈洋务的，都斥之为汉奸，貌似老愤青一个！庚子年事发，刚毅常称义和团忠勇有神术，消灭洋人，大有可为。赵舒翘拍刚毅的马屁，连声附和，于是慈禧太后命刚毅将义和团引导入京。慈禧太后西逃后，刚毅跟随到西安，自知罪大，心有忧惧，不及和议就得病死掉了，死后仍旧被追夺原官。
赵舒翘本刑部任职，经过刚毅的推荐做了尚书。刚毅夸赞义和团的时候，舒翘大加附和。北京城破后，随慈禧太后到西安。各国要求惩办罪魁，赵舒翘被定斩监候，后被赐令自尽，由陕西巡抚岑春煊监视。赵舒翘吞金后，一时半会死不了，后骂道：“刚子良（即刚毅）害我！”岑春煊见状不忍，再让他服用鸦片烟，仍不死。只好再进砒霜，但半夜还没断气，最后用厚纸蘸上热酒，蔽住七窍，终于魂归西天。赵舒翘的老婆也服毒殉夫。看来，升官也未必是件好事啊。
徐桐本是汉军翰林，官拜大学士，以理学自命，常常自诵《太上感应篇》，对新学恨之入骨。他有一个叫李家驹的，戊戌变法时去京师大学堂任职，另一个学生严修请开考经济特科，徐桐听了十分厌恶，把二人的名字贴在自家门上，不准两人进门。最可恨是他又住在东交民巷旁，老先生最讨厌见洋楼，每次出城拜客，都绕地安门而出，以不从洋楼前经过。庚子年，老先生已经八十岁了，慈禧太后尊重他是老臣，名望甚高，大政方针经常加以咨询，弄得老头子晚年经常倚老卖老，很是骄横。义和团起于京师后，老先生大喜，还赠了对联一幅：“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减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八国联军攻破京城后，徐桐仓皇失措，其子侍郎徐承煜说：“老爸你庇护拳匪，现在洋人来了，恐怕难逃死罪，不如我们现在殉国，还可以保住大臣的体面，到时我到地下伺候您吧。”老先生听后就上吊自尽了。徐承煜自己逃了，后被日本兵抓到，奉旨正法，拘回刑部杀掉。
董福祥为回中枭杰，后投降了左宗棠，做了甘军首领。慈禧太后把甘军调到北京并召见了他，董福祥说：“臣无他能，惟能杀洋人耳。”徐桐听后，逢人就夸赞他。荣禄刚毅等对他都颇为重视，董福祥由此也洋洋自得，其实就是个莽夫。庚子年乱时，甘军也没少参加抢劫。甘军军纪败坏，武器装备差，奉命攻打使馆，两个月都拿不下来，而使馆守兵仅有四百人。八国联军进京后，董军大掠后逃回老家甘肃。要惩办罪魁的时候，因董福祥是回部将领，恐怕会激起回民叛乱，不敢处以死罪，最后革职禁锢在家了事。后来端王载漪被免一死，发配新疆，屡传董福祥想挟回部之众，拥端王叛乱，但只是传言，并没有实际发生。董福祥最后老死回中。
启秀和徐桐一样，也是翰林出身，后官至尚书。由于同样爱好理学，大学士徐桐对他很欣赏，于是把他推荐给当时的当权派刚毅，一起仇洋。主和派袁昶、许景澄被杀的诏书，就是出自启秀的手笔。慈禧太后逃跑后，启秀没有及时跟上，结果与侍郎徐承煜一起被日本兵抓去。
徐承煜就大学士徐桐的儿子，当时的刑部侍郎。袁昶、许景澄、立山、徐用仪、联元的被杀现场，都是徐承煜监斩，徐某人当时还颇为自得。八国联军破北京后，小徐同志跟老徐说，老爸我们一起自杀吧，反正跑不掉了！但老爸上吊后自己却跑了，后来还是被日军抓到，与启秀一起被关在日军驻地。辛丑年正月，上面下诏处死，日本军官给两人置酒饯行，酒到中席，透露了正法之旨，小徐脸色大变，大声喊冤，并对洋骂不绝口。启秀还算冷静，知道大喊大叫也没用！第二天被送到刑部，启秀从容就戮，而小徐已有如烂泥。洋人到后，拍照完毕，验明正身后两人被杀。
端郡王载漪，实为庚子年北京当权派之首，权倾一时。载漪因慈禧太后立其子溥俊为大阿哥，按清世家法，立大阿哥即为，即已为废立做准备。但各国公使不以为然，不加承认（不贺），这给载漪头上浇了瓢凉水，于是极恨洋人。正好义和团兴起，以灭洋为号召，载漪听后大喜，派刚毅、赵舒翘等先后引导拳匪入北京。庚子年五月，载漪管理总理衙门兼管虎神营，兵权外交，一手掌握。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说不能和列强开战，都被载漪所杀。各国公使前往总署赴约，载漪派虎神营埋伏在路中，将德使克林德杀掉。通州失陷后，载漪还想杀了奕劻、荣禄、王文韶、廖寿恒、那桐等人。北京城破后，载漪跟随到西安。议和后，载漪自以为罪重，肯定要被杀了，后听说以懿亲加恩发配新疆，永远监禁，大喜过望——总算保住一条老命！
11、庚子余闻二：宣战和使馆区屡攻不下的原因何在？
慈禧太后并不傻，在明知不敌西方列强的情况下，何至于会悍然宣战？这个问题的确难倒了不少历史学家。
这种行为，在心理学上说大概应该定义为歇斯底里。老太后虽说一直就是个泼妇——在国内，她泼你一下又能如何？但如此聪明之人，这次何至于不顾一切的撒泼到洋人身上，实在是让我等后辈好生奇怪。
据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里说，老太婆的忽然放泼，是因为一封假情报所引起的。
那这是怎样的一封假情报呢？我们姑且把镜头推回去，在五月二十日，慈禧太后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召回李鸿章和袁世凯，意在和洋人讲和。但就在这天的深夜，一个黑影急匆匆的敲开荣禄家的大门，荣禄起来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心腹江苏粮道罗嘉杰的儿子，奉父亲之命星夜赶来告密。
罗公子带来一个坏消息，说各国公使已经联合决定，“勒令皇太后归政”，荣禄听后大惊失色，手足无措——他很清楚自己在戊戌政变里所发挥的作用，如果十一国勒令皇太后归政，光绪帝复出，自己就是十个脑袋，也得搬家了！
这可真是个难熬的夜晚啊！荣大人彷徨终夜，天刚蒙蒙亮，就紧急入宫禀告老太后。这一下，轮到老太后魂飞魄散了！慈禧太后是知道洋人厉害的，当年他的丈夫咸丰帝可不就是给洋人逼死的？现在老太后终于明白，洋人不肯朝贺王储的原因，原来是要逼她归政，拥光绪帝复出！如今一切都明白了，二老太后最担心的这个可能，想不到如今竟然要成为事实。
老太后老泪纵横，悲愤交集——―洋人这是在要她的老命！如今的一条路，只能是和洋人拼了！要毁灭就大家一起去死吧！在自尽之前，老太婆哪里还管得了什么大清江山和亿万黎民百姓？！
在翌晨的御前会议上，老太后泣不成声，语无伦次。当她把这个消息公布后，全场惊愕。据说端王以下的亲贵二十余人，竟相拥哭成一片！激动之余，这些北京的当权派们发誓要效忠皇太后，不惜一切和洋人拼了。慈禧太后也说，既然战亦亡，不战亦亡，“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中国近代史资料众刊.义和团》第一册，第4849页）
这样，第二次御前会议，居然变成了“战前总动员”，于是乎，京师九门大开，义和团大批进京，日夜不绝。
回头想想，慈禧太后好歹也从政近40年，何至于这次如此冲动呢？美国历史学家摩尔斯（费正清的老师）也说，“太后一向做事是留有余地的，但只有这次她这个政治家却只剩下女人家了。”也许，迫其归政，是打中老太婆，也是一切独裁者的要害了。
各位，我们就要问问了，这个弄得宫中鸡飞狗跳的假情报是哪里来的呢？后来查此来源，原来是在上海英商所办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North China Dairy News）上发表的一篇社论，后来此文又转载在《字林西报》上。可能是在此文刊登前，被报社华裔职工获悉，辗转被粮道罗嘉杰所悉，结果被添油加醋当成情报给汇报了。
历史往往无数的偶然性构成的，一念之差，生灵涂炭，夫庸何言？
那有朋友要问了，既然打算和洋人拼命，那进攻使馆又为何屡攻不下？
事实上，老太后虽然一时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但还是留有余地的。下令进攻使馆，也许只是想胁迫各国公使撤回归政要求。何况，即使把洋公使给拼掉，到时候她也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借口推托，把责任往诸将身上一推——后来证明她就是这么干的。但问题是，各国公使们哪里知道有什么要求归政的要求，在清兵的进攻之下，他们也只能选择抵抗待援了！
身为国防军（武卫军）的头头，荣禄也不是傻瓜，万一到时把使馆夷为平地，杀死公使，洋人要是追究起来，那可不是好玩的。于是乎，从一开始荣大人就装病，把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全是德式装备）调开，上面逼得紧了，就让董福祥的甘军去拼命打。
在广州观战的李鸿章听说后，呵呵大笑，告诉外面的媒体朋友说，“使馆无恙，大家尽管放心！”原来，以董福祥土匪军的能力，是不可能攻下使馆的。理由很简单，董福祥的军队没有西洋大炮，有的都是些土制大炮，只听炮声轰轰响，却不见弹下来！
何况，荣大人见老太后政策前后反复，矛盾百出，一会宣战，一会却又送进西瓜蔬菜慰问品，心里也犯嘀咕，怎么着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于是，荣大人还真的就“里通外国”了，他令人假扮盗匪，大量接济使馆内军火子弹，那可都崭新的德国军火，而不是甘军的土火药！
最搞笑的是，当董福祥的甘军猛攻使馆十数天，一筹莫展的时候，端王载漪以太后上谕的方式，调来武卫中军分统（大概相当于旅长）张怀芝派“开花大炮”前来助战。张分统军人出身，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后来的“贿选总统”曹锟，就是他的老同学。
刚开始，张分统还以为自己立功的机会到了。要知道，这德制“开花大炮”（弹头开花）威力巨大，是当时德国最新的武器，只要三五炮下去，使馆还不夷为平地！
但正当要下令开炮的时候，我们的张分统忽然又觉得不对——万一这炮声一响，后果就无法收拾了！于是他又下令缓发，自己立马奔上司荣禄那里去，非要荣大人下手谕作为命令的证据。荣禄是个老狐狸，当然不肯亲自发命令，最后被缠不过，只好说，“横竖炮声一响，里面（宫里）是听得见的！”
张分统听后一下就明白了。回去后他谎称炮位不准，需要重新瞄准，调整后把目标定在了使馆后的空地，一时间众炮齐发，好不热闹！使馆是受一夜虚惊，但宫中感到满意就行！
这位张怀芝大人果然不是笨人，后来一路做到山东巡抚，民国后还做过山东督军。
50天后，一大队打着英国旗帜的印度锡克兵冲进巷内，使馆围解，北京城破矣！
瓦德西拳乱笔记
（1900年）10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九日）之报告
联军占领北京以后，其驻扎地点之分配，一如当时各军攻入该城，最初各自占据之处。其中冬宫一所，系落在俄国之手。此外该国更於前此一日，已将位在城北十五基罗米突[约合中国三十里]遥远之夏宫[按即颐和园]占据。
有所谓“禁城”者，系一种高墙围绕之长方形，位在皇都中央，为前此皇帝所居。因各国公使及驻京联军最老将领协议之结果，将该禁城划在占领区域以外，只准各国军队得有通过该城之权而已。四门均被占守，直至今日，三门犹为日本所占，一门则为美国所占。余以为此种议决，实属极为有损之举，而且此中主使之人，似为[俄国公使]Giers先生。此种规定谨能使华人得着联军虚弱之印象而已，余将设法使此种规定加以废除。因城内连日战争之故，所有全体市区，多被毁坏，但该城大部份，却尚能保存。
……
联军占领北京之后，会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按联军系於阳历8月14日至16日（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将北京占领。占领之后，即正式特许抢劫三日，系自8月16日至18日（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为止。至于德国军队则系8月18日及21日始到北京云云。——译者按：此段文字，系译自瓦氏笔记之旁批；当为印行该书之人所添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质损失甚大，但其详细数目，亦复不易调查。……现在各国互以抢劫之事相推诿。但当时各国无不曾经彻底共同抢劫之事实，却始终存在。
在英国方面，关于此类行军特长，却会被以一种特别方式。即所抢之物均须缴出，一齐堆在使馆大屋之内，加以正式拍卖，如是者累日。由此所得之款，按照官绞高低，加以分派，其性质略如战时掠获金。因此之故，无一英人对于抢劫之事，视为非法行动。而且英国军官曾为余言曰：“印度军队——在此间之军队几乎全系印度人——对于战胜之后而不继以抢劫一事，实绝对不能了解。”所有此地各国军队，无不一致公推印度兵士最善于寻出冬虚密藏之金银宝物。
在日本方面，则对於此种掠夺之物照例归於国家，由此所得之款其数至为不少。据日本某将军之报告，只天津一处抢劫所得者，即有二百万两之多。
至於美国方面，对於抢劫之事本来禁止，但美国军队颇具精明巧识，能破此种禁令，为其所欲。
俄国军队抢劫之方法，似乎颇称粗野，而且同时尽将各物毫无计划的打成粉碎。
此外法国军队，对于各国军队[之抢劫行为]，亦复绝对不曾落居人后。
关於夏宫宫中宝物，已被俄国掠去之事，余从前曾向陛下报告。倘若当初报告之中，余会提及俄国会将普鲁士君主前此所赠中国各物亦复运往旅顺而去云云，则现在余须再将此事加以更正说明，即当时事实上，确曾预将各物准备运往该处，但因陆军少将Hoepfner之严重抗议，业已将该物等交与Hoepfner，现在存於德国使馆之中。当俄军撤去[按俄军系自8月31日（八月初七日）起，由北京开始撤退。]以后，英国续将夏宫占据，并详细查点宫中一切馀存之物。[按瓦氏10月19日（闰八月二十六日）之日记有云：“各处买卖所抢之物，异常热闹。在各物之中，有[德国]金钢石黑鹰章一，现已落在第四人手中，最初系为俄人所得。”]
至于冬宫，则系由俄军两中队驻扎保护。当该宫在太后已逃及俄军未占之数日间，其中各物或曾由仆役偷取，亦为事实之可能者，但其数当不甚大。其他各国军队，确实未尝进据官内。但俄国确曾允许他国一些军官参观该宫，不过随时皆有俄国军官在旁伴行而已。所有宫中一部份建筑物，曾贴有印签封铵者，每值此种参观之时，则暂行撕去。
当陆军中将Linewitsch将该两中队撤出北京以后，对于余前此与彼约定该宫应该直接移交陆军少将Hoephier之条件，未尝实行。——当然系故意如此——彼系将该宫先行交舆中国官吏。至於陆军少将Hoepfner自接得消息至著手接收之际，其间相隔至多只有半日，而且接收之时，并有俄国军官在旁。
就宫内情形而言，又可证明该宫最大部份可以移动之贵重物件皆被抢去。除少数例外，只有难于运输之物始获留存宫中。至于皇室所居之房子——因其狭小之故，不应以“宫”字名之。——未尝受著损害。反之，其余附属宫中之各处房屋，如戏园、庙宇、吏室、仓库等等之曾经封锁者，均被横加劈毁，所有其中存物，凡认为没有价值者，皆抛置地下以及院落之内。
为收拾宫中房屋，以作司令部驻所起见，曾用九十人，一连整理十日。现在虽已略可居住，但欲完全扫除就绪，则此刻尚不可能。所有戏台装束，浣濯用品，破碎之磁器玻璃，打滥之什物家具，直至今日犹堆集各处，未被司令部划归应用之屋内。宫中有一座极为優壯之建筑，据云系昔日接见公使之地；现在该建筑之内，以及其中宽阔天井之上，均被破物堆满，此项破物乃系前此扫除司令部用室时所必须搬出者。余见各项破物之中，有数十个打破之摆钟，大概系因该钟之盘面或其他五色宝石，会使当时见者顿生发财思想之故。尚祈陛下放心，余将用全力，以使一切由德接管之房舍物件，均常妥为保存。此外所有[中国]太后陛下所用之卧房及住室，余皆特别划出不用。尤其令余甚为满意者，郎在进据该官以后，立令海军大队两个，於本月21日（闰八月二十八日），集在太后房前，举行战地祈祷之礼。
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所最可惜者，即真正对於此次战事有罪之人，反受损失极小。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J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
11月12日（九月二十一日）之日记
此间买卖当时抢劫所得各物之贸易，极为隆盛。各虚商人，尤其是来自美国者，早已到此经营，获得巨利。其出售之物，以古铜、各代瓷器、玉石为最多，其次则为丝货、绣货、皮货、铜瓶、红漆物品之类。至於金银物品，则不多见。最可欢者，许多贵重物件横遭毁坏，其中常有无价之木质雕刻在内。只有余之住所，尚藏许多宝物，一切犹系无恙。倘若我们一旦撤出，则势将落於中国匪徒之手，最后当然加以焚毁。1860年（咸丰十年）之夏宫[按指圆明园]，其情形正复如此。所有当时英法军队之未曾携去、毁损者，一自彼等撤出之后，旅被本地居民[？]焚毁。
最侥幸者，德国军队当时未能参加公开抢劫之事。天津之战，我们只有三百海军参与其役，而舰长Usedom并将彼等聚在欧人租界之内，不准一兵前往天津[城内]。至於德国军士之到北京，则已在抢劫久过之後。余之所以谓德国军队未能参加抢劫为侥幸者，盖以司令长官若见周围各国兵士，巳得各该军官允许，实行抢劫，或者各该军官自己，甚至於争先抢取其最好之物，试问将有何法处置？又若[德国]兵士之中，设有一二颇知避去长官耳目，以满其抢物贪欲，试问又有何法阻止？倘若我们国内之人，很简单的相信，以为此间将替基督文化及习俗，作一大大宣传，而事实上无非只能赢得一种重大失望而已。吾德自“三十年战争”以及法国路易十四之匪军[侵德]以後，如此毁坏之惨，尚未尝复见。余在此间，诚然已将秩序略为恢复，公开抢劫之事，巳不再见，彼等并依照余命，设法以使和平居民见信。但余一人固不能处处照及，所以现在仍往往不免发生最堪欢惜之事。
凡欲对此加以批评之人，余请其切勿忘去者，即此间英国军队，除极少数之例外，皆系印度人。换言之，皆系异教徒或回教徒。而大宗日本兵队则更是全系异教之人。[英国]Gaselee将军於攻取保定之役，曾依照余命，将其军队驻扎城外露天帐棚之内，因彼深知，倘若驻在城内，则抢劫居民之事，便难加以阻止。
12月7日（十月十六日）之日记[
余闻俄美两国报纸，曾经将余攻击，谓余对待华人未免过於强硬，因此致使和议迟延云云。此种言论无非表示彼等心中恶意，以及昧於情势两者而已。假如当初余未到此，则今日北京三哩之外，恐尚不免敌人军队围成半圆之形，而中国人方大笑吾辈不巳。只因特别强硬毫无顾忌以对待彼等之故，乃得使其就范。［接瓦氏12月5日（十月十四日）之日记亦云：“余只寻得法国方面之赞助，彼等[指法国人]常照余意旨，对待华人特别强硬。”]
关于要求中国赔偿之数目，系由列国先行提出一种各自要求之额。但由此积成之总额，却非常巨大。据所谓“中国通”者流之推测，中国方面实无能力支付此项巨款云云。现金支付之举，当然万无其事，实际上只能从抵押关税及赋税两种着手。但此处却有一个问题：即假如中国不支付，又将如何？其答案则为：列强宜各自设法取偿所失，分占中国一地云云。此种答案未免过於容易。
盖俄国方面固愿为此，因彼既将满洲明白据为己有，而同时又深知一旦实行瓜分，列强之间必将立即发生不可解决之利益相反问题。在我们方面，唯一之道当然是占领烟台以及一部份山东，但余殊不敢料日本方面对此竟能安然坐视。假如英国方面虽有威海卫之关系，而对於吾人行动，仍不加以干涉者，亦无非希望我们在扬子江流城，全让英国自由行动，以为交换条件耳。但此事我们却不愿为。因为我们在扬子江流域，具有重大商业，而且我们彼处商业之繁盛，业已远超英国之上。[但此语瓦氏后来会自行更正，认为当时观察错误。]法国方面则欲从[安南]东京方面，以扩张其势力，但在该处又将与英国互相冲突。
日本方面意在占领厦门，但其馀列强又复不愿坐视日本为此。美国方面似乎希望大家皆不要占领中国。在此情形之下，究竟有谁能解此种纠纷。关於山东之价值，论者意见极为纷纭。有谓山东为膏腴之地，并富有易於开採之矿物云云：而反对方面，则又谓此种论调，一部份全系谎语，一部份则言过其实云云。余之意见则以为，无论山东贫富与否，我们可以置诸不论，宜以青岛胶州为满足，[不必再行妄求]。我们於此得着一个煤炭站口与优良军港，皆为我们所最希望者。只图占领土地，将使我们发生无数困难，财政为之破产。倘将来中国恢复元气之后，我们实无能力独向中国开战。
12月26日（十一月初五日）之日记
余对於教会问题之研究，曾经不遗余力。据余所信，时人每将中国排外运动，归咎於教会方面，实属完全错误。中国排外运动之所以发生，乃系由於华人渐渐自觉，外来新文化实与中国国情不适之故。铁路建筑，将使全体职工阶级谋生之道减少。——我们於此最易联想到昔时欧洲方面，亦会流行之相类思想。——更加以筑路之时，漠视坟墓，以致有伤居民信仰情感。[瓦氏原注：“在中国方面，巨大坟园一如我们公共墓地者，极为罕见。乃系无数单坟，散在田野。因修筑铁路地基之故，未曾常常加以重视。”]
此外，了解铁路有益於国之明白人士，为数甚少，因而建筑铁路，尤易引起不良反动。近年以来，瓜分中国之事，为世界各国报纸最喜讨论之题目，复使中国上流阶级之自尊情感，深受刺激。最后更以欧洲商人时常力谋损害华人以图自利，此种阅历又安能使华人永抱乐观？至於一二牧师，作事毫无忌惮，以及许多牧师，为人不知自爱，此固吾人不必加以否认疑惑者。余以后尚将再为提及此事。此次中国仇外运动之所以对付牧师最为激烈者，实以牧师在一切外侨中，最易被人捉获。所有牧师大都结为小群，散居中国全部，换言之，实系毫无防御之力。反之，欧洲商人则只在少数通商口岸，如广东上海天津烟台牛庄之类，群居租界之中，常在列强保护之下；而且租界居民自身，亦皆常有自卫之设备。至於中国内地方面，只有少数欧洲商人，彼辈虽亦设有支店，但多为华人所忽视。即在北京城中，欧洲商人亦无居住之权。
对於教会方面，我们必须将天主旧教与耶稣新教分别而论。天主旧教在华之年代，远较耶稣新教为久；且有严密之组织，而以大多数最称灵敏之主教统率之，彼辈皆深晓联络官厅之道。至於华人方面，本已早经养成敬畏官厅之习，倘若一位主教深知取得官阶之道，则其所给印象，当然迥与一位贫穷孤立之新教牧师不同。此外，天主教会复恃金钱及组织之力，建设病院、孤儿院、育婴堂之类，更能特别表示其伟大力量。因为天主教徒在此工作，业巳二百五十年，所以彼辈已具有数代信教之中国教徒，以及中国牧师；有时全村之中，俱为天主教徒所居，更使天主教会之基得以坚固。至於耶稣新教牧师，则必须从国籍上加以分别讨论。德国牧师殊不占重要位置，除了胶州及其附近，略有若干德国牧师外，其馀仅在广东省内，而且大部份皆在广州附近从事活动而已。此外更有Basel[瑞士城名]教会，亦在该处活动。无论德国及Basel牧师，皆曾经过一番精择，对於彼等职务，亦皆经过良好训练，因而彼等到处，皆常受人尊敬。
彼等虽亦曾经遇着危难，但远不如其他各地之甚。关於英美教会事业，余实不能详细批评，但余却深信，彼等因互不相容之故，常作相反行动，每於事实有损，盖我们对於中国人，实不能责以辨别，究竟谁个牧师所传，系属真理学说。复次，美国方面常有一种巨大错误，——是否一切教会皆系如此，余实未能深知。——即所委任之牧师，往往其人德性方面既不相称，职务方面亦未经训练。此辈常以服务教会为纯粹钙包问题，凡认为可以赚钱之业务，无不兼营并进。此所以牧师地位因而为之低降，并使教会仇敌得以从事鼓动。余个人即曾说眼见过此类牧师，彼等常以商人资格前来战时医院及军队营舍之中售卖物件。此外余更熟知许多牧师，兼作他项营业[譬如买卖土地投机事业]，实与所任职务全不相称，但此只系一种例外。至於大多数牧师，却皆系令人尊敬、富於勇气、志愿牺牲之人，此实应该加以赞许褒奖者。彼辈之所以被人搜捕者，其原因由於牧师关系者实少，由於外人关系者实多也。
中国人对于宗教一事，通常极能相容。前此对待基督教徒，固未尝使其稍感不安，亦正与对待国中到处皆有之回教徒情形相同也。其後基督教徒之所以被人搜捕追逐，乃系从仇外运动中所演化出来。现在许多牧师业已归来从事工作，余甚希望彼等继续工作，怀抱勇气，一如已往，盖必如此然後牺牲者之血液，始不枉自流去也
（1901年）2月3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之奏议
关於近年以来，时常讨论之“瓜分中国”一事，若以该国现刻武备之虚弱，财源之衰竭，政象之纷乱而论，实为一个千载难得之实行瓜分时机。现在所欲问者，只是各国对此问题，究取何种态度。俄国方面，因占领满洲之故，在最近期间，当可心满意足。假如现在法国进据云南，日本占领福建，英国取得长江流城一部份，德国占据山东，则中国方面实无力加以阻止。因此，我们对此问题，必须十分注意，倘或一旦列强对於瓜分之事，果有妥协之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