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么醒目的一群人！但在皇帝的眼中，这群人是多么的无礼，大家下跪叩头的时候，他们居然比周围的人高出许多！
马戛尔尼向天朝的皇帝呈递了英王的信，并送了几只西洋表做为小礼品。皇帝回赠了大使一件雕刻得十分精致的蛇纹石礼品。斯当东父子随后上前向皇帝致礼，乾隆帝也赠给斯当东先生一块与大使一样的玉石，但他对小斯当东很感兴趣，于是把小朋友召了过去，并解下他身上的一只黄色荷包，送给了这可爱的小朋友。
想必乾隆帝已经知道小斯当东会讲中文，他很想亲耳听听，于是小斯当东用中文感谢了皇帝送的礼品。也许，在乾隆帝的眼中，小斯当东比那些讨厌的英国大人懂礼貌多了。
觐见后，乾隆帝命大臣陪英国使团参观行宫。英国人看到园内的楼里都放着西洋的玩具、挂钟和地球仪，感到十分扫兴，因为这些东西让他们的礼品顿时黯然失色。陪同马戛尔尼游览的官员还告诉他，比起圆明园内西洋珍宝馆收藏的东西，这些都算不了什么。英国人一阵尴尬的沉默，中国居然到处是英国人引以为荣的礼品物件。
不过英国人随后也扳回了一局。马戛尔尼发现了一些英国制造的八音盒——考克斯博物馆的藏品。福康安见马戛尔尼对此兴趣盎然，以为他从未见过这类东西。福大人于是傲慢地问，英国是否也有这些东西，但当他听说这些东西就是从英国运入的时候，他也感到十分扫兴。
由于福康安的显赫地位，马戛尔尼想获得他的好感，于是邀请他观看英国使团警卫准备已久的操练，但被福康安拒绝了，他对此这毫无兴趣。马戛尔尼在当天的笔记里记道：“真蠢！他一生中从未见过连发枪，中国军队还在用火绳引爆的枪。”后来马戛尔尼穿越中国本土前往广州时，他看出那些宽衣大袖的国防军，并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用的又都是西洋早已抛弃了的刀枪弓箭之类落伍的武器。
半个世纪之后，鸦片战争爆发了，中国的武器设备看来并没有什么大的改观。
英国人其他引以为傲的军事技术也没有得到展示的机会。回北京后，英国人曾想表演试射炮弹，但他们的炮兵很快被打发回来了，中国人告诉英国人，他们懂得发射技术。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英国人惊奇的发现，这些大炮与炮弹都完好无损地摆放在那里——它们从未被使用过。于是这些“英国造”物件在被冷落了半个多世纪后，又被重新运回了生产它们的英国故乡。
在中国期间，天朝并没有对英国使团进行特别对待，相反，因为礼节问题——英国人竟然不给皇上叩头——增加了乾隆帝对英国人的恶感。英国人根本没有受到他们想象中的欢迎，相反，却是天朝接待官员在热情和礼貌下的极度厌烦和戒备——有人还为礼节问题丢了官。而清朝最终取消外国使节的叩拜礼，那已是1873年的事了——天朝为了礼节和洋人做了近80年的斗争。
马戛尔尼后来再也没有机会和天朝的皇帝见面，而他们的外交请求，只得到了皇帝黄色诏书的回应，仅此而已。正如《停滞的帝国》里描述的，马戛尔尼的随员安德逊说：“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
不如我们来看看乾隆帝发给英国人的诏书吧。
诏书上说，“回去告诉你们的国王：鉴于你们倾心于中华文化，不远万里的派遣使节前来叩祝我的万寿，我见你词意恳切恭顺，深为嘉许。但你们表奏上说要派你国人长驻天朝，照管你国买卖，这和天朝的体制不相符合，万万不行。西洋国家很多，又不是只你一国，如果大家都请求派人留居北京，如何是好？所以不能因你一国的请求，破坏天朝的制度。天朝富有四海，奇珍异宝早已司空见惯，看在你们诚心诚意、远道而来的份上，我已下令让有关部门收纳你们的贡品。天朝的恩德和武威，普及天下，任何贵重的物品，应有尽有，所以不需要你国货物，特此告知。”
这些状况的形成，是当时天朝文化的必然体现。用乾隆帝的话来说就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但这并不是乾隆爷的发明，明代已经有此说法：“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狂妄的英国人在傲慢的中国人面前碰了一鼻子灰。
于是英国人只好灰溜溜的离开北京，他们的舰队早已在广州等待多时。乾隆帝为了让英国人见识一下帝国的地大物博，特命令马戛尔尼一行人由陆路返回广州。但临走之前，乾隆帝还是有点不放心，于是他下了一道密诏给沿途接待的官员：“英咭利夷性狡诈，此时未遂所欲，或至寻衅滋事，固宜先事防范。但该国远隔重洋，即使妄滋事端，尚在二三年之后。况该贡使等目观天朝法制森严，营伍整肃，亦断不敢遽萌他意。此时惟当于各海口留心督饬，严密巡防。”乾隆帝还知道这次把英国人得罪了，虽然他可能并不知道英国具体在哪里——至少他的孙子道光皇帝就不知道。
英国人一路南行，都有天朝的官员陪同。陪同的大员长麟有一次看到英国人使用火柴给他点火，非常诧异——怎么能把火放在衣袋里而没有烫着呢。后来，中国人给火柴起了个别名叫“洋火”——“外国的火”。我们常说旧社会连火柴都造不出来，但事实上，据文献记载，中国早在6世纪末就发明了火柴，当时叫做“火奴儿”。但到了康乾盛世，却早已忘记了它的存在。中国有许多东西，如四大发明，原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尔后又远落后于他国，火柴只不过是其中一例罢了。
马戛尔尼一行人南下的路线基本是“北运河，南赣江”——当时帝国的南北通道，明清时期江西经济还是非常发达且人才辈出的，后来因为京广铁路的修建夺去这条商道，江西也因此一蹶不振，成为了革命的多发地。杭州是南下途中的交接口，随后他们路过景德镇参观了瓷器的生产，接着沿着赣江乘船南下，翻过梅岭后前往广州。经过艰难的跋涉并领略了天朝的人文地理后，他们终于见到了等待已久的“狮子”号与“印度斯坦”号，战舰鸣19响礼炮，迎接他们的归来。
对马戛尔尼来说，这实在是一次极其失败的出使。但马戛尔尼在南下的过程中，却发现清政府的贪污腐败已是病入膏肓。比如乾隆帝批准给使团的招待费，是一个骇人的巨款——每天银币五千两，但大多数已被经手的官员克扣中饱。大清帝国，在马戛尔尼来看来，只不过是一艘外强中干的“破船”。
英国人还不甘心，但后来的遭遇还要更糟糕。1816年6月底，阿美士德勋爵率领“阿尔赛斯特”战舰来到中国，队伍在8月底到达北京。这次，我们前面提到的小斯当东已经长大，并和当年他的父亲一样，已经当上使团的副使。但他们遇到的，却是父辈们同样的问题。
觐见前，中国的大臣劝阿美士德屈从同意叩头，但被阿美士德拒绝了。随后发生了一场混乱，中国人和英国人有如一场混战，有人推，有人拽，到处喊成一片，要把英国人拉去见皇上。阿美士德等人抵挡着，抗议对使节动武。他的抵抗被汇报上去，结果龙颜大怒，命令英国人立刻滚出北京。
也许，阿美士德被赶走的遭遇使英国了解到，靠谈判的方法，无法改变天朝的外交方式和加到英国商人身上不平等的待遇，除了谈判，其他的方法也必须试一下。
后来，倒是拿破仑说了几句公道话，可惜他当时已经成为圣赫勒拿岛的“长住居民”。拿破仑听说使团要来岛上顺访，很是责怪了英国内阁为什么不让阿美士德服从中国的习俗，他说，“在意大利，您吻教皇的骡子，但这并不视为卑躬屈膝。阿美士德像中国最高官员一样对皇帝施礼，一点也不会有损名誉。”他还愤愤不平的说，“你说他准备像向自己国王那样向皇帝行礼，但你怎么能要求中国人服从英国的礼节呢！”
拿破仑毕竟是做过皇帝的人，他十分了解乾隆皇帝的不快。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里指出，要感知同一世界，必须属于同一世界——也就是说要具备同样的心理结构。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状况并非如此：两者在对方眼里都是精神病患者，互相平等的仪式在天朝皇帝眼里纯属荒诞可笑，但英国人何尝又不是这样认为呢？
3、一封奏折，揭开了鸦片的盖子
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里说：道光十八年（1838年）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道光帝，“近年各省漕赋疲累，官吏亏空，商民交困，都是因为银价飞涨，钱价急跌所导致的。从前市场上纹银每两可兑铜钱一千文，现在兑银一两要一千六百文。而银少价升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广东洋船带来的鸦片烟盛行，导致纹银透漏出洋，有去无返，一天比一天厉害。鸦片烟本来自英吉利，洋人严禁自己国家的人吸食，却专门引诱他国，既消耗别人的财富，又让那里的人身体虚弱。如今鸦片蔓延中国，实在是自古以来没有过的大患，这个祸害比洪水猛兽还要厉害得多。”
鸦片。鸦片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鸦片来于罂粟。伟大的造物主孕育了美丽的罂粟花，而“孔雀虽美，其胆剧毒”，鸦片就是罂粟的初级产品。罂粟本生长在温带和亚热带地区，历史悠久，在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几乎都可以找到它的痕迹。在瑞士考古发掘中，便发现了“鸦片罂粟”的种子和果实的遗迹——大概是公元前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在孕育巴比伦文明的两河流域、古埃及和古希腊，关于鸦片的记载也并不罕见。甚至在《圣经》与荷马史诗里，也能找到鸦片的痕迹——鸦片就被描述成了“忘忧药”，连上帝都使用它。
但在历史上，鸦片更多的是作为药品出现。公元前两世纪的古希腊名医加仑，就曾详细记录了鸦片止疼、抗毒等神奇的疗效。在中国，为人所熟知的华佗，这位三国时期的名医，就曾使用鸦片作为手术的麻醉剂；而在唐代，人们把进口的阿拉伯鸦片被称为“阿芙蓉”，当时这是一种奢侈消费品；在北宋药书《开宝本草》中记载的“罂粟粟”，其实就是鸦片。
也有野史说，明朝万历皇帝多年不理朝政，就是因为沉湎于鸦片而不能自拔。虽然鸦片不是天外来物，但有一点基本可以肯定，那就是在明朝中期以前，鸦片大多是作为药品使用，并没有广泛流行。
鸦片为什么会造成重大危害，还要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所带来的这个初级全球化时代的蝴蝶效应说起——中国虽然对哥伦布一无所知，但却不能逃离其影响。从历史路径上来看，鸦片的盛行先是和烟草纠葛在一起的。但中国本是不产烟草的——烟草是北美印第安人的种植物。烟草进入中国，这就要归功与十七世纪的荷兰人（也可能是西班牙人或者葡萄牙人），他们把很多原本是北美的作物引入中国，包括玉米、马铃薯等，当然，也包括了烟草在内。
引进新的作物如马铃薯等，推动了后来中国的人口剧增——这些作物对土地的要求甚低，通常也不作为赋税征收的依据。但烟草这种轻微的“毒品”，同样会让人上瘾。从历史记载上看，崇帧皇帝的时候曾经严令禁烟，估计这时候烟草已经开始泛滥了。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禁烟竟然导致了一个糟糕的结果：本身混合在烟草中吸食的鸦片，因为烟草被禁，很多瘾君子开始吸食纯鸦片。而一旦养成这种恶习，戒除就非常困难了——除非把他杀了。
从本质上来说，鸦片是一种消费品——种让人意志消沉、身心俱败的罪恶商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鸦片市场的形成必然有一个逐渐培育的过程。事实上，在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已经盛产罂粟，国内鸦片消费市场也已是初具规模，各地的烟馆林立，烟民遍地，特别是在衙门里。据当时人说，京官中吸食鸦片的达到百分之一二十，而地方衙门里，据林则徐说，“绝无食鸦片者，甚属寥寥。”就连慈禧太后，也是个鸦片吸食者。
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无论是荷兰人、葡萄牙人，还是后来向中国输送鸦片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在这点上都决无例外。鉴于鸦片的危害，雍正皇帝在1729年曾下令禁止鸦片在国内种植、生产和买卖，但他留了一个漏洞，那就是没有限制鸦片的进口，当时甚至还对鸦片进口收税——这个税到1796年还在征收。
到十八世纪末，鸦片的危害开始初步显露。1799年，嘉庆皇帝颁布鸦片禁令，禁止进口、销售鸦片和种植罂粟。这种禁令毫无疑问的损害到了那些国内外的毒品种植和出口商人的利益，当然，也包括了那些徇私舞弊的官员。从毒品贸易的规律来看，如果当时的政府清廉有效，禁令也许能起到作用，但要是当时的政府腐败无能，这只能导致更糟糕的结果：继续秘密种植罂粟和加工鸦片或者干脆走私——走私连税都不用交。这种灰色的经济，使得地方官僚、买办和外国鸦片商紧密的勾结在一起，而这才是鸦片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所在。
十八世纪末，英国的对华贸易已经超越荷兰、葡萄牙等其他国家跃居首位。英国人选择鸦片作为贸易的主要商品，除了资本逐利的残酷性之外，另外还有几个现实因素也促成了鸦片贸易的兴起。
从贸易环境上来看，虽然当时清政府允许外国来中国进行贸易，但只能在广州一地交易，而且，只能和指定的贸易商人进行交易，这就是通常说的“十三行”。“十三行”事实上大都是红顶商人，所进口的商品必须要经过他们认定，这必然导致中国市场狭窄，外国无法通过扩大贸易数量的方式来达到平衡逆差。
从双方进出口的货物来看，中国主要输出茶叶、瓷器、丝制品、漆器等，这些都是欧洲所受欢迎的商品，而外国商人输入的商品则主要是棉花、羊毛制品、钟表等商品（需要中国官员认定），这些商品在中国市场很小，影响甚微，正如乾隆说的，天朝的物品是你们洋人必需的，而天朝对你们的东西可不在乎。
在这样的贸易格局下，大量的金银流入了中国——改善了中国人的生活，也许是促成康乾盛世的一个因素——但严重的出超使外国商人难乎为继。为了弥补逆差，只有两种办法，一是打破清政府对内地市场的限制，二是在目前的贸易环境下找到有利可图的商品。
对于第一种办法，马戛尔尼、阿美士德等人已经进行过外交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正如他们的结论，除非使用武力，才能打开中国的国门——正如后来的两次鸦片战争所做的。
让英国人惊喜的是，鸦片是第二种办法的最佳答案。其他的商品如棉花和羊毛制品在中国基本无法盈利——运输成本太高。而鸦片，以毒品贸易的规律来看，本就是很难不盈利的。何况，当时中国国内的鸦片消费市场，已经初具规模——连道光帝也曾一度吸食鸦片。尽管天朝禁止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但禁令大都是一纸废纸。何况，国内的鸦片质量远不如印度鸦片，国产鸦片也还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马克思说过，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这句话对于鸦片走私来说，显然说得太对了。中国虽然严禁鸦片输入，但如此丰厚利润的吸引，加上当地官员的腐败，甚至是缉私官员也参与走私，鸦片贸易不但没有被禁止，反而在鸦片战争前的五十年里如火添油——1890年是4000箱，1835到1839年间，已经剧增到每年近4万箱。
181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取消了对印度的贸易专营权——20年后又取消了对华贸易专营权——港脚商人（在香港从事商业活动的私商）开始活跃起来，很快充分发挥了他们的积极性，其效率远超过他们的国企（东印度公司），作为结果，输入中国的鸦片也就呈现加速度的增长——可惜清政府怎么没有看到私人资本的高效率，这大概就是后来官办为主的洋务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罢。
鸦片不能禁止，根本原因有两个，一个吸食者难以戒除，这从目前严峻的毒品犯罪形势可以看出——张学良算是毅力坚定的了，但当年戒毒也吃了不少苦头。毒品是致命武器，万不可粘，一旦染上，祸害无穷！
但鸦片屡禁不止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当时政府官员甚至是缉毒人员的腐败渎职、徇私舞弊行为。据魏源追述：当时广东水师的缉毒巡船，竟然公然的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然后把走私商人放入。水师副将韩肇庆，甚至专门护送走私，鸦片干脆由水师包办运输。更可恨的是，韩肇庆居然从每万箱里抽出数百箱，作为截查的战利品拿去报功，韩肇庆还由此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风光无限。福建水师和浙江官军也不甘落后，他们在鸦片走私中同样大肆收取贿赂，然后睁一眼，闭一眼，任由鸦片大量进入。
多年前，马戛尔尼等人想扩大中英贸易，但失败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些走私商人却胜利了。走私导致鸦片市场急剧扩张，东印度公司甚至不得不赶紧扩大印度的罂粟种植面积，增加鸦片产量，以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鸦片战争前，鸦片贸易占到中英贸易的一半以上，而在整个十九世纪，鸦片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宗货物贸易。（1）根据统计，在鸦片战争前四十年里，中国输入的鸦片价值达三亿元以上。在这十九世纪的前四十年里，中国的对外贸易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由出超变成入超，大量的白银开始哗哗的外流了。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世界连为一体，这已经不是痴人说梦，而实实在在的变成了现实。当天朝的人还不知道“地球是圆的”的时候，整个中国不知不觉中已经被推上了国际舞台，逼上了弱肉强食的国际大赌场。
以鸦片贸易为例，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国际经济形态：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种植罂粟并加工成鸦片，港脚商人把鸦片运到中国，再通过各种走私渠道进入中国市场。紧接着英国商人再利用鸦片获得的国际通货——白银，或者运回英国，或者从中国购买茶叶等商品运回英国或者销售到世界各地，比如引发美国独立战争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就是中国生产的乌龙茶，当时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运到北美殖民地。
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但天朝还蒙在鼓里。
任何事物都是内因和外因所促成，在大多数时候，内因的作用更大。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正因为国内的鸦片市场如此浩大，才会刺激鸦片的大量走私，而禁烟不力则反过来刺激了鸦片走私贸易的壮大。英国人从中国运走白银或者有价值的商品，但却大量的给中国人运来了毒品，资本逐利的残酷性可见一斑。高额的利润不但让英国人疯狂，那些中国走私商人和鸦片烟馆何尝不是如此？没有众多的走私商人和贪官污吏的协助，鸦片何以构成大祸？
1800年，两广总督吉庆就曾经指出，鸦片贸易是“以外夷之泥土，易中国之货银”，将使内地人民辗转失业。嘉庆朝禁烟的原因，主要是鸦片对国民身体和精神的伤害，当时白银外流还不是很严重。但清朝当时已经呈现衰败之势，朝纲不振，鸦片愈禁愈烈，到道光年已经是一发二不可收拾了，就连军队里也吸食鸦片，兵士们鸠形鹄面，1832年平广东瑶乱时军队战斗力下降的痕迹已经显露，到后来的鸦片战争、太平军起义中，当时的旧军队如八旗军和绿营兵一败再败，已经无足轻重。
回到开头黄爵滋的奏折上去。鸦片之祸致使白银大量外流，其实是间接扰乱了国内的经济平衡，特别是对当时的货币体系造成严重冲击。清政府虽然不是重商主义，但也非常重视硬通货。清代的法定货币是铜钱，但政府的各项收支如税收等，却都是以纹银为准。铜钱为民间所通用，老百姓完粮纳税时，都按照银价兑应的铜钱数目进行缴纳。譬如，一亩田假设需纳税白银一两，如果当时一两白银兑应一千文铜钱的话，老百姓向官府缴纳一千文铜钱即可。
白银作为一种通货，本是在经济起到流通作用。中国的银价往往一直呈现上涨的趋势，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国产银不多，往往跟不上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通货供应量；二是的中国人向来藏富，经常将白银囤藏，而民间和官府也常用白银作饰品，导致白银退出流通市场；三是官府制钱时偷工减料，分量减轻，加上私铸铜钱的泛滥，铜钱变相贬值，也导致银价的上涨。
在十九世纪初，清政府还颁布禁令，禁止纹银出洋。当时在中西正常的贸易中，进出口基本持平，如1813年，中国进口额约1260万两，出口额约1290万两。但在随后的时间里，中国开始呈现入超状态，白银外流，而鸦片走私更是影响甚大，1835年到1838年，走私进中国的鸦片大约四万箱（英国约三万九千箱，美国每年从土耳其贩卖约一千箱），每箱平均耗银约四百两，以此推算，中国光鸦片一项就外流近1600万两白银。而这些走私贸易导致的白银外流情况，并不出现在行商的贸易出入货簿，危害巨大而又隐蔽。
道光年间，鸦片走私导致白银大量外流，进而致使国内流通市场白银供不应求，银价上扬，钱价下跌，物价的上升远远跟不上银价上涨的速度，这必然加重了老百姓的纳税负担。从鸦片战争前的四十年来看，1800年左右，白银兑钱一千文不到，而到了1821年至1838年，白银兑钱从一千二三百文到了一千六百余文。老百姓的田赋仍旧按铜钱数缴纳，这实际上变相增加了老百姓的税负。
康乾盛世正是中国人口剧增的时期，由一亿五千万增加到了三亿多；到了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内乱前，人口已经达到四亿三千万。（2）人口的剧增必然导致了资源有限、人地矛盾的突出，虽然有南美洲引进的马铃薯等新作物缓解一下人口的压力，但由于生产方式长期得不到突破，国内经济和老百姓都已经是疲困不已。银价的上涨则导致税赋不能如期缴足，国内财政大为困窘——这又导致一个恶性循环，官吏因为财政困难，往往会挖空心思的从体制外攫取财富，而老百姓必然成为他们盘剥的对象。
国困民穷，老百姓活得看不到希望，唯有革命造反。于是乎，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等揭竿而起，兵祸遍于中国，生灵涂炭，人民在战火中或被杀戮、或者流离失所，十多年的国内战乱，导致人口大量减少，这才为“同治中兴”创造了条件。马尔萨斯说，唯有瘟疫和战争才能大量减少人口，缓解资源的危机，中国晚清时期很不幸的充当了这个理论的实验品。
但西方国家并没有遵循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们找到了新的方法，那就是殖民主义和工业革命。殖民主义把人口迁移到新的地区，特别是新大陆美洲和澳大利亚等地，既缓解了人口的压力，又增加了国民的财富，何乐而不为？本来东南亚完全可能成为中国人的殖民地，但中国明清时期却禁止移民，给了西方人很好的机会去控制东南亚——新加坡算是硕果仅存的华人殖民地罢！
黄爵滋的奏折，不过是揭开了鸦片的盖子，透过鸦片贸易，却可以看到帝国临近死亡的影子。鸦片战争后，晚清近七十年的历史，也是国人最为屈辱的时期，终于要来临了。
这真是：
一纸奏折说鸦片，惊破黄粱四百年。
莫道天朝有盛威，夷人樯橹已争先。
1.4、鸦片辩论赛和林则徐的误判
黄爵滋的奏折里说洋人严禁其本国国民吸食鸦片，却专诱他国，祸害别国百姓。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樊美平先生曾经在2001年《书屋》第三期发表了一篇文章《天朝的崩溃与意识的困守》，对矛海建先生的著作《天朝的崩溃》做出评论，里面就提到英国政府对鸦片贸易的态度——一个被国内学界一直有意或无意忽视的问题。
樊先生在查阅了大量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国档案后发现，英国政府承认满清政府完全有权制止鸦片走私，对清政府所采取的禁烟措施，也并不企图干预。1838年6月15日，当时的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给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训令中写道：
“关于鸦片走私贸易，英国臣民破坏他们前去贸易的那个国家的法律，女王陛下政府不能够为此进行干预。因此，这些人由于中国关于此问题的法律而可能遭受的损失，必须由那些因他们自己的行动造成该损失的人来承担。”
即使在英国政府决定派舰队前往中国的时候，巴麦尊在给义律的指示中仍旧强调：“女王陛下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适当制订的禁令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
很有讽刺意义的是，一直被我们教科书认为是“鸦片贩子保护人”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却一个坚定的鸦片贸易反对者，在被林则徐驱逐到海上后写给巴麦尊信里还说，他对英国臣民进行鸦片走私贸易“感到耻辱和罪恶感，并怀有深刻的厌恶态度”。
战争爆发之前，义律甚至想主动承担起制止鸦片走私贸易的责任——也许他认识到，从长期来说，鸦片走私贸易将危害到英国扩大其在华的合法贸易。义律显然知道，英国鸦片贩子并不把中国缉私官员放在眼里——他们已经熟知了那些中国官场的潜规则。义律天真的认为，他的出现将使得英国鸦片贩子有所收敛。
在林则徐发起严厉的禁烟行动后，义律代表英国政府发表了大量措辞严厉的通告：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布通知，警告所有那些拥有这种帆船、快艇或用其它方式装配的小船在虎门以内从事该非法鸦片贸易的英国臣民：如果中国政府认为适于捕获并没收那些船只，女王陛下政府将决不进行干涉。”
笔者无意否认鸦片贸易的罪恶性和清政府打击鸦片贸易的正义性，但这里引发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英国政府并不支持鸦片走私贸易，那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何以引发一场战争？
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中国除外），鸦片贸易是合法而正常的，英国的鸦片贸易也并非只针对中国，但只是因中国市场需求导致贸易额巨大——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占到英国对华贸易的一半！一直到1868年，英国才制定《毒品药店法案》，但真正严厉禁止鸦片则是在二十世纪初期。
美国也参加了对华鸦片贸易走私（鸦片战争前大概每年从土耳其运来一千箱），其在1885年才立法禁止美国本土的鸦片贸易。但在欧美国家，鸦片产品大都是以药物出现，大量吸食鸦片的现象并没有出现，这点和中国古代相像。
对于鸦片贸易的争论，不论是中国还是英国，从来就没有平息过。早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英国许多有识之士就一直在谴责并呼吁取缔鸦片贸易，如沙夫茨伯里伯爵就曾说过：“这个国家怂恿这种罪恶的交易是极坏的，也许比怂恿奴隶贸易更歹毒。”就连东印度公司鸦片代理处经理赛蒙也深有感触的说：“鸦片产品摧垮了人民的健康，使其道德沦丧。”
但贸易立国的很多英国人更加看中资本的逐利性——既然鸦片能带来的这么巨大利益，且鸦片在英国本土又没有市场——看不到鸦片的危害，英国议会长期通不过禁止鸦片的法案也就理所当然了。
对于受害国的中国来说，鸦片走私贸易可能没有英国议会里进行辩论的绅士们那么轻松了。御使袁玉麟就说过，百姓要是仍旧沉湎于鸦片的话，那么“夫无以训妻，主无以使仆，师无以教学子”，民心将毁于一旦。面对越来越猖獗的毒品入侵，清政府内部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黄爵滋主张制定新的法律，对吸食鸦片者限期一年戒烟，尔后查获再吸食是杀头。但当时大多数督抚都不同意这个办法——由于牵涉到当时复杂的死刑上报程序，扑杀瘾君子只能给各地督抚带来无尽的麻烦。他们大都赞同去海口查禁，正如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里指出的，“禁烟责任推给海口，内地官员即可摆脱干系；能够推到广东最妙，禁烟成了广东一省官员的事务，其余省份当然乐得轻松。”（1）
林则徐支持了黄爵滋的建议，他说：“死刑是对吸烟者非常严酷的惩罚。但是用死刑威胁他，恫吓他除去这种恶习是对的。吸烟之辈陷溺已深，会因戒烟痛苦而拖延到追悔莫及。因此，烟瘾必须由国家帮助来戒绝，须开设戒烟院。”
后来，他更是给道光帝上奏说，倘若朝廷对鸦片走私贸易视而不见，“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也许这句话深深打动了道光帝，使他下定决心禁止鸦片贸易。
1839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南下广东，发动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禁烟运动。让林则徐感到惊讶的是，当他下令收缴鸦片时，义律未经请示伦敦，也没有讨价还价，就命令英国商人交出所有存货两万多箱鸦片，此举让林则徐感到满意，却引起了英国朝野一片哗然。义律后来也被撤职，被派到北美得克萨斯任英国代办，和后来林则徐被充军到新疆倒有巧合之妙。
而一个意外事件导致了意想不到的结果。1839年7月7日一伙英国水手来到九龙尖沙嘴的小酒馆酗酒闹事，捣毁了村民一座神龛，引发和当地村民的斗殴，结果导致村民林维喜伤重死亡。林则徐毫不迟疑的要求英国人交出凶手，按大清律要捉拿水手中的一人来偿命。但义律只同意赔偿死者家属并惩办所有参与此事的水手，而拒绝交出一人来杀头顶罪。这种国际法的冲突——大清律与英国法律发生了冲突，中国人认为杀人偿命是理所当然，而英国人却无法认同自己的同胞受到他们认为的“野蛮肉刑”。这种冲突后来也导致了租界内治外法权的由来。
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林则徐在8月15日下令禁止一切贸易，并封锁了外国在广州的全部企业。义律见势不妙，赶紧命令英国商人及家属登船上海，而林则徐则进一步采取措施，严禁村民供应英船日用物品，并派战船封锁英船，如果发现上岸的外国人，一律就地正法。
无奈之下，义律在9月5日派特使要求林则徐解除封锁，恢复正常贸易关系。林则徐未达到目的，当然拒绝了义律的要求。当天下午，英国军舰向封锁他们的中国战船开炮——大英帝国终于露出了它狰狞和强权的一面！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只能导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虽然现在的国际社会相对文明，但这个法则显然同样适用。英国在忍耐了近半个世纪后，终于决定要采用炮舰政策把中国纳入到其利益范围了。
此时的伦敦，听到中国焚烧鸦片的消息后，从事东方贸易的院外活动集团立刻动员起来了。这些利益集团向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政府采取坚决的行动。十九世纪大英帝国的政治巨头帕默斯顿甚至叫嚷着说：“给中国一顿痛打，然后我们再解释！”
但发动对中国战争的议案也不是一边倒。帕默斯顿同时期的政治对手格莱斯顿，严厉谴责了政府的论据：“在人类历史中，我从未见过因如此不正义，并故意要使国家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高傲地飘扬在广州城头的英国国旗，只是为保护一桩可耻的交易而升起的。”
很可惜，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道德在大多数时候都要败于利益脚下。
1840年4月7日，托马斯?斯当东爵士，也就是我们前面一再提到、13岁就和父亲及马戛尔尼一起出使中国并在海洋远航时学习中文的小斯当东，他来到下议院阐述了他的论点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说，“当然在开始流血之前，我们可以建议中国进行谈判。但我很了解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
议案通过了。
虽然在最后表决中，议案仅以二百七十一票对二百六十二票的微弱多数得到通过，但这并不足以安慰地球另一边的清政府和全体中国人。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书里，英国人一直是以侵略者、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出现，虽然有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喜欢上了英国足球超级联赛，但对这个顶级赛事的喜爱也不足以抹去这个令人不快的记忆。
后面看来，林则徐和英国议会显然没有在同一平面上思考问题。林则徐认为他的问题是进行一场反毒品的斗争；而英国却认为这是涉及贸易自由这一神圣权利的问题。英国议会辨论的时候，把政府的战争议案说成是发动一场“鸦片战争”——据说是“鸦片战争”的第一个出处。（2）
当道德和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们无法去指责林则徐处事不当——如果林则徐采取足够措施，使正当贸易的商人与鸦片走私商分开，不就可能避免一场战争吗？林则徐当然不可能这么认为。他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销毁鸦片会带来一场战争——当时的天朝谁意识到了？
林则徐算是当时最了解英国情况的朝廷命官了——他配有四个翻译，终日为他翻译英文书报，其本人也将这些信息采集成册，加以参考。想必林则徐已经知道了英国的地理环境、人口、军队等实力情况——从简单的数字来看，英国显然不如天朝。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GDP仍旧是世界首位，甚至超过西欧的总数。但正如张文木先生指出的，“在大国兴衰史上，被打败并由此衰败的，多是富国！”（3）
林则徐断定英国不可能会为了鸦片而与天朝开战，理由很简单，路途遥远，补给困难，怎有实力冒犯天朝？何况中英贸易近200年，茶叶生丝等贸易利益重大，断不可能为了一些鸦片走私商人而大动干戈。而道光帝更是对这些纠缠不清的夷务早已厌烦不已——在虎门销烟后，他干脆宣布“英逆”罪行，永久禁绝通商，并下令将英国舰船驱逐干净。
鸦片当然只是一个导火线。关键问题其实还是1792年马戛尔尼出使的老问题——打开天朝的大门，开放通商贸易。鸦片战争前的大英帝国，已经比马戛尔尼出使的时候突飞猛进了，工业革命的浪潮已经取得了相当成果，大量廉价的工业品正在世界氛围内四处寻找市场，而当时英国的蒸汽战舰和现代的长枪大炮，已经足以敲开天朝的大门。
当时的林则徐怎么可能想到，在这样一个加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闭关锁国早已被扫出了历史舞台，鸦片战争只能彻底暴露了天朝的无知和衰落——在这样一个时代，早加入这个全球化进程早受益，但历史的惯性已超越了林则徐们的思考范围，后人也只能发些“事后诸葛亮”的议论罢了！
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里说，工业革命后的世界是十年一大变，而天朝还沉湎在“千年不变”的固定思维里，怎么可能不被打个头破血流？虽然笔者认为唐先生说的有点夸张——十九到二十世纪，也就是《世界是平的》一书里说的“全球化的第二个阶段”，可能是“三十年一大变、十年一小变”比较符合事实。但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已经是“十年一大变，三年一小变”了！我们现在的很多人恐怕也和林则徐一样，跟不上时代呢！
话说回来，从现代反毒品走私的经验来看，即使在如今各国政府都已经建立毒品危害社会的共识，并通力合作的情况下，毒品尚不能禁绝，在当时清政府朝纲不振、官员营私舞弊的情况下，林则徐的禁烟运动根本不会取得最终胜利——连林则徐本人在被罢官之后，也无可奈何的承认了这一点。道光帝罢免林则徐的时候也说，“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虎门销烟没有销毁中国巨大的鸦片市场，更没有销毁鸦片商们对暴利的渴望。
如今毒品已经泛滥到全球，产品也早已经由鸦片这样的低级产品发展到大麻、毒品、摇头丸等高级形式的产品，“一人吸毒，全家遭殃”，不知道150年前的那些中外鸦片贩子，还有那些贪污渎职、徇私舞弊的缉私官员，在地狱可安好？
注：
（1）、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9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2）、樊美平：天朝的崩溃与意识的困守——简评《天朝的崩溃》，《书屋》二〇〇一年第三期。
（3）、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5、战争、谎言与真相（上）
林则徐对英国人采取断然措施，显然是律劳卑事件后，天朝上下包括道光皇帝在内由此产生的固定思维所致。
律劳卑是1833年英国政府废除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营权后，派往广州的第一任英国政府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到达广州后，大概毫不了解当年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团失败的原因，他竟然以平等的口气向当时的两广总督卢坤发出了一封平行公函！
天朝当时显然还没有接受近代平等外交关系观念的迹象。对于律劳卑竟然想和天朝平起平坐的大胆口气，卢坤大为愤怒，立刻拒绝了这样的公函。他命令律劳卑立即返回澳门。律劳卑拒不返回，仍旧呆在广州，于是卢坤下令封闭商馆、停止供应、中断贸易。律劳卑退出广州，并擅自指挥两艘军舰打入珠江，卢坤则集合了六十八只战船封锁珠江，而此时的律劳卑失去了英国商人的支持，他本人也不巧得了虐疾，只得黯然回到澳门，当年十月病死在那里。
律劳卑的失败，让大清官员相信，只要大胆封锁外国人的商馆，就不怕他们不屈服。而从继任的驻华商务监督们的表现来看，他们似乎达到了目的。继律劳卑后上任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不想再去招惹麻烦，他们在任期间几乎都呆在风雨飘摇的伶仃洋上，成天无所事事，只盼着任期结束后回国。
但第四任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来广州后，大概是出于个人的进取精神，开始执行一种积极的政策。他甚至违背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的训令，向清政府递上毕恭毕敬的“禀贴”——被当时的两广总督邓廷桢认为是贡使，才允许他重返广州。
1839年林则徐采取断然措施后，当年11月英国军舰与中国水师在穿鼻洋海面开始了几次小规模的武装冲突，算是鸦片战争的前奏。这几次冲突双方各有胜负，但对后来的战局并无大的影响。林则徐则报告朝廷说取得了“七战七捷”的胜果，道光帝闻讯大喜，于是在12月下令禁止广东口岸的全部对外贸易，以为纷扰就此了结。
但短暂的平静很快被打破了。
1840年6月，一支由20艘战舰和28艘运兵船组成的、兵力约7千人的英国远征军抵达广州口外海面。英军随后按照其预定方案，封锁了珠江口，并于6月底北上，准备占领舟山后封锁长江口和黄河口——英国人以为经济封锁会产生效果，但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帝国并不害怕经济封锁，他们最担心的是国土的沦丧！
舟山是中国第四大岛，岛上设有定海县城，实际上是苏浙闽海面之锁喉。康熙帝年间，宁波曾设为对外的通商口岸，舟山就曾在定海县城设有“红毛馆”接待过英国商船，但到乾隆帝年间，宁波海关被关闭，英国商船也就被禁止入内——除了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使团曾经在这里作过短暂的停留。
英国本有意占领舟山作为其贸易和扩展势力范围的前沿地，但阴错阳差的是，这个阴谋没有得逞，取而代之的是香港和上海。英国舰队来到舟山后，当地人似乎还依稀记得当年英国商船，以为是英国商人来此卸货贸易，正当他们为可能的大获其利而欢欣鼓舞的时候，他们的知县却收到一封他从来没有见识过的“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英国人限令他们半个时辰内投降！
当地守军显然被英国猛烈的炮火吓坏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作战方式。英国人大概只用了不到十分钟就击毁了海岸防御体系，参战的一千五百名士兵，死亡和受伤人数都是13人——其他的都逃跑了。在如此快的失败面前，知县姚怀祥面对这些凶恶的蛮夷，只能选择了投水自尽，以死报国，表现了一个儒生应有的气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