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攻陷定海之前，英国第二批北上的舰队来到厦门，因为投书问题，双方进行了一场炮战。中国官员拒绝接受这样不恭敬的文书，如果送上朝廷，很有可能会被罢官甚至杀头。一直到8月，道光出于战局的担忧，才下令将洋人的投禀，“无论汉字夷文，一律原禀进呈。”而后来浙江巡抚乌尔恭额被问罪，罪名就是“拒收夷书！”
天朝的礼仪可真让不少人吃了苦头。
英国舰队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北上，这下把道光帝和满朝文武吓坏了——他们联想到的是这些蛮夷可能会进攻京城。很不幸的是，这个担心在后来的1860年和1900年都成为了现实。
于是在1840年的8月30日，当英国舰队抵达天津大沽口并试图强行通过的时候，内阁大学士兼署直隶总督琦善被派去和洋人谈判了。在英国舰队的恫吓下，朝廷政策很快由剿改抚了。
琦善本是坚定的主剿派，但在英国人的坚船利炮面前，很快变成了坚定的主抚派——这也是大部分清朝大员对待夷人的态度。琦善的当务之急就是想方设法把洋人哄骗回去，他要想尽一切办法在道光帝和洋人之间周旋，既不能让道光帝感到失了天朝威仪，也不能轻易得罪这些可恶的洋人。
幸运的是，这次外交文件的翻译帮了琦善的大忙。当道光帝看到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的照会时，总算感到心理平衡了不少。这份照会的中译本是这样写的：“兹因官宪（林则徐）扰害本国住在中国之民人，并亵渎大英国家威仪，是以大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
最为可笑的是最后一句，“求讨皇帝昭雪伸冤”，原文却是“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直译过来应该是“要求皇帝赔偿并匡正”，当时的翻译真的是比春秋笔法还要春秋笔法。天朝语言的幽默性，莫过于此。（1）
既然洋人是来伸冤昭雪的，道光帝当然大可以大度一点。于是他给英国人发了这样一道谕旨：“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往广东，秉公查办，定人代申冤抑。该统帅懿律等，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道光帝居然给洋人下起了命令！
对于英国人的其他要求如赔偿销毁的鸦片，开放港口、签订关税条约、建立一租借地等要求，道光帝却在谕旨里未置一词，只是说要派一钦差大臣南下广东查办等敷衍之词——也许他根本就没意识这才是英国人的真正目的所在，也许他也和琦善一样，认为当务之急是让洋人南下，解除当前危险再说。
这下林则徐触霉头了。道光帝本来说要严禁鸦片的，林则徐也兢兢业业的去办了，但如今洋人兵临天津，林则徐只能充当一回替罪羊，给撤职查办了。据清人笔记《庸闲斋笔记》里记载，林则徐遣戍新疆后，仍旧心怀国家命运，常常自诵“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二句话以自励。后来太平军起事后，林则徐再次被启用前往镇压，但不幸在路上病死——幸好死了，不然后来的教科书上就要被扣上镇压农民起义的罪名，而不会有今日之盛名了。
再说英国人。在道光帝的谕旨发下后，还真听话南返了。道光帝也很是对自己的抚策洋洋自得了一阵——皇帝出马，就是两样！他还怪罪起那些接办夷务的臣属了，要是他们早点把洋人的冤屈报上来，不就早没事了吗？！
只可惜事实未必如此。英国舰队可能是考虑到当时在天津没有基地，贸然进攻北京没有胜算；而且季风很快过去，北方气候变冷后，海洋可能结冰，对舰队行动非常不利，既然道光帝说派钦差大臣到广东再议，于是他们也决定南下再说。
也许很多人会问，倘若真的开战又会怎么样呢？
早在英国远征军到来之前，林则徐其实已经和义律交过手，双方有过几次小规模的武装冲突，但林则徐当时上报的“七战七捷”未必是事实。真正揭开战争真相盖子的其实是定海之战，英国人用九分钟就扫荡了中国守军的岸防！
对于英国人的船坚炮利，恐怕连道光帝都心知肚明，但林则徐曾汇报说洋人陆战不行，他们脚足缠束紧密，屈伸不便，“一仆不能起”，一旦上岸，一定能够歼灭——这似乎又佐证了“洋人不会下跪是因为膝盖僵硬”的传言。
很多后人慨叹，清朝军队近八十万，居然对付不了远道而来、不到两万人的英国军队（加上后来的陆续增兵），实在是国人之耻，不可思议。但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却又是必然。
在冷兵器时代，人多马壮可能有用，但在热兵器时代，在长枪大炮下的攻击下，人多只不过白白增加牺牲。拿破仑曾经说过，“上帝永远站在强者一边！”我们不如来看一下双方真正的军事实力。
先看武器装备。清军当时以冷兵器为主，其中也有火器，但已经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里对双方的武器作了详细分析：清军的鸟枪射程约一百米，射速为每分钟一至两发，而英军的军用枪射程约三百米，射速为每分钟三至四发。清军火炮样子和原理看起来和英军差不多，但仔细比较却有天壤之别。主要问题出在铸造环节，清军火炮的铁质太差，气泡过多，十分笨重不说，开炮时还容易炸开炸裂，伤及自己的士兵。另外，火炮的瞄准装置和炮弹威力都很差，在整个鸦片战争中，就没有击沉哪怕是一艘的英舰！
而当时的英国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拥有风帆和蒸汽轮并用的各类船舰四百余艘，速度快，排水量大，炮多（主力战舰往往安装上百门），在当时可以说是威力巨大。相比而言，清军水师根本就是业余水平，船小速度又慢，水师里船炮也远少于英舰，一旦出海作战，基本就是挨打的份。
从兵力上看，清军兵力表面上号称有八十万，而且以逸待劳，但由于调度的原因，真正能够上战场和英军拼杀，在实际人数上并没有大的优势。清军与其说是军队，倒不如说是警察部队。清军士兵不是24小时呆在军营训练，而是象现在的警察一样正常上下班，除了出征打仗，平时军营并不开伙，士兵都是回家吃饭，所以往往有下面其乐融融的场面出现：上午士兵操练，中午其家眷送饭来，士兵放操后就和妻儿共进午餐，下午继续操练时家人往往在旁边观看——如此军队，怎么去作战？！
真正以逸待劳的却是英军。其海上船舰往来极快，一旦作战，大都是集中优势兵力，攻城拔寨，而清军反而被拖得精疲力竭、疲于奔命——靠走路怎么跑得过英国的舰队！何况中国海岸线极长，根本不知道英国人会攻击哪一点——军事学来说，从来就没有不成功的登陆！
再说陆战，林则徐等清朝大员和将领完全是误解——英军其实根本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不擅长陆战，他们大多数时候都是正面用舰炮轰击清军炮台，随后派出陆军背后或者侧面包抄，海陆军配合熟练，进攻中几乎没有失手过。
据说道光帝接到颜伯焘厦门失陷的奏折后，见有"伪陆路提督郭"的字样，十分诧异——原来英军也会陆战！
注：（1）、引自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17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1.6、战争、谎言与真相（下）
鸦片战争时期的道光皇帝已经是近60岁的老人了。
据清人野史《春冰室野乘》上说，道光八岁的时候，跟随爷爷乾隆帝去打猎，乾隆帝命令各王校射，小道光呆在旁边观看，等各王射完后，也用小弓箭射了几下，结果还真射中了二箭。乾隆帝大喜，抚摸着他的头说：“乖宝贝你要是能连中三矢，我就赏给你黄马褂。”小道光果然射中了第三箭，于是跪上前，乾隆帝问他想要什么，小道光既不说话也不起来。乾隆帝大笑说：“好了，我知道了。”于是命侍臣取黄马褂，但仓卒间找不到小号的，只好给他一件成人的黄马褂穿上——衣服太长，小道光穿上后路都走不成，只好由侍卫抱了回去。
这还不算什么。清人笔记《南亭笔记》里说，道光最爱玩弹弓，练就了一手百步穿杨的技术，常常把皇城的麻雀射得鸡飞狗跳。这门特技在关键时候还真派上了用场。一个雷电交加的晚上，天理会起义并一度杀进宫门，巡逻的道光看到匪徒越登宫墙，便急忙用弹弓射击，据说无不应弦而倒。转回到乾清宫，道光忽然看见一人立在殿脊上，正在手挥令旗号召同党进攻，正想用弹弓射，却发现没子弹了，于是他解下衣服上的金钮扣射去，结果击中这个人的眼睛，导致其落地摔死。此役道光护驾有功，民间也多传说其神勇无比。
英国人显然不是用弹弓能对付的。和大多数老年人一样，道光帝也喜欢清净，本就不想多事，何况他又是个极其节俭（吝啬）的人，花钱如同割肉，而打起仗来往往花钱无数——前几年平定中亚张格尔叛乱就花掉大把银子，让他心疼不已——他本就不想打这么一场莫名其妙、突如其来的战争。
所以道光一再给交办夷务的大臣说，“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不打仗又不能失天朝威仪，这本就是一个无法执行的悖论！
1840年的秋天，英国人南下了，琦善也南下了。谈判开始了。
但英国人的开价和琦善的还价，几乎是南辕北辙，牛头不对马嘴。
道光帝开出的价码是“惩办林则徐，恢复英国人在广州的通商”，加上琦善私自答应但后来被道光帝认可的“部分赔偿鸦片损失和中英官方文件往来使用照会”。但这不过是英国人要求的皮毛而已。
英国人开出的要价是赔偿鸦片损失和商欠、中英官员平等交往、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割让一沿海岛屿、赔偿军费等。双方差距太大了。
这下道光和琦善等清朝大员纳闷了，他们无法理解，既然林则徐已经被查办了、鸦片损失也可以商量赔偿，英国人怎么还有什么冤抑？为何还要纠缠不休呢？
可是谁又告诉他们，英国人其实要的进入中国市场，把中国纳入到其全球贸易体系中去。（1）后人当然洞若观火，但当时谁能了解？即使有人告诉他们，当时的满朝文武也未必能够理解。
这样的谈判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双方都失去了耐性。道光帝下令剿办，“尽灭此丑类！”而义律也搬出了巴麦尊的杀手锏——炮舰政策。双方很快从拖沓扯皮的谈判拉回到战争的残酷现实中去了。
1841年1月7日英国人炮轰虎门，尽管大部分清军士兵们士气高昂，但还是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副将陈连升也战死疆场。英国人随后在1月26日占领了香港，并发文告称香港居民为英国子民——而琦善上报时却谎称英国人只是“寄寓一所，并非全岛”。
此时的琦善答应了英国人的《穿鼻草约》，实在是进退两难——道光帝要求他进剿，英国人又迫他签约，而他心里很清楚根本打不过英国人！但又不敢对道光帝直说——唯有不断撒谎，以拖延时间，期待情势有所转机了。
英国人却等不及了，他们在2月23日重新开战，尽管提督关天培做了周密的准备，但和上次一样，仍旧被英军抄了底——使用的战术仍旧是军舰正面炮轰，陆军侧面包抄——谁说英国人不会陆战？！年近七十的老将关天培英勇战死了，当他的遗骸被家仆领走的时候，英舰也鸣放礼炮，向这位老将致敬。
而此时广州已经门户洞开。
琦善被撤职了，紧接着道光帝派来了老将杨芳和靖逆将军奕山。而这两位，同样只能靠撒谎度日，特别是奕山，居然能靠撒谎请功，也算是极品“人才”。杨芳是武将出身，曾经立下赫赫战功，虽然勇气可嘉——清人梁廷枏笔记《夷氛闻记》里说他在和英军交战时，“火箭巨弹，肃肃过耳畔”，他身边的人都吓得两腿战栗，杨芳却谈笑自若，骂道：“丑虏要击死老子耶！”但真的对付洋人的现代战争，他也实在没辙。
奕山到达广州后，他能想到的办法只有火攻——5月21日夜烧毁英船两只，战争进一步升级，22日英军开始反攻，24日上午英军已攻破广州城郊各据点——尽管三元里等地百姓自发参战并杀伤英军若干——但终究难挽颓势，广州城陷。
无奈之下的奕山只能和英国人签署了《广州和约》，在缴纳“赎城费”六百万元（向行商勒索）后，英军退回海上。靖逆变成了屈膝投降，还赔了六百万“赎城费”，这等弥天大罪，但却被奕山描绘成了一个美妙的故事上报。
话题太沉重了，不如我们来读读奕山编的故事。
“城外士兵报告说，城外有洋人向城内招手，似乎有话要说。参将熊瑞闻报后查看，看见几个洋人头目在那里比手划脚，指天画地的，不知道搞的什么名堂。熊瑞看不明白，就把翻译叫来。翻译说这些夷人要求见大将军，说是有苦情要上诉。总兵段永福听后大喝一声：我天朝堂堂大将军岂肯见你？奉命而来，惟知有战！该夷目听后免冠作礼，屏退左右，武器扔在地上，朝着城墙行礼。洋人说他们是靠通商过日子的，如果不准贸易，货物不能流通，资本折耗，负欠无偿，简直没法活了。垦求大将军转呈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他们将保证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炮台，再也不敢惹是生非。”
想不到奕山还是个戏剧家，真是浪费人才了。
当下红透半边天的易中天教授也曾写过一篇文章叫《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读<天朝的崩溃>》，对鸦片战争中前方将领不断撒谎做了深刻总结：谎言成为麻痹和麻醉清廷君臣的一剂鸦片，这个鸦片的名字叫“天朝体面”。
而远在北京的道光帝却上当了，他真以为战争结束了，因而对奕山大加奖赏，并下令各省撤退调防兵勇——这么多兵勇，一天花费的银子可真不少！
不过奕山也算是走了狗屎运了，因为一场瘟疫英军推迟了北上的计划，这才使得他的谎言没有被很快揭穿。但谎言终究是谎言，英国方面来了个厉害角色——在林则徐离开广东流放新疆后不久，义律也被免职并在后来调到北美得克萨斯任英国代办。而接任义律的璞鼎查，立刻按照英国政府的要求下指挥英国军舰北上。
英国舰队随后在厦门展开了猛烈进攻——当时的厦门修建了石壁，坚固异常，但石壁虽然没有被英军的炮火击垮，但英国陆军仍旧是老办法，采用侧面袭击的办法，攻克了炮台。厦门一役，清军战死总兵一人，士兵伤亡324人，而英国只死1人，伤16人。
英国的下一个目标是定海，那个曾经被占领过的县城，对手是主战派裕谦。裕谦到定海后，采取了极端手段。为报复英军在定海掘坟的暴行，他也下令掘开英军留下的坟墓——数百具英军尸体，1840年一场瘟疫的结果。对于抓到的俘虏，甚至使用凌迟处死，枭首示众的办法，以震慑洋人和那些“汉奸”。和其他官员不同，裕谦的确没有给自己留后路，而是决心要一战到底。
1841年的第二次定海之战，显然比第一次惨烈得多。在双方兵力相仿，但武器悬殊的情况下，定海三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率领守军浴血奋战，但终于因为实力差距太大，三总兵连同他们的众多士兵英勇的战死在他们保护的这片土地上。
英军随即攻破镇海。裕谦在镇海失守后，自杀身亡。
在从杭州湾到扬子江的侵略中，英军一路上基本没有遇到什么大的困难。但在平湖县的乍浦，却遭到了顽强的抵抗，英军陆军中校汤林森也被击毙。防守这里的是八旗兵，因为他们的家和家人在这里，他们拼死作战，失败后纷纷举家自杀，这已经不能仅仅以惨烈来形容了。
在随后的吴淞一役中，总兵陈化成战死。英国人沿着黄浦江占领了上海，并详细考察了上海的环境，他们甚至还直逼松江。随后他们留下两艘军舰封锁吴淞口，主力舰队溯长江而上，直扑镇江！
清朝的文武大将们怎么也没想到，英国人居然会打到内河来！镇江几乎是各要点设防最薄弱的，但就是在这个最薄弱的地方，英军遭到了最激烈的抵抗，投入的兵力最多，损失也最大——死39人，伤130人，基本相当于前面所有战役的伤亡人数总和。而这次抵抗最激烈的，又是这里驻防的八旗兵，因为这里有他们的家。
镇江之战事实上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战。1842年8月，英国舰队随后很快就兵临南京的江面。
在整个鸦片战争中，清军基本可以说是一败涂地。战争的惨败说明，靠修建岸防壁垒根本对付不了那些武装舰队——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海上长城。在通讯侦察不发达的条件下，基本就没有不成功的登陆战。
千百年来，人类的厮杀从陆地到了海洋，如今又到了空中。鸦片战争后不久，美国军事学家马汉写下了至今都被引为经典的《海权论》。早在全球化的第二个阶段，海外贸易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海军事业的飞速发展。马汉提出的海权理论，“控制海洋是为了控制海上交通进而控制海上贸易，从而掌握当时各国已严重依赖海上贸易的经济，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至今美国海军仍控制着十六个全球最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以保证其制海权并为其霸权服务。
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并不知道“海权”为何物，但鸦片战争的失败让天朝知道，没有强大的海军无法抵御那些凶恶的洋鬼子。但甲午之战，让帝国的海军梦灰飞烟灭——至今都有人为此抱憾不已，一再强调航空母舰的建造。
建造航空母舰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先进的观念。如果国人在观念上依旧落后，“惟航空母舰”论者迟早又要遭遇一场新的鸦片战争。在“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时代，讲求的更是精确制导和远程打击——杀人制敌于无形。
也许我们不应该再把过多的眼光投向海洋，而更多的应该是天空，或者说更高远的太空。未来的战争可能更多的依赖空间侦察、空间通信、空间导航、空间预警等，人类的下一个战场，一定在太空——谁控制了外层空间特别是控制低层轨道空间，谁就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注：（1）、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21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1.7、潘多拉的盒子和条约中国的开始
南京，这个六朝古都，注定要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扮演非同寻常的角色。
南京的城墙是明太祖朱元璋时期修建的，如今仍旧是古都里最为坚固的。笔者曾经倘徉在那古城墙下，抚摩这些六百多年前的产品，仔细看的话，还可以看到上面有些文字，是本块城砖的制作者、运送者的名字和户籍所在地的记载——如果质量有问题，将按照上面的信息追查，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质量监督实践吧。
南京的城墙虽然坚固，但又有屡屡被攻破的尴尬。明成祖朱棣攻破了他父亲修建的坚固城墙，夺了他侄子孝文帝的皇位；天平军从汉口顺流而下，占据了大清的半壁江山，但后来天京被破，又是血流成河；辛亥革命时期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宣布了清王朝的随后死亡，但在四九年解放军的南下，国民党南京政府土崩瓦解逃往了台湾。
还有一个是我们不能忘记的——1937年12月，日本军攻破南京后，那个导致30万人死亡的血腥大屠杀。
也许是秦淮河的脂粉气太浓了，南京注定不是一个幸运的城市。1842年英国舰队兵临城下，南京无奈的扮演了一次难堪的角色。
历史上，中国很少不受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甚至是侵略。中原的王朝对于这些马背上的民族，如果可以战胜他们的话，往往会象对待匈奴一样把他们彻底驱逐；如果不能驱逐，就修建长城以隔绝这两种文明；但要是长城还不能保卫自己，他们或许会选择和亲，或者给予贡金和互市来维护边境的和平，就象当年明朝对俺答汗的蒙古民族一样。
大清帝国是唯一没有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骚扰的王朝，但他们遭到了来自海上商业民族的挑战。《中英南京条约》还只是一个开始。帝国对条约显然是不适应的，他们甚至很难理解条约是个什么东西，更不知道帝国将由此沦落。而这一天，终于无可奈何的到来了。
1842年8月29日，这一天对英国人却是喜气洋洋的一天，他们以很小的代价，达到了他们前辈一直没能完成的目标——叩开傲慢的天朝之门。也许从这一天起，他们明白了和这个国家打交道的最好方式。
《中英南京条约》被称为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这个因鸦片而导致的战争，在条约里却对鸦片只字不提，这实在是和帝国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
就在这一天，中国和谈代表颤颤巍巍的登上了英国的“汉华丽”号军舰，在早已拟好的《南京条约》上签字画押。唯一让他们感到宽心的是，这个条约不是在北京签订，至少在表面上保全了天朝的颜面。除了对割地赔款感到痛心外，对于其中的部分条款如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等，他们可能在不甚了了的情况下，就已经匆忙答应了英国人的要求。
就外交实践来说，这些清朝的大员基本就是白痴。
可我们又怎么忍心去责备一百多年前这些枪炮下的清朝官员呢？在科举考试里，可从来就没有外交这一门。
不如来看一下《南京条约》原文内容，长长见识。
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南京。
兹因大清皇帝，大英君主，欲以近来之不和之端解释，止肇衅，为此议定设立永久和约。是以大清大皇帝特派钦差便宜行事大臣太子少保镇守广东广州将军宗室耆英，头品顶戴花翎前阁督部堂乍浦副都统红带子伊里布；大英伊耳兰等国君主特派全权公使大臣英国所属印度等处三等将军世袭男爵朴鼎查；公同各将所奉之上谕便宜行事及敕赐全权之命互相较阅，俱属善当，即便议拟各条，陈列于左：
一、嗣后大清大皇帝、大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
二、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列，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
三、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四、因大清钦差大宪等于道光十九年二月间经将大英国领事官及民人等强留粤省，吓以死罪，索出鸦片以为赎命，今大皇帝准以洋银六百万员偿补原价。
五、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仍照向例，乃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且向例额设行商等内有累欠英商甚多无措清还者，今酌定洋银三百万员，作为商欠之数，准明由中国官为偿还。
六、因大清钦命大臣等向大英官民人等不公强办，致须拨发军士讨求伸理，今酌定水陆军费洋银一千二百万员，大皇帝准为偿补，惟自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以后，英国因赎各城收过银两之数，大英全权公使大臣为君主准可，按数扣除。
七、以上三条酌定银数共二千一百万员应如何分期交清开列于左：
此时交银六百万元；
癸卯年六月间交银三百万元，十二月间交银三百万元，共银六百万元；
甲辰年六月间交银二百五十万元，十二月间交银二百五十万元，共银五百万元；
乙巳年六月间交银二百万元，十二月间交银二百万元，共银四百万元；
自壬寅年起至乙巳年止，四年共交银二千一百万元。
倘有按期未能交足之数，则酌定每年每百元加息五元。
八、凡系大英国人，无论本国、属国军民等，今在中国所管辖各地方被禁者，大清大皇帝准即释放。
九、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候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誉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十、前第二条内言明开关俾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今又议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按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分。
十一、议定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大清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覆用札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若两国商贾上达官宪，不在议内，仍用禀明字样为著。
十二、俟奉大清大皇帝允准和约各条施行，并以此时准交之六百万员交清，大英水陆军士当即退出江宁、京口等处江面，并不再行拦阻中国各省商贾贸易。至镇海之招宝山，亦将退让。惟有定海县之舟山海岛、厦门厅之古浪屿小岛，仍归英兵暂为驻守；迨及所议洋银全数交清，而前议各海口均已开辟俾英人通商后，即将驻守二处军士退出，不复占据。
十三、以上各条均关议和要约，应候大臣等分别奏明大清大皇帝、大英君主各用亲笔批准后，即速行相交，俾两国分执一册，以昭信守；惟两国相离遥远，不得一旦而到，是以另缮二册，先由大清钦差便宜行事大臣等、大英钦奉全权公使大臣各为君上定事，盖用关防印信，各执一册为据，俾即日按照和约开载之条，施行妥办无碍矣。要至和约者。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即英国记年之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由江宁省会行大英君主汗华丽船上铃关防。
（见《海关中外条约》，卷1，页351―356；又是《道光条约》，卷1，页34―37。英文本见《海关中外条约》，与汉文本载在同页上。本条约原无名称，通常称为《江宁条约》或《南京条约》；据《道光条约》，又称为《白门条约》。条约于一八四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在香港交换批准。）
条约是英国人草拟的，自然是按他们认为的重要程度加以排列。第一条是停战协定，这是通行做法。第二条是五口通商，英国人的主要目的，甚至下面的几个条款也都是围绕着通商而设定的。第三条是以修船堆货的名义割让香港岛。第四、五、六条是赔偿问题。后面几条涉及到关税和领事裁判权问题，到后面的谈判修约中得到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第十一条是关于平等国交的——这个当时被争得面红耳赤的条款，现在看来，却是最平等的一条！
割地赔款，本也是十九世纪战败国的通常之事，普法战争后法国也曾遭遇此等屈辱。为保住颜面，天朝一再说香港岛是“商借”，幸好割的只是天边之一小岛，对此倒也没看出有多么的心疼——后来甲午战争还割让台湾岛呢。
天朝上下没有想到的是，香港后来倒成了繁华之地——又是一个意外。五口通商的其他地方，也大都顺势发展，特别是上海，由一个几乎是滩涂之地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其繁荣远胜于内地其他城市。这反过来说明，全球化的过程，早进入早受益，似乎是不争的事实。对于此等尴尬事实，国人往往回避，这里的疙瘩，其实还是因为不平等和主观上被强迫的“不爽”导致。
但是《南京条约》还不是鸦片战争的全部结局，第二年（1843年）7月的《五口通商章程》及10月的《虎门条约》，英国人又巧夺豪取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从英国人刻意制造的陷阱看来，这次战争的实质并不在鸦片本身。
1842年12月，当美国总统泰勒得知《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后，立刻派出众议员顾盛前往中国交涉，争取和英国一样的待遇。美国人比英国人还要狡黠，他们甚至不费一枪一弹，就取得了英国人辛苦获得的同样成果，甚至更多——当然，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英国也同样享受好处。
顾盛为了显示美国的先进和强大，给天朝带了不少新鲜的玩意：地球仪、航海地图、手枪、步枪、蒸汽战舰模型、气温计、众多的科技书籍等，这些本是战败的中国最需要的，但却被视为“奇技淫巧”给拒绝了。
但顾盛没想到的是，他的致命武器居然是他携带的“国书”。他从天朝官员闪烁不定的言辞里看出，天朝的人非常不愿意让他这个洋夷前往北京面圣，在他们眼里，如果众多夷人都要面见皇上的话，天朝的威仪何在？谈判的官员甚至一再威胁说，如果坚持进京的话，就停止谈判。顾盛当然很好的利用了这个“威胁”，他的真正本义是在通商条约，而不是什么面见皇上。
这是何等奇特的利益观啊，人跟人是差异为啥就这么大呢？
最后，天朝的谈判官员主动屈尊去了澳门，在澳门旁边的小村子——望厦村，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天朝官员的前提条件是顾盛交出国书，答应不去北京面见皇上。而在这个条约里，美国人比英国人更进一步的获得了完全的领事裁判权，从此，各通商口岸的洋人，都不再受到中国政府的司法管辖，成为了中国领土上的特权人士。
但让天朝大员们诧异的是，法国——这个对华贸易还不及英国零头、每年来华船舶还不超过十艘的国家，居然也派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舰队前来中国谈判签约。也许是在鸦片战争后，法国人亲眼观看了天朝官员和英国人签订条约的全过程，所以他们当然不想错过这次盛宴。
被英国人教训过的天朝大员们，很难分清这些白种人的差别，他们的办法就是干脆“一视同仁”，甚至早就按照英国人的样式把条约拟好了。
法国人显然继承了路易十六的堂皇和气派，他们的排场很大，比起美国人只有一艘军舰的“穷酸”来说，他们简直就是暴发户——法国使团一共来了八艘军舰，500多人。不过，据说他们从美国人那里学到了和天朝官员打交道的技巧，那就是要在合适的时机威胁说要去北京面圣！最后，在达到了所有目的后，法国人把签约仪式搞得漂漂亮亮、然后风光回国——但传教士却因此来了，他们可以合法的来到中国传教了，而这却给后来的中国外交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后叙。
最搞笑的莫过于1871年中国和日本的修约，两个对近代外交一窍不通的国家居然签下如下条款：双方相互开放通商口岸、相互拥有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权、双方军舰均可以自由进入对方的通商口岸……（1）
这些可都是对彼此都不平等的条款啊。这就是当时全球化之外的亚洲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第一个平等条约是1881年和巴西签订的条约，双方各有最惠国待遇并取消协定关税，而这已经是近40年后是事情了。
天朝再也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天朝了——甚至它想要平等的时候，已经是不可求了。
帝国终于戴上了条约的枷锁，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还有很多不平等的条约在等着签字画押。
马克思曾对晚清的中国作过这样的评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总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茅海建先生说，“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越早结束越为有利！”这句话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但结束以后，国人应该真正做什么呢？是自我反思、自我更新，还是仅仅激于道义，痛斥那些侵略者？
遗憾的是，国人一提到这场鸦片战争的时候，似乎还在继续“激于道义”，并继续义愤填膺，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尽善尽美的幻想”，一种“悲歌”呢。
注：（1）、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54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1.8、咸丰逃难到热河，联军火烧圆明园
热河行宫，也就是后来的承德避暑山庄，离北京大约有二百多里，周围群山起伏，树木郁郁葱葱，更有热河蜿蜒流淌，山色风光，可谓是美不胜收。
这个行宫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经屡次扩建后完工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花了近90年的时间修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时候，就曾在这里接见过远道而来的英国使团，而清朝的皇帝们也往往把这里当成避暑的胜地，但谁又曾知道，“皇帝之庄真避暑，百姓却在热河中？”（1）
弹指一挥间，从英国人打破天朝的大门后，又近20年过去了。在这20年间，帝国却已经翻天覆地，几无宁日。老爷子道光帝在1850年撒手西去，给儿子咸丰留下的，却是一个偌大的烂摊子。
咸丰作为道光帝的第四子承继皇位，也并不是一帆风顺。道光帝本来有九男十女，但很不幸的是，前面三子都在他之前先后去世他，老年丧子，道光帝也是伤心不已。幸好1831年连得两子，皇四子奕泞（即咸丰）和皇五子奕誴；而1833年皇六子奕（恭亲王）的出世，让道光帝很是犹豫——到底该立谁为皇位的继承人呢？
晚年的道光帝很是为这个事情头疼不已。当时道光帝有六个儿子，后面的三个年龄太小，基本可以被排除在，而和咸丰同年出生的皇五子奕誴相貌粗陋，举止浮躁，道光一向不喜欢，后来干脆过继给自己的三弟、已经去世八年而无后的惇恪亲王绵恺，也被排除出了考虑范围。
据野史上说，皇五子奕誴这个人也根本不像是当皇帝的料，相传他的酒量极大，又好恶作剧，有一次请人吃饭，有酒无菜，却不许人家吃菜，只准饮酒，谁要是受不了讨饭吃，就给韭馅包子，包子极为辛辣而难以下咽，以捉弄人为乐。不过，他虽然没有当上皇帝，但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光绪，却做上了皇帝。
道光帝可选的继承人就剩下奕泞和奕兄弟二人了，但就是这两兄弟，让道光帝难以取舍。
按传统，长子如无大过的，应该立奕泞；可要说相貌和聪明程度，奕则要远胜奕泞，奕泞还因为一次骑马摔成骨折，脚还有点跛。但在老成稳重方面，奕泞又胜过奕，倒有点道光帝的风格。
据《满清外史》上说，相比而言，道光帝还是比较喜欢奕，甚至几次把他的名字写进了密匣子，但道光帝又考虑到奕泞居长，又无大过，所以一直下不了决心。
当时滨州杜受田是奕泞的师傅，对道光帝的心思非常了解。有一次，道光帝命诸子校猎南苑，杜受田就悄悄的跟奕泞说：“阿哥到时候到了围场，只管坐观他人骑射，自己千万别发一枪一矢，你手下人也不准捕一猎物。要是皇上问起来，你就说时方春和，鸟兽字育，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之长与诸弟竞也。这样一定能契合上意。”奕泞听后如计行事。
复命的时候，奕所献最多，而咸丰却一只猎物都没有，大家心里不说，其实都嘲笑奕泞无能。道光果然非常奇怪，就问奕泞怎么回事，于是奕泞就把师傅教给他的话说了一遍。道光帝听后大喜，说：“是真有人君之度矣。”
野史记载未必真实，但在老成稳重或者说保守呆板方面，奕泞的确有老爸道光帝的几分风采。道光一朝，最为保守平庸，道光帝最宠信的大臣曹振镛就是明证。有一次曹振镛的门生问怎样做官时，曹振镛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以此标准看来，奕就过于聪明、过于活跃，最后道光帝还是选择了奕泞，也就是后面的咸丰。
后人常常以奕没有承继皇位而感到遗憾。以奕的能力和变通，肯定比平庸好色而短命的咸丰强很多，至少也不会有后来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把持朝政近半个世纪！慈禧太后把持朝政这半个世纪里，是中华民族最为屈辱的一段时期。只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更不会倒流的。
咸丰登上皇位，年方二十，风华正茂，但他又是一个极其不走运的皇帝，从他做上皇帝开始，就没有过过一天安宁的日子。1851，也就是咸丰元年，就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太平军起义，席卷了整个大江南北，一直到他死，都没有任何平息的迹象。
据说咸丰开始临政时也算勤勉，但后来发现内乱外患，远不是他的能力所及，于是后来也就灰心丧意，沉湎美酒和女色了。据说咸丰常在宫中喝酒，酒醉后往往发怒，身边的宫女和太监就难免皮肉之苦了。
《清代野记》上记载过这样一件趣事。“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妇人自戕。其时有雏伶朱莲芬者，貌为诸伶冠，善昆曲，歌喉娇脆无比，且能作小诗，工楷法。文宗嬖之，不时传召。有陆御史者（相传即常熟陆懋宗不知是否），亦狎之，因不得常见，遂直言极谏，引经据典，洋洋数千言。文宗阅之，大笑曰：‘陆都老爷醋矣！’即手批其奏云：‘如狗啃骨，被人夺去，岂不恨哉！钦此。’不加罪也。”
这位和臣下争风吃醋的皇上还写过一首关于酒的诗，意境不错，比他乾隆的诗好多了，试录如下：
“一杯冷酒千年泪，数盏残灯万姓膏！”
咸丰的郁闷可能和他身体不好有关，野史上说，咸丰患有肺痨，有人说喝鹿血既有利于肺，又可以壮阳，于是咸丰就在圆明园里养了大群的鹿，甚至逃难的时候也想把鹿带上。
说起逃难，那是因为修约问题引起。《南京条约》后的第12年，也就是1854年，英国按照约定，向清政府提出了18项修约要求，其中的头一项就是要求派公使驻京，这种严重侵犯“夷夏之防”的无理要求，当然遭到天朝的断然拒绝。
但英国仍不死心，1856年又联合法国和美国提出要派遣使节驻京，并建议中国派代表分驻伦敦、巴黎和华盛顿，但再次被天朝严拒。
这下英国人火了。他们想起了小斯当东的话，“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已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尝到甜头的英国人，这次决不会善罢甘休。
他们要达到目标，要让天朝彻底的低下高傲的头颅；他们不但要派公使驻京，而且还要对“夷人”的蔑称说“不”。他们要证明的是，他们不是时代的怪物，天朝才是。
如果把镜头倒回一个半世纪，在公使驻京的问题上，天朝的确和时代潮流格格不入了。
从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签订的《威斯特里发里亚和约》开始，欧洲各国互派公使已经成为通常惯例；而在欧洲各国击败拿破仑帝国后，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也对外交人员的地位和权利作了详细的规定。在十九世纪的国际社会里，谁也不会为互派使节这样的问题大动干戈。
但这种在欧洲极为寻常的事情，对天朝来说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互派公使？让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随意觐见皇上？这不意味着高高在上的天朝从此以后和这些夷人平起平坐了吗！？
英国人终归是有办法的。终于，他们后来觅得了一个借口，这就是“亚罗号事件”。
说起“亚罗号”，这又是一个奇特时代的奇特产物。这艘船，船东是中国人，船长是英国人，但水手全是中国人。该船在香港注册，悬挂的是英国旗帜——归英国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