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北伐军钻隙前进，进军速度飞快，很快过邯郸，克正定（今石家庄的机场就在正定），下深州，正要逼近保定的时候，又有大批清军北下阻截，于是便又掉头东进沧州。
但杀到沧州时，遇到了当地团练的顽强抵抗，北伐军遭到重大伤亡。林凤翔大怒，把主要兵力全部压上，在付出了沉重代价后，终于攻陷沧州。因为伤亡过大，林凤翔等在城内纵军大肆烧杀，作为报复。据说，城破之日，全城满汉回居民万余男女老幼，均被屠杀殆尽。
在这里，笔者插句题外话：战争这个东西，除了反抗侵略是正义的外，其他就没有什么正义可言的。中国有句古话，“一将成名万骨枯”，但凡内战，遭殃的总是那些无辜的老百姓。要知道，一个英雄的后面，往往是千万孤儿寡母的万千泪水！
譬如太平天国时期，战争连年不断，往往是太平军攻杀在前，官军掳掠在后，加上太平军一贯挟裹平民，离开武昌时就征发了上万民船——那可是数十万船民的身家性命，那些失去了家中男人和主要财产的船民老小，又该怎样面对凄惨的人生呢？
古代没有战争法的约束，但凡战斗激烈的攻城战，城破后多半会发生屠城和烧杀抢掠的悲惨事件。发生这种不幸事情的原因，多半是获胜的一方死伤惨重，这些获胜者看着旁边的战友都一个个的死去，心中的愤懑和悲伤当然要发泄，而主帅为了抚慰这些人，往往默许甚至纵容部下滥杀无辜，大肆抢劫，甚至奸淫妇女，胡作非为。
另外，有的军队为了震慑对方，往往也故意大肆屠杀，制造屠城事件，其中特别以蒙古人和满洲人最为恶劣与凶残。平民被屠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如五胡乱华时的各族互屠、蒙古人灭金和南宋时攻城逢抵抗即屠、张献忠屠四川、满人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还有日本人制造的旅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杀得中原大地遍地是血，所有的这些，都是国人难以磨灭的伤痕哪！
林凤翔等在沧州的屠杀引起了北方人的反感。本来直隶、山东等省的老百姓不满于清朝统治，聚众抗命的起义团体如捻军、白莲教、天地会、回教等此伏彼起，在太平军来到的时候，纷纷附和助战，但太平军所到之处，就焚庙毁佛，强迫他人信仰“天父天兄”，又在沧州大肆焚杀，等于把这些人逼到了清军阵营。民心不再，北伐军越往北走就越艰难了。
此时的北伐军，一些归附的义军纷纷散去，实力已经大不如前。尽管有天王在小天堂遥加封赏，林凤翔、李开芳等五人同时被封为侯，但这些封赏对那些在北方拼命的老战士不过是画饼充饥，毫无用处，特别是当他们听说留在天京的同伴们在小天堂里锦衣玉食，吃香的喝辣的，心理如何能平衡？譬如那些没有渡过黄河的那一小半人，到底真是受到清军截击而被迫南撤，还是乘机开溜，还很难说呢？
更为要命的是，攻下沧州已是十月底，北方开始进入寒冷的冬季，这些南国来的广西老战士，能不能经受得了北方苦寒的考验，是个极为严重的问题。想当年，拿破仑意气风发，一心北进，直取莫斯科，但最后却在漫天风雪里狼狈逃回，而二战中希特勒的铁甲兵团，还不是照样重蹈覆辙？兵书上说，宁可南行千里，不愿北上一天——北方往往苦寒贫穷，而南方却富裕温暖，这些北伐军将士大都来自南方，他们当然更情愿留在南方。
现在很多人以为北伐军攻下沧州，进占静海、独流、杨柳青，迫近天津后，胜利在望，并时常引用“京城大恐，居民外逃，咸丰帝都做好避难热河”的说法，为北伐军顿足叹息，以为是时运不济，以至于功亏一篑——再往前拱一拱，不就把满清皇帝给拱下来了吗？
其实不然！北伐军迫近天津，用“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来形容可能更恰切。要知道，当时的北伐军像没娘的孩子一样孤军深入，已陷于严寒风沙之中，其实力已经发挥到了极限，所谓物极必反，攻防转换，北伐军已经基本接近死亡的边缘了。
从地势上来说，北伐军虽然占据津郊三镇，但在华北平原地带上，无险可守，无隙可钻，面对经验老道的清将胜保的追兵，加之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率领的生力军蒙古铁骑，已经疲惫不堪的北伐军很快被团团围住，此时莫说攻打北京，能够安全突围已经是胜利了！
在据守相持中，北方的天气越来越寒冷，已经到了滴水成冰的隆冬季节，北伐军粮草严重缺乏，只好放弃杨柳青，由林凤翔、李开芳分别退守独流镇和静海两个据点。当时正好漳水暴涨，运河水泛滥，清军和北伐军便互相掘堤灌淹对方，你来我往，打成胶着状态。
但是，北方毕竟是清军的大本营，粮饷充足，而僧王的蒙古铁骑又刚参战，战马来去如飞，对付这万余人的北伐残军还是绰绰有余的。果不其然，弹尽粮绝的北伐军被迫在次年（1854年）南逃，但是，两条腿的广西老战士怎可能跑过四条腿的蒙古骑兵？在南撤的路上，光酷寒的天气就冻死冻伤了上千名的北伐老战士，有的人脚指头被冻得青黑发烂，而因冻伤落单的人又往往被追兵所杀。
二月初，华北平原突起大雾，林凤翔率北伐残军乘雾南撤，破献县，随后占领阜城，但就在当天，僧格林沁和胜保的追兵接踵而至，又将阜城团团围住，无奈之下，林凤翔等只好在此固守待援。
此时的天京闻讯后，也派出了曾立昌、许宗杨等人率兵八千北上救援，但遗憾的是，这支北伐援军虽然在前期进展极为顺利，但在距离林凤翔等据守的阜城大概只有两三天路程的时候，却在临清城被阻，和清军和地方团练混战三月，结果被打败南逃，主将曾立昌最后战死在黄河水中，副将许宗杨则带领少量残兵败将逃回天京，被东王杨秀清严加惩处。许宗杨由此怀恨在心，后来他跟随北王韦昌辉，当时杀进东王府手刃杨秀清的，就是此人。
林凤翔见援军无望，只能再次冒死突围逃至连镇，但前脚刚到连镇，后脚就又被清军追上，林凤翔只得让李开芳再次突围，自己据守西连镇。连镇城小，城内粮食很快吃尽，城内的树皮被剥光，甚至死去同伴身上的人肉也被割下来做干粮。当时北伐残军人心惶惶，饥饿难忍，不断有人向清军投降。
终于在半年之后（1855年3月），连城被攻陷，坚守的北伐军战士几乎被清军杀光殆尽。但在清查尸体的时候，却没有发现林凤翔的踪迹，僧格林沁命令手下全力查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就是把连城翻三个盖，也要林凤翔给找到。
清兵后来终于在一个废弃的帐篷下，找到一个极为隐蔽的地道。翻开盖板进入地道后，竟然发现洞里宽阔无比，生活设施一应俱全，而林凤翔和剩余的将领正躲在洞中，里面的粮食居然足以维持一个月有余。
当时的林凤翔已经身受重伤，僧王下令立刻押往北京，最后在菜市口被凌迟处死。据说林凤翔在受刑时未吭一声，并一直看着刽子手行刑，时人有所记载，惨不忍睹，不忍再录。
冒死突出连镇寻找援军的李开芳残军再度冲入山东，掠过德州、平原县后，进入高唐州。直到此时，他才知道援军已经失败南奔，援军已经无望。而此时清军如鬼影相随，李开芳没有办法，只好再次死守高唐据点，撑住一天是一天。
林凤翔被擒杀后，僧格林沁又率兵赶来，李开芳自知死守无用，于是率领500骑连夜冲出高唐。这批最后的北伐军战士被逼到荏平县冯官屯后，已经无路可逃，周围早被清军围得水泄不通。
1855年5月底，李开芳率百余人出降，时人记载，李开芳戴黄绸绣花帽，穿月白绸短袄，灯裤红鞋，身后跟随着两个十六、七岁的娈童，穿大红绣花衣裤，红鞋，美如女子，左右挥扇，随李开芳直入帐中。李开芳仅向僧王和各大人屈一膝，随后便盘腿坐地上。僧王手下持刀环立，怒目而视。李开芳和两童仰面四视，毫无惧色，称如能宽贷，愿意说服金陵伙党来降，并求赐饭。饭到后，李开芳开怀大嚼，谈笑如常。（《李开芳在冯官屯被擒始末》，载《太平天国丛书13种》第一缉）
冯官屯剩下的北伐军战士被俘后，被清军一一处决，李开芳的两名娈童被当众剖腹割心，而李开芳和林凤翔一样，被押送到北京后凌迟处死，同样是惨不可言。
十年后，僧王没有想到的是，他的骑兵在被英法联军打得大败后，又被捻军打得全军覆没，老僧王仓惶躲进麦田中，被捻军的小鬼张皮鲠给撞上，当下就给一刀砍成了两段！
僧格林沁最值得骄傲的战绩，是1859年将英法舰队诱至大沽口烂泥塘后，重炮轰击，当下就伤亡了四百多英军，英法军舰也被击毁四艘，这是到现在为止，中国对西方国家取得的最大海战胜绩。
一代名将，居然死在一个十几岁的小鬼手里！皇帝也会感到郁闷的。僧王死的地方是山东曹州高楼寨，离荏平县冯官屯不远，19世纪末华北平原大闹义和团的时候，这一带就是发源地咧。
也难怪，这里本就是出草莽英雄的地方，水泊梁山可不就在这里吗。
注：（1）、（清）罗惇曧：《太平天国战记》，选自《罗瘿公历史笔记辑》。
2.5、湘军突起，谁说儒将不风流？
几乎在北伐的同时，在杨秀清派遣下，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人于1853年5月沿长江西向，开始西征。
从战略上说，西征是太平天国的中策，控制安徽的安庆庐州、江西的南昌九江和湖北的武昌等主要目标，以打通并控制长江，断绝清廷和南方各省的联系，并进而控制南方各省，形成南北割据政权。
如此一来，两江（江西、江苏和安徽）、湖广（湖南、湖北）都在太平天国的控制之下，而两广、闽浙、四川、云贵，也可顺势战略。如果西征目标顺利实现，太平天国就进可攻，退可守，据有了半壁江山。
1853年6月，西征军轻车熟路，重新占领了安庆，随后又搠江而上，攻打南昌。但这里，西征军遇到了江忠源“楚勇”的顽强抵抗。
江忠源，就是当年指挥衰衣渡之战的湖南将领，南王冯云山就死于此役。江忠源虽然是一介书生，但胆识过人，很早就和太平军交过手。在他的指挥下，太平军围攻南昌三个多月，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杨秀清大怒，将赖汉英革职问罪，这位“国舅爷”（他老妹是洪秀全老婆）又气又怒，给投江自尽了。
太平军见南昌是块硬骨头，于是改变计划，将西征军一分为二，一路由胡以晃率领，杀往庐州（今合肥）。由于江忠源的卓越表现，清廷火速任命其为安徽巡抚，并命他火速赶往庐州救援。
但在赶往庐州的途中，江忠源却染上重病，无奈之下，只能用担架抬着赶往庐州前线。尽管江忠源拼尽全力，但城内守军远少于攻城部队，庐州终于被围一个多月后（1854年1月中旬），被太平军轰开水西门，江忠源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跳水自杀。安徽以北，由此尽入太平军之手。
另一路西征军由韦志俊（北王韦昌辉之弟）率领，西进湖北，直奔武昌而去。1854年2月，这路西征军在黄州城外的堵城外大败湖广总督吴文镕的部队，逼得这位曾国藩的座师最后投湖自尽。太平军随后攻破武昌，转而进入湖南。太平军本以为只是借道湖南，挺进两广，谁知道，在湖南他们却遇到了最强大的对手——湘军。
说起湘军，就不得不提到曾国藩。传说曾国藩在出生的时候，他的曾祖父梦见一条虬龙从空中蜿蜒而下，降于中庭，头着梁，尾攀柱，黄色鳞甲闪耀着光芒，耀眼得让人睁不开眼。这时，家人来报说曾孙已经出世了。老人非常惊讶，预感到这刚出生的曾孙一定不是凡人，于是他把孙子（也就是曾国藩的父亲）郑重的叫到跟前，要他好好培养，以光大曾家门庭！
关于虬龙之说，恐怕是和曾国藩天生患有皮癣有关，这个病困扰了曾国藩很多年。江西饶州知府善于看相，有一次给曾国藩相面后说，曾国藩是只癞龙，其坐相和捋须都有龙状。于是曾国藩“癞龙转世”之说也就不胫而走，连北京的皇帝都有所风闻。
曾国藩可谓是传统文人的楷模。他曾经在给弟弟们的信中说到：“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断不甘堕落；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1）
正因为“有志、有识、有恒”，曾国藩既成为了世代少有的儒学大师，同时又成为兵马倥戎的军事统帅和乱世复生的中兴之臣。儒家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曾国藩的身上可谓发挥到了极致，他的书信集《曾国藩家书》和奏稿文集，都是后人汲取传统文化和道德修养的极好教材。
曾国藩编练的湘军和八旗、绿营军大不一样。湘军选兵时，尽量多选湖南人，只要那些朴实憨厚、体格健壮、土里土气的青年农民，那些油腔滑调、有市井流氓气的城市游民一律不要。另外，凡是编练入伍的湘军将士，都要将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儿登记在案，以便控制。
从组织上来说，湘军有点类似于南宋的岳家军和戚继光的戚家军，私人性很强，非常讲究血缘关系和地缘圈子。湘军的各级统领，从营官到哨长甚至什长的大小头目，大都是亲戚故旧、同乡好友或者师生门徒，如果没有一定关系，在湘军中很难有出头之日。
湘军中的重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可谓是关系复杂，盘根错节。譬如，曾国藩、曾国荃、曾国葆、曾国华是兄弟；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江忠源是朋友；李续宾、李续宜是罗泽南的学生；曾国藩和江忠源的座师同为湖广总督；曾国藩和罗泽南、李元度、李续宾、郭嵩焘、左宗棠、胡林翼等人，又有“姻亲”关系。
太平军以天国理想为号召，湘军内部也同样重视思想教育。湘军首领如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左宗棠以及后来的淮军领袖李鸿章等人，这些人大都是理学大儒，受过多年的儒家传统教育，一直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使命，即使是在带兵打仗，也保持自己读书人的本分。
湘军首领常在练兵行军中，也不忘给士兵讲习伦理纲常，目的是训练出一支忠义之军。如此悉心教化，湘军士兵当然耳濡目染，成为最有文化的军人，变得有信仰有理想——打仗是为了给国家分忧解难，为黎民百姓安居乐业，这比起太平天国的那些虚无缥缈的平等、天国什么的，要实在许多，甚至不比我们后来的政治教官水平差呀。
当下很多年轻人不遗余力的大骂儒家，以为中国的落后全是因为儒家引起，其实他们并不理解儒家真义。要知道，儒家学说的力量大着呢！上可以治国安邦，下可以立人安家，这些年来我们社会出现道德水准严重下降、人际关系毒化的现象，说到底，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放纵自己并习惯于撒谎，到最后整个社会都被传染，而这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儒家被打倒在地了呢。
儒家讲亲亲尊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实是非常有道理呢！这样的伦理观念下，讲关系也就是必然了。中国是关系社会，连刚来中国两天的老外都知道中国人讲“guanxi”——听说已经和“mianzi”(面子)一起成为了英语的新词汇。讲关系是国人的特色和传统，也是一个事实，但有时候，讲关系也未必就一定是坏事，这个东西我们还真不好一棍子打死。
就拿湘军来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些血缘、姻亲、朋友、故旧、师生的关系让湘军上下团结紧密，在关键时刻能相互以死相拼，同仇敌忾。要碰到其他清军，往往都是胜不相让，败则壁上旁观，咧嘴痴笑，这样怎么能协同作战？
让人惊讶的是，湘军甚至很少会出现叛乱投降的现象。1858年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合军进攻庐州三河镇，湘军主力李续宾部六千余人在重围中血战六昼夜，绝大部分人战死，还有几百人被俘虏，在看押的路上，这些湖南军人突然奋起，杀死陈玉成的士兵数十人，陈玉成只好将这些人全部处死。（2）
回头说曾国藩。曾国藩二十四岁中举人，二十七岁得中进士，可谓是少年得志，春风得意。在仕途上，曾国藩也算是一帆风顺，但在当时的体制下，并没有发挥他真正的作用。在太平军起事的时候，他因为丁忧在家，咸丰帝当时就想起了他，下诏让他以侍郎身份帮办湖南团练。
由此，“癞龙”正式出山，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太平军离湖南而去并定都南京的时候，湖南境内各会党也蠢蠢欲动，曾国藩以团练大臣的身份，奉行“乱世用重典”的原则，大开杀戒，严厉打击各种会党匪徒，虽然得了个“曾剃头”的外号，但湖南境内得到安定，并成为反攻太平军的湘军基地。
1854年，湘军在曾国藩的调教下，在衡州初步练成，分为水陆两师，全军大约有一万七千人。在太平军进攻长沙的时候，湘军正式开赴战场。临行前，曾国藩不忘他的好笔头，一篇《讨粤匪檄》，写得是一针见骨，特别是对洪秀全太平军的揭发，很符合当时中国老百姓的传统观念，具有相当的煽动力。
试录一段揭发太平军行事规则的：“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濬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於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减者也。”（倒也没有完全造谣）
随后《讨粤匪檄》又讽刺了太平天国的信仰：“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由此看来，孔孟的力量还是很大的，决不会因为洪秀全考不上秀才打破其偶像，就能摧毁儒家学说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的。
但是，湘军没有和太平军交战，在岳州就自乱了阵脚。据说是一阵大风把水师船只刮沉了二十多艘，湘军不战自乱，只好退出岳州，回保长沙。太平军于是水路直奔离长沙只有60里路的靖港，陆路从江西直趋湘潭，准备南北夹击长沙。
大军压境之下，长沙乱成一团。曾国藩当时还算冷静，他把赌注压在了防守湘潭上，而自己带领水师牵制靖港之敌。这招果然见效，乘太平军立足未稳，湘军主力在湘潭一阵猛攻，太平军损失惨重，连战皆北。
但在靖港，虽然曾国藩亲率水陆两军，但在进攻太平军时却遭到大败。在太平军的顺风纵火之下，水师大溃，陆师看水师溃逃了，也慌不择路，尽管曾国藩在阵前大喝：“过旗者斩！”，也无法阻挡士兵的溃散。
曾国藩想不到自己苦心练就的军队如此不堪，又气又羞之下，纵身一跃，跳水寻死。不过，曾国藩命大，每次自杀都有部下奋不顾身的把他救出来，不像江忠源、吴文镕和赖汉英，一跳即死——看来跳水自杀也要看时间和地点的。
曾国藩回到长沙后，被城内士绅讥讽，面子上很挂不住，感到心灰意冷，无脸见人，甚至连交待后事的遗书都写好了，再次准备自杀。正当曾国藩准备抹脖子的时候，湘潭那边却传来捷报，太平军几乎被打得全军覆没，长沙之围，不战自解。
看来曾国藩编练湘军的心血还是没有白花，再加上一点点好运气，终于成就了这位“中兴之臣”。咸丰也欣喜不已，后来说，想不到曾国藩一介书生，竟然能有如此本领，不容易啊。
西征军在湘军的打击下，节节败退，这时东王杨秀清派来了翼王石达开和罗大纲前来接应。而此时的曾国藩却犯了轻敌冒进的错误，他以为太平军从此不堪一击，天京指日可下，甚至像后来朝鲜战争上那位麦克阿瑟元帅一样，以为可以结束战争回去过圣诞节呢。
石达开当然也不是吃素的。在九江和湖口的鄱阳湖上，太平军日夜骚扰曾国藩的水师，时而大喊大叫，时而溜船放火，每天都搞得要进攻的样子，弄得湘军水师一惊一乍，时间长了自然是疲惫不堪。最后，太平军来真格的，乘着夜色，顺风放火，数百只火箭喷筒，火网密布，直扑湘军水师。
湘军水师猝不及防，大船小船乱做一团，而太平军的火船已到跟前，很快把他们的船只点燃，一下被烧了一百多艘，熊熊火光在江面上沸腾，几里之外都是一片红光，照亮了湘军被杀得人仰马翻的狼狈。此役曾国藩的座船也丢失了，惊恐之余，曾帅再次跃入水中寻死，幸好又被部下救起，在残兵败将的护送下，赶紧退守南昌。
遥望江水，老谋深算的曾国藩怎么也没想到，居然栽到了当时只有二十四岁的石达开手上。而此时的少年英雄石达开，可谓是英姿勃发。
滚滚长江，淘尽多少英雄！都是人才啊。
在南昌保卫战的同时，武昌的战事也很吃紧，双方争夺非常激烈。湘军将领罗泽南分军一路，配合湖广巡抚胡林翼攻打武昌，围城已久。石达开等在得知武昌被围困消息后，率军前去解救，遭到罗泽南所率湘军的阻拦，双方又开始缠战，不分胜负。
石达开见无法顺利前往武昌，于是突然南下，杀回江西。太平军顺着湖南和江西结合的软肋部位，势如破竹，旬日之内，连克宜春、吉安、樟树等江西中北部重镇，占领了江西一半以上的土地，并越过樟树、丰城，由南向北向南昌发动进攻。
曾国藩困守南昌孤城，见江西的形势大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为保住江西的省城南昌，他一下乱了分寸，忘记了和胡林翼、罗泽南约定的战略计划，而要求罗泽南立刻回援南昌。
罗泽南又是一位传奇儒将，要说湘军真正的元老，首先当推罗山先生，因为曾国藩的湘军就是在罗泽南的乡勇基础上编练而成的。罗泽南，家住罗山，弟子如云，人称“罗山先生”，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罗泽南虽然比曾国藩年长4岁，但在科举上却远不如曾国藩那样一帆风顺，一直到太平军起事，罗山先生还在当地设馆授徒，每日惟有青灯黄卷。
虽然没有功名，罗泽南但在学术上却是一流水平，他的著作包括《西铭讲义》、《人极衍义》、《小学韵语》、《桃江学辨》、《读孟子札记》、《周易附说》、《方舆要览》等，乃晚清一代理学大师。罗老师授徒多年，得意门生也不少，如李续宾、李续宜、王鑫等，后来都是名震一时的湘军名将。
在湘军湖口大败后，罗泽南向曾国藩建议：“欲取九江、湖口，当先图武昌；欲取武昌，当先清岳鄂之交”。曾国藩点头称是，于是令其率湘军三营自江西进发，奔往湖北援助胡林翼夺取武昌。
罗泽南虽然是儒将，但气势不下职业军人。在武昌90多天的战斗中，湘军伤亡3000余人，罗泽南仍然阵前指挥，坚持不退。后来，九江的太平军赶来援救武昌，罗泽南率军前去堵截打援，一日突起大雾，城内太平军突然冲出，直扑罗军大营，激战之中，罗泽南头部被弹片击中，顿时血流如注。最后，罗泽南因失血过多而死于军营之中。
乱世英雄乱世情，英雄不须问出处。铁马金戈，血染沃野，谁又堪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谁又堪说儒将自在不风流？
注、（1）（清）曾国藩：《曾国藩家书》，第17页，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版。
（2）沈渭滨主编：《天国寻踪》，第211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
2.6、天京事变：权力再分配，兄弟大火拼
唐太宗贞观年间出的一本《推背图》，据说是中华第一预言书，历史上的很多事情，还真被它说中了。这本书在宋元明三朝都是禁书，因为涉嫌妖言祸众，在宋太祖赵匡胤时期看了这书可就是死罪。但人的通病是，越隐秘的东西，人就越想看。古今中外研究《推背图》的人还真不少，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那位临死还幽默了一把的金圣叹大师。
《推背图》里有一卦是对应太平天国的，在它的第三十四象里说，“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这卦不难理解。“头有发，衣怕白”，太平军被人称为长毛，因为太平军的人都是解开大辨留长发，不像清朝人都按满人习俗，半个脑袋剃个精光，光留一大鞭子。至于“衣怕白”，那些广西老战士还真从不穿白衣服——杨秀清等人是烧炭党人，大概出于职业特征而忌讳白色？
前两句都不打紧，关键是后面两句，“太平时，王杀王。”如果是一千多年前就已经有人预测了太平天国会发生“天京事变”，那就不能不说，这的确是高人写的一本奇书了。
闲话少说，下面且来看看那场血雨腥风的政变是怎样发生的。1856年9月初，天京城外秦淮河通往长江的出口处，江水忽然被染成了红色，“接连捆绑及黄衣黄褂者”的尸体顺河漂流，数不胜数，令人震惊。江南大营的清军断定，太平天国一定发生了内讧。
清军还真猜对了，太平天国果然发生了大事件。
这还得从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说起。太平天国刚刚定都南京后不久，清军就在南京城的东南郊建立了江南大营，一来用来困住天京，二来可以庇护苏州、常州地区的产粮区。另外，在扬州城的北郊又建立了江北大营，以从上游威胁天京，并庇护淮北一带的产盐区。这两个大营像定时炸弹一样，时刻威胁着天京的安全。
1855年初，太平天国的北伐军虽然已经全军覆没，但西征军的形势还不错，第三次攻克武昌，曾国藩也被围困在南昌孤城，皖北等地区都落入了太平军之手。1856年初，在东王杨秀清的指挥调度下，太平军先击破镇江城外及扬州之敌，击溃江北大营；随后又调回围困南昌的石达开部队，在石达开外围作战并调走清军主力的掩护下，太平军猛扑江南大营，一举打破江南大营。长期和太平军顽强作战的清将向荣，战败后上吊自尽，天京围解，太平军总算出了心头恶气。
巨大胜利的后面，却隐藏着重大的危机。外患刚去，内忧就很快浮出海面，问题就出在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层上。太平天国本是一个天王加上东南西北翼五王，天王高高在上，下面五王的地位却是不平等的，其余四王都要受东王杨秀清的节制。
1852年，南王冯云山已死于衰衣渡一战，而西王萧朝贵也死于同年的长沙之战。这样，首义的最高领导层只剩下了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
最说不清楚也最矛盾的是天王和东王的关系。按太平天国的宗教理论，天王洪秀全是上帝次子，是上帝派来解救人间的最高代表，但东王杨秀清在当时洪秀全和冯云山不在而会众思想动摇的危急时候，和西王萧朝贵联手搞了“天父天兄”下凡的把戏，稳住了会众的情绪。洪秀全回来后只得承认事实，不能去揭穿——要是揭穿，大家就都露馅了，我要不是什么天父天兄，你洪秀全又算什么上帝的次子！？
但承认杨秀清“天父下凡”有效就导致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会出问题了。东王杨秀清本应该在天王之下，但他时不时的可以“天父”下凡的名义，直接越过洪秀全给太平军部众发号施令，甚至还可以训斥洪秀全并打天王的屁股呢！
实事求是的说，东王杨秀清主持了太平天国早期的全面工作，取得的功绩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而洪天王则大都是高高挂起，反有点虚君的味道。这种类似二元的体制一直带到了天京，天王通常都在天王府中深居不出，很少参与具体的军政事务，只是醉心于搞搞宗教活动、写写打油诗并享受天王的快活日子。由此，杨秀清也权威日盛，日益骄横，也起了篡位之心。
东王建有的东王府，穷极奢丽，内有妃妾数百，连宫中服务的都全部是美女，一点都不逊色于天王府。杨秀清也是昼夜淫佚，还造有龙车放在东王府里，让美女侍妾裸体拖曳，以此淫乐。杨秀清小时候穷怕了，一旦发迹，当然要大讲排场。杨秀清坐的轿子，需要三十二个人抬，轿子里还有两个小童服侍，连轿夫都穿着华丽的衣服，派头不下当年的福康安。每次出门，杨秀清的队伍前必打着绣有青白二巨龙的旗仗，鼓乐齐奏，扈从千人，一副煞有介事的暴发户样子。
杨秀清有自己的一套行政班子，大政方针都出自东王府，弄到后来天国中的人只知道东王，而不知有天王的。杨秀清大权在握，不但视洪秀全如无物，对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后来封的燕王）等老兄弟也是颐指气使，盛气凌人。韦昌辉等人为求自保，只好对杨秀清曲意奉承。据说杨秀清纵欲过度，“久乃不能入”，韦昌辉为杨秀清四方发榜求医，能治愈东王病的就授爵封官，以此来讨好杨秀清。
但危险依然存在。自从西王萧朝贵去见上帝后，太平天国里只有杨秀清可以合法通神，所以每当杨秀清要表演他的“保留节目”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紧张，跪伏屏息，被吓得汗不敢出，生怕东王借“天父”发怒为名，把自己的小命枉送。洪秀全的二哥洪仁达，就因小事被杨秀清借“天父”名义给捆了结结实实的打了一顿。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人知道杨秀清忌讳他们，更是谨慎有加，心存畏惧。
甚至高贵庄严连天王洪秀全，其本人也屡次被杨秀清责罚。据《贼情汇篡》上说，太平军中别男女，普通士兵见不到女人，但洪秀全却妻妾成群，军中有人憋不住，夜间偷窥了洪天王和妃子们行男女之事，不巧被洪天王发觉，洪天王大怒，将此人绑了要杀头。杨秀清对此很不以为然，于是他咣当一声倒地，摇身一变，再次“天父”下凡训斥洪秀全：“尔与兄弟打江山，杀人大事，何不与四弟（即杨秀清）商议！此须重罚！”——重罚就是要打洪秀全屁股。洪天王有苦说不出，只能跪下认罚。幸好有其他人求情说愿意替天王受罚，杨秀清才见好就收。
打破江南江北大营后，杨秀清更是野心膨胀，想趁势迫使洪秀全禅位。关于杨秀清想篡位的故事，版本很多，大同小异，一般都是说杨秀清假称“天父下凡”，说四弟杨秀清如此大的功劳，怎么才九千岁啊？洪秀全惊恐之下，慌忙说应该是万岁。“天父”又说，那东王世子呢，洪秀全赶忙说，也是万岁，世代都是万岁！杨秀清很满意，说，我做万岁，你做万万岁！
下面姑且录清人罗惇曧的《太平天国战记》里记载的另一个版本，供参考。
杨秀清在图谋篡位前，已经做了舆论准备，在科举考试中出了个题目叫“四海之内有东王”，意图非常明显。后来杨秀清假装生病，要洪天王前去探视。洪天王第一次走出自己的天王府，见到杨秀清仰卧在卧室内，旁边有四个妖艳的美女伺候，床边既没有椅子，也没有凳子，只设了一个小榻给洪天王坐。
洪天王强压心头之火，假心假意的宽慰东王好生养病。杨秀清也不理会，故作呓语说：“人家都说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秦时二日相斗，这是为什么啊？”洪秀全大惊，赶紧下令让手下从官对杨秀清九叩首，三呼东王万岁。
洪秀全的突然之举动，反倒让杨秀清一时没反应过来。本来呢，杨秀清想引诱洪秀全逊位，如果不答应的话就动手杀了他。但是洪秀全猝令手下对杨秀清高呼万岁，反而使得杨秀清无话可说，于是只好打起呼噜装睡了。
见杨秀清没有反应，洪秀全就假称上厕所，乘着机会跑回了天王府。洪秀全走了后，杨秀清突然睁开眼睛，问左右：“天王去哪了？”左右说上厕所了，杨秀清才停止假装的呼噜——这简直就是当年鸿门宴的翻版，按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理论来说，杨秀清毕竟还是心不够黑，反应也不够快，所以做不成大事，注定要被人所杀。
洪天王出了东王府，全身冷汗直流，回到天王府后，立刻下令紧闭宫门，让女兵们加强护卫，并连夜写下血书诏，召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人速回天京护驾。
韦昌辉与秦日昌得令后，带领三千精兵昼夜兼程，在五日后的一个深夜赶到了天京城外。当他们到达水西门的时候，守城士兵不给开门，说：“没有东王的令箭，不能开城门。”韦昌辉听后大怒：“我就是奉了东王的密书，这才星夜赶来的，你们竟然胆敢阻拦，不想活了吗？”
守城士兵一听是北王，心里害怕，就把他们给放了进来。韦昌辉也不作片刻停留，立刻拍马杀奔东王府。在东王府的门口，遇到卫士的激烈抵抗，韦昌辉登高大呼：“奉诏讨贼，顺从的人散去不加罪！”深夜当中，大家都迷迷糊糊，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便渐渐被驱散。
控制局面后，韦昌辉带兵直扑杨秀清的卧室。杨秀清当时本已睡了，一下被外面的打斗声吵醒，听到外面动静不对，吓得赶紧躲在水阁下面，但最后还是被找到并被捆了带走。东王所有的妻妾子女，全部被韦昌辉的亲兵杀死，特别是那些身怀有孕的王妃，更是一个不留。
说实话，韦昌辉早就看杨秀清不顺眼了，他心想，杨秀清你小子当年不过是个大字不识的烧炭工，身材矮小，一个眼睛还是半瞎，居然还胆敢人模狗样的，动不动冒充天父下凡，你也不看看你那模样！我堂堂七尺男儿，比你有钱有文化，竟然被你这样的人踩在脚下，当年要不是我带领金田村人支持你们，太平天国哪有今天？轮得到你来欺压我等？
想到这里，韦昌辉命手下捆了杨秀清，连夜前去天王府见洪秀全，但洪秀全听说韦昌辉杀了杨秀清全家，心想这又是一个手段更加毒辣的“杨秀清”，要是把他扶正到杨秀清地位的话，恐怕以后同样是专横难制，于是便想赦免杨秀清，以便自己从中操控。
韦昌辉见天王出尔反尔，极为愤怒，命令左右立刻杀了杨秀清。天王得知杨秀清被杀后，还下诏说不要多杀，也不褒奖韦昌辉的功劳，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韦昌辉这下才发现自己是被洪秀全当枪使了，气得是一佛升天，二佛出世。得不到天王的支持，韦昌辉又担心杨秀清的余党会报复，于是矫诏说前去和杨秀清划清界限的人都可以赦免，否则就杀无赦。
受此大变，杨秀清的余党群龙无首，三千多位东王府的高干受骗前去投诚，结果被韦昌辉的精兵一网打尽，杀得遍地流血，随后韦昌辉又下令关闭城门，全力捉拿杨秀清剩余的党羽。在这半个多月里，天京城内，血雨腥风，近两万革命精英，一时被屠杀殆尽。此时的事件，已经演变成杨秀清篡位未成，而韦昌辉叛乱是实。
翼王石达开闻此大变，赶回天京，见到韦昌辉如此滥杀，壮着大家还算是兄弟，就好言劝导韦昌辉说：“杨秀清谋反篡位，死不足惜。但那些广西老乡，大都无罪，你现在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们都杀了，弄得人人自危，这只能是让亲者痛，仇者快啊。”
韦昌辉听后非常不爽，他心里清楚自己杀戮过分，天京人都痛恨自己而盼望石达开来主持工作，于是又想杀了石达开，去除这个政治对手。由于走漏了消息，石达开家门都没进，就连夜用绳子从城墙上逃走。韦昌辉一不做，二不休，率兵杀进石达开家，给来了个满门抄斩。石达开奔到安庆，召集部属，发兵杀回天京。韦昌辉听说石达开大军将至，惊恐之下，干脆破罐子破摔——既然大家都恨我，我就每天都要杀人泄愤。
韦昌辉的暴行，终于引起天京剩余将士的愤怒，在洪秀全的号召下，这些人反攻韦昌辉并将之捉拿。洪秀全在第一时间下令将韦昌辉五马分尸，并逮捕了同党燕王秦日纲，将之斩首示众。随后，洪秀全将两人首级派人送到石达开军中，石达开这才重新回到了天京。
自此，东南西北，四王皆去，还剩个翼王，也要飞离！
石达开是个聪明人，还善于拉拢人心、招揽人才，曾国藩就常说他“凶悍、诡谲”，其智力和志向远在其他人之上。特别可贵的是，石达开对于洪秀全的那套东西，颇不以为然，显示了他的思考能力和独立性。
洪天王经此大变，心里自然多长了个心眼，对于外人也是心存畏惧，只相信自己的家族中人。虽然石达开深孚众望，但因他兵多将广，洪天王也对他起了疑惧之心，生怕他又成为杨秀清一样的人物。于是洪秀全把大权分了两半，军权分给李秀成等人，政权则分给了洪秀全的胞兄洪仁发、洪仁达，而正是当打之年的石达开，反而闲居天京，无所事事。
话说洪秀全的胞兄洪仁发、洪仁达这两兄弟，虽说是个宗教迷，但却喜好贪敛财物；自己无才无能，却又偏好不懂装懂瞎指挥，还自以为得计，且日渐专横。年轻气盛的石达开哪里受到了这两个野心大、气量小的活宝，这时，他手下有个谋士说：“大王既然得深军心，何必在此受制于人？中原虽然不易拿下，何不挺进四川，做一番当年刘玄德的鼎足之业？”
石达开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决心离开天京，自立门户，不再受洪氏兄弟的鸟气。石达开出走的时候，在沿途城市发榜广而告之，哭诉了他在天京所受的遭遇，以鼓惑更多的老战士加入他的队伍。这一招果然有效，一路上太平老战士从者入云，跟随石达开而去的人竟有十万多人，狠狠挖了一下太平天国的墙角。
当石达开大军到达安庆的时候，约陈玉成、李秀成带领部队跟着他走，陈玉成听后已经跟着走了，并飞马告诉老乡和好友李秀成，李秀成说：“我们背井离乡，拼死拼活，就是为了建立天国，如今干到一半就变心，后世将怎么看我们啊？你要去就去，我反正是坚决不去的。”陈玉成被李秀成这么一洗脑，半路上又折了回来。
石达开出走的时候，至少带走了当时太平天国一半的兵力，太平军精华，一时俱去。1859年，石达开的大军从江西东部抚州一带杀入浙江西部金华衢州一带，随后又辗转进入福建，下底后进入赣南（从此江西无一完土，均被太平军蹂躏）。紧接着石达开又西入湖南，打算向四川进军。此时的石达开军队，已成流寇之势。
但进军到湖南宝庆（今邵阳）的时候，石达开的大军被刘长佑、李续宜（李续宾之弟）的湘军阻截并遭到重大挫败，石达开于是率军改而南进广西，到老家兜了一圈。石达开的大军在最鼎盛的时候有二十万人之多，但在宝庆战败后，军心涣散，很多人纷纷脱队。
广西本就是因为贫穷而首义，石达开的军队来广西后连饭都吃不上，大家都觉得前途渺茫，士气沮丧。无奈之下，石达开只好在1861年率残部约一万余人，再入湖南，取湖南湖北的边地进军，并在次年进入四川东南境。四川虽说是天府之国，地险民富，清廷当然不敢掉以轻心，新任四川总督骆秉章听说石达开进入四川，便急领湘军先至布防，严阵以待。
1863年，石达开率军又进入西南贵州一带，这些地方穷山恶水，地势险要，石达开屡遭当地苗人勒索，终于在大渡河前，遭当地土司和清军的夹击，败退无路，陷于绝境。军中粮食耗尽，大家忍饥挨饿，完全失去战斗力。无奈之下，石达开自请入骆秉章军帐之中，骆秉章说：“你来投降的吗？”石达开说：“我来求死，兼为士卒请命，请你放过那些剩余将士的性命。”
石达开最终被凌迟处死，他的两个儿子一个五岁，另一个刚刚出生数日，却要被清廷收养，养到十八岁后才凌迟处死。石达开的残部二千余人，包括他的十几个王妃，也最终被屠戮干净。当年英姿勃发的一代翼王，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