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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转弯处：晚清帝国回忆录
作 者：西门送客 著
内容简介
晚清七十年，变局耶？迷局耶？是为厄运的无可挽回，抑或新机遇的缘起？帝国往事正如过眼烟云，飘飘乎乎，纷纷扬扬。识者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本书不惧艰难，立意透过晚清政局人事，探寻一个王朝下坠的轨迹。作者深谙良史之道，号脉精准，举重若轻，每每于历史的转弯处，见出兴亡盛衰之道。本书观点通达豁朗，语言明白晓畅，一个又一个历史的拐点，纹理脉络清晰可辨。纵是冷眼静观，亦可见出一副热心肠。
序
天朝的礼仪与英国人的膝盖问题（上）
天朝的礼仪与英国人的膝盖问题（上）
天朝的礼仪与英国人的膝盖问题（上）
天朝的礼仪与英国人的膝盖问题（下）
天朝的礼仪与英国人的膝盖问题（下）
天朝的礼仪与英国人的膝盖问题（下）
一封奏折，揭开了鸦片的盖子(1)
一封奏折，揭开了鸦片的盖子(2)
一封奏折，揭开了鸦片的盖子(3)
鸦片辩论赛和林则徐的误判(1)
鸦片辩论赛和林则徐的误判(2)
鸦片辩论赛和林则徐的误判(3)
战争、谎言与真相（上）(1)
战争、谎言与真相（上）(2)
战争、谎言与真相（上）(3)
战争、谎言与真相（下）(1)
战争、谎言与真相（下）(2)
条约中国和两种世界观(1)
条约中国和两种世界观(2)
条约中国和两种世界观(3)
咸丰逃难到热河，联军火烧圆明园(1)
咸丰逃难到热河，联军火烧圆明园(2)
咸丰逃难到热河，联军火烧圆明园(3)
热河风云激变，慈禧阴谋得逞（上）(1)
热河风云激变，慈禧阴谋得逞（上）(2)
热河风云激变，慈禧阴谋得逞（上）(3)
热河风云激变，慈禧阴谋得逞（下）(1)
热河风云激变，慈禧阴谋得逞（下）(2)
热河风云激变，慈禧阴谋得逞（下）(3)
孽龙出海潭自深，山雨欲来风满楼(1)
孽龙出海潭自深，山雨欲来风满楼(2)
凡人洪秀全，缘何上梁山(1)
凡人洪秀全，缘何上梁山(2)
凡人洪秀全，缘何上梁山(3)
湖广挡不住，一路下金陵(1)
湖广挡不住，一路下金陵(2)
湖广挡不住，一路下金陵(3)
湖广挡不住，一路下金陵(4)
胡马啸西风，北伐一去不复返(1)
胡马啸西风，北伐一去不复返(2)
胡马啸西风，北伐一去不复返(3)
湘军突起，谁说儒将不风流？(1)
湘军突起，谁说儒将不风流？(2)
湘军突起，谁说儒将不风流？(3)
天京事变：权力再分配，兄弟大火拼(1)
天京事变：权力再分配，兄弟大火拼(2)
天京事变：权力再分配，兄弟大火拼(3)
天京事变：权力再分配，兄弟大火拼(4)
乱世英雄少年郎(1)
乱世英雄少年郎(2)
乱世英雄少年郎(3)
天京城破日，血满金陵河(1)
天京城破日，血满金陵河(2)
天京城破日，血满金陵河(3)
太平余波，纷纷扰扰(1)
太平余波，纷纷扰扰(2)
太平余波，纷纷扰扰(3)
来邻不善，沙俄的鲸吞蚕食(1)
来邻不善，沙俄的鲸吞蚕食(2)
来邻不善，沙俄的鲸吞蚕食(3)
鸠占鹊巢，外贼侵地妄称王(1)
鸠占鹊巢，外贼侵地妄称王(2)
鸠占鹊巢，外贼侵地妄称王(3)
西域展雄风，唯我左大将军(1)
西域展雄风，唯我左大将军(2)
西域展雄风，唯我左大将军(3)
西域展雄风，唯我左大将军(4)
虎口夺食，伊犁谈判曲与折(1)
虎口夺食，伊犁谈判曲与折(2)
虎口夺食，伊犁谈判曲与折(3)
虎口夺食，伊犁谈判曲与折(4)
了却恩怨，中俄领土止争端(1)
了却恩怨，中俄领土止争端(2)
了却恩怨，中俄领土止争端(3)
了却恩怨，中俄领土止争端(4)
法人侵越日甚一日，黑旗军志愿抗法(1)
法人侵越日甚一日，黑旗军志愿抗法(2)
法人侵越日甚一日，黑旗军志愿抗法(3)
首鼠两端，战不胜，和不成(1)
首鼠两端，战不胜，和不成(2)
首鼠两端，战不胜，和不成(3)
基隆退敌，马尾饮恨(1)
基隆退敌，马尾饮恨(2)
基隆退敌，马尾饮恨(3)
基隆退敌，马尾饮恨(4)
晚清外战第一捷，镇南关老将雄风(1)
晚清外战第一捷，镇南关老将雄风(2)
晚清外战第一捷，镇南关老将雄风(3)
晚清外战第一捷，镇南关老将雄风(4)
《中法新约》，不算成功的成功(1)
《中法新约》，不算成功的成功(2)
《中法新约》，不算成功的成功(3)
《中法新约》，不算成功的成功(4)
新帝国摸了老帝国的屁股(1)
新帝国摸了老帝国的屁股(2)
新帝国摸了老帝国的屁股(3)
朝鲜风云突起，日人心怀不轨(1)
朝鲜风云突起，日人心怀不轨(2)
丰岛海战，不宣而战(1)
丰岛海战，不宣而战(2)
丰岛海战，不宣而战(3)
平壤城头猛将死，雨夜溃奔三百里(1)
平壤城头猛将死，雨夜溃奔三百里(2)
平壤城头猛将死，雨夜溃奔三百里(3)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1)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2)
附：以下是黄海海战时中日双方的配置
序
晚清的历史发展就像一个变化多端的股票市场。
在西方列强到来之前，中华帝国在一个封闭的经济圈里运行，但被卷入全球经济后，西方列强就像一些凶悍的外国机构投资者，让帝国再无宁日。譬如前两次鸦片战争，就让不熟悉国际规则的帝国股票市场大幅震荡甚至飞速下挫，直到洋务运动自觉地进行调整，才开始趋于平静并有了一波小行情。不久，甲午战争的惨败又让帝国股市放量大跌，几乎跌掉了洋务运动近三十年创造的市值。尽管随后的戊戌变法开始有所反弹，但时间过于短促，很快在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再度重挫，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开始反转。
晚清是国人不愿面对、但又无法回避的一段屈辱史，帝国的历史在此发生了一个大转弯。国人面对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时，的确有太多的辛酸和屈辱。毕竟，宽容是属于胜利者的，失败者的谅解则有太多的无奈和心酸。
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里指出：“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身处其中的国人也许没有意识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世界越来越小，文明的冲突也开始无处不在。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更为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在过去那场失败的竞争里，我们无法责备我们的祖先——他们不也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吗？
过去的历史，很难简单地用“悲剧”两个字来形容。如果历史只是一出演剧，那未免过于轻松而草率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要是我们不能从历史中发现它悲剧性的力量，我们迟早会被那可怕的历史力量所击败，并成为新的悲剧主角。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的后代又该怎样责备我们呢？
让人扼腕长叹的是，从鸦片战争的肇始到最后洗清民族的耻辱，竟然经历了如此漫长的过程。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07年英国承诺在十年之内彻底停止向中国输入鸦片，时间是半个多世纪；而从1842年割让香港岛到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时间竟然超过了一个半世纪。
战争失败导致的有形耻辱被彻底清除了，但是，晚清七十年的屈辱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精神创伤呢？
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中国的崛起令整个世界为之瞩目。我想，中国的日益强大，将使得国人能够重新正视鸦片战争后民族那一百年的苦难日子。我们的民族确实受到一时的挫折，但永远不会被击败。因为，有无数的仁人志士在不断地激励着，奋斗着，甚至鞭策着，让我们整个民族在抗争中进步，并在强大中学会包容。
西门兄的这部作品可谓是厚积薄发，算得上是解读晚清历史的通俗力作，我非常荣幸地为之作序，也希望西门兄再接再厉，写出更多更好的历史作品。
赫连勃勃大王
2007年9月
天朝的礼仪与英国人的膝盖问题（上）(1)
1792年9月26日，当法国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朴次茅斯港却一片欢腾。英国的三艘战舰，狮子号、印度斯坦号和一艘小型护卫舰豺狼号，在早潮时起锚了。他们的目标，不是法国，而是遥远的中国。
在拥有64门火炮的狮子号船头，舰队的首领马戛尔尼望着茫茫大海，深深地呼吸着海上的空气。此时的他，肩负着英王赋予的神圣使命：为英国商业打开中国大门。这个使团规模庞大，光正式人员就有近百人，包括外交官、青年贵族、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和仆役等，如果算上水手和士兵，整个舰队有将近七百人。要知道，英国从来没有派出过如此庞大的使团，整个欧洲也从来没有。
在世界的另一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特派员早已提前把一封预约函交给了驻广州的两广总督。英国人在信中提示：“英王陛下为了增进两个朝廷间的友好往来，为了发展于两国都有利的贸易关系，决定派遣马戛尔尼勋爵为全权特使赴北京访问。”当中国方面接到这封信时，这也几乎是在马戛尔尼使团出发的时候。
商业拉近了世界的距离。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开始后，各国对通商贸易都寄以厚望。在各国对中国的贸易中，英国虽然已迅速超过葡萄牙而位列首位，但英王对当时的中英关系并不满意，此次派马戛尔尼前往中国，就是希望跟中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并达成下列协议：
一、 英国派遣驻中国使节。
二、 准许英国在舟山和天津进行贸易，并仿效澳门先例，在舟山附近指定一个小岛，供商人居留和存放货物。
三、 允许驻在澳门的英国商人居住广州。
四、 英国商品在中国内河运送时，争取免税或减税。
准确地说，马戛尔尼是当时英国派往中国并常驻北京的首位大使。但很可惜的是，英国人的这个愿望，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打败清王朝后才得以实现，这离马戛尔尼访华已经是近七十年后的事情了。
马戛尔尼绝非等闲之辈。1757年秋，二十岁的马戛尔尼到伦敦完成律师实习，1764年，他被封为贵族，随即被派到俄国谈判贸易条约。出发前，当外交大臣格伦维尔建议他带上1651年航海条例的复本时，他骄傲地回答道：“为避免增加负担，我把它全背下来了。”这样，他当上了谈判特使。
1775年，马戛尔尼成了英属加勒比地区的总督。同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法国人站在美国人的一边，共同打击英国人。1779年6月，当法国海军上将德斯坦率领25艘战列舰、12艘三桅战舰和6500名士兵出现在格林纳达的海面上时，马戛尔尼只有可怜的24门炮和300名志愿兵迎战。刚一交战，马戛尔尼的兵力就损失过半，他自己也当了法国人的俘虏。
英国军舰
还算幸运的是，1779年11月英法两国交换战俘，马戛尔尼得以回到伦敦，随后又被派到印度担任马德拉斯总督。任职6年后，马戛尔尼以为印度总督非他莫属，但由于他当时只是爱尔兰的男爵，在大臣们眼里，印度总督一职对马戛尔尼来说似乎过高了，因此他最终未能如愿。
不过，马戛尔尼随后又有了新任务，国王乔治三世把他派往遥远的中国，去为大英帝国开辟新的市场。马戛尔尼的助手乔治·斯当东，也是长年跟随他的外交老手，如果马戛尔尼发生意外的话，将由乔治·斯当东领导使团继续完成使命。值得一提的是，斯当东的十三岁儿子，托马斯·斯当东，也跟随使团前往中国，并在后来的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算是此次远航的意外收获罢。
当时船上还有四名中国传教士，李神父、周神父、安神父与王神父，他们在意大利教廷完成学习后搭顺风船回国。由此，小斯当东有很好的机会学习中文，后来的很多照会文件还都是出自这位小朋友之手呢。成年后的托马斯·斯当东作为东印度公司的专员长驻广州（1798至1816年），并用10年的时间翻译了《大清律例》，这也是第一本直接从中文译成英文的著作。后来，托马斯·斯当东不仅成了当时中英关系的专家，而且还是一位知名的汉学家。
天朝的礼仪与英国人的膝盖问题（上）(2)
面对浩瀚的大海，马戛尔尼意气风发。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沃尔特·雷利爵士就曾说过：“左右商业的人左右世界的财富，因此也就控制了世界。”当时，所有的英国人像下面的歌词描述的一样梦想飞扬：
统治吧，英国，
英国，统治那浩浩的浪波。
八百万英国人既然“统治了大海”，他们也就相信，这次前往中国一定会有不小的收获。不过，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代理人却不这么认为，“中国政府对外国人一概蔑视，它对外国实力的无知使它过分地相信自己的强大。它认为派遣使团只是一种效忠的表示”。（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
长途的航行也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顺利，在快到好望角之前，气候变得极为恶劣，“豺狼”号一度失去了联系，一直到进入亚洲海域，舰队才得以重新会合。更要命的是，船上疾病的流行导致不少船员中途丧命，他们的尸体和灵魂也都只能永远地沉入途经的深蓝大海。
这个庞大的使团带来了众多的礼品。英国人想把他们最新的发明介绍给中国，如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并猜想准会让中国人感到惊奇而高兴的。英王还特意赠送了当时英国规模最大并装备有110门大口径火炮的君主号战舰模型。也许，他们想暗示64门火炮的“狮子”号在英国强大的海军舰队里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英国人在礼单中还专门提及了“榴弹炮、迫击炮”以及手提武器如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他们想，这些东西可能会引起中国军官们的兴趣，但后来让英国人大失所望的是，天朝的大臣绝大多数都是文人出身，他们对此丝毫不感兴趣。在他们看来，这些洋人的东西，不过是些无用的奇技淫巧罢了。
英国使团还带去了一些精美的仪器。如当时天文学和机械学的最佳结合产品天体运行仪，
英国人在广东的商馆
这个仪器代表了整个宇宙，它能够准确地模仿太阳系天体的各种运动，如月球绕地球的运行、太阳的轨道、带4颗卫星的木星、带光圈及卫星的土星等。另外，还有一个地球仪，上面标有各大洲、海洋和岛屿，可以看到各国的国土、首都以及大的山脉，并画出了所有这些远航的航海路线。
由于语言不通，解释这些仪器的名称很伤脑筋。所有的照会文件和礼品，必须符合天朝的语言，以便中国的皇帝能够理解。比如天体运行仪，就巧妙地写成了“天文地理音乐钟”。幸亏当时还有个小斯当东，经过半年多的中文速成训练，他已能凑合着写汉字了，当时照会文件的翻译与誊写，实在是出奇的复杂：罗神父不懂英文，必须首先从英文译成拉丁文，然后再译成普通中文，并改为天朝的官方语言，而最后的誊写工作，往往就靠这个孩子来完成了。
问题还不仅仅是语言。二十年之后，托马斯·斯当东这样总结英国使团的不妙处境：“这个庞大的帝国过分相信自己的智力资源，所以不愿和欧洲各国建立关系，它幅员辽阔，别人无法强制它，它从不容许与西方发生任何关系。”
中国人并非一贯封闭，他们也喜欢贸易，特别是沿海居民，他们从海上贸易中讨生活，无非是谋求提高生活水平。但历代统治者不这么认为，稍有风吹草动，往往就禁海锁国。譬如元世祖忽必烈在消灭南宋后不久，便于1292年下令“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清王朝建立后，也一直是坚持“片帆不得下海”的禁令。
但禁令有时候也未必能压抑人的本性。事实上，广东和福建一些人很早便侨居东南亚，也算是国人最早的殖民主义事迹吧！譬如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就遇到有不少的中国人在海外谋生。当英国使团经过巴达维亚（雅加达）的时候，发现中国人已经在这个荷兰的殖民地从事着各种职业，如办事员、经纪人、零售商、佃农、耕种者或仆人等，甚至连种植甘蔗这种给黑奴干的活都干，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有做大买卖发了财的。
天朝的礼仪与英国人的膝盖问题（上）(3)
中国人数量的剧增和取得的成功让荷兰人感到恐惧。17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听到反叛的传闻后对中国人进行了一场大屠杀，大约有两万到三万中国人因此丧生。荷兰害怕中国皇帝会对其在广州的荷兰人进行报复，于是派了使团前往中国说明事由，并为此道歉。
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中国皇帝竟然毫不介意地答复说：“我对于这些远离祖国贪图发财，舍弃自己祖宗坟墓的不肖臣民，并无丝毫的关怀！”
这个皇帝就是乾隆。
马戛尔尼来中国的那年，乾隆帝已经八十岁了——中国的官员都认为英国人是给皇上贺寿来了。
天朝的礼仪与英国人的膝盖问题（下）(1)
1793年6月19日，在出发9个月之后，英国人终于来到了中国的海面。他们在澳门停泊数日后，便北上天津，前往觐见中国的皇帝。但让英国人不快的是，刚一上岸，他们的队伍便被中国官员不由分说地插上几面彩旗，上面用中文写着几个大字：“英吉利贡使”。无论在旗上还是礼品清单上，中国官员都把“礼物”改成“贡物”。在天朝，送给皇帝的礼品从来都叫做“贡”。
马戛尔尼并不认为自己是临时的贡使，他是作为英国首任常驻大使派往中国的。但中国人从一开始就不接受这种区分，和对其他国家的使团一样，他们对英国人采用的是同样的措辞和礼仪。
问题很快又来了。中国的接待官员发现英国人不肯向皇帝下跪叩头，要知道，其他国家的贡使和传教士以前都是下跪的。但这次是马戛尔尼。无论是他本国的礼节习俗，还是他的资历性格，都决定了他不会向中国的皇帝下跪叩头。要知道，即使在英国国王面前，马戛尔尼也只是行单膝下跪礼，只有在上帝的面前，他才会双膝下跪，他声称，自己决不对别国君主施高过自己国君的礼节。
乾隆帝听到后很不高兴，但英国人不远万里前来，他还是格外恩准了马戛尔尼只单膝下跪的要求。在形式上，马戛尔尼好像取得了胜利，但也为这次外交失败埋下伏笔，虽然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点。英国人认为特使单腿下跪是对大国皇帝表示尊重的合适方法，但在中国人眼里，这是一种表示臣服的粗野方式。
西方文化和天朝文明的冲突，在礼节问题上展现无遗。
英国人被安排在大喜日子去谒见皇帝，不过，这个庆典不是为他们，而是为乾隆帝准备的，英国人和其他贡使一样，不过是给节目增加点异国风味罢了。那天的凌晨三点钟，在清朝接待官员的催促下，马戛尔尼和他的随行人员身着礼服向皇宫出发。英国人在一片漆黑中走了4公里多的路，据当时随行人员的描述，“队伍乱成一片，一些狗、猪和驴竟混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了——中国的动物都是夜中之王”。
四点左右，英国人终于来到灯火辉煌的宫殿前，但他们的队伍已乱成一团。上千名的天朝官员、各国贡使和仆役，在无边的黑暗中等待皇帝的到来。英国人第一次见识中国的早朝制度，幸好周围看不太清楚，倒没有太多的人注意到英国人的狼狈。在灯笼的微弱灯光下，英国人赶忙整理自己的衣服，免得自己过于失态。
在静静的等待中，天色渐亮，曙光出现，皇帝来了！全体人员呼喇喇地跪下，英国人也照样做了，但只是单腿下跪。当大家在叩头时，英国人只是低下头；大家抬起身子，英国人也抬起了头。当大家又重新趴下时，英国人低头；大家站起来时，他们也就站了起来。
瞧，多么醒目的一群人！在皇帝的眼中，这群人是多么的无礼，大家下跪叩头的时候，他们居然比周围的人高出许多！
随后，马戛尔尼向天朝的皇帝呈递了英王的信，并送了几只西洋表作为礼品。皇帝回赠了大使一件雕刻得十分精致的蛇纹石礼品。接着，斯当东父子上前向皇帝致礼，乾隆帝也赠给斯当东先生一块与大使一样的玉石，皇帝对小斯当东很感兴趣，于是把小朋友召了过去，并解下他身上的一只黄色荷包，送给了这可爱的小朋友。
想必乾隆帝已经知道小斯当东会讲中文，很想亲耳听听，于是小斯当东用中文感谢皇帝送他礼品。看来，在乾隆帝的眼中，小斯当东比那些讨厌的英国大人懂礼貌多了。
觐见后，乾隆帝命大臣陪英国使团参观行宫。英国人看到园内的楼里都放着西洋的玩具、挂钟和地球仪，感到十分扫兴，因为这些东西让他们的礼品顿时黯然失色。陪同马戛尔尼游览的官员还告诉他，比起圆明园内西洋珍宝馆收藏的东西，这些都算不了什么。英国人一阵尴尬的沉默，中国居然到处有英国人引以为荣的礼品物件。
不过英国人随后也扳回了一局。马戛尔尼发现了一些英国制造的八音盒，一些考克斯博物馆的藏品。福康安见马戛尔尼对此兴趣盎然，以为他从未见过这类东西。福大人于是傲慢地问，英国是否也有这些东西，但当他听说这些东西就是从英国运入的时候，他也感到十分扫兴。
天朝的礼仪与英国人的膝盖问题（下）(2)
清军的弓箭手
由于福康安的显赫地位，马戛尔尼想获得他的好感，于是邀请他观看英国使团警卫准备已久的操练，但被福康安拒绝了，他对此毫无兴趣。马戛尔尼在当天的笔记里记道：“真蠢！他一生中从未见过连发枪，中国军队还在用火绳引爆的枪。”后来马戛尔尼穿越中国本土前往广州时，他看出那些宽衣大袖的国防军，并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用的又都是西洋早已抛弃了的刀枪弓箭之类落伍的武器。（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
半个世纪之后，鸦片战争爆发了，天朝的武器设备看来并没有什么大的改观。
英国人其他引以为傲的军事技术也没有得到展示的机会。回北京后，英国人曾想表演试射炮弹，但他们的炮兵很快被打发回来了，中国人告诉英国人，他们懂得发射技术。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英国人惊奇地发现，这些大炮与炮弹都完好无损地摆放在那里，它们从未被使用过。于是这些“英国造”物件在被冷落了半个多世纪后，又被重新运回了它们的故乡。
在中国期间，天朝并没有对英国使团特别优待，相反，因为礼节问题——英国人竟然不给皇上叩头——增加了乾隆帝对英国人的恶感。英国人根本没有受到他们想像中的欢迎，相反，却是天朝接待官员在热情和礼貌下的极度厌烦和戒备，因为有人还因为礼节问题丢了官。清朝最终取消外国使节的叩拜礼，那已是1873年的事了。
马戛尔尼后来再也没有机会和乾隆帝见面，他们的外交请求也只得到了皇帝黄色诏书的回应，仅此而已。正如马戛尔尼的随员安德逊所说的：“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
这些状况的形成，是当时天朝文化的必然体现。用乾隆帝的话来说就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但这并不是乾隆爷的发明，明代早已有此说法：“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
狂妄的英国人在傲慢的天朝人面前碰了一鼻子灰。
鸦片战争后外国舰船进入广州
懊丧之余，英国人只好灰溜溜地离开北京前往广州，他们的舰队在那里已等待多时了。乾隆帝为了让英国人见识一下天朝的地大物博，特安排马戛尔尼一行人由陆路返回广州。但临走之前，乾隆帝有点不放心，于是他下了一道密诏给沿途接待的官员：“英咭利夷性狡诈，此时未遂所欲，或至寻衅滋事，固宜先事防范。但该国远隔重洋，即使妄滋事端，尚在二三年之后。况该贡使等目观天朝法制森严，营伍整肃，亦断不敢遽萌他意。此时唯当于各海口留心督饬，严密巡防。”
英国人一路南行都有天朝的官员陪同，在经过艰难的跋涉并领略了天朝的人文地理后，他们终于见到了等待已久的“狮子”号与“印度斯坦”号，战舰鸣19响礼炮，迎接他们的归来。
对马戛尔尼来说，这实在是一次极其失败的出使。但他在南下的过程中，却发现清政府的贪污腐败已是病入膏肓。比如乾隆帝批准给使团的招待费，当时算是一个骇人的巨款(每天五千两白银)，但大多数已被经手的官员克扣中饱。在马戛尔尼看来，大清帝国只不过是一艘外强中干的“破船”罢了。
英国人还不甘心，但后来的遭遇还要更糟糕。1816年6月底，阿美士德勋爵再次率领使团来到中国。这次，我们前面提到的小斯当东已经长大，并和他的父亲一样，已经当上使团的副使。但他们遇到的，却是与父辈们同样的问题。
觐见前，中国的大臣劝阿美士德屈从同意叩头，但被阿美士德拒绝了。随后发生了一场混乱，中国人和英国人展开了一场混战，有人推，有人拽，到处喊成一片，要把英国人拉去见皇上。阿美士德等人抵挡着，抗议对使节动武。他的抵抗被汇报上去，结果嘉庆皇帝龙颜大怒，命令英国人立刻滚出北京。
天朝的礼仪与英国人的膝盖问题（下）(3)
也许，阿美士德被赶走的遭遇使英国意识到，靠谈判的方法，无法改变天朝的外交方式和加到英国商人身上的不平等待遇，除了谈判，其他方法也有必要尝试一下。
后来，倒是当时已经成为圣赫勒拿岛的“长住居民”的拿破仑说了几句公道话。拿破仑听说英国使团要来岛上顺访，很是责怪了英国内阁为什么不让阿美士德服从中国的习俗，他说，“在意大利，您吻教皇的骡子，但这并不视为卑躬屈膝。阿美士德像中国最高官员一样对皇帝施礼，一点也不会有损名誉”。他还愤愤不平地说，“你说他准备像向自己国王那样向皇帝行礼，但你怎么能要求中国人服从英国的礼节呢！”
拿破仑毕竟是做过皇帝的人，他十分了解中国皇帝的不快。
一封奏折，揭开了鸦片的盖子(1)
道光十八年（1838年）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道光帝：“近年各省漕赋疲累，官吏亏空，商民交困，都是因为银价飞涨，钱价急跌所导致的。从前市场上纹银每两可兑铜钱一千文，现在兑银一两要一千六百文。而银少价升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广东洋船带来的鸦片烟盛行，导致纹银透漏出洋，有去无返，一天比一天厉害。鸦片烟本来自英吉利，洋人严禁自己国家的人吸食，却专门引诱他国，如今鸦片蔓延中国，实在是自古以来没有过的大患，这个祸害比洪水猛兽还要厉害得多。”（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
鸦片是一种让人意志消沉、身心俱败的罪恶消费品。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国内鸦片消费市场已是初具规模，各地烟馆林立，烟民遍地。据当时人说，京官中吸食鸦片的达百分之一二十，而地方衙门里，据林则徐说，“绝无食鸦片者，甚属寥寥”，就连一贯勤俭的道光帝也曾一度吸食鸦片，后来的慈禧太后也是个鸦片吸食者。
偷运鸦片的走私船
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无论是荷兰人、葡萄牙人，还是后来向中国输送鸦片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都绝无例外。鉴于鸦片的危害，雍正皇帝在1729年曾下令禁止鸦片在国内种植、生产和买卖，但他留了一个漏洞，那就是没有限制鸦片的进口，当时甚至还对鸦片进口征税（一直到1796年）。
18世纪末，鸦片的危害开始显露。1799年，嘉庆皇帝再次颁布鸦片禁令，禁止进口、销售鸦片和种植罂粟。这个禁令虽然损害到了那些国内外的毒品种植者和出口商人的利益，但却给那些徇私舞弊的官员提供了发财的机会。从毒品贸易的规律来看，如果政府清廉有效，禁令也许能起到作用，但要是政府腐败无能，只会导致更糟糕的结果：继续秘密种植罂粟和加工鸦片，或者干脆走私——走私连税都不用交。
地方官僚、买办和外国鸦片商紧密地勾结在一起，才是鸦片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所在。
18世纪末，英国的对华贸易已经超越荷兰、葡萄牙等国而跃居首位。英国人选择鸦片作为贸易的主要商品，除了资本逐利的残酷性之外，另外还有几个现实因素也促成了鸦片贸易的兴起。
从贸易环境上来看，虽然当时清政府允许外国来中国进行贸易，但只能在广州一地交易，而且，只能和指定的贸易商人进行交易，这就是通常说的“十三行”。“十三行”事实上大都是红顶商人（官办企业），所进口的商品必须要经过他们认定，这必然导致中国市场狭窄，外国无法通过扩大贸易数量的方式来平衡贸易逆差。
从双方进出口的货物来看，中国主要输出茶叶、瓷器、丝制品、漆器等，这些都是在欧洲大受欢迎的商品，而外国商人输入的主要是棉花、羊毛制品、钟表等商品，这些商品在中国市场很小，影响甚微，正如乾隆说的，天朝的物品是你们洋人必需的，而天朝对你们的东西可不怎么在乎。
在这样的贸易格局下，大量的金银流入中国——也许是促成康乾盛世的一个因素——但严重的出超使外国商人难以为继。为了弥补逆差，只有两种办法：一是打破清政府对内地市场的限制，二是在目前的贸易环境下找到有利可图的商品。
对于第一种办法，马戛尔尼、阿美士德等人已经进行过外交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正如他们的结论，除非使用武力，否则就不可能打开中国的国门。让英国人惊喜的是，他们找到了第二种办法的最佳答案，那就是鸦片。当时中国国内的鸦片消费市场已经初具规模，尽管天朝禁止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但禁令大都形如废纸。何况，国内的鸦片质量远不如印度鸦片，国产鸦片也还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马克思说过，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这句话是鸦片走私最好的注脚。如此丰厚的利润，加上当地官员的腐败（缉私官员也参与走私），鸦片之灾不但没有被禁止，反而在鸦片战争前的50年里愈演愈烈：1790年是4000箱，1835到1839年间，已经剧增到每年近4万箱。
一封奏折，揭开了鸦片的盖子(2)
鸦片屡禁不止，除了吸食者难以戒除外，政府官员尤其是缉毒人员的腐败渎职、徇私舞弊行为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据魏源追述：当时广东水师的缉毒巡船，竟每月公然地受规银三万六千两，然后把走私商人放入。水师副将韩肇庆，甚至专门护送走私，鸦片由水师包办运输。更可恨的是，韩肇庆居然从每万箱里抽出数百箱，作为截查的战利品拿去报功，由此韩肇庆还得以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风光无限。福建水师和浙江官军也不甘落后，他们在鸦片走私中同样大肆收取贿赂，然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鸦片大量进入。
吸食鸦片的瘾君子
多年前，马戛尔尼等人想扩大中英贸易，但失败了。令他们惊奇的是，这些走私商人却胜利了。走私导致鸦片市场急剧扩张，东印度公司甚至不得不赶紧扩大印度的罂粟种植面积，增加鸦片产量，以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根据《剑桥中国晚清史》统计，在鸦片战争前，鸦片贸易占到中英贸易的一半以上，而在整个19世纪，鸦片是世界上最贵重的单宗商品贸易。在19世纪的前40年里，中国的对外贸易已悄然发生变化，由出超变成入超，大量的白银开始哗哗地外流了。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世界连为一体，这已经不是痴人说梦，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当天朝的人还不知道“地球是圆的”的时候，整个中国已在不知不觉中被推上了国际舞台，逼上了弱肉强食的国际大赌场。
以鸦片贸易为例，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国际经济形态：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种植罂粟并加工成鸦片，港脚商人把鸦片运到中国，再通过各种走私渠道进入中国市场。紧接着英国商人再利用鸦片获得的国际通货（白银），要么运回英国，要么从中国购买茶叶等商品运回英国或者销售到世界各地（如引发美国独立战争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主角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运到北美殖民地的中国产乌龙茶）。
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但天朝还蒙在鼓里。
鸦片之祸致使白银大量外流，对当时的货币体系造成严重冲击。清政府虽然不是重商主义，但也非常重视硬通货。清代的法定货币是铜钱，但政府的各项收支如税收等，却都是以纹银为准。铜钱为民间所通用，老百姓完粮纳税时，都按照银价兑应的铜钱数目缴纳。譬如，一亩田假设需纳税白银一两，如果当时一两白银兑应一千文铜钱的话，老百姓向官府缴纳一千文铜钱即可。
中国的银价往往一直呈现上涨的趋势，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国产银不多，往往跟不上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通货供应量；二是中国人向来藏富，经常将白银囤藏，而民间和官府也常用白银作饰品，导致白银退出流通市场；三是官府制钱时偷工减料，分量减轻，加上私铸铜钱泛滥，铜钱变相贬值，也导致银价的上涨。
在19世纪初，清政府颁布禁令，禁止纹银出洋。当时在中西正常的贸易中，进出口基本持平，如1813年，中国进口额约1260万两，出口额约1290万两。但随后，中国开始呈现入超状态，白银外流，鸦片走私在其中祸害不小；1835年到1838年，走私进中国的鸦片大约4万箱（英国约39万箱，美国每年从土耳其贩卖约1000箱），每箱平均耗银约400两，以此推算，中国光鸦片一项就外流近1600万两白银。而这些走私贸易导致的白银外流情况，并不出现在官方的贸易数据上，危害隐蔽又巨大。
鸦片走私导致白银大量外流，进而致使国内流通市场白银供不应求，银价上扬，钱价下跌，物价的上升远远跟不上银价上涨的速度，这加重了老百姓的税负。从鸦片战争前的四十年来看，1800年左右白银兑钱一千文不到，而到了1821年至1838年间，白银兑钱从一千二三百文升至一千六百余文。田赋仍旧按铜钱数缴纳的话，实际上变相增加了老百姓的税负。
康乾盛世正是中国人口剧增的时期，由15亿增加到了3亿多；到了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内乱前，人口已经达到43亿。人口的剧增导致了资源有限、人地矛盾的突出，虽然有南美洲引进的马铃薯等新作物缓解一下粮食的压力，但由于生产方式长期得不到突破，国内经济和老百姓都已经是疲困不已。银价的上涨则导致税赋不能如期缴足，国内财政大为困窘，这又导致一个恶性循环：官吏因为财政困难，往往会挖空心思地从体制外攫取财富，而老百姓必然成为他们盘剥的对象。
一封奏折，揭开了鸦片的盖子(3)
国困民穷，老百姓活得看不到希望，唯有革命造反。于是乎，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等揭竿而起，兵祸遍于中国，生灵涂炭，人民在战火中或被杀戮、或流离失所。十多年的国内战乱，导致人口大量减少，这才为“同治中兴”创造了条件。马尔萨斯说，唯有瘟疫和战争才能大量减少人口，缓解资源的危机，中国晚清时期很不幸地充当了这个理论的实验品。
但西方国家并没有遵循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们找到了新的方法，那就是殖民主义和工业革命。殖民主义把人口迁移到新的地区，特别是新大陆美洲和澳大利亚等地，既缓解了人口的压力，又增加了国民的财富，何乐而不为？
黄爵滋的奏折，不过是揭开了鸦片的盖子，透过鸦片贸易，可以看到帝国临近死亡的影子。鸦片战争后，晚清近七十年的历史，正是国人最为屈辱的时期。
鸦片辩论赛和林则徐的误判(1)
黄爵滋的奏折里说洋人严禁其本国国民吸食鸦片，却专诱他国，祸害别国百姓。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樊美平先生曾经在2001年《书屋》第三期发表过《天朝的崩溃与意识的困守?》的文章，里面提到一个被国内学界一直有意或无意忽视的问题，即英国政府对鸦片贸易的态度。
樊先生在查阅了大量鸦片战争前的英国档案后发现，英国政府承认清政府完全有权制止鸦片走私，对清政府所采取的禁烟措施，也并不企图干预。1838年6月15日，当时的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给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训令中写道：
“关于鸦片走私贸易，英国臣民破坏他们前去贸易的那个国家的法律，女王陛下政府不能够为此进行干预。因此，这些人由于中国关于此问题的法律而可能遭受的损失，必须由那些因他们自己的行动造成该损失的人来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