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直被我们教科书认为是“鸦片贩子保护人”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却是一个坚定的鸦片贸易反对者，在被林则徐驱逐到海上后写给巴麦尊的信里还说，他对英国臣民进行鸦片走私贸易“感到耻辱和罪恶感，并怀有深刻的厌恶态度”。
战争爆发之前，义律甚至想主动承担起制止鸦片走私贸易的责任。也许他认识到，从长期来看，鸦片走私将危害到英国扩大其在华的合法贸易。义律显然知道，英国鸦片贩子并不把中国缉私官员放在眼里，这些人已经熟知了那些中国官场的潜规则。义律天真地认为，他的出现将使得英国鸦片贩子有所收敛。
在林则徐发起严厉的禁烟行动后，义律代表英国政府发表了大量措辞严厉的通告：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布通知，警告所有那些拥有这种帆船、快艇或用其他方式装配的小船在虎门以内从事该非法鸦片贸易的英国臣民：如果中国政府认为适于捕获并没收那些船只，女王陛下政府将决不进行干涉。”
笔者无意否认鸦片贸易的罪恶性和清政府打击鸦片贸易的正义性，但这里引发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英国政府并不支持鸦片走私贸易，那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何以引发一场战争？
对于鸦片贸易的争论，不论是中国还是英国，从来就没有平息过。早在18世纪80年代，英国许多有识之士就一直在谴责并呼吁取缔鸦片贸易，如沙夫茨伯里伯爵就曾说过：“这个国家怂恿这种罪恶的交易是极坏的，也许比怂恿奴隶贸易更歹毒。”就连东印度公司鸦片代理处经理赛蒙也深有感触地说：“鸦片产品摧垮了人民的健康，使其道德沦丧。”
英国以贸易立国，很多英国人更加看中资本的逐利性，既然鸦片能带来这么巨大的利益，且鸦片在英国本土又没有市场，看不到鸦片的危害，英国议会长期通不过禁止鸦片的法案也就可想而知了。
对于受害国的中国来说，鸦片走私贸易可能没有英国议会里绅士们辩论的那么轻松了。御使袁玉麟说过，百姓要是仍旧沉湎于鸦片的话，那么“夫无以训妻，主无以使仆，师无以教学子”，民心将毁于一旦。面对越来越猖獗的毒品入侵，清政府内部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黄爵滋主张制定新的法律，对吸食鸦片者限期一年戒烟，尔后查获再吸食就杀头。但当时大多数督抚都不同意这个办法——由于牵涉到当时复杂的死刑上报程序，扑杀瘾君子只能给各地督抚带来无尽的麻烦。他们大都赞同去海口查禁，正如矛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里指出的，“禁烟责任推给海口，内地官员即可摆脱干系；能够推到广东最妙，禁烟成了广东一省官员的事务，其余省份当然乐得轻松”。
林则徐支持黄爵滋的建议，他说：“死刑是对吸烟者非常严酷的惩罚。但是用死刑威胁他，恫吓他除去这种恶习是对的。吸烟之辈陷溺已深，会因戒烟痛苦而拖延到追悔莫及。因此，烟瘾必须由国家帮助来戒绝，须开设戒烟院。”
后来，他给道光帝上奏说，倘若朝廷对鸦片走私贸易视而不见，“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句话深深触动了道光帝，于是下定决心禁止鸦片。
鸦片辩论赛和林则徐的误判(2)
1839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南下广东发动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禁烟运动。让林则徐感到惊讶的是，当他下令收缴鸦片时，义律未请示伦敦，也没有讨价还价，就命令英国商人交出所有存货两万多箱鸦片，此举让林则徐感到满意，却引起了英国朝野一片哗然。
林则徐
但这时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1839年7月7日一伙英国水手来到九龙尖沙咀的小酒馆酗酒闹事，引发斗殴，结果导致村民林维喜伤重死亡。林则徐毫不迟疑地要求英国人交出凶手，按大清律要捉拿水手中的一人来偿命。但义律只同意赔偿死者家属并惩办所有参与此事的水手，而拒绝交出一人来杀头顶罪。这时，大清律与英国法律发生了国际法意义上的冲突，中国人认为杀人偿命是理所当然，而英国人却无法认同自己的同胞遭受他们认为的“野蛮肉刑”。这种冲突正是后来租界内治外法权的由来。
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林则徐在8月15日下令禁止一切贸易，并封锁了外国在广州的全部外贸企业。义律见势不妙，赶紧命令英国商人及家属登船上海。林则徐则进一步采取措施，严禁村民供应英船日用物品，并派战船封锁英船，如果发现上岸的外国人，一律就地正法。无奈之下，义律在9月5日派特使要求林则徐解除封锁，恢复正常贸易关系。林则徐未达到目的，拒绝了义律的要求。当天下午，英国军舰向封锁他们的中国战船开炮。
大英帝国终于露出了它狰狞和强权的一面！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只能导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即使现在的国际社会相对文明，但这个法则显然同样适用。英国在忍耐了近半个世纪后，终于决定要采用炮舰政策把中国纳入到其利益范围了。
此时的伦敦，听到中国焚烧鸦片的消息后，从事东方贸易的院外活动集团立刻动员起来了。这些利益集团向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政府采取坚决行动。19世纪大英帝国的政治巨头帕默斯顿甚至叫嚷着说：“给中国一顿痛打，然后我们再解释！”
但发动对中国战争的议案也不是一边倒。帕默斯顿同时期的政治对手格莱斯顿，严厉谴责说：“在人类历史中，我从未见过如此不正义，并故意要使国家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高傲地飘扬在广州城头的英国国旗，只是为保护一桩可耻的交易而升起的。”
很可惜，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道德常常让位于利益。
1840年4月7日，托马斯·斯当东爵士，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小斯当东，他来到下议院阐述了他的论点。他说，“当然在开始流血之前，我们可以建议中国进行谈判。但我很了解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
他的话很起作用，议案通过了。虽然在最后表决中，议案仅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优势得到通过，但这并不足以安慰地球另一边的中国人。
林则徐和英国议会显然没有在同一平面上思考问题。林则徐认为他的问题是进行一场反毒品的斗争；而英国却认为这是涉及贸易自由这一神圣权利的问题。英国议会辩论的时候，把政府的战争议案说成是发动一场“鸦片战争”——据说这是“鸦片战争”一说的原始出处。
林则徐算是当时最了解英国情况的朝廷命官了，他配有四个翻译，终日为他翻译英文书报，整理成册，以供参考。想必林则徐已经了解了英国的地理环境、人口、军队等实力情况。但从简单的数字来看，英国显然不如天朝。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GDP仍居世界首位，甚至超过西欧的总数。但正如张文木先生指出的，“在大国兴衰史上，被打败并由此衰败的，多是富国！”（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
林则徐断定英国不可能会为了鸦片而与天朝开战，理由很简单：英国路途遥远，补给困难，怎有实力冒犯天朝？何况中英贸易近两百年，茶叶生丝等贸易利益重大，断不可能为了一些鸦片走私商人而大动干戈。而道光帝更是对这些纠缠不清的夷务早已厌烦不已，在虎门销烟后，他干脆宣布“英逆”罪行，永久禁绝通商，并下令将英国舰船驱逐干净。
鸦片辩论赛和林则徐的误判(3)
鸦片只是一个导火线。关键问题其实还是马戛尔尼半个世纪前的老问题：打开天朝的大门，开放通商贸易。此时的大英帝国，较马戛尔尼时期可谓突飞猛进，工业革命业已取得重大突破，大量廉价的工业品正在世界范围内四处寻找市场，而英国的蒸汽战舰和长枪大炮，已经足以敲开天朝的大门。
战争，使天朝的无知和衰落彻底暴露。
林则徐怎么可能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加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闭关锁国早已沦为历史尘埃，在这样一个时代，早加入这个全球化进程早受益，但历史的惯性已超越了林则徐等人的思考范围，后人也只能发些“事后诸葛亮”的议论罢了！
战争、谎言与真相（上）(1)
林则徐对英国人采取断然措施，可能受到当时律劳卑事件的影响。律劳卑是1833年英国政府废除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营权后，派往广州的第一任英国政府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大概毫不了解当年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团失败的原因，他到达广州后，竟然以平等的口气向当时的两广总督卢坤发出了一封平行公函！
天朝当时显然还没有接受近代平等外交关系观念的迹象。对于律劳卑竟然想和天朝平起平坐的大胆口气，卢坤大为愤怒，立刻拒绝了这封公函，并命令律劳卑立即返回澳门。律劳卑拒不返回，仍旧待在广州，于是卢坤下令封闭商馆、停止供应、中断贸易。律劳卑退出广州，并擅自指挥两艘军舰打入珠江，卢坤则集合了68只战船应战。但此时的律劳卑失去了英国商人的支持，他本人也得了疟疾，只得黯然回到澳门，后于当年10月病死于斯。
律劳卑的失败让大清官员相信，只要大胆封锁外国人的商馆，就不怕他们不屈服。而从继任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表现来看，他们似乎达到了目的。后来的商务监督们不想再去招惹麻烦，他们在任期间几乎都待在风雨飘摇的伶仃洋上，成天无所事事，只盼着任期结束后早点回国。
但第四任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来广州后，大概是出于个人的进取精神，开始执行一种积极的政策。他甚至违背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的训令，向清政府递上了毕恭毕敬的“禀帖”，这让当时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很满意，义律才得以重返广州。
1839年林则徐采取断然措施后，当年11月英国军舰与中国水师在穿鼻洋海面有过几次小规模的武装冲突，算是鸦片战争的前奏。这几次冲突双方各有胜负，但对后来的战局并无大的影响。林则徐上报说取得了“七战七捷”的胜果，道光帝闻讯大喜，于是在12月下令禁止广东口岸的全部对外贸易，以为这事就此了结。
但短暂的平静很快被打破了。
1840年6月，一支由20艘战舰和28艘运兵船组成、兵力约7000人的英国远征军到达广州口外海面。英军随后按照其预定方案，封锁了珠江口，并于6月底北上，准备占领舟山后封锁长江口和黄河口。英国人以为经济封锁会产生效果，但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帝国并不害怕经济封锁，他们最担心的，是国土的沦丧！
舟山是中国第四大岛，为苏浙闽海面之锁喉，岛上设有定海县城。康熙帝年间，宁波曾设为对外通商口岸，定海县城曾设有“红毛馆”并接待过英国商船，但到乾隆帝年间，宁波海关被关闭，英国商船也就被禁止入内——除了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使团曾经在这里作过短暂的停留。
英国本有意占领舟山作为其贸易和扩展势力范围的前沿，但阴差阳错的是，这个计划被香港和上海取而代之。英国舰队来到舟山后，当地人似乎还依稀记得当年的外国商船，以为是洋人们来此卸货贸易，正当这些人为可能的获利而欢欣鼓舞时，他们的知县却收到一封他从来没有见识过的“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英国人限令他们半个时辰内投降！
英国人画的《夺取定海》
当地守军显然被英国猛烈的炮火吓坏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作战方式。英国人大概只用了不到十分钟就击毁了当地脆弱的海岸防御体系，参战的1500名士兵，死亡和受伤各13人，其他的都逃跑了。在失败面前，知县姚怀祥只能选择投水自尽，以死报国，表现了一个儒生应有的气节。
而在攻陷定海之前，英国第二批北上的舰队来到厦门，因为投书问题，双方进行了一场炮战。中国官员拒绝接受这样不恭敬的文书，因为上报朝廷，很有可能会被罢官甚至杀头。一直到8月，道光出于对战局的担忧，才下令将洋人的投禀，“无论汉字夷文，一律原禀进呈”。而在此之前，浙江巡抚乌尔恭额被问罪，罪名正是“拒收夷书！”
天朝的礼仪可真让不少人吃了苦头。
英国舰队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北上，这下可把道光帝和满朝文武吓坏了，他们以为这些蛮夷可能会进攻京城。很不幸的是，这个担心在后来的1860年和1900年都成为了现实。
战争、谎言与真相（上）(2)
1840年8月30日，当英国舰队抵达天津大沽口并试图强行通过的时候，内阁大学士兼署直隶总督琦善被派去和洋人谈判。在英国舰队的恫吓下，朝廷政策很快由剿改抚了。
琦善本是坚定的主剿派，但在英国人的坚船利炮面前，很快变成了坚定的主抚派，而这也是大部分清朝大员对待夷人的态度。琦善的当务之急就是想方设法把洋人哄骗回去，他得想尽一切办法在道光帝和洋人之间周旋，既不能让道光帝感到失了天朝威仪，也不能轻易得罪这些可恶的洋人。
幸运的是，外交文件的翻译帮了琦善的大忙。当道光帝看到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的照会时，总算感到心理平衡了不少。这份照会的中译本是这样写的：“兹因官宪（林则徐）扰害本国住在中国之民人，并亵渎大英国家威仪，是以大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
最为可笑的是最后一句，“求讨皇帝昭雪伸冤”，原文却是“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直译过来应该是“要求皇帝赔偿并匡正”，天朝语言的幽默性，莫过于此。（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既然洋人是来伸冤昭雪的，道光帝当然可以大度一点。于是他给英国人发了这样一道谕旨：“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往广东，秉公查办，定人代申冤抑。该统帅懿律等，着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
道光帝居然给洋人下起了命令！
这下林则徐触霉头了。道光帝本来说要严禁鸦片的，但如今洋人兵临天津，林则徐只能充当一回替罪羊给撤职查办了。英国人则在道光帝的谕旨发下后，还真听话南返了。道光帝也很是对自己的抚策洋洋自得了一阵——皇帝出马，就是两样！接着，他还怪罪起那些接办夷务的大臣了，要是他们早点把洋人的冤屈报上来，不早就没事了吗？！
只可惜事实未必如此。英国舰队可能是考虑到当时在天津没有基地，贸然进攻北京没有胜算；而且季风很快过去，北方气候变冷后，海洋可能结冰，对舰队行动非常不利，既然道光帝说派钦差大臣到广东再议，于是他们也决定南下再说。
也许很多人会问，倘若真的开战又会怎样呢？
早在英国远征军到来之前，林则徐其实已经和义律交过手，双方有过几次小规模的武装冲突，但林则徐当时上报的“七战七捷”很有水分。真正揭开战争真相盖子的其实是定海之战，英国人用九分钟就扫荡了中国守军的岸防！
对于英国人的船坚炮利，恐怕连道光帝都心知肚明，但林则徐曾汇报说洋人陆战不行，他们脚足缠束紧密，屈伸不便，“一仆不能起”，一旦上岸，一定能够歼灭，这似乎又佐证了“洋人不会下跪是因为膝盖僵硬”的传言。
很多后人慨叹，清朝军队近八十万，居然对付不了远道而来、不到两万人的英国军队（加上后来的陆续增兵），实在是不可思议。但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却又丝毫不奇怪。在冷兵器时代，人多马壮可能有用，但在热兵器时代的长枪大炮攻击下，人多只不过白白牺牲。我们不如来看一下双方真正的军事实力。
先看武器装备。清军当时以冷兵器为主，其中也有火器，但已远远落后于英国。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里对双方的武器作了详细分析：清军的鸟枪射程约100米，射速为每分钟一至两发，而英军的军用枪射程约300米，射速为每分钟三至四发。清军火炮样子和原理看起来和英军差不多，但仔细比较却有天壤之别。主要问题出在铸造环节，清军火炮的铁质太差，气泡过多，十分笨重不说，开炮时还容易炸开炸裂，伤及自己的士兵。另外，火炮的瞄准装置和炮弹威力都很差，在整个鸦片战争中，就没有击沉哪怕是一艘英舰！
而当时的英国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拥有风帆和蒸汽轮并用的各类船舰四百余艘，速度快，排水量大，炮多（主力战舰往往安装上百门），威力巨大。相比而言，清军水师根本就是业余水平，船小速度又慢，水师里船炮也远少于英舰，一旦出海作战，基本就是挨打的分。
战争、谎言与真相（上）(3)
从兵力上看，清军号称有八十万，但由于调度的原因，真正能够上战场和英军拼杀时实际人数并没有大的优势。当时的清军和警察部队有点像，士兵不是二十四小时待在军营训练，而是像现在的警察一样正常上下班。除了出征打仗，平时军营并不开伙，经常是上午士兵操练，中午家眷送饭，士兵放操后就和妻儿共进午餐，其乐融融；下午继续操练时，家人往往在旁边观看——如此军队，如何作战？！
真正以逸待劳的是英军，其海上船舰往来极快，一旦作战，大都是集中优势兵力，攻城拔寨，而清军反而被拖得精疲力竭、疲于奔命——双脚怎么跑得过英国的舰队！何况中国海岸线极长，根本不知道英国人会攻击哪一点，防不胜防。
说到陆战，林则徐等人的情报完全错误，英军其实根本不是他们想像的那样不擅长陆战，他们往往正面用舰炮轰击清军炮台，随后派出陆军从背后或者侧面包抄，海陆军配合熟练，进攻中几乎没有失手。
据说道光帝接到颜伯焘厦门失陷的奏折后，见有“伪陆路提督郭”的字样，十分诧异——原来英军也会陆战!
战争、谎言与真相（下）(1)
鸦片战争时期的道光皇帝，已经是快六十岁的老人了。和大多数老年人一样，晚年的道光帝也喜欢清净，不想多事，加上他又是个极其节俭甚至吝啬的人，花钱如同割肉，而打起仗来往往花钱无数。前几年平定中亚张格尔叛乱就花掉大把银子，让他心疼不已。对于这场莫名其妙、突如其来的战争，他本就不想打。所以道光一再给办夷务的大臣说：“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
但是，不打仗又能不失天朝威仪，这难度也太大了！
1840年的秋天，英国人和琦善都南下了。谈判开始后，英国人的开价和琦善的还价，几乎是南辕北辙，牛头不对马嘴。
道光帝开出的价码是“惩办林则徐，恢复英国人在广州的通商”，加上琦善私自答应但后来被道光帝认可的“部分赔偿鸦片损失和中英官方文件往来使用照会”，这不过是英国人要求的皮毛而已。
英国人开出的要价是赔偿鸦片损失和商欠，中英官员平等交往，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割让一沿海岛屿，赔偿军费等。双方差距太大了。
这下道光和琦善等清朝大员就纳闷了，他们无法理解，既然林则徐已经被查办了、鸦片损失也可以商量赔偿，英国人怎么还有什么冤抑？为何还要纠缠不休呢？
他们何曾知晓，英国人其实要的是中国市场，把中国纳入到其全球贸易体系中去。后人当然洞若观火，但当时谁能了解？即使有人告诉他们，当时的满朝文武也未必能够理解。
这样的谈判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双方都失去了耐性。道光帝下令，“尽灭此丑类！”而义律也搬出了巴麦尊的杀手锏——炮舰政策。双方很快从拖沓扯皮的谈判拉回到战争的残酷现实中去了。
1841年1月7日，英国人炮轰虎门，尽管清军士气高昂，但还是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副将陈连升战死疆场。英国人随后在1月26日占领了香港，并发文称香港居民为英国子民。琦善上报时却谎称英国人只是“寄寓一所，并非全岛”。
此时的琦善，答应了英国人的《穿鼻草约》，实在是进退两难。道光帝要他进剿，英国人又迫他签约，而他心里很清楚根本打不过英国人，但又不敢对道光帝直说。没办法，琦善唯有不断撒谎，以拖延时间，期待情势有所转机了。
英国人却等不及了，他们在2月23日重新开战，尽管提督关天培做了周密的准备，但和上次一样，仍旧被英军抄了底——使用的战术仍旧是军舰正面炮轰，陆军侧面包抄——谁说英国人不会陆战？！最后，年近七十的老将关天培英勇战死了，当他的遗骸被家仆领走的时候，英舰也鸣放礼炮，向这位老将致敬。
此时，广州已经门户洞开。
琦善被撤职了，紧接着道光帝派来了老将杨芳和靖逆将军奕山。而这两位，同样只能靠撒谎度日，特别是奕山，居然能靠撒谎请功，也算是极品“人才”。杨芳是武将出身，勇气可嘉，曾经在平定新疆张格尔之乱中立下赫赫战功。清人梁廷枬笔记《夷氛闻记》里说他在和英军交战时，“火箭巨弹，肃肃过耳畔”，他身边的人都吓得两腿战栗，杨芳却谈笑自若，骂道：“丑虏要击死老子耶！”但真的对付洋人的现代战争，他也实在没辙。
奕山到达广州后，他能想到的办法只有火攻。5月21日夜，奕山派人顺风放火烧毁英船两只，战争进一步升级，22日英军反攻，到24日上午攻破广州城郊各据点，广州城陷。无奈之下，奕山只能和英国人签署《广州和约》，在缴纳“赎城费”600万元后，英军退回海上。
靖逆将军屈膝投降，还向行商勒索600万去付“赎城费”，这等弥天大罪，却被奕山描绘成了一个美妙的故事上报。姑且先来读读奕山编的故事。
“城外士兵报告说，城外有洋人向城内招手，似乎有话要说。参将熊瑞闻报后，看见几个夷人头目在那里比手画脚，指天画地的，不知道搞的什么名堂。熊瑞看不明白，就把翻译叫来。翻译说这些夷人要求见大将军，说是有苦情要上诉。总兵段永福听后大喝一声：‘我天朝堂堂大将军，岂能想见就见？’该夷人头目听后吓得赶紧免冠作礼，武器扔在地上，屏退左右，朝着城墙连连施礼，说他们是靠做买卖过日子的，如果不准贸易，资本折耗，负欠无偿，简直没法活了；恳求大将军转呈大皇帝开恩，仍准通商，他们将保证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炮台，再也不敢惹是生非了。”
战争、谎言与真相（下）(2)
当下红透半边天的易中天教授也曾写过一篇文章叫《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读〈天朝的崩溃〉》，对鸦片战争中前方将领不断撒谎做了深刻总结：谎言成为麻痹和麻醉清廷君臣的一剂鸦片，这个鸦片的名字叫“天朝体面”。
而远在北京的道光帝却上当了，他真以为战争结束了，因而对奕山大加奖赏，并下令各省撤退调防兵勇。在小气的道光帝眼中，这么多兵勇，一天的花费可不少！
不过，奕山也算是走狗屎运了，因为一场瘟疫英军推迟了北上的计划，这才使得他的谎言没有被很快揭穿。但谎言终究是谎言，英国方面来了个厉害角色。在林则徐离开广东流放新疆后不久，义律也被免职并在后来调到北美得克萨斯任英国代办。而接任义律的璞鼎查，立刻按照英国政府的要求指挥英国军舰北上。
英国舰队随后在厦门展开了猛烈进攻。当时厦门本修建了石壁岸防，坚固异常，但英国陆军仍旧采用侧面袭击的办法，攻克了炮台。厦门一役，清军战死总兵1人，士兵伤亡324人，而英国只死1人，伤16人。
英军的下一个目标是定海，那个曾经被占领过的县城，对手是主战派裕谦。裕谦到定海后，采取了极端手段。为报复英军在定海掘坟的暴行，他也下令掘开英军留下的坟墓（里面数百具英军尸体是1840年一场瘟疫的结果）。对于抓到的俘虏，甚至使用凌迟处死、枭首示众的办法，以震慑洋人和那些“汉奸”。
裕谦没有给自己留后路，决心要血战到底。1841年的第二次定海之战，比第一次惨烈得多。在双方兵力相仿、武器悬殊的情况下，定海三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率领守军浴血奋战，但终因实力差距太大，三总兵连同他们的众多士兵最后都英勇战死。
英军随即攻破定海。裕谦在定海失守后，自杀身亡。
从杭州湾到扬子江，英军一路上基本没有遇到什么大的困难。但在平湖县的乍浦，却遭到了顽强的抵抗，英军陆军中校汤林森也被击毙。防守这里的是八旗兵，因为他们的家和家人在这里，他们个个拼死作战，失败后纷纷举家自杀，这已经不能仅仅以惨烈来形容了。
在随后的吴淞一役中，总兵陈化成战死。英国人沿着黄浦江占领了上海，并详细考察了上海的环境，他们甚至还直逼松江。随后他们留下两艘军舰封锁吴淞口，主力舰队溯江而上，直扑镇江！
清朝的文武大将们怎么也没想到，英国人居然会打到内河来了！镇江几乎是各要点设防最薄弱的，但就是在这个最薄弱的地方，英军遭到了最激烈的抵抗，死39人，伤130人，基本相当于前面所有战役的伤亡人数总和。而这次抵抗最激烈的，又是这里驻防的八旗兵。
镇江之战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战。1842年8月，英国舰队兵临南京江面。
在整个鸦片战争中，清军基本可以说是一败涂地。战争的惨败说明，靠修建岸防壁垒根本对付不了那些武装舰队——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海上长城。
条约中国和两种世界观(1)
南京这个六朝古都，注定要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扮演非同寻常的角色。
南京的城墙是明太祖朱元璋时期修建的，如今仍旧是古都里最为坚固的。笔者曾经徜徉在那古城墙下，抚摩这些600多年前的产品，仔细看的话，还可以看到上面有些文字，是该城砖的制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运送者的名字和户籍所在地的记载。如果城砖质量有问题，有关部门将按照上面的信息追查，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质量监督吧。
《南京条约》的签订
南京的城墙虽然坚固，但仍有屡屡被攻破的尴尬。也许是秦淮河的脂粉气太浓了，南京注定不是一个幸运的城市。1842年英国舰队兵临城下，南京又无奈地扮演了一次难堪的角色。
中国历史上经常要受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甚至侵略。对于这些马背上的民族，中原的王朝如果可以战胜他们的话，往往会像对待匈奴一样把他们彻底驱逐；如果不能驱逐，就修建长城以隔绝这两种文明；但要是长城还不能保卫自己，他们或许会选择和亲，或者以贡金和互市来维护边境的和平，就像当年明朝对俺答汗部落一样。
大清帝国是唯一没有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骚扰的王朝，但它遭到了来自海上商业民族的挑战。《中英南京条约》还只是一个开端。帝国将由此沦落。
1842年8月29日，这一天对英国人是喜气洋洋的一天，他们以很小的代价，达到了他们前辈一直没能完成的目标——叩开傲慢的天朝之门。也许从这一天起，他们明白了和这个国家打交道的最好方式。
就在这一天，中国和谈代表颤颤巍巍地登上了英国的“汉华丽”号军舰，在早已拟好的《南京条约》上签字画押。唯一让他们感到宽心的是，这个条约不是在北京签订，至少表面上保全了天朝的颜面。除了对割地赔款感到痛心外，对于其中的部分条款如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等，他们可能在不甚了了的情况下，就已经匆忙答应了英国人的要求。
就外交实践来说，这些清朝的大员基本就是白痴。
可我们又怎么忍心去责备一百多年前这些枪炮下的清朝官员呢？在科举考试里，可从来就没有外交这一门。这个因鸦片而导致的战争，在条约里却对鸦片只字不提，这实在是和帝国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
被割让后的香港
条约是英国人草拟的，按他们认为的重要程度加以排列。第一条是停战协定。第二条是五口通商，也是英国人的主要目的，下面的几个条款都是围绕着通商而设定的。第三条是以修船堆货的名义割让香港岛。第四、五、六条是赔偿问题。后面几条涉及到关税和领事裁判权问题，到后面的谈判修约中得到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第十一条是关于平等国交的。这个当时被争得面红耳赤的条款，现在看来，却是最平等的一条！
割地赔款，本也是19世纪战败国的通常之事，普法战争后法国也曾遭遇此等屈辱。为保住颜面，天朝一再说香港岛是“商借”，幸好割的只是天边之一小岛，对此倒也没看出有多么的心疼——后来甲午战争还割让台湾岛呢。
天朝上下没有想到的是，香港后来倒成了繁华之地，这又是一个美丽的意外。五口通商的其他地方，也大都顺势发展，特别是上海，由一个几乎是滩涂之地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其繁荣远胜于内地其他城市。这反过来说明，全球化的过程，早进入早受益，似乎是不争的事实。对于此等尴尬事实，国人往往回避，这里的疙瘩，其实还是因为不平等和被强迫的“不爽”导致。
但是，《南京条约》还不是鸦片战争的全部结局，第二年（1843年）7月的《五口通商章程》及10月的《虎门条约》，英国人又巧取豪夺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从英国人刻意制造的陷阱看来，这次战争的实质并不在鸦片本身。
1842年12月，当美国总统泰勒得知《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后，立刻派出众议员顾盛前往中国交涉，争取和英国一样的待遇。美国人比英国人还要狡黠，他们甚至不费一枪一弹，就取得了英国人辛苦获得的同样成果，甚至更多。当然，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英国也同样享受好处。
条约中国和两种世界观(2)
英国行使领事裁判权
顾盛为了显示美国的先进和强大，给天朝带了不少新鲜的玩意：地球仪、航海地图、手枪、步枪、蒸汽战舰模型、气温计、众多的科技书籍等，这些本是战败的中国最需要的，但却被依旧傲慢的天朝视为“奇技淫巧”给拒绝了。
令顾盛没想到的是，他的致命武器居然是他携带的“国书”。他从天朝官员闪烁不定的言辞里看出，这些人非常不愿意让他这个洋鬼子前往北京面圣，在他们眼里，如果众多洋人都要面见皇上的话，皇上的面子何在？天朝的威仪何在？谈判的官员甚至一再威胁说，如果坚持进京的话，就停止谈判。顾盛当然很好地利用了这个“威胁”，他的本意即在通商条约，而不是什么面见皇上。
这是何等奇特的利益观，完全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实际上就是天朝礼仪和国际惯例的战争！这个战争，在乾隆时期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就已经开始了。鸦片战争只不过是英国人在用武力方式迫使帝国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如果还改不过来，那就是帝国自己的悲哀了。
最后，天朝的谈判官员主动屈尊去了澳门，在澳门旁边的小村子望厦村，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天朝官员的前提条件是顾盛交出国书，答应不去北京面见皇上。而在这个条约里，美国人比英国人更进一步地获得了完全的领事裁判权，从此，各通商口岸的洋人，都不再受到中国政府的司法管辖，成为了中国领土上的特权人士。
但让天朝大员们诧异的是，法国这个对华贸易还不及英国零头、每年来华船舶还不超过十艘的国家，居然也派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舰队前来中国谈判签约。也许是在鸦片战争后，法国人亲眼目睹了天朝官员和英国人签订条约的全过程，他们当然不想错过这次盛宴。
被英国人教训过的天朝大员们，很难分清这些白种人的差别，他们的办法就是干脆“一视同仁”，甚至早就按照英国人的样式把条约拟好了。
法国人显然继承了路易十六的堂皇和气派，他们的排场很大，比起美国人只有一艘军舰的“穷酸”来说，他们的表现简直就是暴发户——法国使团一共来了8艘军舰，五百多人。不过，据说他们从美国人那里学到了和天朝官员打交道的技巧，那就是要在合适的时机威胁说要去北京面圣！最后，在达到所有目的后，法国人把签约仪式搞得漂漂亮亮，然后风光回国。由此，外国传教士可以合法地来到中国传教了，而这给后来的中国外交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后叙。
《南京条约》签订后，天朝再也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天朝了——甚至它想要平等的时候，已经是不可求了。
帝国终于戴上了条约的枷锁，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还有很多不平等的条约在等着签字画押。
马克思曾对晚清的中国作过这样的评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总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早在1861年，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就曾沉痛地说：“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郭嵩焘日记》(一)，第469页）
“怕、诈、蛮、蠢”四个字，说尽了当时办理夷务的这些清朝官员和决策者的可悲可恨之处。盲目自大，所以使蛮，如僧格林沁之冲动蛮干；敷衍推诿，一味使诈，如叶名琛不战不守不和；落后挨打，浑身害怕，有如靖逆将军奕山让出广州；不懂规则，办事愚蠢，如耆英之黄埔、望厦的签约。
条约中国和两种世界观(3)
胜败本是兵家常事，但是，如果失败只产生愤怒而不是发奋，这样的失败才是真正的失败；如果失败感到耻辱而不知道耻在何处，那才是真正的耻辱。
战争结束以后，国人应该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呢？是自我反思、自我更新，还是仅仅激于道义，痛斥那些侵略者？
遗憾的是，国人一提到这场鸦片战争的时候，似乎还在继续“激于道义”，并继续义愤填膺，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尽善尽美的幻想”，一种“悲歌”呢。
咸丰逃难到热河，联军火烧圆明园(1)
热河行宫，也就是后来的承德避暑山庄，离北京大约有200多里，周围群山起伏，树木郁郁葱葱，更有热河蜿蜒流淌，山色风光，可谓是美不胜收。
这个行宫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经屡次扩建后完工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花了近九十年的时间修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时候，就在这里接见过远道而来的英国使团。清朝的皇帝们也往往把这里当成避暑的胜地，消闲度夏，但谁又曾知道，“皇帝之庄真避暑，百姓却在热河中？”（池子华：《幻灭与觉醒——咸丰十一年实纪》）
被毁后的圆明园
弹指一挥间，从英国人打破天朝的大门后，又近二十年过去了。在这二十年间，帝国却已经是四脚朝天，几无宁日。吝啬的道光帝在1850年撒手西去，留下的是一个偌大的烂摊子。
咸丰本是道光帝的第四子，他承继皇位并不是一帆风顺。道光帝本来有九男十女，但很不幸的是，前面三子都在他之前先后去世。幸好1831年道光帝连得两子，即皇四子奕（即咸丰）和皇五子奕；而1833年皇六子奕（恭亲王）的出世，让道光帝很是头疼不已。
到底该立谁为皇位的继承人呢？
晚年的道光帝为这个事情很是犯愁。按传统，长子如无大过，应该立奕；可要说相貌和聪明程度，奕则要远胜奕。奕因为一次骑马摔成骨折，脚有点跛，但在老成稳重方面，奕又胜过奕，倒有点道光帝的风格。
据《满清外史》上说，相比而言，道光帝还是比较喜欢奕，甚至几次把他的名字写进了立储的密匣子，但道光帝又考虑到奕是长子，又无大过，所以一直下不了决心。
奕的师傅杜受田，对道光帝的心思非常了解。有一次，道光帝命诸子到南苑去打猎，行前杜受田悄悄地跟奕说：“阿哥到了围场，只管坐观他人骑射，千万别发一枪一矢，你手下人也不准捕一猎物。要是皇上问起来，你就说时方春和，鸟兽孕育，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之长与诸弟竞争。这样一定能讨得皇上欢心。”
奕听后，依计行事。
奕好表现，复命的时候捕获最多，而奕这边却一只猎物都没有，大家嘴上不说，暗地里都窃笑奕无能。道光也非常奇怪，问奕是怎么回事，于是奕就把师傅教给他的话说了一遍。道光帝听后果然大喜，说：“是真有人君之度矣。”
最后，道光帝选择了奕作为皇位的继承人，也就是后面的咸丰。
后人常以奕没有承继皇位而感到遗憾。以奕的能力和变通，肯定比平庸好色而短命的咸丰强很多，至少也不会有后来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把持朝政近半个世纪！而在这半个世纪里，正是中华民族最为屈辱的一段时期。
咸丰登上皇位时，年方二十，风华正茂，但他又是一个极其不走运的皇帝，从做上皇帝开始，就没有过上一天安宁的日子。1851年，也就是咸丰元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席卷了整个大江南北的太平军起义，一直到他死，都没有任何平息的迹象。
咸丰开始临政时也很想有一番作为，但后来发现天朝积弊已久，内乱外患，远非他的能力所及，后来也就心灰意冷，只顾沉湎于美酒和女色了。据说咸丰常在宫中酗酒，酒醉后经常发怒，身边的宫女和太监往往也难免皮肉之苦。
咸丰的郁闷，可能和他身体不好有关。野史上说，咸丰患有肺痨，听人说喝鹿血既有利于肺，又可以壮阳，于是咸丰就在圆明园里养了大群的鹿，甚至逃难的时候也想把鹿带上。
说起逃难，那是因为英法等国的修约问题所引起。《南京条约》后的第12年（1854年），英国按照约定，向清政府提出了18项修约要求，其中的头一项就是要求派公使驻京，这种严重侵犯“夷夏之防”的“无理”要求，当然遭到天朝的断然拒绝。
但英国仍不死心，1856年又联合法国和美国提出要派遣使节驻京，并建议中国派代表分驻伦敦、巴黎和华盛顿，但再次被天朝严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