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对越南的觊觎之心由来已久。早在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法国的波旁王朝时期），法国传教士百多禄曾跑去帮助越南南方的割据势力阮福映训练军队，并自告奋勇地作为阮福映的代表前往巴黎并在凡尔赛宫签订了《法越攻守同盟条约》，内容主要是法国派兵帮助阮福映夺取政权，到时越南割让土仑、昆仑两岛给法国，并让法国享受贸易特权。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条约刚签订，法国大革命爆发，国王路易十六也被送上了断头台。阮福映则依靠自己的力量恢复了阮氏王朝的统治，这个条约也就被人淡忘。
19世纪初，法国人刚安定下来，突然又想起了革命前的那个条约，于是再次来到越南找阮氏王朝兑现上个世纪所做的承诺，但阮氏王朝认为法国人没有履行义务，加以拒绝。
法国人由此怀恨在心。第二次鸦片战争刚一结束，法国便将侵略中国的军队抽调出来，去找越南算账。越南抵挡不住法国人的长枪大炮，被迫签下了第一次《西贡条约》，条约规定越南割让南边三省给法国，并开港通商。由此，越南开始逐步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一年后，法国又搞定了柬埔寨，使得整个湄公河下游都落入其手。
1867年，法国人再割占越南三省，并将整个越南南部改名为交趾支那，设立总督进行治理。但法国人还不满足，侵略的爪子又伸向了越南北部，并试图打开中国西南地区的门户。
1866年到1868年间，法国人组织了一支庞大的探险队，试图找出通往中国西南地区的航路，但他们后来发现湄公河的上游（即中国的澜沧江）滩多流急，在当时的航运条件下并不适合航行。
这时，一个名叫堵布益的法国军火商告诉他们说，越南北部红河的航行条件很好，顺着这条河可以进入中国西南地区。堵布益后来跑到法国海军殖民部游说，说让他带领一艘炮艇前往越南北部，保证打通红河航道。法国海军殖民部信以为真，便指示交趾支那总督给予协助。1873年，堵布益一行不怀好意地来到河内，并在那里胡作非为，引起越南地方政府的抗议，并派人向交趾支那总督控告了堵布益。
法国总督接到控告后，派出上尉军官安邺带领小分队前去调查。安邺到达河内后，也违反权限与越南官员发生了冲突，安邺欺负越南官军武器低劣，便下令进攻河内城，尽管河内巡抚阮知方组织人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越南人的竹枪土炮根本干不过法国人，结果河内城反被安邺小分队轻易拿下。
安邺由此骄横异常，还时而骚扰越南北部海阳等省，一时间得意忘形。阮氏王朝无可奈何之下，便向当时在保胜活动的黑旗军求援。黑旗军是中国人组成的非官方军队，其领袖刘永福原本是广西天地会的领导人之一，他的队伍以七星黑旗为战旗，故称黑旗军。在太平天国时期，黑旗军经常活跃于粤桂边界，太平天国失败以后，在清军的进攻下，刘永福便率黑旗军转移到中越边界地区活动。
法人侵越日甚一日，黑旗军志愿抗法(2)
刘永福
刘永福祖籍广西博白，1837年生于防城司属古森峒小峰乡。黑旗军退入越南后，正值越南北圻(北部地区)盗匪猖獗，残害人民，刘永福便协助越南官军共同打击当地盗匪，并逐渐控制了安礼、六安、保胜(老街)等地。黑旗军后来在这些地区“开辟山林，聚众耕牧”，自耕自养，倒也安抚一方百姓，该地还出现了“烽烟不警，鸡犬无惊”的安定局面。
但是，刘永福的黑旗军在越南毕竟是一支客军，阮氏王朝虽然在剿灭越南盗匪和乱党的时候会有所依仗，但对黑旗军终究心存顾忌，不敢重用；而黑旗军因为曾经是反清义军，也不敢回到祖国，怕回去后被镇压。在这种尴尬的局面下，黑旗军可谓是左右两难。但法国人的侵略，却改变了刘永福和黑旗军的轨迹和命运，使这支客居越南的反清农民起义军，转变为反抗西方列强侵略的前锋部队。
越南驸马黄佐炎当时正奉命统督北圻军务，刘永福曾经与之密切合作，参与平定边匪。这时，黄佐炎再度邀请刘永福，希望黑旗军能共同剿灭安邺侵略军。刘永福得令后，便率黑旗军从驻地保胜日夜兼程，疾驰千里，翻过宣光大岭，突然出现在河内城外。
安邺闻讯，急忙率队出城迎战。但这个安邺太自以为是，以为黑旗军和越南官军一样，自己只要带上几十个法国兵，一门小钢炮，就可以横扫对方数百上千人，殊不知，黑旗军都是些作战经验非常丰富的老战士，他们先把法国人引诱到早有埋伏的纸桥(位于河内城西2里处)，等到敌人上钩后，突然间发动猛攻，一时间，黑旗军将士“奋勇向前，悉力攻敌，势极猛烈”，法国人一看大势不妙，抵挡不住，便一窝蜂奔着城内逃去。
安邺小队长一时慌乱，不小心掉进一个坑内，情急之下怎么也爬不上去，他的手下们却只顾自己逃命，对他弃之不顾，结果黑旗军先锋吴凤典飞马赶上，“喀嚓”一声，砍下了安邺的脑袋，随后黑旗军乘胜追击，夺回了河内城。
这一仗，学界称之为第一次纸桥大战，此役黑旗军大获全胜，法军死伤惨重，越南阮氏王朝为表彰刘永福，封他做了“三宣副提督”，并破例铸了一颗“山西、兴化、宣光副提督英勇将军印”给他，以示褒奖。但是，阮氏王朝害怕法国人大举报复，结果还是向法国人外交妥协并订立了第二次《西贡条约》。
1874年第二次《西贡条约》签订后，法国于次年照会清政府，通告该约的内容，意在争取清政府的承认，试图排除中国在越南的影响。清政府收到后，复照对该条约不予承认，时任驻英、法大臣的曾纪泽对法国在越南的行动还提出了多次严正抗议。但是，因为越南阮氏王朝没有要求清廷保护，清廷也就乐得装聋作哑，按兵不动。
19世纪80年代后期，法国国内情况好转，便又好了伤疤忘了疼，其野心再度膨胀，特别是新任内阁总理茹费理上台后，就毫不掩饰地说：“难道法国只是个大陆国家吗？殖民地领土的寸土寸地，对于法国来说都是宝贵的，放眼看看世界地图，看看许多大国，他们是怎样急切地、怎样火热地在世界上建立自己的市场的！”（周志初：《不败而败：中法战争》）
于是，刚恢复了元气的法国再次加紧了对越南的侵略，其目标就是十年前暂时放弃的越南北圻。1882年初，法国派遣海军上校李威利率军北上，并于4月间再次占领河内。据说，李威利占领河内后，为了报当年安邺被杀之仇，还曾悬赏一万元取刘永福的首级。
这时，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那就是时任吏部主事的唐景崧。唐景崧本是广西灌阳人，进士出身，但仕途并不顺利，在京15年方得一吏部候补主事的职位。侯门一入深似海，朝中无人别做官，唐景崧浮沉宦海十余载，空有一身才华，却始终得不到机会施展。
在得知法国加强侵略越南并威胁广西边境时，唐景崧一方面挂念桑梓，另一方面也想寻找施展才干的机会，于是毛遂自荐，向朝廷自请前往越南招抚刘永福，准备大干一场。朝廷见唐景崧人才可用，便将他派往南方听候云贵总督岑毓英的差遣。
法人侵越日甚一日，黑旗军志愿抗法(3)
这样，唐景崧作为朝廷特派员到了越南，面见刘永福并向他提出三个建议：上策是取越南而代之，归顺清廷；中策是保越南击退法国，清廷暗中援助兵饷；下策是株守保胜，但万一被法国人打败，退入中国，恐怕也为清廷所不容。
刘永福听后沉吟良久说，上策不敢想，下策不愿想，唯有拼尽全力争取中策，即“为中国捍蔽边疆”，“为越南剿平敌寇”。
法国人对越南北部地区的侵略，必然要和黑旗军发生冲突，这对于黑旗军来说，是威胁到生存的根本问题。对于中越两国，假如法国人真的击败黑旗军占据越南北部，这对大家都没好处。正因为如此，中越两国政府也就明里或者暗中支持黑旗军抗法，意在把黑旗军推上抗法的前沿。
1883年5月，刘永福率黑旗军进抵距河内不远的怀德府，向法军下战书。刘永福深知黑旗军长于野战，短于攻坚，便想引诱法军出战。李威利见援军未到，不敢出战。等援军到后，李威利便信心满满，率法军出城进攻纸桥以西的黑旗军阵地。刘永福设下埋伏，诱敌深入，提前部署了先锋管带杨著恩、左营管带吴凤典、前营管带黄守忠等部严阵以待。
法军见黑旗军一路败退，便在大炮掩护下，分两路冲过纸桥，杨著恩部迎敌后，假装支撑不住，退到上安决村。李威利以为黑旗军不过如此，便大摇大摆地继续前进。等到法军进入黑旗军埋伏阵地后，黄守忠、吴凤典率部突然跃起，以密集的枪弹对法军加以痛击！
法军猝不及防，慌乱中夺路而逃，李威利还想整理队伍，无奈乱军之中，兵败如山倒，自己也被流弹击中肩膀，一下栽倒在地，溃兵们纷纷掉头就跑，顾不上自己的统帅，结果李威利和安邺一样，被黑旗军割了脑袋，几十名法军士兵包括几个军官也都命丧河内城外。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第二次“纸桥大捷”。
战后，越南政府为表彰刘永福，授予他“一等义勇男爵”和“三宣正提督”之职。
法国人听说李威利战死，老羞成怒之下，决定发动全面的侵越战争，除增援陆军外，还成立了北越舰队，由海军上将孤拔带领，攻占了越南都城顺化。恰好这时候阮氏王朝的国王阮福时病死，宫廷出现内讧，结果在法国人的威逼之下，1883年8月25日，越南被迫签订了《顺化条约》，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
在制服越南之后，法国人的矛头，开始指向驻扎在越南边境的黑旗军和清军，进而试图侵犯中国的西南地区。由此，中法之间的正面冲突，也就开始日益逼近。
首鼠两端，战不胜，和不成(1)
按理说，清政府是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藩属国维护国内稳定和抵抗外来侵略的。但是，大清帝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吃尽了洋人们的苦头。如今的大清帝国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面对如狼似虎的西方列强，清政府即使有心援手，也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不然，搞不好就会弄得自己灰头土脸。
限于实力问题，清政府内部对援越抗法问题也是意见不一，朝议争论不休，当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是主张对法国人采取强硬措施，甚至不惜与之一战；假如对法国软弱妥协的话，其他列强也会对大清帝国的其他藩属国心存觊觎之心，到时候局面更加不可收拾，倒不如现在就防微杜渐，即使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这派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左宗棠和张之洞、张佩纶等人。
第二种观点是主张不卷入法越矛盾漩涡，甚至干脆放弃越南，比如李鸿章就说1874年的法越和约“语多悖谬，越王既未请示，此时中国实难代为反悔，似只有听越之自为而已”。换句话说，既然越南对大清帝国离心离德，而且没有求援，倒不如放弃掉算了。恭亲王奕等也持这派观点。
第三种观点主张援助越南官军和黑旗军，打击法国侵略，在必要的情况下，派清军驻扎在越南北部边境，相机行事，以最大可能地维护大清帝国的利益。这一派有曾纪泽、刘长佑、刘坤一等人，走的是中庸路线。
清流派少壮官员在朝议中争辩最为激烈，这些人往往激情有余，实务经验不足。这些官员对于真正的战争，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世界上军事发展的情况，大都知之甚少，甚至是纸上谈兵，很多时候完全是想当然，过于天真。
譬如曾纪泽，算是出过洋见过世面的洋务派专家了，在完全不了解中法海军实力对比的情况下贸然提出，出动海军“示形慑敌”。而清流派代表人物张珮伦，干脆就提出中国出兵攻取越南，“夫我不取越，越终折入于法，不如暂取而还封之”。
很多人以为对外妥协的一定是无耻投降卖国的，有汉奸的嫌疑，比如李鸿章，就背了这么多年的骂名；而只要是主张强硬抵抗的，那一定是热血爱国，即使失败了，那也是悲情英雄，值得称颂的。
但笔者却认为，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往往坏就坏在那些高调分子手中，譬如如今网上之愤（粪）青，往往是高谈阔论，指点江山，脾气远胜于知识，名为爱国，实则误国，这愤青之流，古而有之。
话说法国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后，中国即成为了法国“保护”越南的唯一障碍。为了消除这一障碍，法国人于1883年9月提出谈判，要求清廷承认法国对整个越南的殖民统治，并要求中国撤出驻越军队。由于双方分歧太大，谈判了无进展。
鉴于越南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屏护作用，加上左宗棠、张之洞等主战派的高声疾呼，清廷这次也一改以往的消极态度，在敦促李鸿章加强和法国谈判的时候，也把军队派出镇南关，表示不惜一战的决心。但是，清廷知道自己实力不济，再三训令清军不得主动出击，不要轻易启衅。
“和战”政策需要相当高的水平，清廷对国际实务难说了解，加之实力不济，也是底气不足。清政府中法战争“和战”政策的失败，关键还在于重心的失误上。
所谓“和战”，重点是战，重心应该放在备战上，哪怕外交做得再漂亮，甚至不放一枪一弹，问题全在谈判桌上搞定，但胜利者最后依仗的，其实还在于其军事实力。
备战，不等于要开战，但是，至少要保证随时可以开战并战而胜之。这样的霸气，才是外交谈判最有力的武器。而当时的清廷，却反其道而行之，军队出关是虚张声势，不想流血牺牲，也不去认真备战，反而左右约束，一心指望谈判桌上解决问题，这样的结果只能是战守皆失。
反观法国的部署，见谈判讹诈不行，就坚决使用武力。1883年10月底，法国东京海域分舰队司令孤拔被任命为北越法军统帅。12月中旬，越南北部的法军人数已经增加到九千多人，并决定向红河三角洲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击。
首鼠两端，战不胜，和不成(2)
战争爆发了。
当时的形势，黑旗军驻扎在河内以西的山西（越南地名），清军主力驻扎在河内以东的北宁。法国的行动计划，是利用黑旗军和清军的隔阂，先攻击驻扎在山西的黑旗军。他们认为，如果先攻击北宁的话，黑旗军一定会乘虚攻击河内或者分兵驰援北宁；但攻击山西的话，清军未必会援助黑旗军。
法国人的判断是对的。清军果然坐视不救，最后黑旗军孤军难支，只得放弃山西，撤往兴化城。山西的失守，使得黑旗军和清军东西两线互相倚靠并钳制法军的态势顿失，法军反而掌握了主动。1884年2月，米乐接替孤拔为法军统帅，法军兵力增至16万人，图谋攻占北宁，把中国军队彻底赶出越南。
当时清军本在北宁驻军四十营，但统帅徐延旭年老昏聩，还是个鸦片鬼，对热兵器时代的现代战争知之甚少，却又刚愎自用。
主将黄桂兰，虽说是行伍出身，但其部队装备不行，大量使用当时已经被淘汰的后膛枪而不自知。更为要命的是，黄桂兰也被上面的政策搞昏了头，以为驻军只是摆摆样子，结果在临战之前，还大肆召来越南土妓娱乐自己，黄桂兰最后兵败自杀时，帐帷中还有土妓十余名。
1884年3月12日，法军来攻北宁，在法军的猛烈炮火下，清军抵挡不住，北宁失守；7天后，太原失陷；4月12日，法军进驻兴化。清军全线溃败，退到了中越边境的保胜、河口一带。至此，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法军就基本控制了越南北部的整个红河三角洲。
山西、北宁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满朝文武大为震惊。主要责任人前军主帅徐延旭被革职拿问，始判斩监候，后发配新疆。为了重整旗鼓，鼓舞士气，清廷又任命潘鼎新为广西巡抚，张凯嵩为云南巡抚，立刻赶往出事现场，进行善后。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事还没这么快完结，接下来倒霉的是军机处。当年为慈禧太后夺权立下汗马功劳的恭亲王奕被黜退，他的同事们，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一概以“委蛇保荣，办事不力”的罪名被逐出军机处。
新的权力班子，以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左侍郎孙毓汶五人为军机大臣，贝勒（后为庆亲王）奕劻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没两天，慈禧太后又下谕：“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着会同醇亲王奕商办。”一时间，醇亲王奕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
醇亲王奕
清廷这次的重大人事异动，历史上称“甲申易枢之变”，也叫“甲申政潮”。这套新班子，比奕那届政府班子差得太远，譬如代替奕地位的醇亲王奕（奕的七弟），此人能力和城府远不如老哥，只是因为他的老婆是慈禧太后的妹妹，儿子又被慈禧太后抢去作了皇上（光绪帝），才得此重任。奕本身并无什么大的才能，遇事也总是畏畏缩缩，不敢当头。而新班子的另一个主要人物孙毓汶，则是慈禧太后的铁杆心腹，拍马屁的功夫那是一流。
在满清皇族里，恭亲王奕算是能力突出的，自从协助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夺权后，一直以议政王名义任首席军机大臣兼管总理衙门，总揽清廷内政外交大权，和慈禧太后形成了权力平衡，在他和其他洋务派的努力下，垂死的帝国似乎焕发了第二春，时称“同治中兴”。但没有了恭亲王奕的牵制，慈禧太后凡事自作主张，由此变得专制，朝廷里那就乱象丛生了。
再说那法国人，虽说在越南战场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法国人在全球的野心太大，战线拉得过长，此刻又在埃及和英国人较劲，这时见中国军队快被赶出了越南，便也想鸣金收兵，把胜利成果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
1884年4月，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通过粤海关总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向李鸿章提出谈判。福禄诺给李鸿章捎了封信，说如果中国承认越南和法国的保护协定，并允许法国人在西南地区通商的话，可以在措辞上顾及大清帝国的颜面，并且可以在军费赔偿上做出让步，但要是不答应的话，法国就要再派舰队扩大战争。
首鼠两端，战不胜，和不成(3)
这封信，可谓是虚虚实实，实实虚虚，要求中国承认现状是实，保持面子是虚；赔偿军费是虚，扩大权益是实。另外，福禄诺还要求中国驻法公使曾纪泽调离法国，因为小曾的主战言论让法国人很不爽，差点就把小曾宣布为最不受欢迎的人给驱逐出境了。
李鸿章对这个战争本就没什么兴趣，便派李凤苞代替曾纪泽为驻法公使。经过短暂的谈判，李鸿章与福禄诺于1884年5月11日在天津签订了《中法简明和约》（又称《李福协定》）。
《李福协定》主要有五款内容：中国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条约和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国与越南修约时，不出现有损中国体面的字样；中国驻越清军调回境内；法国不索赔款，中国在中越边境开埠通商；三个月后，双方派遣全权大臣，制定详细办法。
《李福协定》只是初步协定，具体条款还需要进一步议定。5月17日，福禄诺交给李鸿章一份节略，通告法国已派巴德诺为全权公使来华会议详细条款，但在中国军队撤军接防问题上，福禄诺自说自话，单方面规定了中国军队在越南北部原驻地分期“接防”的日期。
要命的是，李鸿章这次对“接防”这个事情居然不置可否，不说同意，也不提出反对，这样的态度被法国人认为是默认，结果在后面引发了大麻烦。就这件事而言，李鸿章的责任不可推卸——他当时就应该提出异议，何况，这事还被他给瞒了下来，没有上报朝廷。
李鸿章之所以不上报朝廷，问题的关键在于双方对“调回边界”的理解。清廷的理解是清军调回边界地区，而不是中国境内，而法国人的理解则是要求清军撤出越南境内。正因为如此，李鸿章才把这事给瞒了下来，就是害怕清廷不同意，导致整个和谈功亏一篑。
对中国官场术语一无所知的福禄诺，把李鸿章的含糊其辞当成了明确的应允，于是他兴冲冲地通知在越南的法国远征军总司令米乐说：“中国人答应限期撤军！”6月23日，法军就急吼吼地跑到谅山附近的北黎（观音桥）地区去“接防”，要求清军立即退回中国境内。中国驻军没有接到上级让撤军的命令，听后觉得莫名其妙，便拒绝了法国人的要求，说要请示上级再作决定。
历史进程的发展有很大的偶然性。李鸿章的含糊其辞和福禄诺的急于求成，这样的外交纰漏在当时的环境下在所难免。而且，如果碰到是个冒失鲁莽之人去执行这样的任务的话，后来的事情往往会不可收拾。该死的是，法军的这个领队官杜森尼上校偏偏就是这样一个人，连他们自己人都说此人“身高而瘦，面多血色而易动怒，毫无外交手段，但能事事破坏，甚至连自己亦有破坏的危险”。
这样的家伙当然干不出什么好事。双方在阵前谈判中相互指责，说着说着，这个杜森尼心头怒起，竟然将中方使者击毙，并命令法军立刻逼近清军阵地，结果导致武装冲突瞬间爆发。经过两日的交锋，法军的进攻受挫，死伤近百人，双方重新进入了战争状态。
“观音桥事件”发生后，双方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和约，但事件是因为杜森尼杀害了中国使者导致，其主要责任显然是在法国一边。但强蛮的法国人不这么认为，他们照会清政府，要求清军立刻撤退，还要讹诈军费25亿法郎（约合白银3800万两），如果不照办，法国就要占领中国一两个海口当作赔款的抵押。
这明显是无理勒索，但在7月下旬，清廷还是派了两江总督曾国荃到上海与法国人进行谈判，但由于法国人的要求太过分，谈判没有结果。法国随后便将战火扩大到了中国东南沿海，战争进一步升级。
基隆退敌，马尾饮恨(1)
在中法两国谈判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法国决定对中国实行“踞地为质”的惩罚，让清廷在谈判桌上屈服于法国人的武力。没过几天，法国便将它在中国和越南的舰队合编成远东舰队，以远东扩张的积极鼓吹者孤拔为统帅，准备攻占福州和基隆，扣押为质，作为谈判的筹码。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英明，就在法国人组建远东舰队的同一天，也就是1884年6月26日，清廷为加强台湾的防卫，在曾国荃的推荐下，淮军将领刘铭传被派往台湾督办军务。
果不其然，8月5日，法国舰队便杀气腾腾地来到基隆，猛烈炮击后见清兵撤退，法国人以为清军不堪一击，便开始强行登陆，不料刘铭传早已派兵设下埋伏，等到法兵上岸后，清军突然三路杀出，把法兵打得晕头转向，吓得飞也似的向军舰跑去。但这时突然涨潮，下船容易上船难，在清军的追击下，不少法兵葬身大海，幸好有军舰炮火的掩护，不然法国人死得太难看了。
法国人本以为拿下基隆不过是闲庭信步，轻而易举，没想到反被打得狼狈逃窜，还损失了上百人，硬生生地吃了个大败仗。
法国人太小看中国这个对手了。负责守卫台湾的刘铭传乃李鸿章的老部下，原淮军主将之一。刘铭传也是合肥人，作为李鸿章的部下和老乡，两人关系相当不错。临行前，李鸿章还特意面授机宜，并拨给刘铭传3000洋枪，还有江南制造局造的30门大炮，以加强台湾的防卫。刘铭传到了台湾后，形势大不一样。
法国人并不甘心失败，8月16日，法国议会决定扩大战争，并拨出3800万法郎，专款专用，要用各种“必要方法”让中国屈服。更搞笑的是，法国的外交部门在谈判中也同步调整了要价，要求清廷赔偿因基隆战败导致的8000万法郎的军费。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战争为什么特别多，这个“赢者通吃、输者赔款”的国际惯例起了非常坏的作用。既然打赢了什么成本都没有，各国当然大搞军备竞赛，以打赢为目的，迫使他国割地赔款，战争就等于是一桩生意。
1884年7月14日，两艘法国军舰趁着中法还在议和之机，以“游历”为名，驶进福建闽江口。两天后，法国舰队司令孤拔也乘军舰到达，随后法国舰队居然陆陆续续地进入了福建水师的马尾军港。两个近乎交战国的舰队同处一港，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算奇事一件。
要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等奇事，说来话长。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后，左宗棠在福州筹备创办福州船政局设厂造船，当时邀请的是两个法国人，江汉关税务司的日意格和退役军官德克碑，当时以这两个人为福州船政局的技术总监，来负责设址、建造和延请欧洲洋教习和洋匠（多为法国人）等事务。
后来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由沈葆桢接手福州船政局，仍旧以法国人为主，开展了海事海军教学、建造兵船和训练福建水师三大事宜。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外国专家还算尽心尽力，譬如福建水师的很多战舰如旗舰扬武号等，就是在法国人日意格和安乐陶等人的监造下完成的。一直到1874年，福州船政局和这些洋人的5年合同期满，这些外国专家才陆续离开福州。
马尾是闽江下游的天然良港，位于福州东南，当时福建水师和马尾船厂都在马尾港内。也许是有这一份师生情缘和故国友谊，或者是认为和议将成，所以法国军舰陆续闯入闽江口并进泊马尾港的时候，当时的钦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闽浙总督何璟、船政大臣何如璋、福建巡抚张兆栋和福州将军穆图善等人，根据清廷“不可衅自我开”的训令，对法国舰队的进入不但没有进行任何的拦阻，反而给予了热情款待。
由此，法舰在马尾港可以随意进出，而福建水师反处处受制，左右为难。就双方实力而言，根本就差了好几个档次，福建水师的战舰大都是法国人设计监造，由福州船政局自己生产，和强大的法国舰队相比，根本就是拳击赛中以轻量级对阵重量级，这仗没法打。
基隆退敌，马尾饮恨(2)
我们来看一下数据统计。当时泊于马尾的法国军舰有8艘，排水量为14500吨，重炮77门，官兵1800人。而福建水师虽有兵舰11艘，但排水量仅9900吨，普通火炮47门，官兵1100人。法国舰队另有鱼雷艇2艘，还有2艘军舰在金牌、琯头一带江面，防止清军塞江封口，保障后路的安全。
最为糟糕的是，法国舰队是铁甲船，而福建水师却都是些木肋兵船，正如张珮伦所言，“船略相等，而我小彼大，我脆彼坚”，如之奈何？法国舰队配置的都是重炮，可以轻易击穿福建水师的木肋甲板，而福建水师的火炮对法国舰队的铁甲基本没有威胁。从吨位、防护能力、重炮数量、兵员素质等方面来看，法国舰队有着太过于明显的优势。
最大的失误在于不该让法国舰队轻易进入马尾港。本来闽江口外，满是岛屿礁沙，两岸山岭夹峙，地形险峻，而从闽江口至马尾港，水道极为狭窄，最窄处仅300米，没有熟悉的引水员，法国舰队很难在此航行，譬如他们有一艘炮艇就因此搁浅。沿途两岸都建有炮台，对于贸然进入的法国舰队可以形成很大的威胁，但闽浙总督何璟和福州船政大臣何如璋等人，担心阻止法舰进港会发生冲突，弄不好影响中法和谈，责任太大，于是便听之任之。
等到法国舰队进入马尾港后，问题就复杂了。当时有人建议对驶入马尾港的法舰进行武力驱逐，但敌强我弱，如何驱逐？清廷当时抱定“彼若不动，我亦不动”的妥协方针，恐怕也是无奈之举，而何璟和何如璋等人“严谕水师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也就毫不奇怪了。
在谈判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法国政府于8月22日电令孤拔消灭中国福建海军。孤拔准备妥当后，决定于次日下午开战。据说，当时法国人向福建水师的扬武管驾（舰长）张成递送战书，张成见后赶紧送到福州船政大臣何如璋手中，何如璋收到后，手足无措，竟然秘而不发。
第二天，马尾港内的各国领事和商人都赶忙下船，一副要开战的样子。福建水师的将士们见情况紧急，要求做好临战准备。可恶的是，督办福建军务的总负责人张珮伦居然斥责请战将士，连军火武器也不下发。等到下午一点，法国舰队已经升火起锚，张珮伦和何如璋等人这才慌了神，赶紧派人去见孤拔，要求明日再战。
这战争岂是儿戏，“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哪有说改就改的！
再说，孤拔选择中午退潮时开始攻击，也早在计划当中。因为当时港口内军舰船身随潮水涨落而改变方向，涨潮时船头指向下游，退潮时船头指向上游。孤拔选择退潮时开战，福建水师的军舰正好暴露在法国舰队的炮火之下，孤拔对此早已观察仔细。
下午一点半，马尾港中潮水涨平，天空突然黑云滚滚，风雨大作，云层中传来沉闷的雷声，只见一道刺眼的闪电划破晦暗的天空，法国人开始攻击了！在倾盆大雨中，福建水师的军舰还没有起锚就被法舰击沉两艘，并被重创多艘。旗舰扬武号，在管带张成的带领下，没有理会何如璋的禁令，事先已经作好了准备，当法国人发动攻击时，立即进行回击，用尾炮击中法国舰队的旗舰伏尔泰号，当下就击毙法军多名。
法军鱼雷艇见扬武号凶猛，便发射了几枚鱼雷，扬武号不幸被击中，随后沉入港中，管带张成等人在混乱中跳水逃生，事后居然被清廷问斩。不知道是因为张成违抗命令备战而被杀呢，还是因为他没有殉国而严惩，反正都没有丝毫道理。
尽管福建水师的官兵都很英勇，但毕竟实力悬殊，准备又不充分（即使准备充分，结果也难有改观），海战不到半小时，福建水师11艘兵舰，扬武、济安、飞云、福星、福胜、建胜、振威、永保、琛航9舰被击毁，另有伏波、艺新两舰自沉，19艘运输船沉没，水师官兵殉国者760人。而法军只有6人被击毙，15人受伤，两艘鱼雷艇受重伤，其他战舰基本无碍。
福建水师的炮艇福星号，刚一开战，就已经被敌舰击中，船上燃起熊熊大火，在危难之时，官兵们仍旧断锚转向，冲入敌阵对敌旗舰猛烈射击并连续命中。但福星号脱离本队后，被敌舰团团围住，重炮轰击下火药库中弹爆炸，全艇官兵壮烈殉国。
基隆退敌，马尾饮恨(3)
战舰扬威号，在被两艘法舰的夹击打穿了船体后，随后又被鱼雷击中，舰上官兵置生死于不顾，在被击沉前的瞬间，发射出最后一发炮弹，重伤敌舰长和两名士兵。还有飞云号、福胜号，都奋勇抵抗，拼命杀敌，直至沉没。对于这些英勇的战士，我们有什么理由去苛责呢？
倒是福州乡人回忆说，总负责人张佩纶和何如璋，听到海港内的隆隆炮声，吓得赶紧从福州船政局的后山逃走。据当时人的描述，当时天下大雨，电闪雷鸣，张佩纶吓得连鞋都掉了，跑到一半实在跑不动了，只好由亲兵拖曳着往前走，最后逃到了鼓山，当地百姓都拒不接待，张佩纶只好隐匿在一个禅寺下院，此地距离船厂已有20多里。第二天，张佩纶到了鼓山彭田乡，恰好这时朝廷圣旨到了，闽浙总督何璟到处找张佩纶都找不到，最后悬赏一千钱给找到或报信的，才算把这个可爱的“主战派”给找到了。
不久前，张佩纶还情绪激昂地在朝廷上慷慨陈词，大骂别人卖国投降，等到朝廷真派他去福建主持军务时，却侈然自大，漫不经心，结果致此大败。据说法国舰队进入马尾港后，张珮伦居然把福建水师的所有战舰全部集中起来，和法国舰队近距离聚泊，并自称是背水布阵，置之死地而后生。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其实是为法国舰队聚歼福建水师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福建水师的战舰分散停泊的话，损失是有可能降低的。
文官好战，外行指挥内行，后果当然很严重。
福州船政大臣何如璋更倒霉。马尾海战风雨飘摇之时，何大人吓得躲进安施氏祠，谁知乡人为了将他赶走，竟然连祠堂也给烧了。何如璋没办法，只好连夜逃走投宿到洋行。第二天早晨，何如璋入城后想住到两广会馆，结果又被商人们驱逐，真可谓是狼狈不堪。（罗惇曧：《中法兵事始末》）
8月24日上午，法国舰队又持续炮击了马尾船厂达5小时之久，船厂厂房、仓库和一艘尚未完工的巡洋舰遭到了很大破坏。本来为了防止法国人夺取马尾船厂，清军已经埋下地雷准备炸毁，但当时风雨大作，引线没有点燃，而后来法国舰队轰击时离得太远，破坏效果有限。战争结束后，船厂经过维修后又恢复了生产，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在炮击马尾船厂后的几天里，法国舰队又将两岸炮台全部摧毁后才驶出闽江，至此马尾大战结束。遭此大挫后，清政府谴责法国“专行诡计，反复无常，先启兵端”，决定对法正式宣战，发动反击。
9月中旬，孤拔率军舰5艘，副司令利土比率军舰3艘，分别进攻台湾的基隆和淡水，企图占领这两处后分进合击，进军台北。刘铭传鉴于台湾的兵力不足，便决定放弃基隆而坚守淡水。10月1日，法军在军舰的掩护下攻占了基隆。法军攻占基隆的目的，是想占据当时已经开发的基隆煤矿，以补给他们的燃料需求，不过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清军早已在法军到达之前将煤矿破坏，法国人得到的只是一片荒滩废墟。
法国人更没有想到的是，本以为是闲庭信步的淡水登陆战竟然遭到惨败，法军非但没有占领淡水，反而伤亡了上百人，最后只能狼狈地逃回军舰。法军占领基隆一隅，无法深入，只能转而对台湾实行海上封锁。
1885年初，法国舰队跑去骚扰浙江镇海，截击南洋水师由上海往援台湾的5艘军舰。其中，澄庆、驭远两舰由于航速较慢，脱离舰队就近避入了浙江石浦，被7艘法国军舰追上，后来这两艘军舰被法舰的鱼雷击沉。
另外三艘巡洋舰，开济号、南瑞号和南琛号，因为速度较快，而且当时海上大雾弥漫，从而摆脱了追击的法国舰队，避入岸防严密的浙江镇海口。
在击沉澄庆、驭远两舰后，法国舰队离开石浦，在得知“开济”等舰停泊在镇海口后，便又前来进犯镇海，清军在浙江提督欧阳利见的指挥下，沉着应战，在守军猛烈的炮火中，法国人多次袭击非但没有成功，自己的旗舰反被击伤，连指挥官孤拔本人也在炮战里中弹，最后只得悻悻然撤离镇海，南撤后转而攻占澎湖岛。
基隆退敌，马尾饮恨(4)
不久，孤拔就因伤客死他乡，死在浩瀚海水包围的澎湖孤岛，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海战的硝烟逐渐散去。钦差大臣张佩纶、闽浙总督何璟、船政大臣何如璋、福建巡抚张兆栋四人，后来被乡人戏称为“两张没主张，两何莫奈何”，群众的眼光，果然是雪亮的呢！
晚清外战第一捷，镇南关老将雄风(1)
对法国正式宣战后，清廷考虑到敌我的实力对比，制定了“海上防守、陆路进攻”的战略计划，正当法国舰队进攻台湾、骚扰镇海的时候，清军也开始着手在越南北圻向法军发起反击。
当时越南的陆战战场主要分为西线和东线：在西线战场上，主要由滇军和黑旗军联合进攻，夺取被法军占领的宣光城；在东线战场上，则是由桂军负责进攻谅江和太原，随后与西线清军会师，联手会攻北宁和河内的法军。
西线的进展开始不是很顺利，自1884年10月底，滇军和黑旗军进军到宣光城下，随后朝廷特派员唐景崧也募兵四个营前来助战，中法双方经过反复争夺，各有伤亡，但因不断有法军前来增援，清军一时间未能攻克宣光城。
在东线战场上，清军统帅、时任广西巡抚的潘鼎新率军出击谅山，并一度攻占了船头和郎甲两地。但在1885年1月底，法军主帅波里也和副手尼格里率领7000多法军由河内出发，气势汹汹地反扑清军阵地。尽管在人数上占据优势，但由于和法军在武器上有很大差距，加上潘鼎新指挥失当，清军一路溃退，不但撤出了船头和郎甲一线，而且还主动弃守战略要地谅山，直接退回了中国境内。
随后，法军攻破越南通往中国西南地区的门户镇南关（今友谊关）。镇南关历史悠久，形势雄伟，四面陡壁，居高临下，乃中越两国的边境重镇，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
老将冯子材
镇南关被破，就等于战火烧到了中国境内。当时清军的后路，广西龙州的商民听说镇南关失守后，纷纷举家迁徙，战败的清军游勇也大都溃散，逃军和难民成群结队，蔽江而下，广西全省大震，人心惶惶。
在危急形势下，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上奏朝廷，举荐当时已经解甲归田的老将冯子材出山。张之洞在奏章中称冯子材“老成宿将，熟习边境军务，威望远播”，“冯虽老，闻未衰，将才难得”。在他的推荐之下，冯子材取得广西关外帮办军务之职，这在后来证明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换将。张之洞虽说也是个好夸夸其谈的清流派，但这次他识人之敏锐，倒是不错。
冯子材（1818—1903），字南干，号萃亭，生于广西钦州。冯老将军自幼父母双亡，流落江湖，后加入天地会率众起义，比洪秀全参加革命还要早。
但是，冯老的“革命”意志不够坚定，后来他向宋江同志学习，受了朝廷的招安，并一直跟随广西提督向荣尾追太平军，追到南京城外扎下了江南大营，中间也曾被李秀成和陈玉成合手打得大败，在江南大营被破时落荒而逃。
冯子材多年的军旅生涯，积功被擢升广西提督。在剿灭太平军后，冯子材又相继到广东、广西、贵州等地“灭火”（扑灭各地的起义军），干的是刀口上舔血的活，为清廷立下了赫赫战功。1869年到1879年间，冯子材受越南政府邀请和清廷派遣，三次出关平定退入越南的广西农民起义军和哗变的清军，由于所率军队纪律严明，当地人称“冯青天”，享有很高的威信。
1881年，冯子材因为和上级徐延旭关系不和，屡遭其排挤，便“称疾”解甲归田。中法战争爆发后，听到清廷已经对法宣战，老将心忧边事，不顾自己已年近古稀，携二子上书朝廷请战。经朝廷同意后，冯子材召集旧部，以极快的速度募集“萃军”十八营（“萃军”因冯子材的号“萃亭”而得名），随即开赴广西前线。
冯子材统率的萃军，纪律严明，部队行军打仗，严禁扰民，违者都要以军法严处。萃军行军之前，往往先派炊事班到前方地点熬粥做饭，等大军来后及时地打尖充饥。在一般情况下，冯子材不准士兵沿途买卖，以防止发生纠纷。在晚上宿营的时候，萃军都是自己搭建帐篷，禁入民房，不得骚扰沿途百姓。萃军官兵如要外出，必须持有军官发的手令，违令者处斩。
冯子材还发布严厉的“四斩令”：“拦路抢劫者斩，强奸妇女者斩，偷牛偷猪者斩，拐卖人口者斩。”有这么个故事说，萃军路过一个集镇，冯子材发现当地一个粉丝店老板揪着一个萃军士兵，大声嚷嚷说当兵的吃了粉丝不给钱，引起众多的人围观。冯子材见状便上去讯问，那士兵极力辩称自己没吃，冯子材便跟老板说，萃军军纪，士兵不能上街自行买吃的，这个士兵说没有吃你的粉丝，那就应该没吃。但粉丝店老板蛮横得很，非要一口咬定这个士兵强抢强拿，吃了东西不给钱，还大声讽刺萃军不过徒有虚名，周围的闲汉们听后乘机起哄，指责冯子材包庇部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