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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西门送客 当前章节:15135 字 更新时间:2026-6-4 18:26

晚清外战第一捷,镇南关老将雄风(2)

那个士兵又急又气,拔出佩刀,大声说:“不许你们诬蔑冯大人,我没有吃粉丝,我现在就剖开肚子给你们看!”说完,那个士兵真的剖腹自尽。后来一检查,果然没有粉丝。真相大白后,冯子材大怒,下令将这粉丝店的奸商斩首示众。由此,萃军之纪律严明广为流传。

中法战争爆发后,冯子材虽然“廉颇老矣”,当仍旧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报国之心并没有丝毫减弱。冯子材久任广西提督,并有三次出关作战的经验,在广西和越南北部颇得人心。在潘鼎新溃败后,冯子材被新任广西巡抚李秉衡等前敌将领推为前敌主帅。李秉衡为官有清誉,后死于庚子年乱事,殊为可惜,后叙。

冯子材到达广西前线后,首先大力整顿溃军,迅速稳定了溃败后的局面。同时,冯子材利用多年的老关系,广泛联络边民,加紧修筑前线工事,准备积极出关反击,收复镇南关。

法军慑于中国军民的强大声势,又担心给养困难,战线过长,便炸毁了镇南关城墙及附近的清军防御工事,退回越南境内的文渊(今同登)、谅山。临走前,法军在关前废墟上竖起一块木牌,狂妄地宣称“尊重条约较以边境门关保护国家更安全,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

镇南关失而复得后,清军在法军竖立木牌的地方也竖立起一块木牌,上面针锋相对地写道:“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

由于镇南关城墙和防御工事都已被法军破坏,冯子材经过实地勘察,决定以镇南关以北十里处的关前隘作为诱敌聚歼的主战场。关前隘是镇南关以北的一个通道地区,地势险要,中间只有一条宽约两里的关道,东西两面都是高山夹峙。

关前隘南面的谷地宽两里,谷地南端至镇南关都是起伏不平的山丘,人称横坡岭。冯子材令所部士兵在东西岭之间构筑一道三里的长墙拦住关道。长墙用草皮棍堆砌而成,两米多高,三米多宽,每隔三十米左右开一个缺口,缺口上安有栅门。长墙外,冯子材则命士兵挖了几千个梅花坑,坑上盖着草皮捉,并在东西两岭半山腰挖了四尺宽的深堑,切断关道,以利坚守,从而构成一座坚固而完整的山地野战防御阵地体系。

在兵力部署上,冯子材将各军分为左中右三军,互为犄角,相互策应。冯子材和两个儿子亲率所部十八营萃军作为中军,扼守关前隘的长墙和两面高山险要,担任最艰苦的正面防御;王德榜所部的十营定边军,驻在镇南关东南十五里外的油隘,作为左路军,准备抄袭来犯敌人后路,切断敌人的补给线。魏纲所部的鄂军八营驻镇南关西面的平面关,控制由艽葑(七溪)至龙州的水道,为右路军。

王孝祺部的八营勤军列于萃军后半里处,作为正面防御的第二梯队;苏元春及陈嘉所部的桂军十八营屯于关前隘后五里的幕府村,作为总预备队;蒋字汉所部的十营广武军、方友升所部的四营抚标亲兵屯于凭祥,作为第三梯队,防止敌人暗袭;潘鼎新所率的淮军五营屯于海村,以镇后路。

另外,冯子材还在长墙主阵地后面半里、四里及纵深地区,都配置了多重预备梯队,进可攻,退可守,蒙家村由蒙大带领敢死队持大刀埋伏于坑内待命。加上驻龙州、新街等处的部队,东线清军的总兵力约达八十多营,共五万多人,前线部队兵力约两万人,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优势。

冯子材周密布防后,为了打乱法军的部署,便决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先发制人。在冯子材的指挥下,萃军于3月21日夜主动出击,突袭了盘踞在文渊的法军,以提高清军的作战士气,并引诱法军来攻关前隘。

法军受损之后,指挥官尼格里果然按捺不住,于23日凌晨指挥法军两千多人和三个炮兵连,兵分三路,气势汹汹地进犯清军长墙主阵地和东岭炮台。西路法军从文渊出发,经镇南关西面沿偏道入龙门关,上西岭风尾山攻打王孝棋勤军阵地;中路法军闯过镇南关,沿关道进抵关前隘长墙外;东路法军从谅山上马鞍山后沿山脉直扑小青山的清军阵地。

晚清外战第一捷,镇南关老将雄风(3)

随后两军展开激战,争夺东岭炮台的战斗尤为激烈,“炮声闻百里,山谷皆鸣,枪弹积阵前寸许厚”,最开始的时候,双方争夺激烈,势均力敌,死伤也相当。在枪林弹雨中,清军将士个个奋勇杀敌,抗住了法军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19世纪的中国炮兵

这一仗,打得天昏地暗,一直打到入夜时分,乌雀南飞,双方的枪炮声逐渐小了下去,战斗渐息,法军陆续撤回。清军乘着短暂的休战,连夜赶修工事,补充给养弹药,当夜无话,以备明日再战。

24日清晨,镇南关的关里关外,几十里大雾弥漫,能见度不超过十步。在清晨飘忽的雾气里,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气氛。守卫长墙和高地的清军将士个个睁大眼睛,时刻警惕地看着前方。果然,法军利用天降大雾的有利时机,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兵分三路,再次发动猛攻。在双方的喊杀声中,关前隘里硝烟和浓雾交缠在一起,弥漫四野,双方在相互冲击的过程中,甚至难辨对方旗帜。

当日午时,在法军逼近长墙主阵地并开始攀爬长墙的危急时刻,年近七十的老将冯子材大吼一声,首先打开栅门,大呼杀出,身先士卒地冲向敌阵!

壮哉!只见冯老将军手持长矛,长须飘飘,奋勇冲出,果然是宝刀不老,英雄不减当年!清军官兵见此情状,人人感奋,纷纷拿起武器勇猛地冲向法军阵地。

霎时间,只闻关前隘里杀声震天,清军和法军捉对厮杀,在枪林弹雨中,不断有人倒下去,又不断有人爬起来,却没有一个人退缩。肉搏战中,清军将士人人以死报国,奋勇拼杀。在冯老将军英勇精神的感召下,爱国官兵们个个杀红了眼,有力地打退了法军一波又一波的猖狂进攻。

与此同时,王德榜率油隘清军出击了法军运送军火的驮马队,切断了法军的粮械供应。在关前隘里展开激战的时候,东岭炮台也形成了拉锯战,清军争先攀登,三面围攻,夺回了已被法军占领的小青山,重新控制了两面高山,并将夺取的炮口对准山腰的法军,法兵见势大恐,纷纷从山上飞奔逃命。

攻下周围炮台后,清军的后援部队源源赶到,而法军的增援部队和弹药给养被清军截击,法国人因得不到及时补充而陷入困境,士气低落,镇南关的局势瞬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冯子材见机不可失,便立刻指挥清军发起了声势浩大、排山倒海般的反攻。

事先埋伏好的大刀队在近身肉搏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只见漫天的刀光剑影,直杀得法国兵心惊肉跳,尸横遍野。攻入关前隘的法军在清军的冲击下,撤离长墙,随后被清军截为四股,压到田丘里且战且退,狼狈逃窜。清军将士乘胜追击,王孝祺部将潘瀛更是杀得性起,脱去上衣,光着膀子率队持刀冲进敌阵。法军弹尽粮绝,终于支撑不住,指挥官尼格里见大势已去,急忙率领残部狼狈溃逃。冯子材率军乘胜追击,追出关外二十余里,直至深夜才暂且收兵。

战后,法国兵仍心有余悸地回忆说:“在我们的脚下,敌人从地上的一切缝隙里钻出来,手持短刀,开始了可怕的混战。他们的人数比我们的多十倍、二十倍,所有的军官和士兵都被围住或被俘虏”,“中国军的号筒,愤怒地响起‘前进!’的命令,从所有的堡垒,从所有的天边各处,烟云一般的敌人展开旗帜冲来,发出似乎把枪炮声都盖住的喊杀声”。(郑彭年:《甲申甲午风云》)

这真是法国兵的噩梦。经过这两天的激战,法军全线崩溃,狼狈逃出镇南关,退到文渊。镇南关一役,清军取得大胜,共击毙法军精锐上千人,缴获枪支弹药不计其数。法国人在战后也不得不承认,自他们入侵中国以来,“从未受此大创”。

镇南关大捷和当地老百姓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在激战之时,当地的壮、瑶、白、彝、汉等族人民也纷纷赶来助战,为清军运送粮食等补给,提供了坚强的后勤保障。越南北部人民听说冯子材大战法国侵略者,也建立忠义军五个民团共两万余人在关外配合清军作战,起到了很大的牵制法军作用。

晚清外战第一捷,镇南关老将雄风(4)

为扩大战果,冯子材决定率军出关,乘胜追击,不给法军以喘息的机会。3月26日,清军追击到文渊,惊魂未定的法军听到清军攻来的消息后,撒开脚丫就跑。3月29日,清军克谅山,并在战斗中重伤了法军指挥官尼格里。慌乱当中,法军甚至将38门大炮和大量银元弃入淇江,狼狈南逃。

3月30日,清军克谷松,次日清军再克北黎,并收复了观音桥。此时的法军,犹如惊弓之鸟,一口气逃到郎甲、船头一带。在整个东线陆路战场上,中方出现了空前的大好形势。

3月23日到24日,也就是在镇南关大捷的几乎同时,西线战场上也取得了重大胜利,当时法军将近六千人前来攻打临洮城,守城的黑旗军依托工事,布下地雷阵顽强抵抗,最后和来援的清军内外夹击,在临洮大败法军,杀敌上千,取得临洮大捷。紧接着,清军和黑旗军又乘胜收复了广威府、黄冈屯、老社等十几个州县。

至此,越南北部战场的敌我形势已经全然改观,胜利的天平开始倒向了清军一边。在这大好形势下,冯子材决定亲率东线全军进攻北宁、河内,将法国侵略军彻底赶出越南北部地区。但就在这时,清廷突然下诏停战撤兵,前线将士一片愕然,乘胜追击的作战计划也只能作罢。

而这时,法国的内政也起了大变化。法军在镇南关和谅山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后,引起法国政局的极大震动。好战的茹费理内阁在国内本来就不得人心,法军在越南战场上的失败更是火上浇油,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失败的消息加剧了法国人民对茹费理内阁的不满,巴黎人民纷纷走上街头,高呼打倒茹费理的口号,要求茹费理立刻下台,“几使巴黎闹成革命”。法国的反对党也乘机猛烈抨击茹费理“是国家的蟊贼”,让茹费理赶紧收拾铺盖滚蛋。3月31日晚,在一片责骂声中,茹费理内阁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轰然倒台。

《中法新约》,不算成功的成功(1)

战争和外交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要想处理好这两者关系,需要非常高超的操控水平。事实上,中法战争爆发后,各方围绕“和战”问题的外交活动和秘密谈判几乎就没有停止过。

打仗这事,是最能花钱的。打赢了,不但可以收回成本,还能敲诈一笔;但要打输了,不但血本无归,还要倒赔战胜国的军费。这在19和20世纪那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里,也是通例。譬如,德国人在色当战役里打败了法国人,法国人不但损兵折将,还得赔偿50亿法郎并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给德国人。一战结束后,德国人被打败了,就得反过来赔偿1320亿马克给那些战胜国。德国人最后付不起,经过希特勒一嚷嚷,弄得德国人不干了,要重新打过。二战就这样爆发了。

张之洞

从此以后,战胜国黄世仁向战败国杨白劳强索战争赔偿的事,也就收敛不少,要不然逼得狠了,杨白劳破罐子破摔,跟你玩命,也是件麻烦事。

且说镇南关大捷后,正当冯子材联合各路清军将领,准备分兵南下收复河内、太原的时候,1885年4月7日,清政府却突然下达了“乘胜即收”、停战撤兵的命令。

命令来得太突然了,很多清军将士接令后,气得捶胸顿足,“拔剑刺地,恨恨连声”。许多士兵甚至跑到将帅帐外,写血书,立军令状,“摩拳擦掌,同声请战”,“战如不胜,甘从军法”。冯子材、王德榜等清军将领在大胜之下,也不想轻易放弃扩大战果的机会,便联合起来致电上司两广总督张之洞,要求代奏清廷,诛杀议和之人,以振士气。

当时人写诗讽刺清廷说:“十二金牌事,于今复见之。黄龙将痛饮,花目忽生期”,十二金牌就是当年南宋朝廷令岳飞从朱仙镇退兵的金牌诏故事。连清政府派赴广东会筹防务的彭玉麟也愤愤然地赋诗一首:“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但胳膊毕竟拧不过大腿,冯子材被迫遵旨撤军后,彭玉麟只能叹道,“老臣抗疏千行泪,一夜悲歌白发生!”

事实上,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在整个中法战争期间,即使在宣战以后,也始终或明或暗地寻求媾和活动。镇南关大捷本来使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都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但是,慈禧太后担心法国会“因愤添兵”,不断扩大战争,兵连祸结,这时主管谈判事务的李鸿章说,“谅山已复,若此时平心与和,和款可无大损,否则兵又连矣”,“当借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妄求”,慈禧太后对此点头称是,以胜求和,也就顺理成章了。

武人好战,情有可原,但作为大清帝国的总当家,慈禧太后考虑的可能要多一点。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虽然清军在镇南关、谅山等地大败法军,并在北越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但是,法国舰队当时也占领了澎湖,对台湾地区形成了封锁状态,中法在陆海两个战场上,双方互有胜负,总体上形成一种均势。

慈禧太后担心的是,法国人会因失败而愤怒,因愤怒而继续扩大战争。实事求是地说,对于越南未来的战局,不要说慈禧太后没有十分的把握,恐怕前线将士心里也未必有底。镇南关大捷和临洮大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清军在人数上的压倒性优势所取得的,而双方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却不是短时间能够弥补的。

譬如在海战方面,中国的海军和法国舰队根本不是一个级别,这从马尾海战和浙江石浦中国两艘军舰被击沉的惨痛失败就可以看出。更让慈禧太后心烦意乱的是,法国舰队可能会对从南到北的海上漕运构成威胁,甚至可能像第二次鸦片战争一样,法国舰队北上进行骚扰,再度攻击京畿,这也导致清廷对持续作战底气不足。

海防空虚,加之战争耗费巨大,清政府在财力上难以支撑,也是停战求和的重要原因。中法战争总共耗资一亿多两白银,清政府并为此欠债达两千万两,其中相当部分是以海关税收作为担保,向外国银行所借的债款。(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

《中法新约》,不算成功的成功(2)

再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虽然英美等国在战争期间保持中立,但战争的过分延长会危及他们在中国的商业利益。正因为如此,英美等国也一直给清廷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尽快对法妥协,早日结束战争。英美等国并不希望中国取得对法战争的全面胜利,因为这可能会使得清廷对西方列强采取强硬措施,譬如英国外交大臣就曾说过,“中国的任何胜利,都会一般地对欧洲人发生严重后果”。

而中国的两个邻居,俄国和日本,也在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战争的进程。拿俄国来说,早两年因强占伊犁的阴谋未能得逞,目前正企图利用中法战争浑水摸鱼。1884年9月,在法国突袭马尾港的福建水师之后不久,俄国报纸竟然声称:“中国伊犁背约,将来法攻中国,俄亦欲夺疆土。”俄国人对土地的贪婪,的确让清廷头疼不已。

更为严重的是未来的中日冲突。中法战争期间,日本策动朝鲜的亲日派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遭到失败后,也不断鼓吹武力侵朝,这对中国北方的安全形成了潜在的巨大威胁。1885年初,正当中法军队在北圻激战之时,日本代表伊藤博文来华与李鸿章谈判有关朝鲜“甲申政变”的善后事宜,却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暗通款曲。清廷当时最担心的就是,法国和日俄勾结,南北呼应,乘机在北方挑起事端,到时清廷根本无法同时应对。毕竟,以清廷当时的实力,是无法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

此外,当时台湾仍受到法国舰队的严密封锁,形势险恶。而越南当局在中法战争中一味妥协投降,甚至在法国人的胁迫下公开断绝了同清廷的宗藩关系。越南的离心离德,也让清廷心灰意冷,失去了继续援越抗法的信心和理由。

正是出于多种考虑,慈禧太后在权衡利弊后,决定舍越南而保台湾,承认越南沦为法国保护的现状。恰在此时,法国茹费理内阁垮台,新的法国政府对持续的战争也感到不堪重负。正因为双方都不想再打下去,两国间已进行了多日的秘密谈判便开始互相妥协,彼此都表现出和平解决的意愿。

1885年1月,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插手干预下,清政府授权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驻伦敦办事处的英国人金登干作为中国代表,同法国外交部进行秘密谈判。得到清廷授权后,金登干于4月4日同法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毕尔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又称《中法议和草约》)。

金登干签的只是初步的合作意向书,正式文本还要双方正式代表重新谈判拟定。后来,法国政府代表兼驻华公使巴德诺来到天津和李鸿章进行谈判,以敲定和议最后的正式文本。1885年6月9日,中法双方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通常称《中法新约》),和约共十款内容。

在随后的1886年到1888年,根据《中法新约》的约定,清政府又和法国签订了《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中法界务条约》、《中法续议商务专约》等后继条约,由此,法国终于打开了通往中国西南的商业之路。

中法之战结束了。在这个战争中,清廷乘胜求和基本没有什么疑问,但中法战争到底是不是“不败而败”,学界一直争论不休。

不如来看看条约原文。条约第一款和第二款,说的是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具体来说,就是规定越南境内的事情比如叛乱什么的,由法国自行弭乱安抚。中国境内的匪党等事情,由中国设法解决,不要弄到越南来。至于那些在越南的中国侨民,改由法国保护,一视同仁。无论遇有何事,法兵永不得过北圻与中国边界,法国并约明必不自侵此界,且保他人必不犯之。法国既担保边界无事,中国约明亦不派兵前赴北圻。

第二款说,法国与越南自立之条约,不管是已定的还是续立的,都请中国不要干涉,至于今后中越往来,也不要有碍中国的威望和体面。

这两款的意思就是,越南以后是死是活都改由法国来保护,清廷不必插手。反正大清帝国在越南也没有行使过什么实质性的权利,现在又无力承担义务,天朝的面子问题都是虚的,设法保全就是。至于第一款的后面规定,更像是中法互不侵犯条约。

《中法新约》,不算成功的成功(3)

第三款提出要勘测界址,划定中越国界。说句题外话,中国古代不存在什么具体的国界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世界以中国为中心,不用划界。但是,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兴起后,敲定双方的边界成为国际通常做法,划界也是迟早的事情,不提。

第四款讲的是对中越老百姓往来两国的边境管理,比如发放护照之类的,这些也是欧洲人搞的新鲜玩意,也算是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了。

第五款说的是通商问题。中国与越南北圻陆路交界,允准法国商人及法国保护之商人并中国商人运货进出。通商处所在中国边界的指定两处: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法国商人可以在此居住,和其他通商口岸无异。中国应在此设关收税,法国亦得在此设立领事官,其领事官应得权利,与法国在通商各口之领事官无异。中国也可与法国商议,在越南北圻各大城镇拣派领事官驻扎。

第六款是对第五款的补充,商定以后具体讨论关于通商的章程和税收等问题,这就是后来签订的《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中法续议商务专约》。

上面这两款,原来的观点认为是侵犯了中国的权益,说是法国人打通了侵入中国西南的门户,被骂得很厉害。但以现在的观点看来,这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通商条款,从条约内容上来看,双方都是平等的,谈不上谁侵犯谁的问题。看来,教科书的老调子有点跟不上时代潮流了。

第七款是关于修建铁路的,法国将在越南北圻一带开辟道路,鼓励建设铁路。“日后若中国酌拟创造铁路时,中国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其招募人工,法国无不尽力劝助。”但特别说明的是,“不得视此条系为法国一国独受之利益”。

从这条来看,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平等的,法国人已经特别说明,中国修建铁路可以考虑和法国多合作,但没有规定这是法国独享的权利。事实上,战后中法两国和好如初,后来北洋舰队的船坞工程,和马尾港一样,还是请的法国人承包建造呢!

第八款约定通商条款和将来的章程十年为期,期满可续修。这也是当时的国际惯例,不提。

第九款是法国撤兵的规定,规定条约彼此画押后,法军立即退出基隆,并除去在海面搜查等事。画押后一个月内,法兵必当从台湾、澎湖全行退尽。第十款是关于双方换约的,不提。

条约就是这样。

最大的争议,莫过于关于越南的保护问题,正如从中调停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所说,“中法争端是解决了,条件是所能希望中最易行的,简单地说,就是承认现状,这真是:‘谁能抢就抢,谁能抢到就算他的!’”

但是,笔者认为,关于越南沦为保护国,其主要责任不在清政府,而在越南阮氏王朝,退一万步来说,那也是实力问题,无可奈何的事情。据说,在李鸿章和福禄诺于1884年5月签订了《中法简明和约》后不久,越南阮氏王朝就在法国人的指使下,将清政府颁发的玉玺、封册等当众焚毁,公开宣布断绝和中国的藩属关系,接受法国的保护。

越南阮氏王朝公开投降法国的举动,事实上让中国军队援越抗法失去了基本前提和理论依据。而且,这对后面的战局也有重大影响。清军取得胜利的镇南关等地,都靠近中越边境,后勤保障和补给相对容易,而且得到了当地人民的支持,但如果深入越南中部和南部,没有越方的支持,情况就很难预料了。

当时的大清帝国,在西方列强面前,远谈不上是什么大国,在自己国力并不强大,且万事待兴的情况下,去保卫一个没有太多利益且已经单方面宣布中断传统关系的藩属国,未必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越南的情况,和后来的保卫朝鲜,情况还不完全一样。

如果按这样的思路,中法和谈如能早日实现,反倒是件好事。正如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徐中约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的,“事实证明,清廷的优柔寡断和举棋不定造成了灾难。坚定的作战政策本来可能制止法国的侵略;如果坚持和平政策,本来也可以保住福建水师和马尾船坞。可是,庸碌无能的领导层却毁了这两者,而且还丧失了安南这一朝贡国。清流党意气用事,无补于事,因此对这些后果应负大部分责任”。

《中法新约》,不算成功的成功(4)

做决策,最可怕的就是首鼠两端,举棋不定,最后弄得两头落空,损失惨重。这些损失,和慈禧太后的意气用事是分不开的。至于《中法新约》,就条约本身而言,不但不能说是失败,相反,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尽管后人大都认为清廷腐败无能,但对于《中法新约》,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妄自菲薄,更不能因此而认为它是卖国条约,尽管它有着这样或者那样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新帝国摸了老帝国的屁股(1)

中日甲午战争因朝鲜而起,但绝不因为朝鲜而结束。

中国和朝鲜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极为密切。公元3世纪至7世纪,朝鲜分为新罗、百济和高句丽三国,战乱频仍,后来新罗得到唐朝的帮助,在公元676年统一了朝鲜半岛。此后,朝鲜和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关系较其他国家要更加紧密。

朝鲜由于地理位置和日本接近,明朝万历年间日本丰臣秀吉曾派兵大肆入侵朝鲜,几乎让朝鲜亡国。危急之时,明朝应朝鲜的请求派兵入援,苦战一场,方打退日本人的进攻,取得了“壬辰战争”的胜利。从此,朝鲜便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在明清时期,朝鲜一直是头等的朝贡国,每年都要派三到四次贡使前来进贡,很受天朝重视。

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也不简单。唐朝时,众多的日本遣唐使前来取经学习,搬回中国的典章制度甚至文字书法,成就了大化革新,至今日本人取名都多用中国汉字,以为典雅高贵。明朝时,倒有日本浪人伙同中国海盗,骚扰中国东南沿海,是为倭寇之患。

康乾盛世时期,中国前往日本贸易的商人甚多,日本仿照广州十三行之例,于长崎设立三名商业官员管理华商,长崎也成为日本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鸦片战争后,欧美国家打开中国的大门,逼迫开口通商,但日本不在开放互市的国家之列。

同治元年(1862年),日本长崎商业官派下属跟随荷兰商船载货来到上海,并请荷兰领事给上海道吴煦递话,请求按照西洋的小国待遇,让日本商人专到上海贸易。慑于天朝威势,日本当时还不敢请求和天朝直接立约。

同治三年(1864年),日本胃口大了,派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到天津拜见直隶总督李鸿章,请求给予与西方列强同等待遇,和天朝缔约通商。总理衙门听到后,很是诧异——这小小日本竟然也想和西方列强一样,和天朝平起平坐?

总理衙门很生气,答复日本只许通商不准立约。但后来小日本纠缠不休,总理衙门被烦不过,答应与之缔约,这就是1871年的中日修约:双方相互开放通商口岸、相互拥有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权、双方军舰均可以自由进入对方的通商口岸等等。这些让西方人笑掉大牙的条款,其实是互不平等条约哪!

1871年底,琉球船民因飓风而漂流到台湾,其中54人被台湾生番(土著,高山族等)杀掉。另外又有日本商民也因为飓风漂至,其中4人遇害。日本人跑到总理衙门告状,大臣毛昶熙、董恂说:“这些生番,都是些化外之民,就像贵国的虾夷,不服王化,随意杀人,这也是稀松平常之事,就不要大惊小怪了吧?”日本人说:“生番杀人,你们要是不管的话,我们招呼打在前头,我国可就要向生番问罪了。”这个无知的毛昶熙说:“生番既然是我化外之民,伐与不伐,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总理衙门的官员们(左一为毛昶熙)

说起这琉球国,自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就开始称臣于明朝,一直受明朝册封并定期朝贡,五百年间从未间断。但明朝万历三十四年(1506年),日本岛津藩入侵琉球,强迫其称臣,由此琉球形成既向中国纳贡又向日本称臣的两属局面。但对日本称臣的事情,琉球一直隐瞒于天朝。

由于总理衙门对琉球事件处置不当,这给了日本人征台的借口。1874年5月,日本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都督,率日军三千人在台湾琅桥登陆,征讨台湾生番。当时的台湾土著,被清朝官员按关系和文化远近,分为生番和熟番,有如贵州之生苗和熟苗。而台湾的生番和熟番,世代为仇,日军登陆后,台湾的熟番前去迎降,并引导日本人大败生番。生番不甘失败,经常埋伏丛林之间,时而暴起狙击,日本人措手不及,便焚烧了生番的村落后退守龟山,随后竟然设立都督府,开荒屯田,打算久驻不走了。

清廷听说日本人兴师动众前去台湾征讨生番并赖着不走,心头一惊,感到大事不好,赶紧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领福州水师赶往出事现场。日本人说:“我国为贵国征化外,辟荒秽,你们总得有点表示吧?”清朝官员说:“要是你们立刻退兵的话,可以赏你们点军费。”当时日本人见清朝军队不是很多,便不肯退兵,谈判陷入困境。

新帝国摸了老帝国的屁股(2)

于是清廷决定采取强硬措施,派福建巡抚王凯泰率兵两万五千人渡台。日本人听说清朝大军将至,赶紧以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来议和,最后清廷答应赔偿日本人的抚恤费和辛苦费合计50万两白银,让日本人赶紧从台湾撤军走人。

这个小小的胜利,让日本这个小帝国知道清朝不足畏矣!

1879年4月,日本进而吞并琉球,将之更名为冲绳县。清廷苦于自己海军实力不足,加上因伊犁问题和沙俄局势紧张,难以应付两场战争,只能置琉球国王的“泣血求助”于不顾,甩手不管。从此,琉球便被日本窃为己有,即现在的冲绳县(如今也是驻日美军的主要基地)。受此刺激,清廷开始在欧洲采购铁甲舰以建设北洋舰队,此是后话。

台湾的事情刚完,日本人又在朝鲜惹下事端。早在光绪元年(1875年)秋,日本兵舰闯入朝鲜江华岛,逼迫朝鲜签约。当时,日本人考虑到朝鲜和中国的特殊关系,派人到总理衙门问朝鲜是否中国属国,若为属国,则由中国来主持朝鲜通商之事。

当时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大都是些土包子,一没学过国际关系,二不懂国际法,三是为了省事,居然答说:“朝鲜虽我藩属,而内政外交,听其自主,我朝向不与闻。”日本人听后,冷笑而去。1876年春,日本和朝鲜签订条约,认定朝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并在仁川、元山两地开埠通商。对此,清廷视之漠然。

当时的朝鲜也有新旧党之分。1863年朝鲜国王死的时候,没有留下后代,由旁系大院君的次子李熙继任。由于李熙的年龄尚小,便由其生父大院君摄政十年。大院君是个排外守旧的人,看不惯新事务,极其讨厌和洋人打交道。十年后,国王李熙亲政,娶了个王妃闵氏。和大院君相反的是,闵氏却是个喜好新鲜事务的亲日派,国王李熙很是受她影响。但由于大院君执政时间较长,朝鲜小朝廷就形成了新旧两党。这一点,和后来戊戌变法时的帝后两党倒是有几分相似之处。

日本人趁着两党相争的机会,在朝鲜内部竭力培植亲日势力。这些举动,引起了大院君等守旧派的警觉,结果在1882年的夏天,朝鲜兵士因为军饷问题向大院君投诉的时候,大院君便煽动说,造成你们停发军饷的原因是闵王妃和日本人,你们去杀了他们,我到时自然给你们做主。

这些朝鲜士兵本来就讨厌日本人平时的飞扬跋扈,既有大院君替他们撑腰,便开始冲击日本大使馆和闵王妃的家族场所,一时间局势失控,这就是所谓的“壬午兵变”。

“壬午兵变”中,日本使馆被毁,馆员被杀,日本天皇得知后便派出兵舰和陆军1000多人前去报复。清廷听说日本人出兵朝鲜,也赶紧派兵前往朝鲜去控制局面,结果罪魁祸首大院君被清军捉拿,后被送到天津软禁了三年。朝鲜向日本赔罪并答应赔偿日本抚恤费后,“壬午兵变”才告结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884年12月,日本趁中法战争之际,策动并帮助朝鲜亲日势力开化党突然发动“甲申政变”,一夜间扑杀了多名守旧派大臣,并入宫胁迫国王下诏革新。事变发生后,朝鲜臣民恳求中国出兵平乱。于是,袁世凯率兵两千,随同朝鲜勤王兵攻入王宫解救了国王。日本公使竹添见势不可为,赶紧自焚使馆,连夜潜逃。结果这个短命的政变不到一周就宣告失败。动乱中,开化党人或被杀,或逃亡日本。

由于当时中国和日本都派了军队到朝鲜,双方相持不下。对峙中,日本人看到清军实力比较强大,且朝鲜国王已经被控制到了清军手中,权衡再三后决定用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1885年春,伊藤博文作为全权大使来到天津谈判并签订了《天津条约》,日本取得了和中国同时向朝鲜派兵的权利。这个重大纰漏,为后来的中日战争埋下了祸根。

据说,李鸿章接待伊藤博文很是倨傲,伊藤博文后来屡屡提及受此屈辱,深以为恨。但谁又知道,十年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在《马关条约》的谈判中,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却完全换了个位置,轮到李鸿章被日本人羞辱了。

新帝国摸了老帝国的屁股(3)

此后的几年中,东亚地区看起来风平浪静,但日本却开始加速发展军事力量,要和天朝争夺东亚霸权。19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每年将本国百分之六十的财政收入用来发展海陆军,连明治天皇也每年从宫廷经费中节省出30万元,并要求文武百官拿出百分之十的薪金,用来购买海军战舰,一时间日本人被鼓噪得狼血沸腾,俨然成为一个极为凶悍危险的军国主义国家。

反观当时的清廷,虽然也搞了数十年的洋务运动,但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的覆没,让国人极为震惊。慈禧太后狠狠心,决定花血本来打造新的北洋舰队。1888年北洋舰队建成后,拥有了两千吨位以上的战舰7艘,特别是定远和镇远两艘海上巨无霸,威风赫赫,清廷也就暗自得意,以为北洋舰队真是世界排名第八,后来就再没有增添过任何舰只,舰龄逐渐老化不说,后来连枪炮弹药都不买了。反观日益壮大的日本舰队,差距每日俱增。

《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其关注点主要在西方列强,对近邻日本往往视而不见。譬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开始两版(50卷本和60卷本)均无日本的介绍,直到1852年的100卷本才增加了日本岛国录,但内容却只是大部分抄录徐继畲《瀛环志略》里错误颇多的描述。

黄遵宪

清廷大员中,李鸿章算是认识日本比较清醒的人了,1874年他在奏折中提到:“该国(日本)近年改变旧制,藩民不服,访闻初颇小哄,久亦相安。其变衣冠,易正朔,每为识者讥。然如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开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接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

只可惜,老李还是低估了日本的狼子野心。

对日本研究最为深入的要数首任驻日使团参赞黄遵宪,他花了8年的时间(1879年到1887年)写成了40卷50万字的巨著《日本国志》,从各个角度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近代日本的制度变革。只可惜,此书1890年在广州付刊后,却迟迟没有刻成,一直到1895年才正式出版。后有人说,假如这本书在甲午战争爆发前为人所知的话,战争可能就是另一个结果了。

关于近代国人对日本的认识,黄遵宪曾说,“只一衣带水,便隔十重雾”。如今国人对日本的感觉,何尝不是如此?目前网络上一些仇日愤青的过激言论,更是一种既羡又惧的无知变态之心理表现。最让人担忧的是,在一种群体不理性思维的氛围下,认识和了解我们的近邻竟成不易之事,这何尝不是一种悲哀?如果国人继续无知地愤怒下去,谁又能保证一百年前的悲剧不会再发生一次?

朝鲜风云突起,日人心怀不轨(1)

1894年,也就是中国的农历甲午年,朝鲜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东学党起义。东学党是个打着宗教名义的组织,和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以儒家佛老学说为本原,对抗当时的西学西教,但在盲目排外方面,和义和团倒有几分相似之处。

当时的朝鲜小王朝也已是日薄西山,民怨沸腾,朝不保夕。正如当时民谣所说的,“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这时的朝鲜,何尝不是内忧外患,时刻坐在火山口上?

李鸿章

果不其然,东学党人起事后,在国内一呼百应,很快占领全州,并扬言直捣王京。朝鲜小王朝被弄得大为惊恐,只好又厚着脸皮前来天朝借兵助剿。清廷驻朝鲜总代表袁世凯接到朝鲜的“借兵”申请后,便请示上级领导李鸿章是否出兵,李鸿章沉吟再三,向皇上奏请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总兵聂士成带兵两千多人开赴朝鲜。同时,按照《天津条约》,由驻日公使汪凤藻将出兵之事告知日本政府,理由是中国顾念藩服,又因朝鲜请兵,故而派兵代平其乱,待乱平自然收兵回国。

日本人对局势的发展早就了如指掌,盼的就是中国出兵。按照《天津条约》,如果中国出兵,日本也可以出兵。请神容易送神难,日本人去了可就不想走了。在接到中国的照会后,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先派八百日军进入朝鲜,随后大队人马继续跟进,兵力一下子升到八千多人,远远超过了在朝清军的数量。

日本此时急于出兵,并非为帮助朝鲜平定叛乱,而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另外,日本国内爆发经济危机,伊藤博文内阁正处于风雨飘摇当中,此时出兵海外正好可以转移国内的注意力,以度过危机。这种事情,在中外历史上并不罕见,做得好的,可以稳固国内政局,但万一弄巧成拙,就可能反过来危及国内安全,当年拿破仑三世就栽在这上面。

而此时东学党听说中国大兵赶到,加上朝鲜小朝廷的招抚政策,起义已基本偃旗息鼓,局势也日趋平静。朝鲜小王朝便先后照会日本和中国,要求双方撤军。中国不想生事,便满口答应,并约日本一起退兵。

但日本却心怀鬼胎。彼时日本在朝鲜的海陆军已经远远超过清军,到嘴的肥肉哪能轻易放弃,于是日本不但以各种借口不肯退兵,反而不断制造事端,抛出朝鲜内政改革方案,说由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把朝鲜变成共同的保护国。这个方案如同“一女同侍二夫”,目的就是要激怒天朝,制造决裂的机会。

对于日本人的蓄意挑衅,清廷大吃一惊,没想到日本这蕞尔小国,竟然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孰不知,此时的日本已经不是从前的倭国,靠十年前的几句外交恫吓是打发不走的。由此,清廷内部也分化为主战和主和两派,而其中又纠杂着帝党、后党之争。

这帝后两党之争,说来话长。1875年,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载淳(同治帝)贪图玩乐,年纪轻轻就得天花死了,没有留下子嗣,这就给皇位继承出了个难题。按理,同治是载字辈,下面应该立溥字辈入嗣继位,但这样的话,慈禧太后就变成了皇老太后,没法再搞垂帘听政了。而当时的皇族里溥字辈已无近亲,慈禧太后也不可能把权力轻易让人,于是便强行立了醇亲王奕的儿子载湉为皇上,也就是后来的光绪帝。

1886年,光绪帝满十六岁,慈禧太后继续垂帘听政于理不合,便在次年改为“训政”。光绪帝十九岁结婚成人,慈禧太后宣布“撤帘归政”,改由光绪帝亲政。但是,多年的后党已成气候,加上慈禧太后退休后时时干涉朝政,这就和小皇帝身边力图振兴的帝党一派形成尖锐矛盾,这个矛盾的总爆发是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最后帝党一败涂地,连光绪帝本人也被软禁,这是后话。

帝党的领袖是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翁师傅是大学士翁心存的儿子,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的状元,文才没得说,又是皇帝的老师,历任各部尚书及军机大臣,乃当时著名的清流派领袖。当然,清流也许人品高尚、文才飞扬,但是实践中未必真正管用,像张佩伦之流,祸害大了去了。

朝鲜风云突起,日人心怀不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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