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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中国外交档案》
内容简介
2004年1月16日上午，外交部非常低调地举行了“外交部开放档案借阅处”的揭牌仪式。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外交档案首次向国内外开放。
从拥有170多人的外交部的建立，到第一批脱下戎装的“将军大使”的选调和派出；从周恩来作为外交部长发出的第一份公函，到“文装解放军”的组建；从新中国接受的第一份国书，到第一次建交高潮的来临；从“紫石英”号事件的兵戎相见，到中英“马拉松”式的建交谈判；从司徒雷登“赖”在南京，到美国间谍案引发的外交较量等等，外交开始撩开它神秘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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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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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朔迷离的国际形势，变幻莫测的外交风云，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当这一切都成为过去的时候，外交档案作为历史的沉淀，将昨天的故事尘封进一个个厚重而神秘的案卷之中，成为历史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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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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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是一个国家为了主权和利益而施展其智慧的历程，而外交档案则是对这一历程的最直接、最真实的记录。
扑朔迷离的国际形势，变幻莫测的外交风云，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当这一切都成为过去的时候，外交档案作为历史的沉淀，将昨天的故事尘封进一个个厚重而神秘的案卷之中，成为历史的永恒。
2004年1月16日上午，外交部非常低调地举行了“外交部开放档案借阅处”的揭牌仪式。一个小小的仪式，却传递出一个让国内外公众十分瞩目的信息。在随后的几天里，国内外各大媒体都报道了一个同样的消息：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外交档案首次向国内外开放。
此次解密开放的是外交部1949年至1955年间形成的外交档案，有一万多件，开放比例达30％以上，比较完整地为我们展现了建国初期的外交风云和历史画面：
从拥有170多人的外交部的建立，到第一批脱下戎装的“将军大使”的选调和派出；从周恩来作为外交部长发出的第一份公函，到“文装解放军”的组建；从新中国接受的第一份国书，到第一次建交高潮的来临；从“紫石英”号事件的兵戎相见，到中英“马拉松”式的建交谈判；从司徒雷登“赖”在南京，到美国间谍案引发的外交较量；从往返纽约一百小时的中国政府特别代表联合国之行，到哈马舍尔德秘书长三封急电火速来中国“斡旋”；从日内瓦会议中美代表尴尬的握手，到“克什米尔公主号”的不归之路；从领事、礼宾，到条约法律……
长期以来，在普通民众的眼里，外交是神秘的，外交档案就更加神秘。然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随着全球化进程和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地球的空间感和距离感在急剧缩小，国际间的交流和互动空前频繁，即使是地球最偏远的角落，也不再是传统意义的世外桃源。外交与普通百姓的生活也越来越近，关系越来越密切，发生在地球另一端的某一个事件，很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正因如此，人们对外交的关注空前高涨，中国的外交战略，世界格局的发展变换，能源危机、美国大选、伊拉克局势，已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外交已不再仅仅是外交家的外交，作为外交活动历史记录的外交档案走出深闺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当部分外交档案解密并向社会开放的消息见诸报端和网络的时候，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有评论说，外交档案解密、开放本身，是中国政治民主和文明进程的反映，表明国家更加重视国民的知情权，是中国外交更加成熟、自信的标志。其实，外交档案即要为国家利益服务，同时也要为社会公众服务，这才是外交档案开放的真正目的。
随着这些外交档案的解密和开放，外交开始撩开它神秘的面纱，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那些似是而非的传闻，有些传说几乎尽人皆知，但实际上却是以讹传讹，正如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等，都随着首批开放的外交档案，而给出了最为真实可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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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的“破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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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步出日内瓦会议会场 经过激烈的争论和讨价还价，四国外长最后还是达成了协议，并发表了联合公报，宣布于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五大国外长会议。当时美国人坚持要在公报上写明，邀请中国参加，并不含有对中国外交承认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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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档案摘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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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日内瓦对中国代表团的讲话纪要
过去是孙猴子大闹天宫的时代，过去的谈判是唱野台子戏。朝鲜停战谈判有些正规，但那是武戏，是全武行，大打出手。这次完全是新的情况。因此，首先要学习。这次有苏联带队，我方有四个代表团（指中国、苏联、朝鲜和越南———作者注）。苏在战后有外交经验，我们学习就有所本。目的是使会议有进展。美国要破坏会议到什么程度不能预料，但既然来了，总要使之有些进展。
今后的任务更紧张，已有的两协议不过是初步，如最近这三周有成就，就可引导到最后的关键。所以，重要的还在后面。现在工作尚未完毕，同志仍须努力。
现在同志们有回去的，留下的，还有要到别处打转的，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任务，要把任务完成到底，不要松动。要认识工作的重要性，回去的人也不要散掉，打转的也要愿意回来，不要存脱身之计。留下的人最辛苦，要继续紧张，任务是要继续的。
对于这一次的外交工作，要承认我们都是生疏的。开第一次会时，我心也在跳，面对杜勒斯到底是对他凶还是缓和些都要考虑。我们应该承认大家水平差不多，众志成城。名字是挂上我的名字，工作是大家做的，包括做各种各样工作的同志，成绩是大家都有份的，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周恩来同代表团成员在花山别墅院内散步
上面这段档案记录的是1954年6月21日，在日内瓦会议休会周恩来离日内瓦去印度和缅甸访问前，对代表团的一次内部讲话。日内瓦会议前后共进行了三个多月，讨论的问题十分复杂，在有限的篇幅很难叙述清楚，这里只能选几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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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说：开第一次会时，我心也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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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先说说日内瓦会议的由来。
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的中朝首席谈判代表同美国和南朝鲜首席代表在《关于朝鲜军事停战协定》上签字，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终于停止。然而，军事冲突停止之后，远东的国际紧张局势却仍未彻底缓和，停战协定中规定的政治解决程序遭到破坏，战火随时可能重新燃起。
问题出在美国人身上。
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美国人拒绝从南朝鲜撤军，而当时，法国正在印度支那跟越南打仗。美国以中国可能会干涉印度支那为由，要挟英、法等国联合行动，对中国采取所谓威慑行动，使印支战争有扩大的可能。
法国人对美国的意图并不赞同，它在印度支那八年的战争，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而战场的形势却每况愈下，败仗连连。法国国内反战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政府内部意见分歧也吵得不亦乐乎。这一切已经影响了它在欧洲的地位。法国总理拉尼埃曾在国民议会上哀叹：
“三大国（指美、英、法———作者注）中只有法国还在流血，而这个战争将妨碍法国扩大它在欧洲的军事地位。”
英国人也不赞同美国人的想法。对英国来说，它觉得不论交战双方谁取得胜利，或者是美国人介入，都有可能会冲击英国在马来半岛的利益，而搞不好的话，还有可能使英国卷入跟中国的战争，所以，它也希望印度支那战争能早日停火。
在这个背景下，1954年1月，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开会，会上苏联提出，邀请朝鲜战争和印支战争各方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寻求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和印支地区的和平途径。
美国人自然是不愿意看到中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而且它非常害怕在国际事务中出现中国的声音。但是，要想阻止中国登上国际舞台，也是不可能的。美国人自己也明白，没有中国的参加，任何问题都很难得到真正的解决。“无视一个拥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的存在是愚蠢的。”
经过激烈的争论和讨价还价，四国外长最后还是达成了协议，并发表了联合公报，宣布于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五大国外长会议。
当时美国人坚持要在公报上写明，邀请中国参加，并不含有对中国外交承认的意思。所以，公报上写了一句：“无论是邀请参加上述会议或举行上述会议，都不得被认为含有在任何未予以外交承认之情况下，予以外交承认之意。”
中国政府对出席日内瓦会议给予积极的回应。
1953年10月8日，周恩来外长发表声明，表示赞同苏联政府关于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的建议。
当时有很多国家对中国或缺乏了解，或慑于美国的压力，而没有跟我们建立外交上的联系。中央决定，要利用这个机会，尽一切努力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力争获得某些协议，粉碎美国对我的封锁，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同时，展现我崭新的外交形象，拓展我国际空间，争取同更多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因为这将是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在国际多边外交舞台上亮相，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从内部来说，中央对这次会议给予高度重视，周恩来亲自挂帅。4月19日，中国政府正式任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副外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为秘书长，黄华为代表团新闻发言人。
考虑到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参加重大国际活动的代表团，而且出席会议的美、英、法、苏等国的代表团都十分庞大，外交部建议也多派些人去，包括选一些各方面的专家，这样既可以应对各方面的工作，同与会各代表团开展多层次、多方位的沟通和交流，同时，也锻炼一下自己的队伍，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见见世面，积累外交斗争的经验。中央同意了外交部的建议，组成了18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
确实，对于代表团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任务。虽说我们有跟各国建交谈判的经验和朝鲜停战谈判中同美国人的较量，但是，出席这样的多边国际会议毕竟是第一次，大家都没有什么经验。
鉴于这种情况，为了保证开好这次会议，充分展示新中国崭新的外交形象，周恩来在代表团组建之后召开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即向大家提出了要求。他强调：
尽管我们过去在国内有谈判经验，跟美国吵架有经验，但那是野台子戏，那是无法无天，什么也不怕，闹翻了也就那么回事，当然我们谈判不是为了闹翻。就是说，那时我们进行谈判的范围小，有什么就说什么。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了，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有几个兄弟国家参加，要配合，要有板眼，都要合拍，又是第一次唱，所以还是本着学习的精神。
在部长级会议休会前，周恩来又一次给代表团讲话，除了勉力大家继续努力做好工作之外，还谈了自己的外交经验和感受，就是在这次谈话中，他说“第一次开会时，我心也跳”。
短短的一句话，道出了当时斗争形势的严峻，也表现出了周恩来的谦逊和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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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借出12件国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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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初，代表团开始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按照不同的工作内容和相关专业，分成了几个组，由王炳南总负责。
首先是斗争策略、谈判方针、文件材料等的准备。从档案看，当时汇总上来的各种材料至少有上百份。
因为是初次走向国际社会，新手比较多，为了能应付好各种场合，又专门进行了记者招待会等的彩排，还对如何着装也进行了预演。
关于代表团成员的服装，考虑到日内瓦会议将是一个十分严肃的场合，而中山装则反映了我们中国人庄重、儒雅的特点，所以，代表团统一订制了黑色的中山装，据说当中国代表团成员穿着黑色的中山装走在日内瓦的大街上的时候，有路人误把他们当成了牧师而向他们脱帽致意，等等。
这些说法是否属实，本人没有考证，不好妄加评论。不过，当时代表团确实是做了中山装，同时也做了西装。
从档案中保存的当时的照片来看，周恩来抵达日内瓦走下飞机时是穿的西装，整个会议期间，周恩来大部分场合都是穿的中山装，其他代表团主要成员和工作人员，包括张闻天、李克农、王炳南等，在很多场合还是穿西装的，而且，在王炳南写给周恩来的关于代表团各项准备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上，有周恩来的如下批示：
“西装不必全装，不必两套”。
可见，当时并非如传闻所说清一色的黑色中山装打扮。
说到服装，其实在外交部刚刚成立的时候，曾有过仿效苏联等国家的做法订制专门的外交官服的想法，外交部办公厅还特意搜集了不少相关的资料。在没有订制外交官服之前，外交部规定把中山装作为正式礼服，西装作为便装。也就是说，在重大的正式活动场合，要穿中山装，一般的外交场合，则可以穿西装。
因为是派往西方世界的第一个大型代表团，前往一个国际性城市，地点不熟，情况不熟，周围有帝国主义、敌特分子包围，所以代表团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为此，代表团内部制定了详细的规定。
这些规定除了从政治上提出要站稳立场、严守纪律、谨言慎行、认真负责外，还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要求：
周恩来在王炳南起草的出席日内瓦会议准备工作报告上的批示
比如在饭店里商谈内部事情要尽量压低声音，以防窃听；所有的信件不要私自通过邮局投递，以免丢失、泄密，要统一交外交信使携带；对兄弟国家的工作人员要诚恳、热情、谦虚，但也不可随便和马虎，要讲究外交礼节；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员要严谨大方，也要讲究外交礼节；着装要干净整齐，男同志在室内不要戴帽子，包括咳嗽或打喷嚏的时候要用手帕捂住口鼻等等。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于庞大的代表团来说，物资方面的准备任务是非常繁重的。工作、生活、对外活动，各种物资样样都需要精心准备。
据档案记载，当时准备的办公用品、食品佐料等各类物资有9吨多重。
考虑到这是展现和宣传新中国的决好时机，代表团准备了中国的电影，齐白石、徐悲鸿等名家书画，宫灯、屏风等工艺品。
为了展示灿烂的中华文明，还特意从故宫博物院借了12件包括“乾隆青花贯耳大方瓶”、“康熙郎窑罇”和“雍正天蓝铉纹兽耳罇”等国宝级文物，以便用来布置会客厅等重要场所。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国宝确实让每一个走进花山别墅中国代表团会客室的贵宾眼前一亮，人们为灿烂的中华文明而倾倒。
代表团各小组夜以继日地工作，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按计划，将由王炳南带领先遣组先期前往日内瓦，其任务是，安排代表团办公及住宿场所，了解有关当地情况、会议的进行、记者招待会的召开、电讯联系方式的试验等等。在可能情况下相机了解美、英、法方面动态，以便代表团到达后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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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抵达日内瓦成为头条新闻(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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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3月，先遣组起程前往日内瓦。先遣组抵达日内瓦后的首要任务，是先要为代表团找房子，安排住处。在先遣组抵达之前，中国驻瑞士公使馆已经为房子的事忙活开了。由于参加日内瓦会议各主要国家的代表团十分庞大，我们是180多人，苏联是240多人，美、英、法也都是上百人。
大家纷纷四处找房，一时间日内瓦房源吃紧。
当时瑞士政府给我们推荐了一些房子，但从我代表团使用和安全的角度，不合适，有一处甚至连自来水都没有，无奈之下，只得自己来找。
首先要找的是团长官邸和代表团的办公地。驻瑞士公使馆几经努力，前前后后看了三十多幢别墅，最后总算选中一幢作为代表团集中办公的地方，称为“花山别墅”。这栋别墅虽然还算理想，但也有些陈旧，要想正常使用，还需要装修一下才行。
当时各国代表团找到的房子大都也要整理一下，日内瓦到处都在装修房子。这样一来，干活的工人就短缺了，再加上复活节放假，眼看就赶不上代表团使用。而这时，房东们又趁机哄抬房价，公使馆连续数天跟他们谈判，有时候一直谈到夜里两三点。最后（4月14日）总算敲定下来。与此同时，几经周折，在六个旅馆里为代表团其他成员订了199个房间。
周恩来下榻的花山别墅
房子之外，汽车也需要准备。首先向苏联借了几辆车，其中包括团长乘坐的吉斯牌防弹车，同时又新购了三辆，并从我驻周边国家的大使馆调了几部过来。
代表团的食品也是大问题。当时一部分是从国内带去的，其他像牛奶、猪肉、面包等则每隔一天，通过苏联代表团的班机封装从莫斯科运过来。在当地只采购一些蔬菜、水果之类的东西。
考虑到形势的复杂性，为防止敌对势力破坏，特意准备了一个小型的化验室，其实就是从国内带去的装有各种化验设备和试剂的皮包。对空气、水、食品、饮料、香烟，以及被褥等进行细菌和化学毒物的检查。这项工作看似简单，其实也是十分艰苦的，每次采购回来都要进行严格的化验，每天做这项工作要花6个来小时，遇有重要客人来，化验的时间会更长。
瑞士政府为了这次会议也作了一些特殊安排，比如同意各代表团正式成员的汽车、办公用品、摄影器材等办理临时免税证。作为中立国，瑞士一直不允许外国军人在瑞士境内穿军装，为了方便参加会议的军方代表和军事专家，瑞士政府特破例，暂时撤销上述禁令。
当时会场定在联合国大厦，除主会场外，还给各代表团分配了一些办公室。大厦外面由瑞士方面负责安全警卫，会场里面由联合国负责。为了安全，会议制作了三种不同的通行证，一种是给代表团一般工作人员的，只能进入各代表团自己的办公区，不能进入会议厅；第二种是基本上没有什么限制，可以进入主会场等各类场所；剩下的是给后勤人员的。
1954年4月20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从北京起程。按既定路线，代表团先抵达苏联的新西伯利亚，在那里休息一夜，第二天下午飞抵莫斯科。在莫斯科期间，周恩来拜会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听他介绍了有关日内瓦会议的一些意见和建议，以及参加国际多边会议的外交经验。
4月24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经柏林抵达日内瓦。
关于日内瓦，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外交家塔列兰曾经有过一句名言，他说： “世界分为五大洲：欧洲、亚洲、美洲、非洲和日内瓦。”此话虽然显得有些极端，却也道出了日内瓦这个城市的国际性和非同凡响之处。
周恩来与代表团人员合影
周恩来的到来，使这个城市更加为世界所关注。
虽然当时瑞士和会议方面没有在机场上搞隆重的欢迎仪式，但是闻讯而来的数百名记者还是早早地赶到。当周恩来走出机舱的时候，记者们蜂拥而上。周恩来抵达日内瓦的消息和照片，成了第二天世界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在位于莱蒙湖畔阿里亚纳公园内的国联大厦开幕。
国联大厦又称“万国宫”，是作为国际联盟总部而修建的。从1929年开始动工，到1936年才最后落成，前后用了七年时间。据说有三百六十多名设计师参与设计，其中有五名是当时世界上顶尖级的建筑师。说起这个国联大厦，里面有不少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有了国联大厦，才有了后来日内瓦作为国际性城市的地位。
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证
据说，当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英、法等国酝酿成立国际联盟的时候，很多国家主张把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不仅因为布鲁塞尔地理位置好，交通方便，而且“布鲁塞尔”名字的意思是法文和佛拉芒文的“热情的村庄”，比较有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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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抵达日内瓦成为头条新闻(2)(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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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人当然希望能把国联总部建在日内瓦，于是派出外交部长前往巴黎游说。据说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比较喜欢日内瓦，而且英国人也支持，加上瑞士外长的一番努力，最后国际联盟终于决定把总部定在日内瓦。
其实当时的日内瓦并不具备国际组织总部所在地的条件，首先就是交通，当时的火车站没有候车室，站台空无遮挡，飞机场也很小，有不少飞机只能停放在附近的田野里。
当时最大的建筑是莱蒙湖畔的国家旅馆，国联花了五百五十多万瑞士法郎把它买了下来，经过装修，作为总部的办公地。从那时以后，日内瓦开始大规模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建饭店，扩机场，解决交通、通讯等等。
后来，国联觉得国家旅馆太小了，不能满足需要，于是重新选地皮，动工兴建国联大厦。
当日内瓦会议召开时，日内瓦已经是设施完备的国际性城市了。
因为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使国联总部设在日内瓦问题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瑞士人非常感激，曾给威尔逊颁发了一枚金质奖章，以后，日内瓦市政当局把国联旧址国家旅馆改名为威尔逊宫，大楼前面沿莱蒙湖一带命名为威尔逊码头。这些都是题外话。
再说会议开幕当天，会场设在大厦的理事会议厅。
除周恩来外，其他国家的代表也先后入场，其中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法国外长皮杜尔等都是在国际舞台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
会场布置成正方形，各代表团依照英文国名第一个字母的顺序依次而坐。
整个会议开了三个多月，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朝鲜问题，第二阶段讨论印度支那问题。
会议之上，各方唇枪舌剑激烈较量自不必说，同时，在会议之外的外交活动也非常活跃。初次展现在国际外交大舞台上的中国代表团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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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祝》让卓别林热泪盈眶(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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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团的到来，引起世界各地、各界的广泛关注，很多人写信过来，提出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问题。有热烈，有冷淡，有期盼，也有怀疑。在整个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接到了来自32个国家的476封来信。
同时，参加会议的代表团也大都希望同中国代表团会见。对中方来说，这也是宣传自己，开展工作的很好机会。所以，尽管会期十分紧张，周恩来还是安排时间跟大家见面，因为人太多，最后几天不得不采取集体会见的方式，多的时候有上百人。
周恩来的热情接见在各国代表团中引起热烈反响，特别是有些国家的代表团在美、英、法等国那里受到了冷遇，对我们的热情非常感动，有的女代表甚至落下眼泪。有的说，他们在美国代表团门口遇到了真正的“铁幕”，两种不同的接待方式，十分清楚地表明两种不同的对待和平的态度。
台湾方面对日内瓦会议也十分关注，以各种名目派了不少人来到日内瓦。主要以出席在日内瓦召开的其他国际会议为由跑来，如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世界电讯组织理事会、世界劳工局会议等，还有就是以记者身份前来。此外，国民党驻法国“大使馆”也紧急出动，其“代办”、“参赞”、“秘书”等等纷至沓来。
除了这些会见之外，代表团还利用一切机会跟各界人士，特别是著名人士进行积极的交往，让他们了解中国，了解我们的建设成就和外交政策，这其中就包括在瑞士定居的著名喜剧大师查尔斯?卓别林。
卓别林在电影事业上的成就自不必说，作为国际和平人士，他在1953年刚刚获得国际和平奖金，声望和影响正旺。6月3日，在卓别林住地举行颁发和平奖金仪式，当时有几名中国记者到场采访。
卓别林对中国记者的到来非常高兴，说他在“七?七”事变前曾经去过上海，看到当时国民党政府很腐败。现在新中国成立几年了，正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谈话中，卓别林表示很想看中国电影，特别是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
当得知卓别林的上述想法之后，周恩来特意派外交部交际处王倬如处长跟他取得联系。
考虑到卓别林艺术大师的身份，以及他对中国电影和艺术的浓厚兴趣，代表团想给他安排一个电影专场，放映中国影片。
卓别林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十分高兴。
6月18日，王倬如前往卓别林居住的瑞士洛桑，在一家名叫REX的电影院，专门为卓别林放映了中国电影舞台艺术片《梁祝哀史》，（即后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作者注）。十天前，周恩来曾请英国首相艾登看过这部片子，艾登很感兴趣，对影片亮丽的画面和女主角的精彩表演赞不绝口。
艾登当时就建议，中国应该把这部片子向国外出口。
卓别林夫妇如约来到电影院，兴致勃勃地观赏这部电影，对此，解密档案记载：
6月18日王倬如处长赴卓别林所住的城市VEVEY的一家电影院，专为卓别林放映《梁祝哀史》由曹元欣同志将剧情及时的逐字翻给卓别林听。
电影结束时，卓别林甚为剧情所感动，以至流泪。
以后，王处长应卓别林之邀赴其别墅共进午餐，餐前王处长代表总理送卓别林象牙美人一个，徐悲鸿画集一册，白石老人画册一册，茶叶四筒以及葡萄酒、香槟酒各两瓶。卓别林对上述礼物，特别是对艺术品非常欣赏，仔细观看，并连连赞美不已。进餐时王处长问卓别林对《梁祝哀史》的意见，卓别林便谈了一些他对该片的印象。
卓别林很坦诚地谈了对影片的印象，他觉得，影片色彩鲜艳美丽，剧情富于诗意，非常感人，特别是范瑞娟的表演十分出色。
卓别林同王倬如在其别墅前合影，上面有卓别林的亲笔签名。
接着，他又从艺术的角度对影片提了几点意见，比如可以再增加一些特写大镜头，像梁山伯临死的那一幕，作为台下观众一定想仔细看看梁山伯的脸部表情，但是距离太远看不清楚，假如能有梁山伯临死前的脸部特写镜头的话，效果可能会更好些，而更能感动人些，等等。
对于这些意见和建议，卓别林一再表示，这只是一个西方人的观点，可能对东方的艺术和观念不太适用，因为东方有自己的艺术和文化，而它与西方的艺术和文化不完全相同。
卓别林还表示，他很想看看电影《白毛女》，不知是否能有机会。此外，他说他对中国的唱片和茅台酒也很感兴趣。
王倬如答应再找机会一定满足他的愿望。
卓别林非常感谢，并当即给周恩来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信中表示，很希望能有机会见见周总理。
本来当时我们想购买卓别林的《大马戏团》、《淘金记》、《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大独裁者》等影片在国内放映。
王倬如想跟卓别林谈谈，从日内瓦直接买他四五部片子。但是后来得知，卓别林自己非常高兴中国观众能看到他的电影，但是，他自己从不参与影片的发行、转卖等生意上的事情，而全权由法国代理商凯利负责。当时凯利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不愿意把片子只卖给中国一家，而想让苏联、东欧和中国共同购买，事情一扯皮，就耽误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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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祝》让卓别林热泪盈眶(2)(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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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增进了解和友谊，也为了满足卓别林迫切想见到周恩来的愿望，7月18日晚上，周恩来特意在花山别墅宴请卓别林和夫人，王炳南等作陪。
当时著名越剧演员范瑞娟正在捷克参加一个电影节活动，周恩来特意让王炳南给我驻捷克使馆发电报，把范瑞娟请来参加活动。
周恩来的细致安排令卓别林非常感动。
据说，在宴会上，卓别林终于品尝到了中国的茅台酒，他兴致勃勃地说：
“我喜欢这样的烈性酒，因为这是真正男子汉喝的酒！”
周恩来立即让工作人员拿了一瓶送给他，卓别林高兴得站起来，作了一个喜剧中的滑稽动作表示感谢。
周恩来还为卓别林准备了北京烤鸭。
当招待员把烤鸭端上来的时候，卓别林说：
“我这个人对鸭有特殊的感情，我所塑造的流浪汉夏洛尔， 他走路时令人捧腹的姿态，就是从鸭子走路的姿态中得到的启发。为了感谢鸭子，我从此就不吃鸭肉了。不过，这次是例外，因为这不是美国鸭子。”
卓别林幽默的表述让大家感到非常愉快。
卓别林送给中国客人亲笔签名的照片
周恩来对卓别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他为反对侵略，反对战争的伟大战士，是维护人类和平、友爱、文化进步的坚强卫士。并表示，我们从你拍的电影和塑造的众多角色中，深深感受到了你呼吁人类友爱、世界和平的声音。
听了周恩来的话，卓别林非常感动，他也对新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以及周恩来的卓越才能表示衷心的钦佩。
席间，周恩来邀请卓别林访问中国，卓别林非常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送走卓别林之后，周恩来对王炳南等人说，卓别林为人正直，正像他在电影中扮演的角色一样，不愧为当代最有影响的艺术大师。
1955年1月，外交部曾试图就卓别林访华的事情作出具体安排，但因为当时卓别林正在紧张地拍摄他的新影片，所以没能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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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为中美接触牵线搭桥(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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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日内瓦之前，中国代表团是做好准备在会上跟美国人斗的。当时的形势是中美两国尖锐对立，而且除了朝鲜的板门店谈判和伍修权出席联合国大会控诉美国侵占台湾之外，中美之间一直互不往来，似乎也不太可能在日内瓦会议上进行双边正面的接触和对话。
不过，等代表团到了日内瓦之后，形势却有些变化。
先是莫洛托夫传递过来信息说，美国代表团的副团长、副国务卿史密斯有想跟中国代表团接触的意思，接着，英国人又出面，表示愿意为中美接触牵线搭桥。
5月19日，英国代表团的杜威廉（驻华代办）同宦乡会面，杜威廉表示，他愿意以私人身份，担任中美直接接触的中间人，问中方是否愿意跟美国人直接谈判。
宦乡把英国人的意思报告给周恩来。
对于美国人这个时候想同我方接触，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进行了研究，分析了美国人的意图。
当时美国政府正在要求我方释放其在中国犯罪在押的罪犯，但它又坚持不跟中方直接接触，而是一方面通过英国人或苏联人从中传话，另一方面不断通过新闻宣传来试探中方的态度。美国人大概是认识到了，这样做就好比隔靴搔痒，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面对面地直接接触，才有可能解决问题。
从中方的角度来说，利用这个机会跟美国人直接接触，可以更深层地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和意图，也是有好处的。从具体问题上来说，美国声称它有个侨民问题，而我们则有一个美国当局扣留我留学生的问题。
5月27日，宦乡答复杜威廉，表示同意由杜威廉出面介绍跟美国人直接接触。杜威廉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了美国代表团，这时候美国人又扭捏起来，先是表示可以举行直接会谈，但接下来却又没了消息。
此时，美联社的报道则说，美国政府反对美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同中方直接接触。
夹在中间的杜威廉连忙向中国代表团表示：
“美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仍愿意经过英国介绍与中国方面直接谈判，现正等国务院指示中。”
据此，周恩来分析，“由此看来美国政府及美国代表团内部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矛盾的。”我方也做好了两手准备。
6月3日，周恩来致电中央，提出对此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我们拟再等候一短时期，如美方果真来谈，我们即按既定方针和他们进行接触并以接触情况决定在何处举行谈判。谈判中当然首先要联系到中国留美学生被扣问题，并区别对待犯法美侨和其他美国人。如美方确实不愿与我方接触，则我们即拟发表声明说明我方惩处犯法美侨及保护守法美侨的一贯政策和实际情况，同时揭露和驳斥美方扣留我留学生的无理行为。
中央回电，完全同意周恩来对问题的分析和提出的处理意见。
就在这时，杜威廉于6月4日上午向宦乡传过话来，说美国人愿意跟中方举行会谈，而且美国人希望他也能参加。
杜威廉说，美国将派代表团三号人物、美国驻捷克大使约翰逊为代表。
这约翰逊曾在汉城担任过副领事，1939年至1942年曾先后在美国驻中国天津、沈阳领事馆做事，后来出任美国驻日本横滨总领事，回美后担任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此人曾参加过朝鲜停战谈判，是个谈判老手。
约翰逊的副手叫马丁，是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副司长。
杜威廉说，希望中方也能派同等身份的人，如果能派王炳南先生最好。 宦乡在请示周恩来后，当天下午跟杜威廉会面，解密档案中有这次会见的谈话记录：
宦：你早上提的介绍我们方面和美国方面接触的问题，我已经报告了周外长。你今天不是要去伦敦吗？等你回来我们再谈吧。
杜：不，艾登首相今天走，我可以明天下午再走。如果你能安排明天上午一谈，那就再好没有。
宦：我们柯柏年司长明天可能离日内瓦几天，所以你尽可以去伦敦，等你回来再谈也好。
杜：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明天上午还是会谈一次。
宦：既然是这样，那么，就准备明天上午进行初步接触吧！我方准备由王炳南先生和柯柏年先生参加。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你看怎么安排？
杜：我建议明日上午十时在BCANRIVOGE旅馆121号房间会谈。
宦：同意。你明天要去伦敦，而我们的柯柏年先生明天可能要离开日内瓦几天，时间比较匆促。同时，我们也要准备准备材料，因此，明天我们只能作初步的接触。
杜威廉大概是怕夜长梦多，再出什么变故。跟宦乡告别后，他立即跟美国人通气，着手会谈的安排。
当天夜里12点，英国方面打电话给负责礼宾安排的韩叙，说会谈的时间已经跟美方敲定了，但地点要改，具体改在哪里，要等第二天早上才能定下来。
第二天一早，英方通知，地点定在国际联盟大厦的一间会客室。
我代表团发言人回答记者提问，中间持稿者为黄华
据说，选这个地方是考虑到这是中美间首次接触，双方恐难免尴尬和不自在，所以特意选在只有沙发而没有桌子的会客室，大家坐在沙发上，不像坐在谈判桌前那么死板，可以使会见显得轻松、随意一些。此说法是否准确，恐怕就只有选中这个地点的杜威廉自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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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为中美接触牵线搭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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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上午十点，王炳南、柯柏年、宦乡如约来到会谈地点，杜威廉也带着美国人约翰逊等走了进来。
杜威廉首先居间为双方作了介绍。
大家礼节性地握了握手，略示寒暄。
接着，王炳南首先感谢杜威廉安排中美双方的这次会见。约翰逊也附和着对杜表示感谢，然后双方开始谈判。
王炳南首先发言，他说：
“关于美国代表团提出要谈的问题，我们一直认为双方可以直接接触。由于杜威廉先生要去伦敦，我方主管这个问题的美澳司司长柯柏年先生也因事先定好去柏林开会，因此今天双方见面先作初步接触，正式谈判我们建议在下星期再开始。”
王炳南这番话的意思本来是跟杜威廉说过的，并要他转告美国人。不知道是杜威廉没有把话带到，还是约翰逊故意装作不知，他对王炳南的表态似乎有些惊讶，连忙说：
“我们本来准备在今天即进入讨论。听说不能立即进行，感到有些失望。我已受我国政府的全权委托，在此商谈，希望能在这次商谈中得出结果。美国政府一直很想知道在华美国人的情况，尤其是那些被关在监狱中的美国人的情况。”
约翰逊所说的关在中国监狱里的美国人，实际上是美国政府反华反共、孤立封锁中国政策的牺牲品。这些人有的是朝鲜战场被我俘获的战俘，有的是架机侵犯我领空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也有些是在中国犯罪的美国侨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