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这些事情是可以通过两国政府的接触得以解决的，但是，美国对我的封锁，使问题无法解决，这些美国人长期不能回国跟家人团聚。美国的舆论借此大肆炒作，民间各界也施加了很大的压力。长时间来，美国政府又想把这些人弄回美国，又不愿意跟中方直接接触，它不愿意造成事实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局面。
其实，前面说过，在美国人指责中国扣留美国人的同时，美国政府也对在美国的我国侨民，特别是留学生采取了严格的限制，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三千五百多人，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千方百计阻挠他们回国。
对此，解密档案中记载：
美国阻挠我留学生归国的阴谋计划，曾采取了三步曲，由软到硬，步步加紧。第一步是挑拨拉拢政策。1950年以前，美国政府表示，“同情这些将不被共产党政府所欢迎的留学生”，并将他们全部化为“无国籍”人，此举并没奏效。随后，美国政府开始对希望回国的留学生和中国侨民进行迫害。
解密档案中记载有一位辗转回国的留学生谈当时的情况：
1951年到1952年之间，我认识的同学都被移民局叫去问过话。问“对现政府（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者注）有何感想？”“是否愿意去朝鲜作战？”问话之前先叫举右手宣誓。收回同学的护照，当中国学生要求出境时，移民局就把护照收去，也有在叫去问话时被收去的。移民局要求中国学生报告行止，有三月一次者，有一月一次者，或者更短期的。大学里的“学生顾问”是和移民局通的，且有与国民党机构“中美协进会”特务勾结。
除了留学生之外，一些科学家、爱国华人华侨也遭到迫害。最典型的就是阻挠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等一批科学家回国。
钱学森1934年从交通大学毕业后，前往美国麻萨诸塞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留学，并于1936年获得硕士学位。随后，他进入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他是世界航空力学权威冯?卡门的得意门生，是美国少数研究火箭问题的权威人士之一。他曾修改冯?卡门定律，创立钱氏公式，对于超音速飞机的设计具有重大意义。以后，他曾经在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学府担任教授，以后又出任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喷气式飞机研究站主任。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应邀担任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火箭组的主任。在美期间，他还曾一度回到中国，但因不愿为国民党政府服务，后来又回到美国。
新中国成立时，钱学森和许许多多的海外侨胞一样，感到欢欣鼓舞，积极准备回国投身祖国建设。
1950年8月，钱学森打点行装起程，却在海关遭美国移民局人员无理阻拦。
随后，美国人又编造了钱学森是共产党的“罪名”，将他逮捕。
下面是法新社1950年9月8日的报道：
美移民当局昨夜控告自从1948年即担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喷气式飞机研究站主任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为共产党，并加以逮捕。对钱氏提出的非正式的罪名是：鉴于他属于一个宣传以武力推翻美国政府的团体，他逗留在美国是非法的。这位中国科学家好久以前即在总统号轮船包了一个房舱。该船定于8月29日开往远东。美国当局于8月24日查获约八百公斤的文件与各种物件，这些是钱氏用他的名义登记，准备运到共产党占领的上海去的。他在8月23日被通知说：他不得离开美国，其活动待调查。美国海关当局称：博士的行李藏有特种的、秘密的、与最机密的文件，但又说他的被捕并非由于这一发现，这位科学家本人在被捕时否认他的行李藏有任何秘密文件。
……
除了钱学森之外，还有许多的科学家和留学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
1950年9月12日，原子物理学家赵忠尧带着两名留学生自美国回国，途径日本横滨时，被驻日美军非法扣留。经多方努力，赵忠尧三人终于获释，并于11月28日抵达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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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为中美接触牵线搭桥(3)(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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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档案中记载的有关这一事件的报道：
他们在今年八月二十九日自洛杉矶乘威尔逊总统号轮船离美返国时，即遭美帝凶横地搜查，他们所有的书籍，特别是有关物理学的书藉全部被拿去。九月十二日船经日本横滨时，美帝驻日麦克阿瑟总部又下令横滨情报部派员检查他们的行李。这些美国情报人员首先检查他们随身行李，把认为重要的物品全部取去。其他行李因在船底难以取出，美帝驻军总部便决定在该船由香港折返横滨时再行检查。美方人员强迫赵教授等登岸后，先把他们拘押在美军情报部，深夜十二时移至东京中野美军监狱，次日晨又转移到雀鸭监狱（这是拘留日本战犯的地方）中的“中国犯人室”（这个“中国犯人室”囚禁了三百多中国侨民）。他们被无理拘禁两周后，当威尔逊号返经横滨时，美帝驻军检查了他们的行李，因找不到籍口，即将他们移至国民党驻日代表团软禁。直至十一月十五日，在中国人民不断地强烈抗议下，美帝才无可奈何地释放他们。但他们劫去的物品，则拒不发还。
1950年底，耶鲁大学一留学生遭逮捕；
1951年4月，丹佛大学一留学生被逮捕；
1951年9月九名中国留学生在自檀香山回国途中遭扣留；
……
合众社1954年3月23日发自华盛顿的一篇报道对美国政府这种做法的目的说得更加明白：
当局已禁止好几名中国医生与科学家离开美国，因为怕他们的专业知识被共产党利用。移民归化局的一位发言人说，……根据他们拥有的科学技术知识的性质，让他们落到共产党手中是不合乎“国家利益”的。
中国留美学生登上归国飞机
此时，约翰逊绕开上面这些问题不谈，而谈美国侨民问题，自然遭到王炳南的驳斥。
王炳南说：“约翰逊先生今天提出的问题我已经注意到了。但这只说明了一方面的意见，同时我方也有关于被扣在美的很多侨民和留学生的问题要谈。我保留在下一次正式谈判中提出。我想过几天再谈对于解决问题并无妨碍。”
王炳南接着提出，下次会谈定在6月10日，地点还是这里。约翰逊表示完全同意。
王炳南与美国代表约翰逊会谈
最后，约翰逊说：“在我方，我们很希望能在这次会谈中得到很大进展。”
王炳南答道：“现在双方有了直接接触，我们也希望今后的谈话能得出适当的结果。”
会谈到此结束，时间正好用了十五分钟。
从6月10日开始，王炳南和约翰逊又进行了三次谈判，双方针锋相对，唇枪舌剑，最后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尽管如此，此次接触的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这不仅是中美两个长期敌对的双方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第一次正式接触，而且也为以后进行的长达九年之久的中美大使级谈判奠定了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第一次十五分钟的会谈，可以说是中美谈判的“破冰之旅”。
而就在美国代表团抵达日内瓦的时候，他们对中国还是奉行的不接触政策，也正因如此，才有了流传甚广的所谓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跟周恩来握手的传说。
王炳南（右一）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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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勒斯拒绝跟周恩来握手：纯属虚构的故事(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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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日内瓦会议，很多人马上就会想起当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跟周恩来握手的传闻，就连大名鼎鼎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也在他的《白宫岁月》中说“周恩来对1954年杜勒斯拒绝和他握手的怠慢之举耿耿于怀。”而若干年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则为了弥补杜勒斯的无礼之举，在1972年他访问中国走下飞机舷梯时，主动向周恩来伸出手来，云云。
可见该传闻已是世界性的，且有相当档次了。除了流传之广，传闻之绘声绘色，非当时即跟随周恩来左右，决不可能看得如此真切。
然而，据作为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始终陪伴在周恩来左右的王炳南回忆，所谓拒绝握手之说，纯属演绎。
对此，王炳南曾回忆道：
有人说，在日内瓦期间，周恩来总理要同杜勒斯握手，被杜勒斯拒绝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在整个会议期间，我始终在周总理左右。开会时，每次都是我陪着周总理入场。事先我对于从哪个门进去，座位在哪里，都了解得很清楚。我在前引路，周总理和代表团成员跟着我一直进入我们的座位。
会场座位是按每个国家的英文名称的第一个字母排列的。中国CHINA，C在前，美国USA，U排在后面，和苏联代表团在一起，距离我们很远。国联大厦会议大厅有好几个入口处，我们同美国代表团不是从同一门进入会场，不可能碰在一起。会议中间有15分钟休息，代表团成员可以到餐厅、酒吧间去吃点心、喝咖啡、茶和酒。我们代表团从不和美国代表团聚在一起。而且，总理非常审慎和严谨。杜勒斯是坚决反共的头子，总理从来就没想去和他握手。
据说，会议期间曾有记者问美方代表史密斯：
“杜勒斯和周恩来有没有什么接触？”
史密斯回答：
“如果有接触的话，那就是我们在卫生间用过同一条手巾。”
还有美国记者报道说：“虽然杜勒斯差不多每天都和周恩来在同一间房间里，但他从没有和他碰头，也没有和他说过话。”
周恩来步出日内瓦会议会场
笔者也借助外交档案反复查证，始终没有发现相关的记载，应该说，王炳南的回忆是真实可靠和具有权威性的。
其实，即使是处于敌对状态的两个国家，其外交官也是可以握手的，这是外交礼节，而不是原则问题。
王炳南在外交部曾经处理过一件事情。当时，中国驻丹麦的一个武官应邀前往一个军事俱乐部参加活动，在那里跟美国武官碰上了。美国武官上来握手，被我们的武官断然拒绝，使在场的人都感到很尴尬。
这件事一直报告到周恩来那里。后来外交部做出规定，如果在外交场合碰到美国人，我们不主动上前跟他握手，但是如果对方来跟我们握手，也不要拒绝，要礼尚往来。
拒绝握手之说虽是杜撰，但当时中美关系之紧张，以致连双方的握手都较引人注意却也是事实。
美国人是带着对中国的敌视来到日内瓦的。
前面说过，美国本来是坚决反对邀请中国作为五大国之一出席会议的，但是，如果没有中国的参加，无论是朝鲜问题还是印度支那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最后只好妥协一步。
杜勒斯这个人是律师出身，是个极端反苏反华和仇视共产主义的人。他在军队里服役的时候升至陆军少校，1949年出任参议员，随后担任总统的私人代表和国务院顾问。
1953年1月，杜勒斯出任美国国务卿，一直推行反共政策。他曾策划和组织了片面对日和约，极力主张将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而且是对华封锁、遏制政策的积极倡导者。他曾经叫嚣，要“以一切可能利用的手段来同共产主义作斗争。”并制订了所谓对共产党国家实施“大规模报复”的战略计划。
作为美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团长，他在制定与会方针的时候，特别强调要孤立和打击中国代表团，不许跟中国代表团人员接触，包括不许跟中国代表团人员握手。
日内瓦会议开幕那天，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入场后，首先来到莫洛托夫面前跟他握手。莫洛托夫当即把把艾登介绍给周恩来，两人随即握手致意，气氛顿时变得非常和谐，在场的记者按动快门，记录下这一场面。
第三天是艾登担任会议主席。
受头一天场面的启发，艾登想照莫洛托夫那样，介绍杜勒斯跟周恩来握手。
艾登事先通过杜威廉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宦乡，想先征求一下周恩来的意见。如果周恩来同意，艾登再去跟杜勒斯商量。
宦乡把英国人的意思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表示同意艾登的建议。
其实，即使是处于敌对状态下，双方人员在外交场合握手，也不过是一般的外交礼节而已，大可不必过于死板和僵硬，更没有必要小题大做。
艾登于是去征询杜勒斯的意见。
杜勒斯却表示，他不能接受艾登的建议，而且他还对艾登跟周恩来的接触非常不满。
结果让艾登讨了个没趣。
在会议期间，除了美国人之外，其他代表团跟中国代表团的交往大都比较融洽，虽然会议之上难免有尖锐的交锋，但会里会外的礼节还是讲究的。相反，杜勒斯却感到很窘，会议开始刚一个星期，便打道回府，由副国务卿史密斯留下应付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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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勒斯拒绝跟周恩来握手：纯属虚构的故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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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这样一个大型多边国际会议上，代表团之间完全不接触几乎是不可能的。
7月18日，举行第二十三次限制性会议。
会议休息期间，大家来到休息厅闲谈。因为中间有二十多天的休会，大家再次见面，相互问候。
这时，史密斯主动来到担任周恩来翻译的浦寿昌跟前交谈。周恩来看到后，走过来跟他打招呼，并向他伸过手去。
史密斯大概是碍于杜勒斯不许跟中国代表团人员握手的规矩，没好作表示。这当然有失风度和外交礼仪。对此，史密斯感到非常难堪。
解密档案中记录了这次谈话：
史密斯：你这次作了很远的旅行，又绕了很远的路回来。（指周恩来休会期间对印度和缅甸的访问———作者注）
周恩来：是的。欢迎你回来。
史密斯：我的夫人对于你送的书非常喜爱，她要我向你致谢。我希望我们两国会趋向于更好的相互了解。
周恩来：我也希望如此。
随后，周恩来过去跟法国外长交谈，史密斯很不好意思地凑上来，插话道：
“每次我走近周恩来先生，记者就会说我和周恩来先生握手了。”
周恩来答道：“我已经伸出手来了。”
史密斯赶紧辩解：“我刚才一手拿香烟，一手拿杯子。下回我会伸得比您快。”
周恩来淡淡一笑，没予理会。
第二天，日内瓦会议结束。各国代表团来到休息室相互道别。史密斯也来了。
当周恩来走进休息室的时候，史密斯赶紧上来搭话：
“我刚才怕讨论下去又要发生分歧，这样简短结束很好。”
史密斯说着，伸出右手握住周恩来的左臂，这样，即没有破了杜勒斯不准跟中国人握手的规矩，又弥补了昨天的失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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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半截子”关系的结束(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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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可以说是同时开辟两个战场，一是在会议之内，一个在会外。
同会场内充满火药味道的唇枪舌剑、针锋相对相比，会外的活动则显得平和、儒雅，彬彬有礼之中透着机敏和睿智。
还在出席会议之前，中央就确定了要放手开展会外活动的方针，通过会外活动，帮助和促进会内的斗争。而整个会外活动的重点是对英国。我们的底牌是，“对英可做到交换谈判代表的程度。”
前面已经说过，中英建交谈判自朝鲜战争爆发就完全终止了。其后英国的谈判代表一直以“代办”身份留在北京，中方既没有撵他走，也一直没有承认其外交代表的地位，同时中方也没有人在伦敦。
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中英间的战争状态也相继结束。
而此时，英国的情况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英、美一直是盟国，双方有很多的共同利益，但同时，他们也有不少矛盾。自从英国保守党上台以来，在经济上有些大刀阔斧的措施，1953年，苏联运了两批黄金到英抛售，对英国的经济有所促进，朝鲜停战后，英国的贸易也有发展。
经济形势看好，英国人便不太甘心作美国的小兄弟，开始要跟美国人闹独立，不太听美国人的使唤，两家的矛盾开始渐渐突出。这种情况到了1954年就更加明显了，最突出的例子是在越南奠边府战役上的态度。
当奠边府战役打响之后，美国人想趁机介入，并且向英国提出，让它派海、空军予以干预，结果英国人没听美国的，拒绝了派兵的建议。
英国人有自己的考虑。首先是，当时英国兵力严重不足，80万军队除本土外，还分布在新加坡、马来亚、香港等地区，没有更多的部队到越南参战，而且它也看到朝鲜战争的结果，不愿意再搞一个“朝鲜战争”而将自己陷身泥潭。
英国人想闹点独立，但又不敢闹大了，毕竟英国人还背着美国人的债，而且经济虽有好转，但跟美国还是无法相比。
在对中国的政策上，英国政府内部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一种希望跟中国改善关系，特别是不要因为没有搞好跟中国的关系，而陷入战争当中。另外一部分人则是死心塌地的跟美国人走，对中国十分的敌视。
这些意见分歧和不同的考虑问题的角度及方式，反映在外交政策上，就是摇摆不定，用当时宦乡的话说，就是“走两步退一步，朝左边走一步，又朝右边走一步，不可能断然的好，也不可能断然的坏。”
根据上面这些情况，代表团确定了会议期间跟英国人打交道的几点方针：
1.不急不断。
2.不跨大步也不停步不前。
3.求同存异。在求同方面，能让步的就让一点；在存异方面，不能让的就坚决不让。
4.要解决一些小问题以引起对方的兴趣（中英间存在的大大小小问题有数百个）。
5.态度要温和，以婉转说理代替严词责骂。
从英国方面来说，他们也希望通过日内瓦会议的机会，打破自朝鲜开战以来两国关系的僵局，而且特别希望能通过政治关系的改善，来促进双方的贸易。因为中国当时的情况是，在建国之初清除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之后，也要开始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发展贸易往来。
关于这一点，在解密档案中记载的宦乡的一句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
主席说过，我们的政策是：关起门来，把房子打扫干净了再请客。现在房子已经打扫得差不多了，而且日内瓦会议召开后的形势大大开展，要关门也关不住了。
4月30日晚上，周恩来应邀出席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宴会，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也应邀出席。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和艾登见面。
席间，大家先就朝鲜问题、印支局势等交换了一下意见，接着，话题转到中英相互承认的问题。
艾登抱怨说：因为中国不承认英国，所以两国的关系才是现在这个样子。
周恩来反驳道：不是中国不承认英国，而是英国在联合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为是在宴席上，还有莫洛托夫在旁边，大家没有再争论，艾登打圆场说，还是不要影响了大家的胃口。
初次接触，双方还比较愉快，为后来的交往开了个好头。
艾登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外交家，他前前后后在英国内阁中任职20多年，这其中有10年是出任外交大臣，还有2年担任英国首相。多年的宦海生涯，使他看上去老成持重，一派绅士风度，但同时又不乏英国人特有的风趣和幽默，让人觉得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物。
周恩来会见艾登
自从这次交往之后，周恩来和艾登多次互访，虽免不了交锋，但双方表现得都十分友善，有人说，艾登是来“花山别墅”最多最勤的人。这是后话。
6月1日晚上，艾登宴请周恩来。席间交谈的重点是中英关系。
艾登说：我们应该努力进一步改善中英关系才是。我们有一个人在北京，而你们却没有人在伦敦。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半截子”的。你是否也派一个“中国的杜威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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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半截子”关系的结束(2)(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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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中方就有争取派人到伦敦的考虑，现在既然对方先提出来了，周恩来则当即表示，可以派一名官员以代办的身份在伦敦，商谈双方之间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
周恩来当时考虑到，如果只是派个谈判代表，职权太小，不足以适应双方关系发展的需要；互派大使又时机不成熟，所以最后决定，还是派代办比较合适。
艾登听了，很是高兴，接着话题转到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这个问题恰恰是中英关系中的一个结，对中国的立场艾登心里当然是清楚的，但此时他却故意装糊涂，他说：
“我真不懂，您为何对参加联合国还是那么有兴趣，联合国真是一个找麻烦的地方。在联合国外才消遥呢！”
周恩来一笑，也话里有话地说：
“你认为我们对参加联合国是那么有兴趣吗？正如你所说的，我们这几年都没有在里面。”
周恩来的言外之意是，不要以为你们把中国挡在联合国的大门之外，中国就过不下去。就像毛泽东曾经说过的，我们不怕美国的封锁，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我们有一天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美国就会后悔，那时也是悔之晚矣。
艾登当然明白周恩来话的意思，便不再多说。
宴会当中，艾登三次谈到他很想去中国，说他看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对于中国现在的发展也深感兴趣。在座的英方人员除了他以外都去过中国，因此，为了对自己的教育作用，也应该到中国去一次。
周恩来表示很欢迎他到中国去看看。
最后，艾登说，邱吉尔首相要他向周恩来总理转达问候，他说，邱吉尔的夫人正在日内瓦附近养病，邱吉尔可能会路过日内瓦去探望他的夫人，如果真能如此的话，邱吉尔很想跟周恩来会见。
这次跟周恩来的交谈给艾登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在以后出版的回忆录中写到：
这是一个愉快的、也是必要的活动。我怪他没有派代表驻伦敦，他表示愿意派一个人去。周恩来在谈判中表现得稳重而又坚定。他说话力求含蓄，即使以中国的标准来看也是如此。
艾登同时还记述了到周恩来的“花山别墅”作客的情景：
中国人被安置在一个极好的别墅里，比我们的更加宏伟、壮丽。在我们开会的那间房子里，陈设着一些美丽的中国瓷器。在我们相持不下的交换意见之后，我站起来要走时，我向这些瓷器走去，并说这些瓷器真可爱极了。周恩来似乎很高兴，于是我们就谈论这些瓷器。他能了解到他的国家的艺术对他的客人可能具有的重要意义，这是他的一个值得赞许的特点。
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在花山别墅与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费朗斯会唔
对中国政府派代办去伦敦的事情英国本来表现得很迫切，可是，当双方已经原则上谈妥了之后，英国人又磨蹭起来。
6月9日下午，宦乡跟杜威廉会见。
这时候杜威廉提出，由于中国派驻伦敦的这个官员身份特殊，无先例可寻，英国外交部正和其他方面研究，采取什么方法解决他的外交豁免权问题，因此，建议双方暂时不要把这件事情向外公布。
宦乡说：“上回艾登外相和周恩来外长不是商量好了吗？是一个‘中国的杜威廉’驻在伦敦，他的外交身份、地位和应享有的权利，同你完全一样。我看不出这个问题的公布与你们对外交特权的研究之间有什么密不可分的关系。”
实际上，英国人所谓的研究不过是个借口，真正的情况是，当时英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意见分歧较大，一些人反对，一些人存有误解和疑虑，这些自然影响到英国政府最后的决断。真就像前面宦乡说的，“走两步退一步，朝左边走一步，又朝右边走一步。”
为了摸中方的底牌，英国派出各个层次的人员到日内瓦，同中国代表团进行接触。这正好给了中方打消英国人的疑虑和消除误解的机会。其中，周恩来同英国前工党贸易大臣威尔逊的会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周恩来谈了四点意见：
1.中国已经采取措施来改善中英关系；
2.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英国应当承认。不过，中国也体谅英国的困难，不要英国负完全责任。
3.封锁、禁运应当解除，不过这不能完全怪英国，也不会以此作为改善中英关系的前提条件。
4.马来亚是马来亚人自己的事，中国不会干涉。
威尔逊把周恩来的表态带回英国，打消了不少英国人的顾虑，为中英代办级外交关系的建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6月16日，宦乡和杜威廉会面。
杜威廉说，当天早上，艾登外相已经通知周恩来外长，英方同意中方派代办常驻伦敦。杜威廉建议双方发表一个公报，宣布这件事情。英方想在第二天下午三点半，由议员在议会下院向邱吉尔首相就中英关系问题提出质询，邱吉尔宣布公报。
宦乡表示，发表公报的具体时间可以商量。
当天晚上，双方商定，中英双方在日内瓦时间6月17日下午三点同时发表公报。
中方将通过广播宣布，而英国人则由首相邱吉尔在议会下院，利用回答议员对中英关系进行质询的机会，来宣布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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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半截子”关系的结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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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报非常简单，就一句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联合王国政府协议：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代办驻在伦敦，其地位和任务与英国驻北京代办的地位和任务相同。
当天，周恩来向中央报告：
我方既已决定派遣代办身份的外交人员驻在伦敦，其任务虽仍包括进行建交谈判，但同时却又须代表政府处理我国在英的侨务和商务问题，因此对英国驻北京代表亦须承认其为代办身份或其同样有处理英国在华的侨务和商务的任务。
相互承认对方外交人员的代办身份和地位，可以表示两国关系已开始走向正常化，但在双方经过谈判互换大使之前，两国关系仍然是不完全正常的，仍然没有完全脱离谈判建交阶段，代办的机构应称代办处。
7月6日，周恩来在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访问了印度和缅甸之后回到北京。
两天之后的7月8日，杜威廉向周恩来递交了英国政府任命他为首任驻华代办的委任书。
随后，中国政府任命宦乡为驻英国代办。
经过认真的准备，10月27日宦乡抵达伦敦，并于11月3日向英国外交大臣艾登递交了委任书。
中英两国关系进入“半建交”阶段。以后双方关系历经波折，直到1972年3月13日，两国才签署了建交公报，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大使级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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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的“斡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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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席上的美国间谍周恩来设宴欢迎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 1954年11月23日是个很平常的日子，然而，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在这天开庭，对两起美国间谍案，共计22名罪犯（其中11名美国人）进行最后宣判，而使这天格外引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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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档案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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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公报（摘录）
在1951到1954年期间，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蒋介石卖国集团，先后派遣飞机偷越我国大陆领空，在我国各地先后空投下了大批武装特务匪徒。我各地人民公安机关、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在民兵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下，先后在各地将这些空投的特务匪徒全部歼灭。其中活捉匪徒李光远……等124名，击毙匪徒陈祥……等106名。缴获枪支998支、六O炮6门、弹药179000发、电台96部，以及通讯密码、密写药、毒药、对空联络器、气象预测器、伪造的身份证、通行证，和专供特务活动的黄金、钞票、野外用的求生用具以及供作犯罪使用的各种器材……。
这230名特务匪徒中，有美国间谍机关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的特务机关所派遣的和委任的土匪武装司令、行动队长、情报处长、特务组长、组员、电台台长、报务员等，其中包括美国派遣来我国东北领空进行间谍侦察活动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分子，美国“五八一空中补给与通讯联队”上校司令官约翰?诺克斯?阿诺德为首的十四名（内中有三人在飞机被击落时毙命），和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日本的间谍机关派遣来我国东北领空接应空投特务的间谍分子约翰?托马斯?唐奈等四名（内中有二人在飞机被击落时毙命）。
这些特务匪徒，在被空投到我大陆来以前，都受过专门的间谍特务训练，训练内容是：通讯、密码、密写、密语、窃听电话和伪造证件的方法，以及跳伞技术。还有一些受过所谓“心理战”、“游击战”、“爆破战”以及其他破坏技术的训练。
……
上面这份公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于1954年11月25日发布的，目的是配合我外交斗争，驳斥美国政府对我宣判美国间谍案的无理攻击，揭露其颠覆中国的阴谋。就在这场斗争中，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带着美国人的使命，进行了一次中国之行。
事情要从人民政府审理两起美国间谍案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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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案并审，震惊美国朝野(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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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1月23日是个很平常的日子，然而，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在这天开庭，对两起美国间谍案，共计22名罪犯（其中11名美国人）进行最后宣判，而使这天格外引人瞩目。
当天，数百名首都各界群众来到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旁听。
法庭上，审判长贾潜和审判员朱耀堂、张向前端坐在审判席上。在他们两旁，一边是军事检察员和翻译人员，另一边是辩护人和书记员。
缴获的美国间谍武器及器材等
在各出入口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警戒。
罪犯的罪证也陈列在一边，其中有手枪、冲锋枪、卡宾枪、收发报机，还有金砖、金元宝、求救器、空取器。
审判长宣布开庭。
首先受审的是唐奈、费克图间谍案。十一名身穿黑色棉袄、剃着光头的罪犯在解放军战士的押解下进入法庭，在审判席对面一字排开。这些昔日狡诈阴险的间谍分子，此时一个个显得无精打采，低着头垂手而立。
被告席上的美国间谍
这时，书记员起立向审判长报告：各被告全部到庭候审。
审判长一一传讯了各被告的姓名、年龄、国籍、籍贯。然后由军事检察员姚伦宣读起诉书：
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驻东北某部于1952年11月29日夜，击落偷入我国东北吉林省的C－47型故意不涂标志的美国飞机一架，当时击毙机上的驾驶人员诺姆?史瓦玆和鲍布?斯诺地二人，捕获了美国籍的约翰?托马斯?唐奈，理查德?乔治?费克图二人……
……
本案各被告人，对上开罪行，由于罪证确凿，均已供认。特对被告约翰?托马斯?唐奈等十一人提起公诉，请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规定，严加惩处。
随着军事检察员洪量的声音，美国间谍分子的犯罪行径再一次暴露在人们的面前：
1952年11月29日夜里，一架美国中央情报局C-47型间谍飞机由美国驻汉城的军事基地起飞，它沿着朝鲜的东海岸向北飞行，小心地绕过地面高射炮防空火力网，趁着夜色越过鸭绿江，偷偷进入中国领空，向中国吉林省安图县方向飞去。
为掩人耳目，飞机上没有任何标志，除了两名飞行员之外，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24岁的约翰?托马斯?唐奈和27岁的理查德?乔治?费克图。
对唐奈和费克图他们来说，在中国境内的飞行并不陌生，在此之前，他们曾经将多名在美国驻塞班岛特务机关受训后的特务分子空投到中国，试图建立“根据地”和“空投场”。
今天他们的任务，就是要用“空取器”从空中去接回一个名叫李军英的间谍，这个人以前被他们空投到中国东北，接他回来的目的，是要从他那里取得他所搜集的情报，并听取他间谍活动的情况汇报，进而继续对中国空投更多的特务。
深夜，飞机飞抵预定地点———吉林省安图县境内，并在上空盘旋，驾驶员在搜寻地上目标，唐奈和费克图则准备操作“空取器”。
所谓“空取器”实际就是一个升降装置，在飞机不着陆的情况下，利用它可以把地面上的人或物资拽到飞机上。它带着一个绞盘，绞盘是电动的，有一根缆绳一头栓在绞盘上面，另一头有个钩子甩出去，挂在一个安装在机身外面带滑轮的铁臂上，绞盘转动，钩子随之上下升降，当飞机在低速、低空飞行的时候，这个钩子可以放下去，把地面上的特务或东西钩住，再通过绕动绞盘，把人或物吊上来。
美国空投特务罪行展览会上展出的美军间谍飞机残骸
当时还没有直升机，对从事间谍活动来说，这个装置还是很有用的。
此时，唐奈负责操纵杆子，费克图充当“绞盘手”。
就在这时，密集的炮火从地面发射过来，飞机来不及逃跑，已被炮火击中，晃晃悠悠地朝地面扎去。
火光照亮了夜空。
唐奈和费克图见情况不妙，紧急跳伞逃生。
随着巨大的爆炸声，飞机落地，两名驾驶员同飞机一起葬身火海。
唐奈和费克图捡了条性命，被我公安部队活捉。
在打扫战场时，解放军战士从飞机的残骸中发现了卡宾枪、冲锋枪、无线电台、收发报机等武器装备和间谍工具。
检察员宣读完起诉书，审判长开始审讯。
审判长：你被捕以前在美国做什么工作？受过什么训练？
唐奈：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受过间谍训练。
审判长：训练内容和目的是什么？怎样训练的？
唐奈：训练的内容是爆破、辨认地图、无线电等。这一切训练都是秘密的，都是为了在共产主义国家进行恐怖破坏和武装暴动的。
审判长：你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到日本厚木去训练过中国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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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案并审，震惊美国朝野(2)(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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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奈：训练过，现在法庭上的这几个人都是我训练的。
审判长：你亲自到中国来过几次？
唐奈：两次。
审判长：干什么的？
唐奈：一次是一九五二年八月，我坐着飞机，飞入中国吉林省上空，给空投在吉林省的一个空降队送粮食和物资。一次是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夜，乘坐C-47型飞机飞入中国领空，为了要从空中取走李军英。
……
审判长询问之后辩护人发言，为唐奈和费克图担任辩护人的是公设辩护人赵希伦，此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刘度、吴英、马骏三位教师为其他被告担任辩护。
辩护人：美国侵略集团是专门从事侵略的，被告在这个集团统治下受了反动教育，以至做了特务。许多被告年纪还很轻。被告犯的罪行除被告自己应负的责任外，还应归罪于美国的侵略集团；其次，被告和臭名昭著的美国特务头子比起来还是罪恶不大的特务。这些情况请审判长在量刑时参考。
军事审判庭审判长宣读判决书
审判长问被告：“还有要说的话吗？”
唐奈忙说：“辩护人说的好，请法官开恩。”
最后，全体起立，听取审判长的宣判。
唐奈等面带紧张之色，直愣愣地盯着翻译，生怕漏掉一个字。
审判长宣判道：
被告约翰?托马斯?唐奈判处无期徒刑；
被告理查德?乔治?费克图判处徒刑二十年。
接下来审理的是美国间谍阿诺德案。
1953年1月12日下午，美国空军第十三航空队五八一空中补给通讯联队上校司令阿诺德，带领美军第九十一战略侦察中队少校作战官包莫、上尉机长维地等14人，驾驶由B－29轰炸机改装的侦察机从日本横田基地起飞，在晚上9点15分从我安东（今丹东）地区侵入中国领空，进行战略侦察。
解放军空军部队发现敌情后，战斗机立即起飞迎敌，在安东西北十五公里的五龙背火车站附近上空将其击中。
阿诺德等慌忙跳伞，结果有三个人当时就摔死了。
阿诺德和其他11个人逃过一死，趁着夜幕躲藏起来。
第二天一早，附近的村民发现了挂在树上的降落伞和摔死的美国人尸体，立即组织起来搜山，很快，浑身血迹斑斑的阿诺德和他被冻得瑟瑟发抖的同伴一一被村民抓获。
经审理，军事审判庭判处阿诺德徒刑十年。
中国政府选在这个时候审判美国间谍，是跟当时的国际形势和美国疯狂的反华活动分不开的，是我们整个对美斗争策略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