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美国政府对新中国是又恨、又怕、又无可奈何。从1949年开始，美国就想建立一个“太平洋军事联盟”，以便包围、封锁和遏制中国。这其中也包括跟台湾建立军事同盟。
当时美国朝野对台湾有两种意见：
一是提出让台湾独立，考虑到“台湾独立”的提法恐怕很难让包括台湾人在内的中国人民接受，可以改为“台湾自治”。
第二种意见是以麦克阿瑟等军人为代表的，主张出动美军直接占领台湾，或者由联合国托管，交给美军派兵驻守。
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了一个题为《中国的危机———对于美国政策的审查》的演讲。据说这篇演讲被称为“艾奇逊国务卿历来所发表的演讲中最卓越而又最引起争议的讲话”。
艾奇逊在演讲中声称，美国要建立一条北起阿留申群岛，经过日本、琉球群岛，南到菲律宾的环形防线。
这个联盟后来没有搞成。
于是，美国改变方式，转而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分别签订所谓“安全条约”，或“共同防御条约”之类的东西，其中包括计划跟台湾国民党当局也签订一个“共同防御条约”，制造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阻挠我解放台湾。
1954年8月3日，杜勒斯公开宣称，要用美国的海空军力量来“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半个月之后，艾森豪威尔宣布要以美国第七舰队干涉台海局势。
19日，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率领6艘军舰耀武扬威地侵入浙江的大陈岛海域，并且有160多架飞机配合行动。
美国死命要保台湾，目的就是要把台湾作为它遏制中国大陆的前沿阵地。
中国政府当然不能容忍美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
解放台湾本来是解放战争的一部分，早在1949年夏天，中央军委就已经命令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进行攻打台湾的作战准备。
以后，解放军又组建了空军、海军和空降兵部队，为渡海作战做准备。1950年5月舟山群岛战役之后，三野命令所属的12个军50万人做好攻占台湾的准备。这个时候，朝鲜战争爆发，我东北边境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中央决定将主要兵力开赴东北，组建东北野战军，以后志愿军入朝参战，三野解除了攻占台湾的待命状态。
朝鲜停战之后，美国人害怕中国腾出手来解放台湾，加紧对台湾的保护，台海局势骤然紧张。在这同时，美国派出大批特务潜入中国大陆，实施破坏和颠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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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案并审，震惊美国朝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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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美国间谍案，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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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见了棺材不落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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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不见棺材不落泪”，而美国人是见了棺材也不落泪。
对两起美国间谍案的公开审判通过广播传向世界，证据确凿，使美国颠覆、破坏新中国的罪恶行径暴露无遗。美国政府得到消息后非常恼火，迅速做出反应，予以抵赖。
12月24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怀特就此事向记者发表谈话，他说：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显然将进行他们能够进行的一切宣传来设法为他们昨天的行为辩护。这种所谓空投间谍分子的故事是北平电台的老一套的说法。”
同一天，美国国务院也发表了一个抗议声明，声明里说：唐奈和费克图是美国陆军部在日本雇佣的“文职人员”，美国方面一直以为他们在1952年11月从朝鲜飞往日本的一次飞行中死亡了。“他们如何落入中共手中，美国是不知道的，……今天北平的广播是我们第一次听说他们被中共拘留着。”
接着，美国国务院指令美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戈温，约见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沈平，提出口头抗议。
当时中美就是这样针锋相对，毫不留情。而从斗争方式和策略上说，基本上可以概括成“文攻武卫”。
所谓“文攻”，就是打笔墨官司，针对美国的反华叫嚣和无理指责，借助新闻媒体，发表声明、谈话或公布文件等。当然还包括在各类国际会议或谈判桌上，唇枪舌剑地较量，像朝鲜板门店谈判、日内瓦会议、中美大使级会谈，以及对美国间谍等犯罪分子的审判。
至于“武卫”，就是真刀真枪地干，像在朝鲜战场、在保卫东南沿海的战斗等等。
所以，对于美国的抗议沈平当即断然驳回。
本来美国政府一直是坚持绝不跟中国直接接触的，所以，当记者问道日内瓦的这次接触时，美国国务院新闻官苏丹姆只好自己给自己打圆场说：
“美国同中国共产党政权进行交涉的途径不是外交级的，而是领事级的。利用这个途径是为了所有被北平政权冤屈地拘留起来的美国人的利益。”
在通过日内瓦发出口头抗议的同时，美国人又请英国政府出面帮忙。
11月27日，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将美国政府的抗议照会转到我外交部，声称：
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判处11名美国武装部队人员及陆军部雇佣的两名美国平民徒刑之与道义不符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
美国人还在照会的最后发出威胁道：
“中共当局应当记住，美国人民迄今一直自制地忍受着的中共对美国国民所犯的一大串暴行的纪录，已经由于中共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声明而大大地扩大了。”
美国人的威胁当然不会吓倒中国人民，不过上面所说的“一大串暴行纪录”恰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美国对中国的破坏和渗透其实是有目共睹，尽人皆知的。
自从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间谍机关就不断派遣间谍特务潜入我国内地，特别是随着人民政权的日益巩固，美国和国民党集团向大陆派遣特务的行动也更加紧锣密鼓地进行。美国的一些官员、政客对此也不避讳。
还在1949年夏天的时候，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麦钱特在美国国会就“情报工作”作证时就曾说过：
“我们不能忘掉有四亿五千万人民的中国，为了获得可靠的情报，并根据这些情报作为我们制定政策的基础，这一问题将加倍繁重。因为我们在那个国家内不再有我们的领事机关了。”
当年曾任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的魏德迈则更加露骨地说：
“我认为现在从台湾进攻大陆是不适时的。最好的办法是阻止共产党，使他们在远东的进展得不到巩固。这首先可以从派遣特务人员进入该国入手。”
美国甚至有人主张在中国建立一支游击队，对此，档案记载了1953年2月2日美国《新闻周刊》刊载文章称：
尽管这件事可能遭到否认，但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确打算在加紧对苏冷战的时候，大大地倚重颠覆活动和破坏活动。虽然很少人知道，事实是美国早已大事对中国大陆上的共产党进行着这种活动。过去这种情况之所有秘而不宣，原因之一就是华盛顿官方害怕，如果把美国已经采取这种“肮脏”做法的事实予以揭露，那么美国公众可能将因此感到震惊。
另外，根据档案中保存的当时我公安部的公报显示，从1951年到1954年间的不完全统计，美国和国民党特务机关一共向中国大陆派遣了230多名特务，空投了包括六O迫击炮在内的各种轻重武器上千件，弹药十几万发。足以显示美蒋特务机关用心之苦和颠覆活动之猖獗。
美国国务院气汹汹抗议的同时，美国国防部、海军部、远东空军司令部也纷纷发表声明或谈话，在对中国政府进行攻击、漫骂和威胁的同时，一致否认曾派飞机进入中国领空。远东空军司令部发言人说，阿诺德等“从来不曾飞到对方的领土上空”，说他们当时的飞行是“去北朝鲜上空执行散发传单的任务”。
至于唐奈和费克图，这个发言人干脆说，“这两人偷乘了一架民用航空运输公司的飞机，这架飞机在1952年12月2日在汉城和东京之间上空神秘地失踪了”。
对于这种破绽百出的表态，不要说别人，就连美国和西方的记者也很难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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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见了棺材不落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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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按照远东空军司令部所说的“偷乘飞机”的时间，当天正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到汉城访问的日子，当时机场“正处于极其森严的战时警卫当中”，只有持有特别许可证的人员才能够进入机场，在这样的情形下，唐奈等偷乘飞机之说，显然十分可笑。
合众社记者当时就提出疑问，在如此时刻，如果没有命令，唐奈等怎么能上了飞机，而飞机又怎么会飞到中国去了。
发言人则难以自圆其说，搪塞道：
“这架飞机已载运货物到汉城并且卸下了货物，乘客们要求准许乘这架飞机飞返东京。因为是在夜间飞行，也许由于当时的特别安全措施而奉命驶入一条不熟悉的路线。”
美国各方纷纷狡辩，而始作俑者美国中央情报局则任凭记者如何打探，就是一言不发。它也许是觉得，此时一言不发总比陷入被外界追问的尴尬可能要好些吧。
美国人的狡辩核心内容就是两点，一是否认曾进入过中国领空，二是说唐奈、费克图等是“平民”。他们是在作从南朝鲜的汉城前往日本东京的例行飞行。
然而有趣的是，当唐奈和费克图被俘之后，从他们身上缴获了一张地图，这不是日本东京的地图，而是一幅美国军方航空测绘的二十五万分之一的中国吉林省安图县的地图。在地图上面还标有一个箭头，指向安图县老岭区。正是他们被击落被俘的地方。唐奈自己也承认，这是他们预定接头的地点。
更有意思的是，跟地图在一起的，还有一个中英文对照会话表，在每个英文句子后面，标着汉语的发音，其中包括下面这些句子：
我是朋友；
请你帮我；
我渴、饿、冷、病了、受伤，带我到中国医院去；
中国兵顶好；
你有暖和衣服吗？
看来他们已经有了万一被我击落的“应急预案”。
1954年12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谈到这个件事情时用讽刺的口吻说道：
“这就是准备到东京去的‘平民’，却带了这样一张会话表。很显然，他们不是什么到东京去的‘平民’，而是被派到中国来的美国间谍，而且，他们也给自己设想了这样的情况：飞机被击落下来，又饿、又渴、又冷、又负伤的美国‘平民’在中国的山林中徘徊着，遇到了第一个中国人，赶紧掏出会话表来，用了第一句：‘我是朋友。’接着就‘请你帮我’，‘我渴了，饿了，冷了，受伤了’，然后拿出准备好的钢笔、手表：‘我会报答你’又准备献媚地说：‘中国兵顶好’。可是顶顶要紧的还是自己的性命，又冷又渴，只得再三请求：‘你有暖和衣裳吗？’。”
至于唐奈的身份，美国政府说他是“平民”，而唐奈自己则供认，他是1951年6月参加美国间谍机关中央情报局的，当年12月被美国中情局派至该局驻日本间谍机关工作，在日本茅崎附近的秘密营房，担负训练特务和对中国进行空投特务的任务。训练内容包括：教授特务地下作战如何建立交通线、如何在交通线上刺探情报，如何救护被击落的美国空军人员，如何徒手自卫等。
美国人的反应早在中方预料之中。
按照既定的方针，章汗夫回信给杜威廉，表示：
我国政府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判处十三名美国间谍案，罪证确凿。你来函所附美国政府文件，碍难接受，特予退还。
美国人也知道，他们的所谓“抗议”不可能为中国政府所接受，而且他们的威胁也绝无吓倒中国的可能。于是，它变换手法，准备通过由它操控的联合国，来对中国实施压力。这就引出了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出面“斡旋”和后面一系列的外交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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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急电要来中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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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密档案可以看到，美国国务院的计划是，通过联合国这个舞台，把间谍案炒作弄大，“把问题扩大到把被共产党中国监禁的一切美国人都包括在内”。炒作的方法是，把间谍案同朝鲜问题、战俘问题扯到一起，联络跟美国立场相同的国家，在联合国大吵大闹，提请联合国大会讨论。
于是，美国国务院将其抗议照会的副本递交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要求他向其他会员国散发。
美国国防部也发表声明，声称被中方判决的11名美国人“附和日内瓦战俘公约所规定的战俘身份”，“扣留他们的做法是显然违反朝鲜停战协定的”。
针对美国的叫嚣，外交部立即研究相应对策。
根据解密档案记载，12月1日，外交部国际司提出回应美国的意见，章汉夫和乔冠华研究后，觉得可行，于是上报周恩来：
总理：
最近我宣判美间谍案后，美国政府大肆叫嚣，除通过英国致我照会外，并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将其照会副本分发给各会员国。外电并报道美国有提请联大讨论可能。美国此举似在制造新的紧张局势作为讨论朝鲜问题及台湾问题时诬我之资本，逃脱美国罪名。国际司考虑，针对此情况，我亦应有较强硬之表示，建议将我国对美间谍起诉书及判决书共四件全部电发联大，并以王炳南主任名义写一短简附去，要其分发除蒋贼代表以外之各会员国。这样做的好处：1.使世界
各国了解真相，洞察美国之阴谋。2.驳斥美之诽谤。3.陪衬我对美国侵略台湾的控诉，有利于将来联合国讨论。是否妥当，请指示。
对于章汉夫他们的建议，第二天周恩来通过工作人员传过指示：
总理嘱告，我判决美国间谍是我内政，有我们自己的法律尊严，与联合国何干？！如我告到联合国，是我自己套上圈子。至于敌人大骂，我们才不怕！过去骂我们为侵略者时，我都不怕。关于特务案，我绝不退让，这与我控诉美侵略台湾事情不同。至于日内瓦倒可给美国以答复，说明我国对待外侨守法者随时可以回国，我给以法律保护。对犯罪者、颠覆我国家的外侨，要按我法律办，一定要判刑，对其中表现好的，可以宽恕（总理说，只在这里松一下，其他绝不松口），如允许通讯，对坦白者，可以从宽处理等。对此事情，请你们好好研究一下。
从12月2日开始，美国同其他15个“联合国军”成员国多次商谈，两天后，美国代表正式提出议案，要求联合国“采取决定性行动使十一名官兵和所有其他仍被拘留的联合国军被俘人员获得释放”。
本来美国人想使提案的措词尽可能地强硬，“断然指责中共”，英国大使觉得，还是应当给联合国秘书长一个试探的机会，其他一些盟国也不赞成使用过于极端的用语。
在美国的操纵下，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对美国的提案进行了表决，以四十七票赞成，五票反对，七票弃权通过了美国的提案。
就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美国提案后一个多小时，即12月10日下午5点07分、5点12分和5点19分，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连发三封电报给周恩来总理兼外长：
5点07分的电报：
北京
周恩来总理先生阁下：
联合国大会已请我设法使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二日被中国部队俘获的十一名联合国军人员和所有其他仍被拘留的联合国军被俘人员获得释放。考虑到一切事实和情况，在此事上秘书长必须亲自担负起特别的责任。鉴于我对此事的关心，我将欣赏获得机会亲自同您商谈此事。为此理由，我愿意请问，您是否能在北京接见我。我愿建议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之后不久作一次访问。如您接受我的建议，我愿请问，在哪个时候左右的哪一个日期对您是合适的。
联合国秘书长
达格?哈马舍尔德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日五时七分
5点12分的电报：
北京
周恩来总理先生：
参照我今天关于可能访问北京一事的通知，我预见到有需要在我们之间经常保持电报联系，因此愿建议经由斯德哥尔摩建立这种联系。如果我的提议被接受，我建议通过同样的途径来讨论关于我的访问的必要的实际安排。我自己预计十二月十九日和二十日当在斯德哥尔摩。如果愿意，您的大使可在那里见我。
联合国秘书长
达格?哈马舍尔德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日五时十二分
5点19分的电报：
北京
周恩来总理先生阁下：
像电报的性质所显示，我今天送给您的专函不是机密的。为了使您能同时在北京予以发表，如果您愿这样做，我现在把电文保留二十四小时不予发表。
联合国秘书长
达格?哈马舍尔德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日五时十九分
从三封电报的内容看，应该完全可以合为一封来发的，却分成了三次，可见当时其心情之急切。
此外，从简短的文字当中，也可以看出对方的多种考虑。
第一封是表示他急切想来中国跟周恩来总理会晤的愿望；第二封显然是对周恩来是否会很快给予答复心里没底，所以给了一个缓冲的时间，也含有试探的意思；第三封的用意显然是想进一步试探周恩来的意图，促周恩来尽快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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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急电要来中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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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方面来说，他们想让哈马舍尔德来北京，有几方面的考虑。首先，希望利用哈氏的地位和影响，促使中国政府释放在押的美国间谍，这是他们的首要目的。
其次，美国人知道，由他们直接出面跟中国政府闹，恐怕闹不出什么名堂，所以，把球踢给联合国，使这个问题国际化，同时也可以借此缓解国内各方对政府的压力。
第三，如果哈马舍尔德北京之行没有取得什么结果，那么，这也可以成为美国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政策的借口，同时，也可以压英国、法国等跟它采取一致行动。
周恩来看过哈马舍尔德的电报后，口述了一份指示给乔冠华，要他起草一个回电，阐明中方在美国间谍问题上的立场。
周恩来指示，在电报中要指出：
“美国间谍案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奇怪联合国为什么不谴责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派遣特务间谍去颠覆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政权，反而帮助美国索回它的间谍？！联合国这样做使联合国的权威地位更加丧失殆尽。”
为了澄清间谍案的真相，周恩来强调，要把事件再叙述一遍，并且把其他许多美国间谍对我进行破坏的活动也列上去。
周恩来同时指出，美国间谍案与战俘问题无关，不能因为空投下来的是穿联合国军军服的特务，就把间谍案与战俘混淆。几年来我们多次发现美国飞机侵犯我国领空，难道任何一架飞机都跟联合国有关？
要揭露美国故意把间谍案大肆渲染，在国际上掀起轩然大波的企图等等。
最后，要给哈马舍尔德传递一个信息：
“如果你作为主持和平正义的联合国秘书长，你一定能了解我们的愤慨的正义性和理直气壮，你一定不会认为此时来中国和我们谈判此事是适当的。如果你另外表示愿来访问中国，那么我们表示欢迎。”
周恩来特别嘱咐乔冠华，让他召集大家讨论一下这些论点和措词，草拟一个提纲，两天内交卷。
乔冠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如期起草好了电报稿，报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看过之后，斟酌再三，没有立即发出。
中方没有立即回音，对于中方是否会同意哈马舍尔德访华，不仅哈马舍尔德心里没底，美英等国也拿不准。
当时外电纷纷作出各种猜测：
第一种猜测说，中国会让哈马舍尔德去。
合众社说：“中国保持长时期的缄默的事实表明，这个建议不会遭到拒绝”，“中国故意推迟答复的时间，以便在星期六大会最后一天把它像炸弹似的提出来”。
《读卖新闻》说：“一般人士认为，周恩来将接受这一建议并邀请哈马舍尔德到北京去，但邀请的措词将表明，北京认为这一行动是联合国正式承认北京政府”。
第二种猜测认为，中国不会让哈马舍尔德去。持这种观点的大都是英国的媒体。
《泰晤士报》社论说：“中国根据所有关于它成为会员国的权利的论点来回驳联合国（秘书长），是几乎极为可能的”。
第三种猜测则表示，中国会有条件地接受哈马舍尔德前往。
美联社说：“有人猜测，中国将尽量多要价钱并提出条件，然后才勉强同意与哈马舍尔德会晤”。
合众社说：中国“可能提出让周恩来到联合国大会来讨论这个案件的建议”。
各种猜测满天飞，中国政府自有主张。
当时，周恩来专门指示外交部对哈马舍尔德来中国的目的以及我们应该采取的对策进行了研究。
大家估计，哈氏来的目的有几个方面：争取让中国政府释放美国间谍是首要目的自不必说。除此之外，他可能想摸一摸中国政府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底牌，再看看中国在联合国问题上有什么想法，比如，中国政府能不能接受大陆和台湾同时加入联合国等等。
针对哈马舍尔德可能谈的问题，大家也商量了相应的对策。
哈马舍尔德要来中国是美国政府的主意，他来的目的自然是按照美国人的授意，替美国人说话。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联合国秘书长来中国，对中方也有有利的一面，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更直接地揭露美国的反华罪行，阐明我们的原则立场和观点，特别是可以在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直接做工作。
哈马舍尔德可以来，问题的关键是，来了以后谈什么、怎么谈，不能由哈马舍尔德说了算，我们要把谈判的主动权牢牢地把握在手里。
1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再次指示乔冠华重新起草两个电报，一个如前面所说的，阐述中国的立场，并要求哈马舍尔德将这份电报转发除国民党集团代表以外的其他各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
周恩来嘱咐，这个电报不要太长，要从正面阐述我们的立场。
另一个电报写三句话：
一、收到了你要来中国的电报，我们为了和平，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我们准备在我们的首都接待你，和你谈有关中国的和平问题；
二、关于你来电所提的美国间谍案，我们的立场已详见另电；
三、你何时来中国？我们表示欢迎。
周恩来要求，第二个电报更要短点，并且两个电报当天晚上都要定稿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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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急电要来中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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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周恩来的电报发往联合国。
哈马舍尔德当天就给周恩来回电，表示“我欣待着同您会晤的机会”。并说正将周恩来的电报分发给各国代表。
北京同意哈氏去了，但是访问的性质是什么，中方没说。当记者提出这个问题时，哈马舍尔德说：
这不是一种国际会议，也不是一种“亲善访问”，也不是“国事访问”的性质，他把这次使命看作比较类似世界各国首都外交部所通常进行的那种外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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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不相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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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同意哈马舍尔德访问北京，他心里踏实下来。
美国人也高兴，杜勒斯对联合国跟其一起叫嚣的代表说，大家可以暂时“保持缄默”，给秘书长一个发挥他作用的机会。
12月19日，哈马舍尔德返回瑞典休息。
抵达斯德哥尔摩之后，哈马舍尔德立即安排，利用出席一个朋友宴会的机会，跟中国驻瑞典大使耿彪进行了会面，商谈了访问的一些具体安排。
12月28日，哈马舍尔德致电周恩来，说他将于12月30日离开纽约，经新德里，1月5日由广州入境，询问从广州到北京的交通问题。
周恩来随后回电，表示从广州到北京将由中国飞机接运。
在确定同意哈马舍尔德来访之后，外交部开始进行接待的准备，同时，也对哈马舍尔德这个人进行了研究。
49岁的哈马舍尔德出生于瑞典贵族家庭，其父亲曾是保守党党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任瑞典总理和海牙国际法院主席，与英国的邱吉尔交往颇深。哈马舍尔德的哥哥曾经是国际劳工组织的主席。
哈马舍尔德1930年开始从政，此前曾获得瑞典科学院院士的头衔，在瑞典经济界有几分名声。
1945年哈马舍尔德以财政专家的身份进入外交界，曾作为瑞典政府特使参加欧洲马歇尔计划会议。以后又曾担任过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的主席。1949年他出任助理外交大臣，并担任瑞典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代表。
1953年3月25日，法国代表提名哈马舍尔德为联合国秘书长人选，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结果为57票赞成，1票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代表投了反对票。
在国际事务方面，马哈舍尔德标榜“中立”，表示愿意“充当两大势力间的桥梁”。
对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他原则上表示同意，当时国民党在联合国有不少雇员，有的已到退休，马哈舍尔德表示不再从台湾征聘，以便给以后的中国大陆留有位子，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当局投他的反对票的原因，但同时他又声称要克服时间上和心理上的各种障碍。
日内瓦会议之后，他曾说：“亚洲的一部分（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中没有代表，是一种反常现象，这是一个弱点。”但同时，他又强调，即使恢复中国的席位，也不能给中国在安理会的否决权。
在此次联合国大会之前，他从瑞典休假之后前往伦敦，以晚辈的身份拜会邱吉尔，试探英国对恢复中国席位的态度。
据说，哈马舍尔德此人非常自负，举止严谨，当时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曾评价他是一个“有着优美风度的人，能用四国语言进行娓娓动听的演讲”，而且他这个人不喜欢跟媒体打交道，而是喜欢进行所谓“秘密外交”，是个所谓“善于踩外交软索的人”。
因为是头一次进行这样的接待工作，大家都没什么经验，唯一可以借鉴的，就是苏联1950年接待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的例子。当时还特意对苏联接待的整个过程特别是礼宾安排进行了研究，最后确定了我们的接待方针：
在谈原则问题时，立场坚定不移，要打击美国，对联合国偏袒美国以及在我联合国席位问题上的做法提出批评。
在接待礼节方面，要给予对一般外交官应有的礼遇，不卑不亢，恰如其分的诚恳接待。
根据对方可能谈的问题，准备了包括间谍案、联合国问题等材料。
参照苏联的做法，哈马舍尔德抵达广州时，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前往迎送，并派一个科长级别的干部陪同他经武汉来北京。
1955年1月5日下午，哈马舍尔德抵达北京。
他的随行人员有6个人，包括他的特别助理、联合国秘书处负责新闻事务的秘书长助理巴基斯坦人鲍哈里，法律专家英国人瓦尔道克，秘书瑞典人林德，私人秘书挪威人埃尔姆小姐，翻译瑞典人涅斯特洛姆，还有司机兼保镖美国人雷纳罗。
章汉夫副部长带着外交部办公厅交际处的王倬如处长到机场迎接，并由王倬如登机迎请。
本来外交部是在北京饭店给哈马舍尔德预定了房间的，哈氏初来北京，也许是从安全和方便的角度考虑，表示他将住瑞典大使馆。在以后的几天里，他除了会谈和参观之外，其他时间基本上都呆在瑞典使馆，其他几个住在北京饭店的随行人员，也只是睡觉的时候回饭店，其他时间也跟哈氏一样。
当天下午4点半，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哈马舍尔德，章汉夫、乔冠华等陪同会见。
会谈中，哈马舍尔德很会说话，他首先向周恩来表示敬意，感谢对他的邀请和接待。接着说，由于亚洲的重要性，又由于中国在亚洲的重要性，他很久以来就想跟周恩来建立个人联系。虽然他这次来包含一些复杂的情况，但他深信会谈是会有成效的。
周恩来对哈氏的来访表示欢迎，称他为中国人民的新朋友。
哈氏听了非常高兴。
会见之后，周恩来为哈马舍尔德一行举行欢迎酒会，其间，周恩来把出席酒会的中方人员向哈马舍尔德一一做了介绍，哈氏很高兴。
当介绍到傅作义时，周恩来说：傅作义和我们打了20年仗，现在大家合作得很好，傅作义先生已经是水利专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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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不相识(2)(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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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话里有话，哈马舍尔德也听了出来，他说：希望你的话还有别的意思。
当天晚上周恩来又设便宴招待哈氏一个人，中方也只有章汉夫一个人作陪。
周恩来设宴欢迎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
宾主边吃边谈，从联合国，谈到美国的侵略政策，谈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等等。因为不是正式会谈，所以话题虽然很广，但气氛比较轻松。
从第二天下午开始，双方在中南海西花厅进行正式会谈。陪同周恩来会谈的除了章汉夫、乔冠华之外，法律专家周鲠生也在座。
到1月10日会谈结束，双方一共举行了四次。
会谈当中，周恩来重申了中国在处理美国间谍案问题上的立场，强调中国政府对此案的处理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联合国关于这个问题的所谓决议案中国是绝不能接受的。
周恩来指出，双方应该把会谈的重点放在政治问题上，从政治上来寻求缓和紧张局势的办法和措施。他同时谈了台湾问题，揭露了美国制造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图谋，指出联合国在朝鲜问题和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公正的。
哈马舍尔德一边为美国人辩解，一边打着联合国宪章的招牌，拐弯抹角地想把美国间谍案同联合国扯到一起。
双方围绕各自的立场你来我往，意见分歧很大，以至于周恩来在一次会谈中说：
“我认为遗憾的是，我们共同的见解竟如此少，不同的见解却比较多。”
1月10日下午双方举行最后一次会谈。
同前面相比，这次会谈的气氛显得融洽一些。
会谈中，周恩来表示，可以允许美国犯罪分子的家属来中国探望，具体做法可以交给中美两国驻日内瓦的总领事去谈。
哈马舍尔德提出中方是否可以提供美国间谍费席尔等四人的生活照片。周恩来答应可以，因为时间关系，只能交给瑞典驻华使馆，由其转交哈马舍尔德。
哈马舍尔德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一再表示感谢。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有了这个结果，也算不虚此行。
双方最后商定，发表一个联合公报。先由乔冠华和哈的助手鲍哈里谈，最后由周恩来和哈马舍尔德确认。
公报非常简单：
由于联合国秘书长在他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日的电报中建议进行当面谈判，并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回电欢迎的结果，我们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六日、七日、八日和十日在北京举行了会谈。同时，在会谈中涉及了有关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各项问题。我们觉得这些会谈是有益的，我们并希望能够继续在这次会晤中所建立的接触。
在谈判之余，外交部安排哈氏一行参观了故宫、颐和园、十三陵等名胜古迹，在天桥剧场观看了京剧《三岔口》，哈氏兴致很高，赞叹之词不绝于口。
当天下午，瑞典驻华大使在瑞典使馆举行酒会，答谢中方对哈马舍尔德的接待。周恩来等应邀出席。
酒会当中，外交部交际处把周恩来准备送给哈氏的礼品送了来，包括一个珐琅烟具和一套福建漆盘，同时还有四斤茶叶。
除此之外，周恩来还特意送给哈氏一套双方会谈时拍摄的纪录电影的拷贝，哈氏非常高兴。
哈氏的随行人员也都得到了一些小纪念品和礼物，大家皆大欢喜。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设宴为哈氏送行。
哈马舍尔德兴致勃勃，侃侃而谈，除了连连感谢之外，还表示这次时间太仓促，看的东西不多，希望能有机会再来。
在中国这几天，哈马舍尔德对中国的看法和认识还是有些改观，包括他下面的几位随行人员也都是如此。
这正是中方所希望看到的。
有意思的是哈马舍尔德的保镖。
这个人是美国人，所以他来之前心里直打鼓，想了很多可能会发生的可怕的事情。在来中国的路上他心里很害怕，估计到了之后少不了受冷落。
据说，在第一次周恩来举行酒会之后送哈马舍尔德出来，发现这个保镖一个人孤零零站在外面，没有请进去。周恩来问工作人员，为什么没请他进去，工作人员说，他是美国人。周恩来说，美国人怕什么？酒会也是做工作，为什么不做美国人的工作呢？下次宴请一定要请他参加，我还要敬他一杯酒。
从那次以后，这保镖受到了跟其他成员一样的待遇，他非常感动。
在临离开中国之前，这保镖很真诚地对王倬如说，中方热情诚恳的接待让他很感动，他对新中国的印象很好，对周总理印象最深，他觉得所接触过的中国人都很友善，有礼貌。
1月11日上午早上，哈马舍尔德一行来到北京首都机场，章汉夫等前来送行。
章汉夫到机场为哈马舍尔德送行
原来答应通过瑞典使馆转交哈氏的美国间谍在华生活的照片，因为已经赶印出，便由王倬如交给了他，其中包括：每个人的半身照，日常打篮球、看书看报、吃饺子、玩扑克、排列节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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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不相识(3)(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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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间谍在服刑时排练文艺节目
八点整，哈马舍尔德等乘坐的“北京号”专机准时起飞。
美国犯人在监狱中办的《新生报》
联合国秘书长的首次中国之行结束了，然而，有关的外交斗争却在继续进行着。
释放部分美国间谍的决策
哈马舍尔德返回美国，后面的斡旋活动仍没有停止。
4月26日，瑞典驻华大使转来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致周恩来的一封信，仍是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释放在押美国间谍。
随信还附了十二封美国在华罪犯家属给周恩来的信。
这些信实际上是在美国政府的策动下写的。
当时中国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同时也希望通过让这些罪犯家属亲眼看看我人民政府对美国罪犯的教育改造，揭穿美国政府所谓中国政府虐待美国囚犯的谎言，所以，同意家属来华探视。
美国政府当然不希望这些家属到中国来。
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写信给15个美国间谍家属，不允许他们到中国去。
国际新闻社当时从华盛顿报道说：
“国务院今天把共产党中国总理周恩来致被共产党人监禁的一个美国飞行员的父母的信说成是残忍的宣传，并再次说它将不允许亲属探望被监禁的人。”
在阻拦这些家属去的同时，美国政府想出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办法，即劝说罪犯家属不要来中国，鼓动他们写信，声称这样可以促使他们的亲人早日获释。
美国政府的意图是，这样即可以防止罪犯家属了解真相，又给中国政府施加了压力。如果中方对这些家属的诉求不予理睬，便会在政治上陷于被动。
在美国政府的蒙蔽、压力下，一些原本希望来中国探视的家属改变了计划。在这些信里，美国罪犯的家属一方面感谢中国政府对在押犯人人道主义的对待，感谢允许他们前来中国探视，另一方面，则恳请中国政府能够将他们尽早释放。
信中说：感谢中国政府同意犯人家属来华探访，但来华路途遥远，在监狱会见亲人徒增悲痛，不如把他们早日释放。
中国政府完全看透了美国政府的用意，经过研究，决定以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给他们回信，信中说：
收到你们经哈马舍尔德先生转给周恩来总理的信。周恩来总理对于你和你的家庭困难处境深表同情。你不能到我国来探访你的儿子（丈夫），我们感到很遗憾。但是无论你在什么时候能够前来，中国红十字会总是准备帮助你的。
中国政府的策略之举，使美国政府的企图没能实现。那些罪犯家属虽然没能来中国，但是对中国政府的做法表示了赞赏。
与此同时，中美两个驻日内瓦的总领事关于两国平民回国问题的谈判一直在进行当中，美国方面竭尽全力想压中方释放在中国的美国间谍罪犯，中方则要求美国不得阻挠中国留学生回国。
双方针锋相对，谈判异常艰苦，而由于美国人缺乏诚意，会谈成效甚微。
当时台海地区形势紧张，1955年2月份的时候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跟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浙江沿海的一系列岛屿，拔除了国民党军队对大陆东南沿海进行破坏和骚扰活动的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