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一直宣称，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中共造成的。
形势的发展使中美直接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增大。但是，朝鲜战争刚刚结束，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不希望再次卷入战争。因此，中国方面在采取坚决的军事行动打击国民党的破坏和骚扰的同时，也表示愿意跟美国人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在出席亚非会议，周恩来抵达万隆的同时，中方释放了四名因从事间谍活动被捕获的美国飞行员。
4月23日，周恩来表示：
“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跟美国人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在当时中美高度敌对的状态下，周恩来这个出人意料的声明，表明了中国政府寻求和平的愿望和诚意，在国际上引起了反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随后也表示，中美坐下来谈判是有可能的。
7月13日，新任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来到外交部，向周恩来总理兼外长递交委任书。在随后的谈话中，欧念儒说，他今天上午接到英国外交部的指令，要他转达美国政府致周恩来的口信。
美国人的口信说：
你们和我们在日内瓦的领事代表们曾经在过去一年中对于愿意回到他们各自国家去的平民的遣返问题有过间断的会谈。结果对我们来说是令人失望的。有人建议，如果这些会谈是在更有权力的一级上进行的话，则将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这也将有利于进一步地讨论和解决我们双方之间目前有所争执的某些其他问题的实际问题。如果你对此赞同的话，我们将指定一个大使级的代表在上述基础上同你们相当级别的代表于相互同意的日期在日内瓦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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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不相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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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念儒转达完口信接着说，英国政府认为这个建议是有用的，英国政府希望中国政府能接受这个建议。
周恩来表示，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个建议，中方研究之后会通过英国代办处给予回复。
7月15日，周恩来召见欧念儒，对美国的建议给予答复，通过英国政府转达给美国政府的口信：
在过去一年中，我们对于美国在华侨民的情况，曾经向你们作了适时的和具体的通知。但是，关于中国在美国的侨民，特别是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我们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和适当的回答。因此，一年来中美双方在日内瓦会谈的结果，对我们来说是更不能满意的。我们认为你们来函中所述及的建议是有用的，即中美在日内瓦的会谈在更有权力的一级进行，以便有助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解决，并且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我们双方之间目前有所争执的某些其他的实际问题。我们将按照这个建议派出大使级的代表同你们的相当级别的代表在日内瓦会晤。
中美将举行大使级会谈的消息一传出，世界各国媒体十分关注，各报记者纷纷向中国驻瑞士公使馆和驻日内瓦总领事馆打探消息。
中国驻瑞士公使冯铉7月30日向外交部报告：
我与美举行会谈的消息发出后，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法新社各大通讯社以及法《世界报》、西德、巴基斯坦、以色列、哥伦比亚电台等记者十名，先后来访或以电话询问我馆及日内瓦总领事馆，综合起来他们所提的问题是：在何地举行会谈？我方参与的是谁？王炳南大使何时到达？我方对记者发言人是谁？可能谈多久？会谈的确切议程为何？愿意遣返的平民是否双方都有？为数是否很大？议程中的其他“实际问题”指的是什么？中国方面对议程中所要谈的问题的态度如何？等等。合众社记者并称：谈判在国联大厦中举行，是不是说明将允许中国进入联合国？
中央对中美大使级会谈很重视，决定由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担任中方谈判代表，后来知道，美国派出的谈判代表就是在日内瓦会议上跟王炳南谈判的那位美国驻捷克大使约翰逊。
外交部还成立了由章汉夫、乔冠华等参加的会谈指导小组，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制定了会谈方案和对策。当时我们是做好了在大使级会谈的基础上，进而举行外长级会谈的准备。
为了争取会谈的主动权，中央决定在会谈开始之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间谍，不包括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唐奈和被判二十年徒刑的费克图。
7月30日，外交部电告王炳南大使，中央决定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前，以服刑期间表现较好为理由，由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间谍，指示王炳南在第一次跟美方会谈时抢先宣布这一决定。
7月31日傍晚，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来到关押美国罪犯的监狱，向阿诺德等11名罪犯宣布释放他们的决定。
在此之前，监狱方面特意安排犯人们洗了澡，理了发，他们感到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谁也没想到是要提前释放他们。
当法官宣布释放决定时，这些人开始不敢相信，一个个直发愣，好一会儿才确信这一切是真的。
罪犯们顿时异常激动，有的痛哭流涕，有的连连伸出大拇指，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连声说：“中国伟大，中国伟大。”
还有的赶紧拿出他们的打火机等，硬塞到看守人员的手里，表示感谢。
随后，监狱方面逐一发还了他们的个人物品，接着安排他们聚餐，但是，这些人激动得什么也吃不下去。
解密档案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在正式宣布释放时，他们听了以后，开始有些发怔，接着表现非常激动，华布朗、齐巴等五、六个人都掉下眼泪来，阿诺德、包莫在退庭的时候相互拥抱，布朗拍着看守人员肩臂，伸出大拇指用中国话说：“中国伟大”。
在吃饭时，他们都激动得吃不下东西。……在谈话中，他们都提到中国政府对他们是宽大的。当我们看到他们吃得不多，要他们多吃些饭时，他们说实在吃不下去，表示感谢我们……
在办理释放手续时，他们情绪还是非常激动的，包莫在释放证上签名时，手有些发抖，眼睛带有泪痕。
当晚10点50分，在八名警员的押解下，他们登上汽车，前往前门火车站。一路经过德胜门、鼓楼、景山、天安门，犯人们兴奋地四处张望，不停地向翻译人员询问这是哪里。
当经过天安门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涌到车窗前睁大了眼睛凝望，神情异常兴奋。
8月4日中午阿诺德等抵达深圳口岸，在办理完相关手续后，将他们带到罗湖桥头，转交给等候在那里的美国空军中校联络官。
中国释放11名美国间谍的举动，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其中曾参与斡旋的印度、缅甸等国政府，都对中国政府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
七月底王炳南抵达日内瓦。
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正式举行。
无论是中方代表王炳南，还是美国代表约翰逊，都没有想到这一谈就是九年，会谈之复杂和艰苦，不是本篇文字所能容纳得了得，就暂不叙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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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暗杀中国领导人的炸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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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方面在打捞“克什米尔公主号”残骸各国代表和工作人员争相请周恩来签名 1955年4月11日，中国政府包租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KASHMILPRINCESS）星座式飞机，搭载着出席亚非会议的我方工作人员，自香港飞往印尼首都雅加达途中，在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上空突然爆炸，机上11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除3名机组人员幸运逃生外，其他人员全部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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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档案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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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飞机失事的报告
今（十一日）午载有我代表团人员从香港飞往雅加达的印度航空公司专机在沙捞越、古晋以北一百海里失事下降坠海，该机最后和本港机场联络时间为下午六时二十五分。较晚的消息说：印航机在十一日下午六时三十分（香港时间）曾发出三次求救讯号，雅加达机场即询问周总理是否在机上，该机答复没有，接着即无讯息。在此以前八分钟，该机和雅加达机场联络时仍报航行正常和正在航行的地点。另据本港印航公司证实，该机在当天下午六时三十五分后即失掉联络，失事地点距雅加达仍有约一小时半的航程，据此估计该机失事时间约为当天下午六时二十五分至六时三十五分（香港时间）之间。
……
1955年4月11日，中国政府包租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KASHMILPRINCESS）星座式飞机，搭载着出席亚非会议的我方工作人员，自香港飞往印尼首都雅加达途中，在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上空突然爆炸，机上11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除3名机组人员幸运逃生外，其他人员全部遇难。
几十年来，关于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众说纷纭，一度曾经被人称为“冷战时代国共间谍对峙的一大疑案”，而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解密的外交档案不仅揭示了整个事件的全部过程，同时，也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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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出行路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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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49年蒋介石集团败逃台湾之后，美蒋特务针对新中国的渗透和破坏活动就始终没有停止过。“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不过是当时一系列破坏活动的一部分。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事件发生在英国人统治的香港，谋害的目标是出席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的新中国国家领导人周恩来，炸的是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遇难的除了中方人员外，还有波兰、奥地利的记者以及越南的工作人员，手段之残忍、涉及面之广、在世界上的影响之大，在当时可谓是空前的。
1955年1月上旬，在台湾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美合作局派遣两名特务前往香港，同国民党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的特务一起，策划袭击中共人士的恐怖计划。
他们当时获悉，4月初，郭沫若将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经香港赴印度，出席在新德里召开的亚洲国家会议。于是，他们准备在代表团所乘飞机上做文章。
3月份的时候，美蒋特务机关获得情报，周恩来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包乘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取道香港前往印尼首都雅加达，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亚非会议。
台湾特务机关感到这是一个谋杀周恩来的绝好时机，如果能够成功的话，它的影响和震动不可估量。
于是，国民党保密局立即指示其在香港的情报站，把原来的计划改为爆炸周恩来所乘坐的飞机。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周恩来本来是计划经香港前往万隆的，是临时改变了路线。经反复查阅外交档案，没有找到相关的佐证。
其实，在准备中国代表团前往印尼的路线时，周恩来并没有途径香港的计划。
当时，代表团人员准备分三批动身，第一批由秘书长率领，先期到达万隆进行相应的准备工作；第二批是一般工作人员和记者，由他们负责押运代表团的物资；第三批是团长和团员。
周恩来一直是希望经缅甸前往印尼。
周恩来的目的，是想在亚非会议之前，能够先行跟缅甸总理吴努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晤，就有关问题交换意见。
所以，当时只是在考虑，是乘飞机到缅甸，还是从陆路过去。对此，解密外交档案记载，当时外交部提出了两种方案：
1.乘飞机有两种办法：
甲：包印度飞机，自昆明经仰光至新加坡或雅加达（约需两天时间。按昆明至仰光约需四五小时，仰光至新加坡约需五小时半，新加坡至雅加达约需二小时，如不计途中停留时间，共约需十一二小时）。
乙：乘我国飞机自昆明飞至缅甸北部曼德勒，然后乘缅甸飞机经仰光至新加坡，新加坡至雅加达再乘英国、印尼或荷兰飞机。（乘我国飞机需将“伊拉舍尔”型军事运输机改装，费时一个半月。空军的驾驶员未飞过这一航线，与缅甸地面联络有困难，加油也有困难，因缅甸用英美航油，我用苏联航油。空军司令部认为以上问题如获解决是可以飞的，但他们倾向于最好不担任此项任务。）
2.走滇缅公路：
自昆明至腊戍共长1157公里，坐汽车需五天。到腊戍后可乘缅甸飞机至仰光或继续飞至新加坡，到雅加达共需六七天。滇缅公路在中国境内一段长964公里，大半是山路，汽车（卧车）一般可以行驶，但雨天爬高山不方便，吉普车通行无阻。卧车如日行七小时，每小时三十公里，则五天可到，如速度稍加快，则四天可到。这一段治安无问题。缅甸境内一段长193公里，道路平坦，一天可到。缅甸当局对交通线防卫很严，但公路通过的珊族集聚区民间散有枪支，且有我国的逃亡反革命分子。
以上两方案，请作原则决定，以便进行具体准备工作。
本来周总理是倾向于走陆路的，但是3月12日中午，他突然剧烈腹痛，经检查，确诊为急性阑尾炎。
当天晚上医生为周恩来进行了手术。手术之后周恩来在医院修养，一直到3月28日才出院。
在出院前，由医生对周恩来的病情进行了会诊。
会诊结果认为：“伤口恢复很好。惟闻总理近将外出工作，需长途乘坐汽车，专家特建议如下：（一）乘坐汽车两三小时需休息一小时。（二）腹部应包腹带。（三）注意饮食。（四）除有黄树则（时任卫生部保健局局长———作者注）同志照顾外，另派外科专家王励耕主任送至我国边境”。
4月3日，周恩来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
吴拉茂转达了吴努总理的口信：吴努总理希望周总理能在十五日前两三天到达仰光。
周恩来回答说：在这之前到达有困难，因为根据医生的嘱咐，要在动手术后四星期才能乘坐汽车旅行，而从昆明到中缅边境需要五天，因此最快也要到四月十四日才能进入缅甸境内。可见，当时是计划好了走陆路的。
吴拉茂把周总理的意思报告了缅甸政府。
第二天，吴拉茂转来了吴努总理给周恩来的信：
我抱憾地从吴拉茂大使那里获悉，你最近因为盲肠炎而动用手术。鉴于你目前的健康状况，我决不建议你沿陆路从昆明到畹町。一九四零年我自己曾经走过那条路，因此我知道，在你目前的健康情况下，这一旅程对你将会如何疲惫。所以，我请求你和你的一行人在十三日而不是十四日直飞仰光，如果这是可能的话。这就会使你在踏上去雅加达的另一段疲劳的旅程之前，在仰光有点好好的休息。万隆的会议本身也将是一个很累人的会议。因此，我请求你在会议以前在仰光有点好好的休息。至于边境的会晤，你和我在这里会面时可以把它安排在你完全恢复健康以后的一个方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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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出行路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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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周恩来总理复电吴努总理：
收到您4月4日的来电。感谢您在来电中对我表示的关怀和好意。考虑了您的意见以后，我已嘱中国驻印度使馆同印度航空公司安排自昆明至仰光的飞行。如果印度航空公司能担负仰光昆明间的来往飞行，我将在十三日自昆明直飞仰光。否则，将按原计划沿陆路自昆明至畹町，十四日晨入缅甸国境。
这一切在当时都属绝密，国民党特务机关当然无从知道，他们一直以为周恩来会乘飞机过境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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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万港币买定凶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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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施爆炸计划，国民党保密局专门准备好了一批炸药，其中包括四枚美国制造的“钟型定时发火器”，即定时炸弹。
保密局将炸弹交给一个在“四川号”货轮上当厨师的小特务，由他从基隆偷偷运到香港，然后交给以“就记电料行”为掩护的香港情报站“第五联络组”。
香港情报站拿到了炸弹感到非常兴奋。接下来的事，是要选择一个实施爆炸计划的人。这个人要能够自由进入机场和接近飞机，并可以把炸弹安放在飞机上。
特务机关认为，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是计划成功的关键。这个人最好是长期在机场工作，而且一定要是个不为人注意、不起眼的“小人物”。
于是，特务机关开始秘密探访，寻找在机场工作，能“担任一项具有国家性重要意义的工作”的人选。
经过一段时间侦察，一个叫周驹（又名周梓铭）的人进入了特务机关的视线。
这个周驹二十多岁，受雇于香港航空工程公司，一直在启德机场做清洁工。他光棍一人，是个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的“烂仔”。据说当时公司正准备把他开除。
选定目标后，特务机关立即开始接近周驹。
从3月27日到31日，国民党香港情报站一个姓吴的特务头子多次找周驹，先是跟他闲聊，对他的个性、嗜好、人品进行了观察。接下来，开始详细地询问他在机场的工作情况。
几次下来，特务机关完全摸清了周驹的底细。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人可以利用。
3月31日，姓吴的再次找到周驹，这回姓吴的没有再兜圈子，而是直接摊牌，明确提出来，想让周驹“担任破坏一架共产党的飞机的任务”，问周驹是不是愿意。
周驹一听这话，顿时吓了一跳。他虽说是个整日吃喝嫖赌的“烂仔”，但这件事情的分量他心里还是知道的，弄不好是要蹲大狱掉脑袋的。
周驹连连摇头，说这太危险了，不干。
见此情形，姓吴的开始软硬兼施。
他告诉周驹，既然特务机关选中他了，他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怕把周驹吓着，姓吴的又说，特务机关会全力配合他行动，到时候，香港情报站特务将负责现场指挥，有详细的行动计划和安全稳妥的脱身方案，对周驹来说不会有任何危险。同时又对周驹许诺，事成之后，他可以得到60万港币的奖赏，而且还可以安排他去台湾定居等等。
60万港币，这在当时堪称是天文数字。周驹听了之后，开始动心，但毕竟事关性命，所以他当时还是没敢答应。
当天晚上，姓吴的又来到周驹的住处软硬兼施地劝说，周驹最后终于答应下来。
为了防止周驹泄露消息或临阵退缩，特务机关随即把周驹带到一个饭店里住下，由小特务时刻监视，以防意外。
接着，姓吴的根据周驹提供的机场里面的详细情况，向周驹交代了爆炸行动的整个计划和具体细节，让周驹在房间里反反复复地进行了演练，并教会他如何安装使用定时炸弹。
就在美蒋特务加紧进行破坏准备的时候，我情报部门也获得了美蒋特务阴谋在香港对我实施破坏行动的情报。
情报显示，美蒋特务有可能会从事破坏活动，但是对破坏活动的具体细节尚不清楚。当时的估计，破坏活动可能会有几种情况，诸如破坏交通工具，在沿途实施破坏，或暗杀代表团成员等。
有关部门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此时，周恩来已经率领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抵达云南昆明。得此情报后，周恩来立即进行了研究和部署。
4月9日，周恩来打电话给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命令工作人员迅速将这一情况告诉外交部，并指示外交部，在中国代表团租用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达香港启德机场之前，立即将我情报部门获知国民党特务准备在飞机上放置爆炸物的情况，通报英国驻华代办处、新华社香港分社及赴香港候机的部分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
当天晚上，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将周总理的指示转告新华社香港分社，并通知在香港的代表团成员提高警惕。
4月10日上午9点30分，外交部欧洲和非洲司副司长张越紧急召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向他通报了有关情况，并要求他立即转告港英当局，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
敌人的破坏计划使人们为周总理一行的万隆之行感到担心。4月10日，邓颖超写信给周恩来：
这次蒋贼是蓄意决下毒手施行暗害的，他并从各方面的可能着手。因此，往返途中停留时，飞机着陆后严加封锁，起飞前的严密检查，是必须而不可疏忽的。在逗留地区对所用交通工具，亦应请看守与检查。你外出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在这方面，也必须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我衷心地祝福你胜利平安归来！
4月12日凌晨，周恩来复信邓颖超：
来信收阅，感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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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万港币买定凶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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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当然清楚，敌人暗杀阴谋的主要目标是他本人，从他特意将邓颖超的来信和自己的回信一并寄回给邓颖超，“免得失落”这一举动来看，他当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按计划，“克什米尔公主号”包机将于4月11日上午自印度孟买飞抵香港，然后飞往雅加达。
在香港的代表团成员接到外交部的通知后，立即进行研究，制定了应对方案。
当日凌晨1点多钟，代表团派新华社香港分社潘德声来到印度国际航空公司驻香港办事处经理的家里。
潘德声告诉印度经理：我深夜来见你，是因为刚刚接到消息，有人要阻挠中国代表团顺利前往雅加达，如果发生问题，后果将非常严重。潘德声要求印度航空公司方面采取必要措施，保障飞机和人员的安全。
印度经理起初对中方的提醒并不以为然。
在他看来，“克什米尔公主号”11日中午才抵达香港，而且按计划只在启德机场停留一小时零十分钟，也不在机场过夜，加油之后即可起飞，应该不会有谁胆大妄为，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破坏。
潘德声强调，机场的地勤人员里面，就有亲蒋反共分子，很难保证这些人不会从事破坏活动。潘德声坚持要求印航必须加强安全措施。
印度经理最后答应，他会亲自前往机场进行监视，派印度航空公司自己的机械师负责对飞机进行检查，并安排专人押运行李，同时，对飞机的燃油、食品等进行监督。
有了印度经理的这番许诺，大家才略微放心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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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人透露爆炸细节(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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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4月11日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实施其罪恶计划的日子。
上午11时左右，“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自印度孟买飞抵香港启德机场。这是一驾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制造的星座式749A型飞机，在当时是不错的飞机了。
据档案记载，这架飞机已经飞行了11163小时，飞机状况良好。担任此次飞行任务的机组人员一共有七个人，包括机长、副驾驶员、领航员、飞行工程师、飞行事务员、空中女服务员、机械师等。
此时正值中午，飞机停稳后，机组人员除了机械师卡尼克留在飞机上以外，其他人通通下飞机用餐。
虽然事先中国政府已经通报港英当局，美蒋特务可能会对飞机实施破坏活动，要求港英方面加强保护措施。然而，此时香港警方却并没有对飞机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特别是对机场的地勤人员，并没有进行认真的检查和监控，只是派了辆警车停在离飞机很远的地方监视，把观察的重点放在了行李检查处和机场入口处。
机组人员下飞机后，卡尼克发现机组的行李少了两件。在他印象里，这种事情在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
于是卡尼克赶紧离开飞机，去告诉准备用餐的其他机组人员，让他们找找行李。据卡尼克事后回忆说，当时他离开飞机有十来分钟，“如果要放爆炸物至机内，两分钟即够”。卡尼克估计，炸弹应该是放在了飞机右翼两引擎之间，“因该处机板只要两分钟便可打开，顺利放进去。”
关于周驹是如何将定时炸弹带进机场的，社会上流传着多种说法，甚至有人说周驹是将炸药装进牙膏里带进去的。
从解密档案的记载来看，这种说法显然不准确。
据解密档案记载，炸机事件发生后，周驹的同乡、知情人周仕学和周国辉二人怕遭特务机关暗算，先是向港英当局投案寻求保护，后来又通过《大公报》的关系来到广州，向我有关部门报告了当时的情况：
4月11日上午5点多钟，由姓黄的特务把一定时炸弹（约茶杯大用鸡皮纸包好）交给周驹携进机场。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抵机场时，周乘进行打扫的机会，把定时炸弹放于飞机右边轮头的上头（引擎部位）。周骗其领班余培说，这包是西药，还表示以后对余有好处等云。得手后周把自己的咭纸（报到用的纸张）交给余培，不等放工时间即由铁丝网爬出机场。而当时特务分子黄、邓二人驾驶一汽车停于黄大仙靠近机场的地方接应周离开机场，故周由铁丝网爬出后即乘该车返太子酒店。途中，黄邓对周大加奖励，说回台湾后向上级报告，并表示周可带其家人及在国内的弟弟周锡培等到美国，如其弟不能来港，可由特务机关派人在国内办好出境手续。至于60万港元待回台湾后才给等云。当天，黄邓二人带周离开太子酒店，先往ABC餐室饮茶，并给了周一些钱，要他往新新酒店居住。姓黄的特务分子于12日即先回台湾，留邓、甘两人在港与周联系善后工作（负责周离港等事）。但过后不久，邓、甘二人见情势恶化，而飞机爆炸也没有周总理受难，不能达到其原阴谋目的，邓、甘两人就没有与周联系，这时周的父亲周瑞维曾四处找其踪迹，但邓、甘已偷偷返回台湾，把周驹抛离不理。
中午12时45分，搭乘“克什米尔公主号”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记者等八人，以及波兰、奥地利的两名记者和一名越南工作人员乘坐航空公司的专车抵达机场。
按照事先跟印航商定的，代表团可以免除检查，直接登机。于是汽车直接开到飞机跟前。
这时印航经理已经站在飞机旁边，潘德声上前询问：
“一切都没有问题了吗？”
印航经理答道：“OK!”
潘又问：“引擎也检查过了吗？”
印航经理答：“检查过了。”
俩人随后登上飞机做进一步的检查。开始办理登机手。
紧接着，代表团登机。随机还托运了三十几个箱子，里面是亚非会议期间准备对外送礼用的景泰蓝等工艺品，以及宣传用的书刊资料等。一切进行得都挺顺利。
下午1时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从启德机场起飞，前来送行的人们望着渐渐远去的飞机，不由得舒了口气，大家谁也没有想到，悲剧即将发生。
从香港到雅加达的飞行时间是六个半小时，飞机升空后平稳飞行，一切正常。
下午6点40分，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突然接获英国路透社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坠毁，除三名机组人员外，其他人员全部遇难。
有关方面在打捞“克什米尔公主号”残骸
解密档案中记载有印尼空难调查委员会的事故调查报告，其中一部分是根据幸存的机组人员的回忆记录下来的飞机坠入大海那一瞬间的真实情景：
飞机于1955年4月11日格林威治时间4时25分从香港起飞。飞机上共有十一个乘客，并载有3780英加仑燃料和140英加仑滑油。当时起飞重量是98376磅，载荷分布适当，重心在25％平均空气动力弦。
飞机的机长贾塔尔是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年资最老的和有经验的驾驶员之一，他总共飞行了12300小时以上，其中4900小时是作为星座式飞机机长的飞行时间。飞乘组的其他人员也是有经验的人员，个人都有他们专业的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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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人透露爆炸细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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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飞后，飞机和地面电台进行了例行通报。
大约在9时23分，当飞机在良好天气下在18000英尺上空飞行时，飞机上发生了爆炸。三个生还的飞乘组组员都听见了这一爆炸，但是爆炸声是不是响得足以使机上的每个人都听见，这方面还有一些疑问。飞机维护工程师卡尼克当时正在客舱内睡觉，他是被爆炸所震醒的。他当时发现有烟从冷空气导管中喷出，怀疑后行李舱起了火。
火势蔓延异常迅速，接近了机身。飞机维护工程师卡尼克估计机翼支持不了多久，因为金属在熔化中。
在下降时副驾驶狄克西特和机长贾塔尔商量后，发出求救信号……
飞机向左转弯，企图降落到接近陆地的地方。女服务员把救生背心先发给所有乘客，然后发给飞乘组。机内没有发生惊慌，乘客们都坐在他们自己的座位上。
非常浓的黑烟进入飞乘舱，使强迫降落前一刻的前方能见度模糊不清……
尽管作了一切努力，想拉平飞机以便降落，飞机还是略为向右侧转，右翼冲到了海面……
在飞机坠落将及水面时，从窗口跃海的有六个人，我们三个是泅水七个小时登陆的，其余三个则不知存亡。三人后被印尼当地一村民救起。
对残骸进行检查揭示了肯定的证据，证明一个定时的凶残的机器曾在右翼轮舱内爆炸，这个机器的一些零件还卡在残骸内……
这是飞机爆炸、燃烧，并冲向大海那个瞬间的情景，如果没有生还者的话，那么这个瞬间恐怕就永远不为人知了。这里面有一句话值得回味：
机内没有发生惊慌，乘客们都坐在他们自己的座位上。
在生死悠关的时刻，我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能保持如此之镇静，确实令人敬佩。
当飞机在大海上折成数段，并沉入大海的时候，他们的名字同他们所为之牺牲的事业一样，永远地为人们所记忆，他们是：
石志昂对外贸易部三局副局长
黄作梅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李肇基外交部情报司科员
沈建图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
李炳衡（又名李平）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记者
杜宏广播事业管理局对外广播部副主任
郝凤格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员
钟步云总理司机
三名外籍人士是：
王明芳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
严斐德奥地利记者
斯塔莱茨波兰记者
生还的机械师曾告诉印尼交通部负责调查事件的官员，当飞机坠海后，曾看见一架英国SOUTHERLAND水陆两用飞机在上空盘旋，尽管生还者向其呼救，但飞机没有降落。后来英国方面曾解释，因为失事水域是印尼领海，所以飞机才没有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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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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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什米尔公主号”包机爆炸的消息震惊了世界。
当时不少人以为周恩来是在这架飞机上。这一点，从4月12日我驻驻印尼大使黄镇向外交部报告中可以看出：
当我正式通知印尼外交部关于代表团工作人员及记者十一人来雅之消息时，对方一再问随机来的是否有周总理或其他重要人员，虽经我一再解释，对方仍半信半疑，随后（十日上午）印尼外交部交际处副处长姆衣斯又约林秘书谈话，询问十一日到底来些什么人，如果是周总理来，那他就安排阿利总理赴机场欢迎的事项。我虽重述了前通知，但对方仍未完全置信。十一日下午迎候包机来到时，外交部布置的迎接场面比较大，作迎接重要人员之准备，礼宾司长乌多约率工作人员多名，当场的摄影记者不下十人，其中包括合众社记者。候机室门口增加了警察多名，外面则有约百名自动来迎接的华侨，声称前来迎接周总理。候机时乌多约问林秘书今天来的有四十五人，到底是些什么人，是否有重要团员，如果周总理来，外长一定来接，阿利总理虽有病亦可能来。阿利的侄女诺丁夫人也问周总理是否会来，如来她得通知她叔父来接。总之，印尼方面是在准备欢迎我代表团重要人员，同时许多华侨从机场得悉这一消息，并称周总理一定要来。
从上述情况看，我包机之消息早已传出，同时谣传周总理来，因此我们就不能不怀疑飞机之遇险是可能由于香港帝国主义分子和蒋匪特务事先作了破坏的阴谋勾当所引起。
当消息传到昆明后，代表团成员和云南省党政军的领导都力劝周总理取消万隆之行，周恩来回答说：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什么了不起！并指示外交部，按计划让包租的印度飞机试飞昆明。
当时，缅甸总理吴努也曾致电周恩来，劝他慎重考虑是否参加亚非会议，电报说：
在印尼首都雅加达机场迎接中国代表团的仪仗队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人可能做任何事情，特别是加害于你，我请求你极端慎重考虑，你参加万隆会议是否适当，会议对和平很重要，但如对你个人安全有危险，你很可委托副总理代表中国出席会议。
另据档案记载，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得知飞机失事后，“很难过，几乎一夜未眠。因为第一，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人员竟遭死难；第二，亚非会议前发生此不幸事件是不利的；第三，该机为印度最好飞机，飞行人员亦为一流，损失甚难补偿。”
4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一野蛮行径，指出：
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次不幸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我们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查究，将参与这一阴谋暗害事件的特务分子逮捕法办，以明责任。
美蒋特务机关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人员和记者的预谋杀害，不仅是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疯狂表现，而且是对于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的卑鄙破坏。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一定要同与会各国代表团一起在亚非会议中为远东和世界和平而坚决奋斗。美国和蒋介石匪帮的卑劣行为，只能加强亚洲、非洲和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自由的共同行动。
尽管形势险峻，但这无法阻拦周恩来等新中国外交战士为了世界和平而努力的决心。4月14日上午，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一行26人毅然登上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空中霸王号”包机前往仰光。
当飞机进入缅甸境内后，四架缅甸空军的战机升空护航。
上午10点30分，“空中霸王号”安全降落在仰光机场。
周恩来抵达缅甸与前来迎接的缅甸总理吴努握手
为安全起见，事先跟缅方商量妥当，取消了群众欢迎场面，也没有通知外国使团，只有少数缅方高级官员前往机场迎接。
抵达仰光后，周恩来稍事休息，当天下午就和陈毅副总理一起，拜会了缅甸总理吴努，随后参加了缅甸的泼水节。
美蒋特务如此猖獗，周恩来的安全令人担忧。
4月14日，中央专门就周总理的安全问题给有关使馆和代表团发去指示，要求所有同志都要提高警惕，担负起保卫团长的责任。此时，从中央到外交部，每个人都为周恩来的安全捏着一把汗。外交部一日数电，随时同我大使馆保持联系。
安全形势的严峻并没有影响周恩来的工作。
4月15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并告外交部，对“克什米尔公主号”遭破坏后的善后工作提出三点意见：
周恩来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在机场会面
一、由外交部致电随机遇难的越南工作人员、波兰和奥地利记者三人的家属表示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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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2)(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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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外交部建议越南政府外交部参照波兰外交部的做法对飞机遭破坏事件发表一声明，要求英国政府迅速追究破坏分子，以明责任；
三、对此次牺牲的我国工作人员和记者家属由外交部代表政府慰悼，并请内务部议定抚恤办法。
当天，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和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汗等也飞抵仰光，周恩来同吴努一起前往机场迎接。周恩来随即同尼赫鲁会面，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谈话中，周恩来指出：我们对特务的阴谋早有所闻，并在事前通知了英国代办，让他转告香港当局。新华社香港分社也曾预先通知了印度航空公司。但我们不知道什么人，用什么方法进行破坏。香港当局采取的措施显然是不充分的。
因为当时印度跟英国关系很好，所以，周恩来希望尼赫鲁能致电英国首相艾登，转告中国方面的意见：英国政府在对此事件的处理上，应同中国和印度政府采取合作态度。
尼赫鲁表示赞同。
当天晚上，周恩来又跟尼赫鲁、吴努和纳赛尔进行了非正式会谈，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影响，以及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所面临的形势。
周恩来指出：敌人对亚非会议搞示威性破坏，并不说明他们强大，相反，这恰恰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召开亚非会议。亚非国家有着共同遭遇与经历，如今又面临建设各自国家的艰巨任务，我们只要从彼此的根本利益上去求大同，只要用已经开始深入人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国家团结的精神反击殖民主义挑战，亚非会议就一定能够开好，一定会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