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总理巴宇同周恩来、尼赫鲁、纳赛尔交谈
周恩来还提出，建议在会上不要提共产主义的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使会议没有结果。
尼赫鲁等对周恩来的建议表示赞同。
4月16日，周恩来起程前往印尼首都雅加达。
在飞往印尼途中，因遇雷雨，在新加坡机场降落作短暂停留，受到新加坡总督麦克唐纳等的接待。
当晚六时，顺利抵达雅加达，第二天到达万隆。
周恩来在机场发表了讲话，他指出：亚非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并对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随后，周恩来乘车离开机场，前往位于达曼?沙里十号的住地。一路之上，街道两旁挤满了欢迎的人群，其中有不少当地华侨，他们一个个眼含热泪，向着周恩来欢呼、跳跃，热烈的场面令人感动。
周恩来的到来在万隆引起轰动，他为了促进世界和平而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令人敬佩。然而，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说，万隆也是充满危险的地方。
当时的万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城市，在八十多万人口当中，有荷侨一万，美侨三百，英侨一百，华侨约八万，此外还有印度，法国，阿拉伯等国侨民。万隆街头一片混乱，三轮车、马车、自行车、汽车交织在一起，各色人等游离期间，平时印尼的政府要员上街，一般要有警车开道，并配备大批保镖前呼后拥，其治安状况可想而知。在这样一个小城要接待29个亚非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及340多位政府代表和近千名工作人员，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十家通讯社的记者，其对安全保障方面的压力可想而知。
为保证亚非会议的安全，万隆警方进行了积极的准备，投入大量警力整肃治安。从3月下旬开始，万隆警方通令全体市民，凡持有军火的，包括5.5厘米口径的气枪，都必须要在月底之前交到警察局，违者将受到严惩。在进入市区的每一个路口，军警都设立了检查站，盘查和登记来往行人，检查过往的车辆。同时，对各国代表团即将下榻的宾馆饭店进行了检查，配备了保安，并派出大批便衣警察进行巡视。
尽管这些措施对保证各国代表团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对中国代表团来说，安全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作为共产党国家，当时不少人对中国持有怀疑甚至敌意。而一些反共势力，则想利用这个机会对中国代表团实施捣乱和破坏。
除了各代表团所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外，中国代表团还面临着自己独特的问题。
当时国民党在万隆有党部，国民党残余势力“铁血团”在此也有活动。早在万隆会议之前，美蒋特务机关就开始从台湾、香港、日本、菲律宾等地向这里派遣特务，有的作为旅行者，有的甚至以采访亚非会议的记者的身份出现。
合众社当时有报道说：在亚非会议期间，安全最成问题的当然是周恩来。
就我方来说，从外交部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直到代表团每位成员，都做好了认真的防范准备。还在会前的准备阶段，外交部就对代表团的安全问题，特别是周恩来的安全提出了要求。从住宿到交通，到外出活动、会客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周密安排。
当时，我领导人乘坐的汽车基本上都是苏联产的，而我驻印尼大使馆的车辆不够，当地又买不到苏联产的汽车，如果从当地租用车辆，又不敢保证绝对安全，于是，使馆建议是否可以专门从国内调两辆汽车来印尼，专供周恩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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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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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印尼大使馆的电报到了国内，周恩来看过之后，指示外交部，不要从国内运汽车过去，免得“人没到，目标先到了”。
周恩来考虑得非常细致，如果在这个时候从国内运汽车过去，目标很大，非常扎眼，自然也就很容易被敌对势力发现这是我代表团团长的座车，从而带来安全隐患。
随后外交部指示驻印尼大使馆，可从当地购买英国或其他国家产的汽车，但不可购美国车。
4月19日，中国代表团收到一封署名“觉醒了的国民党暗杀队员”的信，信中说：三月初，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奉国民党总统府之命，组织了二十八人的敢死暗杀队，持美国驻印尼大使馆发给的无声手枪，准备谋杀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
代表团立即对这封来信进行了研究。
尽管此信内容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但是，根据当时的安全形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必须采取措施严加防范。
于是，代表团一面通知印尼方面，要求加强安全保卫，一面召开内部会议制定安全防范措施。
陈毅在代表团紧急动员会上，要求代表团每一位成员都要对周总理的安全负责，并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
在代表团、中国大使馆，以及印尼警方和当地华人华侨的共同努力下，美蒋特务的破坏企图终于没能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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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大使说：周恩来赢得了每一场战斗(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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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对势力千方百计进行破坏活动的目的，是想分散我注意力，扰乱我代表团的既定计划，削弱我在亚非会议上的影响，最终破坏亚非会议顺利进行。然而，这一切破坏和捣乱，不仅没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反到更激发了中国代表团开好亚非会议的决心。
对于敌人的捣乱和破坏，其中包括美国政府一直想破坏亚非会议的图谋，中国代表团早就有所准备。
早在1954年4月28日至5月2日，当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尼、巴基斯坦五国在锡兰首都科伦坡召开会议，传出可能召开亚非会议的消息之后，美国政府就显得有些紧张。12月28、29日两天，五国总理又在印尼的茂物召开会议，最终达成了召开亚非会议的一致意见，并发表了联合公报，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25个亚非国家与会。
此时，美国人有点坐不住了。它先是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大造舆论，贬低亚非会议的意义。随后又试图通过挑拨离间，来改变会议既定的反对殖民主义的目标，企图把会议开成跟共产党斗争的舞台。
当时美国驻黎巴嫩大使就扬言：“美国将设法同尽可能多的阿拉伯国家结盟，在亚非会议上同共产主义的影响做斗争。”
在会议开始前夕，美国以各种名目派到万隆的人员，比任何一个参加会议的代表团都多。
亚非会议会会址“独立大厦”
4月18日上午，世界瞩目的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宫隆重开幕，代表着亚非29各国家的340多位代表相继走进会场。
身着中山装的周恩来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等中国代表团成员的陪同下进入会场，在中国的席位上就座。
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佩戴的胸章
9点30分，会议正式开始。
印尼总统苏加诺作了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词。随后，各国代表进行一般性发言，阐述各自国家对亚非及世界和平的看法及原则立场。绝大多数代表都表示了他们对开好亚非会议的良好愿望，希望会议能有助于消除殖民主义，促进世界和平。
但是，发言中也有另外一种声音。
伊拉克代表贾马利在发言中，把矛头指向了中国，他宣称，共产主义是一种所谓“新殖民主义”，指责中国对邻国进行“威胁”和“渗透”，他要求各国一起采取“防御措施”，直到“共产主义在思想上解除武装”时为止。
在此后的发言中，其他少数国家也发出了与会议精神不和谐的声音。会议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身上。
人们在关注中国代表团如何应对目前的局面。
美国媒体幸灾乐祸，《纽约时报》的评论借机煽动，要各国代表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上，而应当放在遏制共产主义上，不要去打“殖民主义的死马”，要去打“共产主义的活老虎”。
各国代表和采访会议的记者们此时都在猜测，中国代表团会讲些什么，有的记者甚至预先发布消息：周恩来将会针锋相对，给予贾马利等人以猛烈的驳斥。
面对这些无端的攻击，中国代表团的一些同志也有点沉不住气了，而此时的周恩来却表现得十分镇静。他心里明白，此时中国代表团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关系到亚非会议的成败。由于各国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各异，相互之间又缺乏了解，加之帝国主义的暗中挑拨，出现这些不和谐的声音不足为奇。此时，如果我方针锋相对跟其他国家的代表打口仗，那么，会议就可能走入歧途，使敌对势力的阴谋得逞。
周恩来和大家认真分析了形势，决定要坚定地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绝不能让会议偏离既定的方向。
按照日程，中国代表团的发言在19日的下午。
本来周恩来事先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发言稿。但是，面对新的情况，周恩来决定，发言稿不念了，交由秘书处印发与会代表。他拿起一张便笺，起草了一份补充发言。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发言
19日下午3点，会议主席宣布：
“我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发言。”
这时，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周恩来的身上。
周恩来迈着稳健的步伐走上了亚非会议的发言席。
此时，会场里鸦雀无声，有人形容，此时如果有根针掉到地上大家都会听得见。
周恩来说：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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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大使说：周恩来赢得了每一场战斗(2)(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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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的发言引起了极其热烈的反响。
当发言结束，会场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代表来到周恩来的席位前，同他热烈握手、拥抱，表示祝贺。至于接在周恩来之后发言的南越代表阮文瑞在说些什么，已经没有人关心了。
各国代表对周恩来的发言好评如潮，就连曾抨击过中国的一些代表也不得不承认：
“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
各国代表和工作人员争相请周恩来签名
4月25日傍晚，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马立克来到周恩来位于万隆塔曼沙里街十号的住地拜会周恩来。
马立克很感慨地对周恩来说：
总理先生，我想我可以说，这次会议上你赢得了每一场重要的战斗。旁的人犯了错误，例如，尼赫鲁先生有一两次发了脾气，不得不事后道歉。旁的人也许赢得了一点，但他们没有赢得每一场重要战斗。对于你，我想可以说，你都获胜了。我们方面得有机会看看中国共产党人是怎么办事的，而且我们发现他们看来是和我们旁人一样的人。围绕你们的神秘性部分地消散了。
周恩来亲自起草的补充发言
周恩来的发言奠定了亚非会议成功的基础，也使敌对势力破坏亚非会议的图谋彻底破产，而保存在外交部档案馆的这份补充发言稿，已经成为新中国外交史上极其珍贵的外交档案文献。
在随后的会议活动中，周恩来利用各种场合宣传中国政府的立场。
4月23日，周恩来出席缅甸、锡兰、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等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周恩来阐述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当时有人问：台湾和平解放之后，可不可以委任蒋介石为将军？
周恩来回答道：完全可以。
中国代表团人员抬着烈士的棺木
谈到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周恩来声明：中国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
在中美极端对立的形势下，这个声明当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它为中美随后开始的大使级谈判奠定了基础。这是后话，这里暂不多叙。
运送烈士棺木的灵车
在紧张的会议当中，周恩来仍同时关心着“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调查情况。当时，奉命前往新加坡处理善后事宜的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参赞申健来到万隆，周恩来在听取了他的情况汇报后，满怀深情地说：烈士们的光荣姓名，将永远写在亚非各国人们和世界先进人类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历史上。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是为亚非两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独立自主的事业牺牲的。
周恩来嘱咐申健，要把烈士的骨灰留下，他将亲自把烈士的骨灰带回北京。
4月24日亚非会议胜利结束，美蒋特务的暗杀周恩来的阴谋没有得逞。4月29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一行安全飞抵昆明。当天，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并毛泽东主席，报告代表团平安抵达昆明。电报说：
出国半月，因时间短促，工作紧张繁忙，许多重要会谈未能一一及时电告。准备在昆明休息几日，把重要会谈情况按专题写出报告。
5月7日上午11点，周恩来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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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敷衍塞责，凶手逃之夭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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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会议是结束了，但是，有关“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斗争还没有结束。在此期间，港英当局虽曾发表公报，声称会尽努力调查事实真相，香港警务署也悬赏缉拿凶手。英国首相艾登也表示要积极配合中方破案。但事实上，英方的调查进展十分缓慢，虽然对包括周驹在内的涉案人员进行过调查审讯，但却始终没有采取拘捕等措施，使这些人一直逍遥法外。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立即了解“克什米尔公主号”调查的进展情况。
5月8日，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和印度方面负责事件调查工作的印度国家情报局副局长高。高向周恩来介绍了他在香港期间所了解的有关事件的情况。
周恩来让高转告尼赫鲁，请尼赫鲁致电英国首相艾登，希望英国政府告诉香港当局在调查上予以合作。如果英国方面愿意合作，中方可以把迄今调查所得的材料，以及今后调查可能得到的材料提供给港英方面。
5月9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周恩来主持会议，讨论就“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相关的斗争方针和策略。陈毅、廖承志、张闻天、章汉夫、姬鹏飞、乔冠华、黄华等参加。
经过研究，确定了下一步的方针：争取破案，以使美蒋在世界人民面前声名狼藉。破案的关键在于争取英国与我合作。如英表示愿与我合作，则我可向他提供有关情报，否则，供给他情报不但无益，反而可能使凶手跑掉。如英国故意不破案，则可视情况同英国进行斗争。
在对英策略方面，大家认为，英对此事一方面有投鼠忌器的想法，对美有顾虑，不敢破案，但也考虑到中英关系。因此，应采取“压”与“拉”相结合的策略。
对飞机案本身宣传上暂不继续指责，暂不说“表示遗憾”的话，对英备忘录可暂不复，只旁敲侧击地来压他，如问他是否与美国有默契要在香港庇护蒋介石特务？指出，如不破案，对中英关系不利。香港当局如此庇护蒋特务，使我们的人永远不走香港，对中英关系也不利。对此次新加坡当局对周总理过路时的接待，可表示感谢。
按照既定方针，当天，周恩来接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就“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要他转告英国首相艾登以下口信：中国政府希望英国政府能够指示香港当局同我们密切合作，使“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事件能够破案。如果我们把现有的材料提供给香港当局，是能够破案的。
同时提出五点要求，主要是香港当局对得到的材料要严加保密，对材料中提到的涉案人员要严加监视，以防逃跑，对涉嫌的主要人物应严格审讯，并要求审讯时有中方人员在场。
5月15日，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拜见周恩来，带来英国首相艾登对周恩来口信的回复，表示英国政府愿全力同中国政府合作。
当天晚上，周恩来将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罗青长和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熊向辉找来。周恩来对熊向辉说：艾登已经同意合作破案。尼赫鲁派高氏做他的代表去香港，你就作我的代表去香港。你去后有三项任务：第一，把有关“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情报材料提供给香港当局；第二，把香港当局破案的情况及时报回；第三，代表中国政府对香港当局处理这个案件提出意见和建议。这件事要抓紧。这件事也非常复杂，牵涉到台湾、英国和美国。所以一定要拉住印度，共同促进英国破案。
熊向辉接受命令后，于5月18日下午1点半经罗湖口岸抵香港，港警察司署政治部主任威尔考亲自到罗湖迎接，并派两个便衣警察专车护送，作出非常配合的姿态。
然而，就在同一天，香港警方接到在台湾的美国民航公司保安员电话，称他们在从香港飞来班机的行李舱里发现一名“潜乘者”，经查，此人系香港航空工程公司职员周驹。
本来周驹在事发后非常紧张，一心想着赶紧离开香港去台湾。这时，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给香港情报站下达指令，要他们采取隐蔽措施，同时让特务转告周驹，要保持镇静。特务机关让周驹照常上班，如果被警方传讯，只要咬住不说，就不会有事，并准备从当月起，每月给周二百港币津贴，以示安慰。
港英警方也曾传讯过周驹两次，但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使其一直逍遥法外，并得以逃脱。
中方得知周驹潜逃台湾后，立即向港英当局表示抗议，并要求其将周驹引渡回香港受审。而港英方面则称，香港跟台湾没有引渡条约，无法引渡。
5月27日，港英当局发表公报，承认“爆炸物似乎极可能是当飞机停留在香港时被安放在飞机上的”，并表示香港政府“决心作一切努力来调查事实”，“决心尽力来使肇事者归案法办”。
香港警方也悬赏十万港币，信誓旦旦地要缉拿凶手。实际上，这不过是为了应付中方的压力，而虚晃一招罢了。
在整个办案过程中，港英当局也曾拘捕过一些人，但又都以证据不足为由予以释放，并将一些主要的特务分子一一驱逐到台湾了事。
1956年1月11日，驻北京的英国代办处将一份《英国政府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案调查结果的声明》送交我外交部，其中阐述了三个要点：
1.根据印尼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确立失事事件是由于在飞机右翼轮舱后外翼角处的一个定时炸弹爆炸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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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敷衍塞责，凶手逃之夭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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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证据说明周驹可能曾被同一个国民党情报组织有关系的人所收买。港方已发出拘票，指控他阴谋杀人。
3.港方曾要求台湾将周驹送回受审，已予拒绝。
4.至今还不可能对参与此罪行的任何其他人提出控告。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案中，周驹不过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收买利用的一个工具，而并非幕后的罪魁祸首，而港英当局的结案声明仅仅指控周驹一人有罪，实际上是一种敷衍的做法。该案最终未能将凶手绳之以法，成为历史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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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代表首次踏上美国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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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会见中国代表团安理会会场 当苏联代表提出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来安理会的时候，美国代表对“邀请”二字提出异议，要求改称“召唤”。 苏联代表当即表示反对，强调“召唤”这个词是带有浓厚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色彩，是其对奴仆发号施令的字眼，坚决不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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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档案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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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修权关于出席联合国安理情况的报告摘录
我们是在强大的新中国出现以后去出席安理会的。在去参加会议以前，我们长年埋在工作中，对于外界如何看我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如何伟大，在国际上起着怎样的影响，没有明确的印象，即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次出去，走了两万英里后，知道国际上无论敌友，对我们革命的胜利都非常重视。朋友以高度的热烈来接待我们，敌人以惊奇恐惧的态度来看我们……
我们看见资本主义国家人物代表究竟采取怎样的态度呢？我们的举止行动是采取鲁迅先生的原则，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干为孺子牛。我们对普通老百姓很客气，但见到帝国主义的代表就最凶，所谓以牙还牙，对帝国主义是值得傲慢的。当然，领导上也嘱咐，不要到处都采取这种态度。在大的场面是表示傲慢，要装腔作势，在小的场合就是客客气气，对内要团结，则是老老实实，随随便便，对敌人就要瞪着眼睛横着眉毛来对付，这是我们行动的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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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摘录的是1951年1月10日伍修权在外交部所作的有关他率领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特别会议情况的报告。
1950年11月24日至12月19日，以时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的伍修权为特别代表，以乔冠华为顾问的中国代表团首次抵达美国，出席联合国安理会特别会议，控诉美国侵略台湾的罪恶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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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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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25日，南北朝鲜军队在三八线一带发生激烈战斗，朝鲜战争爆发。消息传来，全世界为之震惊。
据美国解密档案记载，当天晚上7点多钟，美国总统杜鲁门紧急召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约翰逊、陆军部长佩斯、空军部长芬勒特，以及海军部长马修斯等人匆匆来到白宫的布莱尔厅，参加杜鲁门总统召开的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艾奇逊建议：应给海军、空军发布一项没有保留的命令，取消一切对他们在韩国行动的限制，给韩国军队提供可能的最充分的支持，攻击北朝鲜的坦克、枪手、纵队等等。
经过几个小时的磋商，杜鲁门做出了美国出兵朝鲜的决定，并随即发布命令，调遣驻扎在远东的美国海空军开赴朝鲜，向南朝鲜军队提供“掩护和支持”。
当时，美国从对朝作战的战略考虑，同时也防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趁此时机进攻台湾，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向台湾开进。
6月27日，美国第七舰队的十多艘军舰先后占领台湾的高雄、基隆两个港口。
台湾国民党当局对美国人的行动当然表示欢迎。
自从国民党集团逃到台湾之后，它一直担心人民解放军会随时渡海而来，一举拿下台湾岛。
当时美国有情报说，中共中央已经把解放台湾列为了头等重要的任务，并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解放军一直在进行集结战船、储备油料和训练部队。台湾自己的情报也分析说，解放军在占领海南之后，立即在福建沿海集结了大批的飞机和登陆艇，加紧进行渡海作战的海陆空攻击演习。他们估计，最迟到1950年的五六月份，解放军就可能发起渡海作战。
在这个时候，美国出动第七舰队开进台湾，等于是给国民党当局撑起个保护伞，整日提心吊胆过日子的蒋介石自然是高兴的。不过，蒋介石也有他难受的地方。自从国民党败退台湾，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可以说是失望之极。
1950年1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美新闻俱乐部发表了一个演讲，其中有一段话：
战后蒋介石成为中国人民公认的领袖。只有共产党决心反对他的地位，他们立足山区，装备粗劣，衣衫褴褛，军队数量很少。蒋拥有极其庞大的军队，其数量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者所掌管的军队。他拥有来自美国的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和全力支持。他得到其他各国的承认，不管是真诚的还是不真诚的———苏联有可能不是真正地看重这种承认。他处在这样的地位。但4年以后，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他的军队已被消灭殆尽，国外对他的支持已烟消云散，他率领一些残兵败将逃到了远离中国大陆的一个小岛上。
出于这种蔑视和失望，当蒋介石跑到台湾之后，美国一直没有向台湾派“大使”，从外交上说，自然是让蒋介石感到矮了一截。而最让蒋介石难堪的是，美国人对台湾当局的称呼。美国人在给台湾当局的文件里面，没有称呼台湾当局“中华民国政府”，而是叫它“在福摩萨的中国政府”。
除了这点之外，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宣布命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的声明中，提出了一个“台湾地位未定”的说法。他说：“台湾未来的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考虑。”
既然“台湾地位未定”，那么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存在的合法性也就值得考虑了。所以老蒋不太舒服。
还好，杜勒斯及时向国民党驻美国“大使”顾维钧做了解释。杜勒斯说：只有台湾的地位未定，美国才好派军舰过去协助台湾防守，否则，如果明确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那么美国第七舰队便出师无名了。
顾维钧把杜勒斯的意思报告蒋介石。
6月28日，蒋介石在“总统府”召开军政首脑会议，对杜勒斯的说法进行了研究，经过反复琢磨这里面的利弊得失，觉得在台湾处于朝不保夕的危险境遇之下，美国人的政策对台湾是“颇有裨益”，决定“原则接受”，并由“外交部长”叶公超发表声明，宣布国民党当局将与美国政府共同负责台湾的安全问题。
国民党当局的声明，使美国对台湾的侵略“合法化”。
同一天，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第七舰队的行动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犯，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指出，“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扰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
此时，朝鲜战火越燃越烈。6月30日，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组成“联合国军”参加朝鲜战事，并由美国远东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上将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战火很快燃遍朝鲜半岛，并直逼中朝边界的鸭绿江畔。我国东北边境城市丹东屡屡遭到美国空军的野蛮空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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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想让中国成“被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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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安理会轮值主席、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政府，采取措施使美国政府从台湾等属于中国的领土上撤出其武装部队。苏联利用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坚决支持中国政府要求。
美国人为了反制中国，也提出了一个所谓“中国侵略朝鲜案”，要安理会讨论。
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安理会讨论有争议的提案时，需要邀请有关当事国出席会议。于是，1950年9月29日，安理会讨论通过了苏联代表提出的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安理会的议案，同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代表团出席安理会会议。
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于是致电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把上述邀请通知中国政府：安理会9月29日会议决定，邀请中国政府代表出席11月15日会议。
中央对赖伊的邀请进行了审慎的研究，确定了参加会议的人员和相关的方针政策、斗争策略。
10月23日，周恩来通知赖伊，我已任命伍修权为大使衔特派代表，乔冠华为顾问，龚普生、安东、陈翘、浦山、周砚、孙彪、王乃静为助理人员，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特别会议，并请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办理代表团入境签证。
10月27日，赖伊复电，签证问题已经通知美国政府。
当时正是美国霸气实足的时候，联合国实际上完全操控在美国的手里，对于联合国邀请中国出席安理会的决议，美国如果要反对的话，是可以通过操纵大多数成员国，或者行使否决权而将决议推翻的。
美国人没有这样做，当然有它自身利益的考虑。
首先从朝鲜的战局来说。9月15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登陆，占据有利态势，大有迅速席卷整个朝鲜之势。
这个时候，如果中国参战，势必会对战局产生重大影响，所以，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想通过让中国到联合国来开会这一姿态，稳住中国。此外，美国人还想看到的是，中国人到了联合国成为被告，使美国能够利用联合国这个舞台，在国际上给中国以难堪，打击中国。
当苏联代表提出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来安理会的时候，美国代表对“邀请”二字提出异议，要求改称“召唤”。
苏联代表当即表示反对，强调“召唤”这个词是带有浓厚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色彩，是其对奴仆发号施令的字眼，坚决不能同意。
10月1日，麦克阿瑟命令美军和南朝鲜李承晚军队越过三八线，而美军也准备由此向北方推进。越过三八线意味着朝鲜战事的全面扩大，引起中国政府的严重关注。
10月3日凌晨1点钟，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通过他向美国传递中国政府的立场。
周恩来说：“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潘尼迦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他表示，会把中国政府的立场立即报告印度总理尼赫鲁。
尼赫鲁迅速把中方的立场转告美国和英国。
中国的立场让英国人吓了一跳，但是，美国人却没有把中国的警告放在眼里，在它看来，这不过是中国虚张声势、吓唬人的把戏。
10月7日，在美国的操控下，联合国通过一项决议，授权“联合国军”“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以保证整个朝鲜局势的稳定。”两天后，美军第八集团军越过三八线向平壤推进。
面对形势的突变，中共中央经过审慎研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命令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边防军第十三兵团下辖的38、39、40、42军和东北边防军所属炮兵1、2、3师，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待命出发。
10月19日，以美国第一军为主力的“联合国军”占领平壤。同一天，金日成首相和朴宪永外相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请求中国出兵援助。
此时的麦克阿瑟已经让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得意地宣布，他要在11月23日感恩节前结束朝鲜战事，回家过节。
从朝鲜战争一开始，美国人最担心的是苏联会介入，至于中国，当时美国人分析，中国刚刚结束内战，百废待兴，恐怕没有能力出兵朝鲜，即使出兵，恐怕也是象征性的，有上三五万人而已。根据美国解密档案记载，直到10月12日，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报告说：
除了周恩来的声明、军队向满洲的进发以及关于暴行和侵犯边界的宣传攻势之外，目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有意对朝鲜进行全面干涉。中国共产党人无疑害怕与美国开战的后果。他们的国内问题如此严重，整个国内计划和经济都会因与美国进行战争带来的压力和破坏而受影响。反共的势力会因此备受鼓舞，国家的生存岌岌可危。
而10月15日，当美国总统杜鲁门向麦克阿瑟询问，中国和苏联干预的可能性有多大时，麦克阿瑟还十分自信地说：“很小。假如他们在头一两个月干预，那还管用。现在我们已经不再怕他们干预了。我们不再畏首畏尾了。中国人在满洲有30万军队，其中部署在鸭绿江沿岸的可能性不足10万—12.5万人，而且可以过江的只有5万—6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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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想让中国成“被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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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算盘显然是打错了。
就在美军占领平壤的当天，由彭德怀率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四个军和三个炮兵师分别由丹东、长甸、河口、集安等地秘密渡过了鸭绿江。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使美国人的进攻势头遭到了遏制。
麦克阿瑟回家过感恩节的狂言成为了笑柄，美国政府也为眼看就到手的“最后胜利”化为泡影而大为光火。
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同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激烈战斗的同时，伍修权他们也在积极地进行着前往联合国，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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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修权说：来回一百小时，飞机的瘾是过够了(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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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伍修权来说，这已经是第二次接受前往联合国的任务。第一次是在1945年初联合国成立的时候。
当时，作为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之一，中国接到了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的邀请。
中国的抗战是各党派联合下的全民抗战，因此，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团自然也应当是由各党派的代表组成。然而，蒋介石却想由国民党一党独霸。
1945年2月15日，周恩来致电回美国述职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周恩来指出：目前中国没有民主的联合政府，国民政府完全是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它不能代表解放区九千万人民，也不能代表国民党统治区广大老百姓的公意，因此，出席旧金山联合国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国民党应当只占三分之一，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代表占三分之二。
周恩来要求赫尔利把中共的意思转告美国总统罗斯福。赫尔利后来给周恩来回电，不同意中共的建议。
3月7日，中共方面提出，由周恩来、董必武、博古等作为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蒋介石知道由国民党独霸代表团名额不可能，但又不想让共产党参加，于是他找出各种理由和借口排斥中共的参与，其中最滑稽的就是，说伍修权有“沙眼”，所以不能参加代表团。作为在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力量，将中国共产党排斥在外的做法很不得人心，就连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觉得这样做不太妥当。据说罗斯福还为这件事给蒋介石发过电报，说美国的代表团也是由民主、共和两党组成的等等。
1945年6月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召开，图为当时各国代表团佩戴的胸章
1945年3月7日，国民政府在没有征得其他党派意见的情况下，公布了中国出席旧金山制宪会议代表团的名单，其中，首席代表是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外交部长宋子文，代表包括：国民政府驻英国大使顾维钧，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王宠惠、吴贻芳，前驻美国大使魏道明、胡适，青年党代表李璜，民社党代表张君励，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和《大公报》总经理胡霖。中共党员章汉夫、陈家康作为秘书参加。
1945年6月，中国代表团代表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那一次，伍修权没能前往联合国，但是，仅仅五年之后，他却作为拥有四亿五千万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代表前往联合国，他心中充满了感慨。
还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中央人民政府就决定要争取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曾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联合国大会主席、菲律宾外长罗慕洛，声明：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业已获得了决定性的全国胜利，国民党政府已经流亡溃散，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正式要求联合国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力。
1950年3月29日，外交部还拟定了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名单，其中：
首席代表兼安理会代表张闻天，中共中央委员；
安理会副代表姬鹏飞，第七兵团浙江省军区副政委
军事代表团代表耿彪，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专门委员钱三强：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副局长、原子学研究所所长
专门委员王铁崖：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教授兼主任；
在美国等的操控下，从联合国驱逐蒋介石集团代表的行动屡屡受阻，此次中国代表团能前往联合国，是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
经过认真的准备，11月14日代表团搭乘苏联航空公司的班机从北京起程。机场上举行了有北京市各界代表参加的盛大欢送仪式。当大家登上飞机的时候，从伍修权到下面的工作人员，都感到很激动。对此，伍修权曾回忆说：
“我们对于自己能作为新中国第一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一面觉得十分光荣和兴奋，一面又觉得肩头担子很重，内心是不平静的。”
当时选定的路线是，先从北京乘苏联的飞机到莫斯科，然后前往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再到伦敦，从伦敦直飞纽约。
这一趟往返行程有两万多英里，光是飞机的飞行时间，就达一百多个小时，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所以后来伍修权在给外交部人员做报告时诙谐地说，“这回飞机的瘾是过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