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这样的情况符合曹操“薄葬”遗令。这种分析实属无稽之谈，应该是一种想象和附会。曹操要求薄葬可能是真的，不随葬值钱的东西，但并没有说墓室也做成“毛坯房”啊。
曹操墓不是死后匆匆建造的，从《三国志》上看，至少在公元218年，他对自己身后墓葬安排，便提出来了。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卷一），当时曹操是这样说的： 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
曹操这番话在本书前面已多次引用过了，《宋书?礼志二》在令文前加了《终令》标题，以便和曹操临死前的《遗令》相区别。为什么曹操在这时要下这样一道《终令》呢？
河北籍曹操墓研究专家刘心长先生，在其所著《曹操墓研究》一书中，是这样分析的： 在上年，即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十月，曹操立曹丕为太子，从而解决了一个长期犹豫不决的立嗣问题。接班人问题解决了，已入暮年的曹操下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自己的身后事。但是这个问题不一定马上来考虑。曹操53岁时北征乌桓，在回军途中写了《步出夏门行?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从诗文来看，已进入暮年的曹操仍然满怀烈士建功立业的千里之志。
曹操很注意养生，晚年习练气功，也重视身体锻炼。但是，曹操遇到了统一大业一再受阻和自己老境渐至的矛盾。曹操立嗣三个月后，在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春正月，许都发生了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的谋反事件。这件事在政治上影响很坏，对曹操的内心震动很大。汉献帝所在的许都发生谋反事件，说明曹操在政治上是有人坚决反对的，内部是不稳的。与此同时，北方代郡、上谷乌桓、无臣氐等少数民族相继反叛，曹操派儿子曹彰前去讨伐。
刘备在汉中的军事攻势构成了对曹操的严重威胁。曹操这时已是64岁的老人了，身体也不好，头痛病、逆气病经常发作。出征刘备之前，曹操想到几个月前严重的传染病流行，建安七子中41岁的王粲、43岁的刘桢和应、61岁的陈琳都染病死去，可怕极了。
据张仲景《伤寒论》序里说，建安中的这次流行传染病是伤寒，死了很多人。曹操特别下了一道令：“去冬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令文对老弱病残做了安排。面对这种流行传染病的严重后果，自己又暮年率军远征，曹操下了安排自己后事的遗令，是经过多方面慎重考虑的。
从《终令》中看，曹操对墓地的大小都是有讲究的，附近是要让大臣陪葬的。西高穴墓葬，从规模来看，是可以作为曹操墓来使用的，但从墓葬内部简单的情况看，又与他的身份不相符，也无法安排陪葬墓。
据曹操老家人、安徽亳州市文物专家年初对西高穴墓葬的实地考察，西高穴墓葬的砌筑工艺非常差，墓砖缝大，砌砖的灰浆暴露在外，墙砖凹凸不平，粉刷的石灰厚薄不一，显得尤为粗糙。亳州已考古发掘曹氏族墓的砌筑工艺则很讲究，砖缝小，表面平整、光滑。
西高穴墓葬的铺地石板，连基本的垫层也没有，直接铺在土上，石板基本为正方形；曹氏家族墓石板下有砖块作垫层，或砖下有砖，石板为长方形。
西高穴墓葬墓壁没有彩绘，只是白灰墙；曹氏家族墓都有彩绘，即便没有彩绘，也会有朱砂红线。
不论是曹操还是曹丕，都有时间和条件，将墓的“硬件”好好搞搞的。既然曹操是王侯级人物，墓就不应该做得如此粗糙和草率，至少应该“装潢”一下吧。况且，后来卞太后与曹操合葬，更不会一点不讲究的。
种种迹象显示，西高穴墓葬与曹操显赫的身份极不相符。
